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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翎的《交错的彼岸》
刘 云 随着海外新移民的日益增多，尤其是高学历人群的不断涌现，海外华文创作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势头，量的增长与质的提高在同步攀升，这在小说创作中表现的更为突出，如英国的虹影、美国的严歌苓、加拿大的张翎就是三位倍受瞩目的佼佼者。其中，张翎的小说创作已风格卓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她于近期推出的《交错的彼岸》（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是继《望月》之后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力作。这部小说延续了张翎小说惯有的舒缓、典雅的风格，但延续不等于重复，而是以更为深厚的思想意蕴和更加圆熟的小说技巧，将张翎的小说创作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一 莫言在为《交错的彼岸》作的序中认为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侦探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家族小说，当然还可以说是一部地道的情爱小说，或者还可以说是一部留学生小说，凡此种种。但我认为，这部小说其实是在侦探小说的框架内，以留学生的生活为背景，以情爱生活为内容组织起来的表现人生的小说。何种人生？不断寻求的过程。因此可以说，这部小说已经突破了《望月》中对于新移民情感生活的展示，而将关注的视角投向更为广阔的空间，超越国界、种族、文化，只存在一个共同的"人生"，因而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 这部小说人物众多，情节错综复杂，但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一个主导力量，那就是“寻求”。可以说《望月》和《交错的彼岸》都是关于寻求的故事，但前者偏重的是对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的形而下追求，而后者则更为注重对精神家园的形而上探索。说是探索，是因为在小说中寻求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岸在哪里。因此，寻求--失落就循环往复、螺旋式地构成整个人生。 在这部小说中，温妮（蕙宁）、雪莉（萱宁）这对双胞胎姐妹为了逃离小城死水般的生活方式，来到加拿大寻求一种更为充实的人生。在寻求过程中，温妮似乎得天独厚，总能首先得到别人的宠爱，虽然雪莉认识大金在前，大金还是没有理由地爱上温妮。在感情的道路上，温妮以往经历过的似乎只有开头以及与开头几乎同时发生的结尾，她缺少的是过程。在大金身上，她期待着一个徐徐展开循序渐进的过程，如同在花前月下欣赏一幅精致的山水长卷。但太注重过程的美丽反而会忽视了对结果的追求，这注定是一个没有结果的过程。大金最终选择了雪莉，因为温妮是大金的对手，而雪莉则是大金永远忠实的观众。观众可以让自己觉得轻松，对手则只能让自己感到疲惫。对于温妮来说，这是一个从寻求到拥有又到失落的过程，而对雪莉来说却是一个从寻求到失去到重新拥有的过程。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雪莉得到了温妮失去的东西，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大金现在虽然得到了观众，却失去了对手。对手是独立于观众的，而观众则有赖于对手。没有观众的对手依然是对手，没有对手的观众却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雪莉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在得到大金的同时又失去大金，温妮则在失去大金之后，得以开始更有意义的寻求。小说就在这种悖论式的寻求与失落中，将人生建构。小说的最后一段意义深刻："飞云江真是一条小河。落日里看过去，仿佛是一条细细的金线。可是我们的前辈却是在这样一条小河边出生的。择水而居大约是人类的天性。外公的父母辈在飞云江畔生下外公。外公长大了，心野了起来，就沿着飞云江往北走，在一条比飞云江略大一些的叫瓯江的河边停了下来。于是就有了母亲。后来母亲在瓯江边上生下了我和萱宁。我们长大了，我们的心也野了，想去看外边的世界。我们就沿着一条叫东海的江河走出了大海，跨越了一个硕大无比的汪洋，在一条叫安大略的大湖旁边驻留。将来我和萱宁的孩子，会在安大略湖畔居住繁衍，还是会继续前行，寻找一条更大更宽更适宜居住的河流呢？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可见，寻求的过程不仅贯穿了每个人独自的人生，也贯穿了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只要人在地球上生存，这种寻求的过程就不会终止。 温妮和雪莉为了寻求别样的人生从东方来到西方，而彼得则为了心中彭湃的中国情从西方来到东方。他作为汉福雷家族第五代传人，既遗传了祖先坚韧、好强、探索的精神，又具有与父辈截然不同的叛逆个性，他热爱宁静、朴实的生活，厌恶上层社会的虚浮和喧嚣。在那个大家庭中，他只能从安德鲁牧师那儿才能得到心灵的慰藉，并学会了中文，更继承了一种对于中国的热情。"那个叫毛泽东的人，虽然不信神，却在大大行着福音书上的话，叫那一切卑贱的，翻身变成高贵的；叫那一切高贵的，打倒在地成为卑贱的。“就为着这样一种热情，彼得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他要在这里寻求灵魂的□息地。在中国，他遇到一位叫沈小涓的女孩，这个女孩将要成为他的妻。寻求的过程到此似乎应该有个圆满的结局了，然而结果却出乎意料，沈小涓为了帮彼得收集资料，在矿井下出事故死了。灵魂的□息之地陡然变成伤心失落之地，彼得不得不再一次开始他新的寻求。他的母亲问他下一站在哪里，他回答说“在路上”。 “在路上”可以说集中体现了张翎对于人生的认识。人生最美丽的往往是一种过程，结果常常会成为扼杀美丽的腐蚀剂，使美丽变得不再诱人。因此小说中更为关注的是寻求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了过程，大金发现了雪莉的美，因了结果，雪莉又失去了大金的爱情。同样，因为那个无法重复又瞬间结束的过程，沈小涓成为彼得心中永远的女神，马姬就再也无法走进他的心。不过也正因为马姬对彼得的爱只有过程没有结果，她的爱也才具有了让人心痛的美。小说第 42 节《一封没有寄出的信》是这部小说的一大亮点。在这封信中，马姬用充满抒情性的语言回忆了对彼得的感情从萌生到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寻求的线索贯穿其中。彼得在加拿大，马姬寻到加拿大，彼得在中国，马姬寻到中国，她早就想对彼得说“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园”，可是她终于没有机会说出这句话。正如张翎所说：“残缺往往可以激发想象力，一如维纳斯的断臂”①。这封信带给我们的审美震撼远比完美的爱情要强烈得多。 寻求的过程之所以会美，还因为在这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张翎的小说较之于严歌苓的小说多了些温暖的色调，我想主要还是因为小说中散射出来的人性光辉。在这部小说中出现的每个人物都既有其鲜明的个性又保持了善良、美好的品格，并且内心情感极其丰富。即使像春兰这样的乡下妹子，也自有其朴实、率真。而马姬的那封信，则是一个失恋的人内心痛苦的呈现，可是即使在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中我们仍能感觉到爱的温暖和马姬善良的本性。张翎是一个善于写"情"的作家，她用细腻的笔触将人物内心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矛盾性、微妙性都生动地表现出来，哪怕是人物内心最隐秘、最微弱的跳动，也躲不过作者的眼睛。在那封信中，马姬是痛苦的，因为她失去了心中的爱人；马姬是幸福的，筑巢的幸福尽管已经成为过去，却是马姬一生永远无法忘记的快乐；马姬是善良的，她无法怨恨一个纯真的中国姑娘；马姬是矛盾的，她希望彼得和沈小涓幸福，却又无法说出祝福的话语。这种种感情纠缠在一起，使这节文字成为全书中抒情性最强、最能打动读者的部份，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其中洋溢着人性的真、善和美。 其实，无论生活中存在着怎样的美，也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善于感受美的心灵。借用小说中温妮的一句话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对日出日落失去好奇心，对人来人往失去冲动感。"这种好奇心和冲动感不仅是我们每个人对待生活应持有的基本态度。也是我们寻求的动力所在，是我们保持心灵丰富性的源泉。同样，这种好奇心和冲动感也是一个作家始终保持创作激情的根本所在。张翎用她的文字把对美的感受传达给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始终都能感觉到作者用她温情脉脉的眼睛关注着小说中每个人物、每件事情，即使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残酷的场面作者也用她那女性特有的温柔将沉重和血腥过滤，从而荡尽了生活本身的浮躁，使小说归于平和、宁静。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张翎在这部小说中所要表现的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海外新移民文学的范畴，她将小说的关注点直逼人的心灵，用细腻的笔触表现人的灵魂及其追求，表现人生的起伏变化，从而使这部小说具有了超越同类作品的更高的思想价值。 二 尽管《交错的彼岸》同《望月》一样，把姐妹之间的不同命运和江南大家族的历史变迁作为小说的情节模式，但在表现技巧上却更加圆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小说结构更加精巧、细致。从总体上讲，《交错的彼岸》的结构安排与《望月》是相似的，即始终采用纵横交叉的线索。但《交错的彼岸》中出现的人物关系比《望月》中更为错综复杂，时空跨度也更大。《望月》是以望月为中心，串连起大洋两岸上海和多伦多诸人物的情感历程，前后跨越一个家族三代人，情节结构相对简单。而《交错的彼岸》则在大洋两岸中国、美国、加拿大三地同时展开金家三代和汉福雷家族五代人物的命运变迁史，气势不可谓不惊心动魄。因此，如何结构这些纷繁交错的情节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针对于此，作者精心设计了一个侦破小说的框架，又专门塑造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马姬。