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歷史与异族情愛

──解读黄运基长篇小说《狂潮》

蒲若茜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美国华文文学界,被称为“草根文群”的创作群体非常引人注目。为了生存,他们从事着“草根阶层”的工作,作餐馆跑堂、病人护理、清洁工或其他杂工。但他们坚持在汉语写作中找寻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写作中构建自己的“文化中国”共同体。而黄运基先生,正是美华文坛“草根文群”的带头人,[1]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为生存、人权斗争的同时,黄先生用手中之笔书写自己以及海外华人的曲折人生,其《异乡》三部曲被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饶□子教授誉为“一部形象的美国华侨史”[2]

       黄运基先生已年过七十,是资深新闻工作者。自1950年代起为美国纽约《美洲华侨日报》撰稿。60年代中期,先后任美国旧金山《东西报》及《世界日报》编辑。1972年创办《时代报》,1995年创办《美华文化人报》(19986月改为《美华文学》杂志),历任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会长,《美华文学》社长,为美国华文文学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积极推进美华文学发展的同时,黄先生笔耕不辍,先后完成了《奔流》、《狂潮》、《黄运基选集》(一、二卷)、《旧金山激情岁月》、《唐人街并不神秘》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时评政论集和散文集,显示出不衰的创作激情。

       五十六年前,黄先生怀着一颗中国心,为着追寻“美国梦”而来到美国,可一下船就被移民局关起来,深深让他体会到了美国“民主自由”的片面性。之后的几十年,他一直在为华侨华人在美国的权益而奔走,不仅参与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还作了大量的社区工作,写了许多政论文章。他亲眼见证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对待少数族裔方面的巨大变化,亲历了从“华侨”到“华人”的漫长历程。其三部曲第一部《奔流》写作的背景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的美国和美国华人社会,第二部《狂潮》写的是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美国华人社会的变化,第三部尚在写作中,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的美国华人生活状况。黄先生的写作,体现出一个老华侨对自己族裔的责任感,他说自己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下一代记住自己族裔在美国被拒斥、被消音的历史,让下一代努力为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而抗争。与此同时,他虽然离开故土已五十六年,却有着永不放弃的华人民族意识。他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我选择作了美国公民,但我是中国人(Chinese),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3]

       本文通过分析黄先生《异乡曲》第二部《狂潮》中政治、历史与异族情爱的纠结,揭示黄先生在其写作中对其华裔族性和中国根性的认同和坚守,而这种坚守,不仅体现在主人公念祖的政治、历史生涯中,也贯穿其情感生活的始终,成为《狂潮》的主题和情节发展的主线。

 

       20世纪50年代,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由“二战”中的盟友变成了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敌人,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加上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分裂,华人聚居的唐人街便成了各种政治争斗的中心,生活在那里的华人们承受着来自族群内外的压力,许多无辜的人们,成为种族、帮派斗争的牺牲品,正如主人公念祖在一开篇奋笔疾书的一小段文字:“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这是一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太平洋掀起了罕见的狂潮,连四季如春的旧金山也突然变得异常地阴冷,街上的行人蜷缩哆嗦,疾步行走,像要躲过寒风的吹袭。”

       小说真实再现了美国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排华反华成为大张旗鼓的宣传,全国掀起了“恐共”狂潮,生活在唐人街的华人们,担心像“二战”中的日本人那样被关进“集中营”;担心去服兵役,要在朝鲜战场上与自己的同胞兵戎相见。他们被禁止跟国内的亲人通信,更不准汇款给国内的亲人,如果违反,就会被指控犯了《与敌通商法》,要被送进监狱。余锦棠的《金门侨报》就是因为刊登香港三间中资银行代办华侨华人汇款回中国而遭检控并最终在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压力下被迫停刊,余锦棠还为此坐了三年牢。而念祖仅仅因为参加了“青联”,被怀疑“亲共”,入伍以伍就受到CIC(反情报组)的监视,一言一行都被纪录在案,成为其“不荣誉退伍”的证据。

