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祖籍湖南省零陵县，父亲名李忻，字伯龄，在南京求学时更名为李其坚。祖父是晚清秀才，父亲生于1909年，幼居穷僻的山村，父亲四岁随祖父读书，很小就能识文断字，天生厌弃乡村的贫困和生产劳作的艰辛，少年时立志要走出穷山沟去谋求自己的美好前程。1928年初，孤身一人，怀揣一块银元到南京求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
毕业后先后担任中华民国沅陵行署合作事业管理处教育组长；湘西月刊、湘西合作通讯半月刊编辑、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合作社经理、中央合作工作协会重庆事务所主任、全国供销社专员兼重庆国营整理工厂厂长、全国合作管理局视察兼合作人员训导所主任训导、中央社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视察专员、内政部合作司武汉专员等职。同时担任中国合作协会理事、全国交通学会的发起组织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以满腔的热情投身百废待兴的国家建设，然而，他的热情很快被阶级斗争消灭殆尽，最终孤独凄凉地辞世在他深爱而又厌恶的贫穷山村里，那正是最恐怖的1967年8月！就在那个时期，父亲的所有文字被焚之一炬，从他幸存的二首诗里看到了他内心的悲凉：
“怕将往事忆从前，检点平生总不然，解放自知觉悟晚，余年进奉艳阳天。”
“山居旷野自陶然，独愧悠悠待岁遷；多病寡闻人世远，残生只合枕头眠。”

母亲名朱光洁，字春娬，1913年农历11月10日生，2002年7月26日仙逝。
远祖明末清初迁居苏州枫林桥，后定居南京。现存家谱记载的一世祖，称紫山公。四世祖朱墉、鹿岗公，文武兼备，游学教习不仕，著有《毛诗春秋通论》、《武经七子注》、《广百将论》等书。
五世祖朱元英康熙乙丑年(1709年)中二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在南京鼓楼处购地建宅定居。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朱元英重孙、曾任天津知府、按察使的朱澜，购南京鱼市街东边部分民房扩建，建成门楼恢弘，三排十进，进与进中间隔着大小不一的天井和公用的厅堂，住房一百多间的单门独户的封闭式府宅；府邸后门临鱼市街，前门临居安里，建成后成为名动南京的“朱御史府”。府邸第三进大厅中央高悬乾隆御赐的匾额《金殿传胪》，下悬家族名号《春雨堂》匾。
朱门八世祖朱绍曾曾任山西按察使、湖南巡抚，授太常寺卿。九世祖朱桂桢1799年（嘉庆四年）中三甲第二十七名进士，曾任浙江按察使、甘肃、山东布政使，山西巡抚等职。十一世祖朱和钧1895年任台南知府，台湾割让告假回南京。
1937年日寇侵占南京，“朱御史府”东部遭炮火摧毁，余者几十间房被日寇强占为兵营，沦陷前朱家后人大都离开了南京，日寇投降，逃难的几家人回来重整老宅，简单修缮后入住，空置房间和地基仍属各房所有。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政府没收了“朱御史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房屋，留居安里一处三间房由朱亦松后人居住。上世纪九十年代，“朱御史府”完全消失，遗址上耸立起几栋现代的高楼大厦。
母亲在这豪门深宅里长大。
外公名朱传经，民国初在金陵海关监督公署任税务科长、文牍部主任，外公最喜欢母亲，在特别重男轻女的年代不送儿子读书，而让女儿念完初中，实在是件背道离经的事了。
母亲善良、忠厚。她的至理名言是：“让人不折之（吃亏），过后讨便宜。”母亲长年无偿地为人读信、写信，远在十多里外龙王港、左家垅的人都来找她。对四邻唯恐避之不及、又脏又“疯”的孤寡老婆婆一直照顾有加，为她写补助报告，留她吃饭，老婆婆临终前坚持一步一挪地来与母亲话别。
天马山下不足九平米的小屋，永远充满着笑声，永远是相邻十多个孩子们的天堂，四十年后的聚会，他们还盛赞母亲的豁达：“屋宽不如心宽”。
1955年，母亲用羸弱而无比刚强的肩膀独自抚养大十二岁至两岁的五个儿女。面对穷困和饥饿，她清高和坚韧；面对歧视和屈辱，她坦然而孤傲；面对疾病和苦痛，她豁达而乐观。母亲热情和真诚，没有一丝一毫的矫揉造作。
我家姐弟五个，依次为姐姐李宗明（乳名渝芳，1943年生），老二是我（1945年生），大弟李宗元（乳名汉英，1947年生），二弟李宗亮（乳名四毛，1949年生），三弟李宗平（乳名建新，1953年生）。
我曾经翻动那本由老大传到老五、业已破旧不堪的64开本新华字典，问母亲：“家里新的辞源辞海都有了，您还留着它做什么？”她说：“你的几个弟弟在异乡，有它，我就能时刻嗅到他们的气味。”
这就是母爱！伟大的母爱！母亲的精神和博爱
与我同在！所以，无论在怎样的环境里，我都能坚持修身养性，誓必坚持到去见母亲的那一天，届时，将我的文字和诗词留给年轻的一代，虽无大家成就，却是最普通百性的真实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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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记忆

