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查询 家园设施
首页 >> 社区论坛 >> 美华论坛 >> 漫步人生 >> 查看帖子
 新帖 新投票 回复帖子 上篇 刷新 树型 下篇  


 帖子主题: [原创]我的苦难岁月(连载)
 

期待以后的岁月。


   屋漏更兼连夜雨

    1956年6月,我们离开居住八个多月的麓山馆7号,搬到麓山南路马路边5号一户邓姓农民家的猪圈里。这栋房子建在麓山南路西边的小山岗上,距离公路十几米远,小山是岳麓山支脉,从屋后的小路可以一直爬到云麓宫。

    房子成凹字形,坐西朝东,干打垒的土筑墙,里墙紧靠凿平的山壁,凹型南边的几间住房和堂屋住着当地桔农向佩兰一家,北边是房东邓长哥家住房;屋檐台阶从南到北十几米长,房东在正房的最北端向东搭建了六米长的杂物间,杂屋间里养猪,猪圈里又矮又黑,整天臭气熏天;杂屋中间一条过道,过道顶头开一扇门,出门是上山的小路;过道西是间六平方米堆放农具和猪饲料的杂屋,母亲以每月1.2元的租金,租下西头的这间杂屋做我们的家,没门没窗,房东便在杂屋里墙上打个洞当窗户,后屋檐下的宽度刚能容一个大人走过,从墙洞朝外伸手,可以摸到凿平的长了浅浅青苔的石壁。

    小山上和这栋房屋四周种植了许多南橘树,这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山上杂草丛生,蛇鼠众多,它们常常成为家里的不速之客。

    我们的全部家当是湖南大学施舍的一张四尺五寸宽的木架子床、一张一米长的长方形木桌(做了摊位上的货架),这两样家什一直陪伴母亲到1984年,单位分房后同母亲搬进一室一厅的南区裕农街26号,两家宝贝才弃之。除此家中再无长物,从没有多过五斤的存粮,所以,房子有门无门对我家来说真无所谓。

    就是房顶千疮百孔,白天,点点日光印得床上斑斑点点,一到下雨,四处滴水无处藏身,我们用尽家里所有的锅碗瓢盆来接雨水,全家五口人只能蜷缩在大床的角落,彻夜难眠。母亲找到房东,哀求他帮忙修修,只要不漏雨就行,房东竟蛮横地说:“愿住就住,不想住就走人。”经过东屋邻居向佩兰的调停,房东才叫上儿子爬上房顶简单地修理了一下。

    我们每天在猪的嚎叫声中和臭气熏天的环境里,提心吊胆地度日。

    新安的家距摆摊的岳麓山下有三里多路远,因家中从来没有超过十元钱的余额,母亲必须去天天进货,她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步行六里多里到荣湾镇,坐轮渡过湘江,到大西门马家巷集市购买花生、瓜子、糖果和几种点心,再渡江步履匆匆,赶到岳麓山下支摊做生意;日复日,没落下过一天。

    母亲腿痛得实在不能走时,只好辛苦十三岁多的姐姐去进货,也是凌晨四点起床,也是步行六里多路,也是渡江进货后再步行六里多路,还要赶到八点钟之前放下货物好去上学。姐姐说有次在马家巷的商贩摊担上买货,随手将装钱的小布包放在摊担上,眨眼钱包就不见了,旁边多出一堆包装纸;姐姐说当时顿觉头晕目眩,心惊肉跳,问小贩,他矢口否认看见过钱包,突然妈妈会急死的念头袭上心头,不知哪来的勇气,不管小贩的恶劣态度,猛翻摊担,终于在包装纸的最底层找回了自己的钱包。回来告诉母亲,母亲说:老天爷保佑穷人。

    荣湾镇到中南矿冶学院有第5路公交车,全程十余里,票价0.16元,湖大是中途站,0.08元钱到荣湾镇,五点发第一班车,为节省八分钱,数年来母亲全是步行十二三里,从未坐过一次公共汽车。

    母亲去发货,最早起来的是姐姐,生火做早餐,我则照料小弟弟宗平起床,饭后,饭后四姐弟一齐出发,三个去上学,小弟宗平安被安放在岳麓山下新华书店门前的栅栏里,让他一人等母亲回来支摊。从1956年6月到1957年元月近七个月的日子里,每天早7点半到9点,他总是孤零零地站在马路边的栅栏里,三岁多的孩子,长得白净漂亮,要是在人贩猖獗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一千个他都会被抱走卖掉,细细想想,那个时候的社会秩序还真是不错。

    湖南大学总务处戴处长夫妇没有儿女,好多次托人同母亲说想收养宗平,我也亲眼看见戴太太来摊位恳求母亲,母亲坚定地说:“我一定能把儿女养大,我活着,就不会让一个孩子离开家!”

