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蹈海英雄——陈天华

    陈天华（1875年—1905年），字星台，号思黄，又号过庭，湖南新化县人。幼年丧母，陈天华五岁跟父亲学识字，九岁能熟读《左传》。因为家境贫寒，经常提个篮子做小买卖，过着半流浪的生活。

    陈天华酷爱民间弹唱之词、小说，熟读《西游记》，《封神榜》等古书，而且“间尝摹拟，仿其文体作通俗小说，或山歌小调”。
    陈天华少年时在路旁亭柱上题联曰：“莫谓草庐无俊杰，须知山泽起英雄。”　　

    1896年，陈天华随父亲迁居新化县城，同族人陈御丞见他好学，就拿钱资助他入资江书院读书。
    陈天华把“书院里的一部二十四史，整日整夜，细心研读”，每当读到“奸佞乱朝，夷狄滑变，制度废弛”处，就禁不住掩卷长叹，心中有无限的忧虑。
    陈天华在《述志》作文中写道：“大丈夫立功绝域，决胜疆场，如班定远、岳武忠之流，吾闻其语，未见其人。至若运筹帷幄，赞划庙堂，定变法之权衡，操时政之损益，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不幸而布衣终老，名山著述，亦所愿也。至若徇时俗之所好，返素真之所行，与老学究争胜负于盈尺地，有死而已，不能为也。”“每读中西史志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泪横流。”“尤喜谈自由平等诸说。”他那为国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志向跃然于纸上。
    有文史里载说某县令惜陈天华的才，欲将女儿嫁给他为妻，陈婉言谢绝说：“国不安，吾不娶”，以致终身未娶。

    1898年，陈天华考入新化热心新学的邹沅帆办的“求实学堂“，受维新思想影响，倡办不缠足会，成为变法运动的积极拥护者。
    1900年春，陈天华考入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成绩名列前茅。陈天华受当时广泛传播的维新思想的影响极深。他的心中升腾起报国的志愿，在作文中写道：大丈夫当立功绝域，决胜疆场。
    1901年，陈天华听闻满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消息，悲痛万分，他咬破了手指，写血书寄往湖南各学堂，陈述世界上的亡国之痛和中国面临的巨大危险，号召同胞振作精神，共赴国难，推翻“洋人”。
    湖南巡抚赵尔巽，将陈天华的血书亲临各学堂宣读，并刊登在官报上；同时饬令各府、州、县开设武备讲习所为对外作战的准备。

    1902年底，陈天华由长宝道选送，参加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各道选拔留学日本和师范馆生的考试令，为省城师范馆录取，又被选为留日官费生。
    1903年初，陈天华入省城师范馆。3月，获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秋，陈天华深感祖国“主权失矣，利权去矣”，在日本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他在日本发布《敬告湖南人》公开信，信中号召民众拒俄救亡。
    陈天华“日作书报以警世”，先后撰写了《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揭露列强的侵略行为和清廷卖国的罪行，文章的影响巨大。
    《猛回头》一文开宗明义地发问：“大地沉沦几百秋，烽烟滚滚血横流。伤心细数当时事，同种何人雪耻仇?”此语真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该书初版印刷发行了五千部，不到数旬就销售一空。
    陈天华的《警世钟》，题目上标“最新新闻白话演说”八个字，署名“神州痛哭人著”。《警世钟》全书约二万三千字，三十个自然段。开篇的七言诗写到：“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万丈风潮大逼人，腥羶满地血如糜；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用白话文，以说唱形式出现，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在当时是移风易俗的壮举。“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是陈天华在《警世钟》书中名言。
    陈天华在《猛回头》、《警世钟》里，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国耻，驱外族，复我冠裳”；高呼“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痛斥清朝政府是“洋人朝廷”。认为“革命者救世救人之圣药也”，主张拿起武器，“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
在辛亥革命前期，他写了大量的宣传革命的作品，尤以《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最为著名。
    《狮子吼》是长篇小说，书只有八回，可惜未能完成。
    辛亥元勋谭人凤说：“陈天华小说动众。”

    宋教仁在《我之历史》里记述了此事：
    “（1906年）一月二十二日，巳初，至会馆与门番算代售《民报》帐。巳正，至东新译社方曾抟九，询陈星台遗文存者有几，遂得其《狮子吼》小说及所译《孙逸仙传》，余皆欲为之续竟其功者，遂持回。”宋教任得《狮子吼》的手稿后，在《民报》“小说”一栏里分期连载七期，从第二号至第九号，第六号未刊登。
    10月，沙俄入侵东北，陈天华“如痴如狂，如孤儿弱女之新丧考妣，奔走彷徨于故旧间，相见无一语，惟紧握友人手，潸然涕泪交横而已。”
    11月，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人在长沙筹备成立华兴会。陈天华闻讯后，在十二月初只身返回湖南，协助黄兴的活动。

    1904年2月，黄兴、陈天华等人在长沙成立反清团体“华兴会”。
    陈天华在《俚语日报》上发表反清文章，湖南官绅意欲逮捕陈。4月陈天华重返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7月，陈天华再次回到湖南，黄兴派其与姚宏业同往江西，游说巡防营统领廖名缙，响应长沙起义。8月，华兴会准备在长沙发动起义。中华民国《醴陵县志•大事记》记述了黄兴、陈天华在醴陵的活动：“9月24日，黄兴、陈天华等人在浏阳普迹市举行马福益的少将授衔仪式，刘揆一、陈天华等秘密与马福益及其属下龚春台、冯乃古等见面。”此次活动却因刘佐楫的叛变告密，致使起义流产，黄兴等人避走上海，陈天华由江西吉安转赴上海。11月7日，黄兴、陈天华与上海爱国协会会长杨毓麟等四十余人，共议在鄂、宁发动新的起义，又因万福华刺王之春事的牵连，黄兴、苏鹏、张继等十三人被捕，起义计划搁浅。面对多次挫败，陈天华是悲痛欲绝，拒绝出逃，他悲愤地说：“事不成，国灭种亡等死耳，何生为？”经大家的多方劝说，他才东行，年底再度到达日本东京，重人法政大学学习。

    1905年初，陈天华因反清活动的连连受挫，心情非常抑郁。经徐佛苏介绍结识了梁启超，陈天华也同意梁的主张“立宪”以救危亡，他发表《要求救亡意见书》，还准备回国去请愿，这件事遭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强烈反对才未成行。
    6月，陈天华参与宋教仁《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的编撰工作。
    7月30日，陈天华出席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成为最早的同盟会会员，并被推举为同盟会《同盟会总章程》起草会章的八成员之一；他参与制定了《军政府宣言》、《革命方略》等同盟会的早期重要文件。
    据宋教仁在《我的历史》中记述：“七月二十九日，巳正。至陈星台（陈天华）寓，邀星台同至黄庆午（黄兴）寓，商议对于孙逸仙（孙中山）之问题。先是，孙逸仙已晤庆午，欲联络湖南团体中人，庆午应之。而同人中有不欲者，故约于今日集议。既至，庆午先提议。星台则主以吾团体（华兴会）与之联合之说。”陈天华是主张各会党大联合的。
8月，《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陈天华任《民报》撰述员，在《民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中国革命史论》等名篇。
    他在《中国革命史论》文中疾呼：“国家是人人有份的，不可丝毫不管”；“大夫立功绝域，决胜疆场”；“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又相继在《民报》上发表《最近政见之评决》、《中国革命史论》，《狮子吼》等文章，逐渐成为同盟会里的最出色的、第一宣传鼓动家。被党内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
    陈天华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文中说：
    “使中国而改共和也，当兴立兴，当革立革，雷厉风行，毫无假借。”他认为建立共和，必须以革命手段。可见陈天华的思想是实行共和的政治主张。
    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也呼吁把中国“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孙中山在《与陈天华等的谈话》记录中说：“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从此定矣。”

    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规则有三条主要内容：
    第一、中国留学生要在清政府驻日公使和日本学堂登记，留学生的活动、行止都要登记；第二、同国内给朋友的一切通信都必须登记；第三、不准住别的地方，只能住留学生学校宿舍。
    这个限制留学生人生自由的规定，激怒了很多留日学生，但对採取什么样的抗议行动时，留学生中出现了意见相左、争吵不休的僵持局面；一派是以秋瑾和宋教仁为首，主张全体罢学回国；一派是以汪兆铭（精卫）和胡汉民为首，主张忍辱负重、继续求学。两派争吵激烈到水火不相融，造成了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们纷纷辞职的局面。
    12月7日，日本《朝日新闻》撰文说：“清国学生过于狭义解释省文，此亦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行为所致，他们的团结力量亦甚为薄弱。”
    陈天华读了报上的这篇文章，更是悲愤交加，痛不欲生；他失望、彷徨，陷入了要用什么样的举动，才能唤醒这些清朝里的留学精英们的迷惘里，思索了种种方式，最后他选择了死！以自己的生命来抗议日本和警醒留日学子。12月7日深夜，陈天华留下了近三千字的《绝命辞》，鼓励人们“去绝非行，共讲爱国，坚持斗争，誓死救国。”激励留学生“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留下一信：《致留日学生总会诸干事书》，要求他们坚持斗争。（黄兴在清点他遗物时才发现了遗书，12月25日，黄兴为《绝命书》作跋。）
    8日清晨，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时年三十一岁。其作品编辑成《陈天华集》。
    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民族的脊梁”！

    陈天华的死，如巨石投水，激起万丈波澜。噩耗传来，举国震动！
    第二天，人们将陈天华遗体运回横滨，留日学生云集会馆举行追悼大会。大会上宣读陈天华《绝命辞》，数百听众泣不成声，会场上是哭声一片。
    香港郑贯一在杏花楼也为陈天华举行追悼大会，参加吊唁的群众有一千余人。1906年3月27日，留日学生姚宏业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受到清朝当局的阻挠，愤懑难平，也效法陈天华，投上海黄浦江自杀。
    陈天华死后，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慑于留日学生的反抗和日本各界舆论的压力，宣布延期执行，不久又宣布暂行中止，最后是不了了之，“不取消之取消”了。　
    1906年5月29日（农历闰四月初七），陈天华灵柩经黄兴、禹之谟等人承办运回长沙，长沙各界不顾清朝官方的阻挠，全城各校师生纷纷参加，队伍由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河，送葬队伍绵延十余里，达数万人之多，时“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为陈天华公葬于岳麓山。
    1912年3月6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孙中山批准给陈天华、杨毓麟等烈士建立专祠，刻文褒扬。
    陈天华的作用和功绩，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
    “所著咸用白话文或通俗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册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革命军》，有过之无不及。……就中以《猛回头》、《警世钟》二种为效力至伟。”日本的《大坂每日新闻》载《东报论中国革命党之历史》中说：“而彼等自此遂专于出版物鼓吹排满主义，故虽东京，发刊此种杂志之数不下十余种，就中最有功于革命者为四川邹容、湖南之陈天华两人，故当时可称为革命文学之最盛时代也。”
    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陈天华死了，他以死报国，因为他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其一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只要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就愿意以身相殉。我不以为是日本的“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和《朝日新闻》的文章促使他去如此选择悲壮的死，而是留日学生中的“放纵卑劣”和“团结力量亦甚为薄弱”，是国人的冷漠，是中国人——我们的同胞，促使了陈天华的死。


部分参考书：
《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
《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
《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八、惨烈英雄——禹之谟