刚过夏至，山城重庆的天气比往年凉爽得多，也许是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抗击日本侵略扩张的战争已临近胜利，老天爷的心情随局势开朗起来，收敛起火炉的炙热，一早一晚让人十分舒适、惬意。
1945年6月23日（农历5月14日），我出生在南温泉父亲的公寓里，依宗族辈份取名李宗凡，乳名泉生。出生几个月的时候，得了肺炎，母亲衣不解带地守候在医院里，没日没夜怀抱着我在病房里来回踱步，安抚烦躁不安的儿子，后来姑母告诉我：你妈妈在医院四十二天，睡觉的时间加起来没有四十八个小时。不久日寇投降了，全国光复，百废待兴，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的，特别的忙，妈妈说：“你爸爸只要有点空，总会在第一时间里到医院看望你，听到你病好些了，他就微笑着离去，听到你病情反复，他含着泪依依不舍地离开。”
1946年初，父亲担任武汉市经济接收专员先行去了武汉；10月，怀着弟弟的母亲和姑母带着姐姐和我，乘船直下，迁居在汉口江汉关后面的英国租界公寓里，二弟宗元出生于此，1994年，我因公出差，特地寻访到这个地方，一栋三层楼的西式建筑，现在是长江航运局军事管理处，该机构在三楼办公，一楼做了招待所对外营业，我便退去宾馆的客房特地住进这个毫无印象的旧居。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1948年，父亲调任社会部合作司，举家从汉口迁居南京玄武门附近。1937年，母亲全家为逃避战火，离开故居整整十一年，今日归来，异常迫切地去寻访亲人和探看旧居，老宅依然故我，众多朱姓族人入住寥寥，打听南京的旧友亲朋大都不知所踪！好在外婆和舅舅一家人，这些年始终与我家在一起，1946年冬，舅舅扶外公灵柩从重庆回南京安葬，举家先我们迁回南京，住进老宅；这给战乱中飘泊的母亲以莫大的安慰。
回到家乡的日子是安逸欢乐的，在后来艰辛的岁月里，母亲常常讲述起晚饭后带着三个儿女在玄武湖漫步的情景，尽管身处社会最底层，尽管饥肠辘辘、家无隔夜粮，每每讲起往事时总是那样平静和满足，就象刚刚散了步回来一样。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陈兵百万于长江之北，兵峰直指江南大地。大炮的轰声打破了南京城内的宁静，国民政府没有与千年古都玉石俱焚之意，城中的首脑机关和大大小小的政府机构都在奉令搬迁，一走台湾，一走广州。
中央政府机关的官员分发遣散费，用其安置家属。1949年3月上旬，父亲将我们连同舅舅家共十一口人送回湖南零陵乡下，南下广州向中央社会部述职，1949年8月，中央社会部整体搬迁台北，父亲上了飞机，因牵挂着怀孕的妻子和儿女们，心中惴惴不安，便向社会部合管局局长寿勉臣告假，毅然下飞机匆匆赶回零陵。他的这一决定完全断送了自己，却保全了母亲和我们！
时隔五个月，我们全家团聚在距零陵古城六十里的板泮塘镇东乡桥。父母都在方圆百里唯一的板泮潭小学教书，父亲教国语、算术，母亲教图画、音乐。
小学校旁有座破败不堪、阴森森的大庙，庙里的和尚在1948年家乡爆发疟疾时全跑光了，只剩下搬不走的大庙空壳和庙堂中的泥菩萨，门前几棵歪瓜裂枣的大树上乌鸦壘起数十个巢，成群结队的乌鸦飞飞停停、吵闹不休，黑压压的一片从远到近，时飞时落，飞起黑了半边天，落下乌黑一片地，着实让人毛骨悚然。
母亲每天带着六岁的姐姐一起去上课，我便和两岁多的弟弟和邻居的孩童，壮着胆子摸进大雄宝殿里玩，昏暗的大殿正中一尊残缺不全的坐佛，两旁站立四尊张牙舞爪的金刚，淡淡的日光影拓着渗人的阴影，极度的幽静让人感到极度的恐惧。大殿里金刚身上点点磷光如鬼火般时隐时现，一阵阵的过堂风发出长久尖细的刺耳哨声，夹杂着庙外传来乌鸦凄厉的哀鸣，常常吓得我们屁滚尿流，鬼哭神嚎，争先恐后逃出大殿；我们不敢再进大殿了，便在大殿前的天井里玩耍。只有弟弟宗元一个人胆大，他可以跑进大殿里学鬼叫来吓唬我们，还敢在黄昏时坐到正厅泥菩萨的身上，惹得我和小伙伴们无比的佩服。
1949年9月，母亲临近分娩，父母亲都辞去了工作，搬回珠山山村老屋。
回乡时已近深秋，田里只剩下枯黄的稻杆；秋风吹过田野，吹不尽稻田四周的绿，那绿色充满诗意，竟能让四岁的孩子产生无尽的遐想。南国的山依旧郁郁葱葱，哼着小曲从山里流下的溪水是那么清澈，更增添孩童的欢乐和幻想。
欧阳伯伯的儿子白崽哥哥一担箩筐挑着我和姐姐，我坐在垫着厚厚衣物的箩筐里，颤颤悠悠舒服极了，一路上欣奇地看着这陌生的一切，四岁多的新奇与后来经历的痛苦和灾难、欢乐和惊喜汇集成我的一生。
老宅是祖父二十世纪初依山建造的一幢两层的青砖瓦房，楼下进大门是个堂屋，堂屋内能摆下六桌酒席，两边各一间正房，堂屋后门进去是长方形宽敞的厨房，宽约两米的楼梯从堂屋后墙跟引申到二楼，早先是父亲兄弟就寝的地方，现在成了杂屋和仓库。老屋左边的一墙之隔是一栋新建气派的大红砖瓦房，在贫穷偏僻的山村里显得格外豪华雄壮，里面住着我唯一的亲伯伯李森龄一家。
祖父名李显懿，字相甫。世代务农，渐渐人丁兴旺形成大族。祖父家有六兄弟，唯祖父一人念过私塾，晚清科考中秀才，是珠山乡唯一的秀才，是家族里光耀门楣的读书人。祖父从此不再农作，教私塾、做郎中，靠着勤勉和盘算，自立门庭，建房置业，在当地算是富贵不足、温饱有余之家，只有能力供一个儿子念书。祖父性格鲠直，好急人难，在乡梓里颇具声望，清末和民国初数次被乡民推举为首领，率民团和还乡团守土卫家，免遭战火和动荡的蹂躏。
祖父1928年初病逝，不久，父亲便离家求学，祖父留下的田产难以维持伯伯全家六口和姑母李玉龄的生活，伯伯每年农闲时外出替人打短工添补家用，以致没能力置办嫁妆而耽误了姑母的婚姻大事。1943年，时重庆和湘南交通顺畅，父亲知道妹妹二十多岁未出嫁，在大哥家里经常挨打受气，派人将姑母接到重庆，从此姑母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回到家乡，乡亲们见到我们时，总喜欢轻轻拍拍我们的后脑壳，亲切地称“相甫先生的孙子，多富态、多喜人。”言语中的尊敬之态在祖父故去二十年后依然呈现，足见祖父的人缘了。
伯伯李森龄，没读过一天书，故目不识丁，少年的父亲到零陵县城上学，每次都是伯伯挑着沉重的行李和生活物资担子步行六十里路送他。祖父的偏爱和繁重的劳动，以及艰苦拮据的生活养成伯伯性格的简单、暴躁和霸道，祖父去世后，伯伯摸爬滚打，独撑门楣，找个老婆也同他是一样的脾气，凡事都要占便宜，遇事敢拼敢打一定要搞赢，绝不谦让，输了也决不罢休，一直要纠缠到对方服软认输为止，搞得十乡八里的农民都怕他、躲他，背地骂他是“李蛮矮子”。
伯伯育有三儿三女，大女儿、二女儿（不知道她俩的大名，只知道母亲和姑母称她们为大栓子、小栓子）在我们回乡前已相继出嫁；三女儿李冬芳，幸亏三个女儿都嫁给了当地的普通农民，所以他们都平平安安地活过来了。
大儿子李宗刚，1942年被父亲接到重庆，着意培养，后送进国民党军队，宗刚身上有其父的强悍性格，短短四年，到1949年当上了连长，部队溃败后逃回老家，新中国1953年镇反中被逮捕，不久病死狱中。二儿子李宗毅，因其十九岁时曾在当地乡政府作过杂工，土改运动中被定为坏分子，不久病故。
1998年，我和宗亮兄弟俩回乡扫墓，与大姐、三姐和李兴隆相聚数日。大姐长相极似姑母，七十多岁依然健步如飞，听堂弟从长沙来了，步行二十几里来三姐李冬芳珠山镇的家中相见。
