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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一种
（康乐.葛兰尼）
秋尘
我刚刚到市府的计算中心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康乐.葛兰尼。因为当副总裁把大家召集到会议室，介绍我这个新来的中心主任的时候，其他的人都起码还装出一付恭敬的样子，只有坐在最远处角落里的一个老头，却闭着眼睛打起了呼噜。直到副总裁叫了一声“康乐，醒醒。”，然后大家都听见桌子底下发出几下超低音的撞击声，老头才突然一惊，挂满猪子般松弛的脸剧烈地抖动了几下，这才大喘了口气醒来。看见所有的人都在盯著他，他嘴里嘀咕著什么，深深地低下了头，藏起了河马一样的脸。
新来乍到，除了了解业务就是熟悉人头。可起码有几个月，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叫康乐的老头儿。直到一次和会计部主任开会，她也邀请了康尼参加。在会议正讨论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听见了一种格外不协调的声音──鼾声。顺声寻去，只见康乐老头正襟危坐，闭目养神，活象一尊佛塑一般，安然自在。我立刻全身像爬满了蚂蚁一样地不自在起来，大声叫了声“康乐”。没有反应，在坐的七八个人一下看看他，一下看看我。我把嗓门提高了起码八度，又大声叫道：“康乐”。这次，他醒来了，又是一惊，看看全场，嘀咕著什么，低下了头，藏起河马脸。
会议散去，回办公室的路上，会计部主任跟了上来说：“我知道你的感觉。不过，我来这里工作已经五年了，五年前，他就这样。”我惊讶地看着她，不敢相信她的话。会计部主任接著说：“很聪明的一个人，我儿子上大学，数学课，物理课不会的都来找他。微积分，你知道吗？微积分。”我点了点头，我当然知道，大学的必修课。她又道：“我一听见微积分就头大，你知道吗。我修了四年的微积分都没有通过。可康尼有问必答，没有他解不了的题。我儿子觉得他是个数理天才，比爱因斯坦还厉害。”我听得张口结舌。
回到办公室我把属下里一个台湾人叫来。我所掌管的这个计算中心是个典型的联合国，虽然只也不过二十来号人，可没有两个人来自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亚、非、拉、美、欧，几大板块上的人都有。而其中最爱给我提供情报，有问必答的是个台湾人。台湾人一听我问的是康乐，就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
康乐，现年62岁，未婚，住在东湾伯克利，市府工龄十九，在信息中心工作五年有余，美国著名大学伯克利的数学博士，持有哈佛大学的物理学硕士和学士。无论世界上什么数理难题，据说没有他答不上来的。康乐的父母都在哈佛做教授。据说他的母亲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康乐自己也做过某大学数学系的教授，只是不知为什么后来被解雇，才来到市政府。他上下班时间比钟表还准时：每天七点半准时来上班，中午十一点半准时出去，下午一点半准时回来，五点半准时下班。每次出入两手都拎著两个脏兮兮的大塑料袋。格子上衣和吊带裤上的两个大口袋里总是装满了显然是用过塑料吸管、刀叉、餐巾纸，或者是某种水果。你要是给他一个香蕉，他绝对会拿著，而且连皮都不拨，连皮一起吃掉。
台湾人津津乐道地说着，我打断了他：“他在这里这么长时间，总是这样开会睡觉？”台湾人诡秘地笑笑道：“前面的几个主任都试过，可是──”台湾人突然打住话头不说了。“可是怎么样？”我追问。台湾人先摇了摇头，耸了耸肩，这才说：“他很聪明，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所以最后老板只能放任自流，听之任之，让他自生自灭。”台湾人的话好像是马蜂的锥子，扎在我的心上。“你不会也想试试吧？”台湾人目不转睛地盯著我问。他在将我的军，这么想著，我没有回答，心里却想，前任做不了的，未必我就不行。
虽然下定决心要和康乐较量一番，可我一直也没有抽出身来，毕竟，他的业务主要是维护那些都是在IBM大型机上运行的古董系统。我们把那些系统戏称为恐龙系统。当初我被雇到计算中心来的目的就是要甩掉恐龙系统，引进最新的技术，改朝换代。直到第二年夏天的一天，我记得那天是加州旧金山温度破历史记录的一天。所有的人都像煮熟的鸭子，拼命地伸著脖子，萎靡不振地来上班。当他们发现办公室的冷气系统还没有开始运行时，一个个叫苦不迭。我刚到办公室，就看了看墙上的温度计，竟然到了华氏95度（摄氏36度左右）。正在想是不是去找大楼服务人员要求提起起动冷气时，就看见我最头疼的一个下属走了进来。他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说起话来从来不留情面。“你需要做些事情。”他一进门，就瘫坐到我桌子对面的椅子上，满脸依然愤怒。
“又怎么了？”我问。这个美国人每天不给我找点事，心里就不痛快似的。
“你去男厕所呆会儿，看看你能不能呆下五秒钟。”他仰起脖子，下巴指著门外，吵架一样地冲著我叫。
这家伙什么意思，我是女的，怎么能去男厕所？我心下生气，他又在没事找事，就问：“男厕所怎么了？”
“康乐刚刚从里面出来。”他站了起来，不耐烦地说，好像在他眼里，我很笨，连这个都不知道。
“到底怎么了？”我还是不明白，只能继续问。
他咂了一下嘴，满脸通红起来，青筋突突往外鼓。我知道这家伙的极限到了，如果我还是这么继续发问下去，他就会变成一个幼儿园里最淘气最不听话的孩子，而我就得变成幼儿园老师了。可是我必须问清楚男厕所怎么了，和康乐有什么关系。
“你当然好了，你坐在办公室里，还有窗户，当然不知道坐格子间的滋味。尤其是和康乐共用格子间的苦处。你知道吗，我们的办公室都变成了垃圾场啦，变成了公共厕所了？”美国人气愤地说着，又坐了下去，不屑一顾地一甩头，看着别处。
