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千日(之四)
                     
                                 树  立    



                             “杜聿明来了！”  

    时间来到1968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这时已进行到第三个年头，政治头脑筒单、消息不灵、又不太关心国家大事的我辈，按照以往经历过的各式各样政治运动的体验，以为一个运动搞了这么久，该快收场了吧。但上头还是说，这时阶级斗争还是十分激烈。而且出人意外的是，最高当局还下了一道步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命令，说是要深挖阶级敌人。
   
    命令一下，全国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掌权 (当时权力机关大多是成立不久的革命委员会) 的人，都齐齐出动，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整人运动就开始了。

    从这个时候起，身在干校的我们，按照领导的布置，清队运动要搞，农田的活儿也不能丢。我们过的日子基本上是：下雨天与晚上“抓革命”(开会搞运动)，晴天下田劳动“促生产”。

    搞这一类的整人运动，无非是发动大家互相“揭发”,叫人交代“问题”。人们经历了这么多年反复的“运动”锻练，都像一只教熟了的猴子，熟悉此中秘奥与操作程序，因此很快就按部就班，投身于运动之中了。日常生活这时尽管是紧张了些，但对大多数（没有问题）的人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而那些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就不同了。譬如运动开展不久，就发生了一个学员跳河自尽和一个学员的家属悬粱上吊的事。

    大字报又再出现了，但数量不多，不是文革早期那样铺天盖地的气势，只有零零落落的十张八张，但就内容来说，却都是足够吓人的东西。因为是清理阶队伍，深挖阶级敌人，所以大字报的矛头总是指向敌我矛盾，离不了揭发坏人，并且是描准了“清理”对象、直截了当、指名道姓亮出了要整的这个人的名字，点出了他的“罪恶”，要他立即放下屠刀，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当时有一位老教授，就给人贴了好儿张这类令他胆颤心惊的大字报，其中一张的标题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叫『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说你如不投降，就“自取灭亡！就自绝于人民！”其实这位教授并没有什么足以“灭亡”的罪恶。运动一过，领导还是让他去搞“教育革命”。不过从此他多了个“杜聿明”的绰号，有人远运看见他走过来，就说：“杜聿明来了！”
            
                          当年很神气的一个特殊人群

    除了开会搞运动以外，从这个时候起，干校里就常常见到一些所谓办理专案的人员前来找人“谈话”。这些人大多是来自我们原来学校主持清理阶级队伍的“专案连”的人员；另有一些是来自外地外单位的。凡是被专案人员叫到的人，都要立即放下手上的一切活儿，去接受他们的问话。在当年，上自中央，下至全国各地的每个基层单位，这些办“专案”的，是很神气的一个特殊人群。

    学员中被专案人员叫去问话的真不少，有的人还被叫了好几次。与我同在一个班的×老教授和一位讲师，我见他们就连续好几天从劳动的田里给专案人员叫走。而且一走常常是两三个小时，直到我们吃完了饭才回来。

    想不到这样的事竟也沾上了我。莫约在这年十二月里的一日，我正在田间劳动，连部派人把我叫回来，说是有人找我。到了连部，我看到有一高一矮的两个陌生男子坐在那里，个子高的有三十多岁，从他外表摆的架势像是个小头儿，矮的只有二十来岁，大概是个跟随吧。他们都板着阴森的面孔，自称是某县的专案人员，是专门从好儿百里之外的某地到这里找我外调的。我一听竟是我的老乡，但他们却一句家乡话也不说，而操着一口半咸不淡、十足蹩脚难听的普通话。我看出他们这样做，无非是在向我宣示：现在是在调查重要的政治问题，所以必须使用威严的“官话”。

    来人提出了一个人的名字，说已知此人是我以前同读中学的同学，正受到审查，已经有人揭发了他不少问题。现在是要我也来揭发他以前的“各种问题”。
   谁都知道，当时这些办专案的人员，他们都拥有一种很特殊的权力，在群众的心目中，这些人所从事的工作无它，是专门搞秘密整人的，整人是他们的职业。大众对这类人的口碑不是很好，但是不能得罪，最好是“敬而远之”。现在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最好是自己没有事，他们不来找你就谢天谢地了。但想不到这两个专案人员为了整某一个人，今天竟跑到这山沟里找上了我，这时我未免忐忑不安，但是人家已经找上了门，逃避也不行呀！

