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读史的感受我和你不同.我觉得进步的也就是物质文明了.其他的,比奴隶制时代好不了多少,遑论秦皇汉武唐宋元明清了.仅说一点吧,历史上所有的开国帝王,都有大赦天下一说.我们不求你赦过证据确凿的杀人犯,但是那千万无辜(所谓另一"阶级"的成员及他们的后代)有何罪孽,用得着在天下大势已定而继续杀得满世界一片血污吗?用得着对他们可怜的后代从精神上物质上昼夜鞭打吗?
在凯迪有一贴子问网友,如果可能,你愿意生活在哪一个朝代.很多网友都选择生活在宋朝.其原委就是那个朝代以言问罪甚少.

谢谢版主们的缪赞，我心是有，才却平平，定当努力！

旧老弟，宋朝亦有莫须有！九州政治总依旧，秦汉皇权不简单！这就是我读史的体会。能来长沙一聚吗，真的想你们了！

二、共和英雄——蔡锷

    蔡锷（1882、12、18——1916、11、8），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6岁入塾读书，13岁中秀才。
    1897年，蔡锷考入湖南时务学堂（该学堂是陈宝箴子陈三立协同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皮锡瑞等合办的），时务学堂是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湖南推行的新政之一，学堂聘请著名维新领袖梁启超为总教习。在四十名学生中蔡锷年龄最小的一个，在这里，他与誉满全国的梁启超一见倾心，从此声气相通，结成终生不渝的良师益友。

    1898年，戊戌百日维新变法失败，湖南时务学堂被解散。蔡锷往武昌投两湖书院，却因为是时务学堂的学生而被拒之门外。
    1899年夏，蔡锷转入上海南洋公学。
    此时梁启超在日本创立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寄信给蔡锷，蔡锷立即赴日本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在去日本前，蔡锷向袁世凯借了一千元做资费，（1916年12月14日，梁启超在上海蔡锷追悼会上说：戊戌变法后，蔡锷要到东京，他在“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到东京后以三百元为学费，其余均为交友及公益之用，而自己出来则步行，未尝坐过车子。”）
    该校教材“多用英法明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诸生由是高谈革命，多以卢梭、福绿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相期许。”蔡锷入学后深受影响，与刘百刚、吴禄贞创办“励志会”；后又加入唐才常的“自立军”。

    1900年，蔡锷回国参加唐才常在武汉的反清起义，事情泄露而失败，师友、同志多遇难。蔡锷因执行任务外出而幸免，回来后悲愤交加，改艮寅名为“锷”，立志“流血救民”，决定投笔从戎，以军事斗争作为救国的主要手段。他常以自己是湖南人，就应该承当救国图存的责任，他说：“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报国家而酬万民，御外侮而结团体，天下无形之实用，固有大于斯者乎？”
    1901年12月，梁先生认为蔡锷体质弱小，且才思敏捷，文章优美，实是大家之材，而军事从未涉猎，以文救国好。蔡锷不顾梁启超的强烈反对，他对老师说：“我不能做个第一流的军人，就不是您的学生。“
    蔡锷到日本入东京成城学校自费学习陆军，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军事知识，也在苦苦地寻求着救国之路。蔡锷与旅日湘人创立湖南编译社、游学编译社、设立留学会馆。他常说：“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皆惧亡国之民，皆惧为丧家之犬。”

    1902年2月，蔡锷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1、3、7、11号上发表《军国民篇》文，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是缘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低劣等原因，要变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他说：“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提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国魂是“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如同指南针、北斗星“日月不足喻其光明，海岳不足喻其伟大。”（《蔡松坡集》1984年版，)
    1903年7月，蔡锷入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实习；9月转为江南官费生；12月初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分在骑兵科。

    1904年10月，蔡锷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与蒋方震（全校第一名）、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 冬蔡锷回国，江西巡抚夏时之委任他为江西材官学堂监督。
    1905年2月，蔡锷应湖南巡抚端方之邀聘，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8月，蔡锷转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邀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随营学堂总理官。9月，兼巡抚部总参谋官。10月，兼广西测绘学堂堂长。

    1906年9月，清朝廷在河南举行新军秋操演习，蔡锷任中央评判官。
    1907年2月，蔡锷创办广西陆军小学自任总办。3月，兼广西兵备处会办，后改任参议官。11月，与黄兴会面计划镇南关起义事。
    1908年4月，蔡锷出任广西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2月，蔡锷任广西龙州讲武堂总办，后任监督兼办学兵营。是年里组织武德会。
    1910年7月，蔡锷任广西混成协协统，学兵营营长。11月，应云贵总督李经羲邀聘，先送母亲回湖南邵阳老家，然后独自赴云南。

    1911年初，蔡锷到达云南。
    夏，蔡锷写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蔡锷崇尚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是“扼要探本之论”。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蔡锷说“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同时，他提倡官兵间“和辑”相处，他特别喜欢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的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见《蔡松坡先生遗集》）。
    7月，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新军十九镇中有大批青年军官是同盟会员，他们在秘密地策划和组织反清斗争，对他们的活动，蔡锷保证：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辛亥革命回忆录》之《忆蔡锷》）。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6日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刘存厚邀蔡锷共同策划响应武昌起义。经19—28日的多次起义工作会议，大家一致推举蔡锷为起义总指挥。30日昆明重九起义爆发，蔡锷率军攻五华山云贵总督署，毙清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俘云贵总督李经羲。31日云南光复。
    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举为云南都督。11日，云南军都督府决定派兵援助四川。
    考察云南后，蔡锷认为“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他亲任主编，拟定了《五省边防计划》，计划指出：民国虽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计划草案共三编十章，对五省联合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集中，展开和作战，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读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