伯伯最小的儿子李兴隆，1946年生，一生命运多舛，历尽苦难，生长在恶霸地主家，见惯了捆绑游斗，小学毕业就下田农作，1960年伯伯自杀，十四岁的他离乡背井四处飘荡，过着半乞讨半打工的生活，不久，土改后留置的杂屋年久失修坍塌，他真无家可归了，只有外出谋生存的一条路走。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没有户口、没有证明，莫说找工作，就是住最简陋的招待所也不行啊。他过住车站、住过废弃的寺庙，他栖身荒野郊外露宿街头，在穷乡僻野找不要证明的没人愿做的苦活、累活、脏活干，就这样一天挨一天。当外面紧抓流动人口时，就跑回老家，到三个姐姐家蹭几餐饭，苟延残喘，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86年李兴隆四十岁，姑母回乡倾其一生的积蓄，为其娶妻，我2000年冬回乡，他在珠山镇建房，并育有二子，交谈中对姑母由衷的感激溢于言表。
多年来，每逢家乡有灾有难，父亲总倾囊相助。1948年夏秋之际，零陵珠山乡爆发疟疾，父亲闻讯立即汇回二万银元，教伯伯购买奎宁丸，救治病人，伯伯却私吞了这笔钱；正是改朝换代之际，兵慌马乱之时，凡有关系的大户，纷纷贱卖土地举家外迁，趁此机会，伯伯一下买进了几百亩田地和村后的小柴山，同时建造了那幢傲视乡里的大瓦房，本想从此荣华富贵、衣食无忧了，命运的捉弄始终为人力不可抗御！一年后，田租尚未收取到一粒米，便从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沦为黑五类之首——地主，由于平日的霸道，还被冠以“恶霸”头衔。
我们回到老宅，推开院门，满坪长着一米多高的茅草，在老宅大门前，白崽哥哥放下我们，我下了箩筐，看着庭院里的茅草比我高，便朝草丛里跑去，白崽哥哥一手把我捉住，唧唧呱呱说着我根本听不懂的话，然后手持镰刀，麻利地砍起茅草。欧阳伯伯也手持镰刀割茅草，半个多时辰，砍光了庭院里的茅草，一个五十余平方米的庭院呈现出来。接着又帮着姑母打扫房间，我们才搬了进去。
老屋和伯伯的新楼一墙之隔，庭园墙中开着一扇1.5宽的小门。这是联系两家最捷近的通道，可惜门扣在伯伯那边，我们好奇却始终无法开门去一睹豪宅。
祖父中秀才后，乡里乡亲多好攀龙附凤，祖父选择了世交的孩子作寄子，就是我们口中的寄伯伯，寄伯伯复姓欧阳，寄伯伯父子待我们如亲人，我们的交往一直到维系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1979年6月母亲收到继伯伯的信后就再无音讯了，接连寄去好几封信都石沉大海，多年来母亲无限感伤，常听她自言自语叹息道：“寄伯伯一定是不在了，不然，他不会不来信的。”令人遗憾的是我五岁半离开家乡后，由于政治和经济的诸多原因再没能见上他们一面。
我家回乡前，父亲买了四十担谷，装满了老屋二楼的谷仓，待我们安家寻米煮饭时，才发现谷仓里空空如也，一粒谷都没留下！米缸里只剩下几颗老鼠屎。趁我们住在东乡桥时，伯伯凭着庭院中的小门将谷仓全部洗劫一空。
寄伯伯见状气愤不已，大骂伯伯忘恩负义，叫儿子白崽哥哥回家去拿来米和菜，应付了我们回到老屋的第一顿饭。第二天，寄伯伯带着姑母找伯伯讲理，任凭你敲破大门、叫破喉咙，里面总寂静无声，他俩只好到东乡桥告诉教书的父亲，父亲苦笑着摇摇头说：“算了，别和他计较，再去买吧。”
傍晚时分，寄伯伯带着几个农民挑回几担谷，带回了一袋米。第二天，我好奇地摩挲着舂谷的石臼和风箱，第一次见证了谷变成米的全部过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月底，农村土改工作队进驻珠山，开始了农村“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运动，访苦、引苦、诉苦、算账的活动在农村遍地开花，寂静的山村苏醒了，农民的情绪沸腾了。
在东乡桥小学上课的父亲接到湖南大学李达的信：“乡村土改运动开始了，快来长沙，你的身份高，捉住了肯定要枪毙。”
父亲接信，立刻离开学校，匆匆赶回乡下老宅，呆了半天时间就告别妻儿，连夜步行三十里到黄沙河火车站，独自一人乘车去八百年都未曾谋面的长沙。
父亲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是零陵同乡，李达因为理论认识和理念差异很早脱离了共产党，一直以教书为业。抗战时期居住在重庆，同父亲常有往来。1941年，国共两党交恶，国民党高层发出逮捕李达的密令，父亲获悉后立即通知李达，让其逃过一劫，就是这段渊源，在父亲走投无路时，李达伸出援手召父亲到长沙，安排在他任校长的湖南大学里当国文教师。
随我家南迁零陵的舅舅家五口人：外婆，1882年生人，小时缠足，三寸金莲，走路摇摇晃晃，年逾六旬；舅母1948年病逝后留下四个子女；在乡下的日子，两家人的生活起居全依仗姑母为持。1949年7月，舅舅朱荣森来到零陵，舅舅脾气极好，姑母已经三十三岁了，母亲便从中撮合，8月中旬俩人合卺，几天后，舅舅将全家老小托付给了姑母，离开零陵独自回南京，参加新政府举办的南京革命大学。从此，两家亲上加亲，是姑妈又是舅妈，是舅舅又是姑爹。
1949年11月，二弟宗亮在老屋出生，母亲因水土不服，生下宗亮后，风势入骨瘫痪了，一步都不能动，累苦了姑母，为刚出生的婴儿找奶、四处求医寻药，还要照料两家人的柴米油盐和一日三餐。
后来常听母亲讲述刚瘫痪时痛不欲生的心情，拼命地捶打自己的腿，哭着寻死觅活。是姑妈驱走了她心底的绝望，每当母亲狂躁要寻死时，姑妈会笑着说：“嫂嫂，想寻死吗？门外有池塘，你爬去吧。屋里有绳子，站起来找个地方挂上去就行。”转脸再苦口婆心地劝慰：“嫂嫂，就是要寻死，也得先治好腿，能走路了才行啊。相信我，别着急，你的腿一定能治好。”
姑母请来东乡桥最好的中医李向荣先生，七帖草药就让母亲能下地行走，但留下了脚跛和心悸的疾患。妈妈终生跛脚，心悸折磨了母亲三十年，直到1979年我们兄弟全有了固定工作，心悸悄然而去了，应了李先生开药方之前说的话：“月子里的风湿深入骨髓，能让你下地走路，但会留下脚跛的后遗症，还有心悸，心悸发作会很难受的，不过，加强营养、开朗乐观、身体强健就能克制心悸。”若不是姑母起锲而不舍的寻医问药，若不是李先生的高超医术，母亲根本无法承担后来的生活重负，那么，我们的命运就该另写了。
1950年初，时近春节，传承了二千年中华民族的最大节日，乡村里格外讲究，特别是大多数农民分到了土地和浮财，一步登天的得意和手握余财的喜悦让这个沉寂了多年的小山村奢华起来，家家户户宰鸡、割肉，油炸各类食品。家乡的风干鸡，年前宰杀，不腿毛，掏空内脏，用香料和二三位中草药加上点盐，塞进鸡肚子里，封好口倒挂在屋檐前，这种鸡能保鲜很长的时间，吃起来还同刚杀的鸡一样鲜，肉倒是更香了。猪肉的保存更妙，新鲜猪肉用盐腌制一天，洗干净挂出，待表面没有了水气，放进滚滚的油锅里炸，没听见水炸声即刻捞出凉冷，然后泡在菜油里，肉可以保存到第二年过年。
年三十的下午，左邻右舍的大人在屋前禾堂中安放一张大方桌，桌上放香案，燃起二根红烛和三根香，香案前摆上自炸的点心，一个茶碗后平排放三个酒杯，酌上茶和酒，爆竹声响，大人向老天祈福，孩子们各自玩耍趁机拈点点心丢进嘴里。姑母在屋后的树上采两支绿枝插在大门两厢，寓意一年四季常青。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白天，母亲叫表哥表姐和姐姐认字写字，晚上就拢着七个孩子，怀抱着二弟，在熊熊燃烧的柴火地灶前讲故事，母亲讲古人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奋发读书的故事，讲二十四孝、人穷志不穷的故事。