禹之谟（1866年—1907年），字稽亭，湖南湘乡县（今双峰）青树坪人。六岁入私塾读书，读到十七岁，对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全无兴趣，专心研读王船山遗著和流览各种小说。十五岁时曾到邵阳做学徒，不多日就辞工回家。仍潜心史学，好习剑练武。常“提三尺剑，挟一卷书”游历乡野。
1886年，禹之谟随叔父禹骏烈到南京，在湘军里当文书，不久担任粮食给养运输事务，往来于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山东等地，爱与各地帮会首领联系结交。此后的十余年，禹之谟都在军营中度过。
1894年，禹之谟随湘军参加中日甲午战争，任江南转运局德州分局派运军械委员，运输粮饷军械至辽宁等沿海战区，往返于山东、河北及辽宁等地。因功赏五品顶戴，经刘坤一保奏，以县主簿候选，禹之谟辞不受命。
中日甲午战后，禹之谟离开军队到上海，专心研究实业，多次在长江沿岸进行开矿活动，都小有收获。
1897年，禹之谟回到湖南，与谭嗣同相识，两人一见倾心，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禹之谟和唐才常、哥老会首领毕永年等常有接触，他对变法维新是赞同和支持的。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禹之谟悲愤至极，他说：“倚赖异族政府改行新法，等于与虎谋皮。”从此他抛弃了幻想，鼓吹提倡革命救亡之说。
1899年，禹之谟帮助唐才常在上海筹建正气会。
1900年春，禹之谟在上海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会，又和唐在汉口组建自立军。同年秋与唐到汉口筹划自立军在长江中下游举旗反清。禹之谟负责由上海运送武器至汉口。事情泄露，唐才常被杀，自立军不战而散。
禹之谟逃出汉口，经上海东渡日本。在日本大阪、千代田等工厂实习操作，花很大的力气学习新兴的应用化学和纺织业操作技术。准备在回国后，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在东京，禹之谟结识了许多留日学生中的激进者，参加他们的活动；接受了“革命排满”和民族民权的思想。
1902年春，禹之谟接父病危电，回国省亲。父亲逝世后，他从日本购买一批纺织机械回国，在湖南湘潭创办了一所规模不大的毛巾厂，招收员工不足十人，生产出来的毛巾质量很好，而且产品价廉，畅销全省各地。
1903年夏，禹之谟迁毛巾厂到长沙北门处，扩大生产规模。又开设了一个工艺传习所，制作竹木家具；两处员工共约四十人。
禹之谟在工厂里“首倡雇佣女工，移风易俗”。
所以史称：“湖南之有机织，自之谟始。”是不假的。
《湖南省志》的《湘潭经济史略》（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记载：“湘潭近代棉纺织工业因近代民主革命斗士、湘乡留日学者禹之谟于光绪二十九年禹之谟在湘潭县城创办湘利黔织布局而开始起步”。“禹之谟在1903年创立湘潭毛巾厂，是为湖南近代机织业的开端”。
与此同时，禹之谟在厂里开办工业学堂，培养学生。又捐钱创办湘乡驻省中学（湘乡一中前身）和邵阳驻省中学。
1904年，禹之谟参加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创立的华兴会。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黄兴致函禹之谟，请在湖南建立分会。禹之谟欣然受命，发展会员，建立起同盟会湖南分会，禹之谟担任分会会长。
禹之谟创办“湘乡旅省中学堂”，出资办“唯一学堂（禹被害后改为广益中学，今湖南师大附中前身）。”，与宁调元等组织湖南学生自治会，禹之谟希望通过这些社会活动，最终达到“以自治会为政党会、新国会之基础”的目的。
因此，湖南商界和学界公推禹之谟为商会会长和教育会长。
这年全国发生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运动开始于上海，禹之谟在湖南立即响应，他领导湖南工业学堂的教职员与学生，策动中路师范、府中学堂的学生集会。禹之谟在集会上说：“抵制美货，为国民之天职，吾湘断不可后入”。学生乃 “合向父兄劝说”停止买卖美货。
由于禹之谟和学生的行动，促使长沙民众成立了“湖南办理抵制美货事务公所”，发布《奉劝中国的众同胞勿买美国的货物》等宣传文告，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四千多人参加的“湖南全省绅商抵制美货禁约会”。
8月下旬，各省督抚严禁抵制美货运动，湖南抵制美货运动逐渐消落。禹之谟自此已为“绅商学各界之驻湘者，皆推重之”的人物。
1906年，去年十二月八日，留日学生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德《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在日本蹈海自杀以示抗议。今年五月六日，因日本取缔中国留日学生令而回国的姚洪业，在上海筹办“中国公学”，被阻绕而忧愤万分投黄埔江死。两人同是湖南人，一新化籍、一益阳籍。
禹之谟策动学生自治会，作出迎接陈天华、姚洪业两烈士灵柩回湖南，公葬于岳麓山的决定，以表彰义烈之举。禹之谟派苏鹏（凤初）往上海迎柩，5月23日，陈、姚葬仪举行，“长沙全城各校学生全体发动，一时男女青年，会葬者数万人，高唱哀歌，队伍延长十余里，分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河。时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望去，全山为之缟素”。 沿途散发传单鼓吹革命。
姚湘渔在《禹之谟传》中说：“之谟短衣大冠，负长刀，部勒指挥，执绋者以万计，皆步伐无差，观者倾城塞路。”
队伍最前面是禹之谟亲撰写的挽联：
“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事，就首湖南，志士竟捐躯，双棺得赎湖南罪；
兼夷狄成汉族，奴夷狄不成汉族，痛满酋入关，乃亡汉族，国民不畏死，一举伸张汉族威”。
满清的军警都呆立在两旁，不敢干涉。
当晚，长（沙）善（化）学务处总监俞浩庆，指使军警拘捕了参加葬礼的十多名学生，禹之谟闻讯后，向学务处和军警当局交涉，要求释放学生，都遭拒绝。第二天晚上，禹之谟组织学生，把在妓院嫖娼的俞诰庆当场抓住，“黥其面，裸其体，拍其照于土娼胯下”，扭送到濂溪阁禹之谟主持的声讨会上，迫使俞诰庆释放被捕的学生。
关于这件事，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南史事》里称：“民气伸张至此，清政府危，而官绅之富贵不保矣！”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本会总记》中认为这是“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这次毕竟将陈、姚葬好，官府也忍气吞声莫可谁何，湖南的士气在这个时候几如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
禹之谟已被清廷官吏视为“挟学界、工界、商界为重，主张民权”的倡乱首要危险人物。长沙官府遂强行取缔学生自治会，禹之谟不得不离长沙返回湘乡。
6月30日，回到湘乡的禹之谟，联络起返乡学生围攻县署衙门。事出原由是，湘乡“县教育界人士提议，将畅远盐行浮收的盐税款提作学堂经费。”县署批准酌提一半，但是畅远盐行依仗有前任知县陈吴萃和在任知县陶福曾暗中支持，拒不执行县署批文。禹之谟、王礼培率学生到县衙请命，他沿途公开演说、散发传单，这是湘乡历史上第一次学潮。
禹之谟率一百多名学生代表，向湘乡知县陶福曾交涉：“食盐加税，已违人道，浮收巨款，民命更危，倘不能根本撤销，亦应将浮收之款，移充学堂经费，免入私囊。”建议停止盐捐浮收，并将已收钱款移作教育经费。陶福曾拒绝了学生们的要求。愤怒的学生将县大堂“明镜高悬”匾额砸碎，在县衙前坪召开大会，要求陶福曾实行原县署的“浮收盐税之半充作教育经费”议案。
湘乡学潮后，禹之谟回到长沙。知县陶福曾以禹之谟率众哄塞县署，把他告到了湖南巡抚处。
在学务处总监俞浩庆怂恿下，清湖南巡抚庞鸿书、皋司庄庚良便以“哄堂塞署”的罪名下令逮捕禹之谟；正巧，庞鸿书获悉浏醴会党正在酝酿起义的事情，他们想当然地认定禹之谟与浏醴会党有直接的联系，于是立即逮捕了禹之谟。
8月10日，禹之谟被捕，被捕前，有好友劝他暂到圣公会避难，但他说：“吾辈为国家社会死，义也。各国改革，孰不流血？吾当为前驱！”禹之谟被捕的“消息传出，湖南商学各界为禹之谟营救申辩者日数十起”。巡抚庞鸿书知道禹之谟在长沙各界中的威望极高，不敢在长沙公开审讯他，于是秘密押送至常德，匆匆判处他十年监禁。
审判他的清吏历数禹公葬陈、姚二人之罪时，禹之谟正色说：“今台湾及胶州……等处，皆为外人占领不惜，以中国人葬中国一杯土，反不能容乎？”
9月19日，新任巡抚岑春萱再将禹之谟从常德转押到靖州（靖县）监狱。九月初时，岑春萱到湖南走马上任，他极为就关注禹案，此时萍、浏、醴起义风声日盛，岑春萱想从禹之谟的身上打开缺口，乃令靖州金蓉镜严刑拷问，逼禹之谟招出湖南的革命党人。
靖州知府金蓉镜是个酷吏，审时问：“你做的是什么事情？”禹之谟答：“救国保种！”又问：“如何救法？”答：“杀人放火。”问：“你欲杀谁？”答：“该杀者即杀之。”
金镜蓉气极败坏，令狱卒大施酷刑，他们剥光禹之谟的衣服，用绳子栓起大拇指和大脚趾悬吊起来进行拷打，一次用皮鞭抽打九百多下，身上全无一寸好的皮肤；狱吏又用香火烧他的皮肉；一次刑罚下来，禹之谟已是断指割舌，体无完肤。但是无论什么样的酷刑终不能让禹之谟屈服。
禹之谟在牢房，有朋友劝他服毒自杀，免得再受酷刑，他說：“我不能這样死，大丈夫要死得光明磊落，我要到刑场上去死，让百姓看我的刑伤，唤起他們奋起斗争。我情愿像牛马一样被杀，也不愿当奴隶而生！”
在靖州监狱里，禹之谟给诸伯母书说：“侄十年以来，不甘为满洲之奴隶，且大声疾呼，唤世人无为奴隶，……宗旨甚正，程度渐高，思想甚大，牺牲其身，无所惜也。”
禹之谟留下的《告在世同胞遗书》，大一凛然，豪气干天：
“我所最亲爱之在世同胞鉴：世局危殆，固由迂腐之旧学所致，亦非印版的科学所能挽回。故余之学界，有‘保种存国’之宗旨在焉。与若辈以摧残同种为段者，势不两立。于是有靖州监禁，不百日而金牧提讯，所提不成论理之问题，无非受人旨意，阴谋诡计，横为成见。是以所答，动遭无理之诘驳，不性置辞。且曰：‘尔辈牛马耳人，欲食则食之，有何受焉？’禹之谟正告同胞曰：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其身而死，甚毋奴隶其心而生！前途莽莽，死者已矣，生者诚可哀也。我同胞其图之，困心衡虑，终必底于成也！禹之谟四十一岁，丙午年十一月之三日。靖州狱中遗书。”
不久萍浏醴革命军起义，巡抚岑春萱急令金蓉镜绞杀禹之谟。
1907年1月5日，刑前禹之谟怒斥金蓉镜：“我为爱国，愿意流血，何以将我绞杀？”金蓉镜恼羞成怒地说：“你辈素讲流血，今日偏不把你流血何如？”
禹之谟哈哈大笑说：“好，好，免得污坏我的赤血。”然后高呼：“禹之谟为救中国而死，救四万万人而死！”从容就义。
冯自由《丙午靖州禹之谟之狱》一文中载：
“就义之先，虽拇指已断，字迹仍端好如恒。死时，指金牧曰：‘我要流血，为何绞之？辜负我满腔心事矣。’观者多为感动。”
湘乡人陈荆化装进入靖州监狱，取回了禹之谟血书。
禹之谟殉难后，同盟会《民报》发表评论：
“湘乡禹之谟以护陈天华、姚洪业丧事，为湖南官吏所嫉，旋因学堂滋事，罗织之成狱，宣监禁十年，幽于靖州，海内外皆为不平。末几，萍浏醴革命军起，清政府指禹之谟为祸诈遂杀之。”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黄兴请临时大总统追“赠之谟陆军左将军，恤其遗族，并予公葬岳麓山”，以作永远的纪念。
3月1日，孙中山先生参加陆军部举行的追悼先烈大会，致文追悼陆皓东，禹之漠诸死义烈士。10月将禹之谟从双峰青树坪迁葬到岳麓山东陈天华、姚宏业墓旁。茔地四周以花岗石砌围护，墓后正中汉白玉石刊刻“烈士禹之谟墓”碑文。碑左刊离之谟狱中《告在世同胞书》，右刊墓志铭。
朱道濂挽禹之谟联：
专制政府安在哉?尚留得麓山抔土，葬公侠骨；
共和民国已成矣，独旷怀湘水清流，怆我故人。  
刘梓卿挽禹之谟联：
宁可牛马其身，幸毋奴隶乃心，沮洳场中，曾草遗书策后死；
昔与专制为仇，今作共和之鬼，云麓宫下，好将禹碑传先生。
刘梓卿挽禹之谟联：
宁可牛马其身，幸毋奴隶乃心，沮洳场中，曾草遗书策后死；
昔与专制为仇，今作共和之鬼，云麓宫下，好将禹碑传先生。