       而唐人街的华人所承受的政治压力并不仅仅来自于外部。在唐人街内部,在华人之间,来自不同的地区的华人,也存在着各自不同的政治信仰,由此造成了帮派纠葛、权利倾轧。在小说中,“忠义堂”和“兄弟会”纷争的背后是大陆和台湾的政治斗争,而大陆1960 1970

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更使唐人街的局面复杂化了,唐人街也出现了“红卫兵”总部,“青联”的积极分子分成了两派,对大陆的政治形势意见相左,然后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金门侨报》的复刊,主编念祖竟然遭到反对方子弹的威胁,看来波澜不惊的唐人街经历着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雨,可见海外华人们虽然远离了故土,可他们的生活与中美关系、与大陆和台湾的关系紧密相连,生活得并不平静。在华裔美国历史学家王灵智看来,华裔美国人多年以来一直处于美国、中国大陆或台湾的“双重宰制”(dual-domination)之下,直到美中关系改善、中台关系松动之后才有了较大的改进。[4]《狂潮》中主人公们曾经经历的一切,可以说是王灵智“双重宰制”理论的典型个案。

       《狂潮》中主人公们的政治理念不仅体现在唐人街的帮派、团体利益的争斗上,还影响到了主人公们的情感生活和家庭生活。如“青联”原来的积极分子黎浩然与混血儿珠丽叶的爱情更多是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两人都是激进的“革命者”和“造反派”,所以二人一拍即合,在“共同革命”的同时也同居了。念祖与妻子素云的爱情和婚姻几经波折,最大的障碍还是不同的政治倾向:素云一家是台湾来的,而念祖是来自大陆的进步青年。素云父亲对念祖的进步行为深恶痛绝,坚决不准女儿与之交往。二人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结合的,其婚礼不仅没有得到女方父母和亲戚的祝福,连男方的亲戚也拒绝参加他们的婚礼。念祖的父亲发出了一百多张请帖,却没有一个乡亲来参加他儿子的婚宴。在婚后的生活中,念祖与素云感情深厚,但一旦遇到敏感的政治问题,二人的分歧依然存在。

       作为在美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老华人和经验丰富的老新闻工作者,黄运基先生对于唐人街的风云变幻可谓了如指掌。从主人公念祖的身上,我们不难发现黄先生青年时代的影子。正如洪三泰先生在其评论中所言:“中美关系在漫长岁月的变化时刻,麦卡锡主义横行时代,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以及黄运基太平洋之旅、部队、监狱、官司之路等等。每到这些关键的时侯,特殊的环境,复杂的问题,黄运基都是勇敢地去面对,并为之做出积极的努力。”[5]在《狂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黄运基先生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他对中华故土的热爱也洋溢在其字里行间:当军事法庭询问念祖对“中共进入联合国的看法”时,他坚定地回答道:“长官,让我更正你的说法,,中国早就是联合国的会员,而且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之一。中国会籍的席位现在还是被蒋政权霸占着,但蒋政权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早晚会恢复她应得的席位的。”通过念祖的言行,我们时刻可以感受到作者黄运基先生对祖籍国那颗火热的爱心,那份执著的政治热情。

       在《狂潮》中,与政治斗争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是历史的风云嬗变。华人在美国社会的弱势地位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热”,早期移民大多是沿海省份的农民或渔民,是为了“淘金”而飘洋过海的“契约劳工”(苦力)。然而,前来淘金的华侨从一开始就遭到种族主义分子的敌视。在1849 年的秋天,在托伦内县的矿区就发生了种族主义者袭击华侨的暴行,60名华工被一群暴徒赶离了自己的营地。[6]随着华人移民的大批涌入,加州政府在种族分子的操纵下,开始实施排华法案,从增加名目繁多的税收,到明目张胆的驱逐和掠杀。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充斥着敏感的反华情绪,中国人处境艰难。华人劳工的存在被看作是对白人劳力的一种威胁,他们通常遭到白人的诬蔑、虐待甚至谋杀。从18821943年间,美国的排华法案禁止华人入境,只有教师、学生、商人和外交官除外。