一天晚上，大表哥朱家骏拿着一本书，起身去问生字，路过我身前时，不小心带翻了架在灶火上的开水壶，开水直倒在我右小腿上，我惨叫一声，撕心列肺地哭了起来，姑母抱起我小心翼翼地剪开裤腿，整个小腿后部立时起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泡，姑母连夜到村里挨家挨户讨要狗油，拿回来将整个小腿涂遍。那一夜，我痛得翻来覆去，母亲和姑母彻夜守护在床前，这是我刻骨铭心的第一次伤痛；二个月后烫伤好了，留下一大块永不消失的烙印。2005年我和宗元到安徽东关看望大表哥，大表哥还关切地俯身查看我小腿上的伤痕，深情地怀念我的母亲，说：“大娘（大姑母）心地真好，宽容而善良，我把你烫伤了，她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还一直宽慰我别害怕、别着急。”“唉——”长叹了一声。
1950年1月，农村土改如火如荼，缺田少地的农民能毫不费力地得到梦寐以求的土地，热情之高、行动之快前所未有，“搞好土改过好年”，诱人的口号在山村里回荡。我的伯伯就在这分田地、分浮财、斗地主的农民运动后，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田地、柴山、房屋、谷和衣物连同自己饲养的鸡、猪、牛全被瓜分一空；将他全家赶到我家老屋外的两间破旧堆放柴火的杂屋里。
运动之初，伯伯几乎天天被反剪双手戴高帽游乡示众，天天被打得遍体鳞伤。因为我们村就剩下他一户地主，加上他平日贪小利又霸道，得罪了不少乡亲，有机会打便宜人农民最高兴，又是革命运动中拿他出气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比较很多经过土改的农村，伯伯算是幸运的，因为整个土改运动中，有200余万地主、富农人头落地。（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伯伯只是跻身于2000余万戴上“地、富、反、坏”帽子没有公民权的人之中。
随着农村从单干到农业社到人民公社，伯伯始终夹着尾巴做人，从不敢乱说乱动，他还是没有捱过1960年的饥饿，冒天下之大不违偷了人民公社地里的一个红薯，被民兵捉住爆打了一顿，自高级社后，伯妈和宗毅相继病故，伯伯心境一直悲凉，再逢此摧残，绝望地用一根麻绳结束了艰辛屈辱、可悲可叹的一生。
农村的阶级成份划分在农协会和工作队的商定下公布了，寄伯伯父子都是农协会骨干，白崽哥哥担任民兵队长，后出任初级农业社社长、珠山人民公社林家大队总支书记直到退休。经他们的辩解，兼之父亲多次赈济乡梓，被乡民颂为“珠山第一好人”，所以，农协会一致赞同，土改工作队将我家成分定为中农，其实我家一寸土地都没有。
土改运动一开始，伯伯就被批斗游乡，挨不过连日的殴打，为减轻体罚，他哀求民兵们说：“我弟弟是个大官，他家里有成箱的金子，我替你们找金子去。”于是几个荷枪实弹的民兵押着五花大绑的伯伯闯进我家，朝抱着二弟的母亲，扑通跪倒，哀哭道：
“弟妹呀！救救我，快拿金子来换我的命呀！来世变牛变马报答你。”
我怯生生地依扶着病情刚有好转的母亲，母亲也哭了，气恼而委屈地说：
“我家哪来的金子，你不是要我的命吗？”
伯伯无止无休地磕头哀嚎，正在相持间，寄伯伯和白崽哥哥闻讯赶来，他们怒斥伯伯：“你弟弟的钱都给了你，你都买了田和柴山，连安家的四十担谷你都不放过，还来逼什么！想逼死他们吗？”
母亲胆怯地轻声问寄伯伯：
“你弟弟不在家，我们该怎么啊。”
寄伯伯说：“你家是中农，就真有成箱的金子，我们也不会拿。”
往这伯伯狼狈的惨象，母亲真的于心不忍，她流着泪替伯伯哀求：
“我把家里值钱的衣物统统交给农会，能减轻他的处罚吗?”
寄伯伯正想开口，带队来的民兵副队长抢先说：
“那好，交些财务减轻他的罪过吧。”
谁也不再说话了，母亲就当着大家的面，翻箱倒柜找出九件七成新的大衣和旗袍交给了民兵。几天后，伯伯就被放了回来。
在土地、财产重新分配后，大规模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偃旗息鼓了，得到土地的农民都欣喜若狂，沉醉在自己的“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儿子热炕头”的斗争成果里，无暇顾及其他，只留下几个运动骨干在从事巩固政权的工作。
农民安静了，我们的生活也趋于平静，母亲又接到父亲的信，知道他已经在湖南大学任教，心情豁然开朗，身体大见康复。
伯伯失去了一切，不敢招惹分了他家财产的农民，便把一腔怨恨迁怒于我家，他带着儿子宗刚各持扁担闯进家门，对着母亲狂吼：
“你们好过，看我挨打挨斗就是不拿钱出来！你们冒得金子？鬼都不信！我是穷光当了，姓朱的，把钱拿出来平分，要不然，大家都莫活！”
姑母在厨房里看见来势汹汹的大哥和侄儿，立刻从后门跑去找寄伯伯，母亲哪见过这样的阵势，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又怕他们伤害到我们，将四个孩子紧紧地护在身后，全家都吓得嚎啕大哭，哭声和怒吼声几乎要震垮老屋。救星来了，寄伯伯和白崽哥哥冲了进来，寄伯伯手操锄头，白崽哥哥背着步枪，伯伯他们的气焰立刻消失，还没等寄伯伯开口，带着儿子灰溜溜地跑了。
风波过后，寄伯伯在我家堂屋里支了张床，守护着我们。寄伯伯有自己的家，还有农会的公务，不可能长期守护；寄伯伯家离我家有十多里远，万一伯伯真的横了心，救都来不及。姑母一女流之辈，从小被大哥打怕了的，看见大哥心里发怵，哪有能力保护我们。为今之计只有离开这里，才能逃过伯伯的侵扰和伤害，大人们商议后，决定我们去长沙找父亲，1950年11月，我们全家在寄伯伯、白崽哥哥、姑母的簇拥下离开了居住一年多的零陵老家。
我们走后不久，舅舅在南京革大学习结业，被分配到安徽省交通厅工作，要姑母带着外婆、表哥朱家骏、朱家骝、表姐朱家珍、朱家玉去合肥团聚。姑母变卖了我们老屋里所有家什、农具和谷物，还是凑不齐到合肥的路费，无奈之下，将六岁的小表姐朱家玉送人做童养媳，换回两担谷，外婆一家才顺利抵达合肥。
在乡下的一年多里，经历了几件永远留在记忆里的恐怖。
第一件事是：1949年冬初的一天，姑母带我到村后的小山上打柴，突然间姑母惊恐异常地抱住我钻进了灌木丛中，手紧紧地捂着我的嘴，在我耳边连连叮嘱：“有‘梁子’，千万莫出声。”顺着姑母手指方向望去，看见两个背着长枪的士兵在山下的小路上行走。1949年下半年，乡下经常发生溃兵烧杀奸淫掠抢的事情，乡下人把散兵和土匪统称为“梁子”，谈兵色变、谈匪色变。此后好长的一段时期里，我看见背抢的兵就全身发颤。
第二件事发生在晚上，姑母正在灶台边炸过年的豆腐，我守在滚滚的油锅旁，不时拈一个烫嘴的油豆腐吃，刚刚炸出来的油豆腐外脆内嫩，在嘴里咀嚼，那是满嘴流油、满口香甜，这种味道追随了我一生，遗憾的是此生再没吃出过家乡童年的味道了。正在馋兴未尽之时，突然，村里响起了锣声，有人急促地高声喊叫：“快躲呀！‘梁子’到村边了！”于是，姑母将我抱上二楼的杂屋间，在农具堆里拿出个箩筐，把我放进去，再用个箩筐罩住，反复叮嘱千万别出声，没回来接我前，别出来，再用些锄头、耙子等物靠在箩筐外面。
安置了我，姑母匆匆下楼扶着妈妈，抱着小的、牵着大的躲进了屋后柴山的灌木丛中。我似怕非怕地团缩在箩筐里，还念念不忘放在灶台上的那碗刚出锅的油豆腐，昏昏沉沉中睡着了，一觉醒来竟是睡在自己的床上。醒来就问油豆腐呢，这事让姑母笑了我一生：“真是个二呆子，不晓得怕。”
至于有天晚上，村里突然响起急促震耳的锣声，接着就是相互传递的高叫声：“老虎来了！关好门窗。”姑母带着舅舅一家人全挤进了母亲的房间，用二根扁担顶着门栓，不停地嘱咐“莫出声、莫出声”，躲在房间的大人和孩子们都不敢动，只有我和宗元时不时地凑到门口和窗前附耳倾听，好想看看真老虎的模样。十几分钟后，又传来锣声和轻松的叫声：“老虎走了——”。
童年记忆里虽然有许多新奇的感受，而恐怖却是最深最深的了。

