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边缘心态

─以白先勇的小说《芝加哥之死》为例

陈涵平

近几年的研究成果表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者们对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化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许多论者指出，海外华文作家多在母国文化和居住国文化的交互影响下形成“文化混血”的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这些作家极易成为游走于多种文化边缘的“中间人”，他们在这些文化的引力与斥力的双向作用下，或兼容，或离异，或同化顺应，或抗争拒斥，各以不同的生存路向演绎各自不同的文化归宿。?

这些富有新意的论述无疑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海外华文作家这一独特群体的本质，从而增进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全面理解。然而这些研究在突现作家文化身份多重性的外在表征的时候尚未来得及深入挖掘其内在的心灵轨迹，对他们如何在不同文化力量的挤压下最终寻找自己的生存基点还未做出深层的情感梳理。可以说，在当前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对“文化边缘人”的心路历程的深度探索依然是一个有待努力的课题。

多年来，对海外华文作家及其笔下文学形象的研究曾出现这样一些概括：“香蕉人”、“无根的一代”、“文化中间物”、“文化放逐者”等等，这类命名其实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置身于多种文化边际地带的“边缘人”。这些人在文化的夹缝中承受着无边的生存之重，一方面，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逃离母国文化的牵绊，力图抛却因袭的负担与约束；另一方面，他们投奔到一个文化新大陆，却并未真正找到自己期望的精神坐标。心灵之旅尚无尽头，他们只能在失望和撕裂的生活中饱受现实的煎熬和望乡的愁苦。由此，文学创作成了他们心灵□息的短暂乐土，对母语的操持成为他们灵魂皈依的永恒象征。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以其审美的强力意志和文化的怀旧情结形成一种强大的合力，将这类漂泊的灵魂揽入怀中，也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视作者心灵的视角，让我们得以沿着共同母语的路径进入他们的精神家园。正是基于以上理解，本文拟以白先勇的小说《芝加哥之死》为例，通过文本细读，力图对文化边缘人的心态进行初步揭示。

毫无疑问，白先勇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边缘人”。他和许多“无根的流放者”一样，经历了从大陆赴台湾、从台湾到美国这样的两次自我放逐。第一次被动放逐由于政治隔绝造成了与故乡可望不可及的阻断，第二次主动放逐又被异质文化和母体文化积压在边缘而无所适从。如今的白先勇，是台湾的“外省人”，是美国的“华人移民”，是中国大陆的“海外学者”。总之，无论对哪一个地方，哪一种文化，白先勇都是地地道道的“他者”。套用菲律宾华裔诗人云鹤的诗，白先勇就是这样的人：“有叶却没有茎，/有茎却没有根，/有根却没有泥土。”? 对于自我的这种边缘身份，白先勇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切的体验。似乎是有意识的，白先勇赴美后创作的第一篇小说──《芝加哥之死》，? 可以说就是对这种身份的形象诠释。他用写作来定义和诠释自己，用文学来重铸或“创造”自我，从而使“白先勇”与“文化边缘人”即使在最深层的心理学意义上也融为一体。

