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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主题: [原创]我的苦难岁月(连载)
 

    两年逍遥

    1967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九·五命令”发布几天后,“工联直属兵团”率先上交了全部武器,解散该组织,所属人员回归本单位,“海燕”的三十几个年青人于9月下旬回到长沙港务局。

    我们这些经历了四年多驳帆船漂泊、孤独生活的青年,都不想再回船工作了,期盼文革结束,港务局大联合指挥部能重新分配一个在陆地的稳定工作。新的长沙港务局大联合指挥部,遵照中央三结合的原则,由军代表为指挥长,原局党委副书记王荣学、局长宋毅,以及“海燕”赵家林为副指挥长。

    1967年9月30日,我从北京回来,这时“海燕”队员已离开三四一工程兵学院,十几个人住进港务局大楼二楼东头的第一间办公室,我们将单人木床叠钉成三层,一间二十六平米的办公室里搁置了18张床。

    在等待分配的日子里,我们过着游手好闲的集体生活,自由、随意、任性,每天想睡多久就睡多久,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完全不顾忌这里是机关,丝毫不顾及一直坚持工作的业务干部对工作环境的需求,更不顾及“海燕”中正常上班成员的感受。上午九、十点叫食堂大师傅蒸馒头吃,半夜敲开炊事员房门让他给我们做夜宵,大白天的上班时间里,十几个人在办公大楼二楼扯开喉咙唱歌,还乐滋滋地取名为:“海燕霸蛮合唱团”。

    整天无所事事,寻找着新的刺激。

    1967年11月底,我和刘利国、易双桂、陆军勃、龙有根、王伯纯以及“红中会”的李四川七人,一人带一个“红中会”袖标,乘客轮到常德游玩。常德的局势是一边倒,“湘派”力量占据绝对优势,常德港务局的造反组织“海总造反兵团”在当地颇具实力,社会影响面较广,有他们作为后盾,加上“红中会”又是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中学生左派组织,我们自以为在常德可以横行无阻。

    客轮航行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停靠码头,我们上岸后在常德海员招待所定了两间住房,放下简单的行装,首先去拜访常德“海总”,他们很客气地请我们吃饭,问了许多长沙文革的情况。吃完中饭,七个人带着“红中会”袖标趾高气扬地走上大街,行走在建设路上,看见一栋大楼的二楼窗口,飘扬着一面“湘江风雷”战旗,刘利国一时兴起笑着说:“上去看看,去指导指导他们的革命。”我和刘利国、李四川三人上楼直奔挂着兵团招牌的办公室,一位中年男人很客气地招呼我们坐下,在友好的气氛里,他自我介绍姓李,是这个兵团的司令,然后相互介绍些长沙、常德的运动情况,告辞后,他热情地把我们一直送出楼下的大门。

    正是这次无意间的访问,拯救了我们晚上的一场大灾难。

    游荡在大街小巷,到处传说晚上常德工人俱乐部有文艺节目演出,还是远道而来的新疆中学生文艺宣传队。晚饭后,我们早早进入剧场,不料别人来得更早,剧场里挤满了人,四处无空位,只有正中前四排的位子无人坐,我们毫不客气地坐上第一排。不一会儿功夫,后面三排座位拥上来没带袖标的三十几个青年,他们中有两个人走到前面,看看我们、再看看袖标,没说话退回到第二排坐下了。我侧耳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他们看中了新疆文艺宣传队的乐器,策划着演出结束后怎样将全部乐器抢下了的方案。私语中,我听出他们是常德“青年近卫军”。“青年近卫军”是恶名满常德的一霸。看到在台前台后忙碌的新疆学生,我和刘利国、李四川、易双桂耳语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必须尽早通知新疆学生,让他们迅速逃离虎口,我和刘利国登上舞台,掀开厚厚的幕布,在后台悄悄将此隐患告诉文艺宣传队的队长,他立刻与接待文艺队的常德中学生“红造会”商议,在常德中学生们的掩护下,这班新疆学生分批带着乐器迅速从后门撤走了,我和刘利国回到座位上,招呼大家立刻离开剧场,我们还未起身,常德“红造会”的学生在舞台上宣布晚会因故取消,我预感到大事不好,忙叫大家迅速离开工人俱乐部,转脸却不见了王伯纯和李四川,我们五人分头去找,就在这迟疑的五分钟里,听到嘈杂的高喊声:“封锁前后门,别让那几个管闲事的人跑了。”

    剧场里的观众纷纷朝外涌去,我随着人群挤到大门口,大门已经紧闭,只开着一扇八十厘米宽的侧门,门口里外站着十几个常德青年近卫军的小伙子,个个凶神恶煞,口口声声说:就是那几个长沙“红中会”伢子坏的事。人群在他们的过滤下渐渐减少,我和易双桂、刘利国硬着头皮朝外挤,在门框下被外面的七八个人堵住,那两个曾在我们座位前晃悠的家伙指着我们吼道:“就是他们!”我和易双桂、刘利国立即被十几个人包围起来。我正极力试图辩解,那边易双桂出手了,他一拳砸向正面围他的人的鼻梁,再飞起一脚踢翻他,冲出了包围圈,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又涌出二三十个人,十几个人去追易双桂。我和刘利国被人群完全隔开了,我的颧骨挨了不轻不重的一拳,打得两眼冒金花,情急之中,我全力朝正面冲去,突出了人群的包围,飞奔上大街朝下南门的常德港务局跑去。我清楚知道只有到了“海总”才会安全,后面七、八个人穷追不舍,奔跑中突然发现马路上迎面走来下午刚见面的“湘江风雷”李司令,我急忙向他求救。李司令和他们相互认识,我焦急地告诉李司令,我的同伴还在工人俱乐部一带,遭到大批“青年近卫军”围殴。

    我领着李司令急忙跑到工人俱乐部,这时大门已打开,老远看见有两堆人在吵闹,李司令立刻喊散了人群。刘利国是毫发无损,龙有根的右眼角留着二寸长的血迹,棉大衣的后背撕开了一尺多长口子,棉花全坦露了出来。李司令向“青年近卫军”解释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完全是一场误会。于是“青年近卫军”的人向我们赔礼道歉,送我们到常德中医院看伤。折腾到回招待所已是次日二点半了,我主张趁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工联”身份的时候,立刻离开常德这个是非之地,龙有根坚持说要留下找他们赔棉大衣,经不住六张嘴的分析劝说,我们登上四点开往长沙的客轮。

    1967年12月,为尽早安排我们这些无所事事还常常搅乱机关工作秩序的“文革功臣”们,经长沙港大联合指挥部研究,第一批九名人员分流到港装卸机械厂,我名列其中,能当个技术工人,心中的满足和高兴不可名状。可是没高兴上半天,由于我们内部没有分配的汤继高等人上门责问装卸机械厂厂部(厂部负责人同属“工联”派):“为什么李宗凡那种出身的人能进工厂,我们就不行呢?”被他们吵烦了,厂部只得以出身为理由,将我和龙友根等四人退回长沙港大联合指挥部。我终于尝到了被“战友”出卖的苦头,“海燕”的同事们平常好像亲密无间,开口闭口称“内河子”,真到了关系自身利益的时候,一切友情都化为泡影。我第一次感到人性的自私,没人愿意别人比自己好啊,哪管是内部还是外部。后又经历了二次分流,一批人上了客轮,一批人上了拖轮,我始终因父亲的历史问题太显赫,没被分配出去,同一些出身红五类的“海燕”战友暂时留在了局本部。

    经1967年7、8、9三个月的“天下大乱”,大治难见踪影,小偷、流氓、劳改劳教释放人员趁火打劫,过去的流氓居然公然结团危害社会,长沙最有名的团伙是“五虎十三太保”。小偷和流氓盛行,被偷去财务和被侮辱的人个个敢怒不敢言。港务局小西门客运站是重灾区,原来的客运派出所,仅留民警一男一女守办公室,既无执法权又无警服、徽章和警具,更导致了小偷和流氓的横行霸道,半偷半抢旅客财物的事几乎天天发生,候轮厅外沿江花坛里出现了二起妇女被强奸的恶性案件,发生的案件直接影响到航班晚点。客运站负责人天天告急,为保证水运交通的正常营运,保障客运站的安全秩序和旅客的财产不受侵犯,长沙港革筹决定派遣谭可成、易双桂、安湘洲和我等八名原“海燕”队员,进驻客运派出所维护客运站的社会治安,确保客轮的正常营运。