    自1955年10月后,我家的生存,靠舅舅、姑妈按时寄来的10元钱和母亲拖着半残身躯挣来的些微收入。生活仅能勉强维持,哪来的钱交三个孩子的学杂费,每临开学,母亲就放下生意,奔走于居委会、区政府之间,请求出具困难证明,时持有区政府开具的家庭困难证明,学校可以完全免除学生的学杂费。每年开学注册,我总是在同学们全部报完到,最后一个怯生生地走进老师办公室,默默呈上区政府的困难证明。

    因此,母亲从不忘记别人和政府对我家的帮助,她常将所受到的帮助那怕是些微的帮助都挂在嘴边,一再告诫我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母亲念叨过无数次“资云”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写法。

    岳麓区区长资云,母亲说起他,都会热泪盈眶感激涕零!他来做家庭调查时,我见过,他是北方人很年轻,的确平易近人,说话极悦耳,关心我们的成长。自家访后,两年里每到开学前,他会预先为我们写好证明,母亲一到就能取回证明书,有时他会派人提前送证明书到家里来。

    1957年春节,资云区长亲自送来10元生活困难补助费,对母亲说:“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你一定要好好培养,有困难就来找政府。”临走摸着我的头说:“你要听妈妈的话,争气,做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所以母亲总说新中国好、共产党好,再三叮嘱我们长大后要报效祖国。

    1958年3月,资云区长走了,随着他的离去,政府给的资助没了,再不见政府的工作人员上门了。到了1959年,政府的家庭生活困难证明都取消了。当时小学学费每学期5、6元,初中学杂费每学期10元,高中每学期12元,开学前后就是母亲最烦心焦急的时候,有时不惜借高利贷来筹措学费。幸亏在师院附中上学的姐姐,能申请到学校的助学金,助学金带有奖学性质,家庭困难是条件之一,但根本条件是成绩好、品行好,姐姐期期都拿到助学金。我不同,奉行三分好的理念,考入初中后只拿了一个学期的助学金,后因成绩只在中上间,没有享受助学金的资格,这就更难为了母亲,那时的我还真是不懂事。

    不管多苦多累,母亲坚持让我们上学,母亲常说“莫贫于无学,莫苦于无识”,母亲的引经据典我似懂非懂,却已牢记于心里。1973年,我读到清蒋士铨的名言: “莫贫于无学,莫孤于无友,莫苦于无识,莫贱于无守”(《再示知让》)。方知母亲的学问和见识以及望子成才的苦心,是啊!人最贫穷莫过于没有学问,再孤独莫过于没有朋友,再苦脑莫过于没有见识,再贫贱莫过于没有操守。这警句对我的学习奋进、为人处世起到了灯塔的作用!

    1953年11月全国开始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1956年初,城市各行各业均实现公私合营。1955年12月中央制定的个体手工业主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别于对资产阶级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全国891万个体劳动者,全纳入社会主义组织的集体所有制工厂、商店、作坊里。

    1956年初,岳麓区政府对个体小商贩进行了全面的统一填表摸底,集中统一学习,母亲满怀着希望停了小摊,投身于这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母亲学习回来,兴奋地重复着政府负责人的动员报告:“个体经济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你们应该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道路!学习结束,政府会量才安排,进公私合营商店或分配其他工作,你们不再是自由散漫的个体劳动者了。”

    学习期间,母亲异常兴奋,能正儿八经的在单位上下班是母亲梦寐以求的事!她又是反复念叨:“共产党英明伟大。”憧憬着有了固定工作,有了组织,前景会无限光明。母亲天天风雨无阻,步行十几里,到荣湾镇区政府大楼参加学习班,从不迟到、早退,认真领会文件精神,认真履行学习班分配的各项工作任务。

    母亲有文化,曾经担任过大商店的会计,这在河西众多小商小贩中无人能比,第一次参加学习回来,她兴奋、自豪地告诉我们:“我是记录员,学习的报纸、文件都是我读。”两个多月的学习过去了,一批批人彻底告别了小贩的身份,到公私合营的商店当营业员去了,只有母亲,依旧是学习、记录、读文件,那几个文件母亲已经能倒背如流,重新工作的机会始终如隐如现、梦幻莫测,母亲的心情也日渐沉重,四个多月的个体商贩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结束,学习班里文化最高、能力最强,学习最积极的人被遗弃了,回到岳麓上下,马路边的摊贩全消失了,只剩下孤零零的母亲重新支起小货桌来谋生。

    小摊关张四个多月,母亲以彻夜编织毛线衣来弥补其经济损失。

    母亲根本不懂阶级路线的主宰作用,她一生都没转过这个弯,只是牢记了政府对我家的些许照顾,终身感激涕零。1982年我提干,1986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母亲每次都会得意地说:“我说的嘛!共产党好,就是好!”

    我家租住的杂屋里没有电灯,用一盏小煤油灯来照明。我们的家庭作业都在学校里完成,回家后四姐弟就挤上大床上嬉笑。

    1957年5月下旬,一天傍晚放学后,同母亲一道收摊高高兴兴地回家,天完全黑了,猪栏过道里伸手不见五指,宗元第一个走进猪栏的杂物房,母亲在门口叫:“汉英,拿煤油灯出来。”

    宗元走进屋角,探手去拿放在地上的煤油灯,突然叫了声:“哎哟!”

    母亲忙问:“出什么事呐?”

