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憑票穿衣吃飯的日子裏

樹   立

  每年的十二月，家家戶戶必辦的一件大事

自從1956年起，中國大陸就實施了糧食統購統銷、居民食糧定量配給制度。接著，又出臺了棉布、食油、肉、糖等基本生活食用品的定量供應。後來，連做飯用的柴薪煤炭、洗衣服的肥皂也都納入配給範圍。至此，中國人就過起連續幾十年憑票穿衣吃飯的日子了。

在我的記憶中，當時每到一年的十二月份，家家戶戶都沒有例外的要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拿出登記了一家大小人口資料的戶口簿，到指定的部門排隊領取下一年的生活物品定量供應票證。這些票證五花八門，種類繁多，其中有購糧證、布票、糖票、魚票、肉票、柴票、煤票、肥皂票等等。除購糧證是一個小本子外，其餘各種票證外表看來有如貼在火柴盒上的印花，但比它小些。這些票證雖然紙質十分低劣，印刷也很粗糙，但身份卻是很高，人人得靠它過活。

就全國而論，不同城市的居民，他們從票證得到的物品並不一樣，一般是大、中城市供應的物品比小城市要多一些，小城市的供應又比城鎮多一些。拿當年的廣州來說，每一個市民得到的票證，按月計可以購買的物品，是幾公斤至十幾公斤的大米 (取決於年齡、性別和工種而定額高低不一)、500克的肉、250克食油、250克食糖和一元幾角錢的魚，還有一塊體積大約是12（長）×7（寬）×4（厚）釐米大小的肥皂。柴薪和煤炭是按每一個家庭人口的多少配給的，3~4口之家給買幾十公斤的煤炭和5公斤供你點燃煤爐的柴枝。此外，是一年一人發給剛夠做一件上衣和一條褲子的布票。
   
産婦在孩子呱呱落地之後，憑醫生開給的出生證可以得到另外一些票證，給購買幾斤雞蛋、肉品、食糖和草紙什麽的。某些病人在取得醫生的疾病診斷證明以後，可以購買少許的食糖、肉品，或被允許訂一份每日約250毫升的牛奶，訂期一至幾個月不定。

收到國外匯款的華僑、港澳同胞的家屬，外幣給銀行扣下來，只發給你人民幣，但可以領到一種特殊商品購物證。所謂的特殊商品現在看起來一點也不特殊，不外是米、面、糖、油、餅食、糖果、奶粉、水果、棉織品、香皂一類的日常食用品。當時人稱這類票證爲“僑匯證”。按照規定：“僑匯證”只能在專門設立的“華僑特種商品供應商店”才能買到物品。
 
“糖豆幹部”與“肉蛋幹部”的來由

還有一類很特殊的票證是發給某些幹部的。比如，達到一定級別的人，政府會按月發給可以額外購買一些肉、豆、糖、香煙和其他物品的票證。在所說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以北京市來說，凡是行政職務達到十七級的幹部，每月可以領到買一斤豆子和一斤食糖的票證；達到十三級的幹部，除了以上份量的糖和豆外，還供應二斤肉和二斤雞蛋；如果官階達到九級的，供應的肉每月就給加到四斤。當然，官階更高的幹部，他們得到的豆子、食糖和肉蛋自然會更多了。北京老百姓當時把額外配給有糖豆或肉蛋的幹部戲稱爲“糖豆幹部”和“肉蛋幹部”。在當時的京城，當你知道某一幹部是有糖豆配給的，不必問他 (她) 的級別，就知道此人只是個十七級到十四級的不大官兒；兼有肉蛋配給的，必是十三級以上的大點官兒無疑了。

在食物匱乏年代，級別較高的幹部，除了獲得以上說的某些物品供應外，每個月還會得到若干張很特殊的“用餐票證”。持有這種票證的人，可以到一些專門爲之設立的酒店、賓館或內部食堂就餐。當然，享用這種特殊的餐飲也要付錢，不過首先得有票，沒有票就進不了那酒店的大門。

      讓城裏人吃上飯和肉的農民，卻領不到自已應有的一份票證

按照規定，票證只發給有城鎮戶口的居民，暫住在城市的流動人口和生活在農村的農民，是沒有資格獲得這些票證的。關於不給農民發票證這事兒，因屬國家大事，其原因不得而知。有次下鄉，和貧下中農三同 (同吃、同住、同勞動之謂) 的時候、他們與我談到上頭這個不發證給農民的做法，都憤憤不平, 說：“我們種田養豬，讓你們城裏人吃飯吃肉，倒領不到自已應得的一份！還說什麽大家都是黃帝的子孫，龍的傳人，難道你們是真正的龍子龍孫？俺農民都是姓賈 (假) 的？是劉備 (劉玄德) 的假兒子劉封 ？”農民這氣憤、挖苦和帶有詼諧的話，令人哭笑不得，話雖然是對著我說的，但我知道他們罵的不是我，而是在發泄對不給他們發證的決策者的不滿。