    我们八个人加上留守的二位民警分成两班,日夜保护着客运站,首先端掉了长期盘踞在小西门客运站的扒窃团伙,他们的首领是我同学的弟弟,这次行动对震慑经常出没客运站侯轮室的小偷起到决定性作用,客运站的发案率立减百分之八十。在维护旅客上下船的秩序中,因为年轻气盛,也常因误会而引起斗殴,一次长沙热水瓶厂组织青年去铜官参观,下午2点上船,几个青年不遵守排队秩序,强行插队,引起我们的误会,双方一言不合动起手来,我们占据地利和人和,他们四个青工在群架中被打伤,解释清楚后,我和民警黎得明大姐代表客运站提着水果去慰问道歉,平息了这次纠纷。我们自认为是正义所在,也有人认为我们就是法律,因此捉住小偷暴打成家常便饭,仔细回忆在客运派出所值班的二个多月里,抓的小偷、流氓不下百人,没有挨打的恐怕只有一、二个。

    小偷真可恶,我在值班时发现一位老婆婆,空着双手,眼睛木讷,面无表情地验票上船,她趔趔趄趄下台阶,我觉得有问题,马上跟了下去,她走过跳板,不进客轮舱门,径直朝趸船的空档走去,我一把抓住了她,差一步她就跳下湘江河里了。一个女服务员也过来好劝歹劝,将她带回客运派出所,她哭诉着说:“自己在广州当保姆十几年,快六十岁了,主家送了好些衣裤和自己积攒的四百元钱,回常德老家养老,现在两个大包裹和钱被偷了,以后没法活了。”我指天指地地向她保证一定帮她追回财物,我们立刻去找那些曾经抓过的小偷,恫吓说:不提供线索,让我们抓住这个小偷找回失物,就抓你们。狠话真见效,人没抓到,第二天有人托客运站服务员将包裹和钱原封不动地送来了,老婆婆千谢万谢地留下常德大河街的地址回去了。1971年我到常德看望她,她煮了十个红糖荷包蛋,直吃得反胃。

    我们的进驻,确保了1968年的内河春运安全。

    1968年春节前,我和初中同学廖时杰组成“初44班筹委会”,组织邀聚了二十多个同学,相聚在师院附中我们初一的教室里,我特意邀请被打倒在家的李迪光校长参加聚会,想听听他的鼓励,他语重深长地告诫说:“莫荒废了书本,任何时代都需要知识!”临别合影留念,相片上题词:“我们珍惜少年时代。”遗憾的是李校长怕连累我们婉拒一起合影的请求。在这个活动中,我曾卖弄地对同学戴松娥说:“我不耻下请,来邀你集会。”感谢她,没有嘲笑我,以她的热情对待我的热情,那相片上的题词就是她的杰作。后来在清楚了这个成语的正确用法,我为自己的无知深感羞愧,便抓紧了自学的进度。

    1968年1月18日,分配在客轮工作的谭懋森和客轮船员谭德和以及“云水怒兵团”到益阳游玩的周运泉、汪保光四人,被益阳“青年近卫军”抓走生死不明,“云水怒兵团”在益阳的逃脱者急切打电话到长港大联合指挥部求救。赵家林接到电话后,立即组织在机关工作的十余人,抽调已上客轮和拖轮的原“海燕”成员十余人,临近大寒,天气特别冷,每人在港务局仓库借一件黑色棉大衣,二十几个青年连夜驱车赶到益阳。第二天上午,在“云水怒”成员的带领下找到“青年近卫军”总部,这里已是人去楼空,谁也不认识“青年近卫军”的人员,没有了目标,也问不到谭懋森四人的任何消息,临过小年只有四天了,能不能救出他们回家过年,心中实在没底,茫无头绪的我们焦急地游荡在大街上。

    益阳“青年近卫军”由社会闲散青年组成,在益阳市横行霸道,早已丧失民心,不时有人偷偷地给我们提供信息。第二天下午在市民的暗示下,我们抓获了“青年近卫军”的一个小头目,得知“青年近卫军”因为害怕,将所有人马撤离市区,栖身郊外一个隐秘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谭懋森四人是他们的人质,只要不进攻就不会危及他们的生命。有了准确的消息,我们想通过当地造反组织从中斡旋,找了几家谁也不愿意同“青年近卫军”打交道。第三天上午在一家百货商店门口,又是一个市民悄悄告诉我们,站在里面柜台前的人是“青年近卫军”副司令,我们如获至宝,刘利国率先冲进商店,我紧随其后,那个副司令拿出一颗手****,打开后盖,右手指扣住了拿环,幸亏刘利国眼疾手快,紧握他的两个手腕,刘利国力大,副司令双手无法挣脱,我冲上去,小心地夺下手****,然后几个人拳打脚踢一顿暴揍,半拖半架弄上船来,他的随从逃了回去,下午四点,两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上船代表“青年近卫军”求和,后天就过小年,大家急于回家,立刻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约定第二天上午在码头前交换俘虏,清早,封锁大街两边,腾出一块空地,我们二十几个人分散在码头四周,九点钟,“青年近卫军”的卡车驶入空坪,二对四来了个走马换将,腊月24日前我们回到了长沙。  

    经历了一年多群众组织的反复倾轧更替,特别是经过1967年的武斗,政府公器“公、检、法”在1967年6月后基本瘫痪,无政府状态笼罩着全社会,沉渣泛起,社会秩序越来越恶劣,偷扒抢劫的现象大量发生。鉴于这种情况,1968年3月中旬,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指示各地方成立治安指挥部来维护一方的社会秩序,长沙市革筹会和军管会立即指示以原直属兵团人员为基础,成立长沙市治安指挥部,分别设东南西北四区治安指挥部和水上治安指挥部,代行公安局维护市内社会治安的职责,长沙市治安指挥部总指挥是原“工联直属兵团”司令朱香桂。

    以原“海燕”队员为基础,抽调少数港务局青年工人组成水上治安指挥部,设外勤、内保、后勤三个组。赵家林调我到水上治安指挥部,指定我负责指挥部的后勤和内务,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障港口各码头仓库和客运侯轮室的治安。

    治安指挥部只管现行发生的治安问题,抓的是现场偷盗抢劫流氓作案者。没有条列,没有法律,没有章程,抓进来一顿打,让其招供、退还赃物,问题小的关在水上治安指挥部拘留室里一、二天,严重的立刻送交市治安指挥部。水上治安指挥部设在中山路福胜街2号,这是栋二层的旧公馆,一楼七八间房做水上治安指挥部的各部门办公室。

    我一人一间办公室,保管指挥部的手铐和警棍,配备了个大保险箱,用来存放收缴来的贵重物品和金钱,最多时保险箱里存放几千现金(那时一千元是我二年半的工资)和几十件金银器和古董字画,都是队员们出勤收缴查没的赃物,回指挥部上交给我,东西的出进,没有严格的登记制度,没有任何经手人的签字,没有任何监管,全由我一人查收、统计、保管、上交到市治安指挥部。

    我的大弟宗元和小弟宗平从河西进城常到指挥部来玩,我会给他们看我们的战利品,多年以后宗元常说起这事,他不无骄傲地对人说:“我哥哥正直,没有一丝一毫贪念,能自觉抗御任何诱惑,非常人能及。”

    为使治安指挥部的工作正规化,我拟定了一系列审讯、外勤条例以及内勤纪律,拟定了严格的赃物进出的三人共同监管制度,并立即公布执行。从此以后,我们的出勤和审讯逐渐走上正规和文明,被捉小偷流氓挨打的现象大幅度减少。我建立的物品保管明细账本和上交人签字、管理人登记、保管人查收三人监管的制度,为市治安指挥部采纳和推广,我部查收的赃物和现金来龙去脉一清二楚。

    长沙治安指挥部成立后,成效立见,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在治安指挥部工作了十个月,看多了权力下的暴力,看多了惩罚、哀嚎、求饶,也看多了颂扬和感激,我对这种使用群众来执法的结构,产生了强烈的疑惑和反感,茫然不知社会及个人的路究竟该如何走?同时又深深依恋这种安定的工作。

    1969年1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传达毛泽东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几天后,赵家林将我撤出治安指挥部,安排到港务局基建办工作,办公地点在西湖桥供应科仓库内。

    回头再说长沙市里的文革情况,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省革筹的统一领导下向稳定过渡,摧毁“省无联”后,按照中央部署,取消了各种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实行产业工人大联合。1968年1月17日长沙工代会召开,“工联”、“湘江风雷”等所有群众组织即刻自行解散。2月28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长沙港务局革命委员会成立,赵家林结合进领导班子,当上革委会副主任。几个红五类出身的“海燕战斗队”骨干进入革委会下属各部门。

