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人品与艺品的两种说法
解芳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是一种很普遍的说法。“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句最早出自《礼记乐记》的劝谏之言，也许是孔子的话，它表明一种以“德”为中心的谈艺态度。这种态度和孔子专讲人的哲学有关。孔子哲学主要讲自我修养和人格完善。在他零散的言谈里，有一个理想、完美的君子形象。如“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博学于文”、“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和而不同”云云。他想人人都像君子一样，内修仁德、外行礼仪。如此，社会便和谐、有秩序了。所以，孔子并不专门谈艺，只把艺当作一种实现理想的途径。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又说：“《韶》尽美矣，又尽善矣。”在他看来，诗于社会有种种现实的功用。一首诗，如果含有道德的意义，便能把这道德精神传递给人，进而教化人、提高人的修养。可见，孔子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一派，他讲究实用、讲究内容。至于形式，只要“辞达”就够了。孔子以后，孟子发展了孔子学说。一方面，孟子由孔子谈“仁”衍出新义，举仁、义、礼、智作道德准则，又用仁义联系王道、作经国之用。这使得孔子哲学更接近现实政治的需要。另一面，孟子言谈里有“知人论世”一说，对后世影响很大。“知人论世”本来是说与古人交朋友，要吟咏他的诗、读他的书，还要了解他那个人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等等。但后来，它撇开与古人交朋友的初衷，成为一种评诗评文的方法。迄至今日，这种方法仍占主流。就好像周作人研究，当人们进入他深情远致的文字时，不论捧之者还是贬之者，都不得不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个时期、回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直面他附逆、在日本人统治底下出任伪职的事实。可见，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仍在“德成而上”的标准底下。与孔子、孟子时间相近，还有老庄和易象八卦之说。这两派讲宇宙、讲生命，有一种形而上的色彩。所以，他们谈艺术不重实用、不重内容，只把艺术当作天地自然、生命形迹的呈现。可见，这种把人与艺联系在一起的说法，有两种发展。一种在孔、孟，讲道德讲理性；一种在老庄、易象八卦，讲生命讲感性。愈往后则愈有一种人化的趋势。现代钱钟书关于中国文评有一个结论，他说自古到今，中国文学批评家总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像南梁刘勰便是耳熟能详的一例。他在《文心雕龙》里讲风骨，说做文章要“风清骨峻，篇体光华”。也就是说，文章要像人一样，有清新的风貌、峻拔的骨骼，看起来神采奕奕。文章以外，其他门类的谈艺者也往往把艺术比作人、当作有生命的活物。例如绘画，六朝齐代的谢赫写《古画品录》，讲绘画六法，其中两点就是气韵生动、骨法用笔。既要有生命感，鲜活而生动；又要有精神性，不能软绵绵、懒洋洋。显然，六朝人更近老庄、易象八卦一路，往往用难以捉摸、没有定规的自然和生命来比喻艺术，所以谈艺用词好像相人识鉴。那时候，人们普遍地说相人在筋骨、识鉴在神明。然而也有另一支往品评道德一面发展，也就是由自然往社会发展、从自由往定规发展、从近近老庄、易象八卦往近孔、孟发展。这种发展和孔孟以来儒家学说渐成正统有关。汉代董仲舒继孟子讲仁、义、礼、智以后，添“信”一条，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把本来兼谈个人修养和社会风气、并不苛刻的仁和德，变成为统治者的道德律，成为一种严格的要求和规定。由是，艺术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不像原先那样自由了。艺术的局促化，在书法品评里很明显。像西汉扬雄有“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汉末蔡邕则有“书肇于自然”，“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云云，都讲书法艺术以自然形势、生命气象为贵、为美。而蔡邕以后，南梁萧衍论书法，就有不同。他提到“传志意于君子，报款曲于人间”，比起自然而然、不加造作的心声、心画，其中志意、款曲更多几分意向性。