    “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咬了我手指。”宗元回答,煤油灯还紧紧攥在手中。

    母亲接过灯点亮,仔细察看宗元的手指,右手中指上有只有两个不起眼的小红点,看不出什么毛病,母亲当成蚊虫叮咬,拿出清凉油擦擦宗元手指的红点处。

    几分钟后,宗元手指急速红肿起来,母亲急忙去找邻居向妈妈。

    向妈妈名叫向佩兰,是当地橘农邓富贵的续弦,邓富贵前妻留下三个子女,向妈妈是益阳人,出生中农,读过点书,能识文断字,在当时的农村里确实是凤毛麟角、出类拔萃,1949年嫁到长沙邓家,为人善良厚道,和睦丈夫,疼爱继子女,友爱乡邻,在麓山南路马里便一带甚为人称赞,1950年被政府任命,担任麓山南路马路边居民委员会第一任居委会主任。她是我家房东的嫂嫂,她的的作派与其叔婶大相径庭。我家刚搬来时,她似乎对我们怀有有一种天生的敌意,成分那么高,名声那么大,一的跛脚的中年妇女拖着四个小孩,住进猪呆的、人不愿接近停留的地方,一定是罪有应得。

    我家搬进来后,向妈妈的善良使她有意无意地关注着我们,在多次与疲惫憔悴的母亲交谈后,彻底改变了对我家的看法,尽其所能给我们以帮助。

    住家四周都是橘子树,秋季橘子红了,熟透的橘子会掉落在地,从园里走过,橘子碰头、伸手能摘,走路不小心还会踩扁掉到地上的橘子,我们每天都要去刷把村挑井水,往返于橘子林下数次,别说摘桔子,就是橘子掉在地上,我们会视而不见跨过去,谁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只有君子能为,我们四岁到十四岁的四姐弟就做到了!母亲“人穷志不穷”的教导深入我们姐弟的骨髓。

    橘子红了的季节,就是橘农最伤神的时候,要日夜不断地预防偷橘子的大人,还要驱赶乱摘橘子的顽童,他们常说小偷好防,抓住小偷打一回,他们就不敢再来了;就小孩难缠,小孩都是附近相识人家的子女,骂两声可以,打是绝对不行的,一打会引起两家甚至家族间的大纠纷来。他们常常为折断的橘树枝叹息:“摘几个桔子没多大事,就是乱攀乱摘,把枝干扳断了。”

    届时,橘农们总拿我们的表现来教育其他的孩子。向妈妈也总在居民大会上反复表彰:“李妈妈家的孩子教育得好,品质好、学习好、团结友爱,从不骂痞话、从不撩祸贪小利,就是建新(宗平)那四岁的孩子,橘子掉在脚边也不捡,要是大家的孩子都像他们一样,居委会和橘农会有多省心啊”

    向妈妈尽心尽力地为我们向政府争取生活困难补助、学费证明、医疗补助等。后来的几十年里,母亲从未间断过对向妈妈的思念,从未终止过“记住向妈妈恩情”的絮叨。1962年我参加工作后,向妈妈曾想我娶她的小女儿冰妹子为妻,母亲也殷勤期盼着这桩婚姻,也许是碍于城乡差别的意识,也许是走南闯北眼界开阔了的缘故,我拒绝了向妈妈和母亲的美意。

    片刻工夫,向妈妈随母亲来到宗元身旁,宗元的手红肿到了手掌跟,向妈妈着急地说:“是被蛇咬了。”立刻叫儿子利伢子和堂侄长哥等人,打着火把在猪栏屋四周查寻,说只要找到这条咬人的蛇,捉住它将其头砸碎敷在伤口处,就能排毒治愈,火光下,我和姐姐眼见着一条细小的蛇逃走,隐没在山岗草丛里。

    他们说是刚出土的土篦子蛇(即蝮蛇),毒性特别大;被蛇咬了不能去医院,因为蛇毒不能接触任何金属,接触金属器皿蛇毒会立刻扩散,人就冒得救了。

    宗元被蛇咬后半个小时,马路边四号的张三爹来了,他用毛巾死死缠紧宗元的手臂,采了些草药捣碎敷住宗元红肿的手指上,当晚,伤情似乎有点减轻。第二天伤情却越来越厉害,手臂全肿了,突破毛巾向胳膊扩张,张三爹没有了办法,敷了些草药后要母亲赶快找高人,从头到尾,张三爹都是在尽义务,忙里忙外两天,水都没喝一口,急人救难的精神真令人感动!

    第三天傍晚,经人介绍,请来游走四方精廋精廋的周郎中,他身背雨伞,进门揭开草药包看看,二话没说,要了一杯冷水,双手捧住宗元的手,对着蛇咬伤口用力吮吸起来,吐出一口黑血,漱漱口再吸,如此数次,红得发赤的手臂颜色稍退,他拿出些自采的花花草草,放到口里反复咀嚼,然后吐在一片大的树叶上,敷住宗元的伤口,敷药后的宗元情绪稍稍安静了许多。

    看着昏沉迷乱的宗元,周郎中对母亲说:“要是昨天我能治好他,现在中毒太深,我无能为力了!我的药只能缓解片刻,你赶紧送他去医院吧!”

    母亲奇怪地问:“不是都说不能去医院吗?说蛇毒见到铁器就会扩散吗?”

    周郎中生气地高声说:“瞎说!瞎说!赶快送医院,千万莫耽误了!”说完,他把母亲奉上的纸包打开,取出三元钱退给母亲,江湖郎中的收费标准以三三为宗,最低3.33元,高至33.33,大概难得有333.33元的大户;母亲奉送的是最小的俸银。周郎中说“未治好不敢受禄,取3角3分脚力钱吧。”亲见江湖人的义气,让我更倾慕水浒的好汉们。那时的江湖郎中啊,与如今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的医生相比,谁高尚啊!