    港务局的各项生产和工作在革委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正轨,机关办公室不能再住人,我家住河西,不可能每天隔河渡水上下班,赖宇明邀我住进他家,我搬进了小西门赖宇明的外公家,外公极慈祥随和,不光接纳了我,后来左宗成当兵复员回长沙也住进他家。一住数年,到我上船为止。很庆幸,这场运动,我结交了赖宇明、易双贵、罗国华、罗中光、赵家林等终生的朋友。

    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省革委会主任黎原(47军),龙书金(省军区)、华国锋、章伯森等为副主任,形成军队、干部和群众代表(主要是“工联”)联合掌权的局面。革委会中的原省政府老干部梁春阳、尚春仁借中央“3·30指示”(反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翻案风),掀起批判省革委右倾运动,在省革委的反击下,梁、尚很快倒台,主要骨干被关押、批斗、反省,一般骨干分子下到各地市以及“五·七干校”。

    “海燕”的同事们大部分配上了客轮和拖轮,除进入长沙港革委会和各基层革委会的人外,只剩下少数几个没有分配,出身好的易双桂、邓永忠、赵炳炎、安湘洲不愿上船,强行滞留在机关。我和龙有根由于出身差,没单位愿意接受,只有回原来的驳船一条路,我们心有不甘,也留滞在机关。不久革委会责令龙有根回船去了,好在我工作勤奋、性格随和、与世无争,一时相安无事。

    1968年2月,港务局革委会将我和邓永忠、赵炳炎、安湘洲分配到长沙港基建办公室。我很快与港建工程师潘广孝、大陈等高级知识分子建立起良好的关系,陈工教会我描图,潘工带我在长沙南站码头监督河岸挡土墙的施工。2007年前,我负责描图晒制、施工监建的挡土墙一直屹立在南湖路油铺街一带的湘江东岸,长沙沿江风光带建成,挡土墙掩埋在新的雄伟如霞的护城赤壁中了。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25日,《人民日报》社论强调:“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长沙城里再次掀起上山下乡运动高潮,根据政策,我家已经有两个弟弟在农村,母亲身残多病,完全可以留下小儿子在身边照顾。1969年1月13日中午,刚满十六岁的小弟弟李宗平在港务局食堂里找到我说:“哥哥,我要到农村去,已经在左家垅办事处报了名,到华容县插队落户。”

    我吃惊地看着他问:“为什么不同我商量?你可以留城的哇。”他说:“1966年进初中就停课闹革命,没读过一天书。留在城里,没书读又没工作,无所事事难以度日,而最要紧的是怕再来运动,又会逼妈妈下乡,我走了妈妈名声会更好,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支持三个儿子上山下乡。居委会就再没有理由逼妈妈下乡,妈妈能安稳地同你一起生活在长沙。”

    1969年1月19日,我和姐姐宗明在长沙港客运站辛酸地送小弟登上开往岳阳的客轮,当轮船汽笛拉响时,哭声震天,码头上数千送子女的父母和亲属,轮船上四百多少男少女,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起来,那种情景就是再铁石心肠的人也不得不动容,姐姐哭成泪人,我强压着泪转身跑着离去。从此,我的家七零八落了,母亲孤身一人居住在岳麓区麓山南路荫马塘7号,日夜忍受着对儿女们的刻骨思念和牵挂;我和姐姐虽同在一个单位,却如隔天涯海角,难得见上一面,只有在48天年假中见面和与母亲相聚。大弟在郴县板桥公社,二弟在零陵县珠山公社,小弟在华容县潘家公社,六人六处,离愁别恨永远缠绕着苦难的一家人。

    1969年3月初,因工作需要,局革委调我到长沙港清产核资办公室,二个月后,再调我到局供应组担任采购员。因为文化革命运动,几个老采购员被查出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问题被挂了起来,人手不够。供应组(从前叫科)在局机关南五里路外的西湖桥码头上,办公室和仓库合为一体,进仓库大门左侧用木板隔出四间办公室。组长是文革前的老科长彭顺璜,他不看出身,重在能力和表现,就是他向局革委会点名要我的,要不是后来发生的政治运动,我肯定会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的。配合上级布置的各项政治任务,彭顺璜将组(科)里的政治学习、大批判专栏交由我主持。我在供应组外的沿江大道西侧,树立几个大红油漆书写的毛主席语录牌,建立一个二米宽五米长的大批判宣传栏,每天更新毛主席语录和中央、省、市的文件精神,更新科员们写的大批判文章。

    全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越演越烈,渐渐走向极端形式化: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流利背诵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这三篇文章;人人必须手擎《毛主席语录》,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身背自制的“忠”字牌。推广到全社会日常生活里,形成讲话发言先朗诵一段“毛主席语录”,这个格式,商店购物也得如此。各地党报上经常登载把像章别在自己胸肌上的年青造反派的威武形象,登载一字不识的农民流利背诵全本《毛主席语录》的热烈场景,登载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跳忠字舞的劲爆场面。

    我们供应组(科)也不例外,每天上班前,全组人员毕恭毕敬地站在毛泽东画像前,右手挥舞着《毛主席语录》,齐声三呼: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由组长彭顺璜向毛主席汇报,总结昨天的工作,讲述今天的任务,早请示仪式结束,他再将任务分配给每个组(科)员。下班后的晚汇报,无论多忙都必须参加,开始的仪式与早上相同,不同的是各自汇报一天的工作和思想活动,没有自我肯定、只有自我批评。

    我年轻记忆力好,能流畅背诵老三篇,能背诵所有发表了的毛泽东诗词,能背诵常用的大量语录,能流利地讲述党中央新发文件和两报一刊重要文章的大意。我是自觉自愿地真心投入,还把这些引以为骄傲的资本。采购员工作不好搞,特别是我,多年的压抑养成我性格上的懦弱,对这种频频求人的工作很不适应,虽然当年一切物资都是计划分配,因为文革两年来生产的停顿,各种物资相当紧缺,有计划分配单也难按量买回货物。

    1969年5月,奉彭顺璜的派遣,我拿着湖南省电焊条调拨令和单位付款委托书,独自一人到指定的邯郸电焊条厂提货,厂供应处的话是:“没有电焊条,你来干什么?”我好话讲尽、磕头作揖终不见效,于是打听到厂革委会副主任的家,晚上赖在他家软磨硬泡,最后还是因为文革观点相同,他爽快地批了张条子,电焊条有了却只是分配计划的四分之一,我垂头丧气地回到长沙向彭组长汇报,他却高兴地说:“不错,任务完成得很好,派人去了两次,一根电焊条都没捞着,你一去就搞回了十二箱,立了大功。”河南邯郸城市很小,我从车站出来,就一条大点的马路,其他的路都是沙土盖面,说它是个市,就像湖南的小镇,比不上我去过的洞庭湖小镇注滋口。我想远在战国时,它是华夏文明的楷模,如今怎么就没有一点点长进?邯郸人的返古精神真令人啧舌。

    1969年8月,彭顺璜组长说:“三季度船舶和码头机械修理任务很重,急需电焊条和漆包线,小李去市物资局,无论如何多买点漆包线回来。”接到任务,我拿上配购证和付款委托书,一清早赶到长沙市物资局办公楼。在业务大厅电线电缆专柜台前,一个衣着时尚的男青年,对我递进去的物资分配证看也不看,头不抬地说:“没货,下次来。”要是在平常我会立刻离开下次再来,历史的经验证明,多跑几次在同一个人手中办理是能买到一些货的。今天不同往日,一则彭科长一再嘱托,二则太气愤他那傲慢的态度。我暗下决心今天不买到漆包线誓不罢休!我默默地站到柜台一米外,静静地等候着机会,心里盘算着用什么办法。真是天意,几分钟后,来了个他们相互熟悉的采购员,那人笑呵呵地递上一根烟,两人嬉笑打趣着办好了业务,我靠进偷眼看他的配购单,他是西区五金厂的采购员,批购了我需要的同等规格的漆包线。我长吁了口气:没货?总算让我抓住了把柄!我重新把物资分配证递进柜台,他依旧头不抬、眼不看、声不吭,顺手将分配证仍出窗口,抛在柜台面上。

    我抓起配购证再次塞进窗口,大叫:“我要货!”他吓了一跳,抻地站起了身,打量我一眼说:“说了没货,你吵什么!”