迁居长沙

1950年11月下旬，母亲抱着刚满一岁的宗亮、三岁的宗元坐在寄伯伯叫来的滑竿上，姑母和白崽哥哥背着五岁的我和七岁的姐姐，步行三十几里赶到到黄沙河火车站，时近黄昏了。买了一张全票和一张半票，用的是开国初的第一套人民币，全票票价为一万四千元（1.4元），半票七仟元（0.7）。
1949年，父亲刚到湖大的工资是按600斤小米折算成12000元（12元）新币；1952年从教书转到百货商店工作，工资定为220000（22）元；当时是参照新政府公职人员工资发放标准。1954年定为行政23级，工资40元，逐步增加到了47元。国家发行的货币面额为万元、千元、百元、五十元（1元、一角、一分、五厘），1955年货币面额才改为元、角、分。
临别前，看见妈妈与姑妈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赶紧爬上车厢躲了进去，在乡下能记事起，看到母亲太多的眼泪了，从此我最的是妈妈的眼泪。
火车下半夜开，不对号入座，车厢里不算拥挤但也有不少的人，我家占据三人坐的长凳，座位是条形硬木做成，母亲拿件棉衣垫在凳子上，三姐弟横七竖八地卷缩在一起。对面坐着带婴儿的年轻农妇和一位不出二十岁的学生，在他与妈妈交谈中，我知道他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一路上，他热心地帮我们打开水，带我们上厕所，时刻看顾着放下座位下的行李。随着火车的一路颠簸，好奇、欣喜和对新生活的憧憬相伴左右，很快进入了梦乡，醒来时已临近中午。火车是站站停，三百多公里的路整整爬行了十八个小时，到长沙已下午四点钟了。
到站，那学生背扛手提拿起我家的全部行囊，牵着我，姐姐牵着宗元紧随在妈妈身边，下了火车，出站叫了一辆人力车，连行李带人全挤了上去，那学生站在车后的横杆上紧紧抓着车身，遇到上坡便敏捷地跳下，推着人力车上行，其精明敏捷的动作令我倾羡。到了灵官渡口，他将我们搀扶上小渡船坐好，将行李放在渡船前部的干燥处，详细说明到湖南大学的路线，然后转身离去。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心中泛起强烈的依恋，从此这种感觉扩展为不设防，深信世间全是好人，以致一生中遭到过许多可以避免的伤害。
初冬长沙，天气阴冷，北风虽不大，渡江的小船颠簸得利害，承载七、八个人的划子在波浪中起伏，我害怕得紧闭双眼，两手死死抓住船边，唯恐晃入江中。
船到江心，一阵北风袭来，吹落了我头上新的黑白羊毛线相间的帽子，我睁开眼，伸手赶紧去捡，垫脚船仓的木板稀松，正中有条间隙宽约三寸，仓内有积水，手刚触及到帽子，帽子就从垫脚板的间隙里滑了进去，随摇动的水晃进垫脚板里面，帽子不见了，我也忘了害怕，离凳俯身到船板上，伸手想插进间隙里摸寻，突然，驾船的艄公吼道：“不要命了，谁让你乱动，坐好！”我吓得坐回原位；艄公又说：“你莫动！再动，会掉进河里的。”又降低了声调对母亲解释说：“船底下通到河底，帽子已经随水沉到河里去了。”
我听不懂他的话，却被他的疾声厉色震住了，虽然是我最喜欢的东西，而且是母亲一针一线编织的帽子，刚戴一个月，心中万分的不舍。抬头看看艄公，他冷脸上那横七竖八纵横的深沟让我害怕得一动也不敢动了，母亲也在不断地叮嘱：“算了，坐好，千万莫动。”
船靠西岸，同渡的大人把我们一个个抱下船，又将行李搬上岸，一直送我们上到河堤上。一个中年人悄悄告诉母亲：“船底通河，船怎么能浮起来，他欺负你们是外行，又是外地人，帽子就在船上，我经常乘船过渡，不好当面说穿。”
母亲无奈地望望摇到河心的小船，安慰我说：
“别伤心，再给你打一顶更漂亮的帽子就是。”
到我成年上了船，成了水手，知道了船体结构，才明白最荒谬无稽的谎言也能哄骗欺诈善良的人，还会将此事当作架船人被骂作“船拐子”的证据。
七岁多的姐姐牵着我，从牌楼口码头走上通往岳麓山的牌楼口简易公路去找父亲，母亲指着这条笔直的大道，嘱咐姐姐“不要转弯，一直走。”母亲抱着两个弟弟和行李坐在河堤上等候。
傍晚时分，全家团圆在岳麓山下湖南大学百货商店门市部二楼父亲的办公室里，吃完晚饭，父亲在楼板上开个大地铺，我和宗元调皮快活地翻着跟头，几分钟后就钻进被窝里呼呼入梦了。
父亲初被聘为湖南大学国文教师，教了半年书，他始终惦念着自己的经济才能，而且从中国的历史经验里也认定：“凡一个新生的政权，必定实行绥靖政策，任何政治家和当权者都会大量起用原政府的旧人。”因此在与李达的交往中，不断流露着对重回经济工作的意愿。1950年4月，湖南大学决定在校区内建立一个百货商店，李达校长便任命父亲为湖大百货商店筹备办主任。商店建成，父亲被任命为副经理；当时商店里没有共产党的组织，空缺着经理位置是留给党的干部的。百货商店门前挂着块临时木招牌，12月初，我看到父亲在商店门楣上用颜体工工整整地写下两排字：“国营百货商店湖大门市部”；书写时一笔一划是那么专注虔诚，回想起他的神情，我不知道他的心情与在重庆市统辖二十八个商店有否区别，但从那苍劲端正的字里，我看到他敬业而一丝不苟的精神。
1952年7月，李达校长调任武汉大学，邀父亲同往，有他的保护，父亲也许能平安地生活在新中国里。父亲却不这么想，他认为天下大定后，必然须要人来建设、管理，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况且已经向组织上彻底说清了自己的历史，没有一丝一毫的欺瞒，是真心实意愿意为新政权贡献力量。还有个主要原因是母亲怀五弟六个月了，一家连快出生的弟弟七口人搬迁不易，于是谢却了李达校长的邀请，留在自己亲手创建的百货商店里。
1962年9月，与父亲的最后一次相聚交谈，我直率地问他：
“你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是什么？最后悔的事是什么？”
父亲没有一秒钟的思考，坦诚地说：“最得意的是与你母亲缔结连理；最后悔的是没听李达校长的劝告，到武大工作。”因为他看到了新中国当初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怀柔，其实他们谁也料想不到，高级知识分子能逃过建国初的历次运动，难逃1957年的反右运动，绝难逃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那场劫难：李达高楼一纵了却残生，父亲被批斗后，连气带病逝于家乡山村，年仅58岁。悲乎！