主要参考书：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书—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湖南省志》、《湖南历史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禹之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九、三湘两杰——焦达峰、陈作新
    焦达峰（1886年—1911年），原名大鹏，字掬森，浏阳焦家桥人。他五岁读私塾，九岁能诗，十五岁上浏阳县立南台高等小学堂。
    少年时闻谭嗣同、唐才常之死，义愤填膺，慨然称：“吾惟有从谭嗣同、唐才常之后 耳。”
    1902年，焦达峰高小毕业后就加入洪福会，在浏阳黄公桥设馆，由黎尚姜讲学授徒，开展发展会党的活动。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焦达峰转入长沙高等普通学堂预备科；冬入黄兴东文讲习所学习。
    1904年2月，黄兴成立华兴会，又设“同仇会”，焦达峰受黄兴影响极深，即加入“同仇会”， 焦达峰又为禹之谟看重，凡秘密筹划的事多让他参与。
    1905年春，焦达峰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东亚铁道学校。8月加入同盟会。
    1906年，焦达峰奉命回国，参加黄兴组织的萍浏醴起义，任义军李金奇部参谋。途经武汉时，参加日知会；到醴陵又加入“六龙山洪江会”。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化名冈头樵，入日本东斌步兵学校学习军事。
    1907年，同盟会刘揆一临时主持总部，即将同盟会“新设十部，中有联络部，专以联络各省秘密会党为职志，焦达峰被推为调查部长。”
    8月，焦达峰认为同盟会的行动缓慢，于是联合四川张百祥、江西邓文翚、湖北刘公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宗旨与同盟会基本相同，只是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理由是易于为会党的会众所接受。共进会亦如秘密帮会一样开设山堂，共进会解释“共”字之意是：“这共字，就是合我们全国中各种的会一同去做的意思。”
    1909年初，焦达峰回国；4月与孙武等在汉口法租界长清里设共进会总机关，在武昌设分机关，焦达峰将长江名目众多的各会党统改称为中华山，“会党自焦往汉整顿后，日有起色。”8月，焦达峰在长沙太平街同福公栈设立湖南共进会总机关，仍用“洪江会”之名。
冬天哥老会在浏阳普迹市立山堂，湘阴、平江、长沙、醴陵、浏阳和江西萍乡、万载等地的哥老会龙头30余人聚会，焦达峰被推举为龙头大哥。半年后，焦达峰组织的会众已达一千多人。
    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中，焦达峰率会党成员众参加。萍浏醴起义的洪江会余众、哥老会支派洪天保的会众，还有裹青巾、穿青衣裤的“青兵”，“青兵”是焦达峰招的北方义和团余众等，都加入了长沙的枪米风潮。
    有文章里说：“焦达峰在宣统年间，曾组织会党成员，分段承包由长沙至易家湾段铁路的接轨工程，利用这个公开的组织，在杨任等人的帮助下进行了革命训练和组织工作。焦为掩护其身分，经常赤足草鞋，青衣短裤，手持雨伞，出入于体育社所在的贾太傅祠，权绅们以为他是一个乡巴老或修筑铁路的工头，对他未加注意。这些修筑铁路的工人（多为会党成员）受了焦的教育，有了一些政治觉悟。”
    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州起义，焦达峰欲响应，不料事泄，逃到汉口，闻广州败黄兴阵亡，众人大惊。独焦达峰慷慨说：“苟无广东，中国则无革命乎？使克强果死，我等宁不革命乎？我两湖亦能革命，何必倚仗别处？”
于是与谭人凤、居正、孙武相约：“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
    7月31日，焦达峰返回湖南，在长沙落星田定忠客栈成立机关，委派陈作新负责运动军队，陈与新军安定超、王鑫涛、李金山等在小吴门外军路侧组织“日新江”作为联络机关。作起义的准备。
    10月13日，武昌首义的消息三日后才传到湖南，焦达峰力排众议：“武昌首义多日，我湖南岂可袖手。中国存亡，在此一举。此时不战，更待何时？”。
    10月22日，焦达峰召浏阳洪江会众两万余人、陈作新策反的部分新军会攻长沙，长沙当日光复。当晚焦达峰被举为湖南军政府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
    10月31日，谭延闓支持的清巡防营管带梅馨，发动兵变先杀副都督陈作新，再冲进都督府，时有人劝焦达峰躲避，焦达峰愤慨地说：“避将焉往。今恣议局绅煽动黄某残部造反，已杀副都督，今又欲杀余。悔不用谭石屏之言，将若辈先除，竟为若辈所算。余惟有一身受之，毋令残害我湘民。且余信革命终当成功，若辈反覆，自有天谴。”面对乱军，他从容地走到都督府前坪草地上，耸立的十八星旗下，坐着被乱刀砍杀，年仅二十五岁。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追赠焦达峰为“开国陆军大将军。”
    1916年，刘人熙任湖南都督，亲书焦达峰墓碑：“浏湘堕泪之碑”。
墓前石柱上刻着焦达峰的自题联：“达向九霄云路近；峰高五岳众山低。”