    1912年
    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2日，蔡锷给黎元洪的电文中称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也。要之，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他是在策动清庭与袁世凯反目，一早成共和大业。同时他又反对“株守议和”，主张“长驱北伐，直捣虏廷”。
    20日，蔡锷致电孙中山：“我军乘此朝愤，何敌不破？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持久，糜饷劳师[而]不问。”蔡锷下令云南军都督府所属人员减薪，自己率先将薪金从600两白银减至120两。
    26日，再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指责袁世凯想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来决定国体，“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他指出民国政府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惟有简率精兵，结连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
    蔡锷组织了云南北伐军，委任唐继尧为北伐军司令，发布《北伐誓师词》，中有“甘冒不韪，乃有袁贼”句，前锋从贵州直入湖南。
    27日统一共和党成立，蔡锷被推为总干事。
    2月12日，段祺瑞等北洋将领通电敦清帝退位，蔡锷仍致电黎元洪要高度警惕：“段祺瑞率军北上，促进共和，大局可望早定，甚为欣幸。惟闻段夙无种族思想，而与袁世凯关系甚深。此次忽然通款，自当推诚相与。然究竟有无别谋，亦宜密为筹备，免堕奸计，而误事机。”
    清帝退位，南北和议成功，蔡锷通电支持建都北京。
    3月6日，蔡锷给孙中山、袁世凯等人的电文说“若夫祛除私见，调和感情，袁公当优为之，似可无烦过计。”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25日，他电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称袁“闳才伟略，群望所归”。
    4月11日，蔡锷给上海各报馆的电文中也有“况袁公一代伟人，中外钦仰”语。他是真心拥护共和体制的，只要袁世凱能履行共和他就会支持袁。这与他一贯强国强军、抵御外患的理想有着深深的关系。
    6月7日，蔡锷第二次下令减薪，又是先把自己的薪金从120两减到60两。
    8月下旬，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蔡锷宣布退党，明确提出军人当奉行“不党主义。”

    1913年
    2月25日，国民党人宋教仁遭暗杀，蔡锷“痛切陈词，声与泪并，”通电谴责“卑劣”的手段，要求“务获主名，以维人道。”同时他又反对用兵，主张组织特别法庭，由法律解决，“勿挟成见，勿尚意气，勿凭势力而坏法纪，勿造言词而乱听闻”，尤其“严禁军人干预”，他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此正总统选举在即，“袁之将来当选与否，宜取决于全国人之同意，自有国会解决”，不能诉诸武力。
    当孙、黄起兵讨袁的决心已定时，5月17日，蔡锷还联合四川、贵州、广西四省都督通电反对战争：“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誓要捍卫艰难缔造的中华民国。
6月7日，蔡锷联合浙江、四川两省都督致电袁世凯和各省都督，主张以法律程序解决纷争，力劝动兵。6月中，黄兴派密使送蔡锷“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联，并约其举兵，蔡锷却劝黄兴不要轻动。据杨思义《蔡锷轶事》回忆：“黄兴派曾任宝靖招讨使的谭心休至滇，约蔡松坡起兵，松坡答曰：‘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袁势方张，此时未可轻动。’谭曰：‘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松坡冷笑曰：‘他如胆敢称帝，我将在西南也做起皇帝来。’谭讶其言，逼问此是何说？松坡正色曰：‘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谭闻其言，拂袖返沪，面报黄兴，并以此遍告同志。是时我亦在沪，曾亲闻其语。”
    7月24日，蔡锷给谭延闿电文中说：“我国自改革以后，元气大伤，至今疮痍未复，断不可有第二次之破坏。且某国幸灾乐祸，正利用我有内乱，以遂其侵略野心，凡我邦人，正宜戮力同心，以御外侮，……克强、协和此举，未免铤而走险，急不能择。”江西李烈钧、南京黄兴起兵讨袁。
    8月4日，蔡锷还通电说“讨袁”理由不成立，依民国《临时约法》，总统如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况选举总统在即，如袁没有当选，却不退位，再起兵也不迟。他认为二次革命是“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是“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应该“为国家稍留元气，并以免以暴易暴之讥”。川军第三师师长熊克武在重庆通电讨袁，蔡锷奉袁世凯令入川镇压，熊部退回云南。
    10月4日，蔡锷辞去云南都督职进京任陆军部编译处付总裁。梁启超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说：“民国三年春天，蔡公把都督辞掉回到北京。他辞都督并非有人逼着他辞，云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但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
    多么崇高的品德啊！无怪乎民国初著名记者陶菊隐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
    蔡锷到北京后任全国经界局督办，热心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十一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还不断上书袁世凯，希望建设一支强大得武装力量。
    11月，袁世凯强行解散国民党，以政治会议代替国会，蔡锷被派任为议员。

