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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创作三人谈
－－《葡萄熟了》昭示的創作走勢
胡小林 顧瑋 楊傳珍
胡小林：八十高齡的魯南籍旅美作家王鼎鈞先生在打造出《關山奪路》之後，又出版了《葡萄熟了》（大地出版社
2006年1月
臺北）。傳珍教授是通讀過王先生全部著作的同鄉讀者，你從老先生的這部新作裏，發現與以前的作品有什麼不同之處？
楊傳珍：從1963年益智書局出版的《文路》到這本《葡萄熟了》，王鼎鈞先生已經出版了39部作品，可以說一本一個風貌。已經出版的三卷回憶錄，境界一卷比一卷高遠。如果就作品論作品，這本《葡萄熟了》顯然和以前有所不同。可是，在策略上，我卻看到了老先生貫通的寫作思路：先圍繞素材醞釀形式和技藝，等到“工藝”圓融之後，再駕輕就熟地使用素材。很明顯，這部《葡萄熟了》是為回憶錄第四卷所作的思考，這預示著，我們期待的這部書將是他文學釀造史上最有價值的一缸美酒。
顧瑋：你以前不是說過，《關山奪路》是王先生寫作史上的壓卷之作嗎？
楊傳珍：我曾經說過《左心房漩渦》是鼎公的壓卷之作，還說過《昨天的雲》是他的壓卷之作。可是後來，老先生不斷突破自己，人生境界和藝術境界越來越高遠，從他生命深處奔湧而出的泉水，一次次刷新著我的判斷。
胡小林：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家有兩種，一種是終生只經營一座高峰的人，如司馬遷，一部《史記》就讓他名垂千古，還有一種是創造了連綿群山的人，如莎士比亞、巴爾紮克、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納等。我們不可否認，王鼎鈞先生創造了寫作史上一個又一個高峰。
顧瑋：據我所知，王鼎鈞先生在創作了很多散文佳品的同時，在寫作理論方面並非“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先生有不少指導創作的理論書出版，請楊老師回憶一下，王先生在捧出《左心房漩渦》之前，出版過哪些寫作方面的著作？
楊傳珍：早年的就不說了。在《碎琉璃》之後，有《文學種籽》、《作文七巧》、《作文十九問》。這三本書，就預示了《左心房漩渦》的橫空出世。
顧瑋：這些指導青少年寫作的讀物，與大氣磅礴的《左心房漩渦》有什麼關係呢？
胡小林：我插一句，王先生的這三本書，從形式和功能上看，的確是指導青少年寫作的。可是，這“寫作三書”的背後，是王鼎鈞先生對文學本質的深層思考。我想，別的作家（包括許多偉大的經典作家）在思考之後，一旦用於寫作實踐，結出文學果實，也就放下了。可是王先生為了指導後學，把這些思考通俗化，世間就多了這些“文學種籽”。如果對其程式作逆向推導，再聯想他後來的創作，我們就能發現，《左心房漩渦》是一缸陳酒，《文學種籽》是事先考慮成熟的釀造工藝。
顧瑋：《昨天的雲》和《怒目少年》這兩卷回憶錄，有無類似的行跡可尋？
楊傳珍：不僅有，而且很明顯。《兩岸書聲》裏的文章，不僅僅是單篇的書評，那是鼎公對作家如何表現人的命運和時代本質的深刻剖析，是對文學本體的思考。那些文章，脫離了所評的對象之後，依然有獨立存在的價值。許多精彩段落，注入到文學理論體系當中，會使呆板的理論煥發活力，放出異彩。可貴的是，先生在後來的回憶錄裏，創造性地實踐了這些理論，接續了中斷多年的司馬遷敍事文學傳統。