    陈作新（1885年—1911年），原名辅廷，字振民。祖籍安徽，生于浏阳永安镇。陈作新十四岁开始，先后六次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而他在外县替人代考了五次，却三次得中秀才，还得了三百多两银子的报酬。
    1896年，陈作新应彭梅生邀约在东长街创立“国民教育阅书处”。
    1897年10月，陈作新因不能考谭嗣同的长沙时务学堂，常借酒消愁，与人共组“碧螺吟社”，以“启人爱国之思”。
    1898年2月，陈作新常听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南学会”的讲演，赞成维新变法。9月，谭嗣同殉难，陈作新“弃文就武”，投唐才常的自立军。
    1900年8月，自立军败，陈作新只身逃回故里。
    1902年，陈作新改名陈竟存，身穿清新军军官服去报考湖南弁目学堂。被人指控“假冒军官”而未被录取。
    1903年11月，正式更名为陈作新，字振民，再次投考湖南弁目学堂，因为一首漂亮的字，得士绅龙璋推荐，得入湖南弁目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任新军二十五混成协炮兵营排长，再任步兵四十九标排长，因为在军中倡言革命被撤职。
    1904年初，陈作新参与《俚语日报》报馆编务，翻印散发《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书。入武备学堂工作。
    1905年夏，陈作新加入同盟会。因武备学堂停办，陈作新分配到岳州信字营任教习，不久辞职回长沙，在靖泰、都隐储学堂当教员。
   1906年夏初，禹之谟组建同盟会湖南分会。令陈作新打入新军。
    1907年初，陈作新任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炮兵营左队排长，
    1908年，陈作新调任步兵第四十九标二营前队排长。
    1909年，第四十九标创办随营特别班及测绘班，陈作新兼任教官，他介绍士兵安定超、李金山、刘光莹等数十人加入同盟会，“列兵们只要听到他的命令，一呼百诺”。
    1910年春，长沙“抢米风潮”中，陈作新拒绝参与镇压被革去军职，回居长沙寿星街培元桥。成立了联络新军的“积健会”（后改名积健社）。
    1911年2月，陈作新与谢介僧等聚会长沙戥子桥。传达同盟会起义计划，决定由陈作新与刘文锦负责运动新军。10月22日光复长沙，成立军政府，被推为副都督。31日被谭延闿支持的新军管带梅馨杀害。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陆军大将军。”
    陈作新“生有异资”，兴趣广泛，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喜欢骑马、舞剑、练拳、习武，擅长书画，楷、草、篆、隶四体字都写得很好，自成一家，尤精大小篆，笔法苍劲有力；所画兰、梅、松、竹，别具一格，所刻图章刀苍劲有力，古朴自然。当时求者甚众，都是用酒去换他的刻章。
    他曾临街摆个“代书春联”的摊子，其招牌用珊瑚冷金笺写“鬼画桃符”四字隶书。路对面是翠筠轩刻竹铺，柜台南角有珊瑚冷金笺写的“精刻竹器”隶书招牌。“精刻竹器”和“鬼画桃符”凑成了绝妙对联。有人问卖字先生姓名，陈就回答说：叫“吴斗魁”，即无斗之魁者就是鬼也。一时成为长沙之趣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焦达峰立即召开会议响应武昌首义，派人往浏阳，通知洪江会众进入省城。13日，陈作新召集新军安定超等人，商议军事行动方案。14日，各界代表三十余人开会决定，湖南成立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同盟会战时统筹部来领导起义，原定在10月23日举义。不料10月21日，起义计划泄露，湖南巡抚余诚格指令新军22日开赴株洲，并紧闭城门，欲捉拿长沙的革命党人。
    焦达峰、陈作新决定提前在22日清晨起义，四十九标执行焦达峰的作战命令，分东路军进入小吴门，占领环城各要塞，北路军占领北门。浏阳的义军则攻入巡抚衙门，巡抚余诚逃走。下午三点，占领巡抚部院，杀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巡抚院门前旗杆上挂出“汉”字大白旗，湖南是最早响应武昌起义成功的省份。
    当晚，各界代表商量成立临时政府的事，同盟会员文斐主持，焦达峰登台演说，声称是奉孙中山指示来革命的，起义取得初步胜利，应当立即组织新政府。陈作新提出由焦达峰任湖南军政府都督，自己任副都督；焦达峰说：“原议没有副都督的设置，我让你当都督就是。”当场有众多人高喊：“不能让，不能让。”经反复讨论“公推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军政府电告各道、府、州、县，饬令反正，发布《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讨满清檄文》：“淫凶酷虐，炽于其前；刀锯鼎镬，随于其后”，要“重铸九鼎，再奠神京，灭此朝食”。又发布《湖南军政府示》声明：“对于军、民、学、商各界，极行保护主义，秋毫无犯，以昭大公。”全省很快光复。
    焦达峰就职后提出三项具体工作，一、派遣武装监视余诚格和藩臬两司人员，从速护送他们出境；二、立即接收巡警道和各分局；三、设立城防司令部。同时又提出了都督府内设秘书监、主计处、顾问厅和督勤处的规划和建立陆军四镇以及镇统人选问题。焦达峰问陈作新这些工作怎么办？陈只说设立招贤馆，以扩大革命队伍，根本就没有考虑巩固政权的那些必要措施。
    时谭延闿提出设立临时参议院，焦达峰说：“这事，明天再讨论何如?”谭说：“许多士绅和咨议局议员都认为新政府成立，民主极关重要，应即决定，以安人心。”焦达峰马上就点头同意了。
    焦达峰为人胸怀宽广，凡他认之为的同志者，事无所不容，言无所不听。
    焦达峰、陈作新把援鄂、赣的事当成主要工作，就职后立即下令招兵，几天之内，招兵六万余人，编成陆军四镇。10月28日，首批援鄂军一千七百余人由王隆中率领自大西门码头乘船出发，焦达峰、陈作新和各界代表到河岸欢送。同时组织第三镇统制易堂龄援赣。
焦达峰做了都督，出入都督府的会党人众川流不息，在都督府（现青少年宫）在大堂里摆一付桌椅板凳，写个XX长朝桌上一竖，自说自话的办起公来的人，几乎把都督府都挤满了。但是原清五十二标二营管带梅馨从益阳回长沙找焦达峰要升官，被焦断然拒绝了，梅馨不满地对部属说：“焦非元帅，陈酒疯也！”
    谭延闿是1904年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同年加入华兴会。1907年组织“湖南宪政公会”，推行君主立宪。1909年任湖南谘议局议长，1911年与汤化龙等成立宪友会。长沙光复，他以“摸仿英国立宪之精神”为由，诱使焦达峰同意成立参议院，谭延闿任议长；进而要求都督下分设军政、民政两部，实行军民分治。谭延闿自任湖南民政部长，黄鸾鸣任军政部长，架空了都督焦达峰。时长沙城里的士绅阶层，尤其是教育界都不愿意平民作领导，他们认为焦达峰、陈作新不像做官的、下属都是下里巴人，都督府里乱哄哄的，难保不引起湖南的内乱，谭延闿借机推波助澜，终于乘势夺权，除去了焦陈两人。后来谭人凤曾极不满地对谭延凯说：“焦陈二人不杀亦可，给他们一笔钱，打发养老就算了，何必杀呢？”
    谭延闿等先是四处散布焦达峰、陈作新是“会匪”首领的流言，又在留用的清军中鼓动说：你们的统领黄忠浩死得冤枉、惨烈等等。10月31日，旧军官梅馨在谭延闓的支持下，利用能听从焦达峰指挥的军队去援鄂，都督府空虚之机；在长沙民众中挑起和丰火柴公司纸币挤兑风潮（和丰发行的钱票流通市面），分兵两路，一路埋伏在和丰公司旁，一路围攻都督府。焦达峰闻知挤兑风潮即派对陈作新去和丰公司调解纠纷，陈不带一兵一卒，“单骑行视”，刚到北门铁佛寺，被梅馨兵士乱刀砍死。接着梅馨带人冲进都督府，捉住焦达峰，狂叫要为巡防营统领黄忠浩报仇，焦达峰厉声说：“我为民族而战，那有死在黑屋子里的道理。”他大步走出大楼，向高悬在旗杆上的十八星旗行了个军礼，从容就义；焦陈出任湖南军都督前后才十日。谭延闓顺理成章地登上了湖南都督的宝座。
    同盟会里很多人闻听焦达峰、陈作新死，皆痛哭大声。1911年，湖南各界追悼焦陈两都督的会场大门的对联是：“三湘二杰，十日千秋。”
    谭人凤回湖南，见焦达峰已成谭延闿的“笼中之鸟”，极力主张取消参议院和两部，焦达峰却说：“我为种族革命，凡我族只附议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绅士，余皆容之。”四十九标援鄂时，也有人向焦达峰、陈作新建议留首义军队警卫长沙，以防不测；焦达峰说大家都是汉族，“如家人聚首”有什么可忧虑的；还说：“只要是革命反清，谁来领导都可以。有人接替，我就上前线去。”陈作新也说：“吾辈志在推翻专制，今湖南虽反正，而南北各省多在虏尘之中，公其请师援鄂，我则伐赣，何必与若辈争此鸡肋之食，使之局促不安乎！”他们以为只要满清官吏一倒，就是革命成功，实行共和制，天下就太平了，他们一门心思的想在全中国推翻满清，丝毫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在算计他们，他们的心底就如纯朴的孩童，把人性都看得那么的美好，毫无疑忌和防范之心，其对权力的淡薄和政治上的幼稚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大翼垂天九万里；长松拔地五千年。”他们走了，而他们理想之无私，气概之无畏，心胸之坦荡，品德之高尚，实为今世之楷模！

主要参考书目：
《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
《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资料选辑》。

    刘道一 （1884－1906）字炳生，自号锄非。1923年湖南《衡湘刘氏十二修族谱》记载：湘潭白石铺八斗冲刘氏来自湖南衡山。
1884年7月，刘道一生于湘潭县白石铺八斗冲。
刘道一幼年入私塾，读《孟子》能琅琅成诵；他性格开朗、能言善辩。
1893年，刘道一随父母迁居湘潭县城柳丝巷。
刘道一少年入湘潭美国教会益智学堂学习。受社会上要求变革的风潮和兄长刘揆一的影响，思想激进。读《汉书•朱虚侯传》时，对“非其种者，锄而去之”这句话非常欣赏，便自号“锄非”。
刘道一考入长沙修业学校。
1904年春，刘道一、刘揆一一道参加黄兴在长沙组织的华兴会，受黄兴指令与会员万武从长沙回到湘潭，劝说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与华兴会合作，共同反清。刘道一能言善辩，诉说反清的道理，当看到马福益犹豫不决时，就正色地问：“马大哥，我们听说您是个人物，于是登门拜望。现在小弟有个问题要请教。”马福益说：“请问。”刘道一说：“大哥是打算按照哥老会宗旨反清复明呢，还是准备接受招安，作清王朝的爪牙？”终使马福益醒悟，慨然许诺参加反清的武装起义。
黄兴原定在十一月十六日，慈禧太后寿辰时起义，起义军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分为正副总指挥，城外由哥老会分兵五路响应，向长沙进军；城内以武备学堂的学生为主，联络新军和巡防营，直捣各衙门。
与此同时，相约湖北党人响应起义，义军先占两湖，再图北伐，直捣幽燕。
长沙起义计划商定后，黄兴即兴高吟：“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
却因华兴会组织不严密，许多活动都处于半公开状态，计划很快就泄露了出去，长沙富绅王先谦报告给湖南巡抚衙门，衙门立即派兵四处搜捕党人。起义流产。马福益逃往广西，黄兴、刘揆一等流亡日本。
3月，刘道一考取留学公费，东渡日本入日本东京清华学校学习。在日本与秋瑾等组织“十人会”秘密团体，赞成暴力革命。
同时参加冯自由在横滨组织的洪门天地会（“三点会”），被封为“草鞋（将军）。”
1905年7月，刘道一在东京参加孙中山召集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
8月，刘道一加入中国同盟会，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在同盟会中担任书记、干事等职。
刘道一善于交际，长于辞令，通英语、日语，被黄兴和党内众人称为“将来外交绝好人才”。
1906年，刘道一、蔡绍南奉同盟会令从日本回到湖南，“运动新军，重振会党”。刘道一约集革命党首领蒋翊武、龚春台、刘重等人在长沙水陆洲船上聚会，转达黄兴的意见，并提出五点具体计划，准备发动马益福在萍乡的残部“发难于浏醴，而直扑长沙”。再全力策动湖北、江西、江苏等省响应。
蔡绍南到萍乡会合先与会党联络的魏宗铨，当地各路会党都接受了同盟会的反清宗旨。蔡、魏集萍浏醴各路会党首领百余人，在萍乡蕉园举行开山堂大典，推龚春台为大哥，歃血为盟、把酒宣誓：“尊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
十月十九日，洪江会首领廖叔保在麻石率众二、三千，首先发难。蔡绍南、龚春台则立即通知其他各处响应。义军占领上栗市进行整编，定名“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龚任大都督，蔡绍南、魏宗铨任左右统领，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历数清廷卖国殃民的十大罪状，号召“破数千年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使地权与民平均”。“不数日而集众数万人，蔓延数县之地”。
孙中山派胡瑛、宁调元、孙毓筠、杨卓林等到苏、皖、赣、湘、鄂等省发动起义以响应。清两江总督张之洞、湖广总督端方、湖南巡抚岑春蓂调集清军五万，前往镇压。战斗相持了月余，囿于力量悬殊，终至失败，革命党和起义群众万余人阵亡，萧克昌、蔡绍南等亦罹难。
刘道一因在长沙、衡山等地运动新军，筹集枪响，引起了清吏注意，他在从衡山返长沙的途中被清军逮捕，清官吏怀疑他是刘揆一，立即将他解送臬司督同长沙府审讯。
刘道一自称是刘揆一，在狱中他与友人的信中写道：“彼若刑讯，吾则自承为刘揆一，以死代兄，吾志决矣”。
刘道一在监狱墙上题诗：“天地方兴三字狱，但期吾道不终孤。舍身此日吾何惜，救世中天志已虚；……”。
清长沙官吏发现他不是刘揆一，便刑讯逼供，刘道一在供词中揭露清政府的残暴、中国的危机以及世界政治要略，达数千字之多，令审讯官瞠目咋舌。清审讯官又开列出数十人的名单，逼他指为同党，遭其坚决拒绝：“士可杀，不可辱，死则死耳！”最后，清长沙官吏将搜得刻有“锄非”二字的印章，作为谋反的罪证，判处刘道一死刑。
1906年12月31日，刘道一被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年仅二十二岁。始葬于湘潭县花萼乡。
遗著有《衡山正气集》。
刘道一夫人曹庄当时正在长沙周氏家塾读书，闻丈夫死信，欲自杀以殉，被人救了下来，两年后一直沉浸在悲哀中的她，还是在湘潭家中自缢。
1912年3月黄兴、宋教仁等联名呈请褒扬，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黄兴优恤刘道一令》，命令说：
“烈士尽瘁革命，屡蹶愈奋。联络会党，彭励民气，厥功甚伟。自应准予列入大汉忠烈祠，同享祭典，并将事宜宣付国史馆立传”。“优给刘道一恤金一千元。”
刘道一追认为烈士后，湖南政府将他们夫妇的遗骸合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湘潭县议事会决议把城区宣化街（今城正街）的原守备衙门建立刘道一烈士祠。　　
刘道一是留日学生中因反清被杀害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同盟会会员为反满清帝制而流血捐躯的第一人，凶耗传至东京，同盟会总部举行了追悼大会。
黄兴、刘揆一相抱痛哭，赋诗哀悼。
孙中山诗：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余遗孽艰难甚，涯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枕江流一奠公。”
黄兴诗：
“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
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
一九八六年，屈武为刘道一祠题词：
“慷慨捐躯，刘郎不朽。赤心报国，岳麓千秋。”