马姬是汉福雷家族的家庭牧师安德鲁的女儿，她深深地爱着彼得，她与汉福雷家族就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彼得，她也拥有了一份独特的“中国情结”。同时，马姬是一位资深记者，因为她内心“中国情结"的牵引”，她又不可避免地介入温妮失踪案的调查之中，这样，马姬与温妮的一切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而引出对于金氏家族的种种回忆。借用洪天国先生的一个比喻：“马姬的介入如同是一根针。这根针把故事的两条主干线，两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家族的历史变迁以及由此引发出的一干人物命运起落一针一针缝制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②，真可谓匠心独运。 其次，新视角的运用。视角即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可分为全知视角（第三人称视角）和旁知视角（第一人称视角）两种。所谓全知视角即作家站在与故事无关的旁观者立场进行叙述。这类叙述的特点是无视角限制。叙述者如同无所不知的上帝，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出现在各个不同的地点，可以了解过去、预知未来，还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个人物的心灵深处挖掘隐私。所谓旁知视角，即作者不出面，而让作品中的人物--主人公或与主人公相关的某个人物乃至某几个人物作为叙述者，由于受到角色身份的限制，不能叙述本角色所不知道的内容。在《交错的彼岸》中，以全知视角为主，以旁知视角为辅，但旁知视角在作品中却意义重大，起着全知视角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部小说中共出现七次使用旁知视角的文字，由小说中不同身份的六个人物展开，现按顺序排列如下：一，马姬，插手温妮失踪案的记者；二，金飞云，温妮的妈妈；三，雪莉，温妮的双胞胎姐姐；四，谢克顿，温妮大学时的老师，现在是温妮的爱恋者；五，马姬，写给彼得的信；六，海鲤子，温妮儿时夥伴、邻居；七，温妮，小说主人公。这其中有自白，有回忆，有对话，还有书信，形式灵活多样。概括起来分析，这七次旁知视角的使用在文中主要起到这样几方面的作用：首先，推动小说情节的自然发展。由旁知视角展开的小说情节常常是随着小说中人物的出现自然而然展开，丝毫没有人工斧凿的痕迹，是作家结构小说的重要方式之一。其次，有利于展示人物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旁知视角相对于全知视角来讲抒情性更强，尤其是人物的内心独白常常为小说营造出浓重的抒情气氛。另外，由于旁知视角本身是站在叙述者自己的立场上来叙述，因此叙述者内心的思想情感、价值取向就会伴随着叙述过程自然流露。也正因为此，叙述者的形像会随着叙述过程的开展变得愈来愈鲜明。与此同时，小说中由几个旁知视角共同叙述一个主人公，就向读者展示出被叙述对象的多侧面性格，使人物形像更加丰满。最后，使小说呈现出绚丽多姿的美学效果，增强小说表现的张力。与《望月》贯穿全书的全知视角相比，这部小说的情节发展就显得跌宕起伏、摇曳多姿，给读者带来新鲜的阅读感受。如在三、四两个旁知视角下，本来是温妮失踪案调查过程中马姬分别与雪莉和谢克顿的谈话，但作者却别出心裁地将马姬的语言省略，这一方面避免了类似的调查问答式的重复，使行文紧凑，另一方面，使小说行文活泼，起到别开生面的表达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小说中，第五、七两个旁知视角的使用还起到揭示小说深层主旨的作用。在马姬写给彼得的信中"寻求"贯穿始终。这种寻求不再是对别一种生活方式的寻求，而是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彼得，我灵魂的伴侣，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园。”这种对完美精神家园的追求是人类追寻的终极目标，正因为此，彼得才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安德鲁才会如此虔诚地面对上帝，温妮才会在一次次彷徨和困惑之后来到小外婆的坟头。由此，作者对人的精神、灵魂的深切关注显而易见。 确切地说，《交错的彼岸》所取得的成就远不止以上几点，它细腻而富有哲理的语言、厚重的历史沧桑感、典雅的韵味等等都足以使这部小说从海外众多华文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但本文中所述几点却是这部小说区别于张翎以往作品而自成一格的根本所在。有了这几点，这部小说就得以更上层楼，成为张翎小说创作旅途中又一座里程碑。
注释： ①出自《加拿大华文作家关于张翎小说<交错的彼岸>的文学对话》。 ②洪天国：《告别边缘的移民文学》。
作者简介：刘云，女，中国安徽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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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美丽、节制 ──评黄运基的短篇小说《寻》 野 藜
谈到近年的汉语短篇小说，我会直言不讳地说，精彩的不多。现代文学发展至今，短篇小说从总的思想艺术容量来说，尚没有人能够超越鲁迅。这并非故作惊人语，不信你找《彷徨》、《呐喊》、《故事新编》三个小册子全部精读一番，鲁迅的思想、文体、文化修养有多少人能与之比肩？单是写法，就变化多端，而且，他的小说是真正的短起来，以小见大的小说。而当代作家的短篇，好虽好，不同的小说，却手法雷同，字数太多，思想也经不起岁月的考验。不妨看看鲁迅的《孔乙已》、《祝福》、《伤逝》、《铸剑》四篇，同是写人生，思想、手法都绝不雷同，如此成就，何人能及？有的当红作家名实不符，把马拉松式的“神侃”对话、“下半身”细腻感觉，也发挥到短篇来了，有的堆砌词藻，用一二万字的篇幅，表现的却是一句话可以说清的简单思想。 几年前，黄运基先生赠我一册《奔流》，两本《美华文学》。他告诉我，《美华文学》是赔钱买卖，是华人的精神家园，它不是“八卦”杂志，“八卦”才好卖。我就想，在美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里，居然有黄运基先生这样的华文文学精神守望者，实在难能可贵。及至读到《旧金山激情岁月里》这篇题为《寻》的小说，不禁击节叹赏，十分诧异。我心中由衷的感叹道：这实在是近年来华语文学中写得极好的短篇小说！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一个在美国囊中羞涩、生活困顿的中国留学生，不经意地邂逅了一个美国女郎，二人在火奴鲁鲁国际机场，在孤独中发生了一次时间不长的接触、对话，留学生得知女郎的身世、家庭，又知道她的男朋友因遭遇车祸身亡，她的一只腿也受了伤的事情，眼下正在一贫如洗，到处飘泊，寻找生计。窘迫中，她向留学生借五块钱，以解燃眉之急，留学生出于恻隐之心，却借给她二十块钱。名为“借”，实是赠。如此萍水相逢之事，留学生很快便淡忘了。却想不到后来女郎在报上刊登启事寻找他，令他搜索记忆，记起往事，就与女郎联系，而女郎寄回那“借”去的二十元钱。如此而已，三个镜头，一场对话。简单的事件，却表现了中华文化中的乐善侠义的人性美和爱国情怀，显示了运基先生对平凡生活的感受、把握能力。越是平凡的生活能开掘得好，就越显得作家艺术感觉敏锐功底不凡。 与黄运基先生的其他小说一样，这篇小说流荡着一股爱国情怀，美国社会充满诱惑，但留学生却时时想到自己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这个现实，一心想着学业完成，回去报效祖国。 从形式上看，黄运基能用英语、汉语两种语言写作，他对美国现代主义文学不无耳濡目染，但在华文小说的创作上主要还是面对汉语读者。诚如我市作家王海玲所言，他的创作方法运用的是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但“白描难工”，令人惊讶的是，简洁的描写却鲜活地折射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传神灵动，十分节制、到家，显示了作家敏锐的艺术感觉和良好的创作态度。小说的结构也颇具匠心，他以倒叙进入，重心放在邂逅的描述上，细致而简洁，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表情折射人物内心。但他绝不简单化，对生活反映得十分到位，如留学生借钱给美国女郎这一细节，就十分逼真而深刻，作家写出了矛盾、踌蹰，终至侠义相助的心理。因为萍水相逢，非亲非故，借钱如打水漂，有去无回，而留学生本身也十分困窘，不能没有犹豫心理，但人性中的善，最终使他帮了她。这在美国这样一个竞争激烈，容易浮躁的社会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者，艺术上如此讲究，实在令人惊叹！比起那些“下半身写作”或无限神侃，把短篇拉成中篇、中篇拉成长篇的一些大陆作家的创作态度实在好得多了。 从语言学来看，小说能不露痕迹地揉合粤语，字里行间却显出了纯熟的普通话写作修养，比很多大陆广东作家掌握得好，对于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广东”来说，更是令人诧异的。须知，黄运基只读过小学，便少小离家，赴美谋生，能有今日成就，诚为难得。 美国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学中不可割舍的组成部份，同样，美国华人文化，也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漠视的组成部份。应当承认，黄运基的小说中有着中华海外文化中的社会学历史学价值。我还从这篇小说以及《旧金山激情岁月》里的其他小说想到，跟苏曼殊、孙中山、容闳等人一样，黄运基的文化性格中有着典型的珠江文化特徵。他出生于珠江边，自幼失学，赴美谋生，却务实善变，凭自学掌握了英语，充当翻译，又成为美国华文文学中的领军人物，故土情深，时牵柔肠。他的小说语言中有着粤语的微弱印记，对普通话写作却掌握得很好，他的道德观审美观有着炎黄子孙的品格，却因为吸纳了美国文化中的先进成份，甚少偏激保守观念；他是开放的、兼容的，对文化中的糟粕不乏“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批判精神；一介海外赤子，满腔爱国情怀。黄运基的文化品格，有着当代珠江文化的价值，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
作者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江湾西一苑九幢二单元 黎少雅 邮：519100 电子邮址：shaoyal@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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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夏小舟的移民人生故事