    “啪!”我一巴掌拍在一米五高的柜台上,大声吼道:“吵?今天就吵给你看!我只是没开烟给你噻,人家区办的五金厂有漆包线,我们国营大企业就没有,你想害我们停产啊!谁是负责的,我要找负责人!”

    我一声高过一声,口口声声叫嚣说要几千个工人来买,业务大厅里回旋着我的喊叫声,那业务员完全被我的气势压倒了,眼神胆怯、手足无措地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吭。大厅里围拢来几个男女办事员,一位中年女业务员做了和事佬,给我批购了平时要十次才能购回的货。回到局供应组,彭顺璜高兴得手舞足蹈,连连夸我有办法,说以后凡紧俏物资就让我去买。

    我常对人炫耀我的胃是特殊材料构成的,这是缘自到常德裴家码头购买水泥电杆的经历。我带着省物资分配单和付款委托书,乘自家的客轮到常德,没搞清去裴家码头的走法,想当然地第二天早七点,从下南门过河到汽车站,谁知开裴家码头的班车每天只有早六点一趟,看看车站里悬挂的里程表,十八公里。决定步行去水泥电杆厂,下午一点半走到,早餐吃了二两馒头,肚子早打鼓了,进厂先找食堂,食堂里冷火秋烟,没有一丁点食物,只好饿到下午二点,到厂部办好手续,再问回常德的路,厂长说到我们这里主要交通是你们的客班轮船,下午三点有趟船回市里。告别出来,河堤荒凉,临时码头旁开了个小商棚,商棚里饼干屑都见不到,买了半斤花生,狼吞虎咽填进了肚子。回到常德港务局,晚餐时,买四辆米饭,刚吃了一口,肚子里翻江倒海起来,痛得满头大汗,忍着痛再吃一口,肚子更疼,那种痛令我终生难忘。我推开碗,乘当晚十点航船赶回长沙,想到职工医院去就诊,谁知船停靠码头,一上岸肚子就不痛了,试着在小西门面店买了碗粉,吃下肚也不痛了,还舒服得很,好像昨晚的一切没有发生过。

    后来,我的胃挺争气的,一直恪守着它的职责,无论是在俄罗斯过海关整天不喝水只吃一片干面包,还是在打捞事故客轮的六天六顿饭的特殊情况下,始终同体内各部件一样保持着正常运转。

    在供应组(科)平静而无歧视的日子里,我更相信毛泽东“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无数次兴奋地憧憬着自己的美好前途。


 心宽天地阔,华发亦风流。

拜读!


有幸拜读!


在诗词里长醉 在生活里长醒

《林彪轮军事》?
已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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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轮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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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谢谢指出错误。


 心宽天地阔,华发亦风流。

  发配沅水(一)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一场声势浩大波及全国的以杀、关、管为主要内容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运动依靠原来的领导干部和持“保皇”观点的群众,专门针对1966年8月以来造反的干部和工人群众,在广大市民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与清算。湖南省革委向省属各单位派驻军宣队、工宣队,各单位相应成立“三号办”,抽调专人设立办公室开展清查工作,第一步是抽调有问题的人员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班。

    1970年中,中央陆续发出3、5、6号文件,提出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同时将判处死刑的权力,交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执行。为落实中央指示精神,《长沙晚报》发表了杀气腾腾的社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杀、杀、杀、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长沙市在短短二个月里杀了两批,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运动前原判“死缓”的政治犯全部改判死刑,立即执行。其中有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大学生张九龙。两批中枪毙了“省无联”黑手刘凤祥、“青年近卫军”廖为政、罗刚人等人。

    长沙市凡造过反的人,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正当长沙市拟定杀第三批人时,中央发布了17号文件,杀风遂止。北京遇罗克(1970年3月5日枪毙)、辽宁张志新(1975年4月4日枪毙)都是这场运动的牺牲品。

    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进驻了长沙港务局,经过摸底排查,将造反派成员分类举办不同形式的学习班,赵家林、李铁凡、李敬林等文革中的头面人物集中在港务局一作业区南站货场,全封闭学习和交代问题,派有军人和民兵看守。赖宇明等人在第二种学习班,集中学习只有星期天才能回家。我被分在大学习班里,大学习班由文革中造反组织的普通成员和历次运动里被定性为坏分子、右派分子的人组成。我的家庭出身再加上是造反派,自然成了学习班的重点,被指定的学习班班干部和工作组队员死死地盯着我,虽然没有限制人身自由,但一举一动都在其控制之下,每天都有工作组员找我谈话,规定每天必须上交检讨或检举材料。

    运动中种种城头屡换大王旗的演绎,人与人之间的“义正词严”、冷酷无情的反复相煎,使我的热血渐渐退温,我开始思索,想搞明白世事。

    在学习班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我终日惶惶不安,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三个弟弟上山下乡了,在农村只能勉强维持个人的生存,要是我被处理,丢掉了工作,身残多病的母亲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绝望又一次涌上心头,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绝望!是政治前途的绝望、生存的绝望一齐袭来!

    1970年过完春节,不想让母亲看到我可怕的结局,借口让母亲换换生活环境,叫大弟宗元把母亲接到郴州山沟里去住一段时间。换环境、离开天天听着高音喇叭鼓噪阶级斗争,避开令人伤心欲绝的净化红色城市运动,母亲很是高兴。大弟宗元担忧乡下生活艰苦,不知道母亲能否承受。我没有向任何人说明坚持让母亲下乡的原因,只说让她下乡去住住看,受不了就立刻回长沙。我对宗元说每月我寄点生活费到乡下,你也可以一道改善伙食。宗元说乡下宰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村不赶集了,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什么食物,寄不寄钱无所谓。

    1970年3月初,母亲高高兴兴随宗元去了郴县塘溪公社珠堆大队。母亲在乡下生活虽然清苦,精神却很愉快,生产队农民朱姓人多,都将母亲当成本家人,尊敬有加,没有一丝一毫的歧视。1970年11月,母亲终因乡下生活太艰苦,关节炎、胃病、痔疮等病反复发作,只得独自一人乘火车返回长沙。正巧,我随三线的船从沅水回到长沙,抽空去看姐姐宗明,刚走进姐姐上班的客运站物资供应站,抬眼看见骨瘦如柴的母亲从门外走来,我立刻扶着母亲回到荫马塘家中,途中买一只公鸡,让母亲饱餐了一顿。谁知第二天她的痔疮复发流血不止,我赶忙送她到河东中山亭老照壁痔疮诊所治疗,三天后,留下母亲在乡下积攒的四十元钱,黯然离开还在病中的母亲,让母亲独自奔走在岳麓山荫马塘至老照壁之间。半个多月后,我在常德收到母亲的信,她愉快地告诉我,现在病全好了,能吃能睡能跑,身体也胖多了,让我放心,好好工作。压在我心中的石头这才落了地。

    我虽然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却并非骨干,许多事件不知内幕,检举揭发无从下笔,迟迟交不出有分量的材料,每次上交的材料全是千篇一律的自我贬损,什么世界观没改造好、私心杂念太重、离无产阶级先进思想还有十万八千里等等。经工作组调查,给我作的结论是“参加造反属思想认识问题。不凶不恶,文革中有制止过殴打干部的行为,在群众中无公愤。”二十天后我提前出了学习班,暂回供应组(科),不再担任采购员,听候组织的处理。原来是文革中靠边站的长沙港政工干部雷才兴和程甲东,被造反派殴打时,我曾极力进行了劝阻,使他俩少受皮肉之苦,工作组调查时有人说出了这两件事。这是不是好心有好报呢?