《芝加哥之死》的主人公吴汉魂是个留学生，他从台湾来到美国，经过六年的苦读，获得了文学博士的学位。六年来，他忍辱负重，潜心学习，心力交瘁，以至于在获得学位的当晚，面对极度的寂寞和突如其来的松懈，情不自禁地接受了一个老妓女的引诱，迷倒在她的怀抱之中。事后他的精神崩溃了，终于在绝望中投湖自尽。小说的故事轮廓非常简单，然而在这一故事框架中所包孕的精神内涵和情感内蕴却十分复杂。吴汉魂在工作申请书的“自传”一栏中把自己定位为“中国人”，这就意味着他虽然在美国读了六年书，并取得了学位，但他从没有把自己当作“美国人”──甚至在他准备在美国找工作而定居下来的时候。由此不难看出，吴汉魂内心深处的一切痛苦和矛盾的根源即是他的这一身份定位。他抛却年迈的母亲，丢下温柔的女友，从台湾到美国来学习西洋文学，这一情节实际上就象征着他对母族文化的逃离、对西方文化的渴求。然而他一踏上美国这块土地，便即刻堕入生活的底层，在双重文化的夹缝中苦苦挣扎。因此，吴汉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边缘人，只不过他身上的文化边缘性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他这一个体生命的多重边缘性的生存状态实实在在地展示出来。具体说来，这种边缘性表现为四个层面，一是物质的边缘。吴汉魂在美国六年，一直蜇居于一座老公寓楼的地下室，这里“空气潮湿，光线阴暗”，窗外一天到晚车水马龙、喧嚣不断，几乎是一座人间地狱。而为了支付膳宿学杂等等费用，他还不得不每天为一家洗衣店送衣服，并在周末去饭店洗盘子。这种边打工边求学的双重负荷使他辛苦奔波，受尽了人世的艰难，耗尽了所有的心血，尝尽了底层的辛酸。二是身份的边缘。吴汉魂当然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然而走在芝加哥的大街上，搭上的妓女要叫他“Tokyo”时，他才醒悟到自己生就了一张与日本人毫无二致的脸，尽管他一再辩称自己是中国人，换来的也只是对方的漠然。他在芝加哥生活了六年，可当他毕业后第一次轻松地在市区游走时，他才真正发现“芝加哥对他竟陌生得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地理名词”。他与一切都格格不入，他似乎只是一个身份不明的幽灵，无端地飘浮在芝加哥的上空。三是情感的边缘。吴汉魂有母亲的牵挂，也有恋人的柔情，但他舍弃了这些值得珍爱的情感，将自己封闭在异国的地下室里同时也被迫封闭住自己的心灵，因为艰苦忙碌的生活已将他训练成“分离不差”的“机器人”。然而他毕竟还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个体，长久压抑的情感一旦有所松弛并遭受刺激，就必然会像开闸的洪水一样恣意肆虐，因而他在妓女身上的纵情宣泄似乎成了他情感的必然归宿。四是精神的边缘。吴汉魂蜗居在“与世隔绝一般”的地下室里，极度紧张的生活和极度自卑的心理使他既无暇也无心与外界进行正常的交往。小说中的他不仅在毕业典礼上凄惶惶地呆在一旁无人理睬，即使在中国同学的聚会上，他也是孤独地“躲在一个角落”。他始终挣扎在人际的边缘，精神上无边的孤寂与落寞甚至使他不知身在何方。

这就是吴汉魂，层层叠叠的“边缘”垒成他“文化边缘人”的立体形象。在这里，物质的边缘是文化边缘性的基础，身份的边缘是文化边缘性的表征，情感的边缘是文化边缘性的外现，精神的边缘是文化边缘性的内核。所有这四重边缘都构成了文化边缘性的具体要素，又都以文化边缘性为其成因。也就是说，吴汉魂之所以会出现这四种具体的边缘情状，其本质原因就是吴汉魂是一个文化边缘人──他有意识地远离中华文化，却事实上难以真正割断；他自觉地要去接纳西方文化，内心却又不愿彻底认同。小说中“母亲”和“芝加哥”这两个对应形象，或者“恋人秦颖芬”与“芝加哥妓女”这两个对应形象，都可以看作是这一内蕴的象征。因为在小说中，母亲和恋人等等形象的意义都是双重的，它们既是指血缘关系上的母亲和情感关系上的归宿，同时也隐喻着与吴汉魂在精神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母体文化。吴汉魂离开母亲和恋人来到异域，至少在外在形态上标明着他对母体文化的远离；他负笈西渡到异国求学，则喻示他在时空坐标上更趋近于西方文化。然而，这种对母体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时空距离上的疏远与趋近，并不意味着吴汉魂在精神上与这两种文化的关系同这种外在的时空状态成正比。尽管他从台湾来到了美国，但他在精神上却与母体文化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母亲的叮咛“你一定要回来”在吴汉魂的内心事实上已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恋人绵绵不断的来信则在他内心种下丝缕不绝的乡愁，而他对自己“中国人”身份的一再强调，则足以表明他潜意识中的文化定位还是立足于母体文化，他的身心并没有彻底融入异质文化的浸润之中；另一方面，吴汉魂来到美国，虽然同西方文化的距离近了，并且获得了西洋文学的博士学位，但精神上的隔膜与疏离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内心。他不但视芝加哥为“迷宫”和“古墓”，而且置身于这样一个文化环境，他甚至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能力，他“立在十字街口，茫然不知何去何从”，尤其是在被妓女诱惑、看到她去衣解带后干枯憔悴的肉体时，他顿生作呕之感，更是暗示了他对西方文化的厌恶。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显示，他远离了传统文化，却进入不了西方文化，而之所以不能融入西洋文化，又正在于他对母体文化不能彻底地决绝。总之，吴汉魂既不能也不愿向西方文化进行全身心的倾注，同时他在向传统文化告别时依然牵扯着种种难以忘怀的依恋。这种既不决绝又不彻底依附于任何一种文化的生存方式和精神态度，最终导致了吴汉魂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摆荡以及由此引起的在他内心深处推挡不开的矛盾和痛苦。这，也就是我们将进一步深挖细掘的文化边缘人的内在心态。

