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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走尽天涯歌尽桃花

                    ——王鼎钧访问记[/B]
                     
                        【文/姚嘉为】

                      载自：姚嘉为的部落格



雨潇潇下著，天色灰蒙，空气中飘浮著春天的湿寒。我们来到纽约法拉盛郊外一个安静的住宅区，在一栋绿意葱笼的屋前停下，叩门。

上次见到鼎公是十年前，纽约一场文学座谈中，遥望他双手合十向观众致意，发言内容言简意赅，我一时有如见高僧之感。十年后，鼎公近在眼前，身穿藏青色中式夹袄，双目低垂端坐，神情安祥宁静。微带山东口音，语气平和，偶而沉吟，富於哲思的言语，徐徐道来，斐然成章。神情举止，思想言谈，仍让我如对高僧。鼎公是基督徒，自幼随母亲上教堂，出国后，才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

三十年前移民之初，远适异国的失根，文化差异的震撼，撞击得他一度不能写作。这场他称之为「灵魂的文化革命」，终於透过佛家思想的顿悟，而豁然开朗。他重新与大作家的精神境界相通，经此一番寒澈骨，作品有如梅花扑鼻香，失根的悲情提升为开阔的智慧。基督教与佛教两种信仰，文学的锤鍊，通过他的思维彼此交融，形成了鼎公完整的精神体系，不随波逐流，也不自鸣清高，既有儒家的和而不同，也有佛家的悲悯观照。

鼎公一生自修苦读，近年来用电脑写作，四卷回忆录一字一字敲成。从个人步履写几十年家国，以超人的记忆为经，上天入地收集资料的功夫为纬，写了十七年，第四卷回忆录《文学江湖》於今年三月出版。他说:「回忆录写完以后，我己尽兴、尽缘，也该封笔了，最近常想到毛姆在退休时说过的话：”我是一座熄灭了的火山”」。

鼎公不常参加社交，也很少应邀发表演讲，每天静心写作，把丰富的人生阅历与智慧，化为珠玑文章，这是他贡献社会的方式。

时近中午，师母飨我们以一桌清淡可口，营养丰富的家常菜。信佛，爱花，当义工，悉心照顾鼎公，几十年夫妻，她和鼎公神情相似，慈眉善目，身心安静。饭后，鼎公夫妇坚持在雨中撑伞送我们上车，久违了的中式人情世故，在记忆深处，久久散放著馨香。


[B]回首移民路[/B]    


今年三月，王鼎钧自传第四卷《文学江湖》出版，记者问他，移居美国三十年，不在四部曲范围内，他准备写吗? 他说: 「移民出国，走进美国海关，我的感觉像死亡。」他不想再写了。

1978年他移民美国，先住新泽西，后来定居纽约，至今三十年。在「旧曲」一文中，他写道:「谁会主动选择移民这条路，抛弃过去，寻找未来，要受多少折磨。」流露出移民时无奈的心情。

回顾当初移民的决定，他说出生后，母亲找人替他算命，算命先生说，他的命是「伤官」格，不守祖业，不是败家，就是漂流。后来他家为土匪和战争所败，就只剩漂流了。「我写回忆录，通盘整理过去，发现我是一个无恒的人，常见异思迁。起初以为这是漂流造成的生活习惯，现在想也许是性格造成漂流。对我而言，移民是又一次漂流，最后的漂流。」

移民的另一原因是为了能专心写作，效忠文学。在台湾杂务太多，常要做许多准备和善后。在美国，没人求他，他也不求人，「等於出家当了和尚，万缘放下，六根清净，可以真正效忠文学。」

他移民美国也是为了子女就学，以前在台湾上大学竞争激烈，他担心儿女考不上大学。


[B]触及灵魂的文化革命[/B]