陈瑞琳 当代文坛，多重小说，就我个人，却是笃爱散文之人。散文写得好，不是技巧，而是一个“真”，真到晶莹透亮，真到看穿作家的心底。那是一种情怀，一种无可掩饰的情怀，所以读散文比读小说更能窥察一个作家的境界。 几年前，蓦然间读到夏小舟写的《夏园札记》，忽然有久违的文人相惜的震撼，她文字中所洋溢的学者的从容睿智，她的淑女般温婉的蕙心，她的学院派所铸造的理性人文关怀，她的来自古典传统的文人气质所历练出的调侃豁达，都一下纷呈在我的面前。那时，我与小舟不相识，但我喜欢她那股洗尽铅华的成熟，我知道，这样的散文家，不用见面，就可引为血脉里相通的“知己”。 夏小舟，出身在读书人之家。早年受父亲影响，受诗书家教熏染。“文革”时成长，曾插队作过知青，返城后以卖冰棒为生，与引车卖浆者为伍。后作民办教师，再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同时研读博士学位，并参与史学界权威著作《中国大通史》的编写工作，踏上学术之旅。 10多年前，她赴日本留学，半工半读，荣获日本文学博士，毕业后受聘于日本数所大学，遂展开文学创作。她的作品在日本多次获奖，并散见于美国、加拿大、港台、大陆等海内外各大报刊，来美后曾为《星岛日报》特别撰写“情感专栏”，深受读者欢迎。夏小舟目前已结集出版的作品有：《梦里有只小小船》、《爱的美丽与哀愁》、《东方、西方》、《遥远的歌》、《只要我和你》、《矽谷人生》《东方不亮西方亮》等。其中，《东方不亮西方亮》一书被台湾教育部列为国中学生优秀课外读物推荐书目，而她的《日本女人》一文被收入台湾高中的语文课本。 移居海外的时空变迁，使本来沉浸在历史烟云中的夏小舟忽然迸发出有关现实人生的无限慨叹。而她自己所经历的痛心疾首的婚变，更促使她强烈探索两性情感世界的悲剧底色。所以，小舟的文章写的最好的便是红尘中的各样悲喜情缘，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把我那充满关注的目光，投向千姿百态的男女两性世界”，那正是男人女人生生不息的故事。在小舟的笔下，光怪陆离的爱情，可谓千姿百态，感觉有神秘的命运力量，作弄在姻缘之间。对此，小舟有自己的道德判断。她说：“姻缘是一种最神秘的缘份，仿佛千年之前，那一根红丝带便飘荡在有情人之间。”同时她又相信现世：“姻缘更是一种男人和女人寻求共识的主观创造，只要你肯去寻找，总可以找到。”而她为我们得出的谜底却是：“爱情原来是前世结下的一段缘，今生要来偿还的。你前世欠了她的，今世她就要来索还，你先前薄待过她，她今世就要把那段风月债一一清算。”她由此感慨：“得不到的是最宝贵的，结不成的缘更令人疼惜”，因为“有了世间这一段没有结果的情，才有我们说不尽的故事。” 在小舟看来，世上“有些人，一生中最大的磨难正是爱情给予的”；“也有些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爱情带来的”。不过，经过了情海磨折的她，认为东方的哲人在爱情中更多地是看到了人生的无奈和人性的丑恶，于是，她在文中发出了这样精辟的感叹：“跟一个在婚姻爱情上永远择优淘劣的男人和女人，你就永远不得安宁”。她的深刻更在于：“其实，婚姻和爱情并不是寻找最好的，而是寻找有缘份的，寻找给你一份关怀，一份至爱，甚至，仅仅是一份和平”。 小舟书里的爱情人生，真切到人物脉络可见，又现实到尘埃弥漫。这里有爱情已老的“桂子小姐”，有苦苦渴望被爱的“丑女人”，把爱情标“价”的谭先生，还有“金钱至上”的大学教授，在情路面前彻底迷惘以致毁灭的单身淑女，更有为了“绿卡”卖身叛国、最后流落街头的“不归女”。作者叹道：“人类还很幼稚，在爱情和婚姻上更是如此”。她尤其着墨写“爱情路上三人行”，笔下有坦荡荡一夫多妻的埃及教授，有为情舍婚的痴情女子，也有铤而走险的富太太，妒火中烧杀人灭迹的理发店女老板。“三人行”的畸路上，有委婉的平和，有伤情的悲凉，也有刀光剑影的血腥。 小舟的篇章中，有些论述实为精彩：她借张爱玲之口，说“有些女人原本就是以爱为职业的”。她辨析《红楼梦》里聪明绝顶的贾母为宝玉选太太，说明林黛玉是“只能做情人”。她写“黄昏之恋”，一个女人等了六十多年才终于等到自己想要嫁的男人。她如此地判断感情的蜕变和质变：“一旦走向婚姻，情人才上升为亲人”，于是，“男女情爱上升为亲人之爱”。 不过，作为一个女人，小舟最终的情怀还是为女性“哀与歌”。她的故事里有“台湾女人李佳”的神奇变幻，有“世界太小”旧情人十年相遇的婉讽，还有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大款丧妻”，以及“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一生的“小日子”男人等等，真是目光锐利到底，令人叹服。 她笔下的风月故事，俨然就是一个当今男女世界的万花筒，回答的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试问情为何物”？答案连她自己也不胜迷惘，但故事的好看却在“天空”不同，或中国，或日本，或在美国，舞台的撤换，就有了时空的无限沧茫。 小舟的文字堪称是散文界的另类，其文风首先是平实中的从容典雅，古典的熏染时时泄漏在笔端。她谈徐悲鸿的三个女人，写廖静文最后的伤情：“真是个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罢了”。她写自己是硅谷的新鲜人：“我看这硅谷真是个迷离扑朔之地，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她在《大隐隐于世》篇中说张爱玲：“一个最不喜欢社交、甚至连与人见面都嫌烦的女人，却一生固执地选择了都市”。她眼前的隐士风景是：“冬阳懒懒地照着，秋雨独自飘洒，春花秋月静默无言，灯影迷蒙，犬声可闻”。尤其是她写“夜半钟声到客船”：“东方的钟声大都在山寺之中回荡，山寺钟鸣昼已昏。”“那钟声沉郁悲壮，那僧人或伏地，或倾身，或跳跃而起，都只为把那钟声敲得跌宕低徊，与听钟人的心灵一同感应着，提醒你对生命的无奈，体会人生的虚无苍凉。”然而，“来到美国，发现钟声象征着终结。哀钟为谁而鸣？每一阵钟声的响起都几乎意味着一个鲜活的生命的枯灭。”“日本的钟声是人生的无奈和生命的空洞，美国的钟声是彻底的悲情和失落，只有故国的钟声留给我这天涯行客万缕温馨。”这一篇的意韵实在是情文并茂的极品。 小舟文字的再一个魅人是来自她温婉的幽默。她写物理学的博士向君，最终丢了教职，在温哥华开外卖店：“生意清淡，向君的菜炒得连太太都不想尝，只是火候掌握得好，到底人家是物理博士，懂得温度了、力度啦这些个科学问题。”她写《女人和猫》，马克的未婚妻最终在猫和马克之间选择了猫，“小镇动物协会立即给女人送了表扬信，夸她爱猫如同生命，宁愿放弃美好婚姻”。她不笑的，却让读者自然品出无尽的笑意来。 小舟的文字除了她多年修炼的典雅，更内在的感染力还是她那深厚沧桑的生命意识。曾经在那个樱花绽放、杜鹃啼血的春日，她终于接过了日本校长颁发的“文学博士”证书，她的眼中只有蓄满感伤的泪水。那一刻，她想起自己初临东瀛，在那个叫千里香的日式火锅店里所经受的肺腑之痛，两袖清风的她怎样背负着学费、生活的重压踟蹰前行。她还想起白发的双亲牵着自己的幼儿在故国家园的黄昏田野中了望期盼。春天的山中，她在翠竹环绕的女子大学漫步。暑期的清凉，她独自前往伊豆，寻觅着川端康成的足迹。 小舟是想家、爱家的女人，正是这样的爱和想才支撑着她毅然远行。我的感动是：无论时空如何改变，陪伴她的至爱永远是静静的书桌上一排排的中文书，那是她血脉深处的精神原乡。 她说：“我的笔是我的桨，我的纸是我的帆，我的心是我的舵，我用祖宗传下来的文字在异国天地编织通向故乡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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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生自白》到《人生笔记》
刘广倩
摘要：华文网络文学现今已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少君是近年来风行于华文网络文坛的著名作家，被称为“北美华文网络第一人”、“新移民最具实力作家”。他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和极强的文学气质。本文拟从其代表作《人生自白》、《人生笔记》出发，运用叙事学、文学社会学、文化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探求少君在创作上的人文追求和美学追求,以确认少君在当代华文网络文学中的突出成就、鲜明特色和历史地位，也以此来论证网络文学的价值以及它在华文文学史上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人生自白》运用独特的叙事艺术，展示了两类人（海外留学生、新移民与大陆各色人物）的生活状貌，体现出强烈的人文批判精神,达到了雅俗共生的艺术境界。《人生笔记》取材宏阔、遨游中外古今，是理性与感性交汇的产物，弥漫着浓重的文化忧患意识。 在互联网络的华文创作文坛上，有一个名字为千万网民所熟悉，他的中文网络小说，千万人竟相上网点击阅读，并在文坛频频获奖，他就是被称为“北美华文网络文学第一人”、有着传奇经历的网络作家──少君。 一 当20世纪接近尾声时，一个新兴和巨大的高科技、全方位的信息革命，已渗入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它就是国际网络（internet）。目前全世界每天上网的有上亿人次，每日又以百万人次在增长，其中以中文为媒介的网络读者就有数千万人，电子网络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便捷最有效的传播媒介之一，由此可见，它拥有任何一种平面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庞大的读者群。“今天在国外，特别是欧美地区，中文电脑网络杂志已成为传播华文文学创作的最佳途径，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报纸和文学杂志的作用，成为海外华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汲取中华文化的主要渠道。”[1]华文网络文学的客观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并且已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 华文网络文学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利用多媒体电脑技术和internet交互作用创作出来，只存在于网络的文学作品，有联手小说、多媒体剧本等形式；第二种则是文学作品的收藏站点，只是把传统媒体的文学作品电子化后放在网络上，称之为网络文学，只是人们的习惯叫法，实质上不能因为把文学作品放在网络上就叫网络文学；第三种是采用传统的文学手法创作并首先在网络上发表的作品，”[2]这类作品最多，也最能代表网络文学，可以得到更大限度的流传，流传过程不构成阅读成本，也就体现了网络文学独特的价值：无关名利，只为了可以向更多的人表达自己的理念和情绪。 网络文学虽然一直被认为缺乏传统文学的所谓艺术上的精雕细刻，而被称为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学，不被传统学术界所肯定，但也应看到一大批有志于网络文学创作的有良知的作家，他们是会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自己和广大读者负责的。