总的看来，这种边缘心态既表现为一种静态的展示，也表现为一种动态的流程，两方面的交互融合激荡出一个纷纭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芝加哥之死》中可以看出，这一内心世界大体上演绎出了这样的轨迹：从挣扎中的迷惘与尴尬，到悬浮中的焦虑与痛苦，再到疲惫中的自救与解脱。吴汉魂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形象地阐释了这一独特的心路历程。

挣扎中的迷惘与尴尬。小说以吴汉魂无法写下去的几句“自传”开头，面对着在打字机上敲了三四天才敲出来的“二十来个黑字”，“他颠来倒去地念着，愈念，吴汉魂愈觉得迷惘。”从小说中明显地可以看出，吴汉魂感到迷惘的恰恰就是他的自我身份，“我是谁？”这个问题像一个古老的幽灵一样攫住了他。在履历中他虽本能地写下“中国人”三个字，可面对这样的身份定位，他实在感到心虚气弱。因为他丢下母亲、抛弃女友，到美国进修西洋文学，实际上意味着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和背弃，小说对吴汉魂的梦境描写已完全暗示出此点──在梦中，吴汉魂将象征着母体文化的母亲形象想象为一具冰冷的僵尸，将其猛烈地推入棺材并弃之而去。可来到美国，求学六年，西方文化最终在他心中印象如何？只能说，恰如外表风骚而内里衰丑的妓女，恰如迷宫、古墓般的芝加哥，因此，题目所谓“芝加哥之死”其实也透现着西方文化在吴汉魂心中死亡的意义。在小说中，如同将中国传统文化以吴汉魂的梦境将其幻化为一具僵尸一样，作者将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以及它对吴汉魂所具有的意义也具象化为一个“荒原”的意象。吴汉魂满怀热望地来到西方追求自己精神的伊甸园，并希望以此来摆脱传统文化对自己的束缚和钳制，结果却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彻底摆脱传统文化对自己的灵魂纠缠，反倒清楚地看到了西方文化对自己的拯救无望。“僵尸”依然顽固地盘踞在他的脑海里，而心灵却深深地跌入了“荒原”的“古墓”氛围之中。这种万里奔波、辛苦挣扎、最终却不知安身何处、迈向何方的尴尬处境，能不使他迷惘吗？

悬浮中的焦虑与痛苦。身份认同的危机使吴汉魂失去了精神家园，他像断线的风筝飘浮于空中而无所适从。这种被悬置和被抛却的生存状态使吴汉魂倍感孤独和焦虑，由此而产生的痛苦更是深刻而尖锐。他原本对西方文化充满希冀，可真正面对它时却发现它既不如当初料想的那般纯粹，而自己也并不那么容易就能与之产生精神上的共鸣；对于母体文化他原本已做好弃之而去的打算，可一旦置身异域文化之中，他才意识到最难割舍的就是母体文化在他身上的沉积。这种追求的和放弃的，难以丢弃的和追之不得的交互错位，这种毅然抛弃却无所酬偿、奋然前行却方向顿失的乖蹇命运，使吴汉魂无论是在生存境况上还是在精神形态上，都处于一种夹缝中的两难和尴尬。他既没有一个像样的物质之家，更没有一个宁静的心灵之家。那么，他的生存价值何在？他的生命意义几何？这些人生最终极的问题必然苦苦纠缠着吴汉魂，使他焦虑，使他痛苦，使他的内心始终处于一种艰难的挣扎和撕扯之中。可以说，在美国的六年他都是在这种心灵的残酷煎熬中度过的。