刘揆一
刘揆一（1878—1950年），字霖生。
刘揆一早年随学者王凯运读书，中秀才。康梁变法后，入长沙时务学堂和岳麓书院学习，接受维新变法思想。
1903年4月，刘揆一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在这里结识了黄兴。
10月，刘揆一回湖南，在长沙与黄兴等人共同筹组华兴会。
1904年，华兴会成立，黄兴为会长，刘揆一为副会长。刘揆一因策划长沙起义和鄂、宁起义失败，逃亡日本。
1905年，刘揆一从日本回国参与湖南萍浏澧起义的领导和策划。
1907年，刘揆一知弟弟刘道一死难，即加入中国同盟会，二个月后，替宋教仁代理黄兴庶务职，成为同盟会高层领导之一。
刘揆一在东京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一直到辛亥武昌首义爆发。
1911年，刘揆一发表《汉、满、蒙、回、藏民党会创立意见书》，提出各民族平等，联合起来共同推翻满清帝制。
10月，刘揆一从东京回国，随黄兴、宋教仁等前往武汉领导起义。随后刘揆一回湖南，组织湖南义军赴鄂支援武昌。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刘揆一任临时政府参议院议员。同盟会在南京改组，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刘揆一被推为干事（干事十名）。
刘揆一与黄兴等发起组织中华民族大同会，提倡中华民族平等大联合。
8月，刘揆一被袁世凯任命为中华民国工商总长，在任八个多月，撰写了《国本论》、《工商政策》、《修正矿法意见书》等文章。
1913年4月，袁世凯称帝野心日显，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人宋教仁。
刘揆一愤然辞职，到天津创办《公民日报》，宣传反袁反帝制。
此后刘揆一逐渐淡出中国的政治舞台。
1927年后，刘揆一寓居北京，闭门著书，撰写出版了《黄兴传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聘刘揆一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顾问。
“九•一八”事变后，刘揆一发表《救国方略之我见》，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后离职寓居，再不问世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揆一就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
1950年11月，刘揆一在湖南湘潭市病逝，他死后，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颁发褒奖令，题“勋昭行洁”四字匾额以褒扬。


主要参考书：
《刘道一传》，章炳麟。
《刘道一传》，谭延闿。
《湖南文史资料》。

十一、辛亥功臣——陈其美

陈其美（1878年1月—1916年5月），字英士，浙江湖州归安县人。兄弟三人，长兄陈其业（陈果夫、陈立夫之父），弟陈其采。
陈其美5岁能识字2000余，6岁入私塾。王一亭曾作画《英士群戏图》，题诗曰：“嬉游野烧已如炎，拊此方知智勇兼；迥异群儿能了了，养成大器不烦占。”以赞赏陈其美少年时的聪惠，他读了七年私塾，十五岁丧父。
1891年，陈其美到石门镇一家当铺做工十二年，在典当行业中陈其美饱受辛苦也历练了自己的本领。正经辛丑之乱，陈其美对民族危机也感十分苦闷，受在日本留学的弟弟陈其采影响，放弃从商，另寻出路。
1903年春，陈其美辞去当铺的工作，离石门来到上海，在同康泰丝栈做了两年的佐理会计。
1906年夏，陈其美东渡日本，先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警察法律。在日本期间，结识了徐锡麟、秋瑾、张静江、谭人凤、褚慧僧等大批反清志士，也结交了后来的中华民国元首蒋介石。冬，陈其美加入“中国同盟会”，开始了他维持终生的政治活动。
1907年，陈其美转入东斌陆军学校学习军事。同年，蒋介石到东京，入振武学校学习军事，经奉化盟兄周淡游介绍认识了陈其美。不久陈、蒋两人义结金兰，成了至交。陈其美介绍黄郛、蒋介石等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8年春，陈其美奉孙中山令从东京回到上海，利用上海水陆交通、电信、租界（享有治外法权）等有利条件，建立同盟会革命活动的根据地。陈其美性情豪放，善于组织，在同盟会中以“四捷”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而著称。秋，陈其美到汉口筹办《大陆新闻》，后因清吏破坏而中止。
陈其美在上海，经常出没于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交班结友以为反清力量，故人说他“多有党羽”； 他同年加入上海青帮，成为帮会大头目。
1909年初，陈其美接办上海天宝客栈，此为同盟会联络机关。到上海后陈其美先后结识蔡元培、于右任、张静江等人。蔡元培认为陈其美有见地，有爱国心，遂常邀他到张园参加爱国学社的活动。
夏，陈其美与同盟会员、龙华会首领张恭密谋发动浙江起义，却为刘师培密告清两江总督端方，导致天宝栈机关被破坏，张恭被捕，陈其美因事外出而幸免。
陈其美只得另在租界马霍路（黄陂北路）德福里一号，重新设立同盟会联络总机关，继续革命活动，为同盟会在长江流域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自1907年徐锡麟、秋瑾被害后，上海的反清力量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随两广、云南起义的相继失败，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分歧，陶成章、章太炎等发表声明，公开谴责孙中山和重建“光复会”。因此，从1907年到1910年的这段时间，是同盟会最困难的时期。陈其美能在上海重整旗鼓，把言谈渐进于实行，“党势为之一振”，因此远在海外的孙中山说陈其美“光复以前，奔走革命……其间慷慨持义，秘密勇进，数濒危殆，凡旧同志类能称进。”
1910年，陈其美在上海创办《中国公报》和《民声丛报》。4月，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生等人组织中部同盟会，7月31日，陈其美等人在湖州会馆召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简称中部同盟会）成立大会，到会33人。总机关设在上海，以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为主要负责人，陈其美任庶务部长，会上议定由江、浙、皖、赣、鄂、湘、川、陕八省联合同时举义。
秋，宋教仁、于右任等创办《民立报》，陈其美任董事。7月，陈其美游说农劲荪、霍元甲等人，提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需大批的军事人才，他说：“希望十年内训练出千万名既有强健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以适应十年内大规模革命运动和改良军事的需要的观点。”双方一拍即合，于是以霍元甲为总教师，创办了中国精武体操会，陈其美实可算是精武会主要创始人之一。
同时，陈其美发展商贾巨富虞哈卿、王一亭、沈缦云等人加入同盟会；结交李平书、朱葆三等商界闻人、社会名流，掌握了商会和商团武装，使同盟会在上海有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陈其美以上海新闻记者的名义到广州采访消息。回上海后，陈其美与宋教仁、谭人凤等人筹划设立革命领导机关，策动长江流域的起义工作。
10月10日，武昌举义。湖南、江西、山西、陕西、云南各省相续独立。陈其美先走南京、后到杭州商议起义事，两地党人都希望先在上海发动起义；于是，陈其美回上海作起义准备；11月3日，陈其美、李燮和（光复会上海总干事）、李英石、李平书等人组织同盟会、光复会及帮会成员组成敢死队，上午11时，率先占领闸北巡警总局。下午2时，各路武装数千人在西门外斜桥西园誓师，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起义军很快攻占了上海县知事衙门、道台衙门。
晚8时，起义军攻打江南制造局受挫，清制造局总办张士珩是李鸿章外甥，所部三百多人武器精良、弹药充足，为避免人员的过度伤亡，陈其美徒手进入制造局，去劝说张士珩投降，被张捆绑扣押。幸得制造局士兵张杏村的帮助，才免遭张士珩杀害。陈其美被扣押后，上海军民纷纷前来营救，连唱戏的伶人夏月珊、夏月润也率几十个人前来增援。最后张士珩知大势已去，仓皇逃命租界，就顾不得去杀陈其美了。
11月4日，同盟会、帮会、报界和留日学生竭力推举陈其美为都督；光复会、淞沪一带起义军警则拥戴李燮和为都督；地方绅商却举钮永建或李英石当都督。6日，上海各界代表近60人，齐集旧海防厅推选都督。会场上，帮会成员刘福彪举起一颗手榴弹高呼：“都督非选陈英士不可，否则我手榴弹一甩，大家同归于尽！”经斡旋协商，最终同意由陈其美出任上海军都督，李平书为民政部长，钮永建为军务部长，……。8日，中华民国军政府上海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就任都督，不久即将李燮和（光复会上海总干事）挤走。
孙中山多次肯定上海光复的意义：“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
12月2日，江浙沪联合民军攻克南京，攻占南京十天后陈其美枪杀了民军参谋长陶骏葆，死者亲人责问为什么要“任意屠杀同志”、“同类相残”?《民国经世文编》中载有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致陈其美的三个文件，谴责他滥施逮捕的行径。25日，孙中山到上海，陈其美朝夕不离左右，商讨临时政府得组织方案。当时世人称陈其美为“民国第一豪侠”。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陈其美派卫队护送孙中山从上海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13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里被刺杀身亡。据张任天回忆，此实是陈其美所为；李敖在《蒋介石研究》中指出是陈其美密令蒋介石收买了光复会会员王竹卿，枪杀了陶成章。
事后，孙中山、黄兴连连急电敦促陈其美缉拿凶犯，凶犯却一直逍遥法外。
3月，袁世凯谋解除陈其美兵权，调他出任内阁工商部总长，陈其美以尚未结束上海的军事，始终辞未到北京就任。7月，陈其美辞工商部总长职，同时被袁世凯解除沪军都督职。袁世凯送陈其美十七万元，去出洋游历，被他拒绝了。
1913年3月，宋教仁遭袁世凯暗杀。开始陈其美认为民国已经成立，应当求法律来解决；7月，袁世凯解除江西、安徽、广东三省革命党人的都督职务，党人被迫举行反袁的“二次革命”；16日，陈其美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19日宣布上海独立。袁世凯委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与陈对抗。9月各路讨袁军相继失败，党人纷纷逃亡海外。陈其美是“宁沪之乱”“首魁”之一，袁世凯悬赏五万元缉拿他，他此时仍留在上海租界里。
11月，陈其美奉孙中山电前往日本。陈其美写长信指责黄兴：“南京是黄留守旧地，讨袁军系黄之旧部，不战而溃，弃地而走，黄兴不能辞其责!”信中称孙中山一贯正确、凡事正确，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全文附录了他的这封信。孙中山在总结失败的经验后，意欲改组国民党为高度服从领袖的“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采取帮会结社的方式、方法，入党要履行严格的手续，要填写誓约“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陈其美第一个表示完全服从孙中山的领导，并积极协助孙中山的建党工作，成为孙中山此时最重要的助手，所以孙中山说陈其美“意志尤为坚锐”。
陈其美向孙中山提出反袁应回避袁“防范压制不遗余力”的东南地区，选择在力量薄弱的东三省，“培植根基”，待有一定基础时，再南北同时举起义。
1914年1月，陈其美、戴季陶等人潜入大连。在大连，陈其美迅速建立了秘密联络点，发展党员，筹建革命党领导机关。2月，在大连南山伦敦町公园内（今惠民街一带）组建了中华革命党奉天机关部，着手组织军队。他派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过关外民军和蒙边光复军的宁武、朱霁青等两人到奉天（沈阳）和辽西招集旧部；安排深谙策反韬略的王云峰、鲍化南两人潜入安东（丹东市）、凤城及朝鲜新义州等地，“联合绿林马贼，运动军队”；又致信蒋介石，要他去浙江筹款，从上海购运武器。经多方努力，2月下旬，由几支小规模的武装组成的中华革命党第一支反袁武装队伍建立。陈其美与戴季陶等人计划，在奉天举起讨袁大旗，以大连为基地，先占安东，然后“一从辽阳夺奉天，一从辽西袭锦州”，以实现奉天全省独立。22日，得知起义消息得奉天张作霖大肆搜捕中华革命党人，几天里就枪杀了七十余人，日本关东都督府协同逮捕了起义前线总指挥王云峰，陈其美只得下令全线撤退。3月初，奉天特务侦悉陈其美在大连的行踪，遂按袁世凯旨意，请日本不惜使用任何手段逮捕陈其美。孙中山在日本得知这情报，密电陈其美立即中止武装起义活动，速返日本。3月15日，陈其美将东北党务交方剑飞主持，返回日本东京。7月，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陈其美被任命为总务部长，成了党内的显要人物。夏，陈其美委派夏尔屿、范光启、吴藻华分别负责浙、沪、苏的军事发动，不久各地陆续失败。
1915年2月，陈其美回上海主持长江方面的军事，策动武装反袁，经营半年未有进展。又谋求在西南起兵，均未有收效。10月，孙中山任命他为淞沪司令长官，陈其美在上海组建总部机关。陈其美视袁世凯的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为心腹大患，决定杀郑为第一要务；11月，陈其美令王晓峰、王明山刺杀郑汝成于外白渡桥。12月5日，陈其美和杨虎发动肇和兵舰起义，炮轰制造局，分兵进攻电报电话局、巡警总局等，都因没有后援而失败。
1916年，讨袁护国军在云南举旗，陈其美在江浙一带策动一些零星的反袁军事行动来响应；4月，陈其美在上海发动海陆军起事未成功；派杨虎到江阴、夏尔屿到浙江起义，结果杨虎失败，夏尔屿被杀。
陈其美屡败屡战的反袁活动，为袁世凯深恶痛绝，悬重赏募人刺杀他。5月，袁世凯得知陈其美急于筹集经费，乃令曾任沪军都督府骑兵团团长的张宗昌设骗局，说是可以拿 “鸿丰煤矿公司”的地产为抵押，去向外资贷款，如果贷款成功，愿以所借贷款的四成借给陈作军费，陈其美信以为真，相约“鸿丰煤矿公司”的人同去见外方洽谈，5月18日，陈其美被张宗昌派出的杀手程子安、王介凡、许国霖刺杀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十四号寓所。时年三十八岁。
孙中山得陈其美噩耗，扶尸痛哭，泪流不止地说：“英士，你安息吧！一切责任，由我负责。”并手书“失我长城”以志其哀。5月20日在给黄兴的信中说：“英士忠于革命主义，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为民党不可多得之人。”24日在给日人田中义一的信中说“陈其美君在沪尽瘁国事，虽经几番顿挫，但该君之勇毅精诚，实为我同志所共同赞叹。”孙中山亲撰《祭陈其美文》，称陈其美：“东南半壁，君实锁钥。”誉其“生为人杰，死为鬼雄”。至今湖州碧浪湖畔存有孙中山亲笔题写的墓碑，以及“成仁取义”、“气壮山河”等坊表。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一书中再次高度评价陈其美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绩。
于右任为陈其美写下《哀‘民立报’社之友》的诗篇，诗中有“霸气江东久零落，英雄事业自堂堂”句。
蒋介石亲手安葬了陈其美，亲写祭文：
“义弟蒋介石致祭于英亡义兄之灵前曰：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受我之尊，如公者乎。两年以来，至今七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共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何如辞，非生死相共之誓辞乎？而乃一死一生，卒至国事未成，誓辞未践，死者成仁成义，固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惜于一死。”后蒋介石又写了《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为陈其美的一生做了个小结，他感慨地说：“自古无不遭庸众忌畏之志士，亦无安荣善死之英豪，于是公乃赍恨以终矣。”
1917年5月，蒋介石将陈其美归葬其故乡——浙江吴兴太湖之滨。
《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中黄元秀的《陈其美事略》和张任天的《我所知道的陈其美》两位老人的文章，对陈其美是一褒一贬，论点截然相反。
从1906年加入同盟会，到1916年被刺身亡，陈其美的政治生涯不足十年，在上世纪的后几十年里，陈其美被定格为：“投机革命的野心家、上海最大的流氓头子、纵情声色的杨梅都督、镇压上海青浦等地农民抗租运动的刽子手等。”
而孙中山先生对陈其美却是充分肯定的。不管是贬也好、褒也好，他这一生的经历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他的确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孙中山先生的忠实拥护者、追随者；二、他的确是光复后的第一任上海军都督；三、反清和讨袁，他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百折不饶直到死亡；四、他的确是被袁世凯指使人暗杀的，这就说明了他是袁世凯称帝的巨大障碍。
这些史实，谁也抹杀不，那他能不能算辛亥元勋呢？这肯定不是一个问题了。