华文网络文坛就是如此，这个奇特的海外兵团，职业各异，贫富不均，却有着对写作的一往情深，很少有人将生存的重担压给心爱的铅字，属于第三类网络文学形式。这样的创作，“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文化的爱，是一种心灵需要的喷发，是一种精神希望的寄托。”[3]有“北美华文网络第一人”、“新移民文学最具实力的作家”之称的少君，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 “活得如鱼得水志得意满色彩斑斓精彩无比”[4]的少君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但对于少君来说，他创作的最大优势却并非仅仅利用互联网这一先进媒介作为自己的写作手段，而在于他特殊的命运遭际、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广博的知识积累。放眼少君所处的社会、时代，我们发现：“中国社会成了一个现代与传统共存、文明与落后并在的矛盾体”[5]。他身处社会的巨大历史变革时期，并横跨欧亚大陆，亲历东西文化的直接冲突与交锋，这种来自时间与空间的文化冲突，形成他独特的二重文化、地域身份，并为他提供颖异的艺术视角。少君当过工人、工程师、记者、研究员、教授、社长、会长，直到跨国公司经理、总裁，甚至还坐过牢，接触到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生，积淀了许多成为他创作素材的人生体验与感悟。同时，在知识结构上，少君拥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扎实的理科知识、丰富的科技工作经验、渊博的经济学知识等等，加上他有着从东方到西方的文化跨度，博采中西文化芳华，突破了文化的地域性局限，有一种凌空俯瞰的清醒与超脱，所有这一切为他的小说注入了特殊的魅力，构成少君小说吸引人的内在原因。 少君是一个极具文学气质的人。作为一个学理工科的，却对文学怀有一腔痴迷，还在北大求学时，就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写的都是些极性灵的文字；小富即安，觉得自己挣够了下半辈子过中产阶级的钱就立马罢手归隐田园；怀有一颗浪漫热情的心，在少年时代，曾暗恋一个“丁香女孩”达四年之久，还为她写下了不少动人的篇什；拥有许多的红粉知己，潇洒而不羁；有钱就花，大有李白“千金散尽还复来”之豪气，当许多大陆留学生忙着打工、求学、实习、找工作时，他却带着女友去海滨渡假；他热爱生活，眷恋家人，爱以妻儿的名字“金朝”、“安娜”、“丹尼”作为自己的笔名，喜欢和家人游泳、登山、旅游；他喜好结交各路豪杰、绅士淑女，各方朋友也愿意和他结交，在美国、欧洲、台湾，他的朋友都很多；他慷慨大方，曾欣然捐赠华侨大学10万元，设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基金”，足见他对文学事业的一往情深；他随性洒脱，我行我素，干自己喜欢干的事，价值观超越世俗的金钱世界；少君精力充沛，激情饱满，在极为繁忙的经济活动中，他始终没有停止思考与写作；他热爱故土，热爱中国文化，曾满怀激情地说过：“我在海外的生活，如同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6]；少君多年的梦想竟只是“寻找一种归宿，一种境界，一杯淡淡的咖啡，一段悠扬的音乐，一缕惬意的凉风，一句温馨的话语，和朋友端几杯清茶，一把零食，躺坐在草地上，在火红的晚霞沐浴下，漫无边际的闲聊，直到月光如水，凉意袭人”[7] 在少君诸多的作品集中，我个人认为，《人生自白》与《人生笔记》是最能体现他创作的人文追求与美学追求的，也是最具可读性、最吸引人的力作。 二 翻开少君的《人生自白》，数以百计的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大跨度的时空跳跃，极为丰富的信息量，独特的艺术视点，深深打动了笔者的心。
1．“边际人”与“过渡人”的心理自白
《人生自白》向我们展示了两类人生，一类是在美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新移民，另一类则是中国大陆的各种人物。 其中描写在美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新移民的最为引人瞩目。对于尚未出国又怀揣着“出国梦”的国人来说，那毕竟是一个新鲜的世界。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现过“出国热”。《人生自白》中的第一类主人公就是在这股席卷大陆的留美风潮的裹挟下，飘洋过海来到“天堂之地”──美国的。 踏上这片异国土地后，深深的失落与孤寂却前所未有地侵袭了他们的心灵。毕竟，从说汉语的祖国来到操英语的外国，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从东方文明来到西方文明，他们面临着物质与精神上的巨大差异，遭受美好理想的幻灭。“我来美已快三年了，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8]，几乎成为大多数“留学人”共同的心声。少君以他摄像镜头般的笔触，描写了“跌落”之后，自我价值的重新定位和人生理想的转变，并将这种由于现实环境压迫而发生的艰难心理应激反应的转变过程，予以较为详实的呈现：有的在自己人生线的轨迹上，突然下沉；有的抓住契机，从原先的文化□壳中破蛹而出，蜕换出崭新的人生；也有的在原有理想的基础上，把苦难当作阶梯，越发坚定自己的人生信念和追求，并焕发出更加妍丽的光彩。 既然留学生活如此令人感到苦痛和艰辛，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急切地想来而且来了之后还能坚守下来呢？当然，有少部份人纯粹是出于虚荣心理，正如他们自己所说：“宁可在美国做奴隶，也不愿当中国的主人”，[9]“宁为几块钱小费受委屈，而不愿回大陆，因为在家乡人们眼中，他们是“‘留学生’”，[10]能留在美国，便是给自己脸上“贴金”，让国内人艳□。也有部份人是贪恋美国富裕的物质生活，强大的物质诱惑，“在美国的垃圾堆里能捡到大到电视、录像机，小到双人床等一切生活用品”，“在这里洗一个月的盘子，赚的钱能超过在中国一年的收入”。[11]但更多的人乃是为心中原有的信念与追求，是为了自我价值最大程度地实现。《留学生》中的“我”承受了生活许多的压力与磨难，包括失恋的打击，她勇敢地挺过来了，自豪地宣称：“我要加倍努力，我不仅要在日本站住脚，而且要再乘西风，飞到欧洲去，争取全世界都转一转，过一过，好好地生活”，言语间显现出搏击命运的强者风范。 第二类是描写中国大陆的形形色色的人物。“1979 年后的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将这个已经习惯于封闭和自给自足的文化中国深刻而整体地呈现在西方资本主义业已发展成熟的现代文化以至后现代文化的短兵相接的对垒之下，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全面而深入的挑战”。[12]少君正是要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立体而有层次地加以表现。这其中，当然有许多先进的、美好的现象与事物涌现，但少君却以犀利的目光洞察了令人沉痛思索的一面来挖掘：从原先的计划经济向以市场机制为导向和核心转轨的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会要面对一段因社会整体从物质到精神层面上的准备不足，所产生的阵痛和慌乱。中国的社会制度秩序正处在一种调整与发展的过渡状态。不管是层面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表现态势，还是内里深处的文化、道德心理，都不得不面对变革和调整，──旧有的文化规范被动摇和质询，但尚未完全打破，新的文化范式还来不及建立。《棚爷儿》、《梦断天堂》等便反映了市场运作的不规范，社会管理与秩序存在的漏洞。与此同时，金钱作为商品交易的媒介和价值尺度，在市场经济不健全的情形下，被异化成为拜金主义者的主人，异化的人成为金钱的奴隶。《歌星》、《演员》等则充份表现了金钱诱惑下，人的道德、尊严与良知的沦落。
2. “异故事”与 “同故事”
少君的小说在叙事艺术上有他的独到之处。 小说叙事视点，是叙述者叙述和观察某个故事、某个事件的立场和态度。作为叙述立场，它早在19世纪初就为人所关注。后来，有的叙述学者对于视点在整个小说创作中的作用作出了更高的评价：“在决大多数的叙述作品中，正是叙述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13]小说中的叙述者创造着两种不同的叙述面貌：一种是叙述者用“我”叙事，却常常不进入情节，这样他讲的是“异故事”（别人的故事）[14]；另一种是叙述者兼人物叙事，他本来就在故事和场面中，因而讲的是“同故事”（叙述者本人和其他人物共同发生的故事）[15]。 《人生自白》中几乎每一篇故事都是由引言和故事组成。引言部份即是第一种叙述面貌，叙述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即是作者，以“我”为观察主体，而故事中的“他”或“她”是观察客体，叙述立场体现为“限制性外视点” [16]，即叙述者有时或偶尔在作品中露面，以“我”的口吻讲话，但永远在情节之外，且又并非“全知全能”，而是将全知叙事职能限制在某个主人公身上使用，然后再主要通过他的眼光、意识去观照并叙述其余的人物和事件。这种视点的优越之处首先是能够满足某些读者对于叙事可信性的要求。由于很多内容是从一个人物有可能知道、理解、感悟或者观察的角度来叙述的，人们就比较容易接受和相信。其二，可以集中刻画好一两个人物，借用其眼光的人物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人物（二者多为主人公），另一个长处，正是“不全知”，留给读者许多的空白和未定点，故而他们的期待视野、参与意识和审美再创造力得到强有力的调动。以《大厨》为例，引言部份，先说休斯顿这家有名的餐馆大厨厨技如何高超，让人觉得大吴应该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资深专业厨师，但他与顾客的应酬却是“不冷不热”，“毫无表情”，这不禁让人心生疑团，而当老板介绍说：“大吴是你们大陆科技大学的高才生，聪明能干，是块好料”时，读者便会发出“这位高才生为何没有继续他的学业？为何又成为了一名能干的厨师”的疑问，带着这样的疑问，读者有了进一步阅读寻找答案的欲求。而在正文部份则是第二种叙述面貌，叙述角度虽仍为第一人称，但引言中的观察客体却成了叙述者“我”，叙述立场体现为“单一的内视点”[17]，即小说人物以单一的“我”的口吻叙事，由于叙述者进入故事，一身二任，或讲述故事或转述见闻，自然而然带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和真实感，特别便于揭示主人公的深层次心理，即便是作为目击者、见证人出现，如《性革命》中“我”仅是主人公“尼克”的女朋友，也使塑造主要人物“尼克”的形像更完整、更客观，见证人在叙述主要人物时，由于他进入场景，往往形成他们之间的映衬、矛盾、对话关系，无疑会加强小说表现人物和主题的力度。