有了票證，不等於生活無憂

按照規定，人們持有的票證必須在規定的日期內到指定的商店裏購買物品。所發的票證都是 “遺失不補”；有的票證且是“過期無效”。如廣州市限定在上旬、中旬與下旬使用的魚票，每張票的有效期限只有短短的十日，過了日子就變成廢紙；肉票、糖票和肥皂票則過了月份就買不到東西。所以當年老百姓對這些發到自己手裏、賴以生活的票證，不但都要捧爲至寶，小心翼翼地保存起來，
而且還要時刻記住每一張票子的使用期限，大意不得。

是的，那年頭，對於廣大的平民百姓來說，票證確實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票證和每一人的生活是捆縛得緊緊的。有了票證才能生活。當時就有人比喻說：沒了這些票證，即使你是一個沒人追捕的逃犯，也難以生存下去。

衆所周知，“大躍進”後那三幾年的中國大陸，物質缺乏的現像是非常嚴重的。群衆手裏雖然有了各種票證，但並非就此能夠安安穩穩地過日子。因爲有了票證還得有錢，就是票證和錢兩樣都有了，也不一定能夠順利地買到配給的物品。因爲市上供應的幾件物品，除了每人這定量的米糧保證可以買到手外，其餘的常常缺貨，不是沒有這一種，就是沒有那一種。而到了有物品供應的時候，還得這時你恰好有空暇和有力氣去排隊。因此許多老百姓常常由於幾張票證 (尤其是幾張即將到期的票證) 買不到東西，而在街上東奔西跑，四處尋覓，弄得精疲力竭，受盡了折磨。尤其惱人的，是這樣的遭遇不是只偶然碰上一回兩次，而是日日、月月、幾十年連續不斷地緊跟著你，一定要你應對承受。人們長年累月爲生活奔波而受到的種種委屈、冷漠與不公平的對待，又無處訴說，無由渲泄，也沒人給予一點半滴的慰藉。這樣的日子委實太苦，許多人感到做人真累、真艱難；感到做人並不幸福。此中的苦楚，沒有“親歷其境”，的人，是難以體會到的。

糧店供應的配給米，幾十年都同是一個面孔──一種品質很差的三級米，煮出來的飯味同嚼蠟。到單位食堂打的飯，更是用四級的米做的，質地愈差。據米業老行尊透露，這種三級米、四級米大多是在米倉裏存放多年的陳舊老米，早就沒了米香味。是“深挖洞、廣積糧”的産品，它離發黴變質只有一步之遙。”

群衆想吃好點的米，只有等到國慶或是過年，才賣給你幾斤。這時，糧店就在店前貼出告示，叫人在規定的日期內前來購買。此類告示的末尾，往往還會加上“賣完爲止”這四個字。
各家各戶的百姓看完了這樣的文告，心情基本都是一個樣：既歡喜，又擔心。歡喜的是眼看就有幾斤好米吃了，擔心的是如果遲來了就不一定能買到這好米。於是，天還沒亮，大家就早早起床，拖兒帶女趕到糧店店前排起隊來。

我記得有一次是某年農曆春節即將到來的時候，糧店貼出的告示說是今年過節每個人除供應五斤好米外，還給買一兩香油 (芝麻油)。同樣，告示末尾他們並沒忘記寫上“賣完爲止”這句話。因爲有了這五斤好米和50克的香油，大家這吋時歡樂和擔心的心情都升了級，許多人家，除了上班的人該上班外，家中的男女老幼，都是齊齊出動，趕到糧店排隊 (因爲這個隊一排就要好幾個小時，所以一家人出來輪流代換排隊很重要的)。因此，當天還沒全亮、糧店的那兩扇木門還緊緊地關閉著的時候，店前這片不是很大的場地已成了個熱鬧的墟市了，到處都是人。至於那些該上班沒來排隊的人，雖然这时他們的身子是在辦公室裏，但許多人都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心里尽记挂着家人在排队买米买油的事，無心工作。下班回到家裏急看要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問老婆或孩子：“東西買到了沒有？”

