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门前那棵老榕树


刘云云

 

在家乡祖屋的门前,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榕树。它是一棵孤独的树,也是一棵多情的树。有位老人家告诉我,在光绪皇帝登基那年,祖父要漂洋过海去金山,惜别之时,种下了这棵榕树,以寄托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

记得自己七岁的时候,在夏日的骄阳中,这棵榕树撑开了它绿色的大伞,给地上投下了一个又圆又大的树阴。树阴里,被浓密枝叶筛落下来的光斑,像珍珠似的随着微风在地面上摇曳,跳动。在树下的长石凳上,妈妈坐着做针黹。我躺在妈妈的怀里,眯着睡意袭来的眼睛仰看大树,看着满树叶儿的颤动,看着枝头小鸟的跳跃;竖起耳朵,听着微风在枝桠中唱着的醉人小曲,听着远处溪流传来的潺潺水声……看着,听着,慢慢地合上了眼睛。在朦胧之中,仿佛感到老榕树伸出了一双温柔的绿色巨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膀和腰身,还在耳畔柔柔地唱着一首甜蜜的歌:“睡吧,睡吧,给你一片阴凉,给你一个甜甜的梦……”

二十年过去了。那个在老榕树下做过美梦的我,已经长大。可是,我却生不逢时,遇上了那个史无前例的岁月。在一个令人烦躁的夏季,以一个莫名其妙而又众所周知的托词——“接受再教育”,从南国一个大都市里,我被人遣送回乡了。从此,肩上的扁担,一头挑着土方,一头挑着困惑,迎来朝阳,送走落日。人生的车轮仿佛悬空挂起了,痛苦地打着空转。

在一个星光灿烂的晚上,我独个儿躺在家门前爷爷种下的那棵老榕树下,仰望着它那浓密的华盖。一个痛苦而又可怕的念头,正在折磨着我的灵魂。我苦苦地思索着,就像哈姆雷特那样,要给自己寻求一个两者必居其一的抉择:生存还是死亡?对生命的眷恋,对前途的绝望,犹如两把尖刀捅进了我的心。我依偎着老榕树,泪水涟涟,叹息不断,甚至咬着手背痛苦地在呼喊:“苍天啊,榕树啊,能给我一个启示吗?”

忽然间,来了一阵疾风。浓密的枝叶在晃动,满树的须根在摇摆。在暗淡的星光中,微微颤动着的老榕树,仿佛像个哲人泰戈尔,屹立在我的眼前。又一阵疾风袭来,在老榕树的枝叶的深深处,传来一种男性般的雄浑的声音。

这声音,仿佛是一个哲人的撼人肺腑的话语:

“是水就要流,是光就要亮!要像爷爷那样,至少也给后人留下一棵乘凉的树!……”

我激动地流着泪水,抱着树干大声呼喊:

“我懂了!我懂了!至少,至少,要给后人留下一棵乘凉的树……”

又过了二十多年。我的头发已经是白的多、黑的少了。还是在那个南国大都市里,有一天,我过去的学生们,不知道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一下子就来了一大群,为我的从教三十周年,开了个热热闹闹的谢师会。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各行各业,不少已经是社会的精英,有的甚至当上了政府部门的长官。然而,他们在我的面前,彼此之间却是那么平等,那么坦诚,尽情显露着被禁锢了的童真!虽然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小学教师,然而我感到满足了。真怪,望着他们,心里忽然想起了家乡门前那棵老榕树……最后,和学生们拍照时,他们拥簇着我,紧挤着我,那时我感到自己置身于一片茂密的树林之中。

尔后,我和老妻,带着孩子们和媳妇们回乡度假。在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全家欢聚在门前的老榕树下。这一棵由孩子们的曾祖父种下的树,又给我们撑开了那把巨大的绿伞。蕙风拂来,枝叶沙沙作响,仿佛老榕树又在歌唱: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一位爱穿唐装的老师

刘云云

 

记得我读高二时,暑假正值反右。听说学校最有名望的化学老师周老师被打成了右派。右派,在那时候简直是比杀人犯更为可怕的称呼。我们心中的偶像怎么会这样就被摔个稀巴烂,而且一夜之间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呢?单纯得像一掬山泉水似的同学们,对此都百思不解。

记得新学期第一天,第一节正是化学课。同学们都心照不宣,巴不得早一点上课。预备铃还没响,大家却早就安坐。不为别的,为的是想快点目睹这位右派分子的容貌。其实他们都深知,这位老师绝对不会变成一个青面獠牙的怪物。他们只不过以这种举动,对这位老师表达自己的同情和牵挂!