胡小林：我在給學生講授外國敍事文學的時候，把敍事作家分為三類：第一類，只能感受生活表徵層面的敍事作家，這些人可能不乏講故事的才能，但是，他們僅僅是編織情節的能手，其作品不能揭示生活的真諦；第二類敍事作家，能夠在生活的隱喻層面感受生活，他們善於運用個性化的思路把感受表現出來，此類作家屬於敍事藝術家；第三類作家，不僅自覺地感受生活的隱喻層面，而且在其中思想，用寓意的語言把感受的思想表達出來，這樣的作家屬於敍事思想家。我覺得，王先生的敍事藝術，已經超越了敍事思想家的境界。
顧瑋：這就是王先生的過人之處。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命運強加到20世紀中國人頭上的苦難，王鼎鈞先生基本上都承受了，沒能親歷的，也在他身上投射了。他經歷了太多的血與火、生與死，目睹了太多的罪惡與恥辱。如果先生只是達到敍事思想家的高度，他或許會寫出強人踩死千百萬生靈的罪惡史。但是，將人類的醜行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不是先生追求的境界。所以，他在第一卷回憶錄的自序裏說，這部書是“為情義立傳”。既然以此為基調，作者就避開了對大奸大惡的正面描寫，突出情義，彰顯美善，用道德文章修補傷痕累累的世界。
胡小林：王先生在回憶錄裏放過了大奸大惡，在《隨緣破密》中，卻以寓言的方式剖析、曝光，把個人的見聞和思考昇華為普世的財富，為後來人在旅途上標出了陷阱和雷區。
楊傳珍：從《怒目少年》脫稿到《關山奪路》出版，中間相隔十多年時間，用王先生自己的話說，為了雕刻這塊璞，他磨了十三年的刀。這期間，先生把思考的心得變成文章，出版了《心靈與宗教信仰》、《有詩》、《活到老，真好》、《千手捕蝶》、《滄海幾顆珠》等。書中的文章，有的是對文學本體的思考，有的上升到普世宗教的高度。正是這些思考，使《關山奪路》成為一部石破天驚的大書。
顧瑋：如果說前兩本回憶錄的主調是為情義立傳，到《關山奪路》，已經遠遠超越了情義。作者用自己的胸懷、境界、修養、才情，昇華了中國人最重要的集體記憶，捧給人類一筆難得的精神財富。
楊傳珍：套用我剛才說的話，《關山奪路》是一缸陳年老酒，前面提到的那幾本書，就是這缸酒的釀造理念。而《葡萄熟了》，則是第四部回憶錄《文學紅塵》的鋪墊。
胡小林：我讀了王先生的《葡萄熟了》，感到這是一本比較複雜的作品集。當然，討論王鼎鈞，傳珍比我有發言權，你說這部書預示著王先生下一部回憶錄會成為他最好的作品，有哪些依據？
楊傳珍：這部書的確複雜，從文體上，有格言雋語、文化隨筆、懷人散文、勵志小品、雜文隨感、抒情短章、風景遊記、子女教育，甚至還有幾篇《關山奪路》裏容納不下的回憶文章。
顧瑋：在這些內容駁雜、形式不一的文章中，有塵封已久的往事鉤沉，有供我們咀嚼再三的“格言”、“金句”，還有不拘一格的時事點評，剖析、解讀名作家的獨得之見。王先生說過：“寫作，一言以蔽之，使一張紙的價值高於一張紙。”《葡萄熟了》正是為這句話做了最好的注腳。從這些睿智的文字裏，我真正明白了什麼才是“咳吐成文”的境界，也感受到了王先生內在生命的充盈，閱世的深廣和通達。
胡小林：網上有王先生在《關山奪路》新書發佈會上演講的視頻，那氣色、聲音、見解、思路、境界，真讓人驚歎！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王先生是六十歲的體質，百歲老人的見識。可是，傳珍怎麼會從《葡萄熟了》裏看到第四部回憶錄會超過《關山奪路》呢？