       黄运基的《狂潮》回顾了早期美国华人遭受排斥、剥削和压榨的辛酸历史,小说主人公余锦棠和陈洪光的父亲余宗锐和陈裕明就是被作为“猪仔”给卖到旧金山的:“在淘金潮中他们一直做着‘金山梦’。年复一年,直到山里河里那金光闪闪的粒子都被挖光了淘尽了,他们还是身无分文的苦力。”于是他们又与数千名华人劳工一起,从事横贯美国东西两岸的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工作。文中写道:“不管是烈日寒夜,风吹雨淋,飞雪冻冰,他们筚路蓝缕一英里一英里地铺设铁轨,凿筑了不知多少条隧道,可是这些中国劳工却常常遭到白鬼工友抓他们的辫子凌辱,狂呼追打‘猪尾巴!猪尾巴!中国佬!’不少华工在筑路过程中惨死在崇山峻岭,沿途白骨累累,谁也无法确定他们的身世。”

       为了与残酷虐杀华人的“沙地党”作斗争,陈裕明和余宗锐领头成立了“忠义堂”,保护华工在美国的利益。他们在唐人街东西南北的要道日夜放哨,一旦见到“沙地党”徒的到来,马上敲锣发出警报,叫同胞躲避起来。一百多年过去了,华人在美国的生活状况有了诸多的改善,但离美国所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还有着巨大的差距。正如黄运基先生所言:“我是为着追寻‘美国梦’而来到美国,可一下船就被移民局关起来,深深让我体会到了到了美国“民主自由”的片面性。”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华人们不得不为自己应得的权利而奋斗。

       而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后裔不仅要面对种族歧视的历史,还要面对华人内部帮派之间一百多年来的恩恩怨怨:“兄弟会”的前身“斧头帮”就与“忠义堂”水火不容,前者的成员“都是三教九流之辈,每以斧头行凶,臭名昭著,常人闻之丧胆。他们专门从事妓院、赌档、酒庄、鸦片烟馆四大行业”;后者的堂章明文规定:“凡参加忠义堂的人必须遵守堂规,不嫖娼、不赌博、不醉酒、不吸烟。”由此,“斧头帮”认为“忠义堂”是跟他们唱对台戏,视“忠义堂”为死对头。尽管后来“斧头帮”演变成了“兄弟会”,其不法行为变得越来越隐蔽,但与“忠义堂”的对立姿态却从来没有改变:从“华联会事件”到给“青联”的图书室安装窃听器,再到“金门侨报”复办时念祖收到的威胁子弹,“兄弟会”与“忠义堂”的明争暗斗从来没有停止过。

       种族歧视与唐人街内部的争斗,使唐人街的华人们不得不承受着来自族群内外的种种压力,甚至造成了儿子与父亲的疏离、情人关系的扭曲,夫妻之间的隔阂。《狂潮》中念祖父子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就是美国排华历史的直接后果:由于美国政府“排华法案”的实施,许多华人移民是通过非法手段入境的,比如念祖的父亲就是拿着周姓人的“移民纸”入籍的,既然父亲姓周,念祖自然也跟着姓周。但60年代初,美国移民局发起一场所谓“坦白运动”,要求冒籍的华人移民自愿到移民局交出籍民证件,向政府“坦白”本人的真实身份和冒籍报资料的情况,然后由移民局酌情办理调整身份手续,重新办理入籍手续。据统计,截止1965年底,一共有13895名到移民局“坦白”,揭发了22083名冒籍的华人。[7]移民局借调查冒籍案件的机会,打击迫害华人社会的进步分子和异见分子,剥夺他们的居住权,甚至递解出境。[8]因此,在是否要“坦白”的问题上,父亲与念祖产生了重大分歧,父亲胆小怕事、循规蹈矩,马上去移民局“坦白”了自己冒籍的情况,而念祖认为所谓“坦白”是一个阴谋,是移民局铲除华人进步分子的手段。于是,由于父亲的“坦白”,儿子被送上了法庭,而父亲竟然成为控方证人!美国的排华历史给华人子孙造成的伤害,由此可见一斑。