    1914年
    5月1日，《中华民国约法》颁布；蔡锷任参政院参政，修订《军事计划》一书。
    6月，袁世凯加蔡锷昭威将军名号。
    7月，蔡锷任陆海军大元帥统率办事处办事员。
    1915年
    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
    5月，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蔡锷在参政院演说，痛斥《二十一条》，要求政府予以拒绝。同时向袁世凯递交作战计划书。
蔡锷任全国经界局督办。
    7月，蔡锷为《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书作序。
    8月14日，杨度等组织“筹安会”，公开鼓吹帝制，接着“全国请愿联合会”、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应运而生，纷纷请求袁世凯称帝。
    8月15日，蔡锷到天津与梁启超密商：为争四万万人的人格，要拼命与袁世凯一搏，商定的具体步骤是：1、梁启超作文，旗帜鲜明地反袁，制造舆论，扩大影响，同时动用各方力量劝袁世凯停止帝制，以免干戈再起生灵涂炭；2、由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各方反袁势力，审时度势作军事讨袁的准备；3、梁、蔡师生关系为众所周知，为迷惑袁，梁、蔡打造成“分家的样子”。
    蔡锷表面上对帝制“虚于委蛇”， 25日，蔡锷约袁世凯心腹参谋次长唐在礼和在京高级军官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十二人举行赞成帝制的签名活动。蔡锷亲书“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的一行题款，带头签下“昭威将军蔡锷”六个字。随后，他又以经界局督办身份代表全局与陆军训练总监蒋雁行等8人呈请袁世凯“乾衷独断，迅予施行”。所以，后来蔡锷起兵讨袁时，袁世凯的部将指责蔡反复无常，蔡锷严正说：“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当时蔡锷已拟定了在云南发动军事讨袁的战略设想：“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并在为实现这个设想做了大量的秘密工作。
    9月底，蔡锷秘密派人送黄兴一封长信，说出自己返回西南发难的全盘计划。
    11月中旬，蔡锷离北京住进天津共立医院。
    22日，蔡锷从天津发《呈袁世凯文》：“现在假期已满，病仍未愈”，要求“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疗养”。袁批令：“着给假两月。”几天后，蔡锷再次呈文袁世凯：“惟有移住气候温暖地方，从容调养，庶医药可望奏功。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兹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再图报。”袁世凯又批准了蔡锷的请求：“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
    从两个呈文和袁世凯的批令看，蔡锷离京赴日本是比平静而从容的，并非象当今盛传的化装逃跑、被追杀等等的情节，历经了千辛万苦才脱离袁世凯魔爪的艺术夸张故事。
以极富感染的艺术来夸张或塑造历史和历史人物是最大的误人子弟啊！久而久之，假的成真的了，邪教就成真理了。
    12月初，蔡锷乘日本山东丸东渡日本。12日，袁世凯称帝，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蔡锷经香港、越南19日到昆明，21日、23日蔡锷给旧部的电称“袁氏诡诈阴险”、“袁氏叛逆”。在所有的宣言、文告中斥袁为叛逆、“国贼”、“谋杀凶犯”。
    24日蔡锷、戴戡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
    25日，云南通电独立，护国战争爆发。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方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在此期间，梁启超曾要蔡锷从唐继尧手里拿回都督权，以便施展。当蔡、唐商讨出征、留守人选时，梁又一再去电，建议唐出蔡留。蔡锷的许多部将，就连唐继尧也再三要蔡任都督，主持大局，蔡锷坚辞不受：“余此次来滇，协同举义，完全为讨袁、为救国，并非争权，亦非夺利，若果喧宾夺主，不论理论事实如何，总不足以示天下后世，更何以对滇中父老，深望蓂赓鉴此苦衷，无再固辞，并盼总揽全局，统一军政，勿存客气，不辞劳怨，独为其难，以赴事功。”
    于是蔡锷力举唐继尧留任都督镇守云南，自己率兵去冲锋陷阵了。