“你总得把事情说明白，我才能帮你，对不对？”来这个麻烦单位半年多，我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你去找康乐，跟他说以后他不能用二楼的男厕所。否则，我们就把门堵上不让他进。”美国人满脸厌恶，恶狠狠地说着。他手指著门口，那意思我现在就得去办这事儿。
“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我仍然保持著耐心，平静地说。
美国人又咂了一下嘴，这次更响。“你不知道他身上的味道比厕所还难闻吗？”
我恍然大悟。的确，美国人说得一点不错。有几次我去找人，走到康乐坐的格子间办公室附近，就莫名其妙地闻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恶臭味。好像有一个街头的乞丐刚刚来过似的，那种味道不是几个月能沤出的骚臭，简直得万年以上才沤得出。
我答应美国人处理这件事，他才肯离去。然后，我赶紧打开机器，看看今天的会议日程，又看了看电邮。其中一个电邮是网络部经理来的。她是个爱尔兰女人，管闲事皇后，谁的事情她都要说上几句，常常添油加醋，不亚于狗仔队的跟踪报导。通常她的电邮我不会太放在心上，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却能让她把个鸡毛当令箭。可是，这次，她的邮件却让我不得不看，因为题目醒目，用红字写著：康乐?葛兰尼。打开她的电邮，果然不出我所料，和那美国人的抱怨如出一辙：亲爱的主任，随著夏季的到来，天气愈来愈热。我们非常忧虑自己的身体，也关心康乐的健康。为了我们共同的健康，我们要求他天天洗澡，天天换衣服。做好个人卫生，保护工作环境。
我知道我不得不向康乐出击了。可是，我怎么去跟他说？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坐在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面前，对著他语重心长地劝导──康乐你怎么这么不讲卫生？你知不知道，大家都觉得你身上有味？是臭味，不是香味。你需要每天早上冲澡，每天换衣服。不行，我总觉得说不出口。我坐在办公室里，想了好半天。当经理这么长时间里，和很多麻烦下属打过交道，可是，还从来没有为了这种事情犯过愁。最后，我决定先和他坐下来聊聊，先不提上班睡觉和个人卫生的事情。
于是，我第一次来到他的办公室格子间。往日需要找他，都是通过电话，或者电邮。来了半年多，竟然没有来过他的办公室。这也是因为他的办公室最隐蔽，在一个死角里，不专门找他的话，难得有机会需要进去。
我寻味而去，越来越刺鼻，扎眼。按理说只有光线扎眼的，还没听说过味道也可以扎眼的。可我的感觉就是扎眼，扎得恨不能用手把双眼捂上。当我站在那个格子间的门口，简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美国人说得一点不错，这哪里是办公室，这简直就是垃圾堆，而且是从来没有人清理的垃圾堆，不！是万年的沤粪池：桌子上到处堆满山一样破旧的报纸、空瘪的饮料罐和酸奶盒、用过不知多少次的塑料刀叉和吸管、萎缩发黑的香蕉皮、长出绿毛毛的柑橘、脏兮兮的垃圾袋摆满了桌下。如果不是那台黑乎乎老掉牙的计算机摆在桌上，根本就看不出这个格子间里还有一张桌子。康乐坐在椅子上，那个椅子太小了，实在有些不负重载似的硬挺著。康乐半低著头。不仔细看，还以为他在看着计算机屏幕。可是，计算机屏幕已经黑了，说明他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动过机器了。
我站在他的身后，好一会儿，不知该干什么。喊醒他，当然。然后呢？我自认不是那种喜欢抓别人把柄的人。因为，别人的把柄被你抓住了，你就和这个人之间多了一层关系，就好像你在别人身上装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他得时时看你的脸色行事，恐怕一个不小心你就引爆。可是不喊醒他，更说不过去，当老板的，人赃俱获，却自己逃之夭夭。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何况，来的路上，好几个手下都看见了，说不定在竖著耳朵听这边的好戏呢。
“康乐。”我叫了一声。没有动静。这当然在我预料之中。于是，我伸出手来，想去推推他的椅子。手还没有触摸到那椅背，一阵恶臭袭来，我立刻身不由己地缩回了手。想起第一次会议室那一幕，我抬起脚，在他的椅腿处狠命地踢了两下。他一惊，抬起了头，转过身来，看见了我。他满脸通红，不知是因为刚睡醒，还是因为让我逮了他一个正著羞的。“怎么了？”他问，胡须上还留著些面包屑似的东西，随著他的嘴的开合，激动地跳跃著。我一刻也不想呆在这里，说道：“你来一下会议室。”说完，我转身便走，逃也似的进了会议室，瘫坐在一张椅子里，看着自己的手表发呆。
好一会儿，康乐才走了进来。他没有把门关上。我只得站起来，自己把门关上，心想著赶紧结束这场谈话。否则，五脏六腑都要大受污染。
“你在睡觉？”我还没等他坐下来就开口发难。本来想好和他聊聊的计划完全被抛到九霄云外。
“没有。”他回答道，没有一点惊讶。
真是久经沙场，刀都架到脖子上了，还是死不承认。我这么想著，说道：“你的确在睡觉。”
“没有。”还是同样的回答。
“我在你后面站了十分钟还多，你的头一直低著，你的屏幕黑的，你──。”我的口气有些僵硬，嘴不太听使唤。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睡觉。”他的嘴角向上提了提，胡须上的面包屑样的东西又上下欢喜地跳跃著。
我看着面前这个老河马样的家伙。满脸猪肠子一样的褶皱，比我的年龄都多。耳畔响起了台湾人的话：“他很聪明，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难道我就这么好对付吗？我心下对自己发狠。
“你不会说上次和会计部主任的会上，你也没有睡觉吧？”我又问，语气更加僵硬。
“我不知道。”他的嘴角依然挂著微笑，好像被审问的人不是他，而是我一样。