       《狂潮》中所反映的历史,是作者黄运基先生亲身经历的历史,因此读来特别真实感人。这种感人的力量,是我们在第二、第三代华裔作家的写作中很难见到的。

 

       《狂潮》让人感到震动的不仅仅是政治的翻云覆雨和历史的波涛汹涌,更有小说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尤其动人的是主人公念祖与白人女孩茱莉、与妻子素云的恋情。而念祖选择素云作自己的终身伴侣,也折射出作者黄运基先生的文化立场。

       茱莉与念祖的恋情开始于年少时代,念祖的父亲在茱莉家当厨仆,念祖偶尔去帮厨,因此而认识了茱莉。茱莉爱憎分明,曾经为念祖的黑人朋友跟自己的白人同学打架而同情弱者,曾经在除夕夜与念祖一起到唐人街撒彩色纸花迎接1949。在越来越密切的交往中,他们相恋了,虽然是没有结果的“青橄榄”之恋,却留给了彼此最美好的回忆。由于茱莉全家迁往纽约,念祖的爸爸又不赞同二人的交往,他们是多年来彼此没有音信。直到十多年后在“爱之夏”的“花的孩子”在金门公园露天反战音乐会上的重逢。重逢之后,二人一度沉迷于爱河,但在选择终身伴侣的关键时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念祖还是选择了自己在州立大学读书时认识的华人女孩素云。而茱莉则在留下给念祖的未发出的十三封情书之后远走他乡。

       对于为何选择素云而放弃茱莉,作者没有明白地告诉我们。但从年少时开始,念祖对于茱莉热烈爱情的回应都是有所保留的。在茱莉的爱面前,念祖总是感到一种无形的压迫感,正如文中所言,在他们享受极度的快乐时,念祖感到“一种突然袭来的恐惧感瞬间蔓延念祖的全身,竟使得他无法承受这种无形的压迫感”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实在是很想和茱莉在一起的。他喜欢和她在一起拥抱和热吻的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那种远离现实的烦嚣、飘荡于空间的感觉。然而他又惧怕这些难以甩掉的、复杂莫名的感觉。”在十多年后二人再次重逢的时候,念祖对于茱莉一度陷入了怀旧和伶惜的情感漩涡,但一旦冷静下来,他又感到惶惑不安:“沉默。黎明前的黑暗一切静止似的沉默。这是一种希望的等待呢,抑或是绝望的到来?这是快乐的启端,像黎明时射出的曙光,还是痛苦的开始,像见不到尽头的黑夜?”而成年以后的茱莉也明白了这份爱情的虚无飘渺:“茱莉霎时间被一种无法言明的恐惧所困扰。为什么躺在自己身旁的NJ那么亲近而又遥不可及呢?他们分别了十多年,在彼此所经历的漫长的动乱的岁月中,她到底对他有多少了解呢?为什么她总觉得捕捉不到他的真实情感呢?她想着想着,禁不住滴下泪来。”

其实,这种异族相爱的矛盾情感在诸多的海外华人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念祖和茱莉的矛盾正是在于彼此差异的种族、文化背景。正如华裔美国学者林英敏教授所言:“‘二战’以后美国的教育宣扬的都是‘同质化’(homogenizing)或‘同化’(assimilationist)政策,认为美国是个“大熔炉”(meltingpot),不管你从哪里来,都可以被熔入“WASP”主流(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但在一个美国人敌视与自己长相相同的人的国度,要感觉自己是美国人是极端困惑和困难的;我很难把美国当着自己的家园,因为老是有人问我从哪儿来的。”[9念祖正是处于这样被“敌视”的境地:他的爸爸在茱莉家被白人宾客掌掴,他本人在美国军队被莫须有的罪名“不荣誉退伍”,由于冒籍又被关进了监狱。而这一切都源于茱莉白人同胞的偏见、歧视和迫害。所以,就算念祖在个人情感上割舍不下茱莉,从民族、种族情感上他还是非常难以与茱莉认同的。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的人,他的文化之根还是在源远流长几千年的华族文化,与茱莉所追随的极端的个人主义有着巨大的分歧。所以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选择了华人女孩素云作自己的妻子。