    接着安湘洲、赵炳炎、邓永忠等人也相继从学习班出来了,同样等候处理。我们几个人无所事事,天天聚在一起,上天心阁喝茶,有时凑点钱在饭铺里吃一餐。我常把供应组的旧报纸拿出来卖掉,作为我们的茶钱,彭顺璜科长总是视而不见。我们解嘲的话是:“大河里洗澡庙里歇,饭铺里吃饭图潦撇(简单省事)。”虽然不上班了,却比挨批斗更难受,因为说不清楚将来的命运会走向何方。

    “一打三反”运动还在尾声时,清查“5·16”运动接踵而来,清算文革中的极左派,根据中央新的精神,赵家林等一批文革造反骨干也相继“解放”。经历了三个多月的学习班审查,我们都有劫后余生的感慨,那天相聚时,在局机关后操坪里,我笑着对同伴们朗诵戏作的词:

    懵里懵懂三年,

    静坐思过百天,

    他年再任性,

    摸摸屁股厚茧。

    厚茧、厚茧,

    皆存故事万千。

    大家听后哈哈大笑,只有肖毅昌连声说好。我回家后又临摹了首词:

    初生牛犊不怕虎,欲寻虎路。

    足迹虎路,却道是英雄气候。

    而今方知虎可畏,急夺归路,

    忍顾归路,秋风秋雨尽朝暮。

    到这时我才真正开始思考,开始运用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进行思考,我迫切地想读书,想明白世事,想对三年的运动作个总结,思考后我最大收获是知道自己无知无识,我第一次体会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含义,于是立誓读书,真正地自觉读书。我终于明白自己应该走了,应该离开曾经梦寐以求的机关、离开自己懵懵懂懂参加的“革命”, 去找一个安静而有利于读书的地方,完成父亲和李迪光校长的教诲。

    1970年9月底,港务局革委和运动工作组恢复了我的工作,我和安湘洲、赵炳炎被发配到湘西三线,上了甲板驳——225队甲号驳(一队二条船),参加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担任三线物资的沅水运输,时间二到三年。接到调令,赵炳炎他们愁眉苦脸,我却喜笑颜开。一则我所一直担心被开除的警报解除了,还可以参加外人眼中神圣的大三线建设,母亲晚年生活的担忧终于可以彻底消除了!二则远离纷争的长沙,到沈从文笔下土匪盛行的湘西去,去体会《湘西剿匪记》中彪悍的民风。我顿时感到陌生与神秘、期待与向往交织于一身,大有被彻底放归大自然的快感。

    我收拾好行装,到谢清明家借了几本哲学书、文学书、马克思恩格斯两卷集,又找谢伯伯借了本《沈从文散文集》,书的重量是被褥衣物的四倍,我挑着它们和同伴一起乐呵呵地赶到常德上了船。225号甲乙两条甲板驳船上一共八人,有 1966年“9·24”张平化抓黑鬼离开“海燕战斗队”的张资明,他年长我三岁,写得一手好文章,他是和我一道进单位的一百多青年中唯一挑着三十几本书上船的人,我对他倾慕已久,今日同船工作,想必对我的读书会有极大帮助,所以心境更是轻松喜悦。

    湖南湘西位于绵延渝、鄂、湘、黔四省的巍巍武陵山里。从大山里流出来一条河,就是沅水。沅水又称沅江,是湖南第二大河流。沅水发源分南北两处,南源马尾河,又称龙头江,起于贵州省都匀的云雾山鸡冠岭,北源重安江,又称诸梁江,源出贵州省麻江县平月间的大山中,以南源为主干。两股水源在三汊河口汇合后,称清水江,至銮山入湖南省芷江县,东流至黔城与舞水汇合处称沅水(《湖南省志·地理卷》称“东流至黔阳县黔城镇与湃水汇合,始称沅水”,与民间习惯说法不同)。沅水流经湖南会同、洪江、中方、溆浦、辰溪、泸溪、沅陵、桃源、常德等县市,至常德牛鼻滩流入洞庭湖(是古时八百里洞庭时的入口)。沅水全长1033公里,湖南境内为568公里,是千百年来湘西数十万民众与外界物资交流的主要交通要道。沅陵县城上有酉水、辰水、溆水、舞水和渠水五条支流。沅水汇五溪流经沅陵城,沅陵自古以来为沅水流域上下船运的必经之地,素有“湘黔渝鄂交通枢纽”、“湘西门户”之称誉。

    湘西是湖南省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特别是近百年匪患猖獗,清朝、中华民国两朝政府剿之不绝,便一直采取招抚政策。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进行清剿,不久,匪患平,湘西安定。

    我第一次进入沅水上游,驰过兴隆街,满眼都是山连着山、山衔着山,千山万岭、重峦叠嶂,山环水绕、风光奇艳,头次见到如此秀丽异常的景色,我兴奋得忘却了一切烦忧,全身心地投入三线水上运输工作。

    沅水礁多滩陡浪险,航道中有千百年船家谈之色变的“三垴九洞十八滩”,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依然烦扰着拥有动力工具的现代船员。沅水百吨级以上的船舶通航期只有七个月,几吨的小船可全年行驶。就是在深冬季节,湘西依旧遍地葱茏青翠,那条逶迤弯曲的沅水,四处裸露着礁石,河水清澈见底,流量骤减也丝毫不减它的狂野和急骤。

    参加三线运输的船舶主要来自长沙港和常德港,一条拖轮牵引数条铁质甲板驳组成一个航班,最小马力的拖轮240匹,最新打造的内河马力最大的600匹拖轮,悉数投入沅水航线参运。240马力拖轮一次牵引四条120吨铁驳,拖重480吨,600马力拖轮拖驳吨位增加一倍。

    因为航道狭窄,上下游落差大,水流湍急,兼之河道多弯曲,河底暗礁密布,航道自上瓮子洞滩后,水流湍急,处处凶险,船舶只能白天航行,晚上锚泊。一个船队上水航行,每过滩口,像蚂蚁搬家一样,将驳船一条条分批拖带上滩,同时还须借助设在河滩上头岸边的绞车,一个船队四条货驳船,上一个滩,快则一天时间,慢则二天。沅水中的瓮子洞、青浪滩、横石、九溪等“三垴九洞十八滩”,关关如此过,一百多公里的水路至少要航行十天半个月,如果滩头的绞车或滩道上发生变故,航行一个月的事也时有发生。由于沅水的自然条件限制,我们两个港口的参运驳船在十一月初必须返归常德,否则,没及时下来的船,就被关在湘西过年,须等到来年第一期桃花汛水时才能往返于常德了。

    我工作的船是当时湖南最新式的铁质甲板驳,载重120吨,实际能载重160吨,它较之同吨位的木质货驳,最大优势是吃水浅、结实,载重120吨吃水一米,干舷在水面上还有八十公分;航行中一般轻的碰撞和搁浅、触礁,船身的钢板凹凸,不至于穿洞漏水,不似木船那样容易破损沉没。

    我们参运的主要任务是运送大三线建厂、修桥、修铁路的机械设备、建筑材料、铁路钢轨、桥梁的各种钢架等物资,承运湘西农村青黄不接之际,国家计划分配的玉米、大米、灰萝卜等救灾物资。

    我读到过沈从文先生的描叙:“山后较远处群峰罗列。如屏如障,烟云变幻,颜色积翠堆蓝,早晚相对,令人想像其中必有帝子天神,驾螭乘霓,驰骤其间。”“生平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好看的地方,气派大方而秀丽,真是个怪地方。我为了看山看水,也忘了手冷身冷了,什么唐人宋人画都赶不上。看一年也不会讨厌。”沅水两岸的景色,让人目不暇接,我忘形地想象自己已在世外桃源里,无比宁静和憧憬,看了三年没看厌湘西的山水,而且完全忘记了生活的艰苦和工作的繁重。

    当年我们的生活物资是计划配购:每月食油半斤、猪肉半斤、粮食36斤,三线指挥部另给增加半斤肉和二两油。在桃源县城以下还能在自由市场里买到些鱼肉油之类的物资,桃源县城以上的所有县镇和农村,都买不到任何生活物资和蔬菜。所以我们每次在常德开航前,要买好三个月的柴米油盐和猪肉、瓜菜(蔬菜一般腌制保存)。工作在长沙或内河其他港口航线,生活比1963年前好多了,除定量配给的物资外,最重要的是在自由市场上能买到鸡鸭鱼肉和食油,1964年以后,船上的伙食不再是一人一钵的定量饭、单一的一个菜了。如今走进沅水,又回到了1960年,湘西各地虽有自由市场,市场上只有少许竹笋、板栗、柑柚等山里特产,鸡鸭鱼肉绝迹,食物菜蔬微乎其微,湘西人还在延续着昔日的苦日子。

    1971年夏天,我和安湘洲、谭可成等人在沅陵县城下三十里叫潭口的地方待航,航行于沅水一个多月,没吃过肉,肚子里的存油早被刮得干干净净,心里老是慌慌的,嘴也馋得要命。几个人上岸,满山里转游,想寻找点东西来解馋,深入二十里,终于花5元钱买到一只骨瘦如柴的山羊回来,迫不及待地宰杀烹饪,可船上没有食油,我和安湘洲再次上岸去买油,走遍了潭口码头附近方圆十里几十户农家,也没能买到一滴油。山民说:油?我们一年到头就靠房前屋后那少得可怜的油菜籽榨点油,一年中大半年靠酱油炒菜。

