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在我的家乡广东台山市的土话中，有一个意义是“曾祖母”，一如“祖母”被称为“人”。“金山白”近似于“金山伯”，后者指从美国回乡的老男人，前者则指喝过洋水的“太奶奶”。
我夫家的家族中，就有这么一位特殊人物。起先我并不知道，1968年初秋，后来成为我的丈夫的老李，还在中山大学等待分配，他托我带一条“丰收” 牌香烟给他的“阿白”。那年代，在台山，妇女极少抽烟，我看着香烟，心里纳闷着，揣测她不是台山人。帶着疑问，在一个风和日丽的“ 圩期”（五天一次的赶集日），我來到了老李的家乡——四九南村的南湖里时。才知道“阿白”不住这里，而住在源兴大村。老李的妹妹（我将来的小姑）是我的中学同学，叫丽丽，她领着我，从南湖出发，过源盛村、源美村，来到源兴大村。村前，看到一条巷子的瓦房，比普通村屋大许多，丽丽告诉我，这是远近有名的“鑊耳屋”。传说从前一个牧童在山上拾到一袋金子，后来在仙人的指奌下，建了这些山墙的造型独树一帜的房屋。“不过，”丽丽说，“阿白虽然拥有鑊耳屋，但不在里面住，她住在巷尾的小楼。
丽丽带着我向巷尾走去，巷子里的嬸姆亲切地问：“來看金山白嗎？”丽丽笑着称是，并告诉我，她家阿白年青时去了美国，后來“返唐山”。这在出洋者众多的家乡，无疑是极为罕见的，所以源兴和七乡这10多个村庄的人，都叫她“金山白”。我想起乡中民谣：“金山客，掉转船头百算百。”不知这位女性金山客，当年回乡时是怎样的风光？
我俩一边走一边说，穿过了大横巷和小横巷，來到一块空地前，前面是独立的两层小洋楼。一位体态丰满的老太太坐在门口纳凉，一头銀灰色头发在脑后盘成小巧的髻，红润的鹅蛋脸上，有着端莊的五官。她年青时一定是美人儿。老太太看到我们，眉开眼笑地站起来，領我们进屋。看着她摇曳的步履，才晓得是“解放脚”——缠过足又放了。我把香烟和糖果递过去，“金山白”喜上眉梢，麻利地拆开封包，说：“亚仲有心，总是惦记着我。”我一惊，她的一口省城话十分纯正，不可能是本地人。丽丽说，阿白原籍番禺，回来住了几十年，对台山话，仍旧是“识听唔识讲”（听得懂但说不了）。老太太打开曾孙送到的香烟，抽起来，一边抽一边打量着我，我知道，老人家是以“太婆婆”的眼光“审查”我的，教我在害羞之外，又有点好笑。趁阿白在抽烟，丽丽带我上二楼玩。
二楼前后都有骑楼，两边各有两个大窗，全层就是一个大房间，十分明亮，凉爽。房内有大床，靠墙有几张精致的西式沙发。床上和沙发上，散放着几本旧版书，可见老人家喜欢阅读。从后面的骑楼看，大阳台上摆着一张大竹椅。楼下一棵龙眼、两棵蕃石榴，树梢伸进了阳台。穿过浓密的树叶，看到大片大片的稻田，快要结穗的稻子隨风起伏。远处就是高耸的瓶身山和鑊盖山，阵阵清风吹來，我不觉脱口说：“真是好居处。”丽丽说，曾祖母欢喜这里，后辈却不放心她独居，迫她搬回“南湖”，每次她住四五天，就吵着搬回來。她也不喜欢吃“大锅饭”，要自已开小灶，自己托人进圩买菜。家里沒办法，只好雇人替她挑水，做重活，还常常去探望。我看着如黛的青山，心里想着，也许，喝过洋水的老太太要象洋人一样过独立的生活，也许，她爱坐在这里看日出日落，思念着万水千山之外的丈夫和儿女吧？
我和老李在 1970年结婚。按乡间风俗，在婚宴上，男女宾客是不同桌的。但“金山白”大咧咧地和村中叔伯同坐一桌，端起大碗喝双蒸米酒。我和新郎一起给她敬酒时，她正喝在兴头上，接过我递上的酒碗，仰起头，一饮而尽，用手擦擦嘴唇，嘻嘻笑着，说：“喝酒就该用大碗！”大伙怕她喝醉，把碗拿走，老人家不生气，爽快地吃菜。那阵子，我这新娘虽然忙于应酬，但也被她豪迈的样子逗笑了好几回。