矮墩墩的个子,乱蓬蓬的头发,黑瘦的脸庞,炯炯的眼睛,这就是周老师的素描画像。使人感到最有趣的,莫过于他那件几乎天天不离其身的蓝布唐装。这件唐装上那四个大口袋,更惹人瞩目。根据观察所得,这四个口袋各有其责。钱包放在左上袋里,不过从未见过其隆起过。右上袋是他的“档案室”,随时可以从中掏出一叠小纸片来,翻阅一下,哪个学生哪次考试或测验的成绩,都一清二楚、无一遗漏。左下袋充当了他的“公文包”,一进教室他就从这个口袋里拿出那本又皱又破的课本来。最神奇的还是那个右下袋了。他要板书了,右手往右下袋里一掏,就掏出了半截子粉笔来。板书完了,顺手又把它投进口袋里——这便是他一个经典的动作。怪不得他的右衣襟上,老是白花花的一片。有时候授课内容讲完了,就要我们写作业。这时候,他就像魔术师一样,从这个口袋里变出一个扁平的白兰地小酒瓶来。他笑着说,这是我润喉咙用的开水。不过,学生们经常看见,当他“润过喉咙”以后,脸颊上总会飞来了两朵红云……

听说,他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上海一间名牌大学。求学期间,深知国家化学工业之落后,萌发了从事基础教育之志向。毕业后,他谢绝了某大公司的高薪招聘,来到了广州一间普通中学,当了高中部的化学教员。有人讥笑他,说有鸡腿不吃,偏要找大头菜吃,真笨!他听了傻傻地陪着笑,然后平和地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嘛,帮助孩子从小就树立科学立国之志,有何不妥?”结果他在这间中学一干就是二十年,而且成了一个著名教师,当上了市化学教学研究会的理事,发表的教研论文不计其数。可是,因为当过海关关长的父亲,四十年代末去了台湾,所以在镇反、审干运动中,本人虽未涉嫌,但是也成了“内控对象”。他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一直淡泊名利,潜心教学。自知难以造福于他人,他就逃避了爱情和婚姻,甘当孤家寡人。闲时与杜康为友,一杯解千愁。有一次他和几位同事上茶楼饮夜茶。席间谈论甚欢,城府尽开。有人谈及斯大林的长相,周老师接过话茬,不经意地说:“斯大林够威严的,要他饰演凯撒大帝的话,那才叫惟妙惟肖呢,哈哈!”匪夷所思,半年后,就凭这句话叫他当上了右派……

高中生们所期望的铃声响了。那件熟悉的唐装又出现在黑板之前。只见他毕恭毕敬地向他的学生们一鞠躬,接着就说:“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对我这个戴罪之人如此宽大的接纳!我会竭尽全力地上好课的,我一定会的!”他用那变得有点呆滞的眼睛扫视了一周,也许学子们那些充满怜悯而又特别专注的目光,好使他感动,眼角分明闪烁着泪光。他从口袋抽出书本,往教坛上一放,就侧过身子,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一截粉笔来,在黑板上以苍劲的大字写上了课题,就开始讲课了。他就像个出色的导游,用那富于启发性的语言,带领着这群高中生一下子就进入了那个神奇的化学世界……

末了,他腾出一些时间,让学生质疑问难。可是,等了好一阵子,都没有人举手。突然,有个小不点学生站起来,笑着说:“老师,我想大家都没问题了,您就润润喉咙,歇一歇吧!”这一下,整个课堂马上就雀跃起来了。周老师显得有点尴尬,却也陪着大伙儿笑起来。他挺着身子站立在教坛旁边,一边用右手使劲地拍打着唐装的右下袋,一边摇着头说:“没了,没了,那个东西真的没有了……”他的话语被一阵笑声所掩盖了。一个女学生又站立起来了,满脸堆笑地说:“老师,没那个不要紧,我给你斟杯开水,好吗?”只见周老师又摇头又摆手,连声说:“不用,不用,千万别这样!太谢谢了!”刚好这时下课铃响了,他连忙诚惶诚恐地给了学生们一鞠躬,就快步走出了教室……

三十年后,这群校友相约回母校团聚。可是他们被告知,那位值得思念的周老师已经仙逝了。这些年来,他默默无言地,无怨无悔地走着自己的路。听说只有在课堂上,当他讲课讲得最投入的时候,人们才能看到他难以一展的笑容。一九七八年秋末的某一天傍晚,他在重症病房里接到了改正通知书。他挣扎起来,把通知书贴紧着胸口,望着窗外一夜无眠。当晨光初现的时候,他忽然灿然一笑,就安详地合上了眼睛,永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