    我俩垂头丧气地回船,只好用酱油煮熟了那只瘦骨嶙嶙的半大山羊。

    我在一次次、一处处沿途上岸的观赏中,却被另一种景象惊呆了:百孔千疮的农舍、衣裳褴褛难掩其体的农人、赤身露体骨瘦如柴的孩童、六七十岁的女搬运工等等……映进眼帘、沉入心底,令人扼腕、令人窒息。


 心宽天地阔,华发亦风流。

 发配沅水(二)

    1971年9月,船运送国家从山东调拨来的救灾物资——灰萝卜到泸溪,灰萝卜水分少,吃起来有点像土豆粉粉的。船停靠码头后,一名副县长带队在码头上敲锣打鼓,近百名男女老少手中挥动着《毛主席语录》,在干部带领下引颈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他们中很多人热泪盈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县里为感谢“工人老大哥”,特地每个船队(8个人)分配了五斤猪肉、二斤猪油。副县长略带歉意地说:“我们要借船为仓库,分别向各公社发放萝卜,在港期间,我会派民兵来协同你们值班,要辛苦你们了。”停在泸溪码头整整十天,240顿灰萝卜才分发完,十天中始终有四个荷枪实弹的民兵警卫着,防备哄抢。我问公社干部,萝卜怎样分配,她告诉我:大人十二斤,小孩减半,充一时之饥,还得指望国家尽快地接济。十天里,看着那些兴高采烈搬运萝卜的山民们,我心情惶惑而沉重。接着遇到的事更让我心酸、难以置信,却大增我学习的自觉性。

    一天中饭后,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颤巍巍地走到船舱房门口,伸着看不见肉色的手,低沉的声音软弱无力,气若游丝地哀求道:“赏口饭吃吧。”

    我把他搀扶进船舱房,他抖抖索索地从衣兜里拿出一张证明说:“这是大队的证明,公社盖了章的,我家世代贫农,因为年老才允许我出来讨饭。”还说:“我不是懒,真的是做不动了。”他吃完我递给他的四两米饭后,中气明显提高了,诉说着:“今年遭灾,生产队分给我五斤粮食一个月。队上的年轻人要上山砍柴烧炭救灾,粮食要保证他们,他们每月也只有十二斤,根本吃不饱。大队就允许我们这种人到城里来讨饭,我省下的粮食还可以接济儿孙。昨天,遇到大队干部,叫我回去,说队上发救济大萝卜,就是你们运来的啊,我想你们肯定是好人,就过来想讨口饭吃。”还说:“早几年生活还好点,粮食红薯加些山里的野菜,基本能吃个半饱,这几年光闹革命,生产没人管,哪来的粮食?就像六零年一样了。”

    我无言以对,拿出五斤粮票和2元钱,在厨房里找出一钵蒸熟的米饭,一并递给他,他愣住了,呆呆地看着我,嘴嗫嚅着,久久无语,我说:“你老早点回去吧,还有山路要赶。”也许我的赠与大大超出他的意料,他“扑通”双膝跪在我面前,泪流满面,我赶紧扶起他,连连说:“折杀我了,折杀我了!”他一直自顾自地喃喃自语:“好人啦、好人啦……”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一句话:这个国家怎么了?

    船舶停靠在沅陵、芦溪和辰溪等地,我们还应邀参加当地公社、大队的政治学习和阶级斗争运动。在沅陵潭口公社的一次大会上,一位大队党支部书记介绍广东博罗县黄山洞大队的先进经验:党支部狠抓阶级斗争,他们大队有个地主叫刘少奇,“文革”前他的名字就是一条罪状:“你胆大包天!敢和我们的国家主席叫一个名字。”逼这个地主改了名字。“文化大革命”中,党支部又逼其还归原名,有的放矢地进行批斗:“你叫刘少奇!你和北京的刘少奇穿一条裤子!”经此批斗,社员们都认识到刘少奇就在他们身边,从而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

    在大江口公社参加农民的学习班,见识了山区青年农民的联想力和想象力,大大颠覆了我头脑里从前农民的愚钝形象,这些山区青年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却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讲话很具时代特色。

    年仅二十几岁的大队妇女主任说:“私字像苦菜,挖掉还会长出来;私字不倒,江山不保;私字扫出门,公字来落户。”还有位学“毛著”的青年积极分子,现身说法,联系自身宣讲学习经验:他说早先认为学“毛著”当积极分子吃亏,“学得通,荷包空;学得透,人要瘦”,如今学“毛著”成每天的必须,“一餐不吃饭肚子饿,一天不学毛著脑壳空”、“以前老子说了算,儿子跟着干;现在不看爹和妈,全靠毛泽东思想来当家”。两位青年的讲话,时代流行的“套话”运用得极为熟练,加上丰富的表情,极富感染力。

    沅水三年,可称得上是一路辛苦,一路悲闻,不管怎样,我总能苦中作乐。航行前在常德开始自制酸菜,将买回三个月的配购肉腌制。在湘西时间呆长了,缺菜时就发动大家上山采野菜、毛竹笋。1971年底贵州省航运局派来四个实习生,我跟着他们白天在田里捉泥鳅,晚上捉青蛙……想方设法改善生活。

    凡到一个新地方,我会独自爬山游垄,串门聊天。湘西沅水清苦的三年,留在我的记忆里的全是快乐和满足、激愤和清醒。

    沅流中的辛女岩、仙人洞、狮子岩、白龙岩、马嘴岩、鹰嘴岩、响水洞等地名或物名,都是沅水历史的胎记,都有神秘而迷人的传说,等待人去搜集和整理。

    记得第一次沅水航行,从常德开沅陵,出常德过桃源,东去几十里便是沅水凌津滩,凌津滩北上方不远处有三座品字型光秃秃圆形的小山,如倒长的萝卜,下粗上尖,目测不过百米高,传说是八仙之一的张果老沅水放木排,经此休息时架锅煮饭的垫石,山上那一条条白色的石缝是流出的米汤烫出来的。甚至传说沅水是张果老犁出来的,远古时这里只有沼泽地与乱石窝和一条吃人的孽龙,张果老犁出了一条河,将孽龙赶下大海。

    过兴隆街夷望溪一公里,是沅水第一道险滩瓮子洞,滩道长约二公里,上游的水汇集在滩的上头,左岸是柳林汊,右岸是平岩,两边的地势高,拢住上游流下来的水,到此聚集成一个宽三百余米的积水潭,它高于滩下数米,一河的水挤向十余米宽的下水道口,水势汹涌澎拜如万马奔腾,声响震天如海潮裂岸,六百匹马力的拖轮独自开足马力,也上不了滩去。湖南省航道局在沅水各激流滩头建立起多个机器绞滩站,滩上头建一座机房,里面置一座大功力内燃机带动大型滑轮,滩下立一大桩,也安放滑轮,一根十二分粗的钢缆经由两头滑轮回旋,机器一开钢缆缓缓向上攀升,船上滩前,在滩下缓流处抛出船用钢缆,用绞战的专用挂钩一头挂在绞车钢缆上,一头系在船体前部系缆桩上牵引着爬滩。

    瓮子洞滩头机器绞车设在右岸,钢缆挂上绞车后,我坐在船头,悠然自得地观看着两岸田地如画、山水如诗的风光,我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刀削似的岩壁,沧桑得天荒地老,看了让人激动震惊。

    滩头右有座山,山腰处有个大大的、圆圆的穿山大洞,沅水的老船工告诉我,那叫穿石山,大洞是神仙张果老驾排时,一竹篙戳了个对穿眼。

    河水沿穿石山脚而下,水面上是数十米高的悬崖,悬崖上人工开凿出一条羊肠小道,是为纤道。过去,没有机械,上瓮子洞全靠纤夫,几十个纤夫拉一条船。上行的船停泊在滩下,等到了七八条上水船时,船工们就会一起商议合作换工,集中七八条船的壮劳力,将船一条条拉上滩头。因为瓮子洞滩水特别湍急,所以穿石山下常常集聚许多专职打短工的纤夫,船家觉得人力不够会花钱请纤夫。过去这里是船工的最险恶的一道鬼门关,拉纤时,舵掌得不当的话,船朝外张头,就会横着船身接受下泻的激流,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就是有一千个人出力也无济于事,船毁人亡的恶性事故是无法避免的。