    1916年
    1月1日，云南护国军在昆明誓师，发布讨袁檄文。5日袁时凯令曹锟督帥各师，镇压云南。14日，蔡锷率护国军第一军约8000人入川，蔡锷的军事计划是出奇制胜攻占叙州（今宜宾）、泸州等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护国战争中，蔡锷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最为精彩的一战，其深远影响在天下呼应，直接导致了帝制的灭亡。蔡锷21日攻占叙州（今宜宾）。27日贵州通电独立。
    出兵前蔡锷向滇军将校说：“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在家书中也写到：“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真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壮烈。
    2月，护国军会攻泸州，激战延续到三月。
    3月15日，广西宣告独立。16日，蔡锷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攻纳溪侧；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佯攻纳溪正面，朱德，张煦两支队侧翼迂回兰田坝阻击泸州援敌，刘存厚师进逼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护国军全线反攻，连战皆捷，一路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蔡锷恐合江敌抄袭后路，于24日令各军撤回出发地。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蔡松坡先生遗集》之《致梁启超江电》）护国军在弱兵、饷弹两缺、后方无济的情况下，与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牵制了敌军主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进攻，推动了全国反帝运动的发展。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30日蔡锷在给唐继尧等人的电文中说：“（袁）其狡猾无耻，实堪痛恨”。提醒大家别轻信袁世凯。31日北洋军张敬尧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4月2日，蔡锷致电北京，要求袁世凯退位。6日广东独立；12日浙江独立。18日蔡锷坚决反对袁世凯继续做大总统，他在给政事堂统率办事处的复电中严正申明：“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袁世凯必须退出政治舞台。四月蔡锷的病已是很重了，他德自题联说了病情：“才若晨星，国如累棋，希合而支持，乃聚而歼绝；君等饮弹，我亦吞炭，与生也废弃，宁死也芬芳。”后来吴恭亨说：“吞炭自喻病喉失音。然三十六字，绝为沉痛，亦绝为呜咽。人亡之感，千百世下，读者尤生累欷。”
    5月8日，南方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国务院，唐继尧、岑春煊等七人为抚军长，蔡锷为抚军，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
    袁世凯表面要“先戢干戈，共图善后”，暗地里却在组织“征滇军”，计划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于湖北，重点进攻湘西，再以湘西为跳板从翼侧进攻滇黔，另外分兵一部进攻陕西，以策京师安全。张敬尧虽与护国军停火，也在暗里准备：以第8师主力分别从合江出先市、尧坝，向白节滩翼侧进攻，张敬尧亲率第7师主力由纳溪、茶堂子前出，向大州驿佯攻，钳制滇军主力，另以一部由二龙口，大渡口等处向大州驿侧后实施深远突击，直捣永宁，断绝滇军后路。
    对袁军的蠢蠢欲动，唐继尧主张以重兵先攻占四川省城，造成先声夺人之势，再由成都向川东南进军，策应泸纳。蔡锷却认为：“宁远一路，山川险阻，给养艰难，只宜出奇兵偏师为奇袭扰乱之用，临以重兵，甚属非宜。”在泸纳，“逆军现有两师，且较精悍。我军现只九营，激战之余，兵额大减，以言防守，尚足勉强支撑，以言进取，即增加两三支队亦无必胜之把握。”綦渝方向“逆军系第3师及第6师之各一旅，战斗力较弱，不难一战而破之。”因而主张：“叙泸方面宜主守”，“对湘亦宜暂取守势”，“綦渝方面则积极取攻势”，“以滇师举全力以出綦渝为当。”（《松坡军中遗墨》之《致唐继尧麻丑、麻申电》）蔡锷已制定了严谨的作战计划，袁世凯死了，其作战计划便束之高阁了。
    5月16日蔡锷在家书里总结护国战争：“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
    6月6日，袁世凯死，7日黎元洪继任民国大总统。9日蔡锷通电，提出“收束兵事、保固治安、维持财政” 等三项“善后要务。”24日北京政府委蔡锷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
    7月6日，蔡锷就任四川督军兼省长。29日蔡锷带病抵成都视事。
    8月7日，北京政府批准蔡锷请假治病。28日蔡锷抵上海，病情恶化立即东渡日本住进日本九洲帝国大学医学部福冈医院治疗。
    离四川前蔡锷留文惜别，其情感人至深：
    “锷履蜀土，凡七阅月矣。顾邦人诸友曾不我责，而又深情笃挚，…… 人孰无情，厚我如斯，锷知感矣。…… 乃者，视事浃旬，百政棼如，…… 目眩神摇，甚矣其惫。…… 去固负蜀，留且误蜀，与其误也宁负。锷行矣，幸谢邦人，勉佐后贤，共济艰难。锷也一苇东航，日日俯视江水，共证此心，虽谓锷犹未去蜀可也。（蔡锷•《告别蜀中父老文》）”
    11月8日，蔡锷在日本福冈病逝，年三十四岁。临终前口授电文，请好友蒋百里、石陶钧记录并代呈中央政府：
    1、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
    2、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3、在川阵亡将士及出力人员，恳饰罗、戴两君（四川的罗佩金、戴戡）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
    4、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1917年4月12日，蔡锷遗体由日本运回，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蔡锷举行国葬。青山有幸埋忠骨，岳麓山因黄兴、蔡锷的入居而万古生辉！
    孙中山挽蔡锷联：
    “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梁启超挽联写着：
    “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杨度挽蔡锷：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空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长沙岳麓山蔡锷墓庐联：
    “从头收拾了山河，一身尘土；正气磅礴在天地，万古日星。”
    “是真革命之先觉；乃敢特立而独行！”
    “一戎衣而天下定！微斯人吾谁与归？”
    “义不帝秦，间关万里；功在救国，俎豆千秋。”

    蔡锷一生追求共和，追求富国强兵，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中华民国胜过自己的生命。民国初他坚定的、真诚地支持、拥戴袁世凯，当时他认为，一个国家，当政体变更之际，亟须一个强有力的能人来主持中央政府，来领导统一和建设大业。拥兵自重，军阀割据只能毁了国家，所以他才弃军权、舍地位，欣然进京，想为天下督军作个榜样。
    蔡锷对袁世凯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他看清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后，就拒绝一切高官厚禄，义无反顾地竖起反袁大旗。这些都映出他克己奉公、国家利益致高无上的高贵品质。苏东坡说：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古今贤者，贵其真也。比之蔡锷尚差一头耳！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朱德说蔡锷“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蔡锷的作战思想是：“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故而他带兵大小战未有败绩。
    民国陶菊隐在《蒋百里先生传》中说：袁世凯“心目中的军事新人物，陆军总长一席以蔡松坡为最适宜……蔡在云南做都督，他自然放心不下，若内调为军政首长，使他楚材晋用，无直接兵权而负建军之责（强化他私人的武力），再派一名心腹做次长随时监视着他，那是再好也没有的……蔡的心理与百里的完全相同，建立国防是他们的第一义，无论内除国贼，外御强邻，必以练兵及训练军事人才为其起点。蔡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却有锐利的眼光和深刻的鉴别力，他何尝未看透袁所欲建立的只是为个人争权位的军队而非为国家御侮的武力呢，但是他很想将计就计，假手袁以完成现代化的国防。他认为家天下已非时代所许，新军人而施以精神教育，其思想及信仰必然和过去只知效忠个人的奴才式的军人不同，所以他很想吞下袁的香饵，进行其化私为公的建军工作。”