3．理性批判与人文关怀的交错
少君作品的力量主要源于他的理性批判精神。读他的作品，“不时感到有一个怀揣老式左轮手枪的职业杀手，衣冠楚楚地站在庆典与盛宴的人群中，等待着出手的时机”。[18]面对社会巨变的时代，他并非像大陆一些流行的作品那样，一味歌颂，而注重反映社会的阴暗面，这与少君记者出身的身份有关，“辛辛苦苦地当了几年记者，发现人间苦乐不平之事太多太难，”于是少君架一支安着广角镜的摄像机，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不放过，甚至直指人最隐秘的心灵世界，给它们作最大程度的曝光。少君存心要为我们揭开这社会人生中最肮脏最腐烂的一块肉，存心要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正如巴尔扎克所说：“好的小说应该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少君正是想对这幅不寻常的历史画面作一种史诗性的素描，为这波澜壮阔的时代留下一部值得深思的写真集。一方面，少君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种种体制弊端、不合理性和阴暗面进行了深入的社会批判。《温州》反映了市场运作的不规范和相应的法律法规的不具备、不完善，或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温州的经济发展曾经呈现出一种病态和畸形：用劣质产品、虚假广告、行贿骗销等手段发一次性财，没有正当商业运作中的质量意识、长远眼光和信用意识。另一方面，少君对转型中的人性的异化、畸形人格也给予了强烈的道德批判。《零点》中的“我”来海口作生意，生意做到顺风顺水时，没想到竟遭到妻子和岳母的暗算，自己流落街头，金钱将爱情、亲情践踏于脚下，将人性扭曲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少君写得很尖锐，很沉痛，也很深刻。他了解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物的悲剧命运与社会的病灶及其自身存在的人性弱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有些表现为外在的，有些表现为内在的。他不一般地对人性的弱点做表相的展示，而是从宏阔的社会环境和人的深邃心灵世界这两方面入手，探索人性是如何被扭曲和异化的。在少君的内心，同时又充满着对苦难人生的同情与悲悯。“人文关怀”精神的实质就是关心人、肯定人，“呼唤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改善人的情感生活，完善人的道德理想”。[19]少君关注社会转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问题，关心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状况，尤其是那些社会的弱势群体，写下层社会各种卖苦力的，写农村到城市的运煤工、都市下岗工人、无权无势的小知识分子、那些被迫出卖灵魂与肉体的人们等等，表现他们的困顿生活和不幸遭遇，字里行间流露着人道主义的关怀。
4． 雅俗共生的张力
打开少君的小说，每个故事都鲜活真实，涉及到许多人们关注的社会热门话题，如职工下岗、官员腐败问题，社会转型时期金钱对人性的扭曲，道德滑坡，市场经济浪潮对爱情婚烟观念的冲击，海外留学生、新移民在东西文化剧烈碰撞中如何挣扎着取得生存权和人格尊严等等，题材本身就很能“抓住人的眼球”。少君笔下的小说虽说头绪纷繁，但线索明晰，繁而不乱，线性结构符合中国老百姓传统的欣赏习惯，而故事往往一波三折，情节跌宕起伏，悬念迭起，引人入胜，人物语言个性化、口语化，便于大众传播，小说人物个性鲜明，因而颇具通俗文学之美感。 但少君小说并不停留于此，少君的小说很耐读，在好看的故事与动人的情节之后有一种深沉的思想内蕴，一种撼人心魄的冲击力，一种长久的回味与思索。故事中往往都带有社会、文化、哲学的反思意味，如《洋插队》中，在描写了众多“无情人”对“有情人”的背离后，少君又写到：“不过，你也要承认，留学生到海外来，随着社会环境和生活经历的改变，原有的爱情和婚烟的伦理观念必然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不能简单地用忘恩负义、见异思迁等观念评论，这其中包含十分复杂的社会心理和生理因素的众多原因”。正是在这一点上，少君小说明显超越了那些娱乐性消遣性的世俗故事格局，而具有了雅文学的特徵。 好的作品应该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中形成巨大的张力，真正做到雅俗共生，引领大众精神向上飞升。雅俗共生是高雅文学的最高境界，是高雅文学的发展之路。少君的小说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范例。 三 如果说少君在《人生自白》中表现的是对社会、文化、人生等重大命题的关注和思考，采用的是小说虚构的笔法，那么《人生笔记》则是少君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的感情世界并充满激情的作家个体生命的真情实感、真实经历、真实感悟的坦露。
1. 万物之形与心灵之神两旺
《人生笔记》的题材贯通天地，遨游古今，纵横中外，总是有取之不竭的物质源泉和精神材料，使其呈现出形神两旺的美质，也体现了一个作家渊博的学识根底和开放的创作视野。 《人生笔记》凡100篇，其中近40篇是写爱情、婚姻、男人、女人、男女关系、性问题的，如《男人?女人》、《谈色》、《男女关系》等等。留学海外的少君深受西方“男女文化”的影响，打破在国内的一些传统文化束缚，畅谈色欲、性问题、男女内心隐秘，也探讨爱情与婚姻的本质及关系。 另一类重头戏是少君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分析评价，尤其是对异域文化的比较辨析。《文化反思》探讨了二十世纪文化层面变化中对“物质的注重”这一倾向。《纽约的文化》揭示了纽约“杂种文化”的特质，《病态文化》讨论的则是“中国世纪初的各种病态文化现象”。少君对异域文化的比较分两种，其一，他喜欢将中国与美国，东方与西方进行比较，如《从烹调看中西文化》、《中国美国》、《中式西式》等，其二，中国各大城市比较，尤其关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如《北京人和上海人》、《武汉人》，而《阅读女人》则通过对各城市男人、女人的比较，展示中国城市地域文化之特徵与差异。 《人生笔记》中也有不少对生命、人性、生活的感怀与思悟，如一支支小夜曲般熨贴身心，又如一朵朵茉莉花般清香袭人。《生命是一种缘》、《幸福散论》、《四十感怀》等闪烁着真知与灼见、思想与智慧。 少君对往昔的回忆、对故乡的愁思也复活在《人生笔记》里。《北大断想》感念北大学生生活时代，激越、张扬，有一股精神贵族的豪迈与高昂，《北京的乡愁》中，有满目的凄惶，思乡的情结挥抹不去，《丁香女孩》述说着一个少年暗恋的悸动与遗憾，还有《再见北京》、《从潞园到蔚秀园》都体现着少君对故土、少年时代、老北京的深深眷恋与热爱。 走南闯北，足迹遍及欧亚大陆的少君，在《人生笔记》里也留下了不少展现地域风情的文字。其一是世界异域风情，写《曼哈顿》“整个城市的血压高居不下，脾气暴躁，永远亢奋、忙碌。”《波士顿》让我们了解到这座历史名城的人文、历史、习俗与自然景观。作为“乡下城市”的《新奥尔良》则具有“温暖、平和、冷清”与“喧闹、放纵、快乐”并存的风格。其二是中国各地风情，如《吃在成都》、 《都市风景》、《话说北京城》、《上海漫步》等。 作为文学爱好者的少君，关注着当代文坛，思考着诸多文学现象。《高手在外》感叹真正的文学高手在文坛之外，《不读文学》对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有着个人化的理解，并批评了文坛的一些不良风气。另外，还有《王小波》、《小说人生》等都表现出少君对文学的敏感与独特见解。 在《人生笔记》中,少君仍有部份对社会黑暗现象的抨击性文字,如《官窑与窑官》、《堕落的校园》、《监听中国》、《北京的"红灯区"》,少君以犀利、深邃的笔锋,痛下针砭,引发人们的关注与思索。 而《网编》、《网名闲谈》、《网起网落》等等则体现了网络作家少君对网络这样一种书写工具与发表媒介的关注。
2 . 二重思维方式的交响
和《人生自白》直面人间的假丑恶不同,少君似乎有心在其散文中，为自己和读者建构出一片单纯而美丽的情感世界,他以本色的生命,真切地感念着生命中的悸动和情思,以纯洁的情愫，真切地抒发着对于真善美的执著追求。 《丁香女孩》中,他肆意渲染着生命的美丽,把一种怀念,一种感喟,于戴望舒《雨巷》的意境里,舒缓地展开.少君不遮不掩地叙述着自己的感伤和心痛,一种对美丽爱情的向往,以诗化了的故事,诗化了的意境抒发着诗化了的伤怀。《北京的乡愁》里少君对北京的乡愁是那么地触手可摸,茶馆、杂酱面、太和殿广场、京剧、老北京的咳嗽和北京人的“爷相",串联出的少君的怀乡,是痛入骨髓的连接,道出的是作家真实的心情和留恋。 抒写真情实感是少君散文中最浓烈的成份,但作为一个兼具理性思维的作家,他又常常将自己的理性色彩投射到所观察所思考的事物上，常常超拔世间万物及生命景观之上，在自己个体生命与其散文创作之间形成一股张力，以其理性洞察和感悟，建构一个较为深邃的文本世界。《人生闲语》以“朋友”、“知己”、“红颜”和“异性”为题，将自己的感同身受作了明白的交代，学历和朋友的关系，熟到最后只能做红颜知己的女友，也会起化学反应的知己红颜，做“红颜知己有点别扭，做男女朋友则不太甘心”的当代男女，现代社会中，已经无法再给人与人之间的许多关系以准确的定义，传统的人文理念正在消解、演变，少君敏锐地发现了问题并提出问题，但他没有给出自己的思考和答案。
3 .“心灵人格”与“文化生态”的双重忧患