幾斤好點的米和50克的香油，竟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把這麽多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召喚到這小小的糧店門前來。許多人都爲它牽腸挂肚，廢寢忘餐，受盡了折騰。這是在講說《天方夜譚》裏的故事吧？不！我說的都是那個令人困惑和無奈的年代的真人真事。那個年代離現在並不遙遠，許多人還都活著。

廣州市限定在每個月的上旬、中旬或下旬之內使用的魚票，店子裏往往是無魚可買的。用來點燃煤爐的這幾斤木柴也是一樣，柴店裏很少有貨供應。大家知道，生爐子的頭一道頂頂重要工序，就是爐子要先用木柴點燃了，再放上煤球，等到煤球燒紅了才能做飯，試問如果沒了這引煤生火的木柴，煤球怎能燒紅？所以身居寸草不生的城市人，對這幾斤配給的柴枝格外看重，沒了供應就做不成飯。

每月一個人給買的那塊不是很大的肥皂也常常缺貨，尤其是住在郊區的市民，老是買不到肥皂。這裏的店子並不是天天有肥皂賣，有貨來到的時候一下子就賣完了。可是人們的衣服得換洗，手髒了得洗手，還要沖涼、洗頭，有嬰孩的還得洗尿布，這塊肥皂實在不能沒有。我記得那時市上供應的是幾十年一貫制的“電車”牌肥皂，因此當店子來了肥皂的時候，大家都奔相走告，說“電車”來了，“電車”來了。當做一件喜事。

此外，就是上廁的手紙也很缺，有時根本就買不到。須知那時女人要等到生孩子的時候才有幾斤馬糞紙一類的草紙供應，你上茅房沒手紙算什麽困難？那麽，這個時候，人們究竟是怎樣如廁呢？像這種涉及個人“隱私”的事，一家一戶去問那是行不通的、也不會有結果的。最簡便的方法是只要你有時間又不怕麻煩，走幾趟公共廁所，望望廁所裏的廁池，就“真相大白”了。原來很多人都是用沾滿了油墨的舊書報擦屁股的；也有人是拿孩子用過的舊練習本子解決問題的。真正用手紙的人很少很少。住在郊區的人，更是遵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古訓，就地取材，用小樹枝或大點的樹葉子來代替手紙；種有甘蔗、水稻的地方，那些帶皮的蔗渣和稻草這時也派上了用場。最不可思議的，竟有個別的人是用廢棄在路邊的碎磚頭、破瓦片來做這件事，這些人也不怕此類東西異常粗糙，而且大多帶有鋒利如刀的邊角，萬一“操作”不當，就是在屁股上“開刀”，真是有點“膽大妄爲”了。1974年我去北京，看到市面上有一卷卷的廁紙賣，真是久旱遇甘霖，大喜過望，馬上掏錢買了10卷。不過這能解決問題嗎？再多一倍兩倍的手紙，也有用完的時候啊！用完了不是還得使回孩子的練習本子和舊報紙？

物質緊缺，“人龍”成了獨特的街景

因此，當市民們得知某某商店可能有緊缺的生活物品供應 (尤其是可以免證的商品供應) 的時候，這消息就會不脛而走、迅速地傳開了。這時，飽受物質缺乏之苦的群衆都把這類消息當做一種特大的喜訊，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從四面八方匆匆趕來，在這些店子的前面排起長長的隊伍。群衆把這樣的等候購物的長長隊伍稱爲“人龍”。其時在各地城鎮的街道上，出現的“人龍”往往不是一條兩條，而是許多許多條。“人龍”成了當時中國大陸常見的獨特街景之一。

物質緊缺，人們饑不擇食，看到哪里有人排隊，通常是不先問賣什麽東西就趕緊排上了，以免失去機會。有一位朋友告訴我，那年他的六十多歲岳母從鄉下來廣州他家幫看小孩，一天在馬路上看到有人排隊，也慌慌張張地跟著排上了，等排到了前頭，方知大家是在領取剃頭 (理髮) 的號牌子。

糧食成爲各種供應物品中的至尊

在各種定量配給的生活物品之中，這時糧食被人們認爲是最最重要的。在經濟困難年代，一切食物和用物都缺，但大家心裏都明白，缺少用物是不會馬上死人的，如缺少食物，就生命難保。而食物之中，一段時間缺少魚、肉和油脂，尚可忍耐；缺少糧食，生命即到了盡頭。所以百姓過日子不能沒有糧食，在這個時候更特別珍惜糧食。