第二天，湖大总务处安排我家住进魁星楼下的麓山门四号，百货商店的两个工友送我们一家到新居，看到吊在房间中央的电灯头，我逞英雄地将手指探入灯头的两极，“唆”一下就被击打在地上，爬起来后一生再不敢随便玩弄直流电器。
这是栋两层旧房，住着八户人家。我家住堂屋右边两间最好的正房，同时运来两张大床和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张四方桌、几把椅子，家就安好了。
麓山门四号依山而建，坐东朝西，后面的山叫凤凰山，不高，爬一百余米就到大山顶；凤凰山南头在麓山门近牌楼口路，北尾到桃子湖路，西面麓山公路，东边是桃子湖河大片的水田直至湘江。凤凰山全长二里多；山上石头居多，后来修建荣左水泥公路多开采此山的石子；凤凰山上稀稀拉拉的栽着些颓废干廋的桔子树和难得一见的浅薄菜地。
麓山门四号房前黄土和碎石铺的简易公路，北起荣湾镇，南至左家垄中南矿冶学院，名荣左路，每当汽车驰过，黄灰遮天蔽日，老半天才能尘埃落定。
公路西边有座小山岗，岗上一栋三层小楼，传说古代时，一颗流星落在这里，流星叫文曲星，所以这里就出了个状元，后人建楼以为纪念。山岗本无名，因楼而得了个响亮的名字——魁星楼。
魁星楼南是十多亩荒地，中有一口小水潭，荒地上长满了一米高的杂草，中间一条小路，从麓山门斜插到自卑亭，这是住在麓山门一带的人，往返麓山脚下踩出来的路。荒地上面是湖大修建的能容纳数百人的简易操场，操场西南角上屹立着千年来文人自诩“登高必自卑”的自卑亭，沿自卑亭右边小路经湖大图书馆直到岳麓书院，左边的山路直上岳麓山。
我们喜欢上魁星楼和斜插小路到自卑亭玩，更喜欢的在荒地草丛里躲猫猫。一天，母亲给姐姐一张五十元（即半分钱）钞票到湖大百货门市部买盐，那时的盐200元（0.02）一斤，姐姐拿着把蒲扇，叫上我和宗元说去扑蝴蝶，走上小路，姐姐将钱平放在扇面上，三人一路上捉蜻蜓、扑蝴蝶，到了自卑亭处，扇面上的钱早已不翼而飞，三人返回寻找未果，只得找妈妈再要钱买回盐来。
从麓山门四号朝南走一百多米，折向东走二里就是牌楼口，也叫朱张渡，渡口因朱熹、张栻讲学于长沙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相互交流学术往返渡江而得名，朱张渡是河东河西渡口的总称。长沙人把河东的渡船码头叫灵官渡，河西的渡船码头叫牌楼口；两渡口之间横亘着水陆洲，洲上东西均设船渡码头。
父亲管理着这个小百货门市部，尽管他的工资已不及在国民党政府里工资的十分之一，他对工作始终是全身心的投入，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兢兢业业、日以继夜，足见他为新政权服务的诚意；家里的事务和儿女的教育全是母亲的事，我们很少见到到他，一个月里，父亲难得和我们一起吃几顿饭。
1951年12月到1952年1月，中央相继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城市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3月，父亲被隔离审查，审查期间允许家属探视，三天两头里，母亲便安排我去送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每次见到父亲，他总要详细询问妈妈的身体状况和我们的学习情况，临别时都会反复叮嘱：“告诉妈妈，别着急，审查是政府对我的爱护，我绝对没有问题，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回家。你是男孩中的老大，听妈妈的话，带好两个弟弟。”在我一生的记忆里，只在这几次的探视才体会到父亲的唠叨和柔情，其他留给我的全是严肃、简洁、一语中的和勤奋好学的形象。
果如父亲所言，不到三十天，住在楼上的湖大工友谢伯伯，傍晚时推门进来，悄悄告诉母亲：“李经理的审查结束了，他没有问题，明天就可以回家了。”
母亲很高兴，从严格计划的菜钱里挤出钱买了两包“大前门”香烟。1952年父亲工资220000元（22元），维持一家六口的生活非得精打细算。1953年初父亲工资加到42元，家里又添丁，双喜临门，让父母高兴了好一阵。
第二天，父亲回家了，他一脸的阳光，家里扬溢着难得的、豪放的、自信的成年男人的笑声。而更让我终生不忘的是他那坚毅的神态和对母亲说的话，虽是一知半解，但铿锵的语言让我记忆终生：“就是饿死，我都不会攫取不义之财，有损自己的品德和清誉！”
丰盛的晚饭，其丰盛不过是加了道母亲做的南京口味的红烧肉而已。晚饭后，父亲拢住我们，一脸正气地给我们讲起他的一段往事：
1944年，父亲在全国供销社和全国合作管理局视察任上，下管全重庆28个国有商店和物资工厂，有个商店经理谋求连任，父亲不喝酒，唯一嗜好就是抽点烟，经理投其所好，登门汇报工作，放下两罐香烟匆匆告别，父亲打开罐头盖，里面全是金灿灿的金条，第二天，父亲召开全系统管理人员的大会，怒气冲冲地将两罐金条重重地摔在桌上，呵斥说：“你当我李其坚是什么人，贪官污吏？不管你有什么背景，我都不再用你了！”当场作出开缺的处理。
后来我问过父亲，为什么将我们送到乡下，父亲叹气说：
“我一生清廉，从没有额外的收入，大学毕业后一直搞经济工作，捞钱的机会确实很多，特别是抗战胜利后，经济接收专员大把大把的钱过，而且管理还混乱的很，国民党就是倒台在这腐败上啊！
我坚持自己的信念：克己慎独，人的品德和名誉比什么都重要，无论身处何境，都会独善其身。再说，当时不是还带着你外婆一家人吗？唉！那个时候，我要是真的有钱，也会像同事陈岩松一样，先送你们去台湾了。”
我家就是那种中国传统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几经折腾，家底早已掏空，现在一家七口赖以生存的只靠父亲的月工资42元，好在母亲擅长精打细算，女红也不错，我们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全家人的衣物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
有天妈妈为宗元缝了件新布上衣，他高兴地穿着新衣反复游走，一面得意地说：“你们看，我像不像个小客人？”从此“小客”取代了他“汉英”的乳名。
在新环境里，我很快就和大四五岁的陈婉、张德忠成为好朋友。

