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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再次复兴与审美范式重建
──“第二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综述
向天渊 熊辉
两年前，吕进、骆寒超及其他一些学者共同提出了“新诗二次革命”的主张。两年来，有关新诗二次革命的问题，受到新诗创作、批评与研究界的普遍关注。为了将“新诗二次革命”的理念贯彻到具体的诗学建构与诗歌创作之中，对新诗精神重建、诗体重建、诗歌传播方式重建等重大问题获得更加清晰、全面的认识，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国新诗研究所和《文艺研究》编辑部于2006年9月24日至28日在重庆主办了“第二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蒙古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30位诗人、学者出席论坛，通过综合论坛的论文宣读和专题论坛的自由讨论等多种形式，围绕论坛主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发表了一系列颇具针对性的观点，呈现出浓郁的学理气息和宽容、开放的学术氛围。
一，“新诗二次革命”的讨论
“新诗二次革命”的理念仍然是此次论坛关注的焦点。自从“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召开之后，“新诗二次革命论”获得了普遍的赞赏与支持。吕进在《开幕词》中说，华文诗学界的任务集中到一点，就是：究竟应当如何解读诗在当代中国的美学使命。吕进说，一次革命的主要美学使命是“破格”，二次革命的主要使命是“破格”之后的“创格”，即如何在民族性与世界性、艺术性与时代性、自由性与规范性中找到平衡，在这平衡中寻求广阔的发展空间。“新诗二次革命论”也受到一些质疑与批评。质疑者对“新诗二次革命”的必要性表示怀疑，他们不相信“二次革命”能给新诗找到出路。批评者则认为：“革命论”有失宽容精神，可能会扼杀新诗创作的多元局面。为了对这些质疑与批评做出回应，向天渊（西南大学）从考察“革命”术语、回顾新诗发展历程以及分析中西文化与文学的演进机制等方面入手，阐释新诗革命是对诗性原则和立场的坚守，“二次革命”的提出由于具备了纲领和措施而一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变革缺乏原则和方法的颓势，必然会在更为开放的文化语境中促进新诗的复兴与繁荣。何休（重庆三峡学院）在赞同“新诗二次革命”思想的同时，主张应该从抓紧新诗的诗体建设、恢复诗歌的审美本质、重塑诗人的人格理想等方面来实现“新诗二次革命”的目标。周晓风（重庆师大）则在肯定“新诗二次革命”关于推动新诗标准的讨论等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对以“革命”思维来审视和研究诗歌提出了质疑与思考。
除了正面对新诗二次革命予以理论辩析之外，更多的学者是结合新诗创作的实际问题去阐释对二次革命的认识与理解。蒋登科（西南大学）重申了二次革命论强调诗歌精神重建的重要性，他分析了个人性写作立场是导致诗歌精神内缩甚至萎缩的主要原因，在对这类诗歌创作路向提出质疑的情况下，倡导诗人应该提升和超越个人体验进而关注现实人生的普遍际遇和生命存在的纯真意义。游子（新西兰）的发言明确宣称要对那些“唯我独尊”的诗歌创作和评论进行“革命”，并希望通过树立科学的诗观和诗学研究方法来解决目前诗坛存在的诸多弊端。毛翰（华侨大学）发言的“表层结构”是在探讨孔子诗歌的社会功能为什么没有“诗可以颂”，其“深层结构”是要对那些具有“奴性和势利”气息的诗歌和诗论宣战，让诗回归诗性立场。
“新诗二次革命”并非要革当前旧体诗创作的命，在宽容的学术氛围中，与会的不少学者还专门谈到了旧体诗的生存问题，周晓风认为新诗和旧诗已经形成了各自的艺术审美系统，我们应该重视传统和现代的内在关联而非现代对传统的“革命”；木斧（四川文艺出版社）认为现在的诗坛仍然有古诗存在的空间；万龙生（重庆日报社）则认为新诗应该从古诗中吸收艺术和形式营养。
二，诗体重建的讨论
诗体建设是“新诗二次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本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与会者们讨论最热烈、最深入的话题。