    果真如周郎中所言,宗元的意识在短暂的安静后又开始躁动,他浑身滚烫,视力模糊,胡话连连,在床上翻来覆去,母亲、姐姐和我连夜把宗元送到长沙市第四医院,没有挂号,没有交费,直接把宗元送进了抢救室。

    凌晨四时,医生出来了说:“万幸,要是天亮送来,神仙也救不了!放心吧,你们去挂号、交费吧!就送他到病房,你们也可以去看他了。”

    母亲长嘘口气,瘫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姐姐拿着周郎中还回的3元钱,挂号用了0.05元,余下的钱交给住院部。进入病房,宗元已经安安静静地睡着了,看着他均匀的呼吸,母亲对我和姐姐说:“快六点了,你们回去吧,建新一人在家,天亮你们还要上学,千万别缺课。”

    宗元住院治疗中,医生说:孩子中毒太深,严重伤害了身体,給他输点血,恢复起来要快些。又说兄弟姐妹的血最好。母亲本来就为治疗的钱担着心,又要输血,输血的费用一定高不可攀,无奈中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在十四岁的姐姐宗明身上抽血,姐姐的血流进了宗元的身体。医生说宗明抽血后多吃些营养品,身体会恢复如初的;可怜我们过的是饥一餐饱一餐的生活,哪来钱吃营养品,抽血加上极度营养不良,姐姐宗明从此患下头晕目眩的顽症。

    宗元住了半个多月医院,出院前,向妈妈在区政府办理了医疗免费的手续,她告诉母亲,这次住院输血的费用没计算在内,治疗的实际费用20多元。啊!与现在高额医疗费相比,我只有庆幸。母亲在医院里打听到输医院里的血也只要20元,让姐姐输血就成了她后悔终生的事,她多次懊恼地说:“真是鬼蒙了头,听了医生的话,让一个刚满十四岁的女孩子抽血!”

    宗元住院治伤母亲一直守在他身边,我和小弟弟每天的吃穿由姐姐照料,姐姐做好饭还要送到医院,小弟弟宗平的接送则由我负责,清早我把他放到新华书店门前栅栏里,中午带他吃饭,再送到栅栏里,下午放学接他回家。

    1957年六一儿童节前,子弟小学少先队与株洲铁路小学少先队联欢。姐姐去春插劳动,母亲守在住院,少先队的活动有不能请假,当天去了株洲,下午很晚才回长沙,我心急如燎,带着中晚餐省下的两个发饼,匆匆跑到岳麓上下,敲开原来邻居金妈妈的门找宗平,金妈妈说:“你莫急,建新让金明带去看电影了。”

    我狂奔跑湖大大操坪露天电影场,电影已近尾声,我在荧幕下大声叫“建新”,金明应声答应,四岁多的弟弟一见到我就放声大哭,每当回忆起这断肠的情景,想起那凄惨的哭声至今仍泪眼婆娑!

    我拿出发饼递给建新,他边吃边抽噎着说:“我吃了两个包子,不饿,哥哥你吃一个吧。下次再莫丢下我一整天了!”

    宗元出院了,妈妈廋了一大圈,好在精神依旧,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地方搬家,母亲说再穷也要顾及孩子们的人身安全!

    1957年7月初,家搬下山岗,住进麓山南路马路边4号。

    这是一排平房,东临马路,距马路二米远就是房间,汽车从门前面驰过,整个房子都在颤抖。平房六张门住六家,北边第一家是最先給弟弟宗元治蛇伤的房东张三爹,第二家姓盛,第三家是小学同学彭子云家,第四家是我们,第五、六门是一家租赁的,我们叫她廖三娭毑,廖三爹是铁匠,家境数他家最好。

    房间呈长方形,一门一窗,宽约三米,长约六米,没有厨房,后墙没开窗户,厕所在马路对面的田头,一间有门、有窗规整的住房,让我们异常兴奋,好像是住进了宫殿,搬进去的第一晚,我和宗元喜极而通宵不眠。

    麓山南路马路边4号的新邻居对我们很好,廖三娭毑更是特别的关照我家。

    小弟弟宗平1月1日满四岁,平日里总喜欢看我和宗元下象棋,居然能无师自通,不时吵着同我们下棋,不久就学会了,下得还不错,我们不同他下棋,他就拿副象棋,有模有样地找廖三爹将起军来。廖三娭毑夫妇很喜欢他,主动来照顾建新,从此,小弟弟宗平不用再起早床跟着我们了,不用再孤独地站到那画地为牢的栅栏里了。


 心宽天地阔,华发亦风流。

谢谢大家浏览阅读,我是打算刊印的,等待时机吧。


 心宽天地阔,华发亦风流。

这一回忆录思考深刻,下笔诚恳,务必印行,为历史留见证。



同龄人的故事读起来特别亲切。荒田兄说的好,要为那段历史存证。


给老百姓洗脑,就数共产党最牛!