    蔡锷向来的主张和笃行是“军人不党”。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是一个国家利益至上的伟大的爱国者，一个现实责任感很强的军事家，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从他的《尚志》按语：“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无反顾，始能有济。果能拿定主见，百折不回，则千灾万难，不难迎刃而解。……”其爱国之情、救国之志是无比的热烈而坚定。
    关于蔡锷的的廉，有个传说：蔡锷在云南率领护法军讨袁后，袁世凯大怒，令湖南都督汤芗铭查抄蔡锷家产。一查才知道将军为官多年，邵阳老家贫寒得“实无财产可查封”。
蔡锷病逝后，他“尚欠债三四千金”。历史学家李剑农称：松坡“历岁治军南省。光复之初，开府滇中且二年，未尝为身谋。盖棺后室家萧然无长物，尤是为当世军人楷模。”他在云南都督任上时，两次带头降薪，降至到月薪60两白银，是当时政府里一个科长的薪金。
古人云“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而今是更上一层楼了！先有“高薪养廉”政策的制定者，后有众多的人民公仆观念的转变：十万毛毛雨，百万小意思，千万才上路，亿万真本事！以至年年反腐年年败，岁岁肃贪岁岁婪！这种人和例子已是遍地开花、漫天硕果了，我是见怪不怪了。
    想想先贤，当有愧色啊，是了，尚能想者还用我来饶舌吗？

    关于小凤仙的故事，据蔡锷长子蔡端回忆说，他的母亲潘夫人曾讲，有一次蔡锷陪家眷看戏，开场前指着包厢里一年轻女子对潘夫人说：她就是小凤仙。从这里可以看出：
    一、蔡锷看戏是和家人一起，而非与和小凤仙出双入对；二、蔡锷和小凤仙的交往并不背着家人。
    当时蔡锷将母亲和夫人送回原籍的理由是，潘夫人身怀六甲，想回娘家生育；母亲不习惯京城生活，要回乡下住。决不是那些电影、电视里说的与小凤仙形影不离、缠绵悱惻，还要在家里和大庭广众之下大吵大闹、自毁清誉，这些都是后人臆造出来的。还有就是拔高小凤仙，说她极具民主思想，坚决反对帝制，共同的理想追求，使她成为蔡将军的“知音”，帮助蔡锷成功逃出京城，以完成再造共和之伟业。其实蔡锷喉部染疾请去日本治疗，袁世凯很大度的给假三个月，批准蔡锷去日本养病（政府公报有记载）。蔡锷在云南起义后，小凤仙也安然无恙，不是电影《知音》中那样遭到关押，就蔡锷的为人，他决不会让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卷入复杂而危险的政治斗争的。事实上蔡锷处事极为稳妥，他智深勇沉、劲气内敛，明知袁世凯在暗中跟踪监视，就是不给他任何口实；虽在袁世凯的掌控之中，却让袁找不到一点进一步限制、拘禁他的理由。
 
    梁启超是他的老师，关系极深影响也最大。但他并不惟老师马首是瞻，进退行止都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他是梁启超的学生，而他在梁的心中，蔡锷是大忠、大智、大勇、大廉，是中国最优秀的男人、军人。蔡锷师从梁启超，终生敬之。蔡锷一开始追求的富国强兵，不受外侮，他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是求还政于开明的君主，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自立军失败，他悲愤更名以“流血救民”为己任了，投笔从戎走军事强国的路。
    新的民主思潮、新的共和理念来了，他可以说是大部或全部的接受了，他予以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就切切实实的体现在云南重九起义的迅速胜利上。他深知清朝帝制的病入膏肓、不可药救，帝制是人民和共和的死敌。民国初立，他将自己的全部理想和希望都寄于其中，他百倍的珍惜，也容不得任何人来破坏新生的共和民国，所以当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野心尚未暴露前，他一切都从维护民国的存在而努力，不想再起战端以贻祸人民，他希望袁世凯真能走共和之路。一旦知道了袁世凯是假共和真帝制，就势与其不共载天，尽生命的最后余力讨伐国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蔡锷短暂的一生，其最为壮伟的功业，
    一是：响应辛亥武昌推翻满清的起义，领导了昆明重九起义光复云南；
    二是：在东南孙中山和黄兴讨袁的二次革命完全失败而亡命日本时，断然发动讨袁护国军事行动，粉碎了袁世凯的皇帝梦，再造共和。
    在护国战争中，蔡锷带着重病指挥劣势的军队率先抗御着强大的北洋军，表现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其功足以标炳史册，这些能多多少少让后继者感到一丝丝的羞愧和不安吗！？
    呜呼！蔡锷为共和而生，为共和而死，英年早逝是国家的不幸，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却是他的大幸，他的万幸！


主要参考书目：
《蔡松坡集》、1984年版。
《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华书局1961年。
《忆蔡锷》、岳麓书院1997年。

读史早知今日事，此话非常正确，由此话，想起庄子的一个小故事：庄子《徐无鬼》一个奴隶和一个小孩，同去放羊，羊丢失了，问奴隶在干什么？奴隶在看书；问小孩在干什么？小孩在掷骰，他们干的事情不同，但丢了羊是相同的。 历史的真正面目是怎么样的呢？我想谁也难以说清。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像贩卖粮食的人希望饥荒的道理一样。食，色都是人类的本性，也是一切生物界的本性，在本性方面来看，舜尧圣人和蚂蚁都是一样。一部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戏剧就是人类历史的写照。遗憾得很，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喜欢知道过去的事情，一谈到过去，就以为是“老土”，其实，很多现今的故事，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它的影子。

