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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艾青
冷慰怀
1996年5月5日，一个黑色的星期日，凌晨4点30分，诗坛陨落了一颗亮星，86岁的艾青先生永远停止了思索和创作。每每凝视同先生的合影，就回想起十年前去北京拜访他的情景；而那盘有幸录下了先生谈话内容的微型磁带，也成了我追忆这位诗坛泰斗的珍贵见证。
1990年10月23日，上午10点半左右，经《人民文学》编辑杨兆祥的引见，我踏进了位于北京东四十三条艾青先生的私宅小院。当时，先生因不慎滑倒造成右臂肱骨粉碎性骨折还未康复，从香港买的人造不锈钢关节植入体内后，成活艰难而缓慢。尽管艾老的整条胳膊依然血流不畅，手指也尚未消肿，但他还是兴致勃勃地同杨兆祥老师谈古论今，聊得十分投入。
在客厅落座之后，保姆为我们沏上了花茶。我仔细端详著面色红润、体格魁梧的艾老，心中感到由衷的欣喜，便把提前准备好的相机和录音机拿了出来。见此情形，夫人高瑛说：我们只是随便聊聊天，还是不要录音吧？我说：如果今天不是与杨老师同行，我一个人是不敢前来打扰先生的。这样的机会对我的确很难得，录音决没有别的意思，只想把你们的声音带回去，好让朋友们都分享一点……
高瑛夫人的疑虑自有她的道理，但看我态度诚恳又是初次登门，也就不再阻拦了，便站到了艾青身后开始给先生梳头。梳子不紧不慢地从先生的额头抚向脑后，先生一面同杨兆祥聊天，一面惬意地眯缝着眼睛，交谈的话题也从礼节性的问候，转向了电视和报章上的国内外新闻。当时，美国对伊拉克的空中打击还未开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措辞仍相当强硬，艾青形容这两个国家就像两个好斗的孩子，都想尽量激怒对方却又谁也不先动手。
不一会儿，保姆给艾青先生端来了一杯咖啡，先生便用左手接过来慢慢地啜饮著。可能是改用左手不大习惯的缘故，有少量咖啡顺著杯沿流到了外面，先生就举起杯子用嘴唇去舔，接连舔了几次才把咖啡舔干净。看到大名鼎鼎的艾青先生在朋友面前如此随便，使我联想到“诗人”的天性，也许与生俱来都是这样不加掩饰。
这时电话铃响了，高夫人起身到隔壁屋里去接听，艾老又和杨兆祥谈起了《文艺报》上梅志夫人写的一篇文章。艾青先生说，梅志虽然不是胡风的原配夫人，但是对晚年的胡风十分关心和体贴，而且在胡风去世以后敢于为他澄清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个女人真是不简单……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插了一句：高瑛老师从50年代就一直同您在一起，风风雨雨30多年，回想起来也是很不容易的啊。这时恰好高瑛接完电话回来，闻听此言连忙摇头：我可没有梅志那么有本事。
艾老马上接过话说──“不是有本事没有本事，是有没有胆量、敢不敢讲真话！梅志看上去也是很斯文的嘛，但是她就敢咬著牙齿干……”
正说着，一口痰堵住了先生的气管，他立刻剧烈地咳嗽起来，脸色也被急促的气息憋得发青。杨兆祥赶忙上前为先生捶背，过了好一阵子艾老才渐渐恢复了平静，所以又引发了先生感慨人生寿命的一通议论。
先生说，中国有句话叫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是因为孔子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后人就把他们两个的岁数比做两道“关口”。杨兆祥听出艾老的话音，是在为自己的身体担心，便劝解他说：您今年也80了，多少苦难都挺过来了，不容易呀！人嘛，都有那么一天，甭去想它。没料到5年之后，尽管艾青先生已经闯过了“寿限”的第二道关口，但最终还是被一口浓痰夺去了生命。
1996年4月27日，《人民文学》副主编、诗人韩作荣先生在洛阳一家宾馆的客房里，忧心忡忡向我透露了一个坏消息：3月26日，艾青先生因粘痰堵塞呼吸道心肺骤停，经过医护人员3个多小时全力抢救，才在电击的帮助下恢复了心跳。韩作荣叹了一口气说，艾老在医院里已经昏迷了一个月，气管、静脉、腹部和鼻孔里都插著管子，谁也不知道衰竭的器脏还能坚持多久……
我无法想象思维敏捷的艾青先生，在同病魔抗争的清醒时刻，该怎样放纵他桀骜不驯的诗情，就像当时他在那个秋阳朗照的上午，忽然抖出死亡的话题一样，不禁令人心中黯然。
了解艾青先生的人都知道，长达20多年的文学窒息，非但没有泯灭他的创造，反而促使他把感情都压缩成了顶在枪膛里的子弹；恰恰是那种一触即发的爆炸力，凝成了他坚忍不拔的诗魂。难怪先生在1979年2月参观了广州盆景展览之后，竟写出了一首无比沉重的悲歌──
其实它们都是不幸的产物
早已失去了自己的本色
在各式各样的花盆里
受尽了压制和委屈
生长的每个过程
都有铁丝的缠绕和刀剪的折磨
任人摆布，不能自由伸展
一部分发育，一部分萎缩……
这种痛定思痛的控诉和警示，也是艾青先生留给后人的一笔与艺术价值等同的思想财富。
然而噩梦毕竟已成为昨天，我相信艾青先生的在天之灵，仍然会像生前那样眼含泪水，注视著脚下这块生养了他的土地。我看见一丝欣慰的笑容，正在他宽厚的唇边徐徐绽放。
写于
2001年3月25日
拜访高瑛