主要参考书目：
《辛亥革命上海史料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程潜：《护国之役前后回忆》。
《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

十四、辛亥元勋——蒋翊武

“蒋翊武有传了。周星林功德无量！”我在网上读了一篇文章，是这样的欢呼的。再一想，他有传了？那真是难得！我从小学四年级起到以后的三十年，每每游山在他的墓前听到的声音十之八九是：“蒋祥武墓”，“翊”读音为义还是祥，其实也不必太过追究，白字好像是国粹，早几天中央一台的电视“不如跳舞”里，那大名鼎鼎的张国立不是把“自怨自艾”说成了自怨自爱了吗！
蒋翊武有传？在1978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里没有，我还翻阅了许多史料，也没有读到他的正史记载，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天，七十一年了，也没有任何报道和通讯来表彰这个为推翻帝制、无私革命的年轻人的纸写笔载的声情并茂的文献，也许是他生前没有显赫的地位，也许他死得太早，也许是中国人人走茶凉的陋习，到如今还有几个人记得了他？
蒋翊武（1884年12—1913年09月），湖南澧县蒋家庙人。原名保襄（湘），字伯夔。其父蒋皋南薄有产业，蒋翊武是长子，父节衣缩食送他读私塾，四个弟弟则先后出去当了学徒。蒋翊武经多年私塾，熟读诗书，能写古文词赋，他的“字迹俊逸，遒劲有力，深受乡党器重”。实有望经科举而入仕途，他却志在救国。
1890年，蒋翊武在周宣生、晏开甲澧兰书屋门启蒙。
1897年，维新运动在湖南兴起，“新学”广泛流传，蒋翊武“搜求披阅，胸襟为开”，深感“惟年幼应时，尚希深造”。
1898年，蒋翊武转读安福（临澧县）梅溪桥私塾，后欲考湖南时务学堂，因戊戌变发失败，时务学堂被封，而蒋翊武也因“言论维新，颇遭世忌”，他只得“避世幽居，岁余未出门户，诗酒为乐，意效金人三缄其口矣”。
1900年，蒋翊武继续在梅溪桥读书。与同学杨载雄参加湘军“劲字营”。
1902年，蒋翊武入澧州高等小学堂第一班就读。在学校，无论寒暑他都是“履露足趾”。学制四年，蒋翊武三个学期通读了全部课程，提前毕业。那年，正值各府、州、县生员会试，考场设在澧州棚厂街。蒋翊武不去，遭父亲责怪，他说：“奴隶功名，要他何用？”
1903年，蒋翊武考入常德湖南西路师范学堂。
1904年秋，蒋翊武密读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黄帝魂》等书，立志推翻满清王朝。当他读了《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新湖南》等文章后，便与同学发起“新知书社”，成员达四五十人。
湖南长沙华兴会的黄兴准备借西太后生辰庆典时在长沙起义，宋教仁也从湖北回到常德设西路联络总站。蒋翊武在这里认识了宋教仁，并加入了华兴会，他在学校集结力量，准备响应长沙起义。华兴会起义失败后，蒋翊武被开除学籍成为了职业革命家，在常德祗园寺与刘复基等设立华兴矿业有限公司湘西联络分站，联络沅江、湘西一带会党，以图再举。
1905年，蒋翊武离乡到上海，想去日本留学，由于日本政府歧视中国留学生，留日学生纷纷回国，他未能如愿。
1906年，蒋翊武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学习，中国公学里革命党人多，蒋翊武和同学们组织竞业学会，并由刘尧澄（复基）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0月28日与杨卓霖创办《竞业旬报》，宣传反满革命。
1907年春，《竞业旬报》被迫停刊后，蒋翊武返回湖南。
1909年春，蒋翊武与刘复基再赴上海。秋，随刘复基赴武汉协助詹大悲接办《商务报》。到汉口后，入新军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当兵，参加群治学社。至武昌，任《商务报》编辑。清新军中有个以士兵为主体的“群治学社”的团体，为策动新军起义，蒋翊武等人加入学社，不久蒋翊武投军，入清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左队。
1910年9月，群治学社改为振武学社，初杨王鹏为社长，振武学社遭清政府查办，杨王鹏等被迫离去。蒋翊武则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名将振武学社改称“文学社”。
1911年3月15日，文学社在武昌小东门同文学舍成立，蒋翊武被推为社长。
文学社成立后，积极扩大组织，不久新军所属营队里都有文学社成员和基层组织。时武汉新军兵员共有1．5万人，文学社成员占五分之一以上。可见蒋翊武等人工作的成效。
5月，清政府宣布将川汉粤铁路收归国有，以致引发川、鄂、湘、粤四省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
9月14日，蒋翊武与共进会孙武在武昌楚雄楼十号召开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革命的秘密会议，会后派代表到上海向黄兴、宋教仁汇报。24日两团体在武昌胭脂巷密商起义方案，蒋翊武被推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
10月9日，蒋翊武从湖南岳阳回武昌与刘复基、彭楚藩等商议起义的日期。中午孙武等在汉口宝善里制造炸药时，不慎火药爆炸事泄，孙武被炸伤。爆炸声惊动汉口租界的俄国巡捕，晚十时俄国巡捕会同清军警包围总指挥部，党人名册、印信、文件全被查抄，起义计划也暴露。蒋翊武脱走湖北新沟（监利）。清军准备在第二天按名册大肆抓捕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当晚十时三十分群龙无首的士兵在排长吴兆麟的率领下打响了推翻满清王朝的第一枪。
10月10日，武昌全城光复，因找不到革命团体的任何领导人，仓促起义的士兵们从床铺底下拖出了还在瑟瑟发抖的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让他任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大都督，他惊恐地说：“毋害我，毋害我。”最后还别人代他在安民告示上画一个黎字。时势开了个玩笑，神使鬼差地造了个英雄。
12日，蒋翊武回武昌，出任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联络使，蒋提议扩充民军，组建义勇军来保卫汉口、汉阳。
11月3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帅北洋军出征武汉，27日，汉阳失守，黄兴离汉，蒋翊武接任总司令，不久去职，改任驻汉招抚使。南北议和后，在孙武主持的民国政府军务部任副部长。
1912年2月，蒋翊武在武昌创办《民心报》，与《中华民国公报》相对抗，并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任国民党参议、汉口交通部部长。
临时政府北迁，袁世凯委蒋翊武为高等军事顾问，授勋二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他皆辞不受。蒋翊武在北京时曾向袁建议要“实行征兵、移民、殖边、统一币制，兴办实业等项政事，”袁虽莫不称善，而全都没有实行。因此他提醒同人：“袁氏野心，无意民事，恐其帝制自为，专横恣睢，宜早防止，免为民害。”
8月16日，袁世凯密杀湖北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将校团团长方维。蒋翊武等人上总统府抗议杀害，要求颁发“免死劵”。
8月25日，中国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成立，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蒋翊武、柏文蔚、李烈钧、田桐等29人为参议。蒋翊武兼任汉口交通部部长，负责两湖及陕西三省党务。
10月，蒋翊武回乡省亲，澧县人要改路、桥名为翊武，蒋翊武对乡人申明：自己“无功可纪，不得享此殊荣，将通衢要道冠以己名尤属不妥”。几天后蒋翊武回湖北，设立汉口交通部的各级机构。
10月初，武昌起义周年纪念，为叙述武昌首义的真实，蒋翊武、蔡大辅等人以“前文学社同仁公启”名在10月7日、8日两天上海《民主报》连载《武汉革命团体文学社之历史》：
“记者足下：
敬启者，武昌革命团体有二：一为刘公等所办之共进会，一即同人等所创之文学社。社员较众，实力亦充，去秋起义，颇著微劳。武汉人士，无不有文学社三字印于脑中。只以历史尚稽宣布，致海内同胞，多未识其真相。近闻沪上某报，竟张冠李戴，误称为某某所创办者，因将敝社大略，约述如下，请登大报，以供众览。
鄂军革命团体，权兴于刘敬安（静庵）、朱子龙、胡瑛、季雨霖等所创之“日知会”，后被郭某侦泄，发起诸人均被逮，朱、刘瘐死，是为第一次之失败。丁未（1907年），杨王鹏、唐牺支、潘康时、蔡大辅、李抱良等复创一“群治学社”，并与何海鸣、詹大悲等办《商务报》于汉口，以为机关。以乙酉（1909年）冬月出版，大受社会欢迎。时刘复基、蒋翊武已来鄂，先后入伍，与闻其事，社务日形发达。庚戌（1910年）三月，湖南饥民起事，谋乘机响应，未成事泄。《商务报》亦相继反对粤汉铁路借款被封，团体因之破坏，是为第二次之失败。六月，杨王鹏、潘康时、唐牺支、蔡大辅、王守愚等复谋赓续进行，更名“振武学社”。未几，潘辞差出洋，施化龙代为队官，侦知其事，杨、李、蔡等被黜，团力膨胀，一日千里，大有不可遏抑之势。同人等预备举事，后派员赴各省运动，计当时派定者，上海杨王巽，江苏钟畸，安徽邹运猷，湖南杨王鹏，两广李抱良，山东、直隶刘九穗，云南胡乔（后因事未果行），东三省邓韬，此敝社组织时之大概情形也。
川路事起，鄂省风声鹤唳，人心动摇。本社社员增至3000余人，同人等知时会已至，因谋与共进会联络一致进行。蒋翊武为正司令，刘复基副之，定于九月初旬大举。共进会经费，由刘公担任，本社经费除由李晓湘说汤化龙担任数十元外，概由社员聚集。瑞督以川路风潮日逼，侦探密布，防备极严，不许军人越雷池一步。讵知压力愈重，反动力愈大，社员磨砺以需，大有刻不能待之势。八月十八，汉口机关部破，事益急，同人等挺身而走险，急谋于下午十二时举事。正计议间，适运送炸弹之杨宏胜被执，巡警围逮刘复基、彭楚藩、蒋翊武等于武昌机关部。杨、刘、彭三烈士遇害，蒋翊武险出，而张廷辅又被执，名册入瑞督手。瑞督按册捕人，同人等人人自危。仍以蒋翊武为总司令，发布命令，为死里求生计，而十九日之义举成矣。当举义时，王文锦、彭纪麟、马得胜、谢用权、张喆夫、李重任、余凤斋、阙龙、胡培才、江光国、王万年、熊秉坤、马世忠、杨载雄、金兆龙等首体复散，是为第三次失败。经此三次失败，原有志士，非开除即假归，惊弓之鸟，军中谈革命者，落落如晨星矣。是年冬，杨、蔡等以我辈虽出军籍，而军中革命团体不可中断。乃商以其事属之蒋翊武。蒋鉴于屡次失败，欲求一完善保全之策，遂以研究文学为由，更名文学社。同时詹大悲、何海鸣办《大江报》于汉口，与为声援。辛亥（1911年）正月元日，蒋集同志于黄鹤楼，开讨论会，研究改组方法。时社员已有800余人，推蒋翊武为临时社长，詹大悲为起草员，编订设章。社中置正副社长各一人，下分参谋、总务两部，部分数科，各标各营均举一人为代表。二月十五，开成立大会于小东门内同文学舍，选举职员，举定蒋翊武为正社长，王宪章副之，参谋部长刘复基，参议员王华国、杨载雄，侦探科唐鼎甲，联络科王守愚、李擎甫，调查科龚霞初、陈磊，总务部长张廷辅，庶务科罗良骏、唐牺支，会计科邹毓琳，纠察科胡培才、蔡子胜，惩罚科胡玉珍。以外，蔡大辅任书记，詹大悲任汉口交涉联络事宜，胡瑛参预社中一切机要及各处联络事宜。各标营代表为：王文锦、曹子清、江光国、廖家骥、陈俊德、高尚志、张喆夫、单道康、叶振中、陈道行、黄驾白、李翌寰、黄继汉、余凤斋、晏柏青、刘斌一、钟继武等，又陆军中学代表为雷洪、席正铭、、卢华等。不数月，势先发难，夺炮掳子药库，黄驾白、单道康、费维汉、蔡汉卿、刘斌一、钟继武、陈国正、雷洪、席正铭、卢华、侯源英、谢代惇、等先后率同志入城攻督署，分占楚望台及蛇山，瑞督逃鼠，省垣克复。继是王宪章、胡玉珍、祝制六、戈承元、邱其斌、黄振中等克复汉阳，詹大悲、何海鸣、林翼支、赵承武、鄢树藩等克复汉口，遂树各省独立之风声。其他如恢复荆宜一带有唐牺支，荆襄郧安一带有季雨霖、阙龙、胡玉珍、章裕昆等，运动九江、镇江等处响应则有顾鸿等，此本社起义时之大概情形也。