三、宪政英雄——宋教仁

宋教仁（1882、4—1913、3），字遯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
1899年，宋教仁入漳江书院读书，尤喜政治、法律学科。
1903年春，宋教仁考入武昌普通中学堂，喜国事，常与同学大谈时政。同年，在留学日本的黄兴、陈天华回到长沙，与宋教仁初次相见，双方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三人日后是中华民族民主建制的领袖人物。
1904年春，宋教仁与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共建“华兴会”。夏，任武昌反清团体科学补习班文书。11月，华兴会起义失败，宋教仁逃亡日本；经湖北螺山时作诗曰：
“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一隅兮，事竟败于垂成；……皆神州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欲完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振扶天戈。”
1905年初，宋教仁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再入日本早稻田大学。6月与同学田桐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采用黄帝纪年以示与清庭绝裂。杂志第二期登载了《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遭日政府查封。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
中国同盟会将《二十世纪之支那》转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宋教仁任庶务干事兼撰述员。
1906年，宋教仁日记记载在这一年里，他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 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多种书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等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宪政理念。
1907年春夏间，宋教仁受令赴东北安东，联络占山为王的“马贼”，谋占奉天，失败后返回日本。在日本著《间岛问题》一书，论证间岛及延吉地区自周秦时就是中国领土。日本政府以五千金索购书稿；清政府凭此书在对日谈判中获小胜。（1907年秋，吴禄贞任延吉变务帮办，奉令处理日本侵占东北延吉属地龙峪、光霁峪等地，吴依宋书的论据提出《延吉变务报告书》，再据理力争，日本军队不得已退出占领地。军机大臣张之洞对此大为赞赏，力升吴为延吉边务督办。）
1910年（清宣统二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宋教仁提出将革命重心转移到长江中下游流域的三策：上策是中央革命，一举夺取北京，但太难不易做成；中策是长江各省同时举义，建立政府再行北伐定天下，这是有基础的；下策是在边缘地区起义，恐终难成大气。
东京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会议上，宋教仁提出“组织中部同盟会以谋长江革命。”年底，他从日本返抵上海，任于右任办的《民主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革命文章。
1911年
春，宋教仁从上海到香港参加黄花岗起义的筹备工作，时绝大多数的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文稿均出自他的手笔。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7月31日，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湖洲公学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任总务干事。他来往沪汉间，发展分会，筹款，购买武器弹药，进行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举措深得黄兴的支持和赞颂。
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宋教仁与黄兴同到武汉。
宋教仁与居正等人起草了《鄂州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进步意义的、第一部共和政体的宪法草案，草案中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明确规定三权分立国家政体的基本结构。
宋教仁在上海发表文章和通电，敦促各国政府对中国革命严守中立，正告他们“革命党之主义即声言在推翻恶政，出人民于水火之中”。
当时有日本人有意趁火打劫，宋教仁饬书日人：“湖北革命军之起也，各国皆守中立，盖以革命军既为公然之团体，且有一定之土地，非如是不足以明交涉权义之所接，非必左袒革命军也。乃独有日本则不然，谓革命军只可目为内乱，而不能认为交战团体。其大阪《每日新闻》、《报知新闻》等，且谓如保护租界等手段，只为消极的手段，今宜进而用积极的手段云云，其狡焉启思之心，可谓如见。吾不解日人何以独异于各国，眼中无国际法、无人道一至于是也。吾非谓日人之宜袒革命军也，第以革命军既已成为有组织，有人民之团体，则在国际法伤宜承认为交战团体，固无论其内乱与否。昔日本倒幕之际，官兵与幕府党战，欧洲一二国不尝认幕府为交战团体乎？此其性质亦为内乱，何日人之善忘耶？明明国际法上之惯例，而故意设辞违背，非别有心肠而何耶？至于乘人之乱，而用积极的手段，尤为无道已极。夫所谓积极手段者，非干涉之谓乎？吾人对此亦不暇问其合理与否，吾人惟记忆法国革命大历史。法国革命之际，不尝遭欧洲各国之干涉乎？而法人对之如何者？法国英雄拿破伦对之如何者？日人其不知之乎？今者吾友邦之英、美等国，皆深以维持均势现状为主义，固无连合干涉吾国内乱之虑。然日人苟不自重量者，则其视法兰西矣，日人其省之哉。夫日之所借口者，动以保护日人在长江流域利益为辞。夫外人在长江流域利益孰有过于英国者？美国岂居日本之次乎？然而英、美二国，不闻有乘间窥伺之举也。且英日同盟之再订，犹昨日事，非以维持均势为目的乎？今乃当吾内乱方兴之际，而公然与英、美异其步调，且背英日盟约，日人其将何以对天下耶？此岂果为日人之得策耶？吾愿同洲同种之东邻贤民政治家，对于此问题尚其再三深长思之也。”
随后宋教仁到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组工作。
1912年
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任法制院长，主持制定了多部法律。
在南北议和中，宋教仁是主张同袁世凯妥协的。
因为：一、军事力量上袁世凯控制着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7万多精兵，加上仍忠于清朝的禁卫军、新军，总兵力达14万多。南京临时政府的各色民军虽人数远多于北方，但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却远远逊于对方。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说：“南京军队隶编于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粤军不满万人……浙军将军，则素反对克强（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黄兴），不受命令……其他各部，乃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实难与北军抗衡。
二、经济上，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就捉襟见肘难以支撑了。而清帝国仍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还能借到外债，军费较充足。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维持政府所必需的经费，向国内外频频求援。他坦承：“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
各省虽独立，起义军、民团急剧增加，支出浩繁，自顾不暇，根本就无力支持中央政府，反之不断请求中央拨款。再加上关税收入被西方各国和俄日在“中立”的名义下冻结，临时政府是举步维艰。
3月，议和成，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因反对袁世凯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行为，辞去农林总长职。
7月21日，同盟会大会上宋教仁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
宋教仁游说在各政治团体和社会名流贤达里，以求组织一个大规模的政党，来实现政党内阁的构想。