少君藉着自己较高的文化知识修养,看待事物善从“文化”角度入手,写下大量有关“文化”的篇章。所谓文化，是“思考、感情、信仰的方式”(A way of thinking,feeling ,believing.)[20]。即“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并且渗透在其一切行为系统里的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21]世纪末的“文化回溯”已蔓延于意识形态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世纪交替之际，文化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关怀文化。如果说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主要地或更多地通过对历史上中国文人文化的寻思，通过对他们的命运与精神心态的解剖来表达自己对文化的关怀，如《阳关雪》、《柳侯祠》，那么少君的文化关怀却是走的另一路：一方面，他关注大陆经济起飞、现代化进程中现代人心灵、情感、精神状貌，以及人们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文化生态。少君文化关怀的落脚点在“人的价值”，他关心人的精神生活、灵魂追求。就文化与人的关系而言，人是主体，文化是客体，“环境几乎每一件事物都留下了人工的痕迹”[22]，把人放在已经文饰过的世界中考察，文化又成了人的塑造者，人生活在文化的土壤中，必将受到文化环境的塑形。因此，少君也对人存在的精神文化环境面临的危机予以深刻的揭示，意欲通过文化生态的改善来提升人的心灵人格，“关心社会，关心生命，如果有悲哀，那不是个人的恩恩怨怨，是关于人的大悲哀；如果有焦虑，也不是个人的得得失失，是关于时代的大焦虑”。[23]如《中国人缺少什么》中，少君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信仰缺失的问题，表达了自己对民族文化、命运的忧虑：“像中华民族这样一个物质文明仍然十分落后的民族，如果每一个人都停止了对人生的思考，如果每个人都没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支撑，如果每一个人都以现时现世的物质享乐为幸福，其未来的命运是可怕的。”接着又分析了“信仰”的本质，最后发出了“祝愿每个中国人在新世纪中都能找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理想、信仰或梦，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支撑，度过这个无梦的年代”。《中国人的精神》则又对中国人源于同情心的“温良”的特质大加赞扬：“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善、谐和”。《文化反思》分析了“二十世纪文化层面的变化中，有一个贯穿百年且与两千多年文化传统相当冲突的倾向，即对物质的注重”。辩证的分析了“物质文明”与“文质文明”的相互关系，从而证明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建设大概也应该走物质与文质并进之路吧” 。另一方面，他关注中西文化的差异与整合。文化的国度地域性差异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文化发展的过程又是诸种千差万别的文化相互整合的过程，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从传承中继承，还要从异质文化中不断吸收新鲜血液──或者说对主体有益的文化成份，以始终保持蓬勃的生命活力，这是“因为在相对封闭地域环境中成长发展而来的惰性与盲点，而一种文化的缺陷与不足，往往就可能是另一种文化的长处。”[24]少君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文化认识，加之特殊经历赋予他横跨东西文化的视野，使他致力于分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异同，以从中认识我们中华民族自身的优长与缺失，认识我们当前的国情──“其实质就是文化的历史及其现状”，[25] 以更为理性的态度和务实精神来对待传统与外来文化，重建中华现代化新文化，如《中国美国》、《中式西式》、《从烹调中看中西文化》、《中国人？美国人？》。 这种对中华文化选择与重建的关注又明显寄寓了少君对中华民族文化命运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份，它是千百年来维系国家、民族与个人之间的文化意识，在知识分子身上尤为突出。“虽然在美国学习生活了多年，但骨子里却浸满了这种中国传统思想的遗汁”[26]的少君秉承这一传统，他的忧患意识集中于“民族文化命运”这一点上，也是“爱国情怀”与“文化乡愁”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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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场围绕王耀东新乡土诗的十年论战
孟庆龙 李磊 按：有着5000年文明的东方古国的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诗坛上发生了一场乡土诗与现代派的论战。这场论战是1990年王耀东乡土诗在一张地方小报《鸢都报》上的争论引起的，进而涉及到山西《太原日报》、《南国诗报》、《诗探索》、北京诗刊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人民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全国十几所高校。围绕王耀东新乡土诗展开的一场十年的大论战、大讨论后，诗园那种单一局面被群芳斗艳的态势所代替。这种诗坛的多元的竞争态势，渐渐延伸成优互补状态。这种正视东方文化自身，正视诗坛本身，正视大众的这种自我调整，应该说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挑战，对中国诗的发展是积极的有益的。现代派新诗和乡土新诗的融洽在西方文化的渗透下优化自身，使中国新诗渐渐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境界。那就是以传统为根大胆吸收西方文化精华、从而不停的拓展新诗的表现空间和创造空间，为中国新诗奠定了健康的道路，王耀东仅是乡土诗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从它身上看到是中国新诗走向强者的缩影，从这场讨论中，我们得到的启示将是深刻的，多方面的。
进入新的世纪之后，中国诗坛，表面看起来非常平静，实际平静之中，也有阵风旋起，围绕新乡土诗的长达十几年的讨论足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的诗坛并非一潭死水，寄寓于中国新诗希望的新乡土诗的峭峭崛起，说明了中国新诗的进程是惊人的。 八十年代初期，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西化之风曾使中国诗坛兴起一股朦胧之风，之后就是第三代、第四代的所谓现代探索诗派，中国诗坛由于现代诗派的兴起，着实也热闹了一阵，很快又陷入沉寂。这时，有人预言中国的新诗已经陷入了低谷，而不能自拔？是沉寂中有奋起，还是失去希望，不少有识者都持不同的见解与分析。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诗的希望是在它的自身，而不在西化的渗透。从历史的发展看，任何艺术的兴衰都会伴随着一场外来文化的冲撞、交融。就在这种争论中，有不少评论者把目光转向了特色文学身上，开始了对民族自身文化的审视。 最早的争论来自人民大学这所校园。聚集在一起的当代学子们毅然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王耀东乡土诗的讨论会” ，一下子把沉寂的诗坛激活了，这是一 九九 六年的夏天。 想不到，这样一个小规模的讨论会，迅速会引起全国性的反响，连官方大报《人民日报》和《作家报》都发了消息，并指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信号。接着，同年11月29日西安《消费者导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一篇刘浏的文章(菲律宾《商报》、《精粹》版迅速刊载) ，名曰：“现代派正面临着一种挑战” 。文中 罗列了现代派 的不足之后指出：大学的学子们相聚一起，召开山东诗人王耀东的乡土诗研讨会，这在全国尚属先例。由此可见，乡土诗仍然是文学精髓。尽管商品这个怪物对当代文学的冲击极大，但不能说是致命的。文学与诗不能衰亡，只能顺应时势，强化民族文化自身，才能健康向前发展。王耀东堪称一位以写乡土诗而著称的在当今诗坛上具有事实力派的诗人。他在诗坛群雄争起的大潮中，执著地扎根于乡土，大胆地吸收现代派的一些表现手法和传统相结合，创造了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别具一格的新乡土诗，是一个好现象、好兆头。 《热爱民族，珍惜传统，走向世界》，原是海外《世界中国诗坛》的办刊宗旨。我们觉得，这个口号提得既响亮又科学。在这点上，大陆上乡土诗可谓是与其不谋而合的。乡土诗的“乡土” 二字，并非是一个狭隘的字眼，从全球文化的交 流来 看，本身就包含有民族化的意思在内，愈是地域气息浓厚，作品愈有个性特色，也就愈引发读者共鸣，也愈能走向世界。要是失去了乡土味和民族性，成了中国包装的“舶来品” ，别个国家的人民也是不会欢迎的。 《中国消费者导报》预言：中国毕竟是具有悠久诗歌传统的国家，面对越来越多的西化诗歌的仿制品，不能不思考中国独有的诗歌精神，就是在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的创新，这种自强自力的民族文化精神，如果再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重铸中华民族的诗歌魂魄，那才是它的潜力所在。 此报为了引起广大读者的重视，在发表时，还特别加了编者按，提出：现代派诗越来越多的失去读者，对它的健康发展表示怀疑，因为它受到民族性的乡土诗的挑战。于是，一场关于乡土诗是否向现代派展开了挑战的讨论，在《消费者导报》和山东潍坊市文联主办的《鸢都报》上开始了。这场讨论涉及乡土诗的归宿，现代派诗的划分与内涵，现代派诗的趋向与困惑，乡土诗的作为和发展等等。两报发表文章十几篇，历时三年时间。
乡土诗该不该受到重视？ 王耀东是不是有成就的新乡土诗人？
挑战之声从西部古城就这样突然响起来了，北京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子们，闻声而动，接着又开了一个王耀东乡土诗讨论会，就这样一个具有全国范围内的王耀东乡土诗讨论热烈开始了。与解放军艺术学院同时开会的还有江苏师范大学、山东烟台大学、曲阜师大。解放军艺术学院诗人们在讨论中指出：目前，现代派和乡土诗已成为中国世人瞩目的两大派系。在即时跨世纪的中国诗坛，他们各自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态势，不能不为诗人所关注。现代诗和乡土诗的竞争是必然的，没有竞争和挑战，就谈不上发展，反而会自动萎缩。从讨论的焦点看，大家都承认一个新的乡土诗流派正在悄悄形成，他们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王耀东。 北京著名青年诗人曹宇翔，在讨论中指出：众所周知，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个农业国，所以一向注重歌颂乡土。乡土诗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的乡土诗创作可以追溯到《诗经》。五四以后，乡土诗创作代表人物，在中国诗坛上影响大的有艾青、臧克家、李季、张志民、严阵等，为众人所崇爱。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的乡土诗有了巨大的发展，其中大家熟悉的有刘小放、陈所巨、王耀东、饶庆年等。他们的乡土诗，被众多专家、学者、教授所称道。原因之一就是它植根于中国这块沃土，成为独具东方特色的乡野美学。王耀东的乡土诗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者扣紧现实，采用多种手法，歌颂变革中的中国大地，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劲旅。