不羈之舟

 穷家“兔·狗”

    1955年8月,姐姐李宗明考入湖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1957年春季开学后,她的同班同学吕徽君送了只外国品种的长毛兔,雪白的长毛,绿色的眼睛,漂亮极了,每天放学我们一路上采摘些鲜嫩的草,回家的第一件事是把兔子抱起来放在用土砖支撑旧门板搭成的桌子上,喂它。

    姐姐回家,用梳子轻轻地梳理着兔子的长毛,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梳子上的兔毛取下来,很宝贵地放进她的小布包里,说等梳下了一斤多兔毛时,就把它纺成线,让母亲织一件大人毛衣,她说想看看妈妈穿新衣的样子,是啊,从我记事开始,就没看见过母亲穿过一件新衣服。

    1957年6月初的一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一只流浪小狗,那狗紧紧地跟着我,撵它,它就退到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可怜巴巴的小声哼哼,像哭像诉,我知道家境,也知道狗是要吃肉的,我们生活艰难常半饥半饱的,养一只要吃饭和肉的狗,会增加母亲负担。我狠心几次驱赶那只小狗,它始终尾随着我,回到家我紧闭房门,那小狗却静静地蹲在我家门口,不叫也不吵。

    那条小狗浑身浅黄毛色纯净,嘴短而尖,耳朵上竖,酷似狼犬;小眼睛溜圆溜圆,显得格外机灵。这是条现在人所说的土狗,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家养得起宠物狗的。

    傍晚母亲回家,看见门外的那只狗,进门后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那狗是谁家的,它从学校大门外一直跟着我走,赶也赶不走。母亲沉思了一下,拉开房门,冲狗轻轻叫唤:“进来,进来。”那狗像听懂了母亲的话,欢畅地摇晃着尾巴,蹦跳着进来了,它歪斜着头看着我们,眼神里流露着讨好我神情。

    母亲问我们喜欢狗不?我们三兄弟异口同声地回答:“喜欢!”

    母亲说:“喜欢你们就喂,但不许虐待它。”

    我同二个弟弟帮它洗了个澡,那狗似乎知道我们要收留它了,洗澡时特别温顺配合,它的神态和叫声里充满着欢快。

    我正读完小说《林海雪原》,里面的那条叫“赛虎”的狗,令我神魂梦绕,于是把那条小狗也叫做“赛虎”。

    “赛虎”真聪明,相处十天它就同我形影不离,而它的灵性却在于安贫!俗话说“狗咬烂布筋”,意思说狗喜欢咬穿着破烂的穷人。“赛虎”不同,也许是看惯了我们身上的补丁,也许是习惯了家徒四壁的贫穷,它看到衣裳褴褛身的人,从不叫唤,反倒体现出些许的依恋,它会斜着头友好地看着他,用头轻轻摩挲他的小腿,然后哼哼二声离开,算是给个致意吧。

    我家每顿最好的菜是白菜,用吃剩的菜汤拌饭是它的美食,它每次吃得那么的津津有味,边吃边用满足的眼神看着我们。遇到邻居给它一块肉,它闻闻后会蹲在肉旁,“旺旺”轻叫,似乎是在请求主人批准,我们一声“吃吧”,它才如狼似虎去吞下那美味。晚上听到门外有点风吹草动,它会迅速冲出去“汪汪”地叫。

    “赛虎”善解人意,它常蹭着你小腿轻轻哼哼,抱它时,它如温顺的孩子,静静地享受着爱抚。最难得的是,我们做作业时,它会静静地趴在旁边不吭一声;我把带它到学校,上课时,它居然悄悄钻到课桌下静卧四十五分钟,而且很爱清洁,从不随地大小便,所以老师和同学都容忍我带狗到学校的行为。

    我们有空就带“赛虎”到湖南大学大操场训练它,跳跃障碍、匍匐前进、寻找物品等等科目它一学就会;最有趣的是直立行走,前腿一缩,后腿往上一蹬,像人一样立起来,动作迅速而漂亮,看得你目瞪口呆,不叫它放下前腿,它就始终保持那个姿势,一蹦一蹦地前进后退,脖子使劲向上蹭,头抬得老高老高,嘴张得大大的,口水沿着舌头往下滴。

    “赛虎”在家里,处处以强者的姿态保护那只长毛兔,它教会了长毛兔到马路对面的菜地里大小便;每天清晨,小狗护送着兔自越过马路到菜地里吃草,不让任何猫、狗靠近兔子,那种兔、狗交融的情景,给我们和邻居带来许多欢笑。

    狗、兔,一时成为我们快乐的源泉,贫寒家庭的至尊宝。

    可惜好景不长,11月中寻,长毛兔突然得了病,整天无精打采、不吃不喝,病病殃殃的两天后清晨,兔子独自窜过马路,再没回来了。

    兔子丢了,小狗“赛虎”失魂落魄了,整天乱窜、哀号在对面的菜地里,兔子走失三天后的夜晚,“赛虎”又窜了出去,我在屋里先听到“赛虎”几声急促的叫声,后听到急驰而过的汽车声,“赛虎”的声音戛然而止,接着听到原房东长哥的喊叫:“谁家的狗被压死了?”