孙中山、黄兴先后交出政权、军权，当任全国铁路督办，去实行实业救国。袁世凯却一步步的恢复帝制，面对这种情形，宋教仁加快改组同盟会、组建国民党的步伐，谋求在议会中以第一大党的实力，组成责任内阁来削弱袁世凯总统的权力，以防止个人独裁，使中国继续走共和的道路。他的活动无论是在什么时候看，在中国的历史上无疑是进步的。
宋教仁和与他持同一观点的国民党人，清晰地阐明了自己的主张：
1、民主、自由尚未实现：“天赋人权，无可避也。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
2、为了民主、共和制度，应知道“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所以应该“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或：“以人道主义及科学知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
3、以两党制和政党内阁推进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
宋教仁旨在造成两大党对峙的宪政格局，所以他坚持认为“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
8月25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政治团体组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被选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为理事，孙中山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
记者黄远庸说：“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钝初（宋教仁）一人主持……宋君居京既久，政治思想异于他人，实为国民党政界运动之中心。诸同盟会议员既亲附之，与之连名附于赞成改组之列，及改组事定，则国民党之议员，尤亲附之。”可见组建国民党是宋教仁所为，这充分显示了宋教仁的重大影响和团结全党的威望和能力。
10月，宋教仁南下广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慷慨激扬地申明自己与专制独裁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时各地选举大大的有利于国民党，宋教仁成为内阁总理，如果是竞选，宋教仁必定稳操胜券。
宋教仁“头脑明细，手段灵敏”，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宋教仁倔强进取的个性、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都令袁世凯十分惧怕，谭人凤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袁世凯对宋教仁“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谭人凤集》）袁世凯量体定做西装送他，许其出任总理……；还送他交通银行的五十万元支票，宋教仁却在离京南下前交赵秉钧退还袁世凯，留信说：“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宋教仁终不为所动，令袁世凯顿起杀心。
1913年
3月上旬，宋教仁刚到上海，接袁世凯“即日赴京，商决要政”急电。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与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握别，被袁世凯刺客射中，22日凌晨与世长辞，年仅三十一岁。中弹倒地后反复嘱黄克强等人：“倘我身死，诸公对国事务望勇往直前。”
宋教仁在弥留之际致电袁世凯：“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穷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宋教仁临终前，还在叮嘱身边的人提醒袁世凯“以共和为重”。
宋教仁以己君子之心来度一代枭雄袁世凯之心，始终不愿相信是袁世凯暗算了他。他那里知袁世凯代表着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任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这两者之间水火不相容，宋教仁到死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悲乎！
宋教仁推崇法、美的政党政治，更是对议会政治情有独钟，他主张“责任内阁”。认为：应当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凡是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这才是责任内阁制的精神。“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集》）宋教仁希望成立责任内阁，约束袁世凯专权。在国会开会前，他奔走在长江各省宣传演说，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体造舆论。
宋教仁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居正文集》）
南京临时政府时，初提名宋教仁为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没通过，改任法制院院长，有人鸣不平，他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居正文集》）他对胡汉民说：“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因为在武昌起义，因黄兴、宋教仁等知名革命党人都不在，起义的士兵从床底下拖出个清朝旧吏黎元洪来充当领袖，对民主政体是一窍不通，木已成舟宋教仁是后悔莫及，所以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有可靠的制度来限制 “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袁世凯之流的人，以保证不脱离共和的轨道。
宋教仁也认为：“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制亦不宜，谓宜折衷，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政治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当之道也。”“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职责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宋教仁集》：《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
宋教仁虑及到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国家，还没有长期深入人心的民主启蒙，任何一个当上总统的人都有可能走集权、甚至独裁的老路，那么责任内阁制就在制度上对最高权力进行约束。他的宪政思想是明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以多党制、议会制和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民主政体的国家。
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是对当时中国政治的理性总结和折衷，是科学的。如果宋的理想能切切实实的实行，是能重建中央与地方的新关系，也可以克服旧有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弊病，调动、利用地方的积极性，整合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主导力量。
宋教仁曾约梁启超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他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甚感契合，当即表示：国民党执政，愿为在野党在议会内监督执政党。得知宋教仁噩耗，梁启超痛惜不已。（《梁漱溟全集》）
宋教仁以他的鲜血染红了中华百年沧桑史，而今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透，他为此抛热血的思想也早已被满目繁华而淡忘，这是中国的悲哀，是全民族的悲哀！
宋教仁极具优良的政治人格，极具优良的品行操守，同时又极具理想主义，他是个“崭新的人”，具有深厚的中西文化根基；正因为他的书生气，所以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认识不足，对政客、军阀的本性认识不足，对中国国民的思想和社会现状也认识不足。才有这毫不设防的悲剧发生！
