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一年，我十六岁，在清水镇中学读初三。
家里兄弟姐妹七个，我行五。村里的许多伙伴，如毛蛋子，奶林子，刘老鼠他们都下学挣工分去了。村里读中学的只剩下了我自己。这样一来，我就落了单。其实，我也是想过下学的。我对读书并不感兴趣，除了有点喜欢语文之外，象数理化英语什么的，听了就脑壳子痛。再加上那时候学校里三天两头学工学农的，累得臭死也落不下一个好，还不如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快活。我曾把下学的想法告诉母亲，母亲听了便骂：贱皮，念书多好，日不晒风不吹的，再说，你老子能依着你这样半途而废？
我的父亲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革命，身上留下的数处伤疤成了他后来教育我们的资本。他左眉头上有一个手指头大小的伤疤，那是在一次战斗中被子弹从侧面擦过而留下的，于是便有了外号：陈疙瘩。人的外号一般都和本人的性格有关联。父亲身材不高，人也长得白净，脾性却象一堆干柴似的，点火就着。由于工作原因，十天半月地才回一次家，我们怕他就不说了，连黑狗见了也会夹着尾巴顺着墙根溜走。
父亲出身苦寒，没有读过一天书，连自己的名子也写不周全，可却能在大会上连续作两个小时的报告。按他的话说，那是在革命事业中锤炼出来的。每次来家，他都要召集全家人开家庭会，会议内容主要是让我给家里人读语录学毛选，然后再处理一些家庭事务。没法，他是老子，家人敢怒不敢言，弄得我小学四年级就能熟背语录百余条。最让人难以隐忍的是每逢过年，他便让全家忆苦思甜，一起吃着难以下咽的炒豆腐渣。稍有不慎，他便会拍桌子甩板凳的，吼声能传遍整个村街。他的行为自然成了村里人的笑柄，人们当面夸他觉悟高，称赞我们是革命家庭。转过脸就说他愚忠，骂他犯疯病。我的伙伴们也经常拿他取笑，说他“发革命疯，”并给我起了外号叫“革命种子”。为此，我没少和他们干仗。
那天，我们几个人正在村街上玩着打纸卡。奶林子一不乐意就叫了我的外号，我气，摸起一块砖头砸过去。顿时，奶林子的脑壳血流如注。
这下热闹了，林家人领着伤兵一般的奶林子来找父亲评理。母亲见了，一边小心地陪着不是，一边让家人逮母鸡拿红糖送给奶林子补亏。父亲见状便冲家里人吼；还不快去把那个死东西给我找回来。
那时候，家里的墙上总挂着两条鞭子。一粗一细，麻绳搓就的，细的当中打着一节节的结。大错用细的，小错用粗的，那是父亲的家法。
父亲的吼声很大，我站在院外听得清清楚楚。弟弟小山惊恐地跑出来对我说，三哥，快躲躲吧。我说，没事。说着，我进了家，在众目睽睽之下，主动将裤子褪了，撅着屁股趴在了陈疙瘩跟前。我的行动是对家法的蔑视和抗议，其中还带着一种英勇不屈的气概。
父亲被我激怒了，拿起鞭子就是一顿猛抽。我从小就犟，挨打，从不哭，越是这样，大人越气，下手就重了许多。父亲终于被邻居们七手八脚地扯住了。我仍在原地趴着，有人嚷：憨货，快跑呀。我没动，心想；反正，不能打死我。
人们死拉硬拽地把我弄了出去。照理，到此就算结束了。可是，我不屈服，得了空，执拗地跑回来，撅着屁股又趴在了父亲面前。
父亲暴跳如雷，冲众人怒吼道：再拉我就不给面子了。说着，取下带着结的细鞭子，又湿上了水，骂道；狗日的，今天，看你有多硬。这下可好，几鞭子下去，打得我皮开肉绽。
家里乱成了一锅粥，姐弟们在一旁哭得山响。林家人终于站不住了，一边拦住父亲，一边骂奶林子也不是东西。最后，大伙七手八脚地将父亲拉了出去。
母亲心疼的不行，她说，小土哎，你真是个犟种！说着便流泪了。小山问，三哥，疼么？我笑，我说，许云峰连老虎凳都不怕，打烂屁股算什么，过两天就好了。母亲说，真是个活土匪呀，说着，用手轻轻地摸抚着我的伤痕。我眼里一热，想流泪，见弟弟们在跟前便忍下了。母亲温热的手，是世上最灵验的催泪弹。她说，讨债鬼哎，和你老子前世就是一对冤家。我笑，屁股虽疼，心里却掠过一阵轻松。我想；这一关总算过去了，以后，看谁还敢再叫我外号。
父亲算是一个完全彻底的革命者，可是，他的官却越做越小，时间久了，原先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一个个都提拔了上去，有的还做了他的直接领导。后来，组织上安排他去清水镇做供销合作社主任的时候，我发现父亲变了，再也不说什么“党叫干啥就干啥”之类的豪言壮语，延续多年的家庭会也取消了，说话的口气也温和了许多。他常常告诫我说：孩子，好好念书，没有文化是不行的。那时候，我就想，读完了初三，好歹糊弄个初中毕业证，打死也不去念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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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土匪和老革命写得很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