    因为问的是多年前的事，提出来的这个人的名字霎时间我竟想不起来，尤其是指明要我做的是揭发这个人的“坏事”，而不是评功摆好。这倒是一件大事情啊，它关系到一个人的前途、命运、甚至生命，我不得不认真地思考起来，认为应该十分慎重。于是动起了脑子，苦思冥想起来，最关键的，是想想以前我有没有这个同学。

    来人看我低着头迟迟不作回答，认为我可能是在做“思想斗争”，就加以诱导：“这个人虽然是你的同学，但现在已经是审查对象，问题很多，别人都揭发了，你要站稳阶级立场，和他划清界限，大胆地写出检举揭发材料，组织上是会给你保密的。”

    他们完全猜错了，我不是在做什么思想斗争，不是在想要不要检举揭发，而是在仔细追忆：我的同学中究竟有没有这个人？
    片刻以后，我抬起了头，很明确地回答他们：“这事你们别来问我，我经过仔细的追忆，记不起当年有叫这个名字的同学。”

    专案人员一听我的回答就恼怒了，提高了嗓门说：“这是不可能的。这事你要首先端正态度，不要回避，要对革命负责，不要包庇坏人！”
    看到他们这样毫无道理的恐吓，说我回避，尤其是说我包庇坏人，我心里十分反感。不知那里来的一股勇气，我还是斩钉截铁地回绝他：“我那时读书的这个班就有好儿十个人，这么多年了，我真想不起有这个人，你叫我检举什么？写什么？我这样做正是对革命负责呢。”
  “讯问”继续了很久，我并没有被降服，回答的还是那句话：“我就是想不起来有这个人，你叫我写什么？”  
    来人显然是被我反复说想不起有这个人激怒了，高声说：“你不写，我们就不走啦！你要好好地想一想！”
   “讯问”暂时停下来，这两位专案人员当日真的没有走，他们执意要留下来，声称一定要留到我改变态度的时候。

               在这个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的年代  还是有正直的人
 
    第二天上午，我被通知不用下田劳动，照样到连部接受这两个家乡来的外调人员的问话。没想到，他们为了达到威迫我俯就的目的，把我们连的指导员L请来了。

    指导员L在我们连是管政治的，在学员的眼里，他是比连长更有权势的人物。我只知道他原来是我校×系的教师，从无来往，对他的为人，我并不熟悉。这时看见他为了这件事给找来，我知道事情弄大了，他是怎么个态度，不得而知。但我心中巳下了决心：做人应该实事求是，不记得的事就不能胡编乱写害人，你叫谁来都一样，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大家坐好以后，这两个专案人员就当着我的领导，首先抢着说话，内容当然是派我的许多不是，诸如不肯和他们合作啦，有思想顾虑啦，不肯揭发老同学的问题啦．．．．．。还愤愤地对着L说：“我们对他做了一整天的思想动员工作，咀皮都磨破了，他就是不说。因为这样，我们不得不把您请来！”

    指导员没有立即回答他们的话，而是转过头来和颜悦色地问我：“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说：“他们到这里来，说是要我捡举揭发以前一个同学的问题，但是他们说的这个人的名字，我经过反复思考，实在记不起来，一点印象都没有，叫我揭发什么呢！我总不能胡编乱造些材料去害人吧！”
    真想不到，L专心地倾听了我的诉说以后，几乎用不着思考，很快就相信我的话。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对着那两个专案人员说：“他记不得有这个人，材料就不用写啦，你们就别难为他了。”
    L的话对那两个人无异是一盆迎面泼来的冷水，他们大失所望。这里的领导不支持，知道再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是没有什么用处了。尤其是那个小头儿，满脸咀丧，像只斗败了的公鸡。他们悻悻地立即离开了干校。

    事情告一段落，我向L挥手告退，离开连部照旧去参加田里的劳动，但整个上午心情很不平静，感慨良多。在通往田间的这条平日很难行走的既崎岖又泥泞的小径上，不知为什么，我这时竟走得异样的轻快，几次喃喃地对着自己说：“在这个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的年代，做人真难，但想不到还是有正直的人。”

树立的这个故事令人深思，那个时代，落井下石的人多，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说明一个人的良知。应该赞许。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的惨痛一页，人们是不能轻易忘掉的，应该不时提起，以警醒世人。

看着树立老师的文，我想起父亲在文革时的遭遇，年龄和树立老师相仿的父亲，在那时摧残人心的生活里，我父亲得了严重的冠心病于终生。

那时，父亲回家，总是很疲惫精神状况，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短短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留下了永久的伤痛和不寻常的记忆。因为我亲历了这场“革命”，所以可以判断树立先生的文章是平实的历史见证。我欣赏这样冷静的纪录。
问好树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