很多学者探讨了诗体重建的必要性和历史意义：吕进（西南大学）在梳理诗体演进历史的基础上论述了诗体的美学要素，强调“新诗二次革命”的重点是诗体重建，明确提出没有诗体就没有新诗及其美学体系的“无体则无诗”的主张。章亚昕（山东大学）指出，新诗还处于文体革命的转型期，新诗文体的“非传授性”、“不稳定性”和“反模仿性”特征，使得整个诗歌界构建编码和解码的约定俗成的审美范式面临著难题，诗体建设还有待深入。王珂（福建师大）深刻地体认到网络时代的“诗体重建”运动更应高度重视新诗的“诗形建设”。
面对新诗的个人化和边缘化处境，有些学者力图通过诗体重建来重新探索新诗的出路。葛乃福（复旦大学）以十四行诗为个案分析了诗体建设对于繁荣新诗的促进作用，认为新诗走出目前困境的出路之一便是加强诗体建设。杨景龙（安阳师范学院）在分析古今诗歌传统的基础上认为新诗目前存在的重大问题，主要是缺乏文体形式意识，因此“诗体重建”是解决近百年来困扰新诗发展的主要途径。
探讨各种具体的诗歌形式建设问题是诗体重建的微观内容。姜耕玉（东南大学）认为汉字由于能够达到视觉与听觉的融合，能够给新诗的外在形式带来审美效果，汉字具有的文化和情感底蕴能够造就新诗的内在形式和节奏，因此诗体重建应该重视汉字精神。吕刚（西安建筑科大）认为现代汉语诗歌建设应该在语言文字的诗性挖掘与建构方面努力。莫海斌（暨南大学）从分析上世纪20年代新诗的音乐性问题入手，认为新诗诗体重建应该注重诗歌情绪的跌宕和语言的音韵。李志元（广西师院）则从工农兵“读者”的立场考察了民歌形式的演变。
对新诗体作历时性分析以寻求诗体重建的启示是很多与会者的共识：万龙生的发言勾勒出了格律体新诗曲折的发展历程，认为其丰厚的积淀为今天格律诗创作提供了参照。沈用大（福建省作协）认为中国新诗的形式之路主要是由自由诗和格律诗铺就的，新诗形式建设是这两种诗体的延续。许霆（常熟理工学院）论述了百年诗体建设的功与过，旨在明确诗体重建应该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潘颂德（上海社科院）对新诗诗体建设进行了历史回顾，呼吁学者和诗人要“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创建完美的新诗体式的使命”。
通过探讨翻译诗歌的形式来反思新诗形式建设是这次大会发言中比较新鲜的话题。王珂的发言提及了外国诗歌对新诗形式影响的复杂性，新诗形式建设经由套用外国诗的原始诗形到使用中国化了的汉语翻译诗形，再到创造自己的诗形，这足以见出翻译诗歌形式对新诗形式的影响。熊辉（四川大学）则认为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更新是五四译诗影响的结果，译诗形式是早期新诗形式的“范本”、模仿对象和资源，应合了中国新诗形式建设的需要。这种视角为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中整合各国诗歌形式菁华，促进诗体重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三，传媒时代诗歌传播方式的讨论
作为“新诗二次革命”主要内容，诗歌传播方式重建的提出是基于网络诗歌的勃兴，这是传媒时代对诗学提出的新的理论要求。张德明（湛江师院）认为，中国当代诗歌在21世纪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它已全面置身于互联网的技术环境和话语氛围中，由此生成的网络诗歌成了新世纪诗歌最引人注目的存在形态和表现方式。于怀玉（《诗歌报月刊》总编辑）认为网络诗歌具有即时性和互动性特点，网络是诗歌的传播场所也是交流场所，习惯于阅读平媒诗的读者或评论家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去对待它。不过，在自由发言讨论中，有学者对网络诗歌持审慎态度，认为很多网络诗歌带有诗语狂欢的性质，在诗歌形式和诗歌精神等向度上缺乏严格的审美要求。
诗与音乐的联袂成了时下诗歌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因而恢复和发展诗乐联谊，是新诗传播方式重建的重要使命。陆正兰（西南大学）在传统、现代和将来的三维空间中认识到歌诗是中国诗歌走向历史制高点的最佳文体，将诗作为歌词传唱是诗歌长盛不衰的传播方式，这将是新诗重现辉煌的最好契机。有学者甚至认为歌词本身就是诗歌，好的歌词应该划入格律诗行列，比如闫文君（西南大学）关于歌词与现代格律诗的发言就阐明了这一点。