于是纯粹自然、生命的说法，开始往主观意志介入一路发展。再以后，这种主观意志里加入了道德、伦理一类命令式、强制性的因素。可见，艺术评论由自然向社会人格发展，和道德律地位的不断提升有关。统治者愈来愈看中道德律对政治的好处，谈艺者们也就愈来愈把艺术当作道德容器、当作教化宣扬者。至于笔墨情性、赞咏生命的论调，渐渐变得次要了。宋明以后，这种道德律及以道德谈艺的方法更加普遍。例如，明人项穆《书法雅言》里说：“柳公权曰：心正则笔直。余则曰：人正则书正。”又说：“人品既殊，性情各异，笔势所运，邪正自形。”且“褚遂良之遒劲，颜真卿之端厚，柳公权之庄严，虽于书法，少容夷俊逸之妙，要皆忠义直亮之人也。”而“赵孟□\u20043之书，温润闲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历史上，赵孟□\u26159是宋太祖十一世孙，属皇亲贵胄。可惜遭逢末世离乱，最后竟在元朝做了官。如此举动，家仇国恨、民族气节全失，显然很不光彩、要遭人诟病。然而，把人与书用一种政治道德简单联系起来，把政治选择当作妍媚书风的由来，就有点过头。一方面，关于书风妍媚一派，可能有性格温雅、细味技法的缘故。另一面，赵孟□\u20197以后，文征明、董其昌等行书也有精熟、温润之时。若按项穆的说法，他们岂不也乏了“大节不夺之气”？以道德谈艺也许有弊端。原因在于，就艺术来说，有真性情的艺术、有为了他物的艺术。真性情的艺术往往自然，如出水芙蓉，生来就美。像李白的歌行、怀素的狂草，都是真情流露。而为了他物的艺术，要么拙劣，要么专事雕琢，分外注重技巧。像宫体诗、馆阁体小楷，都是迎合帝王之作，虽精巧，但不亲切。真性情的艺术可以反映人的风神意趣；而为了他物的艺术，可能生气全无。同样地，在道德一面，有真道德、有礼法的道德。真道德是人本然地趋向善，是诚、是性情、是血性。而礼法的道德则舍本逐末，徒有虚饰。真道德和礼法道德能结合，便是最好。若只有礼法的道德，就成了孔子说乡愿，假借礼法以谋私利，成了道德假象。但是对中国文人来说，为艺术有真性情、为人有真道德，是一种理想状态。艺术既有独立性，亦有道德性。尤其对于儒家文化薰习的文人来说，艺术之独立乃是站在道德上的。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惟有化道、德、仁入己心，才能自得、自由，才能到达游境。然而现实里，人们为了俗事有太多牵挂、太多不自由，对孔子道、德、仁的体会亦有偏差，要想真正到达游境总是很难。所以他们执著于以道德谈艺，执著于对欲得而未得之游境的渴望与追求。清初书家王铎是对于那种理想状态欲求而不得的一例。他有一段耻辱的政治经历。1622年，前明朝熹宗皇帝在位时候，王铎中进士、改庶吉士。两年后，他成为翰林院检讨，也就是史官，再后来，他做经筵讲官、做少詹事。等到1644年，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福王朱由崧在明朝旧都南京建起偏安政权，王铎被委以东阁大学士。如此，应称得官运亨通、荣耀一时。然而谁曾料到，南明小朝廷早夭。弘光皇帝没享得几日安宁，便因了清军攻陷镇江、直逼南京，而仓皇出逃，留下些毫无抵御力的官宦们。除却以身殉国，这些官宦们唯有叩首迎降。王铎亦在降清之列。降清以后，王铎出任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及明史副总裁。数年后，又任殿试读卷官、礼部左侍郎等职。从降清到离世约七年，然而这七年抑郁无为、七年贰臣之耻，竟笼罩了王铎全部的生命。本来，以王铎的用功和天分可以成为书界巨擘，然而历史的错位和政事的复杂难解，使他投降了满族人建立的清朝政权。惋惜和批判是后人常有的态度。正是这个道德上有亏的选择，使他降清以后的生命充满了无限苦楚与哀凉。也正是这种苦楚与哀凉，使他耽溺于狂舞的笔墨丹青，以遣生命之轻。关于人品和艺品，也许有另一种说法，同样从以道德谈艺的弊端引申而来。前述讲道道德和艺术各有两种面貌。除去那种真性情、真道德的理想状态，艺术和道德也有彼此欺骗的时候。一件艺术品，可以透露真道德的精神；可以充满伪善的礼法；也可以仅仅当作工艺，显示技巧。一个不屑礼法道德的人，可以狂、可以狷，可以把他全部的生命、热情、和矛盾融于艺术。所以，像元遗山《论诗绝句》说：“心声心画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而孔子也有教诲“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按照孔子的说法，单单凭一段经历、一次选择，就从伦理道德一面把人否定，抹煞他本有的艺术造诣，是不妥当的。然而归根结底，中国人的传统是偏向第一种说法的。惟“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才符合几千年的美学理想，才是正宗的。而后一种说法，显然有一些现代的意味。
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