出国之初，他经历了一场「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革命」指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标准，都要「变夏为夷」。住新泽西时，他曾见美国小孩在巷子里玩球，球飞起来落在屋顶上，小孩朝著家门大喊George，他以为是喊他哥哥帮忙，不料出来一个白胡子老头，原来是喊爷爷，他感到非常震惊。

这场革命，在他三本著作中可找到蛛丝马迹。《海水天涯中国人》写初到异乡的探索，《看不透的城市》写移民的故事，《左心房漩涡》写故乡的情结。三本书手法和风格不一，越来越向内心深化，文字越来越诗化，反映出他在异乡调适的过程。

这三本书他只满意《左心房漩涡》。「这里面有现代主义对我的影响，六十年代的种子，八十年代的果实。八十年代我和中国大陆的旧识大量通信，细数前生，心情激动，文章的结构和修辞如音乐变音变调，确乎是「行其所不得不行」。这样的风格，情感，表现手法，在我只能有一次。」

他曾感叹，作家离不开语言和文化环境，住在国外，刚开始对写作有点新的刺激，久了就念不出咒来。然而30年来，他佳作不断，海外环境对他的写作其实也有正面的影响。

移民之初，他对人完全丧失了兴趣，遑论写作?「由旧金山进关时，他对接机的朋友说:「这是我的空门。」到了纽约，他在唐人街看人来人往，几乎没有感觉，「对我的同类不理解，不接受，我好像在太空舱里，处於无重力状态，怎麼还能有文学创作呢?」                      

后来他受到佛教的影响，思想豁然开朗，领悟到「世事犹如老祖父看两小孙子争糖果，心中只有怜爱，只有关心，谁是谁非并不重要。文学的先进大师一直教我 ”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把自己的心分裂成多块，分给笔下每一个人，我听见了，不相信。佛法教人观照世界，居高临下，冤亲平等，原告也好，被告也好，赢家也好，输家也好，都是因果循环生死流转的众生，需要救赎。我听见了，也相信了。」

有了这个领悟，他很快的和大作家大艺术家接轨。在他看来，作家笔下的人物好比众生，作家好比佛菩萨，人物依照因果律纠缠沉迷，每人都有充分理由那样做，不得不那样做，他们害人，也是受害人。他们都对了，也都错了，都是在作业，都是在受苦。「作家像佛一样，不能改变因果，但可以安排救赎，救赎不为单方面设计，是为双方而设，为十方而设，同体大悲，他同情每个人。」於是，他恢复了创作的能力。                


[B]以「圆」串成回忆录[/B]

回忆录写了十七年，从个人的步履反映几十年来中国人的家国流离，内容包括无数的史料和细节。人在海外，他如何收集资料?

80年代中国大陆开放后，他写信到大陆寻找旧交，通信五百封以上，补充若干事情的细节，收获丰富。大陆各县市的侨务办公室帮他找到了旧交，各县市的政协都出版了「文史资料」，当地发生的事，大多有专文记载，此外他还买了县志来参考。

台湾这部份，他原想回去找资料，因健康问题未能成行。台湾生活的三十年，他记忆犹新，还有一些笔记和剪报。在纽约，他到各大图书馆查考资料，也上网搜寻，如台北国家图书舘的「当代文学史料」网站的资料，他觉得非常详尽可靠。他还买了五、六百本书，寻找有关的人和事，了解当时的大背景，查对年月人名地名。

他说写回忆录不是写自己，而是写出当年的能见度，反映时代。写法是「以自己为圆心，延伸半径，画一圆周，人在江湖，圆心常常移动，一个「圆」画完，接著再画一个，全部回忆录是用许多「圆」串成的。」

三十年台湾，可写的材料太多了，一本书容纳不下，势必要写第五卷，后来他决定只写与文学有关的部份。「我毕竟是个作家，这一部份要紧。回忆录写完以后，我己尽兴、尽缘，也该封笔了。最近常想到毛姆在退休时说过的话：”我是一座熄灭了的火山”。」