   与茱莉的热烈和热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素云的宁静、温柔。但素云的柔弱中隐藏着坚贞。

她不顾父母的极端反对,冒着与家庭决裂的风险嫁给了念祖,与他同声同气、意气相投,是他永远的精神支柱。这从念祖身陷囹圄后对素云的思念和依恋中可见一斑:“像你给我的每一封信一样,它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让我在囚室内读着你的信时浑身有一股极柔和温馨的感觉,好像眼前重重的铁闸都不存在了,我仿佛可以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你和晓红(女儿)。这感觉真好!”

    从某种意义上说,素云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符码化再现,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优秀的部分。作为中国文化之根的守护者,念祖爱上素云就是自然而然的结局了。

       由念祖的抉择,我们可以看到黄运基先生对于异族情爱的消极态度,而这与其政治、历史、文化观是紧密相连的;跨种族、跨文化的交流、对话和融合首先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的基础上的,异族情爱同样如此。从茱莉和念祖没有结果的恋情,我们看到了在依然存在强权和弱者的今天,东西文化难以真正融合的本质。这与我们前面所述的历史相关,更与东西各国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立场紧密相关。在远离历史、政治的情况下奢谈文化交流、异族情爱显然是不现实的,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这,应该是黄运基先生的《狂潮》给读者最重要的启示之一吧!

注释:

[1] 黄万华,《草根阶层的文学立言──黄运基小说创作论》(代序),《旧金山激情岁月》, 珠海出版社,2004年,第 1 页。

[2] 引自饶□子教授 2002 年由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在旧金山举行的“开花结果在海外──华人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该会的“作家论坛”由饶□子教授主持,该引文来自她介绍黄运基先生作品时的评价。

[3] 引自黄运基先生在“开花结果在海外──华人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之“作家论坛” 的发言。

[4] 参见 Ling-chi Wang, The Structure of Dual Domination: Toward a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asia Journal, 21: 1&2 (1995): 149-169.

[5] 洪三泰,《特殊时空的见证人》(《美国梦》序),《美国梦美籍华人黄运基传奇》(熊国华着),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 年,第 4 页。

[6] Chiu Ping, Chinese Labor in California, 1850-1880: An Economic Study, Madison: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63, p12.

[7] 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第 359 页。

[8] 熊国华,《美国梦──美籍华人黄运基传奇》,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 年,第 102 页。

[9] Amy Ling, Whose America Is It? Transformations, V.9; N.2. , 9/30/1998. P.12.

[ 作者简介] 蒲若茜(1970 - ),女,四川人,广州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暨南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是高校人文社科资助项目(02SJC750001)、暨南大学人文社科(003JXQ016)项目系列成果之一。

 

 


由《奔流》、《狂潮》看左翼文学的海外影响

程宝林

  黄运基先生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异乡曲》的前两部《奔流》和《狂潮》,由沈阳出版社分别在1998年和2003年出版。其中,第一部《奔流》,成稿时间当在10年之前,而《狂潮》,则是近年脱稿的作品。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继承的是中国20、30年代现代文学中左翼文学运动的传统。而在这种自觉的、根深蒂固的文学影响与熏陶下,随着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的“与时俱进”,两本书的叙述语调和重心发生了微妙的,却不容忽略的变化和转移。如果说,《奔流》侧重的是“社会对抗”,《狂潮》则侧重的是“社会和谐”。在这种变迁中,作者的心路历程,与书中主人公余念祖的人生坎坷,正好合二为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时间跨度达数十年的海外华人众生相。