与乡土诗崛起的劲头比，现代派形成群体减弱，处守在一种进退维谷之中，不少学子们指出，目前现代诗派所以受到冷落，主要原因是在吸收、应用和创作上出现了问题，坚持前卫性的探索，对诗歌某些传统进行了抛弃和背叛，本来无可厚非，但不能忽略一个最重要的基石，就是中国的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其中不少中国文化的精髓是西方文化中所没有的，怎么能辞呢？实践证明，只有现代和传统两者很好的结合，坚持中国式的创作原则，才是诗之正途。而王耀东的乡土诗恰恰在此关键性的问题，吸收了历史上的曲折经验，创造了自己别具一格的乡土诗。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研究生歌者认为：在新诗的发展史上，有一个在西方诗的影响下，由古诗走向新诗的辉煌，然而后来却分流了，有一派走向了生活却忽略了再吸收、再提高；另一派则拒绝走向生活，脱离了时代，走进了死胡同。联想多变的诗坛，我们研究王耀东的乡土诗的真实意义，就是如何使自己多方吸收，使现代诗从困惑中解脱出来，才是一条健康发展的诗歌之路(两人发言均摘自《南国诗报》1997．4．28。《乡土诗在挑战中走向成熟》讨论纪要). 在1999年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诗歌评论家刘士杰着的《走向边缘的诗神》一书，在评论了90年代诗歌延变之后，特别指出在90年代能够称得起代表人物的是王耀东。为什么呢？在他的文章有明确的阐述“在新乡土诗人中，一般说来青年诗人居多，像王耀东这样的年近花甲的诗人并不多见。如果说王耀东属于旧乡土诗人，人们并不会感到奇怪，会认为是很自然的事。可是，如果说王耀东属于新乡土诗人，人们却会感到惊奇、感到意外。因为他的年龄、诗龄，并且已经习惯于自己固有的一套写作方式，实难有所改变，有所超越了” 。那么是什么使得王耀东成为90年代的新乡土诗 代表人物呢，刘士杰分析后认为：任何时代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诗歌，必须是具有高雅的内在美学气质和野性美，王耀东把中国汉族具有的博大、勤劳豪爽气质和西方文明的情深俊美相交柔，形成一种乡野纯朴的气味渗透在每一诗行之中，让人们读到了一种自然、天真、纯静的、有着实在内容的田园诗篇，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对比现代环境的污染，这种追求纯正、朴实、毫无造作的诗句，对现代人来讲正是期待的那种陌生，这种真实的诗篇也就很自然的进入了时间和空间。他完成的恰恰是现代人的忽略的、不容易被人重视的东西。 在人类精神创造物中，面对时代的种种物欲的喧嚣，那些飘在大潮上面的最耀眼的往往是最速朽的。越是甘于寂寞，勤奋学习，勤奋耕耘者，恰恰达到了一种极致和忘我，就容易成功，王耀东就具备了这一点。刘士杰认为王耀东的新乡土诗不是民歌民谣的仿作，或者是简单的改造和翻版，也不是在内容上对农村生活作浅表的罗列，而是在内容上对农村生活作深层次的开拓，表现了真正纯粹的新乡土情韵，真正的内在诗意，给人们的精神视野开拓了新的空间，获得了独有的价值取向，所以他完成了从旧乡土诗人到新乡土诗人的悦变。(摘自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的《走向边缘的诗神》一书) 。
诗该不该有乡土诗之分？ 那么王耀东创造的乡土诗怎样归宿？
争论乡土诗自然涉及乡土诗的归宿问题，北京大学教授、《诗探索》主编吴思敬和著名诗评家张同吾认为：对于乡土的界定是一个很有弹性的说法，还是指广大的乡村与广袤的土地为好，它包括文化归属，灵魂的归属，在生命之间、文化之间赖以生存的都应合在其内。我们的意思是不要把诗局限化，不要把形式封闭化，现在应该强调打开视野，不断强化自己的诗野。立足本土，也有一个面向世界的问题，彻底打开视野，写乡土也要有自己的体验和升华、有现代人的忧患和意蕴。而今城乡差别小了，乡村也在变化，已经不再是一匹老马、一张木犁。王耀东诗中的农村，有文化、有风俗、有风情，是一种大的变化，大视野。他与一般人很难想象的勇气和坦率，把农村生活，包括自己的灵魂全部展示出来，即有痛苦，又有挣扎。更有血肉的从文化源流上的关照，绝对的是高品位的艺术品。著名诗人屠岸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王耀东乡土诗讨论上认为，乡土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问题的要害是作者要有什么样的感受力、艺术是受人支配的，诗人是通过自己的感受表达内心世界和外表现象，乡土是他们触发点，由此触发而产生的特色形像才具有特别生命。研究王耀东的乡土诗，必须从他特殊的感受力着手，他始终站在土地的儿子，农民的儿子这个角度，他的爆发力来自血源上。是土地上产生的一切激荡了他的血脉，使他激动不息。他诗中的创造不仅仅是形式的创造，重要的是诗质的飞跃。王耀东对诗的态度，是整个身心的拥抱，乃至献身。他写乡土诗作为生命的一部份来写作，所以有一种生命自然净化的质感。诗中汇集着对乡亲父老的同情和关注。或者讲是和他们命运的交织。不写乡土无法表达对他们的爱情。这种使命感，变成了王耀东精神上无法逃离的事情。诗人张洪波说，他写的不仅仅是乡土，还有祖国山川文化，我看到王耀东在《诗探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唤大乡土。如果从大的契机合上理解王耀东，放在现代诗中看，与伟大的存在共呼吸，他创作的乡土诗也就有了新高度。 著名诗人雷霆认为：不管乡土这个怎么定，离不开文化这个概念，王耀东还是乡土诗，他的诗是中国文化的承传，不论在形式上、节奏上、内容的开发上，都具有中国文化血脉爆发的想象力，诗中的语言，韵律、色彩，都代表了北方色彩，不管是褒还是贬，他的北方味谁也学不去，这作为一个诗人来讲不容易，这就是个性。在诗的艺术追求上，他是非常有天份的。他接受的新手法方面非常快，他运用的很自如，不守旧，别人东西他善于学，不是模仿，而是创造，他的诗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乡土味，而不现代派味。(以上均摘自《京九文化报》1999．2．10、《现代乡土诗的新超越》) 。
能不能说：把现代手段应用于乡土诗本身是一种误读？
鲁迅文学院的诗人蓝强发表文章就“把王耀东划归乡土诗的序列本身就是一个误读。因为他在许多作业的创作手法上，已远非我们通常使用的写法。” “这是一纯粹的技术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耀东对当代乡土诗的创作就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了，这也是王耀东为自己在当代乡土诗坛确定的重要位置的重要原因。仔细审读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他的创作手法是有些不一样的。” “这实际上是对王耀东先生诗作的一种囿于，题材的‘误读’ ，也就等于 硬性把王耀东界定为乡土诗人。如果读一下他近期出版的几部诗集和近作，我们就会发现，把耀东先生界定为乡土诗人还为时尚早，他创作的手法和内容远非我们通常所说的乡土诗所涵盖，更准确地说，耀东先生是一位现代派诗人，这是由他的创作手法嬗变所决定的。(南国诗报1997．4．28《乡土诗的定位与发展》) 蓝强等人的观点并 不是孤立的，在乡土诗的形式内容的统一上，不少人对此持有争议，青岛文学前编审刘禹轩在《消费者导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我一直把王耀东看作现代派，然而读了《消费者导报》1996年11月发表的刘浏先生的《现代派正面临着另一种挑战》时，开始不免感到有些惊讶，因为他是把耀东界定为“乡土诗” 的。我把耀东看成“现代 派” 的诗人丝毫没有贬低的意思。刘浏先生文章中有这 样的话：“他在诗坛群雄争起的大潮中，执著地扎根于乡土，大胆地吸收现代派的一些手法，和传统的结合，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新乡土诗。” 而其“新” 其“别具 一格” ，我信为恰恰在于他“大 胆地” ，而不是隐隐藏藏地，我还要说大量地， 而不是小手小脚地，采取了现代派 的手法，或者不如说运用了现代诗的形式。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使现代派诗有了新的内容，乡土诗有了新的形式，不就是现代派吗？ (摘自《消费者导报》1997．5．3) 他在文中还指出：近读诗评家李元洛先生论诗的文章，题为《蓝墨水的上游是□罗江 》，很有象征的意义。其中转述余光中先生的话说：“20年前，台湾文坛西化，要反传统，作品乃怪异难涩。(笔者按：这就是刘浏先生所说的‘内容空虚，形式怪诞’ 。) 目前流行所谓乡土文学，矫枉过 正，不但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甚至连台湾地区以 外的中国大传统 (如古文诗词) 也受批评。文坛风气总是扶得东来又倒西，真有主见 有卓识的作家才会‘得失寸心知’ ，不为时俗流风而乱其心志。‘现代派和乡土诗似 乎是两个极端，但并非势 同水火，你死我活：王耀东不就是集两者于一身的诗人吗? 我说他是现代派诗人最乡土气的，又是乡土诗人最现代派的，这和刘浏先生的说法可能有量的差距，但恐怕没有质的不同吧？ (摘自《消费者导报》1997．5．3四版) 。 到底王耀东是现代派，还是新乡土诗派？乡土诗是否应该需要吸收新手法就变得新潮了？！这些争议孰是孰非，山东聊城教师进修学院中文系教授袁书在一篇文章中说：“有必要把一些概念搞清楚，例如什么是现代诗？现代派就是现代诗吗？乡土诗应如何定位？现代诗正面临乡土诗的挑战吗？等等。” 因此他指出：“众所周知， 现代派是相对于古典和近代诗歌而言的诗歌。它的时间界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区别于古典情调的现代社会中人的现代意识的情绪。现代派，则是现代诗歌的一种流派。施哲存先生在上海创办文艺刊物《现代》，所刊登的不少诗歌有共同特徵，孙作云在清华周刊发表《论现代派》，称之为‘现代派’ 由此得名。 可见，“现代诗” 与“现代诗派”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作者把他们 混为一谈，而作者指的“现代诗” ，在诗坛亮相十余年，亦大展过，则指的是 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联合推出的“中国现代诗群大展” 。其中 重要的有周伦佑的“非非派” 之类，或指九十的现代派诗歌。我们说，不管二、三十 年的“现代主义” 还是八 、九十年代的“现代诗主义” ，都不能说那就代表了中 国 的“现代诗”。“现代派” 是个内容非常广袤的概念，如前所言，“现代派” 则只 是一种新流派，而且并未受到好评和认可。 可见理顺一些概念，认清何为现代派诗，何为乡土诗是非常必要的。众所周知：中国的乡土诗，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的“乡土诗” 创作，可以追溯到《诗经》。 当代“乡土诗” 的代表人物，如艾青、臧克家等，为众人所崇爱。有的人把乡土诗， 当作乡村小调，看不起，把它关在现代时的大门之外，其荒谬之极。 新时期以来，乡土诗有了巨大的发展，尤其王耀东。他的新乡土诗，被众多专家、学者、教授所称道。诗评家冯中一先生说他的诗是“民族其魂，现代其风” ，确实享誉华夏。乡土诗吸收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其形式更新了，实质没有变，不应称之为现代派诗，可以称之为现代诗。可见现代诗是一个大的概念，应该把乡土诗涵盖在其内。 (摘自山东1997年《鸢都报》《现代派正面临着一种挑战》 讨论二) 2002年下半年南京师范大学再次召开王耀东乡土诗讨论会，会上谈到对王耀东新乡土诗的争议焦点上，无非是还是他采用了现代派诗中的象征、隐含, 或意象断裂等手段的认可与否，新手法、新形式的运用，使传统体现有了独特含义， 使他的诗更清澈、更精妙，这样不好吗？！其实作为乡土诗，作为一个品种不应该完全界定为陈旧的老套子不变，它的审美定位仍然是一种美学艺术，乡土诗和现代派它的实质不仅是用形式，更重要是要用灵魂来表达，在充满神奇的、充满和谐的艺术世界里，现代派和乡土诗的追求都应是自由的，你现代派隐含宝藏难道就不允许乡土诗内含宝石吗？你现代派举降魔伏怪的宝剑，难道就不允许乡土诗人王耀东在创作中使用秘密的核武器吗？在阳光的普照下，任何艺术都应成为绚丽的自由花朵。
