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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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
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儿憧憬着未来，
现今总是令人悲哀：
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既逝，
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
-普西金
这大概是我最早读过的外国诗,还是文革里的防空洞里读的。几十年说没就没了，亲人又在穿红衣唱红歌不想唱也得唱，我想起这首诗。人是奇怪的动物，大喜大乐很容易忘，而大悲大痛却很容易想起。
“就是好就是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毁了多少中国家? 很多家庭短痛，亲人死于非命；有些家长痛，亲人精神失常。
我有一个平常的家，家中五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和我。我爸和林彪，邓小平是同一年的生人，出生时慈嬉还活着。我妈是有了救星共产党的第三年出生的,所以生下来中国就动荡。我哥是在妈妈的肚子里经的“新旧社会两重天”,”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姐姐生在陕西的一个小县,也不知我妈那会有没有奶喂我姐。我生在西安，妈说那年新中国最好，鸡蛋两分一个。
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我爸就听党话跟党走，党号召提前退休就提前退休，少拿百分之十。家里的里里外外就全靠了我妈。当“横扫一起牛鬼蛇神”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风起云涌扑天盖地正西风落叶下长安时，全国人民全晕全亢奋全没辙。那年我哥上初三,我上小三。
文革没多久，我哥就展露头角，当了个“霹雳火“战斗队的队长，破四旧破到自家，烧我爸的书，砸我的罗汉。打架有两把刷子，槤枷抡得不错。进京受毛主席检阅，硬从延安走到北京，回来还不先回家,再跑到宝塔山下，左手弯举着小红书压住肚齑眼，瞪着牛眼照个像,我见过了毛泽东。
一九六八年，“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广阔天地炼红心”，说来滑稽,二十世纪都六十年代了，也没听人问人的红心怎么炼？中华儿女一骨脑,为不吃二茬苦受两遍罪先受罪。我哥下乡的地方是陕西南郑，就是诸葛亮亮死了后马岱斩魏延的那个地方。我姐则去了陕西郃阳，离司马迁的家乡不远。一个家，分成三份，儿女在外母担忧，孩子只能自活，兼自己教育自己。
文革日子，如火如荼，一天等于十来年，日月如梭，光阴荏苒，眨吧个眼就到了一九七二年，迎“四大”，弄四个现代化，工厂开始在乡下招知青了。但说来奇怪,我哥在的地方招女不招男，而我姐在的地方招男不招女。所以我哥我姐都在村里出不来,妈妈只能唉声叹气，到处托人。我爸在家是不管事的,高兴了写诗弄词;不高兴见谁都懒得答理。
那些年，祖国处处穷，农村更穷。贫下中农吃不饱饭，毛主席还让他们给知青们再教育。我哥是自己教自己，懒得种地，成了铁道游击队，扒飞车呀还怎么地是他们弄点钱的好战场。不过中国公安也不是吃素的，或许是我哥功夫差点火侯，多次被擒住。火车站隔三叉五公审，然后通知家长领人。每一次妈妈接哥哥回家，帮哥哥清洗完伤口，然后就失声痛哭。但眼泪救不了儿。哪一个当妈的看着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养大的孩在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不学好，到处流浪到处做案心里会不痛苦万分？是谁剥夺了孩子们上学读书的权力？是谁让把快成年的孩当成猪放？
那年小平二次出山，传出要考试招大学生，我哥听到消息后，“浪子回头金不换”，背开了艾思齐，辩证之统一，否定之否定。他还真把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背了个滚瓜烂熟。一九七三年和张铁生一起去参加高考（那年靠什么，我不知道）。那年我在高一，没赶上考。
高考完后得有些时间阅卷，有些时间录取，但就那点时间，中国风就变了，像歌里唱的：一会东南风，一会西北风。白卷英雄张铁生横空出世，上了大学入了党还当了人大委员。
一九七三年的冬，北风照常呼啸，寒气照旧逼人。十二月里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天已擦黑，快到家属院门口时，我看到一个人：寒冬穿个白衬衫，手里拿本红宝书，在雪地里走着，仰天长叹，壮怀激烈，近一看，天吶！我哥。他满脸冻得又红又紫，浑身瑟瑟发抖，我把他领回家后，我爹破口大骂，我娘六神无主，我呆如木鸡，发生了什么？
差不多西方人圣诞毛主席生日那个星期，我决定到我哥下乡的南郑县去看个究竟，那年我不满十八。南郑县在陕西的汉中专区。从西安坐差不多十二个小时的火车到阳平关（前边就是四川了），再从阳平关坐四个小时汽车到汉中，再从汉中坐汽车到南郑县，再怎么着到公社，最后我总算找到我哥冶炼红心的生产队（当年我可真行）。