“你什么意思？你怎么会不知道？那天，我还──”我的声音开始有些失控。
“我是说，我不知道我睡著了。”胡须上的面包屑们得意地舞动著。
“什么？”我大叫了起来。
“我可能睡著了，但是我不知道。你睡著的时候，知道你自己睡著了吗？”他真的变成了审判席上的法官了。
我坐不住了，椅子上好像长出了无数排钉。我简直像在受刑。
“是，是。”我不停地点著头说：“我睡著的时候，是不知道自己在睡觉。但是我醒了后，我知道我睡过觉了。”
他盯著我，胡须上的面包屑老实了。我们俩人就这么对视著，似乎谁先把目光移开谁就输了这场战争似的。好一会儿，他才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你去看看医生吧。”我的语气也缓和了下来，对著那些面包渣说。
“我很健康，我从来不去看医生。”看得出，他很为难。
“去吧，看医生的时间算你工作，不算病假。”我故意在敌人最虚弱的时候施舍著恩惠。“尽快去，看完后，告诉我。”
他点了点头，面包渣又抖动了几下。然后，他站起了身，准备离去。
一股异味飘过，我立刻清醒了一般，赶紧又叫住他。让他坐下。
我深深吐了口气，觉得自己的心脏已经被这万年沤粪池污染得不轻了。我把身后的窗户打开，奇怪地发现往日我最不堪忍受的马路上喧嚣的汽车马达噪音，竟然今天让我耳目一新，舒服了不少。
“你知道吗，康乐。”我尽量把说话的速度放慢，仔细地选择著词汇：“有些同事觉得你应该注意一下自己身上的味道。”
他坐在那里，低著头，面包渣一动不动。第一句话出了口，后面的话自然容易跟上了，我继续道：“夏天来了，大家有义务维护我们的工作环境。希望你能理解。”
他还是低著头。我又进一步说道：“我需要你每天早上冲一次澡，每天换一套衣服。”我盯著他，发现面包渣闪了两下，定住了，就问：“你能做得到吗？”
面包渣立刻上下剧烈飞舞起来：“好的，好的，好的。”
我简直大喜过望，没有想到这次，他这么快就答应了，而且连连答应。“那好，从明天开始。”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颇为得意。想起那个台湾人的话，心道：谁说这家伙难对付，那得看谁。他道高一尺，我就魔高一丈。
第二天我一来上班，就往他的办公桌走去，越靠近他的格子间，我越失望。因为那万年沤粪池的味道已经挥之不去地包拢住我。还没有到他的格子间，他好像就知道我来了似的，站在那里，面带微笑地迎接我。看见我，他伸开双臂，让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他。他的确看着比昨天精神了许多。头发整齐地梳理过，也按照我的要求换了一套衣服。昨天上身黑色格子的衬衫，换成了红色格子的衬衫；下身灰色吊带裤，换成了黑色吊带裤。
他的衣服一定不是刚洗过的衣服。这是我脑海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可是，我没有说出来。看着眼前这个数学大博士，我不知道是他对味道太不敏感，还是我们其他的人太敏感。大智慧的人通常也有大缺憾吧。我这么想著，还鼓励了他几句，让他继续努力。
第三天我又去了一次他的格子间。发现他又换回那套黑格衬衣和灰色吊带裤。这家伙耍我呢。这么想著，我气愤地把他叫到会议室。
“你今天换上的这套衣服是刚洗过的吗？”我盯著他问。
“是，是。”他点头谦恭地说。
“你今天早上洗澡了吗？”
“是，是。我清洗过。”（清洗在英文中是clean）
“我是说淋浴。”我大叫了起来。（淋浴在英文中是take
a shower）
他似乎被我的叫声吓了一跳，害怕了似的低下头。
“可是，为什么你身上的味道越来越重？”说完这句话，我的脸已经烧了起来似的，心里像揣了一只战鼓，咚咚咚咚，敲个不停。
他还是低著头。我喘息著，义无反顾却声音平和地说：“告诉我实话。否则的话，我无法帮你。”
不知是不是这句话感动了他。只听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我的淋浴坏了。房东正在修。”
他仍然低著头。我却心里一喜，原来他还是有讲实话的时候。“坏了多长时间了？”我关切地问。
“两个星期零一天，或者说十五天。”
我哭笑不得，这家伙果然一直在对我撒谎。
“什么时候能修好？”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重复著，恐怕我不相信似的。
“那你就一直没有洗过澡？”
“不，我常常清洗。”他辩解到。
常常清洗？怎么清洗？我几乎就要问出来，却突然打住。我是不是太咄咄逼人了？还是得绕人处且绕人吧。于是我说：“康乐，你需要天天洗澡。既使家里的没有修好，你也可以到外面的公共浴池去洗。如果你愿意，到我家里洗也可以。我也住在伯克利。”
“我可以，我知道，我没有问题”他一个劲儿地保证著，好像不然的话，我就非要逼著他到我家里去洗澡似的。
“ 今天算是我给你的一个口头警告处分。如果情况没有改善，我会上升到书面警告。”我最后还是摆出一付公事公办的口吻结束了谈话。
接下来的几天，天气不是那么热，康乐的事情也跟著冷了下去。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从美国演讲协会来的信。我曾经一度着迷地想参加这个协会，因为，公众演讲一直是我的一个弱项，这或许因为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的缘故。可我一直也没有抽出时间去参加每月的活动。甚至连注册都没有，怎么他们就找到了我？
我好奇地打开了信。信的确是给我的。读完了信，我傻了，好一阵子，大脑好像都在缺氧，窒息一般，停止了一切活动。回过神，能思考了，更是无法相信：什么？康乐赢得全美演讲大赛冠军？天方夜谈，千古奇谈！我来来回回把信看了好几遍，的确不错，康乐?葛兰尼获得了全美演讲大赛冠军。原来这信给我的目的是希望我这个做老板的在工作中尽量能够利用他在演讲方面的天才。