  黄运基先生是在15岁那年,随父亲搭海轮移民来美时,在船上开始阅读左翼文学作品的。据他自述,上船前,仅有四年小学文化程度的他,在香港买到了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以“觉醒”和“反抗”为基本主题的这套左翼文学作品,对从未接触过中国现代文学的黄运基来说,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并影响了他毕生的追求和奋斗轨迹。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之一的左翼文学,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这堪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则佳话。事隔数十年,黄运基先生终于有机会到上海,面见巴金先生,并得到巴老签名赠书。这更是足可告慰黄运基先生终身敬仰巴老情怀的一段文缘。从《奔流》中我们得知,小念祖最早阅读的两部小说《灭亡》、《新生》,都是巴金先生的著作,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的身影。

  《奔流》的时代背景是1948年春到1949年10月之间。将故事发生的时间限制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框架内,这是构建长篇小说大厦的基本技巧之一。《奔流》在这一点上,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功。读完全书,读者对于书中的主要情节,包括余荣祖的回乡寻亲、带子返美、轮船上以倒叙方式写翠翠之死、移民局的被拘、抗议游行、土库的文艺活动和排练、《金门侨报》创刊、庆祝新中国成立大会被破坏等,都留下了清晰的记忆。毫无疑问,这是这本书具有独特价值的所在___一个新生的祖国在万里之外,对海外华人社会所产生的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以及冲击力,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鲜明的描绘和记载。

  而《狂潮》的时代背景,则跨越了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大约20多年。这部书的主要事件有:《金门侨报》停刊、余锦棠入狱、余念祖入伍、被辱退伍、余念祖与素云恋爱、与茱莉重逢、余锦棠与黎浩然的信念冲突、余念祖入狱、余念祖买房、开餐馆、中美建交、《金门侨报》复刊、余锦棠逝世等。这是中美关系由完全敌对到渐渐和解的20多年,作者的情感笔调,也明显由第一部的厌憎美国,变为融入美国。这种转变,可看作是随着时间推移,作者的思想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与境界后的必然产物。

  左翼小说的基本特点,体现在书中的主人公,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满家庭的羁绊和社会的黑暗,以一己之力,逃离家庭,冲破束缚,去追寻世界的光明,创造有意义的人生。书中的主人公,一般而言,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勇敢,但常常徒劳地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与秩序。在这两本小说中,余念祖在美国的奋斗、挫折,完全符合以上概括的特点。余念祖所面对的,是保守、怯懦而勤劳的父亲,是生存的巨大压力,以及一群志同道合的“青联”朋友。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诞生万里之外时,这群追求进步的青年,向往集体生活,开展有意义的文化艺术活动,这在追求金钱、信奉个人主义的美国,是一个罕见的社会现象,也是这两部小说具有独特社会价值的原因之一。从书中我们看到,搬离父亲家的小念祖,在经历了许多挫折之后,终于结婚生女、买房、开餐馆、请父亲搬回来同住,完成了对美国社会与亲生父亲的第一次妥协和融合。当然,我们更应该看到,主人公余念祖的内心,其实是并不甘心的___他并没有建立自己的事业,并没有为社会的进步做出太多实质上的贡献。这正是我们对第三部小说的期待之处。

  左翼小说的不足之处,在我看来有两点:一是人物思想大于人物形象,二是社会价值大于文学价值。不必讳言,这两个不足之处,在《奔流和《狂潮》中同样存在,而且相当明显。先说人物。由于作者显系第一次尝试长篇小说这一体裁,所以,在人物的塑造上,便显得有些自然主义的倾向:把社会中的人物原型,照搬到小说中,以至于第一部《奔流》中,出现了许多只被提及一两次,却毫无性格描写的人物。按照长篇小说的艺术规律,需要将这些人物浓缩、提炼、升华,将其性格、命运、遭遇、集中到少数人物身上。在小说中,没有任何人物是不重要的,只要提到名字,就必须让那个人有血有肉地活起来,否则,就坚决不要写这样的人物。