8月14日下午
15时35分，北京东四13条街口，一辆的士轻轻停住，在路边等候的男子，马上就认出了车内正向自己挥手的女士，车里的女士也一眼认出了路边的男子。这两个人虽然从未会过面，但都能以见过的照片为模本，准确无误地判定对方。于是，回国探望患病母亲的美国中文诗刊《常青藤》主编、旅美女诗人姚园，和提前从洛阳赶来的新诗老作者冷慰怀，按约定开始了一次亲切的拜访。
早在10多年前，我就见到过健在的艾青先生，近年来又多次拜访过夫人高瑛，为了让姚园能在返回美国前见到高瑛夫人，我自告奋勇担当了此行的专程向导。一周前，我已经在电话里和高瑛预约了拜访日期，又提前一天乘火车从洛阳抵达北京，并且在高瑛家附近的一个小旅店住了下来。几天来我和姚园电话频频、信息不断，带著儿子中午刚从重庆飞到北京的姚园，匆匆吃完午饭便准时赶到了约定地点。
几分钟后门铃响起，保姆把三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领进了房间，高瑛老师热情地请我们在沙发上落座，不一会保姆又给我们沏好了香茶。可能是旅途疲劳的关系，看见姚园的儿子朱昂昂困得睁不开眼睛，高瑛就让他在大厅的长沙发上躺下休息，并关切地询问：“睡著了会不会受凉？要不要关掉空调？”又拿来小毛巾给昂昂盖住了腹部。
谈话从赠送诗集开始。先是姚园向高瑛赠送了刚刚出版的第三期《常青藤》诗刊，还有为旅美艺术大师李洪涛油画征集的诗集《藤上风》；高瑛向姚园回赠了装帧精美的个人诗集《山和云》；冷慰怀则向姚园赠送了诗集《审视生命》和文集《香梅苦寒录》。三人又各自在书上签名，以示郑重。
从礼节性寒暄转入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过程非常自然，姚园和高瑛只三言两语就谈到了中文写作，谈到了海外的华人作家，以及数以万计用汉语写作的华夏文化传播者。于是，随艾青先生出访的美好画面，又如数家珍地在高瑛眼前开始回放，而多年在海外颠沛辗转的苦乐，也霍然跳出了姚园脑海的封存。从大陆到香港，又从台湾到美国，许多根在故土的龙的传人，尽管散居在海外且多有迁徙，但强大的民族语系却永远是吮吸中华文学素养的共同主根。
初秋的北京已燥热褪尽，许多熟悉的名字，便略带几分凉爽在客厅里渐渐聚拢起来──阎纯德、蔡丽双、陈楚年、张错、陈若曦、李欧梵、于梨华、聂华苓，几代华人作家用心血酿造的丰厚作品，被咂出了一串又一串赞叹和感慨。
艾青大师离开人世已整整十年，怀著对丈夫的思念，高瑛深情地讲起了往事，四十一年的夫妻生活，给老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怀恋。政治上的压抑，生活中的坎坷，她养儿育女饱尝了各种艰辛，熬过21年之后才苦尽甘来。为履行义务，她茹苦含辛把四个孩子逐一抚养成人；为恪尽孝道，她赡养父母钟爱丈夫，坚强地守护著自己的小家。从高瑛平静的语调中，我们不仅体悟到这位传统女性的柔韧和执著，更体悟到潜藏在柔韧执著后面的不屈信念。
接著，高瑛谈到她和艾青苦尽甘来的晚年欣慰，谈到她陪伴艾青走完生命最后时刻的痛楚，谈到艾青逝世以后孩子们对她的孝敬，还谈到了她的疾病和近年来对佛教的信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轻松而随意，笑声不断在客厅里飞翔。第一次和姚园交谈，高瑛老师就显得如此惬意并且毫无保留，这是我事先不曾料到的。
高瑛对丈夫的怀恋和思念，是淳朴、持久而结实的，在她对艾青先生的眷爱中，还包含著几分敬重和感激。从艾青同黄永玉、刘海粟等画家的交往中，她掂量出艾青先生对待朋友的平等和真诚，明白了画家创作的艰辛，并通过接受他们惠赠的画卷受到多方教益。在高瑛眼里，艾青是丈夫也是兄长，更是耳濡目染无形中诱导她进入文学大门的启蒙老师。
姚园非常希望高瑛能给《常青藤》诗刊赐稿，高瑛也非常爽快地同意了，她当即把今年3月27日艾青诞辰那天写的一首怀念丈夫的诗《思念──写在玉兰花开的时候》找了出来，并深情地给姚园轻轻朗诵了一遍：“艾青，我要告诉你/院中的玉兰又在开花／这是你最喜欢的花／因你我更加爱它……”见此情景，我忙著给她俩拍照，姚园连呼：我太荣幸了，这一期《常青藤》我就发出来……
在我们告别前，高瑛要向我和姚园每人赠送一对茶杯──今年5月，几家文化部门和国务院老干部活动中心，联合在北京举办艾青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到会者每人都得到了四个瓷杯。这份礼品是高瑛的女儿高阁出席会议时领取的，高瑛问我要不要？望着茶杯上烤有艾青先生笑容满面的头像和艾青手书的毛笔墨迹，我禁不住高兴得心花怒放，竟大言不惭地高叫──“要，我财迷！”……
几经推让后，考虑到乘飞机携带易碎品容易破损，姚园放弃了承担风险的责任，而我就一人独得了这份意义非比寻常的礼物！
分手的时刻到了，我们和高瑛在客厅和院子里都拍下了合影，姚园的儿子朱昂昂也乐得充当一回摄影师。于是，两架相机里都留下了这次拜访的纪念，也带走了院里紫玉兰的浓密枝叶。
06，9，25完稿于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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