无独有偶，同一天，我从办公室出来回家，遇见财政部主任，他是位西班牙后裔，还是个同性恋。他看见我，神秘兮兮地凑上来说：“啊哟，我的天哪！我昨天晚上和我的同伴去快乐宫餐馆。你猜我看见了谁？”我看他不男不女的样子，停住脚步，摇了摇头。我怎么会知道。我们这种有老公有孩子的职业妈妈从来没有那种闲功夫到处乱窜。下了班，就得赶紧回家，开始上第二个班，老公孩子还等著吃饭呢。
“康乐?葛兰尼！你敢相信吗？”他看我停住脚步，却跟进半步，十分兴奋地说。
“什么？”这次是我大叫了起来。
“还有呢，你猜他在干什么？”
我摇头。还能干什么，吃饭呗，餐馆里，不吃饭能干什么？
“他在演讲，站在台上，下面有很多很多的人。你肯定不敢相信吧。刚开始我没有注意到，后来我同伴拉我一起去，才知道是一个协会的聚会，掌声如潮啊。我越听越觉著声音熟悉，仔细一看，我的天哪，竟然是老乞丐。”他一直叫康乐老乞丐，因为他亲眼目睹康乐在垃圾堆里翻找东西。还有一次，他看见康乐捡起垃圾箱边上被人丢弃的麦当劳的饮料罐，发现里面还有饮料，就把吸管放进了嘴里，大喝了起来。
“我简直要晕过去了。知道吗？”西班牙裔主任像说评书似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继续道：“那台上的人根本就不是他。穿着西装，打著领带，头上抹著发亮的头油，俨然是昔日无尚光荣的爱森豪维尔总统。”
“开什么玩笑。”我知道这家伙喜欢开玩笑，常常一本正经说出来的话，等你当真了，他才告诉你他在开玩笑。气得你半死后，他反而得意洋洋。
“不是，不是开玩笑。”他赶紧摆手道：“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狐疑地望着他，反问道：“真的？”他用力地点了点头。“那他平日──？”我没有说下去。“都是装的。他是条蛇。我敢保证！”西班牙后裔斩钉截铁地说。
真正的夏天到来的时候，我每天走进办公室就会想到万年沤粪池。台湾人说得一点不错，他每天的上下班，吃午餐的时间绝对准确，不差分毫。每天七点半准时来上班，中午十一点半准时出去，下午一点半准时回来，五点半准时下班。正好八小时。每次出入两手都拎著两个脏兮兮的大塑料袋。格子上衣和吊带裤上的两个大口袋里总是装满了显然是用过的塑料吸管、刀叉、餐巾纸，或者是某种水果。手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抱怨。我知道他们也就是抱怨抱怨，其实他们并没有指望我能改变什么，大家似乎对康乐已经盖棺定论，还总结出了一个永恒的公式：康乐?葛兰尼＝天才＋乞丐。既然不是一般的人，也就不能按照一般的准则来约束他。何况除了他身上的那些味道之外，他也没有给他人带来什么麻烦。至于他上班睡觉，倒也没有碍著别人的事情。有了他，倒显得其他人表现瞒不错了呢。
可我决定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一个正在走上坡路的主任，是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她的尊严和权威。
我把他叫到会议室时，还没有开口。他先说：“我一直在努力，我天天换衣服，我天天清理自己。我也去看了医生。我的医生说我很健康。我不知道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他虔诚地说着，俨然一个谦谦君子。
我也不说话，递给他一张准备好的信。他接过去，很快就看完了，也看明白了。不过，让我吃惊的是，他竟然没有什么反应。不，有反应，他先收起刚才那谦卑的神态，彻底地换上了一付毫不介意，满不在乎的架势。
“康乐，这个书面警告处分是要记录在你的档案里的。如果你还是一如既往，下面就是五天的停职察看。之后，还是没有改善的话，就是三十天的停职；再然后，你可能就会被开除。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好自为之。”我把准备好的话一股脑儿地都甩给他。
他点了点头，没有言语，态度有些拘谨起来。
“我知道你在市府已经工作快二十年了。根据规定，你已经符合退休条件了。我──”
“你为什么说这个？”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像只惊弓之鸟，突然意识到巨大的危险正在降临一样，全身竟然颤抖了起来。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不至于吧，能退休多好，我要是能退休，不会多等一天。“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你被开除的话，你就不能合法退休。那么你近二十年的退休金也就付之东流。”
“不，不，我不退休，我不想退休。我改，我改，我一定改。我会天天洗澡，天天换干净衣服。上班时间不再睡觉。”他对天发誓一样，字字清晰，句句明了。只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怕退休。人们工作，天天工作，一年年地熬，不就是为了那点退休金吗？
我其实不相信康乐会改的。我甚至觉得，他身上的味道未必是衣服发出的味道，而是他的身体放射出的味道。就像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味道一样。万年沤粪池就是康乐的体味。我甚至想到过西班牙裔主任的话：那是装的，他是蛇。万年沤粪池难道是他保护自己的一种武器吗？就像章鱼会放墨汁，蜥蜴会变色一样。不，不会吧。虽然这么想过，可是我对他几乎也放弃了。虽然，我警告他我会给他停职处分，甚至是开除。可我并没打算这样做。毕竟，不能为了我个人的尊严让一个人丧失二十年的辛劳和后半辈子的依靠。这种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否则，良心永远难安。
可是，康乐这次真的当真了。他的外貌明显有了改观，虽然没有维持多久。这不仅是我注意到了，连美国人，台湾人，爱尔兰女人，西班牙后裔也都注意到了。不仅对康乐另眼看待，对我也刮目相看。