    我们兄弟三人龟缩在床上,悲伤地低声抽泣,谁都不敢出门,不敢回答长哥的喊叫,更不敢去看已遭不测的“赛虎”。

    狗、兔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亦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心宽天地阔,华发亦风流。

    无端的凌辱

    1956年9月,小学六年一期,家境的贫寒和母亲的劳累,时常让我想起母亲说“你舅舅十一岁就到中药铺当学徒”的事,我也有十一岁多了,到小学毕业时我过了十二岁,是能去当学徒的,我应付着完成六年级的学业,还是以优秀的成绩拿到小学毕业证书。1957年8月,去当学徒的想法占据我的头脑,在小升初的考试中,我的语文和数学的试卷都只做一半,落了榜,我很是自鸣得意,幻想自己长大了,成为工厂里的学徒了。

    母亲闻讯气得嚎啕大哭,边哭边诉:

    “不争气的东西,自暴自弃的东西!是要把我气死!刚刚十二岁,翅膀就硬了?好,你走,到社会上当二流子去,当我没生过你!”……

    自从那次被母亲打手心,亲眼看见母亲伤心欲绝的哭泣,我特别害怕看到母亲的眼泪,母亲如此地伤心,我后悔了,连连发誓保证明年一定考进中学。

    1957年9月到1958年8月,辍学的一年中,也会尽力帮母亲做些事,或者去挣点小钱回来;有时守摊位,有时守在荣左路八字墙地段,等拖板车的运输工人叫去推车,八字墙的上岭全长约一公里,到长沙有色工业研究所止;那时的物资运输主要靠人力,搬运工人使用三米多长的人力胶轮平板车,一部板车每次承运一千多斤货物,搬运工人的劳动强度巨大,每次看见搬运工人都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青筋突兀,搬运工人拖车到上坡前,会叫上一至二个小孩来推车,以减轻自己的重负。因此八字墙地段坡下总站着一群半大少年,因为我小,开始被喊的次数少,推了好几次车,搬运工人知道我推上岭时特别的卖力,我便成了这群半大小子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推一次上岭五分钱(0.05),每次出去总能挣回4、5角钱,把钱递到母亲手中,母亲眼眶红润,不说一句话。

    1958年1月,连下了好几场雪,天气特别的冷,这些天因为下雪,我没去推板车,上午帮母亲看摊,让母亲在家休息,中午母亲替我回家吃饭,临走时母亲不忘嘱咐一句:“下午少玩点,读你六年级的书,记得你说过的话。”

    腊月初八那天,连下了几天的雪,路上行人稀少,我九点出摊,十一点母亲来收摊。随母亲刚进家门,父亲原湖大商店的工友谭世宝尾随而来,他对母亲说:

    “李妈妈,找你家老二问点事,一下子就回来。”

    母亲笑呵呵地回答:“是谭师傅啊,进来坐吧。”

    “不坐了,还是快去快回吧。”

    “好,泉生去吧,莫贪玩,早点回来吃中饭。”

    一路上谭世宝一言不发,我默默地跟着走进他家的厨房,灶台边站着他凶神恶煞的老婆,手里拿着个短扫帚,傍边站着她家的独生子“费伢子”,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刚刚挨过教训的。“费伢子”比我小一岁,我好奇地看着他,想不清楚他们找我究竟要问什么事。

    “费伢子,你说,上午你都到过些什么地方?”谭妻瞟了我一眼,大声问。

    “我先去了张婶的摊位,后来在李宗凡摊子旁讲了几句话,再没去过别的地方了。”费伢子低着头一字一句背书一样,没有停顿、没有节奏。

    “李宗凡听到了吗?他只到过你那里,拿出来吧!”谭妻厉声问我。

    “拿什么?”我一头的雾水。

    “装什么蒜,三块钱,今天费伢子从家里拿走三块钱,要不是她张婶告诉我,我还不晓得他拿了钱呢。”

    “我没看见过费伢子的钱呀。”我申辩了一句,转身想朝外走去。

    谭妻用力抓住我手臂,恶狠狠地说:“想走?哪里走,交出三块钱你就走!”

    “哎哟!”谭妻的力气很大,我痛得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委屈地说:“你莫冤枉人,我没拿费伢子的钱。”

    “痛?你晓得怕痛啊!怕痛,就把三块钱交出来!”

    谭世宝在旁帮腔说:“李伢子,拿了就拿出来,我们不告诉你妈妈就是。”

    谭妻始终抓住我的手臂,我忍着痛,眼含泪,坚持否认拿了费伢子的钱。

    谭氏夫妻轮番威逼,什么难听的话都有:

    “你家最穷,只有你会偷。”“饥荒起盗心,肯定是你拿的。”“穷鬼见钱眼开。”“反革命的崽,是什么好东西!”……

    谭妻几次举起手中扫帚,恫吓不交钱就要打人。

    我眼中噙泪,一声不吭地任他们辱骂威逼,十二岁多的少年怎能抗御两个凶神恶煞壮年人的淫威,强忍着不让眼泪滴下来,低头死死盯着地面。

    刚下班回家的龙伯伯看到这僵持的场景,忙问:“老谭,出了什么事?”

    “李伢子偷了费伢子的三块钱。”

    “宗凡,你到底拿没拿?”龙伯伯转头问我

    “龙伯伯,我根本就冒看见过费伢子的钱,她们硬要冤枉我。”我的眼泪终于夹不住了,如断线的珍珠哗哗落下,哽咽着回答。

    “老谭,大家都知道,李家的孩子个个品行好,一起打邻舍二年多,你又不是不了解,真的莫冤枉了人家孩子。”

    谭妻恨恨地冲了龙伯伯一句:“说得轻巧,又没偷你家的钱,莫管闲事,反正他不交出三块钱,就别想回家。”

    “莫以为有人帮你撑腰,就可以蒙混过关。”谭妻转脸,把手中的扫帚连连在灶台上拍打,说:“再不承认,不交出三元钱,这里是湖大的地盘,明天就不让你家在这里摆摊子了!看饿不死你们。”

    龙伯伯见老谭夫妻油盐不进,就退了出去,见他出去,我心空了也怕了,摊位是全家人赖以生存的根本,没有了摊位,会……我不敢往下想了,喃喃说:“我回家找妈妈要钱给你,只要你让我家摆摊子。”

    随着一阵冷风进来,门开了,母亲跟着龙伯伯急匆匆闯了进来,正听到我说的话,母亲正色问我:“你拿没拿钱,拿了就认,就深刻检讨,没拿就不该承认。人要有骨气,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低头。”

    看见母亲,我再也忍不住了,嚎啕大哭起来,断断续续地说:

    “我根本就没看见过费伢子的钱,他们骂我,把我的手臂抓得好痛,还说不准我们到这里摆摊子了,以后怎么办啊?”