就这样，我加入了这个五代同堂的大家庭，成员分布在天涯海角——家翁在南美洲谋生，“金山白”住在源兴大村，祖母在南村卫生所当产科医生，家姑带着小侄儿住在广州的大嫂处，大哥则在洛阳工作，丈夫老李也在20公里外的磷肥厂上班，经常只有我和小姑在家。但到了春节，除了远在他乡的家翁，全家人都回到南湖里来。一家人吃过团年飯后，大哥总要逗逗“老老白”〔家里人都这样叫这老祖宗〕，问她，鸡、鸭、肉、茶……的英文怎么说，“老老白”仰着头，得意地回答，chicken、duck、meat、tea……。并頑皮地说：“告诉你们，我可是在番邦生活过来的正牌‘金山婆’！”接着，她示威似地说出由1到20的英文数字，最后，她頓着小脚，眯着眼睛说：“在番邦时，洋人好奇，要看我的三寸金莲，我说看可以，但一次要放下一个金币。”大哥又逗她：“你赚下不少金币吧？还有嗎？”“老老白”说，早被老头子花光了！全家人哈哈大笑。我揩了揩笑出来的眼泪，看着墙上挂着的肖像，那是“老老白”的丈夫振迺公的遗照，我心里说，他老人家在西天乐土，看到一大家子这般快乐、一定有无限的欣慰。
1971年我的儿子Johnny出生，那时金山白的腿脚巳不大灵便，早晚的飯菜由家里送过去，但她仍不愿回南湖的家住。但她知道又有了第五代，一定要过來，老李就将她从源兴大村背回南湖里。一进门，她就吵着要抱小玄孙，她忽然变得年轻20岁，抱着婴儿在厅里来回走动。众人怕一老一小摔倒，在旁扶着，这可惹恼了老人家，她瞪着眼睛说：“我在美国，一个人养大四个仔女，你们怕什么？”抱够了，才心满意足地将婴儿交回给老李，自已大喝我坐月喝的鸡酒和“猪脚醋”。说也奇怪，老人家陪我吃了一个月的酒和醋，腿脚竟好起來，行走利索了。
1972年的初春，“老老白”日渐虚弱，无法自理，我们将她搬回南湖里。这次她没有反对。老人家回來以后，大小便失禁，我们替她作清洁时，她总感到歉意。不过，除此之外，老人家行走自如，有时还帮我逗着小Johnny玩，有时跟小侄儿“波仔”争小人书看，较真的模样令全家捧腹大笑。有次帮“老老白” 收拾房间时，看到了一首打油诗，我问老人家，这是写给谁的呀，老老白眯着眼睛似沉醉在回忆中说：“老头子迟了汇家用回來，我写來骂他的。” 记得那字十分清秀，可惜当年没有将詩保全好。那时老老白的胃口很好，总会把碗中的饭菜吃干净，说，不要浪费。
1972年端午节前两个星期，我和老李在台城买了一些猪腸粉回家，这是老老白最爱吃的，那天她吃了一大碗咸的肉片湯粉，吃了小碗甜的粉，就去休息。第二天她没有食欲，接着就不进食，在端午节前，安祥地离开我们。
“金山白”的喪礼在当年算得十分隆重。因为是五代同堂，村中的长者说，玄孙要穿红背心，我和小姑丽丽又赶忙为侄儿和Johnny缝制了红背心。村里的许多嬸姆，穿上了孝服，送“好福好寿的“金山白”最后的一程。长长的白孝服队伍中，两个穿红衣的小孩，特别抢眼。出殯队伍吸引了附近好几个村庄的人来围观。记得那些麻质孝裙非常漂亮，其中以老李祖母的最好看，真可以和现在的时装“百褶裙” 比美。
办完丧事，亲人们都回去上班，家姑也带着侄儿到广州去。家中只有我、丽丽和Johnny。头七晚上，据说亡魂会回家。我们却没有请年老的嬸姆陪夜。村人奇怪，两个年青女子胆子为什么这么大胆。说真话，我从來没害怕过。对善良、慈祥的老人的喜丧，我心里只感到踏实和欣慰。在当年的农村，沒有电视，沒有夜生活，在寂静的长夜，可亲可爱的“老老白”如果入梦來，求还求不来呢！
我能陪伴带有传奇色彩的“金山白” 渡过了她最后的岁月，这是我的幸运和福气。她那善良、慈祥、坚强、聪慧、又带点頑皮的样子，永远长存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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