质朴自然是乡土诗最基本特色
在此起彼伏的对乡土诗的讨论中，北京不少诗学者与教授都指出， 在东西方文化大沟通、大交汇的潮流中，乡土诗作为一种有特色的民族性文学是最有说服力的，著名翻译家、诗人屠岸说：苏格兰的彭斯被称18世纪后期最杰出的乡土诗人，在美国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弗罗斯特是无冕的乡土诗人，乡土诗人不一定都生活在乡村，美国诗人桑德堡即是工业诗人，也同时称他乡土诗人。(摘自2002年《齐鲁文学》第一期“关注生态、关注人类” 一文) 。 在不少讨论中，不仅仅局限在王耀东的诗派定位上，更重要从他诗的特色上。有人把王耀东和世界上著名的乡土诗人弗罗斯特和桑伯格的进行比较，肯定王耀东的长处，指出他的艺术成就。潍坊学院的外语系孟宪忠教授是研究弗罗斯特和桑伯格的专家，他认为王耀东的乡土诗完全可以和他们相比美，因为王耀东使人感到振奋的不仅仅是现代手法的运用，更使人留连忘返的是诗人那种对乡间事物体贴入微的观察，纯朴自然的勾勒刻画，把人们的内心世界揭示的惟妙微肖，创造出一个个完美的艺术境界。 著名诗人、人民文学副主席韩作荣2001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乡土诗讨论会上指出：王耀东的乡土诗写得有个性，我认为在发现那些有意义的瞬间世界中，他有独到之处，他举出《母亲在背过脸去的时候》，这首诗就是一种瞬间的发现，他发现母亲的一转身，一背脸，就有一种难以让人忘记的亲情和对生活的坚强态度：“肃穆中的转向/当她回过头来 我发现/眼中有了生活的深度。” 他的这个“转向” ，就是一个瞬间，他从一个瞬间发现了闪光和对生活的深度 。在另一首诗，《你的信》中，他有这样的诗句：“贴口的地方/粘着唇上的春天/一夜长成令我震颤的隐语。” 诗中写出了那种想打开，又不敢打开的急切心情，微妙的心理，揭示了令人震颤的隐秘。要写出好诗，诗人必须善于发现重要的、富有诗意的细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滴仅仅一滴》这首诗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滴/仅仅一滴/对一生已经足够 /一滴/就是一滴/纵然我是一座山/也会穿透我的意志。” 作者微妙地抓住了“一滴真情” ，“一滴厚爱” 是“无边的潮声” 和“排山倒海的涌动” ，他有不少这样瞬间的捕捉，这和弗罗斯特的确有不少异曲同 工之妙，《我望慈母手中线》也是从细节开始： “我总爱托下巴/ 把脸仰成葵花/看母亲灯下哧哧拉麻线/以柔克刚/ 她把拥有的一切/用一根针穿透/我们都是儿女/ 都是她/那根线上的拖累” 。 这样的诗不仅感人还有一种厚重感。可见对生活的捕捉是多么重要。我们有些乡土诗之所以写得一般化，就在于没有切入到生活的深层，捕捉到别人心中所有。诗要写好，必须注意微妙的细节，尔后再把主题和意象扩大到人的命运上去。其实，诗人执著追求揭示的就是生活给我们的暗示，而我们必须不停地发现它，发掘它。我们要求作者关心你那片土地，就在于寻找那些具有代表性细节或诗情，去揭示同那个时代，同人的命运的关系。这样的诗才有力量。王耀东的诗已经走出了重要的一步，正在不停地打破表层，找到的不仅是生活的痛苦和对待生活的力量，这是我们评价王耀东乡土诗真实价值和作用。(摘自《齐鲁文学》2002年一期《抓住有意义的瞬间》一文) 。 创造气候，走出困惑
当代诗面临市场经济大潮的围困，已没有响亮的声音 (即使有也势单力薄) 使人心灵震颤。不独国内诗界如斯, 近接香港诗友傅天虹先生来函告知，“因经费困 难, 香港当代诗学会今年年底休会，等经费有着落时再活动” 。《华文诗学通讯》也暂告休刊。可见当代诗困惑的普遍性。当代诗要生存和发展，突破经济大潮的围困。必要冲杀出一条新路，是不言而喻的。 大辩论中不少诗人指出，王耀东作为一个诗人，已为新诗的生存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著名诗人、《中国》文学执行副主编牛汗认为，王耀东属于诗坛上坚定的清醒者，因为不仅用诗举起了一面旗帜，还用实际行动创造了一种乡土气候。他不仅办诗刊，还搞活动，这就给我一个思考，即现代人的意识，现代人的思考，诗需要这样。刘湛秋在《华夏诗报》写了一篇文章，说诗歌需要开发。开发这个词，本身没有错，什么事都可以讲开发。北京电视节目，有了诗歌节日，这些现象在现代诗歌中是些萌芽现象，现在能把这些潜在的能量发挥出来，就很好。我认为王耀东是坚定的清醒者，他有个人的选择，诗歌界不像小说界那样，有活跃的小说家，诗不可能！但诗歌也有那么一二个活动家才好。我感觉在当今20年中，应该说在这样复杂的动荡的人的生存环境，诗歌不可能有很好的生存环境，能坚定的创造，闯，太难了！能形成一个小气候，在国内没有，是了不起的事！不少诗人，他们都是一个人，没有形成气候。王耀东却不然，他在诗歌界形成具有社会影响的气候，诗歌界需要这样的气候，是诗生存环境的需要。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社科学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杨匡汉先生在80个年代中期，看了王耀东乡土诗后，就撰文将其界定为新乡土诗。在2001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王耀东乡土诗讨论上，指出面对全球文化的挑战，必须要有大的视野，高的视点。他在分析了国内诗坛走势后认为，目前，中国诗坛正如北京遭遇连年的沙尘暴一样，也遇到了沙化现象，文学生态的环境也出现了困境，要走出困境，制止沙化也是一大难题。王耀东乡土诗与其组织的活动一出现，就象沙原上的一片绿色，给诗坛带来一些新生机。 安徽师院兼职研究员、淮北师院华文诗研究中心主任杨四平认为，现在面临的是全球文化的挑战，过去有人提东西文化是相互碰撞，现在又有人提出是相互震荡，总之我们的文学面临的问题很多。在这个时候来研究王耀东的乡土诗，对整个诗坛很有意义。乡土的意义不是一个局限问题，美国的桑德堡，奥地利的里尔克，他们的诗具有世界意义，所以，我认为乡土意识是一个大的课题。要从整个世界来考虑，是整个人类大环境的需要。里尔克说，向存在的大地说，我流；向流动的水说，我在！写出这样的东西才更具有普遍意义。王耀东做出了令诗坛瞩目的成就，我相信再前进一步，那就是更加壮观的前景。(以上发言摘自《太原日报》2001年7月9日《关注诗的生态，走民族化的乡土之路》一文)
王耀东这一条缪斯的腰带
“是现代派的诗潮清醒了中国的乡土诗” 。 进入新的世纪后，外来文化的冲击对大陆诗坛仍然没有减弱，通过辩论有不少诗人开始形成一种珍视本土文化的情绪，这种不甘心被外来文化淹没，珍视本土文化的力量，注入了乡土诗的活力。有些写乡土诗的诗人们正在变压抑为动力，自觉把现代派中的探索精神吸收到自己的创作中来，不仅仅是手法产生了变化，艺术视角也有了更新，一举击碎了习见习闻中的乡土诗的脸谱化，外在描摹化，变成了充满生机千姿百态的新乡土诗。在这个变化中成就突出的有冯杰、秦巴子、姚振涵、白莲春、耿翔等。在这个群体中，公认最早从西方诗中偷来 缪斯腰带的应该是王耀东。 河北廊坊师专中文系教授苗雨时评价说：王耀东德诗构筑了现代乡土诗的神话，从五十年代出来的诗人中，王耀东德诗变化最大，是整体身心灵魂的巨变。建国以后，我们的乡土诗一直停留在表面摹仿阶段，很少有变化，进入新时期后，乡土诗突破了桎梏，有了长足的发展，王耀东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和河北的刘小放、姚振涵不一样，王耀东的诗非常新，新在原始中有一种野性，把过去的诗中的一些障碍都踢掉了，写了一种原始生活况态，感受却是新的，他吸收了现代一些表现技巧，没有外在的痕迹，跟内容非常贴切。他对审美对象变化后，内容形式都有新的融合。诗刊社青年评论家阎延文、黄伯蕾从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高度上，评价了这个新乡土诗产生的必然性。他们认为，王耀东现象的产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正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中国是一个悠久文化国家，乡土是连续中国最有生命力的脐带。在现代文学的定位中与众不同的新乡土诗，是对一种命运的正视，我们读王耀东的诗，感到与其不同的是消失的表层，存在的生命原色，从题材的选择和丰富的想像看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从意境的创造和运用表现手段看又是一个现代主义的，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决定了他有众多层面的读者。成熟中的大彻大悟，有一种大家的风度。他对现代诗的变革与创新，是一条成功的创新之路，相信他会写出传世之作。(摘自《山东文学》1999年第五期《构筑乡土的现代神话》一文) 。 2002年12月斯洛伐克学者、评论家，苏姗娜在北京访问了两人，一个是女性诗人舒婷，第二位就是王耀东，她认为中国目前的新诗，有不少是进行了包装的舶来品，而舒婷，王耀东不一样，他们的是中国的。她认为王耀东诗的朴素与真诚是他的特色。他给我们印象特别深，是别的诗人身上没有的这个深刻，深刻的是那种与众不同的田园情趣，有一种亲近感，真诚、纯净、激情、和谐、自然美。不少篇章有一种音乐感在流动，能感染人。与年轻人不一样，思维习惯也不同，有自己的体验。在诗经历了各种风波后，他能悟出人的五味，所以写出的东西也不一样。实践证明，一旦有了诗的灵光，诗也就有了非凡的力量。(摘自2003年《东部》季刊夏季卷“承传、融铸、创新、发展” 一文) 。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对乡土诗的这一场辩论还在继续，从北京诗刊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高层次王耀东诗歌座谈会后，不少大学的研究生们有相继召开不同形式的研讨会，从此起彼伏的乡土诗讨论中，我们看到，随着诗的边缘化趋向，各种诗派的自身也在不停地、急骤分化、更新。刘士杰在他《走向边缘的诗神》一书的后记预见：“看来，传统与现代这种对立的两元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将一直延续下去。也许正是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此消彼长的张力，成为新诗向前发展的动力。”
争论是一种好事，文学面对的挑战是严肃的，中国新诗在新的世纪之中，勇敢奋勇的创造，才显东方文化的壮丽色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