左舜生说：“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左舜生《黄兴评传》）此言不妄！在上海，陈其美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那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要他注意安全，他都认为是谣言。3月20日，他北上那天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血儿劝曰：“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险危，愿先生慎重防卫。”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坦坦荡荡，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其气慨虽荆柯也难越其左。
宋教仁在被暗杀前，始终强调“先定宪法，后举总统”，和袁世凯“先选总统”的主张针锋相对。宋教仁说：“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宪法应由国会制定，再有政府遵法行政；袁世凯则想绕过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另组“制宪委员会”。宪法之争，是宋教仁被暗杀的重要诱因，他也是中国“为宪法流血第一人”。
也有人批评宋教仁，蔡东藩说“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左舜生也说“再加上宋锋芒甚锐，政权欲也极强，当国会选举期间，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在各处演说，大逞雄辩，对袁政府多所指责”因此才遭人暗杀。这种说法我实难苟同，纵观民国初建时，中国几千年一脉相传的独裁帝制，岂能容宋教仁来把中国引上宪政的正常轨道，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国家！袁世凯不会容他，一切专制的政党和野心家也是断然不会容他的，所以他必死无疑，这是黑暗战胜了光明啊！
一九一三年二月四日，参、众两院复选，国民党获392席，占绝对多数。虽然这次议会选举有相当的局限性，因为选举资格的规定所限：凡有民国国籍须具备下列条件才能参加选举：1、当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2、有价值五百元以上的不动产；3、小学校以上毕业；4、相当于小学校以上毕业。（美国经过一百七十八年才实现了普选），所以只有不到10%的人参加了投票。但是民国初的这次选举是中国第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选举，是首次由选民自己投票选出国会两院议员。从1911年秋天到1913年初，从组织国民党到大选获胜，宋教仁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民主的春天。这个春天虽昙花一现，却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最后谈谈《临时约法》的产生，《临时约法》虽非宋教仁亲写，但他的宪政思想、智慧和思考是《临时约法》的主导。他在日本时曾对景梅九说：“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景梅九《罪案》）。因此在民国建立后，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宪政建设中。
史料记载：1912年1月28日参议院成立修改大纲“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宋教仁拟具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共分七章，都五十条，由孙大总统咨送参议院参考编订，此草案之要点有三：（一）列举人民之权利义务各条，惟关于权利，得依法律限制；（二）规定总统得单独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及与对外宣战、媾和，无须经参议院之同意，并得发布同法律之教令；（三）有‘临时大总统，除典试院、察吏院、审计院、平政院之官职及考试惩戒事项外，得制定文武官制官规’之条文，似略采五权宪法之意。惟参议院接受此草案后，仍主张自行起草，并于元月三十一日，即行完成审议，并于元月三十一日议决，将草案退回政府。该院旋组织编辑委员会，拟具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于二月七日提付院会讨论，至三月八日，即已完成审议、第二读会、第三读会之程序，即日公布，所经时间，不过三十二日。至三月十一日，又经临时大总统公布”
张晋藩《中国法律史》说：“1912年1月7日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主持下，参议议院召开制订约法会议，由革命党人、法制局局长宋教仁主稿，经过一个多月的起草和讨论，至3月8日三读通过，3月11孙中山签署公布。”
王世杰《比较宪法》称：“于是年十月初十开第一次会议，推谭人凤为议长；十二日议决先制定一种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组织大纲起草员；十三日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并即日由各省代表全体签名宣布。说者谓此项大纲，在表面上虽为雷奋等三人所起草，实则出自宋教仁之手。”
杨幼炯《近代中国法制史》载：“先是在临时约法草案未成立时，孙总统即向参议院提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请求讨论。参议院当恐受命政府，有损立法独立之尊严，主张自行起草，不肯接受。于元年一月三十一日议决，将原案退回政府。特于二月七日起，召集临时约法起草会议，名为编辑委员会，起草二次，由宋教仁主稿，会议历三十日，至三月八日全案告终。”
这些史料都证实了《临时约法》是宋教仁主稿的。
当时各界对《临时约法》的态度不一：“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召集同盟会议员讨论约法。法制局长宋教仁坚主中央集权制，秘书长胡汉民则主地方分权。孙中山对五权宪法未纳入约法，表示不满，谓‘非如此则不足以措国基巩固’；特别强调‘我今已说要定一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以表示我党国民革命之真意义所在，一以杜防盗憎主人者，与国民共弃之。’”（《孙中山年谱》）所以完成这个《临时约法》实属不易。
宋教仁死了，《临时约法》也死了，接下来是几十年的内战，即是在亡国亡种的危急关头，中国人也不会忘记以中国人的血来染红自己的顶戴。这是不是柏杨说的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呢？
宋教仁对理想追求之执著，为理想献生的崇高精神，还有从他身上所体现的政治责任感，这一切的一切即使过了千百年，都是熠熠生辉、不可磨灭的！
孙中山两联挽宋教仁：
“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三尺剑，万言书，美雨欧风志不磨，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数十年季子舌锋，效庄生索笔；
五丈原，一抔土，卧龙跃马今何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洒几滴苌弘血泪，向屈子招魂。”
黄兴挽联：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民主党人汤化龙挽联：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民主党人林长民的挽联中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之句。
宋教仁诗二首：
一、日出雪蹬滑，山枯林叶空。徐寻屈曲径，竟上最高峰。
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二、日落浦风急，天低野树昏。孤舟依浅渚，秋月照征人。
家国嗟何在，乾坤渺一身。夜阑不成寐，抚剑独怆神。


部分参考书目：
《中国近代史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
《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
《宋教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
《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清史人物列传》之《宋教仁传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
《辛亥革命在湖南论文集》《桃源渔父宋教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