不过，我也给自己惹了不小的麻烦──工会盯上了我。连著约我开了几次会，先批判我没有权利要求员工去看医生，这是侵犯个人隐私权。然后又痛斥我作为经理对员工提出退休的要求，是老年歧视。还说，你可以开除他，但是不能要求他去看医生，更不能提示让他退休。如果下次再出现类似的问题，他们就要上诉。我因此也知道了侵犯人权和歧视的含义，庆幸康乐是个白人，如果是个黑人，再是个同性恋，那我还得罪加两等。四最并发──个人隐私侵权，老年歧视，外加种族歧视，外加性倾向歧视。
康乐的不幸还是不久就降临了。不过，这次不是我，而是我的上司付总裁。因为美国的经济状况持续飞流直下，一泻千里。市府不得不裁员。康乐是唯一一个幸运者。至于为什么唯独康乐这么幸运，我也心照不宣。反正，不是我做的决定。
说是裁员，其实对于康乐却有好几个选择。第一，他可以退休。当然这话我没有敢再提；第二，如果他不想退休，他也可以去挤别人。因为市府和工会的协议是裁员的顺序要按照员工工龄的长短决定──叫做资历。如果两个人都是一个级别，先雇的人被裁后，可以挤掉后雇的人，顶替后雇员工的工作。康乐在现在的这个职位上干了近二十年，资历最老。如果全市府在他这个级别里只留一个人，那就是他康乐?葛兰尼。
既然康乐已经被裁了，我也就把他忘在了脑后，自己更乐得干净，轻闲。本来头疼的事情就不少，少一桩是一桩。只是康乐要六个月以后才走。我不再答理他，也学著前任的样，让他自生自灭。其他的员工也知道他大势已去，不再为他的味道再作计较。
不久后，我组织了一次计算中心一年一度的工作回顾和展望会议，选择在旧金山海边的一个旅游胜地举行。后来证实这件事完全是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市府的人大多是坐公车上班。而那旅游胜地没有公共交通，非开车去不行。本来中心里也有一辆能乘十几个人的面包车。可大家听说康乐要坐那车去，便没有人肯开车。无论我怎么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每个人都躲躲闪闪，有婉言谢绝的，有直言相告的，有的甚至说，如果非得载康乐，他只能让医生开假条。更有人将我的军，你和康乐都住伯克利，你载他，不就结了。
我这人如果倔起来，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不就是一个康乐吗，没问题。可我话一出口，还是多少心里发颤，面对自己的五脏六腑又要被万年沤粪池狠狠地污染一次，还有我的新宝马，我真的一万个不甘心。我一直希望平日几个削尖了脑袋想晋升的属下，能够站出来，接受这次挑战，下次我一定鼎力相助，让他提升加薪如愿以偿。可是，直到会议的头一天，我彻底地失望了。
我只得去找了康乐，告诉他我早上在地铁站等他，并严厉地提出了四个要求：第一，必须换一套崭新的衣服；第二，必须早上冲个澡；第三，明天七点准时到地铁站，不得迟到；第四，明天的会议不能睡著了。如果有一个条件不具备，我就会给他严重处分。我接连把条件说了三四遍，每次重重强调洗澡，换新衣。他连连点头。
那一夜，我思来想去睡不好。想著自己的宝马要被万年沤粪池玷污，我五脏六腑都象发了霉一样。而且他做的位子不是自己老公，就是自己儿子的，恨不能晚上突然病过去，明天就不用去开会了。可是，那是我招集的会，我要是不去了，大家非乐死。我最后决定开那辆车库里已经很久不用的丰田轿车。
第二天一早，我开著车到地铁站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康乐：俨然一个欧洲的儒雅绅士，带著灰色崭新的毡帽，一身笔挺的深蓝色西装，淡蓝色竖条白底衬衫，蓝宝石般的领带。喔──，我心底一亮，不得不更加相信西班牙后裔的奇遇。“你今天，今天看上去简直是另一个人了。”我看着面前的康乐，嘴巴都有点不听使唤了。“你看，你也可以像个绅士。对不对？”
他坐在了后面的座位上，因为我特意把书包放在了旁边的椅子上。我把车往高速公路上开去。车窗关闭了。我还是多少能闻到一些万年沤粪池的味道，虽然很淡，但是我想我身体已经对这种味道形成了一种过敏反应。只要有那么一丁点儿，我的心就会发颤。我开始相信，那真是他的体味。不过，看来不像是防卫的武器。
我一直没有说话，一边开车，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监视著后面的康乐。心下发愁这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可怎么熬。不一会儿，车子里开始闷了起来，我把四周的玻璃打开了一道缝隙，好让外面的新鲜空气飞流进来。
“你早上洗澡了？”我问。
“是”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没有车？”
“有。”
“什么车？”
“Volswagen”（一种德国车）
“好车”，我点头道：“什么时候买的？”
“二十年前。”
“为什么不开呢？比如今天，你可以自己开车。”
“我不知道怎么开过去。”他说得理直气壮。
我没有再说话。一会儿，却听他说：“如果你现在还在中国，你不会有车。”
听了他的话，我火冒三丈，却尽量压着火说：“那也未必，中国人现在很富有。”
他没有说话，满脸写著不相信。
“你在旧金山出生吗？”
“不是，在波士顿。”
“那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到伯克利读书。”他语气轩昂。
“读数学？”
“不，是物理。”他对答如流。
“学士学位？”
“不，是博士学位。”他马上纠正。
“你在什么地方读的学士？”
“ＭＩＴ数学系。”（麻省理工学院）
“硕士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理论物理学。”他流利而庄重地宣布著大学的全名和学科。
我心里好笑，那架势好像我不知道伯克利大学似的。或者好像就是他从伯克利毕业似的。有什么了不起的。
沉默了一会儿，我又开始发问：“你和谁住在一起？”
“我自己。”
“哦──”，我点著头：“我听说你和你父母住？”
“原来是。他们都去世了。”
“什么时候去世的？”
“我母亲是1989年死于乳腺癌。同年，我父亲也去世了。”
