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囡囡
曾宁
这条街名叫戴维斯,极其安静。很短,站在街口便能看到尽头。街尽头处,一栋房子的前院挂著「求售」的牌子。
我和老公走进戴维斯街,一路上,广玉兰树、樟树和参天的花旗松,构成浓密的天然华盖。小松鼠在华盖上来回飞舞,枝头,蜂鸟、黄鹂、云雀以及许多不知名的鸟类,在树枝间鸣唱,把静谧的午后唱成歌墟。
老公环顾四周,赞叹道:住这里,你不想回上海了吧?
我在广玉兰树下拾起一朵白花,嗅了嗅,抑住喜悦,故作平淡地回应:“买下房子吧。”
老公不晓得,我一来到,便注意到,隔壁邻居前院里,广玉兰树出奇地茂盛挺秀,树下长长的□笆上,明紫色的喇叭花和金黄色的中国丝瓜花交缠著,迤逦而去。
一
我和老公捧著一盆圣诞红,按了这人家的门铃。听得到铃声在门庭深处叮咚。
好一阵,门才打开,是一位动作迟缓的洋老头,他向我们点头,泪眼婆娑格外触目。
我和老公愣了片刻,才回过神来,小心翼翼地作自我介绍:“您好,我们是您新邻居,JESSICA和PAUL。我们想跟您说声HELLO。”
老头却哭开了:“我妻子眼睛突然看不清,今早送医院急诊。噢,我该怎么办?我们结婚四十多年从没有分离过!”
我忙问:“那她现在怎么样?”
医生说要留院观察才能下判断。老头用袖子揩了揩脸。
我问:“有没有人帮你?吃饭了吗?”
老头说:“我还没有吃饭,儿子在圣他克鲁兹,过来要三个小时!”
我拉了一下还在愣神的老公:“快去家里拿吃的来。”
老公应一声回头就跑。
老头也缓过气来,客气地请我进客厅小坐。
我一边用不熟练的英语安慰老头,一边打量他们的家,厚重的桃心木做的立柜,褐色原木桌椅,奶油色布沙发,完全是老式欧罗巴风味。蓦地,我的眼睛落在壁炉上方的一幅黑白照片上:人行道上,一对年轻夫妇抱著刚刚出生的女婴,身后隐约看到教堂哥特式建筑尖顶。从衣着打扮上看,他们来自欧洲,拍摄时间大约是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
老头说:这是我妻子路易莎出生时拍的。我们祖籍德国,对了,我还没自我介绍,我叫文森。
我随口应著,眼睛没有离开过那张照片。
二
路易莎端坐在轮椅上,干净整齐的短发,银光闪闪,端庄的圆脸依稀可以看出幼时可爱活泼的模样,只是,她的眼睛蒙上一层阴翳。站在轮椅后面的文森说:“谢谢你们照顾我,今天路易莎出院,特意请你们来喝茶。”
路易莎面带微笑:“JESSICA,靠近我一点,我眼睛看不清了。”
我走近她,弯下腰,她伸出手,轻轻摩挲我的手指,微微抬起脸问:“听说,你是上海人?我尼也是上海人。”
她最后一句上海话不仅流利,而且是年轻上海人未必听得懂的过时郊县土话。
我没有吃惊,紧握一下她的手,直起身子径自走到那幅黑白照片前:“这是摩西堂吧?”
摩西堂,位于上海虹口区,是犹太人的教堂路,露易莎就是在那里受洗所。1995年,以色列前总理拉宾来到摩西堂,参观过这一著名的犹太人历史遗迹。
1937年,两万五千名犹太难民逃离战火熊熊的欧洲,到达上海。不久,日本人占领上海,将犹太人赶到虹口区,隔离起来,史称隔都。
“父母一来到上海,就定居在虹口,做日用百货生意。我出生那天,淞沪保卫战开始。”路易莎娓娓地叙述,时而英语时而沪语,二者的过渡十分自然。她的眼睛向着黑白照片的方向,说到激动处,眸子闪烁奇异的光彩,一点不像盲者。
“妈妈说,她躺在产床待产时,炮弹在屋顶呼啸,她给吓得一点力气也没有。幸亏姆妈──就是我的保姆,她及时找来医生-----”路易莎停下来,不想回忆下去。这么停顿,使得我失去插话的机会,本来,我要告诉她,也是那段日子,我居住在虹口的舅公,被日本炮弹轰下的房梁砸死了。
“我的保姆是上海崇明人,我生下那天,她就叫我囡囡,我叫她姆妈。”路易莎继续说。
我替路易莎端来文森煮好的英吉利红茶,熟练地为她兑牛奶和方糖。路易莎歇够了,继续回忆下去:“后来弄堂里的中国人都叫我洋囡囡。我的上海话,是跟姆妈学的,她说的是崇明方言,弄堂里的小朋友笑我的乡下口音。大人们为我解围,说还好,还好,不是江北口音,那才叫土。”
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随即眼睛热了一下。布满青苔的弄堂,女孩子们在冬青树下玩过家家,隔壁五号剃短发的江北女孩,总是被人欺负,“你最丑,江北人,当阿爸!”我们这么命令她。回想起来,这优越感多可笑多俗气!
路易莎举起厚瓷杯,抿一口红茶,满意地微笑:“你小时候常喝?”我说是的。
“你住在虹口?”“山阴路吉祥路那一带,离隔都不远。”“你小名是……”“囡囡。”我笑了,说“我的保姆是南汇人,我叫她阿娘。”路易莎也笑了。这是同乡遇故知的氛围。
“那地方多美好!”路易莎布满阴翳的眼睛流露出温柔,“人们叫它小维也纳,我记得每天早晨,叫卖声此起彼落,弄堂口的气味可复杂,臭豆腐的霉臭,小笼馒头的清香,还有生煎包子、锅贴的焦香。到了星期天,我们一家打扮得漂漂亮亮,去教堂祈祷,然后上儿童乐园,中午,去咖啡馆,囡囡,你知道咖啡馆里什么最好吃?”