生产队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庄稼人，听说我是某大侠的兄弟，对我相当不错，指着对面坡上的房说：那就是你哥住的房。我走近我哥住的地方，心里对我哥肃然起敬。那是人住的地方吗？泥胚墙，茅草顶，里边碳黑全黑，几支柴伙棍，撑着一个床，床边的地上，散乱着毛主席的书，捡起一本，扉页上歪歪扭扭着：“将革命进行到底”。
还是不知发生了什么？夜里我和生产队长的一家睡在一个大炕上，想着白天看到的，整晚失眠。第二天早，我用近乎乞求的口吻请求队长，问他我哥在这里发生了什么，队长看我可怜，说，听人说是你哥考完大学就在那屋里等录取通知书，但等过一月也没有，好象有人说是公社武装部长的侄女把你哥顶了。顶了，真相扑烁迷离，我也没有办法去查实，因为那时所谓高考都过了好几个月了。我哥疯了，或“华子良”了。
那时我们家就两间房，我得跟我哥同床。哥天天出去神经，天不亮就出去叫喊，天黑了再游荡，累极了，好在那年我们家属院拉有五六个精神病。我每天上学放学，祝愿我哥不不杀人放火。我每天得看着他吃治精神病的药，叫泰尔登。“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但真不敢精神病了。
有一个清晨，我还迷迷瞪瞪，哥呼啸入门，先放声大笑，再嚎啕大哭，“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待我起来要上学时，觉着不对劲，我发现桌子上药瓶乱扔着，我哥在打震天响。我赶忙叫上我的两个朋友，把我哥送到陕西精神病院，远，清早，大冬天，卡车到后，我们抬担架把我哥送到病房。那个病房楼设计得真好，得爬好多楼梯费好大牛劲才能把我哥送给大夫看。大夫一检查，说我哥吃了致死的量，说我们再晚来一会，他就没命了。
灌肠，洗胃，捆绳（我哥是狂燥症），我哥呼呼大睡，快七天。我都快神经了。在精神病院当陪床，死人救活，活人半死。那是什么地方？整天都听杀猪宰羊一样的呼叫，看直勾勾的眼，一会有人来握你的手对你说：党和人信任你；一会又传来被哪个生产队长遭踏了的女知青的凄惨的歌声：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生命难理解，很强韧，七天后我哥活过来了，女护士把他脱光光，他还冲人傻笑。他在那家精神病院住了快一年，幸好南郑县在我妈妈的多年申诉加上一个贵人的帮忙，县革委才把我哥算成个受委屈受迫害受糟蹋还是受冤枉，报销了医药费。我妈花好几年，写信申请，求神拜佛，据理申诉，央求政府，后来总算把我哥算成病退回了西安，进了建筑队：戴安全帽，上高楼，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了一年多。后来还娶了媳妇。再后来，过几年，犯次病，离过了两次婚了。
我哥后来终生啃老，靠我妈养着他，政府给的一点钱，能吃烧饼一星期吧。我哥过七八年神经一回，反反复复，来来往往，冬去春来，子丑寅卯。只是苦了我妈。文革时，我妈才四十多岁。她努力活着，不想把我哥扔给我。
文化大革命算怎么回事？毁了多少中国家？很多家短痛：亲人死于非命；有些家长痛：亲人神经失常。但没有人为文革承担责任，只是一场茫茫十年的滑稽。我们中国人，经历过很多苦难，到我们对苦难坚强而麻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但我们从来不从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学到点教训。
亿万人民又穿起了红衣，又在用文革里那种方式唱红歌，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歌唱我们伟大的党，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歌声还是嘹亮，乐曲照旧激昂。“涛声依旧”？拿旧船票上旧船？而经过文革的人都还活着，要不要掐掐胳膊？几十年云山雾罩，几十年变化腾挪，几十年头晕眼花，几十年神经正常不正常？
我妈妈今年八十八了，可她还要养着自己不能自立的儿子（虽然我也帮忙）。两年前和妈妈告别，妈妈见我就泣不成声，谁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面？
四十多年了，妈妈是用怎样的坚韧面对我哥对她无穷无尽的索取和精神折磨？我有时真怀疑人心是肉做的。要不要感谢党感谢政府给我们家这几十年的艰难岁月，让我和妈妈，姐姐，一起有过相濡以沫坚强如一的情感。
一个善良的中国女人，一个中国母亲，我的母亲，她的一生本真不该是这样。生活欺骗没欺骗？
怎么把“那过去了的”，变成怀恋？
“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既逝，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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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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