我点了点头，看得出，康乐对父母的感情很深。因为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他们原来在那里工作？”
“哈佛。”
“做教授？”
“是。我母亲是。我父亲是哈佛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员。”
“他们研究什么的？”
“原子物理。”
“你很为父母骄傲，是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问这么一句。
“是的，我母亲生于大英帝国，1929年来到美国工作。我父亲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在哈佛认识了我母亲。”他的叙述极其清楚简洁，让我想起了那封美国演讲协会的信。
我继续点头，又想起了台湾人的话，就问：“听说你父母得过诺贝尔奖？”
他马上回答：“没有。我母亲被提名过。不过，我母亲是哈佛第一个获得终身的女教授。”
也算名人之后啊。我心下感叹著。已经来到了交过桥费的地方，车缓了下来。我从旁边座位的钱包里拿出两元钱，打开车窗，交给收费人。
“你经常来这边吗？”这次是康乐先开口。
“不经常，来过几次吧。”
“过桥费多少钱？”
我很吃惊，从反光境里看了看他，反问：“你不知道？”
“我从来没来过这里。”他说。
我心里冷笑一下，怎么可能？以为我会相信你？MIT的大学生，伯克利的博士生，住在伯克利起码三十年，从来没有来过曾经是美国最富有的海洋县。不可能。这家伙真的是条狡猾的蛇。想到这里，我不再说话。看着外面海湾的风景，心情慢慢舒畅起来。
可过了一会儿，我又好奇了起来，问康乐：“你有朋友吗？”
“有几个？”
“什么样的朋友？”
“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也住在伯克利。”
“那你业余时间都做些什么？”
“去教会，或者去俱乐部。”
“什么样的俱乐部？”
“MIT校友会的围棋俱乐部。”
我们快速地一问一答，时间倒也过得快了起来。
“你有兄弟姐妹吗？”还是我问。
“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
“他们还在吗？”
“在，都在波士顿。”
“做什么的？”
“都在大学教书。”他回答的很简短，不像问到他父母的时候，那么主动地讲。
“你经常去看他们吗？”
“是。”
他的回答让我吃惊，因为从我来这里一年多来，他可从来没有连续休过两天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帐户里有两千多小时的病假没用，又有八百四十小时的休假积攒著，都到了极限值。为了不让自己的假期超过，他每隔一个周五都不来上班。
“你结过婚吗？”我转了话题。
“没有。”
“为什么？”
“我认为地球上的人太多了。”
我差点叫起来，这么先天下人之忧而忧。
“可是，美国人口是负增长呀。”
“我说的是地球上的人口。”
我也不和他计较，继续问：“难道你连和女孩子约会都没有吗？”
“没有，因为我害怕有孩子。”
我大叫了起来：“康乐，不要孩子，一样可以有婚姻呀。”
“可是，婚姻就意味著下一代。”他十分认真地回答。
简直是万年沤粪池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又老。
“你知道，亚洲的人口太多了。而这里又增长不上去。太不平衡了。”他看上去十分忧虑。
“是啊。”我应和著：“你后悔了吗？”
他没有说话。我们陷入了一阵沉默。
“博士毕业后，你做了什么？”
“我先后在两个大学教过物理。”
“那怎么离开了？”
“经济不好。”
骗鬼呀。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如果他能像他母亲那样拿到终身教授，经济再不好，也不会裁减到他的头上。于是，我故意说：“你是没有拿到终身教授吧？”
他看着窗外，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不做回答。
我心下得意，知道点了他的痛处，便继续发难：“康乐，你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喜欢。”
“可是，你那些技术太恐龙了，已经没有地方再需要了。”我将他的军。
“我在申请几个大学的工作，他们还需要。”他马上回答。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的话，连想都没想，就问：“你为什么不愿退休呢？”
“这样钱多一些。”他毫不迟疑地答道。
天哪！他这是什么逻辑？他一个人，年薪七万元，又不买衣服，又不养车，钱都到哪里去了？
“你买房子了吗？”我问。
“没有，我租房子住。”
我盘算著，这也就是说，他一年大概要交一万元的房租，可仍然还有六万元可以花。很多移民一家四五口，三四万的年薪不是照养活不误。这些美国人呀──
我们一个半个多小时的谈话到此为止。因为我主持会议，一天下来，已经累得昏天黑地。等所有的人走了，我才往外走，却看见康乐已经站在停车场等著我。一看见他早上空空的两手，现在已经又提著两大包塑料袋，腋下还夹著两份报纸。我知道，那是中午他在餐桌上捡的。我两腿发软，心里直叫妈。
我打开车门，趁著他还没有上车，指著他手上的塑料袋，质问道：“那是什么东西？”
“我的东西。”他不看我，回答。
我不好再问下去。他说是他的，我能再说什么？我气愤地钻进了车，这人已经不可救药了。一路上我都没有再和他说话。他却挺有精神，和我说起了西藏问题。听西班牙裔主任说，那天他在快乐宫演讲的题目就是有关解放西藏的问题。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西藏问题，潜词造句都是美国媒体那一套。我正在不高兴，他还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冲著他大叫：“你怎么知道的？你又没有去过西藏。”
“美国人都知道。”