楊傳珍：有的作家，是從生活到作品，把刻骨銘心的記憶變成文字，一舉成名。可是，成名之後，再也沒有超越成名作的文章，小仲馬就是這樣的作家。王先生走的是另外一條文學之路，他早年的創作，屬於“卵生作品”，即用自己的體溫孵別人的蛋。等到文學修養達到一定高度，才動用自己的生活儲存。1978年出版的《碎琉璃》，是王先生文學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那是他出版《文路》之後，經過15年的修煉打造出來的。這期間，先生出版了六、七部研究寫作方法的書。在後來的幾十年裏，王先生基本上走的就是這樣的路子：先用生活邊角料試驗和探索寫作策略，然後才去動用寶貴的材料，他的所有生活經歷，都要實現最大值。八年抗戰和三年內戰，使中國發生了五千年未有之變局，老先生回憶錄的前三卷，對得起這段血與火的歷史。他到臺灣的經歷，刻錄了臺灣社會制度演進的機理，這不僅是臺灣同胞的精神財富，更是全中國人的珍貴遺產。王鼎鈞先生一直沒有碰它，我想，是他太看重這塊材料了。《關山奪路》之後，老作家只有這一個牽掛了。原有的寫作策略、功夫、技能，當然可以處理這塊重要材料，可是，以不斷突破自己為使命的王先生，在八十歲高齡開始研究巴爾紮克和傑克·倫敦的傳記，研究偵探小說家克利斯蒂的寫作技法，梳理張愛玲的寫作歷程，追記到南美洲考察文化建設的見聞，關注華人新銳作家哈金的創作，思考中國文學分流、斷流與合流的問題。這些成果，都收到了《葡萄熟了》這本複雜的集子裏。
胡小林：你這樣梳理了王先生的創作軌跡，讓我感覺到，老作家把《關山奪路》之後出版的著作取名為《葡萄熟了》，是一種暗示：他要使用以血淚澆灌成熟的葡萄，釀造文學生涯中最好的一缸酒了。這是大思路！真正的文學經典，是大手筆書寫大時代、大變局、大事件，給讀者智慧、力量、希望、撫慰、美感和方向。許多經歷了大時代並渴望書寫大時代的作家，在文學修養沒有達到一定高度之前，輕易糟蹋了生活積累，等到寫作技藝圓熟的時候，生活積累已經用光，那時候，不是重複自己，就是玩弄技巧。王先生修煉成了“釀酒大師”，才動用最重要的生活積累，用成熟的“葡萄”釀造最後這缸酒，肯定會比以前的作品更加醇厚。
顧瑋：我從大量的文獻中瞭解到，臺灣居民在經濟騰飛之前的生存狀況，趕不上大陸同期的水準。逃往臺灣的大陸人，經歷了我們無法想像的心酸，這是繼十多年戰爭之後，命運強加給部分中國人頭上的另一種苦難。我讀過幾篇臺灣記者寫的王先生訪談，瞭解了一些他在“克難歲月”中的生活，雖然王先生自己說得不多，記者表述得也很節制，我還是讀得淚流滿面。不知王先生如何用詩筆和史筆處理這些經歷？
胡小林：王先生在《關山奪路》的發佈會上說得很清楚，讀者不是作家伸冤訴苦的對象，不是替作家承受壓力的對象。拿讀者當出氣筒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啦啦隊的時代過去了。讀者不能只從作品裏看到血淚，他要看到血淚化成的明珠，至少要看到一朵用血染紅的杜鵑花。心胸大的人看見明珠，能從程式上倒推回去，發現作家的血淚，普通的讀者，要讓他賞心悅目，自得其樂。這番話，讓我聯想到王先生在創作《左心房漩渦》期間說的話：“文章是有病呻吟。……可是，除了醫生，誰願意聽別人呻吟呢？所以，最好把呻吟變成一支歌。”《左心房漩渦》是一部雄壯的交響樂，回憶錄第四卷，將是一部美不勝收的時代畫卷，一部中國人的啟示錄。
顧瑋：我們期待著，大家都在期待著。
(對話作者简介：胡小林，北京師範大學特聘教授，棗莊學院副院長，中文系教授。顧瑋，山東師範大學文學碩士，棗莊學院中文系講師。楊傳珍，吉林大學文藝學碩士，棗莊學院中文系副教授，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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