    母亲听完我的哭诉,气愤地问老谭夫妻:“你们说宗凡拿了费伢子的钱,你们看见了吗?有证据吗?”

    “没亲眼看见,费伢子说拿钱后,到他那里后钱就不见了,不是他是谁!”谭妻说,语气没有了从的凶狠。

    “没有证据你们就冤枉一个小孩,恐吓威逼,还抓伤了他!”母亲提高了声调:“走!去派出所,让警察来调查,是宗凡偷的,就赔,还要关他几天。”

    谭妻应声说:“去就去。”

    一直沉默的费伢子突然小声地说:“妈妈,莫去派出所吧。”

    母亲看出了费伢子的胆怯,和颜悦色地问他:

    “费伢子,你是诚实的孩子,好好想想,钱到底是在哪里不见的?”

    费伢子迟疑了片刻,终于说出了实情:

    “李妈妈,今天我偷了家里的三块钱,到过张婶和李宗凡那里,离开李宗凡时,我还从口袋里拿钱出来看过。后来,和同学一起完雪,堆了雪人后钱才不见的,我真不晓得丢在哪里了;我妈说是李宗凡偷了的钱。”

    听完费伢子的陈述,母亲更气愤了,逼着谭氏夫妻去派出所,还要龙伯伯作证:“今天的事非去派出所不可,还我儿子清白!不能从小背个小偷的名声。”

    谭世宝听完儿子的话,态度立转,低声道起歉来:

    “李妈妈,真的对不起,错怪了宗凡,派出所就别去了吧。”

    谭妻有些不甘心,丧气地咕哝着:“那我的钱不就白丢了。”

    母亲听到这话,更是坚持要去派出所。母亲正告谭妻:“人穷也不是你能欺负的!本想看在邻居的份上算了的,你这样霸道,总有个说理的地方吧,让警察来评判是非曲直,一还我儿子清白,二要检查我儿子手臂的伤情。”

    老谭连连认错:“李妈妈、李妈妈,错怪了你家老二,我们不对,费伢子说钱在堆雪人后丢的,已经还了你儿子清白;我现在就带他去卫生科看手臂,是你谭嫂抓的,我认。她是文盲、没有知识,你大人大量,莫同她一般见识。”

    龙伯伯也在傍调解,母亲心痛地仔细查看了我的手臂,然后抬头愤愤看看老谭夫妻,长叹一声,谢过龙伯伯,牵着我走出谭家。

    回家后母亲对我说:“‘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从今往后你要挺直腰杆做人!记住,人的名声是一辈子的事,就是被打死也不能接受冤枉。”

    这无端的屈辱,让我痛苦和愤恨了好多年,我恨强者的蛮横,我哭穷人的悲哀,更恨那些无知的成年人把淫威和羞辱强加给未成年的孩子。我拼命看《三国演义》、《水浒》、《三侠五义》等书籍,一心想成为飞檐走壁、身怀绝技的侠客,有一身的本领去抱打天下的不平,去惩治天下的恶人。

    侠客没有做成,但自此事以后,我一生再没有屈服过淫威,一辈子挺直腰杆做人!为人行事敢作敢当,信守忠义,不凌弱小,不畏强暴!

    还有件终身难忘的屈辱:

    1958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怀揣推板车得来的0.8元钱,兴冲冲赶到岳麓山下,想帮妈妈收摊早点回家。刚走到岳麓山邮政局前,看到一大堆人围着母亲的摊位,我从人群中挤到妈妈身边,只见一个身穿中山装衣冠楚楚的青年人,手里拿着件织好的毛衣和一小团毛线,指着母亲问:

    “你贪污了我多少毛线?”

    母亲一脸委屈,申辩道:“我用我的五个儿女发誓,没拿你一钱毛线。”

    “没拿?我复了秤,少了一两多,我的毛线可是一块五一两的货啊。”

    “取毛衣时我们当面过的秤,没有少呀,你在哪复的秤。”

    “你管我在哪复的秤,反正是少了一两多毛线,你赔,赔我三元钱。”

    “凭什么赔你,我没拿你的毛线。”母亲坚持着说。

    “哼,能写会算,你究竟是什么人,不是个简单的家伙。”

    “我是什么人?这里谁都知道,我是要养五个孩子的母亲。”

    “哭穷?哭穷没有用,以为我会不要你赔钱,休想!拿钱来。”

    他的毛衣用线一斤三两,手工钱收了三元二角五分,没日没夜、辛辛苦苦织了四天,要是赔他3元,还剩多少?