革命告成，目的已达，死者含笑九泉，生者宣力民国，虽不敢以功自诩，然以数千百人，数年蓄积，夏国保种之热忱，出生入死，艰难组成之团体，亦未忍听其久于淹没，致为他人所攘夺。如某报所云，未免张冠李戴，谬误殊甚。前以破坏告终，亟宜从建设着手，改组政党，因与同盟会宗旨相符，公议全体加入，将文学社名义取消。现六党合并国民党成，本社社员尽为国民党党员。虽起义时与共进会联络，然源流各别，两不相混，而与某某则尤为风马牛不相及也。不知某报何所据而云然。同人等恐久假不归，乌知非有，故略述颖末，正其谬妄。至详细事实，目下编辑未竣，俟脱稿后，奉上候教，余不白。”
此“公启”是用集体名义发表的文学社文献，内容翔实，基本可信。
12月初，蒋翊武在武汉法租界伟英里主办《民国日报》，该报的主张是“扬孙黄，抑袁黎”；真共和，反帝制。又与国民党石瑛等人商讨江汉大学筹建事宜。24日，蒋翊武与宋教仁、石瑛联名发表《江汉大学前途》一文，呼吁教育部、各省都督为江汉大学提供经费。
1913年2月，蒋翊武奉宋教仁命，遍走长江上下游各地，与新选议员们磋商推行宋教仁的法效法、美“责任内阁”民主治国方略。
3月20日，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4月，蒋翊武嘱李达武、李岳崧运动湘军，争取谭延闿，6月25日，蒋翊武等策划的武装起义遭蔡汉卿等部伏击，200多人牺牲，起义流产，蒋翊武、熊秉坤等人被迫出走。蒋翊武潜回湖南。
7月，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时蒋翊武正在澧县，他接友人电报，便向父母表示“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25日，湖南宣布独立，谭延闿委蒋翊武为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26日蒋翊武在国民党湖南支部的欢饮会上阐述讨袁方略：“先取荆襄，再捣武汉，进窥河南。”30日，率湘鄂联军第三军、湖南讨袁军第一军驻岳阳，发布讨袁檄文。
《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蒋翊武布告》、一九一三年七月：
“为布告事。概自满政不纲，以国家为私产，匹夫肆毒，际危运于元黄，郁郁中原，将沦异域，济济志士，尽膏斧铖。辛亥八月，爰举义旗，武汉三镇，同时光复，各省义师，景应从云集，未及百日，复我邦家。饮水思源，鄂省实筚路蓝缕之区；有谋未就，豫省经悉索赋之告。其时翊武以武口余生，与鄂省诸将士，艰难险阻，备历劳辛。溅血沾衣，野宿惊魂，饮冰伤骨。盖以天赋人权，责无旁贷。划帝制之淫威，建共和之基础，同胞敌忾，舍命不渝。洎夫南北统一，五族一家，民国告成。大愿斯慰，约法告成，我又何求？鄂豫诸将士，受社会之崇拜，执卫国之干戈，跄跄济济，炳炳麟麟。乃袁世凯以无赖之小人，握全国之政柄。国人方推诚相与，冀促进于共和。袁贼竟阴谋背叛，敢实行其专制，延引豺虎，吸我脂膏；取彼凶残，大施杀戮，明害张、方，复嫁罪于黎氏，擅定官制，视约法若赘旒；而且下伍流氓，戕贼元勋；私借巨款，弁髦国会。竭国民之生命财产，成一人之子孙帝王。逆迹显然，无可掩讳。诸将士昔年辛苦之所祈，尽属子虚；今日灿烂之民国，等诸梦想。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仗义执言，敢忘初志？黎元洪以谨厚长者，为革命之先驱，苦口婆心，拯斯世于水火。近忽感于人言，顿改视听。群小乘机簸弄，袁贼肆行欺侮。请北兵本以卫商民，袁贼乃直逼江西，与赣督正解释猜嫌，李纯乃乘虚袭击，限于不仁之地。当知首祸之由，即黎氏抚躬自问，能不疚心？诸将士目击斯情，愈当湔洗。公道在人，是非立判。袁贼罪恶贯盈，神人共愤。浔阳鼙鼓，万众一心，沅湘子弟，众志成城。福建则慷慨枕戈，江南则师出以律。粤东父老，声言杀贼擒王；巴蜀栖船，宣告旌旗指北。捷音频来，羽书沓至。痛北马之饮江，如秋狸之必死。翊武德薄能鲜，长揖遂初，冀终身于田庐，宁婴情于好爵。痛切剥肤，事机岂可差池？祸将噬脐，意见讵关南北，皎皎此心，当为诸将士所共谅；嘤嘤呜呜，亦不敢以不肖待人。须知高贵军人，爱国实具天职，独夫民贼，从者多属叛徒。纵令攀龙附凤，终必鸟尽弓藏。诸将士昔日勋名，手挈河山，还之汉室。曾几何时，岂不辩利害，甘为罪魁。况前年袁军蹂躏武汉，凌跞河南，江上繁华，鞠为茂草，南阳沃野，遍地荆榛。见者酸鼻，思之心悸。今复遣兵南下，继踵前规，奸淫掳掠，强暴横施，视鄂省若仇雠，以豫省为鱼肉。哀我邦人，何负于袁贼，何负于共和？长此荼毒，莫可告诉！诸将士保国卫民，顺逆何难立新。或者为积威所劫制，不敢发奋为雄，或者愤当时之指责，惟意气之是图。独不思前年主倡者，不过千人，国步艰难，智者当捐小节；同为国民，何分畛域？诩武本拥护共和之心，掬忱陨泪，告我军人：责任所在，义不容辞。尚望当日同志，共鉴此心，联翩奋起，慷慨同仇。漆智伯之头，燃董卓之脐。鸡口牛后，功成岂让人先；泰山鸿毛，轻重当能自释。一俟罪人斯得，即咏载戢干戈，庶几国家以永宁，共享自由幸福。会合有期，先此布告。中华民国二年七月”
8月2日，蒋翊武致电黎元洪，《正告黎元洪电》：
“武昌，黎副总统鉴：此次战衅，论者多咎公所致。翊武与公共事，久知公深，窃不谓然。公本长者，心地无他，徒以迷信袁氏，谓其才可救国，遂并其近来专横无道之举动，犹为之解说而加恕词，使国民正论不伸，而不平滋甚。迨兵衅既起，各省响应。大势所在，非至袁氏退位，兵祸无由而弭，此义虽三尺童子犹知之。以公之明，岂犹昧此？公如惧国本之动摇，外患之可虑，即当申明利害，规劝袁氏即早退位以息兵祸。袁氏虽横，知爱袁如公者尚为此言，当亦翻然，知兵力之不可穷，民心之不可拂；在职则危，去职则安。虽不听公，其势不可。一言兴邦，则天下之望，万民之誉，咸属于公。为大局计，为公个人计，皆莫善于此。若计不出此，徒受袁氏驱策，征兵遣将，忍于战争。夫匹夫之不可侮，在专制且然。观赣省一举讨袁，而响应即五六省，即令袁军势大，暂屈民军，而怨渎既深，有触必发，则举国将无宁岁矣，况民军不甘于屈伏也。即以鄂省论，往有士兵七八师，其能为公用者几何？今汰遣所余不过二三师，犹时时暴动，不肯用命。公虽爱袁，而公之将士且不能以公之心为心，推之各省莫不然。若战争延长，袁军终有瓦解土崩之日，其势已可逆料。迨大势已去，袁位不保，公以爱袁之故而受天下之谤。当时，虽至爱公者，亦不知为公计矣！且外患危迫，内争不息，必至于亡，此义各都督有以劝民军者，公言之尤切。以袁近来之所为，公诚平心察之，国家尚有不亡之理乎？去一袁即可救亡，何不以劝民军者转以劝袁，其势尤顺，其理尤当。盖舍劝袁退位之外，实无他策可以弭兵，公岂忍以国徇袁乎？翊武频年伏处燕京，于人无竞，于袁尤无纤介之嫌。惟深痛我公左右莫肯以忠言进告，致近时举措，往往与民心相逆，使天下之恨袁者兼以恨公，而肘腋之将士携贰，万为公危。何若反其道而行之，忠劝袁氏，息兵救亡。一言重轻，国民德怨，皆在此时，翊武爱公，深服公德，故敢剖陈利害，愿审度英断，无惑人言。不胜企增！蒋翊武叩。”
不久江苏、江西等地的讨袁军事行动相继失败，8月6日袁世凯全国通缉蒋翊武：“近日查获乱党蒋翊武布告，语多狂悖，并有刊用伪印，自称鄂豫招抚使情事，实属甘心叛逆，蒋翊武着褫去上将衔陆军中将，剥夺勋位，应由湖北、湖南、河南各都督严行拿办，并着各省都督一体饬属通缉，务获惩治，以肃法纪。”
8月8日国务总理熊希龄下达通缉令，要求各地“严厉拿解蒋翊武”。
有报纸披露说湖南都督谭延闿：“闻黎公与各军官长会议，以湘鄂唇齿，谊若兄弟，其独立本属少数暴徒之主张，吾不忍湘民之涂炭，极力主持和平。请中央不必征讨，令彼自行取消独立，所有援赣之师，概置不究。”11日谭延闿密电袁世凯，表示“湘事措置无方，咎在延闿一人，惟维持操纵，实具苦衷。现情安谧，终当始终保持，不敢上烦荩忧。”12日谭延闓宣布取消湖南独立，“即行罢兵，电达中央，静候处分”。
蒋翊武在长沙曾联络主战派，得知谭延闿之态度后叹曰：“尚欲支撑危局，无奈不得兵权，付之浩叹。”此时蒋翊武还天真的想到广西去，说服广西都督陆荣廷反袁，29日南行至广西全州府兴安县，被巡防统领秦步衢逮捕械送桂林。
广西都督陆荣廷闻讯后，立即得袁世凯发电报：
“大总统、国务院、武昌副总统鉴：
前准国务院齐电，奉大总统令，饬缉蒋翊武一犯。当即电饬地方文武从严侦缉。兹据派出驻扎全州秦旅长步衢川一电称，已在兴安县属唐家司地方拿获该犯蒋翊武及同行之唐寿臣、覃得胜。据蒋翊武供称，“系湖南澧州人，年二十九岁，曾充北京高级军事顾问官。本年二月，请假回省。此次湖南独立，奉谭都督命为招抚使。嗣因取消独立，欲出洋游学，路经兴安，忽被缉获。唐寿臣、覃得胜系其雇用”等情。查该犯甘心叛逆，情节重大。除电饬秦旅长妥派兵弁严密管押外，应如何办理，乞示遵。广西都督陆荣廷叩。”
袁世凯接陆荣廷电报后，电请黎元洪意见，黎于9月3日以副总统兼参谋总长的名义，回电请速杀蒋：
“大总统尊鉴：捷密，准陆都督冬电，拿获蒋逆翊武请示办法等由。此次湘省独立，舆论威归罪该犯及谭人凤两人。谭都督（延闿）亦有蒋、谭畏罪潜逃之电告。查该犯自称鄂豫招抚使，私刻关防，广发布告，逆迹昭彰。湘鄂一带党羽众多，不予迅诛，终为后患，可否饬陆都督从速执行，以昭显戮，出自钧裁。元洪叩。”
9月9日，陆荣廷秉承袁世凯意竟将蒋翊武于桂林丽泽门外“就地枪决”了。
刑前蒋翊武索纸笔写遗嘱，为还未出世的儿子取名。下午三点蒋翊武“酒尽三升，所备纸亦已书完”。身穿白色丝绸服装，从容走出监狱，怒骂黎元洪、袁世凯：“谋杀元勋，弁鬂约法，拔专制之死灰，负国民之重托”。并告诫诸将士：“予死固所甘，请悬予首北门，以观袁氏之盗国，天下后世必有知予得死所者，且此次失败，为国尽忠者寥寥，翊武请先君等拼为之！”当时就有人失声痛哭。行刑的排长用手枪从背后朝蒋翊武开枪，死时年二十八岁。
蒋翊武家书：“一、二、略。”
“三、双亲老大人尊鉴：
男自革命后，于人无怨，于世无竞，只为他人卖弄，致遭此惨变。然事已至此，复何所言。前月中旬，男与谭督商筹湖南独立后，即出洋求学，免涉嫌疑。二十九号抵广西全州，经该省统领秦步衢查留，九月一日押解桂林。今事已矣，惟家中之事，实有痛心。……宗仁更名承武，长大时当教养为陆军人材，万不可以男不在世姑息一切至彼不能成器也。现刘媳姊妹皆有孕，不久临产，如均是男，一名复武，一名幼武，一则教为实业人才，一现时教为教员或政治人才。……颂叩万福。不孝长男翊武泣书九月肆号晚”
蒋翊武《绝命诗》四首：
“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嗟我寂冤终无了，空余虏剑作寒鸣。”
“只知离乱逢真友，谁识他乡是故乡? 从此情丝牵未断，忍余红泪对残阳! ”
“痛我当年何昧昧？只知相友不相知；而今相识有如此，满载仁声长相思。”
“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是谁支得江山住？只余有哀逐水流。”
他已知不识人而成今日的余恨！
1916年9月，“湘政府拨款12000元，为公修墓铸像”。蒋翊武遗骸归葬长沙岳麓山。在山东面半山坡修建蒋翊武陵寝和“蒋公亭”，此亭今为半山亭。
1921年，孙中山在桂林督师北伐时，说蒋翊武“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乃下令为蒋翊武在丽泽门外建立纪念碑，并亲题“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十二字，镌刻在碑上。
蒋翊武纪念碑现耸立在广西南宁翊武路南段东侧，碑座为三层阶阶，每层边长2.75米，高0.8米，碑身为四方形椎柱体，高4米。北面刻孙中山题字，余面为胡汉民撰文：
“蒋公翊武，澧县人。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以武昌防御使守危城，却强敌，事定即引去，当道縻以官爵不受。癸丑讨袁，将有事于桂，至全州为贼将所得，贼酋阿袁氏旨，遂戕公于桂林丽泽门外。今年冬，大总统督师桂林，念公勋烈，特为公立碑，而命汉民书公事略，以昭来者。公之死事与瞿、张二公不同，而其成仁取义之志则一也。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胡汉民谨记。”
后有挽联称：
“满蹶袁颠，往事难追，招讨不成功，只一道檄文犹在；
人亡国瘁，中心是悼，飘摇今若此，知将来大局若何。”

