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之痛

——读秋尘的长篇小说《时差》

于艾香

      世界上的一切都在流变。人们想挽住的，却往往挽不住；不想挽住的，却发现无意识中在坚守。生活跌荡起伏，人常常盲目跟进。想要的没有要到，不想要的却摆在你的面前。真相永远在你的意料之外，人生总是在表演粉碎的悲剧。秋尘的长篇小说《时差》，描写的正是唐氏一家人在生活的磨盘上飞旋转动，身不由己地经历著失掉和获得、粉碎和重组的生命历程。在生活的流变中，每个人都在失去，每个人也都在获得；每个人都被割去了旧肉，每个人也都被置入了新肉。生活粉碎了你，却又重组了你；爱情滋润了你，却也枯萎了你。生活使得一个人面目全非，生活也使得一个人心灵成长。

      唐氏一家在中国的大城市里身居令人羡慕的位置，家主唐盛昌是副市长，母亲夏文燕也是革命干部，孩子们就更是中国人眼里的“有出息”--读大学，读研究生；大儿子唐子泰已经“出息”到了美国，媳妇郑红英也紧随跟进。之后，唐家就与美国结下了不解缘，女儿唐子华、二儿子唐子恒也都带上自己的心上人奔赴美国，就连不爱出国的小儿子唐子嵩也出了国。夏文燕这个老革命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穿梭来往，还不断以一个老革命的眼光和心态来对美国说三道四。从中国到美国，一个人经历的不止是地理位置上的外在的迁徙，更是一场内心的文化的精神的迁徙。唐家人在这场“内外”迁徙中，经历了常人不曾经历的“割肉”和“心痛”。秋尘的《时差》描述的正是这场“迁徙”带来的特殊的既具文化意味又富个性特点的“出国与入国”的悲欢离合。挣扎“出国”与力求“进入”，是这场悲欢离合的引线。“出”与“入”，本身就是撕裂与割肉、植新与缝合的痛苦过程。唐氏一门虽说都是好样的，能忍住这去旧植新的痛，但却落下了病--正像我们过去常说的这人生孩子坐月子落下了病。唐氏一门人都有了“出国病”。

      唐子泰在美国通过个人奋斗，终至事业成功，可他已经没法对在国内爱如掌上明珠的妻子产生激情了，这病在心里，没药能给他治疗；在美扑腾下一片天空，夫妻之间却患上了性与情的“冷”病；唐子恒在国内何等“出息”的一个男儿，在美国却变成了一个“女性”--在同性恋中扮演被动一方，几经挣扎终于演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性少数派--同性恋；唐子华在国内是纯情女孩，为了“出”和“入”，经历了一场精神炼狱，以致于在美国伤痕累累，瞬间成了看破红尘的沧桑女人；出国与入国，让唐家人经历了精神的洗礼与情感的变迁。中国文化淘冶出来的他们，经历著西方文化的冲击与粉碎。他们再也找不到完整，但是，他们却发现了一个新的自我；他们再也回不到过去，可他们却手握著一个诱人的现在。然而，他们真的有病了--他们总想著回去，回家，却不知家在何方；他们在国内拔出自己的根，可在植入中却遇到了麻烦：虽能成长，却水土不服。总感到哪里不舒服，哪里不舒服呢？哪里有药能治这种不舒服呢？在挣扎与苦斗中，红英回国了，算是给自己找到了一副药。唐子嵩也回国了，也在服这副药。可这药真管用吗？他们将自己再次拔出再次植入，就舒服了吗？作者没有给出答案，但我们读者都知道，他们都服了药，估计会有些效果。可是，拔出的时候已经动了根气，再植入，能舒服吗？

      秋尘在这部长篇中，还着力描写了盛静，这个在中国水土不服的人，在美国社会如鱼得水，拔出与植入都是那么顺理成章。可是在中国水土很服的人就没有盛静这个福气了。拔出为何？植入又为何？当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在灵魂深处搏斗时，人就不可能舒服，不可能获得自在状态。因为在生活的流变中，唐氏一门人始终坚守著自己的“根性”，就像一棵树，虽然它已经被移植了，可是，它在原生地的根性一直不变。流变的生活无论多少次地碾过这根性，它依然如故。这种坚守不是有意识的，而是不意识的，潜意识的。唐子泰唐子恒唐子嵩唐子华们，在不意识中坚守的正是这种中国根性，他们被植入新土壤后，虽也枝繁叶茂，但那中国根性却常使他们感觉痛。拔出是一种痛，植入也是一种痛，裸露著更是一种痛。这作痛的真正原因正是中国根性。谁又能拿这根性怎么样呢？只能痛著生活著。秋尘挖掘了这种痛，以一种真朴自然行云流水的笔致将这迁徙之痛摆在你的面前，你看着想不痛都难。作者书写的是一种深刻的人性之痛，在大起大落悲欢离合的故事后面，深藏著的是生之沧凉。这正是这部书的力度--她能让你一口气读完，掩卷之后，还得纠缠你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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