疲惫中的自救与解脱。吴汉魂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挣扎使他倍感艰辛和疲惫，在“僵尸”和“荒原”中的摆荡更使他心力交瘁，他既不愿意抱着“母亲”冰冷的尸体来寻找精神的价值，似乎在西方文化的“荒原”中也找不到自己生命的归宿。他最初的选择是放弃传统文化而追寻西方文化，可现实是传统文化既不能彻底忘怀，西方文化却也不易进入。但他不愿轻言放弃，他在挣扎中依然渴望在文化家园中重建信仰，找到新的生活立足点，然而现实的痛苦经历又使他深切地感受到在文化面前个人的渺小与卑微。是的，任何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是某种文化的产物，人一旦来到这个世界，他就必然受到一种文化的塑造与规范，在文化面前个人是无能为力的。这，既是人类的宿命，当然也是吴汉魂的宿命。他在两种文化的间隔地带最终意识到他既不属于母体文化，也不属于异域文化，自己又无法创造出一种只属于自我的文化，这种文化抉择中的阴差阳错和无所适从逼迫他对现实或者逃避或者解脱。然而，“地球表面，他竟难找到寸土之地可以落脚”，或许只有在一个“隐秘的所在，闭上眼睛，忘记过去、现在、将来，沉沉睡去”的地方，他才会真正获得心灵的平静和精神的安宁，因此最终他选择了死亡。对吴汉魂来说，死亡，与其说是一种解脱，毋宁说是一种拯救；与其说是一种逃避，不如说是一种升华。

吴汉魂以死亡的方式使自己从文化的边缘困境中走了出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以个人生命的死亡对自己所面对的精神难题作了最后的回答。从某种意义上讲，吴汉魂命运的悲剧性结局正在于它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的二律悖反。他几乎是从进入这一夹缝的开始，就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一种循环往复、互为因果的怪圈之中，而这一怪圈对他的缠绕在最终的意义上导致他走向人生的终极。当我们沿着这一感悟细细品味《芝加哥之死》中每一细节的深刻含义时，我们进一步意识到，白先勇在这篇小说中所要阐发和揭示的，并不只是吴汉魂个人的命运悲剧，而是在对整个社会大交融中，作为文化载体的个人如何去对待母体文化和异质文化，以及对个人在文化夹缝中的生存困境所进行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的笔触深深切入了文化边缘人的心灵深处，通过对他们因文化失重而引起的悬浮与空浮、焦虑与痛苦等内心世界的生动揭示，大大拓展和深化了文化边缘人的生存内蕴，从而使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文化边缘人”的形象有了更深层的历史内涵和心理意蕴。

尽管《芝加哥之死》只是一个独特的个案，吴汉魂以死亡作为自己最终的文化选择也不具有普遍性，但吴汉魂作为文化边缘人所遭遇的文化尴尬和文化选择，却是和他处于相同处境的海外华人必然要面对的生存难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吴汉魂所经历的内心体验，也许可以成为文化边缘人这一群体的心路历程的一种标本，而显现出某种代表性。总的说来，我们所看到的“文化边缘人”是这样的一群另类，他们穿行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反叛与皈依之间，是一个暧昧不清而又生机勃勃的称谓，是一个难以言说而又具有丰富可言说性的文化现象。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或冲突之中，他们步履艰难而又异常坚定地寻找自己的精神归属，他们的身影在东西方文化的双重拒斥下显得格外孤怆。他们是一群在东西方文化的边际处永远的徘徊者、探索者和开拓者。他们体验过的所有的迷惘、焦虑与痛苦，以及还可能有的喜悦与成功，都是构成他们独特生命的真实内容。而白先勇们对他们内心世界某一侧面的生动揭示，实际上是以文化身份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来完成海外游子这一群体的本质意义上的自我确证，从而为人类的现在和将来、正在和即将进行的、丰富多样的文化接触留下一份沉重而又富有借鉴价值的档案，这种档案对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化命运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关于海外华文文学所体现的文化身份问题，笔者所看到的研究论文主要有：

吴奕琦《寻找身份──论新移民文学》，文学评论2000.6

迟志雄《在边缘处呐喊》，《华文文学》2000.2

陈丽红《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化身份》，《文艺报》2001.3.13

张兴成《他者与文化身份书写》，《东方从刊》2001.1

王力《身份与迷失》，《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2

魏红珊《文化移民与认同危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2

见菲律宾诗人云鹤的诗《野生植物》：“有叶/却没有茎/有茎/却没有根/有根/却没有泥土/那是一种野生植物啊/它的名字叫/游子。”

《芝加哥之死》见《白先勇短篇小说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10，以下该小说的引文均出自该版本。

【作者简介】陈涵平，广东教育学院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副教授，文艺学博士。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