“知道什么呀。你知道我去年夏天刚从那里回来。你知道那里的人说什么吗？他们只想好好过日子，谁让他们过好日子，他们就拥护谁。知道什么呀，光知道瞎叫唤。你去一趟再说话。”
我不再说话，他也没再敢说话。
康乐离去的日子一天天逼近了。我忙得也差不多把他忘记了。直到收到人事部正式的裁减通知我又想起了他。于是，我让台湾人出面给他办个欢送会。大家又捐了些钱。二十来号人，竟然捐了百元不到，我一个人就捐了四十，可见大家对他的情分不厚。本来我建议台湾人给他买个高级点的旅行箱子，退休以后，希望他到各地去走走，不要总是觉得西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是，他却不要，他不喜欢旅行。我和台湾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我再凑上几块钱，凑成一百，给他买张最普通的食品店的礼卷。看着那张百元的礼卷，我突然被悲哀袭卷了。心想：这个人真的很可伶。康乐，如果是在中国，就等于是南大的学士，在北大拿到了硕士博士，父母又是清华的名人。这种上流条件，怎么也不会沦落到这种境地吧。
就在开欢送会的头一天，工会的人又来找我，说康乐是被裁员的，开欢送会不合适。我和他们理论了半天，才明白，原来工会的人和康乐闹翻了。工会希望他能退休，因为如果他不退休，就要挤掉资历最低的人，也就是那些有用的人。工会的人也明白，康乐的知识结构和水平已经无法胜任任何一个机构的要求了。所以，最后的权益之计就是让他退休。他们起初找康乐谈的时候，康乐也同意了。可是，几天前他又莫名其妙地反悔了。工会很生气，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我想来想去，觉得康乐为政府工作了二十年，怎么著也得有些表示吧。经台湾人的建议，我知道康乐最想去那个快乐宫中国餐馆吃一顿。那是市里数得着的中国馆子。于是，我和副总裁商量，我们两人一起代表市府请他吃一顿饭，算对他这二十年工作贡献的一点表示。副总裁虽然模棱两可，却也明白这是工作需要，还是大义凛然地同意了。
我把时间定在了他最后那个礼拜的星期一，这样，如果后面几天他不愿意来，我照样发他工资。早上我又和他确认了一下时间和地点。他却说中午要去参加美国演讲协会的活动，问我一点钟去吃饭行不行。我去问副总裁，他便趁此机会说不行，只有我一个人代表他和市府了。
十二点五十分左右，我在大街上往快乐宫的方向走着。天滴著毛毛雨，我的心情不知为什么说不出的重，眼前也有些黑。其实，康乐走，我该高兴吧。省了我不少麻烦，队伍也更精练一些。副总裁还答应等他走了，再给我拨个名额──多合算的买卖。可仰头看天，乌云密布，滴下的小雨竟然刀子一样扎脸，扎肉，扎心。我叹了口气，无心地望着路上行色匆匆的人群。突然，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红格子上衣，黑色吊带裤，手里提著两个脏兮兮的大塑料袋。我想叫住他，可是一张口，嗓子却哑了。这家伙走得飞快，简直是个竞走健将。哪里是那个平日里蹒跚的康乐？
我来到快乐宫门前时，那里还是门庭若市。我想康乐一定已经在里面了，他起码比我提前五分钟到。可是，进去看了一圈也没有看见一个乞丐模样的人。人人都西装革履，人模人样的。女招待给我找了个靠窗户的座位坐下后，我才发现原来康乐还站在外面。我冲著外面使劲摆手，示意他进来。他终于看见了我，往门口走去。可是我等了好几分钟，也没有看见他进来，只得起身走到门口，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康乐站在门外，眼睛看着别处。我心下气愤，这人真有毛病，还得让我出来请他。我气鼓鼓地推开玻璃大门，叫他的名字。他转过了脸，我转身回头往里走。突然，后面传来了叫声：“我告诉你多少遍，你不许进来。乞丐！滚远点！”一个人蹩脚的英语。一听就是香港英语。我立刻明白了，转身回来，的确不错，康乐被一个身穿黑制服的人挡在门口。我赶紧走过去，不客气地对那个黑衣人说：“他是我的客人。”
黑衣人看着我，上下左右打量了好几遍，然后，立刻换了一付笑脸。我叫到：“康乐，进来。”转头就走。
这是个极大的餐馆，一眼望不到头，分好几个厅。或许是刚才的叫喊声，很多吃客都注意著这边。我和康乐往里走，越来越多的人抬起头来，目送著我们。有的人还用胳膊碰碰边上的人，好像看杂耍似的。我目不斜视地走着，因为座位在里面，感觉那不到五十米的长廊简直不止五百米。终于坐下来了，我简直有点精疲力竭了。
“我知道你来过这里，你点吧。想点什么，就点什么。”我对康乐说完，把胳膊撑在桌上，支著沉重的脑袋。
“我就想吃布菲。”（布菲──自助餐的意思）康乐十分感激似的，点头哈腰地站了起来，离去。
我看着康乐的背影，随著那万年沤粪池味道一点点地飘走，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
他很快就把东西拿了回来。两大盘子，满满的。好像这次不拿够，下次就没有机会了似的。
他坐下来，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我坐在他对面，看着他吃。
“你为什么不去拿？”他突然抬头看见我，问道。嘴里喷出食物颗粒，溅到我脸上，头上的什么地方。我正待发作，突然一阵恶心袭来，搞得我直想吐。我赶紧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突然，我停止了一切动作。刚才那家伙的食物星子好像也溅到了茶杯里。我赶紧站起身，急急地朝厕所走去。在洗漱间里，我把嘴里的茶水全部吐掉，又无数次地漱口。然后，把身上头上认真的检查一遍，确信没有任何可疑残留物了。我才深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走了出来。
这次，我没有坐在康乐的对面，而是坐在他的斜对面。
“你后面到底怎么打算？”我身体紧紧靠著椅背，和他尽量地保持著距离。
“我要去健康服务部。”
“下周一就去吗？”
“不知道，他们说让我等通知。”
我没有再说话，因为，我发现他根本没有心思说话。每次说话完，他就更大口大口地吃。我心道：狼吞虎咽也不过如此吧。