谢谢大家！

  入学初小

    湖南大学最早可沿引到宋朝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岳麓书院，历经宋、元、明、清，终为文化教育圣地，1903年清政府改制取名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2月更名省立湖南大学；1937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第1497号指令）改为国立湖南大学，成为当时第十五所国立大学；1946年国立商学院并入；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接管，更名为湖南大学。

    1929年，地方政府在岳麓书院文庙里创建湖南民众学校，招收岳麓山脚下的适龄儿童入学。1950年，湖南民众学校由湖南大学接管，改名为“湖南大学子弟小学”。1953年8月，中央教育部作院系调整，撤消湖南大学，分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和湖南师范学院两所高校。“湖大子弟小学”再更名为“湖南师范学院附属小学”；1974年，湖南大学在岳麓山脚、爱晚亭南桃源村处建立“湖大子弟小学”。两所高校有了各自的小学，其主要服务对象均为本校员工子弟。

    1951年8月，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前往“湖大子弟小学”报考应试，我们轻轻松松地通过了考试，姐姐插班三年级，我入学一年级。

    开学前数日，一到晚上，母亲就会对我重复着听过多次的“东汉孙敬头悬梁、战国苏秦锥刺股、西汉匡衡凿壁偷光、孙康囊萤映雪”等古人发奋学习的故事，讲李白铁杵磨成针的故事。不厌其烦地解读：“‘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摘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是说一起走的三个人中，肯定有自己的老师，向好的品行和行为学习，看到不好的行为就检查对照自己，发现缺点一定要改正。”告诫说：“不求你长大后能做什么官，只要求你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一个品行端正的人。”

    从记事的那天起，我的大脑里只盘旋着母亲讲述的励志奋发、豁达乐观、人穷志不穷的种种故事和人物，从来没听到过悲观颓废、萎靡不振、灰心丧志一类的任何故事，这就注定了我们姐弟五人一生达观积极的性格。