蒋翊武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蒋翊武从拒绝参加科举的朴素简单的反满思想，到萌生民主革命加入华兴会，再到全盘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率团体加入同盟会。他坚持“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宗旨，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相号召”，忠实地执行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在发动武昌起义前，他多次听取孙中山、黄兴的意见，派人到上海请黄兴、宋教仁、到武汉“主持大计”。
与他同时代的人比，蒋翊武更显得踏实。蒋翊武认为“当今天下演竞争，惟武力乃能制胜，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系军队为要着。”他身体力行，事事亲为，把新军士卒和最底层的群众作为主要策动对象，同时始终寻求革命团体的联合以壮大力量，所以才有武昌起义时应者如云、波澜壮阔的场面。
同时，他的胸襟又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更无私无畏，起义胜利后，党人、政客纷纷自立山头，出现了人人扩军、个个争地盘的局面，新的军阀比比皆是，而他始终没有自己的一个兵和一寸土地。袁世凯的高官厚禄买不动他专制、捍卫共和的信念，每当新的共和国遇到危险时，蒋翊武总是单枪匹马奔走在第一线，策动谭人凤独立反袁，迫使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他从不言败，从不气馁，为共和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里，我每次上岳麓山，总会转到焦达峰墓前去凭吊为自由民主献身的年青英雄，但在上世纪下叶的几十年里，焦达峰墓破败得很，没有人整理和修复，就写下了这首诗，今一并附录于下。
悼焦达峰：
残花枯草拥孤茔，杜宇声悲哭英雄；初创共和十日败，力行民主一朝空；
献身汉祚浏湘恸，帝制倾亡不朽功；天下如今唯经济，无人崇古祭焦公。



主要参考书籍：
《辛亥首义回忆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辛亥札记》（居正），《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武昌起义首领蒋翊武蒋翊武事略》，1912年2月武昌铅印本。
《蒋翊武》（《中国政党要人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蒋翊武传》、光明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