    穿石山纤道流传着辛酸的故事,说是一百多年前,有位死于险滩的船员的遗孀,省吃俭用,集自己几十年的积蓄,请人在山间纤道的崖壁上钉上铁链,供船员和纤夫攀手着力,此一功德,挽救了无数苦难船工的性命。我特意步行到纤道,抚摸着环扣在山腰石壁上,直径四厘米粗、约六寸长二寸宽椭圆形的一个个相连的铁环。这就是百年间沅水船工、纤夫代代相传、交口称赞的“寡妇链”。后来偏偏有无聊的文人编了无聊的故事,说是有个做官的孝子为寡母过江与小和尚偷情的行路安全,特意打造安置了此条铁链。

    2005年8月,刚退休的我重走沅水路,第一站到凌津滩,拦河筑起了大坝,穿石、寡妇链被水淹没了,这些传说也随之永远淹没了。

    上了瓮子洞,驰过五强溪(入沅陵县地段),就要途经十八里青浪滩,青浪滩河道狭窄弯曲,窄的地方宽不过八米,从船舷两边能一跃跳上岸。河水浅时深一米五,清澈见底,河卵石和游鱼清晰可见,深处则深不可测。我问过在沅水驾船一辈子的老船工,谁也不敢下深潭一探,所以无人知其深浅。后来常德港有条船在青浪滩深潭处翻覆,装载的桥梁钢架落入深渊,请省打捞船队打捞,他们的芮队长说,潜水打捞时放尽了打捞队的牵引线,再深的话就要新增设备,省打捞队能打捞一百米处的沉物。

    青浪滩河床怪石巉岩雄峙江底江面,那些露出水面的嶙峋岩石上,密布着鸡蛋大小的洞,状如蜂窝,当地人称“蜂窝岩”,岩石上的小洞是船夫用撑船的竹篙硬撑出来的篙眼。急流中,船夫所依赖的是手中顶端镶生铁尖头的竹篙,当舟楫接近暗礁山岩时,将手中竹篙在礁石上倾力一撑,铁石相击的火星还未散尽,船已顺水下去数里。“水滴石穿”,经年累月,就成了青浪滩中的奇观。

    青浪滩中段有一小镇,叫洞庭溪,就因为它的名字,我独自从上游的潭口步行六里,去看建立在山腰中的小镇,梯田式排列的几行吊脚木屋,错落有序,整齐貌似。走进人家,正厅当中一炉柴火,火上架着口大铁锅,无论是严寒还是酷夏,他们都吃火锅。当地传说,东汉马援西征,逆沅水至青浪滩,强渡不能过,终与数百部众困死滩边的壶头山上,当地有座伏波庙,传唱着“走遍天下路,难过沅水渡”的悲壮。五强溪水电站建成后,青浪滩的奇观,洞庭溪的吊脚楼,流传千年的古庙都沉入水底。

    驰出青浪滩,是一片宽阔平静的水面,河道的右侧是下水船集中的港湾,叫鸦雀迴,木帆船越过青浪滩前都停靠在这里,一则是换工,集中几个经验丰富的船工分批将船送下滩去。二则是卜卦问凶吉,其方式特别,头天晚上煮一大锅米饭,捏成一个个小饭团,第二天清晨启航调转船头时,如有大批乌鸦在船顶盘旋,便将饭团抛向天空,乌鸦来抢食,船就可以驰入青浪滩,没有乌鸦盘旋抢食,则必须终止航行,回头等待再次卜卦。当然,这个习俗对我们机器航行的船无用。

    逆水行舟,越过九矶滩,水面稍宽、水势较平稳,前行十余里就到达湘西门户的沅陵县城。清《沅陵县志》称沅陵:“怪石峋崖,绵亘江面,水石相激,如走风雷,壶头悬于岸南,庙阁峙于岸北,重滩迭岭,百数十里。”

    我是从《湘西剿匪记》一书中知道沅陵的,书中剿匪的情节曾经深深震撼过我,一到沅陵,我就迫不及待地寻到古城南路胜利公园。1949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奉命进湘西剿匪,为纪念剿匪中牺牲的将士,1951年1月,湘西行政公署将沅陵中山公园改为胜利公园,在公园上首正中央建筑一座正方锥形塔,塔总高16.96米,塔身高12.73米,塔座高3.23;正面刻“湘西剿匪胜利纪念塔”九个大字,塔座正面嵌铜碑,刻序文记载事由,另三面刻党政军要员的题词。塔台下方一尊2.5米高、持冲锋枪战士的雕像。纪念塔前两侧对称修建了四座纪念亭,四亭内共竖石碑六块,碑上刻着1005名烈士的姓名。

    看过烈士陵园,再游黔中郡第一胜景沅陵凤凰山。

    凤凰山位于沅陵县城东南,海拔约二百米,面积约0.6平方公里,西北临沅水,陡峭山壁,沿峭壁砌有石阶路,宛如彩带飘落江边;东南群山连绵,悠远广博。因其貌似凤凰展翅,故名“凤凰山”。凤凰山林壑幽静,村落暖暖,炊烟袅袅,山顶古树参天,修篁遍地,风光旖旎。隋朝(公元589)列为黔中郡第一胜景,明代诗人张志遥诗赞:“晴峰缥缈出云端,野经迂回挠曲栏;人向绿杨荫处去,隔江指点画中看。”凤凰山上有凤凰寺、凤凰井、送子观音樟、钓鱼池、石龟、雪仇洞、屈将室、望江楼、凤鸣塔、叙丞墓等景观。凤凰寺,明万历年间(1573~1620)建,1938年少帅张学良被软禁在寺内,凤凰山因此而蜚声中外。


 心宽天地阔,华发亦风流。

     发配沅水(三)

    然而在沅陵码头见到了更为震撼的一幕,令我终生唏嘘!

    1971年6月,船运救灾大米到沅陵,停靠在文昌码头,我抬头仰望高而陡峭的石阶,石阶的尽头坐落着几棟矮小的工棚和房间,房间的东面是一条简易公路(现称滨江大道),码头延绵数百米,稀稀落落停靠着装卸货物的大小船舶。我好奇地登上石阶一步步向上攀沿,阶梯每级宽尺余,走一步数一个数,数到二百一十二,我已是气喘吁吁,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再也迈不动脚步了。侧眼看去,一群老年妇女,躬着腰,手拄着拐杖,身背背篓,步履蹒跚艰难地一步一步在攀登阶梯,她们的背篓上横放着一捆捆三米多长的桎木条,她们右手拄着根短木棍,行动十分缓慢。时不时咳嗽几声,走上几步便停在路边歇一歇。看她们的脸比我的母亲苍老很多,天生的悲悯使我不由自主地扶住最近的老人,见她满面纵横交错、极不规则的皱纹,我断定她至少在六十岁以上,是个饱经风霜的老人,我托着她背篓上的四捆桎木条,缓缓让她坐下。她长吁了口气,脱下肩头上的两根背带,取下斜背着的老式军用水壶,军绿色早已退尽,扁凹得装不了半斤水,她毕恭毕敬地抿了一口水,抬头对我咬着京腔说了声“谢谢”。哈!是个有见识有教养的老人,这在湘西实在难得一见的呀!

    交谈中,我知道她叫粟春娥,沅陵县太常公社人氏,大队妇女主任,今年五十一岁,比我母亲还小七岁,仅有的一个儿子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虽是烈属,能享受一点点国家的优抚,为了巩固建国初剿匪的成果和广大农民的胜利果实,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党的事业,她不愿在家坐享其成,于是带领大队中老年妇女出来生产自救,到码头上搬运货物,虽然辛苦一点,可每天有钱进。背桎木条一捆0.1元,一趟四捆就有0.4元,一天十躺就有4元钱了,要是有活干,扎扎实实做上一个月,会得一百多元钱,发大财了。她的力气小,每个月能挣100元,那些力气大的妇女,一个月能挣150元。农村山多田少,每年种一季稻,全家累死累活在生产队出工一年分不到20元现金,幸亏有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让她们贫困山村的农民有了这个挣钱的门路。

    我心酸地听她满怀感激地诉说着自身的经历,由衷地钦佩她在如此繁重的工作条件下表现出来的豁达和乐观!我自惭形秽,托起她的四捆桎木条,看着她小心翼翼的用一只手不时捶打着腰,时而咳嗽几声,步履蹒跚,慢慢移动着,左脚向前迈一小步,右脚慢慢跟进,好像承载着千斤重担,阳光无情地舔舐她黝黑的皮肤,和煦的夏风难抚慰她疲惫的身躯。我区区的赠予能让她摆脱这繁重的体力劳动吗?这样二百多级的石梯我空手上来都累得半死,她们中老年妇女每天驼着近二百斤的货物,攀沿十数次、几千级台阶,谁能承受?我是想都不敢想的。

    另一个让我感慨不已获益匪浅的是山民的质朴和敦厚。

    深秋停泊在潭口,潭口在五强溪水库(现在)上游横石李家坪,山坡上密密麻麻错落无序建成近百栋大小不一的吊脚楼式木头房,潭口大队部设在此,我参加过他们的政治学习,还拿走了他们供在神龛上的《毛泽东四卷集》合订本。我和张资明穿过村落朝深山纵深走去,想买点山里的特产。翻越了几个山头,遇见单门独户的人家,全木质结构的板房里面被熏得漆黑,跨进厅房,一老者煨火而坐,连比代划交流了好久。接着他取下一个麻袋说这是新摘的板栗,又拿出杆秤叫我们自己称,25斤板栗按照沅陵的市价,我拿了张5元的纸币递给他,他接过钱左看右看递还给我,好半天我才明白他说没见过这种钱,不是大清的龙票,收回了板栗。我和张资明一上午的忙碌,眼见一事无成,着实有点窝火,可是面对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又能怎样呢?