[B]文学因缘[/B]

回顾文学路，可溯源到家乡本族出了一位小说家，他不免见贤思齐。他母亲很会讲故事，他六岁时，母亲信了基督教，带他上教堂，读圣经，这些都助长了他的文学倾向。小学毕业前他读夏丏尊、叶圣陶，启发很大。

1945年，他第一次向陕西兴安日报副刊投稿成功。1951年，参加张道藩在台北开办的「小说创作研究组」，受了六个月密集教育，走上文学之路。

最初他学写小说，为了研究小说的结构反覆熟读剧本，莎士比亚、丁西林、李健吾都影响过他。他也读曹禺、郭沫若、田汉、夏衍的剧本，虽然并不喜欢。为了替写小说打好基础，他学写散文，熟读蒙田、培根、爱默生、梁实秋、陈西滢、周作人、鲁迅、胡适的演讲、黎烈文的翻译。他也重温唐诗宋词，读卞之琳、戴望舒、闻一多、朱湘、冯至的诗。

他说，当年投稿从未接到退稿。写记叙文议论文，尤其是短文，不用修改，写抒情文需要修改。写回忆录时，每篇都要修改很多次，因为要随时容纳新的材料，或改换句法和修辞。他很注意文气，为了改换一个字要修改两句话，为了加入两句话要修改一整段，为了增添一段，要修改前一段和后一段。后来他使用电脑写作，修改起来方便多了。

这位散文大家谦称自己写作不是靠天才，而是靠三多。一是多难，灾难多，思考深刻，生活经验多，丰富。二是多学，什麼都学，没成见，经过写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 经过党部挂帅，学院挂帅，乡土挂帅，市场挂帅，都学到东西。三是多寿，有些人天份比他高，但英年早逝，因为多寿所以学习时间长，能融会贯通。

他说作家像机器，有折旧率。现在作家折旧很快，维持领先也许只有三年五年，甚至只有一年。作家不同於机器，可以勇猛精进，向前向上，日新又新。「文学创作不是一场春梦，不是一时高兴。作家不能靠当年勇，只有将来，没有过去，只有前线，没有后方。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  


[B]文学观 [/B]

王鼎钧写作时心中有读者吗？最初写作时，他相信行云流水，无心成文，行其所不得不行，止其所不得不止，读者应该迁就作家，作家不能迁就读者。后来，他知道技巧的重要，在技术上必须迁就读者。再到以后，他把作品分成「胎生」和「卵生」，胎生是为自己而写，卵生是为读者而写。他也曾把作品分成「传世」和「酬世」两种，「传世」是为自己而艺术，「酬世」是为他人而技术，但两者亦能有天作之合。

作家是天分和努力的结合。依赖天分疏於学习，或依赖学习不计天分，都不是最好的作家。作家经由模仿、自立到独创，如果努力的程度相等，有人停留在模仿阶段，有人停留在自立阶段，有人还能再向前一步，那就是天份的差别。「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李白也有过模仿的阶段。即兴小品可以耍才情，但「红楼梦」是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结晶。努力多半受天分的驱策，有「诗才」才会去推敲。孟子说：「大匠能予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规矩靠努力，巧是天分。
 
如果为了业余爱好写作，只要喜欢，没甚麼不可以。「如果年轻时能写几行画几笔，就想在走走看看指指点点中安身立命，那是大天才的身段，要仔细考量。」                   

写作的艺术造诣除了求精，还要求妙。儒家能精不能妙，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太精，妙就不见了。道家能妙不能精，得鱼忘筌，不求甚解，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太妙，精就顾不到了。只有佛法圆满究竟，可以不落空、也不落有，可以勇猛精进，也可以离相。靠这一套理论指引鼓励，艺术家可以精中有妙，妙中有精，一个不可说的境界，等作家艺术家攀登。他把写作最重要的体会列表如下:

     精                     妙

尽善                     尽美
功力                     悟性
大地                     天空
1                    0.9999999999999999
至矣尽矣                  无穷无尽
相内                      相外
可见                      可信
色                        空
法, 法非法                法非法, 非非法    

凭努力可以精，不能妙。精可言传，妙不可言传。精在相中，妙在相外，精可见可信，妙不可见仍可信，因为信，不可见的也成为可见的了。独见不能共见，合众多独见成共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是你知，我知，他也知。

他也提出四弘誓愿：「文心无语誓愿通，文路无尽誓愿行，文境无上誓愿登，文运无常誓愿兴。」这个层次他想得出，但做不到。只能文路无尽誓愿行，只能越走越近，不能越走越高。至於「文境无上誓愿登」，他期望於天才横溢，因缘具足的作家去达成了。


[B]阅读三大目标 [/B]

一生酷爱阅读的王鼎钧，七十岁退休后，阅读有三大目标。

第一是是重读西洋文学名著。五十年代他读西洋文学名著，为劣译所误，读得辛苦，甚至痛苦。所以第一批书单是找更好的中文译本，重读西洋名著。他找到了杨绛的「唐吉诃德」，草婴的「托尔斯泰」，金人的「静静的顿河」，传雷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汝龙的契诃夫，汤永宽、周克希的福楼拜。他喜爱屠格涅夫，但译家分散，只好都买。

第二是读现代主义作品。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支配台湾文坛，这种小说不容易翻译，也不容易读，中文译本很少，更难赏心悦目，他多半是从批评介绍中认识。因此，他的第二批书单是要读到这些作品，他买了译林版四大册的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叶廷芳主编的卡夫卡全集十大册，吕同六主编的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经典四大册，楼肇明主编的波赫士文集三大册。从图书馆找到李文俊的福克纳，志文版的卡缪，金堤和萧乾的「尤力西斯」。

第三是后现代主义作品。台湾进入七十年代，「颠覆」「解构」成为最时髦的口号。当时他忙於新闻媒体的工作，荒谬剧看过两出，大师尤奈斯柯见过一眼，理论读过几篇简介，但小说没看过。他抄下一串人名，买了书。昆德拉、波赫士、马奎斯还可以困而知之，另外一些名家的小说实在难懂。他也看中国「后现代」作家的作品，如林耀德、平路、莫言、韩少功，残雪、马原、王小波、孙甘露、曹志涟。


[B]写作回馈，若苦能甘 [/B]

王鼎钧曾请人刻过一方图章，刻下鹿桥＜人子＞中的四个字「若苦能甘」，此四字最能道出他写作的况味。他说，「巧为拙者奴」，写作是供别人享受，自己下厨，别人吃菜。年轻时他曾有不少机会向别的方向发展，但都放弃了，因为做别的事内心都有矛盾，只有写作，五行相生，五味调和。

他一生尽心、尽力、尽性、尽意写文章，这是他回馈社会的方式。「我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尽己之性。走尽天涯，洗尽铅华，拣尽寒枝，歌尽桃花。漏声有尽，我言有穷而意无尽。」

十四岁离家，二十四岁离开中国大陆，疏离失根的感觉已非一日，是他今生感情的一部份。出国后文学创作旺盛，这些感觉集中爆发，受到注意。他说自己的乡愁好比古人的香草美人，有内涵，有寄托，是对生命流逝的忧郁。

离乡七十年，他没有回过山东老家，「家乡已没有老屋，老坟，老街，老邻，老树，老人，我不能回去只看长城。我已无法在任何地方定居，我的骨灰要撒在海里。」

十七年之功，完成百万言回忆录，四卷中有三卷写大陆。他把对故乡的记忆与感情，都写进了更长久的文字里，这便是王鼎钧回乡的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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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的佳作，值得拜读多次！！

宗教情怀，把文学融入生活生命，终生的追求成就辉煌事业。让我们景仰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