“惯奶油!还有奶油蛋糕。”我几乎在欢呼,发馋的嘴巴咂了咂。
“如今虹口区,那些咖啡馆还在吗?”
我摇了摇头。我出生在硝烟弥漫的文革,那些店面不是给砸了就是换了招牌。“这些掌故,是我外公告诉我的。”我向她坦白,“调配牛奶红茶的手艺,是外婆传授的。”
我凝望老太太的眸子,眼前闪现舟山路犹太人旧住宅区的景致──蜕变成暗红的拱形砖门,砖缝的泥灰剥落殆尽,却依旧稳固;黑漆的木窗棂,连木心也被雨沤成黑色;微风过处,洋楼上带蕾丝花边的帷幔,破旧不堪,却依旧大咧咧地迎风飘扬,还有,密密麻麻地覆盖著整面大墙的爬山虎,巷子深处瀑布般的紫藤花……比我大的孩子神秘兮兮地向我们耳语:阿三家的三楼没人敢住,因为闹鬼。老太太提到的儿童乐园,就在我家附近。阿娘常常牵著我的手进去玩。“囡囡,慢慢走,不要掼跤!”阿娘急吼吼地追在身后……
“嘿,甜点来啦!”文森从厨房间捧出一大碟烤巧克力曲奇。路易莎递给我一块,我贪婪地嚼起来。其实,我为了减肥,不敢吃甜食,“馋样”是做给老人家看的。“我本来想做奶油蛋糕,我怕年轻人嫌它腻。”路易莎言下有些遗憾。
茶和甜点用过,路易莎的脸布满温柔:“在隔都的时候,我们在自家门口摆摊位,卖日用杂货。周围的中国邻居都来照顾我们的生意,他们说我们的小玩艺质量又好又便宜。其实爸爸妈妈都知道,那些邻居走到楼下就能买到更便宜的东洋货,他们是特别关照我家。我站在门口,最注意看一位时髦小姐,穿旗袍,烫短发,天天到了傍晚,就羞羞答答地站在我家摊前,装作挑拣发夹雪花膏什么的,其实是在等候在对面摆摊的恋人,收摊后一起去吃西餐。”
“日本人走了,我们多开心,跑上街放炮仗,邻居跑来和我们一起唱歌跳舞。战后,我们本来要去静安买房子,父母亲却情愿在虹口住。”路易莎眯起眼睛,“我们的亲戚陆续回到欧洲,我不想走。所以,我拖到1952年才上飞机。我们是最后一批欧侨,在最后一天才下了离开的决心。”
我始终没有提问,甚至故意表现出淡然,可是我从她的表情和微颤的手,知道她踏上飞机的舷梯,回望上海时的心境──那是感情的雪崩!
“那天,我离开了上海姆妈,离开了虹口区……我本来以为,我会永远留在上海的。”
我感到气氛太压抑,对患病的老人造成太大的冲击,便笑了笑,换个话题:“还记得弄堂的叫卖声吗?我学两句给你听吧。”
“栀子花,白兰花……”
路易莎接上去:
“小钵头甜酒酿,糯米小圆子咧……”
我大声笑道:“错啦,应该是苏州口音,你这是……”
路易莎不服气,试著用江北话吆喝:“棕梆藤梆修伐……”
“削刀磨剪刀。”
我笑得喘不过气来:“不对,不对,你这是──崇明大闸蟹……”
路易莎哈哈大笑起来,兴奋得连连跺脚。我那一直没搭腔的老公听懂了,跟著笑出声来。可伶的文森一句中国话也听不懂,瞪著蓝眼睛,看了太太又看我。我的老公连忙向他解释:“我太太说 路易莎说起上海方言,声音特别有趣──象螃蟹。”
文森更给搅糊涂了:“螃蟹有声音?”
大家笑得更厉害。
笑着,笑着,路易莎眼圈有些红了:“除了叫卖声,我还记得一首歌,唱给你听。”
“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更残漏静,孤雁两三声……”
我嚷道:“是《秋水伊人》!”
“几时你回来哟,伊人哟,几时你会穿过那边的丛林……”
我强压下歌声唤起的悲凉,起身告辞,她用上海话说:“囡囡,侬过来,让我再看看侬。”
我俯身拥抱她,也用上海话说:“阿姨,侬自家要保重。”
我们没有伤悲,因为我们旁边,是两个爱我们的男人,他们都热切的希望我们快乐地生活在这里。
三
我去CUPERTINO的中国饭店买了一个杂锦盒,里面有小笼包、生煎、锅贴、小馄饨,还有酒酿圆子、豆沙汤圆、赤豆糖年糕。我老公看我端著沉甸甸的大盒子,奇怪地问:“这么多东西,他们俩要吃多久啊?”
我反驳说:“我可不是给他们吃的。”
走到他们家门口,我隔著缠满喇叭花丝瓜花的□笆叫一声,正在修剪苹果树的文森爽快地应了一声。我将食品盒交给老公,推了推他:“你送进去吧。”
四
我站在广玉兰树下,絮絮叨叨地告诉五岁的儿子:“这是上海市花,虹口公园门口有很多,都比这棵大,看看,这一排叫喇叭花,那边是丝瓜花,上海虹口区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两种花……
儿子懵然,不停地拍打他的篮球,我一个劲地重复。我不希望他全部听懂。事实上,我最怕看见的,是路易莎打开食品盒,闻到扑鼻香气时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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