  我这样说,并不是暗指这两部书中的人物塑造都不成功。相较于主人公余念祖,我认为全书塑造最成功、最可信赖的人物,恰恰是余荣祖。他的善良、勤劳、忍辱负重、逆来顺受,实在是千千万万海外华人寄居异国、艰难谋生的形象写照。从他的一言一行中,我们看到了深沉的父爱、与父子冲突带来的无与言表的悲哀。与具有正义感的余锦棠、激进的黎浩然、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小念祖相比,这个骨肉分离、丧妻、父子不和、一辈子为人厨仆的老华人的形象,读来令人动容,也更令人觉得亲切可信。

  有别于其他论家,我认为,这部书的文学价值,并不在于它反映了中美关系大背景下,美国华人社区的风起云舒,暗涛汹涌。全书最具文学价值的部分,其实是余念祖和茱莉的异族之恋、及素云、念祖、茱莉之间的微妙关系。其中,茱莉写给念祖的13封情书,及念祖写给素云的15封狱中书简,给这两部充满了斗争味道的小说,加入了必要的柔情和温暖,使全书变得具有浓郁的人情味,闪烁着爱情和人性的光芒,在很多程度上弥补了人物形象不鲜明的弱点。

 

  如果说《奔流》的基本格调,是一部分海外华人对新中国的诞生感到欢欣鼓舞得话,那么,这种欢欣鼓舞在《狂潮》中,就或多或少笼罩上了因中国“左”潮祸国而在海外华人心中投下的阴影。这在第56节,余锦棠和黎浩然的疏远后试图沟通中这一情节中,表现得十分成功和深刻。黎浩然由一个理性的抗议者,变成了一个狂热、极端的反抗者、革命者,最后成了唐人街中“美国红卫兵”中的一员。这种大浪淘沙般的历史真实感,赋予了《狂潮》以更优于《奔流》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价值。

  在这两部小说中,贯穿着一名理智的华人知识分子仲云。他的华人历史著作的副标题就是“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其实,这个副标题,用在主人公余念祖的身上,同样恰如其分。余念祖被迫少年时代远渡重洋,到海外谋生,他在美国所经历的一切,表面上看,都是在反抗这个以“自由”、“民主”、“人权”相标榜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代表和最大保护国。但是,无论是他的不荣誉退伍、公民身份被剥夺、短期入狱等身心受到的打击,还是父子不和、感情纠葛、生存压力、社团的分裂,都最终没有改变这一事实:余念祖走上了和绝大多数华人同样的道路:生儿育女、赡养老父,贷款买房,开店营业。表面上看,余念祖的美国梦破灭了__那个遥远的、空虚的、渺茫的美国梦,也就是在美国开创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梦,暂时破灭了。在《狂潮》的结尾,余念祖对一心梦想开餐馆的老父作出了妥协,实际上,这种妥协是主人公思想、人生观渐趋成熟的结果。他开始更加理性、理智、公正地看待他不喜欢但收留了他的国家。在这里,他经过奋斗和挫折,终于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庭、住房、生意,还用退伍金入读大学。即使他短期的监狱生活,也很少有常见的牢狱之苦,他在牢中那些充满柔情蜜意的情书,就是见证。从对美国的厌憎,到对美国的渐渐认同,在渐渐认同的过程中,却从未停止对它的不民主、不自由、非人权的抗争和批判,这就是余念祖所走过的心路历程。这也是《异乡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所应该具有的视觉和思想。毕竟,对于余念祖来说,中国,是祖国,祖先的国家,是血液和文化之根;而美国,是自己的国家,是安身、立命、生儿、育女、养老、送终,最后埋葬自己尸骨的地方。从祖国认同到美国认同,从落叶归 根到落地生根,是漫长的、甚至痛苦的___必由之路。

  我们期待着。

 

2004年6月22日,端午节,旧金山无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