    我们只好悻悻地出门下阶梯,迎面遇见一个扛着猎枪和一头麂子的壮汉,他笑吟吟把我俩重新请回客厅,不容推辞地说:不管买不买东西,这餐饭非吃不可。他说自己叫麻运福,以打猎为生,这座山方圆十里只有他们一家。昨天老婆带着孩子回娘家了,不然不会让我们吃这么大的亏。他麻利地炒了新鲜的麂子肉和二碗腊野味,倒上满满的四大菜碗米酒,端起酒碗说:“爷爷80岁了,从没离开过山里,外面的世道一概不知,难得见到外面来的人,今天你们陪着他扯白扯这么久,他高兴得也要喝酒。”都1971年了,还有这么闭塞的地方,这大大出我的意料,我恭敬地捧起碗同这爷孙俩畅饮起来,资明滴酒不沾,他的酒我也当仁不让全喝了,还在是自家酿的米酒,同喝啤酒一样醉不了我。酒足饭吧后,他把板栗和四腿麂子肉分两包捆好,说你们带回尝尝鲜。我说:板栗先称了是25斤,麂子肉也称称,都按沅陵的市场价格付账。他说什么也不肯要钱,最后在我们的坚持下,麂子肉按沅陵价格的九成计算,每斤0.45元,四腿麂子肉18斤,8.1元加上5元的板栗钱,我俩放下15元钱匆匆离去,为了找我们的零头,他追了几百米硬塞给我俩一只腊野鸡。

    还有一次是在辰溪街上买板栗和柚子。市场上几乎是清一色带小孩的村妇,团座在地上,身边一个背篓,身前放着几个或十几个柚子,一个小篮子了盛几斤板栗,怀里抱着个一二岁左右的孩子,问价她总会说:“你问问隔壁多少钱能卖。”谈好价格,她们都会把称递给你,让你自己称重,而且你说多少就是多少,柚子0.05元一个,板栗一般价格在0.2元一斤,价格低时在0.16元一斤。市场上绝少看到为价格争得面红耳赤的情形,更没有因短斤少两而生死相搏的场面。

    农产品太贱,农民怎能不穷!

    1971年11月,我船停泊在溆浦县大江口铁路桥下卸载钢架桥梁配件。一天晚上,我们接到大江口人民公社的通知,全体船员参加他们的三级干部会,会上,公社党委书记用发颤的声音传达中央关于“林副统帅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事件的文件,宣读完中央文件,会场里呈现出死一般的寂静,谁也不敢大气呼吸,谁也不敢发出一丝丝声响,十几分钟后,全场骚动,竟有人放声大哭,急得公社书记大声呵斥:“谁在哭?谁在为林秃子哭丧?”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几年文革中见识了一反一复群众组织间的倾扎,见惯了一批又一批高级干部的倒台,虽然渐渐知道政治斗争的残酷,绝料想不到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好学生”,举国公认“对毛主席最忠”“跟毛主席最紧”“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的林彪,国家宪法和党章上铁定的毛泽东接班人林彪,会企图谋害毛泽东,他就这样急不可耐去抢班夺权吗?我苦苦思索这其中的奥秘,回忆起文革初期种种城头屡换大王旗的演绎,推测着毛泽东发动群众开展文革的真实意图,林彪事件的发生,我意识到,林彪事件实际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宣告了毛泽东神话的破产。

    由此,我获得了一个新的认识:1968年的红海洋运动中出现的“早请示、晚汇报,人人佩戴领袖像章,挂忠字牌、跳忠字舞,事事先颂最高指示”等等现象,是二千年前秦帝制的回光返照!我想无论后人怎样去评价这场文化大革命,它最大的贡献是将二千年前家天下独裁王朝在短短几年里演绎给全国人民,至圣至明、民主平等的无产阶级领袖居然活祭到如此程度,就是秦皇在世也享受不到全国子民如此虔诚的顶礼膜拜!个人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民愚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物极必反,常人都知道的道理,难道毛泽东会不知道?是绝对权力让人利令智昏啊!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场层面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的荒诞的群众运动出乎意外地打破了长期禁锢人们的思想枷锁,客观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奇妙效果,这一点完全出乎运动发动者和领导者的初衷与意料,也许这就是史无前例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带给后人的唯一可圈可点之处了。

    这场运动中的种种演绎,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义正词严、冷酷无情的反复相煎,使我彻底摒弃了对政治时事的兴趣,转向了哲学、文学和史学的学习,希望通过文学提高文化知识,通过史学明了社会的变迁,通过哲学弄清扑朔迷离的政治,1966年破四旧时我意外得到的一批书终于派上了用场。

    我认真读英国康斯福的《辩证唯物主义》,读中国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还读大学原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如饥似渴地读,详详细细地做笔记。读书有所悟,我认为哲学应当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属于全人类,它同文学、艺术一样,没有阶级性和党性,是政治家和政党领袖们利用哲学为自己集团的利益服务,才强说哲学具有强烈的党性、是阶级的产物。

    我认为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正同如原子,有人用来造武器杀人,有人用来造福人类。我萌生出写一篇通俗易懂、适应普通工人农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小册子,拟定了写作提纲,全文八章,第一章就是哲学的从属,在这章节里我把上述悟到的想法写了进去。可是由于兴趣、性格所致,读哲学书总觉得越来越枯燥,哲学写作计划很快就放弃了!

    为读到更多的书籍,我跑几十里到常德蔡家岗找熟悉的知识青年借书,厚着脸皮游说刚认识的人借书,半借半抢同事的书本……只要见到想读的书,不辞辛苦、不顾颜面、不惜恭维,短短的半年里,我读了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雨果等世界大师的不少著作;读了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上下)》、郭沫若的《中国史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1至3册等等史学书;重读了《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红楼梦》等等著作;还因借书的时间短,将《魏汉六朝诗选》全文抄下。

    我开始学习写作、学习写诗,以致日思夜想,梦里也在作诗。最清晰的是一首梦母诗,半夜醒来,睡眼朦胧下点亮煤油灯,立刻把它记录下来,这是最真实的感情,我一字未动地把它留存在我的诗集里:

    梦里儿依母,梦醒独自悲。

    思亲长叹息,往事不可追。

    湘西三年中停靠在沅陵、辰溪等县城的机会不多,大多运载建在山沟里的维尼龙厂、过江大桥和铁路铺轨的物质,岸上的娱乐活动几乎没有,船员晚饭后,聊聊天就早早各自休息了。这最大的好处就是时间多了,晚上的时间基本属于自己,滩头滩尾待航的时间也长,即使在码头上装卸作业,山区缺机械,全凭人力,一到太阳落山就收工,余下的时间全由我支配了。三年穷山恶水里的翻滚,三年煤油灯下的苦读,三年苦苦的思索,收获巨大,我将以全新的精神状态面对社会、面对同事、面对亲人,心中充满着坚定、自信的力量!

    1973年大年初一,我在日记本扉页上写下两段话来激励自己:

    “忘记自己,才有坚强的意志;忘记自己,才有无穷的力量;忘记自己,才有真正的快乐!”

    “始终保持自己精神上的绝对优势!”

    这不是阿Q的自我麻痹、自我陶醉,而是破茧新生,因为知识、信念、意志都在同步成长,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人云亦云、热血沸腾的初中生了,不再是不学无术、幼稚热情的“吴下旧阿蒙”了!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啊!


 心宽天地阔,华发亦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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