從糧食實施定量配給這個時候起，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從此以後要管好自己的肚子了，只能照著分配給你的這個份量吃飯，早餐用糧多少，中餐和晚餐又是多少，都得有個限量。對糧食不能是“斤斤計較”，而是應該“兩兩計較”了。當時，“兩兩計較”無形中成了群衆省吃儉用糧食的常用口頭語。政府印發的糧票也顯示同樣在倡導“兩兩計較”：糧票的票面定額就有一兩，甚至少到五錢 (半兩) 的。

筆者記得自己當年口糧的配給定量是29市斤，這標準看來不算低了，但分攤到一個月的每一天，還是不足一斤。所以我給自己規定早飯只能吃二兩，留下七兩半在中午和晚餐吃。而實際上如果按照我這一米七幾的個頭，不怕讀者諸君見笑，在那缺油少肉的日子裏，一餐飯是可以吃下一斤米做的飯的。所以那時這日不足斤的口糧，真的把我餓壞了。尤其是這二兩糧做的早飯，到不了九點多十點，早已饑腸轆轆，周身乏力，工作難以爲繼。

糧食緊張年代，每一個家庭主婦，擔負著一家幾口的飯食，責任重大，更要細心管好家中的米缸子，三天兩次查看這個月還有多少天？還有多少定量配給的糧食可買？看“米”做飯，切實做到計劃用糧。在糧食實施嚴格管制的情況下，你想多吃但無處購買。寅吃卯糧，也就是吃過了頭，一家人月底是要挨餓的。

那時廣大群衆愛惜糧食的意識都非常高。在公共場所，隨意浪費糧食的現像是很罕見的。人們外出在飯店裏買飯吃，個個都是量入爲出、精打細算。碗裏剩飯、隨便倒掉飯菜的事是絕無僅有的。
               
糧食緊缺，家中來了客人怎麽辦？

每個人的的米糧就這麽多，家中來了親戚朋友，留不留飯？如果來的客人是城裏人，他們都有自己的一份口糧，住幾天後通常會給你留下幾斤糧票。最叫人害怕的是來了農村無糧票的親戚，如果一住又是半個月一個月，問題就大了。得想辦法。
由於家中米糧有限，這時煮飯不能加米、也無米可加。通常的做法是加多些水，把它煮成爛飯。因爲爛飯能多吸住些水份，讓飯粒的體積脹大，做出來的飯在量上就比較多。或者乾脆就把爛飯改成稀飯，大家將就著吃。你這樣做，明白事理的親戚是會理解和見諒的。我的幾位同事和鄰居，因爲鄉下常有人來，他們就是用這個辦法處理類似問題的。

無戶口無票證的“黑人”、“黑戶”，生活最艱難

來了農村的親友，會造成家中糧食供應困難，但無論如何，這種困難通常都是暫時的，因爲來客一般是不會一年半載長住下來的。最可怕的是家中有了沒戶口、而永遠“長住”下来的人。這樣的人不但沒有糧食供應，也領不到其他各種生活物品票證。在當年的廣州，人稱這類人爲“黑人，”又因爲他沒有戶口，叫他“黑戶。”
當時廣州就有許多“黑人”、“黑戶”。我的一位姓劉朋友，由於他和位農村婦女結了婚，婚后妻子来廣州居住，老劉家中自此有了長住的“黑人”、“黑戶”的人。
同是中國人，但因爲她是農民，她住到自已國家的城市裏來，卻得不到城裏人同樣的待遇，隨即成了沒有糧食和一切生活物品供應的“黑人”、“黑戶。”
從她到廣州居住的第一天起，老劉就只好將自己一個人的那份供應拿來養活兩個人。第二年，他們的小寶寶出生了，在別的人家，算是一件喜事，在他卻像遭遇了一場不幸：家中又添了個“黑人”、“黑戶。”老劉的那份口糧，這時要養活三個人了！多沉重的担负！多艱難的生活！
                  

出門千萬記得帶糧票

在糧食實施定量配給年代，中國人如果在自己在家裏做飯吃，就憑發給的糧食購買證到指定的糧店買糧食；如果外出辦事，就憑這個購買證領取糧票，在外面買飯或到住宿單位的食堂買餐券搭食。

糧票分縣票、市票、省票和國票幾種。前三種票只在限定的縣、市、省內流通；過縣、過市和過省無效。國票則可在全國任何地方使用。那時，每個中國人凡是因事外出，不能在家裏吃飯，就得帶糧票。身上沒有糧票就得餓肚子，誰也幫不了你。因爲凡屬於糧食的食物，諸如一碗面，一碗米飯，一個窩窩頭，以至一片麵包，一塊餅乾，沒有糧票是買不到的。筆者當年因工作關係常有出差，碰到這樣的尷尬事可多啦！