从报刊传媒的角度来考察新诗的传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侯少隽（西南大学）从分析报刊与诗人、诗歌、诗歌受众等的关系出发阐明了报刊在五四时期新诗传播实践中的价值和意义，并认为信息时代的诗歌传播方式应该是多样化的。曹万生（四川师大）的发言是对京派学人1930年代对艾略特和瑞恰慈知性诗学的引入和变异的考察，涉及到了诗歌理论的传播问题。
四，海外华文诗歌的讨论
随著“全球化语境”概念的提出和汉语热潮的兴起，中国新诗研究的视野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大陆或两岸三地的诗歌，而应该扩展到全球的华文诗歌，在相互认同和资源整合中实现华文诗歌的繁荣。
方然（新加坡）分析了当前华文诗歌面临著视听媒介“围剿”和人们在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中对“短小”作品的需求，由此他认为微型诗将成为华语诗歌的发展趋势。森
哈达（蒙古）提到了华语诗歌由于华人在世界各地的散居和翻译家的努力已经跃居世界各民族诗歌的首席，华文诗歌是中国文化通向世界的一座桥梁，华语诗人或用华语进行创作的外国诗人应该积极地进行艺术探索，为华语诗歌创造美好的未来。
采用“非大陆文化立场”来研究和探讨华文诗歌的发展可以在很多方面突破大陆新诗研究的惯常模式，从而带来华语诗歌研究的新内容。岩佐昌□（日本）的发言概括了日本最近15年来对中国新诗的介绍和研究情况，其中对台湾诗歌的介绍和研究在逐渐增多，日本汉学界对中国新诗的研究越来越感兴趣。来自日本的另一位学者宇田
礼通过对艾青诗歌的研究认为艾青的人生和作品是整个20世纪亚洲历史的缩影。文晓村（台湾）从比较大陆和台湾的诗学用语出发，认为两岸诗歌其实经历了很多相似的发展道路，只是时间不同而已，他建议两岸的诗学专家在整合华文诗学的基础上推动华文诗歌艺术的发展。犁青（香港）的发言主要讲述了香港新诗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的分流与发展，并认为香港新诗主体性的形成是兼容其它文化诗歌的包容性和多元性的结果。
一些大陆学者也对华文诗歌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梁笑梅（西南大学）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探讨地理的差异是为了展示华文诗歌的完整性和民族的丰富性，是为了把华文诗歌研究引入空间形态研究的新视境，推动华文诗歌在全世界的整合与繁荣。朱文斌和王晓初（绍兴文理学院）在发言中指出，东南亚华文诗歌将故国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家园的心理情绪形成了其浓厚的中国情结，而诗人逐渐将自己旅居的国家视为祖国，对自己居住的地方文化产生了深层的认同感，这两种悖论情绪彰显出东南亚华文诗歌的显著特征。
此外，诗歌精神重建也是本次论坛讨论的重要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当前的商业化语境和网络传播手段是导致部分诗人和诗评家精神萎缩的主要原因，比如钱志富（宁波大学）在发言中指出，商业炒作渗透进诗坛必然引发诗歌艺术和精神的缺失。论坛发言或提交会议的论文除了深入探讨了以上主题外，还涉及到对现代诗歌和当前诗歌的研讨，比如陈义海（盐城师院）的报告论述了1919-1949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唯美主义思潮；罗振亚（南开大学）对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做出了具有当下性和历史性意义的诗学思考；孙基林（山东大学）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为流布的叙述性诗学进行了梳理与阐释。
总之，这次论坛深化了对“新诗二次革命”的认识，与会学者通过讨论普遍认为应该加强新诗诗体重建和诗歌精神重建，应该认识到重建网络化时代新诗的传播方式和存在样态的重要性，在整合华文诗歌资源的基础上推动新诗的良性发展。
（中国重庆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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