一会儿，他站起了身，去拿第二轮。和第一次拿得一样多。
“工会的人觉得我去健康服务部干不下来。”这次，他先开口。
“那你觉得呢？”
“我相信我能干下来。”
“干什么？”
“写JAVA程序。”
我沉默了。心想，工会是对的，他真的干不下来。不过，我不想再打击他，只希望这顿饭赶紧吃完。
桌上的东西我没有再碰过。一直远远地看着他。他吃得速度慢了下来，话也多了起来。
“对不起，我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他面带微笑地说，有些羞涩，胡须上留著的几粒米饭也羞涩地弯了弯腰。
我全身一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问道：“什么麻烦？”
“我总是上班睡觉，还有身上的味道。”几粒米饭又谦恭地行了几个礼。
“那都过去了。”我也笑了笑，心软了很多。
“到了新单位，好好工作吧。”我不知为什么说了这些话，我本来是没有打算多说什么话的了。
他点头。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了过去，说道：“这是大家的一点心意。希望你能用上。”
他打开来看了看，见是礼卷，高兴得直点头向我鞠躬。我心里苦苦地道：如果我给他的是一个旅行箱，不知道他是否也会这般高兴？
“后面几天你如果不想来，可以不来了。工资会发到这个周五。把东西收拾一下，需要帮忙的话，就找我。”我又说，准备结束我们的聚会。
他只是点头，没有说话。
我让他先走，看他消失在街上，才买了单。
回到办公室时，好像已经过了一个世纪。爱尔兰女人看见我从外面回来，边摇头，边大声叫道：“你真勇敢！”
后面几天，康乐天天都来，照常上班，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一样。直到第二个星期一上班，我从会议室出来，无意中又闻到了万年沤粪池的味道。我寻味过去，简直呆了。康乐还坐在他的格子间里，垃圾堆一样的办公桌周围仍然是垃圾堆。我气血往上冒，大叫：“康乐，你怎么还在这里？”
他抬头看见是我，本来有点兴奋的眼睛，慢慢黯淡下去，怯生生地说道：“我以为你会同意。”
“你现在就收拾。把你的垃圾全部给我搬走！”我大叫著，有些疯狂。
他站了起来，不自然地笑了起来，道：“我真的以为你会同意。我不想走。”
“你知不知道，从今天起我已经不付你的工资了。这里也不是你的工作单位了。这里和你没有关系了。我不再是你的老板，你也不再为我工作。出去，现在就走。”我歇斯底里地叫著。一定有很多人听见，因为周围突然静悄悄的。
他低著头，像个受训的小学生。我平静了些许，看了看表，道：“康乐，这样吧。现在不到十点钟。我限你两个小时之内把东西收拾好。要的你拿著，不要的留在这里。我来打扫。但是，十二点以前，你必须离开这里，我不想再看见你。明白吗？”
他点了点头，仍然低著头站著。
我转身就走。坐在办公室里好一会儿，平静不下来。这家伙简直太狡猾了，知道我好欺负是不是？以为我是女的，心软是不是？简直是欺人太甚。我越想越气，想到以往对他的容忍，我突然有种羞辱感。什么人哪！
我的气还没有消下去，康乐已经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口。
“我收拾完了。”
什么，这么快。我看着他，一时傻了似的，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需要几个盒子。”
我“忽”地站了起来，火急火了地到计算机房给他找了七八个盒子。我找到一个盒子，不到几秒钟的功夫，他就给装满了。
“这些东西你都要？”我翻著盒子里的旧报纸，起码十年前的计算机手册。这些东西八年前就可以淘汰了。他却都装进了盒子里。
“我需要他们，我不能没有他们。”他乞求著我。
我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摇了摇头，无奈地道：“好吧，我知道了。你走吧。我会把这些东西都装进盒子里。等你接到人事部的通知给我打个电话，我让人给你送去。”
他感激地看了看我，说了声谢谢，低下了头。
“你现在可以走了，赶紧走吧。不可以再来，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办公室了。”我说完，突然觉得一阵心堵。
康乐走了，步履蹒跚地走了。
大约一个月后，我从工会那里听说，康乐在健康服务部只干了一天，就被人家辞退了。根据工会和市府的协议，被裁减员工按照资历到新单位去后，有一个月的试用期。如果在新单位没有通过考核，不得再享有同等资历。也就是说，康乐永远失业了。
康乐走了半年了，从来没有打电话来。他那十几箱的东西，我已经找人放到市府的存贮库去了。他的那个座落在角落里的格子间，已经被新人占领了。不过，我很少去那里。有事，只是打电话。
一天，我开车带著孩子去伯克利吃麦当劳，突然无意间瞥见公共汽车站里坐著一个熟悉的身影。我立刻反应过来，是康乐。他还是那样，蓬头垢面，同样的格子衬衫，同样的吊带裤，同样两手都拎著个脏兮兮的大塑料袋。我自言自语道：“他还在”。车子开过去了，我回头又看了看他。在麦当劳里吃饭的时候，一个乞丐在窗外的垃圾箱里翻找著。儿子厌倦地看着乞丐。我自言自语道：“他说不定柏克利的博士。”儿子大叫了起来。于是，我给他们讲起了康乐?葛兰尼的故事。
“妈妈，你骗人。博士怎么会是乞丐？”俩个儿子都大笑着，觉得这是他们听到过的最不可思议，最有创意的故事。
而我，每次经过那个公共汽车站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往那里看看。我似乎怕看不见他，又怕看见他。每次，听当地的晚间新闻，如果有老年人死去，无人问津，几天后才发现的时候，我就会莫名其妙地想到康乐?葛兰尼。
初稿：2004年5月1日
修改：2004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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