有一次是1984年是從廣州出差去內蒙古的呼和浩特，我在一個飯鋪裏吃了三兩米飯，飯後我拿出身上僅有的一張十市斤全國糧票，讓掌櫃找贖，他找回來的九斤七兩糧票竟然全部是呼市的。我一看不妙，就說：“我給的是十斤的國票，你起碼得給我找回一些國票吧！”只見他隨即將櫃檯裝著錢票的抽屜拉出來，用手翻動著抽屜裏的一堆花花綠綠糧票，嬉皮笑脸對着我說：“你看看，騾子都不見有，還想騎馬(起碼)哩！”意思就是沒有全國糧票可以找贖。這下子可把我弄苦了，身上沒了全國糧票，離開了這塞外之地就沒飯吃了，這可是件大事！後來虧得當地朋友的幫助，換來幾斤全國糧票，才順利回到廣州，算是有驚無險。

另一次大概是八十年代的前期吧，我出差去北京，住在一個單位的招待所裏，就用糧票和錢買了所裏食堂的飯票，每餐憑票吃飯。有一天外出回來晚了，食堂開飯時間已過，無飯可吃。只好到街頭找買點吃的，但我這次出差帶的糧票已經買了食堂的飯票，全身的衣袋都抄了，半兩糧票也沒剩。問過幾家店子，可否多付些錢賣兩個饅頭給我？但這幾位店主原則性都很強，強調錢是錢，糧票是糧票，錢不能代替糧票。結果當然交易不成功，眼看就要餓著肚子過夜了。不過天還是沒有絕人之路，幸虧這北京是首都，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早已取銷了“肉禁” (当地人買肉不用票，外地人也一样对待) 的規定，街上這時恰好有人推來一輛小車子在賣扒雞，我就買了只不用糧票的小扒雞當晚飯吃了。這小扒雞名副其實，就是小，比拳頭大不了多少，不能吃飽，好在它很鹹，逼著我必須喝下幾碗水解渴，喝完了水，我這個胃也就給撐大了，有了“吃飽了”的感覺，也就把當晚還沒有半粒米落肚的事忘得一乾二淨，倒在床上一覺睡到天亮。

读过先生的文章,才觉得我的名字该叫"票证".那年有上下俩半年。"票证时代"大概比十年长。

第二年，党完成了“一元化”，念书人不敢说话。

回忆是对历史的最好纪念。谢先生的生动翔实好文章。

辛酸的事給風趣的文筆寫活了﹗

文章看到最後不禁啞然一笑。笑中帶苦澀﹑帶無奈﹑帶開懷。

兩點感受很深﹕
1﹑我也是無數次人龍裡的一員。有時候一張小凳甚至一塊磚頭就堂皇地代表了我﹐小凳是我﹐我是磚頭。
2﹑ “糖豆幹部” ﹑“肉蛋幹部” ﹐當年吃一點﹔貪污幹部﹑受賄幹
部現在是大把地拿。

列寧同志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該不該忘記票證﹖這種年代背叛了好﹖﹗

每读树立的文章总有种种共鸣，因为这些票证就围绕在自己的身边，紧跟着自己的成长，不能忘怀。票证，那粗糙的票证，有相当一段时间是人们赖以为生的金纸片！一旦那剪下来指甲大的纸片丢了，分分钟无柴烧，无饭食。这样的故事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也不少见，我的妹妹就丢过票证，哭过许多。少时我比较懂事，所以父母买东西多差遣我去，卖猪肉买鱼排队的先是妹妹出阵，排头更，快天亮就是我出场，又拥又挤，还得少心票证和银纸，那段生活以刻印在心底，永远不会忘记。树立把我心底的故事也勾起来了。生活难忘，票证也难忘。
谢谢树立先生详尽的“票证”一页！真好！

呵呵，“红”缨枪兮“心”之初。

我也是在票证的年代中长大的。记得除了面票，米票，还有粗粮票。还有布票，棉花票。买布做衣服，要用布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手表票，那是奢侈品，不是每家都有。还有一种票，我们叫“工业券”，买收音机什么的电器用品要用它。除了这些，每家还有一个副食本。每月的油，肉要记本。还有几两麻酱，几两粉丝。过年有每人半斤花生瓜子。我还记得排大队用本买一斤排骨的事情。
如今的物质丰富。几乎忘了那些年的事情。这篇文章，写得如此详尽，如此真实。勾起了回忆。它，写出了当年百姓的柴米油盐的艰难，也记载了一页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