    母亲边哭边抗辩,那青年则越来越口无遮拦,语言尖刻恶毒且咄咄逼人,一边是二十多岁气势汹汹的年轻人,一边是哭哭啼啼的中年妇女,人群中终有人看懂了这场争吵的实质,一个中年人上前先问那青年:

    “莫吵了,我问你是在哪杆秤上的复的秤?”

    接着转脸再问母亲:“你收他的毛线又是用的哪杆秤的?”

    母亲如梦方醒,连忙拿出桌子下我家的秤说:

    “收毛线用的它,交毛衣时也是它。”

    中年人接过秤,问青年:“是不是这杆秤?”青年人说“是”。

    中年人从青年手中拿过毛衣和那剩余的一小团毛线,放进秤盘,边称边问:

    “你交给大婶的毛线是多少斤两?”

    “一斤五两。”

    中年人仔细地看看秤杆的标尺,对青年说:

    “没错呀!称起来一斤四两宏,一斤五两绵,都挂得住,除去几钱的损耗,你的毛线没有少呀。你是用哪杠秤复的?”

    “我是在百货商店的小磅秤上称的。”青年说。

    “磅秤上哪里能精确到几钱一两!没搞清楚就冤枉人,是你的不对了!”

    事情清楚了,看热闹的人纷纷指责起那青年来,有人叫“赔礼道歉”。

    此时,母亲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说:“算了,不同你计较,你走吧。”

    谁知那青年换了个话题,不依不饶地说:

    “斤两的事就算是我说错了。但你的手工价格为什么要比别人贵?别人织毛衣都是二角钱一两,你却要二角五分钱一两,这是哄抬物价,是剥削!”

    那种盛气、冷酷、蛮横和“大义凛然”的神态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母亲在河西的声誉很好,大多织毛衣的人,都是先来问母亲要卖多少毛线,然后买来毛线直接交给母亲,从不过秤,每次都是母亲一定要秤给他们看,他们在取毛衣的时候也从不复秤,拿着就要走,又是母亲秤好非要他们看,他们总是笑笑说:“李妈妈,莫看了,我还不相信你!”

    那青年步步紧逼:“你退我六角五分钱就算了,不然我到政府那里告你。”

    母亲忍无可忍了,她“抻”的站起身来,一把抢过青年夹在腋下的毛线衣,愤怒地吼叫:“我拆了它!退给你钱。”

    青年被母亲的愤怒怔住了,一时不知所措,呆呆地看着母亲。

    旁边的两个大姐上前一左一右扶着母亲,夺走母亲想要拆毁的毛衣说:“同他赌什么气,自己的劳动力莫糟蹋了,你为他打毛衣,他给你钱天经地义!”

    人群中爆发出一边倒指责:“不像话,欺负一个残疾女人。”

    “事先讲好价钱了的,年纪轻轻,太不讲理了吧。”

    “没钱,你把毛线绕在身上吧,到这里来丢人现眼。”

    “没教养的家伙,替你爸爸脸红。”……

    他知道犯了众怒,再也不吭声了,默默地接过大姐递给他的毛衣,低着头挤出人群,匆匆去了。

    母亲替人织毛衣一直织到1964年,瘫痪在床上的几年里也没有停止过。这种无理取闹的事也就遇到这一次。

    青年走了,人群散了,收了摊,母亲脸色铁青,看也不看我,独自走到自卑亭,不转弯走上回家的荣左路,径直走在牌楼口路上朝湘江走去,我心里有种不祥之感,害怕地紧紧跟在后面,抓紧母亲的衣角喊这:“妈妈回去吧!……”

    母亲始终一言不发,走到河边站立在河堤上,望着滚滚的江水嚎啕大哭,我哭着、依旧紧紧抓住母亲的衣服,生怕手一松,母亲就会消失。

    母亲这种歇斯底里的嚎啕大哭,我一生只见过两次,1957年7月24日,我放学回家不见我家小摊,心中窃喜,以为母亲早收摊了,兴冲冲跑回家,母亲呆坐在床头,手扶着床柱默默流泪,见到我,突然恸哭,好久好久,母亲才抽噎着说:“你外婆七月二十号过世了,我不孝啊,让她为我担心了啊!”

    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啕后,母亲在堤上坐了下来,抱着我说:“老二莫哭,放心,我不会跳河的,我死不得啊,我是个盆箍,我一死家就散了、你们就散了。”我央求着说:“妈妈,吓死我了,以后再莫到河边来好吗?”

    母亲擦干眼泪,勉强地朝我一笑,坚定地答应:“好,再不来河边了!你考进师院附中的承诺,也要兑现啊。”

    母亲说到做到,再没有一个人来到河边,即使是遇到天大的委屈和困难,她会独自徘徊到爱晚亭自叹自解,实在难出胸中闷气,就回家关上房门大哭一场,然后,擦干泪坚定地奔波在生命线上。

    1958年8月,我兑现了对母亲的承诺,考进湖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心宽天地阔,华发亦风流。

 9 7 1 2 3 4 5 6 7 8... 8 : 此主题共有97帖 此页8帖 每页8



回复帖子 注意: *为必填项
*用户名
用户名 密码 注册新用户
*帖子名称 长度不得超过255字
内容(最大16K)

是否是UBB代码

内容支持插入UBB标签
使用方法请参考帮助
 其它选项:  显示签名   锁定帖子  - 颜色表   Alt+S或Ctrl+Enter快速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