    “湖大子弟小学”设在岳麓书院北边的“文庙”里，文庙依山而建，坐西朝东；自从孔孟学说成为中华文化正朔，孔子成为历代读书人的先师后，各地兴建书院，必建“文庙”，官员每年祭拜孔圣人和古人入书院读书前必祭拜先师；其仪式都在文庙中进行。岳麓书院“文庙”东面是高十数丈的风火墙，南北耸立着两座麻石垒成的雄伟高大的牌楼，是为第一道大门，大门宽约三丈，骑马、八抬大轿可以直接入内。南牌楼正额刻“道冠古今”四字，北牌楼正额刻“德配天地”四字，进入大门，庭院西台阶上设四叶门扇的二门，大门和二门之间是宽敞的庭院，供来朝拜的官员停轿栓马，现在成了子弟小学学生们的游戏场所。

    二门台阶左右各立着个一米多高精美的石狮子，前腿直立，后腿盘坐，雄赳赳气昂昂地拱卫着二门，两个石狮子咀里含着个能转动，却怎么也拿不出来的鸡蛋大小的园石球，入学后我无数次地摆弄它，始终百思不得其解。直到1963年我在丁字湾麻石场看到工匠雕刻石狮，才明白和钦佩石匠巧夺天工的技艺。

    登上二门前十几级石阶梯，二门门楼径深约五米，左右两边各有一间教室；同样下十几级台阶进入正院，正院呈长方形，约一百五十平方米大，位处二门和文庙正殿之间，原是祭拜仪式时学生集合恭立的场所，现在是全校学生集合和几个初小年级学生课间操的场地，全校学生叫它为“大操坪”；两厢南、北走廊宽二米、长约五十米，走廊里面建有间间房屋（原为庙宇管理者和莘莘学子住宿之用），南北各四间大房，大房间面积约六十平方米，正好作间教室，大房间与大房间中夹着小房，小房间共六间，是老师的办公室。

    “大操坪”西底端高处是文庙正殿，“正殿”东下端设两道斜梯，斜梯之中安放座二十几平方米大小的花岗岩浮雕，浮雕雕刻着一条活灵活现的龙，龙头昂首向东方、龙身盘旋四周，浮雕南北两侧是十几级麻石台阶，上了台阶后方能逾越正殿正门，南北走廊里也建有台阶通往正殿的檐阶。

    正殿共三层，原来一楼是供奉孔子的大堂，二楼是供奉朱熹、张栻等其他人的厅室，三楼是藏书阁。现在“湖大子弟小学”一层做了礼堂，二楼做活动室，三楼仍是图书室，只是书籍完全的不同了；正殿后面还有几间杂房，修整后也做了教室，1956年后学生增加，学校便在文庙后面的山坡上建造了数间新教室。

    “文庙”北石坊外四米处有一个小水塘，水塘中建了座茅草亭，不久成了师范学院生物系的领地，水潭放干了水，养着数只猴子，自从有了猴子，这里便成了我们最喜欢停留的景点。“文庙”外南几十米外也有个同样大小的水塘，塘中心亦建了座茅草盖顶的小亭，潭中的水来自爱晚亭山泉，四季清澈见底。

    岳麓山上的泉水长流不息，每到春季雨水多时，坐在教室里就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再听听整齐悦耳的童音读书声，真如古人联境：“书院书声，掩卷难忘南宋子；名山名寺，流泉长洗古今愁。”

    “文庙”进二门登正殿的北走廊，开着扇二米宽的门，通往岳麓书院半学斋；正殿后杂屋东侧亦有一扇小门直通爱晚亭。四周没有其他的建筑，只有参天的古树和翠绿的草丛，环境特别的幽静和清雅，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每天上下学，必经岳麓书院赫曦台，赫曦台南北两边各有一片小树林，面积不足六十平方，放学后，那片树林成了我们实践元帅和将军的游戏战场。

    开学的第一堂课文、学会的第一首歌至今音犹在耳！

    我背着新书包，不时摩挲着新发的书本和新文具盒，心底充满着幻想和快乐、好奇和忐忑，跟着姐姐从魁星楼北边的小路蹦蹦跳跳地跑进学校大门。怯生生地走进教室，怯生生地坐在课桌前，怯生生地翻开课本，用几乎小得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跟着老师读课文：

    “开学了，大家来上学！”

    第一周里学会了唱《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谁也不能低估教育的力量，这首歌左右了我四十年，那么笃信，那么虔诚，即使是身处人生的最低谷，即使是受到不公平的非人待遇和打击，我对领袖的崇拜和信仰始终没有动摇过，为之贡献生命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过。

    进入学校，接触到了老师慈祥的脸庞、严肃的教诲，还有同学们的幽默表情、风趣话语和关切问候，都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快乐。与生俱来的热情真诚的性格很快得到充分的发挥，融入集体，结交了扬子元、金声震等等许多朋友。那儿时的琅琅读书声、同学欢笑声、老师讲课声一生都萦绕在我的耳边，令我兴奋、令我年轻。小学的生活多姿多彩，有时像欢乐的小鸟，有时像霜打的茄子，有时像昂扬的斗士，有时像得胜的将军，件件往事永远荡漾在记忆的海洋里。

    一年级课本上的字，母亲全都教过，读来就毫不费力，加上幼年在家里受到的良好教育，自然成了班上的优等生。那时学校布置的作业少，考试只有期中和期末两种，我总是抢在老师布置作业时做家庭作业，放学回家剩下的就是玩，过得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进入三年级，班上有了少年儿童队组织（1954年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规定吸收年满九岁、品学兼优的学生，入队由个人申请，班级儿童队辅导老师主持大会，经全班同学举手表决，有半数以上同学赞成才能上报校儿童队组织，获得批准才能入队。一个班里的少先队员是少数，特别是刚跨入三年级的班级，少先队员就是凤毛麟角了，所以少年们都以带上红领巾为荣。

    那时我八岁零三个月，按规定不能入队，但我提交申请书后，很快获得了批准，与同班五位同学在大礼堂里宣誓：“时刻准备着”。面对队旗，我心中充满着自豪，一股前所未有的神圣感在胸中涌动，朦胧的理想油然而生，加入青年团、加入共产党成了我的终极目标。入队宣誓后，辅导老师指定我担任三年级乙班刚组建的儿童队小队长，我的心情激动而紧张，激动的是突如其来荣誉落到了我的头上；紧张是同学年龄都比我大，我怎么领导他们呀。老师看出我的忐忑，对我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只要你热爱班集体，友爱同学，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威信是能够树立起来的。”自系上红领巾，特别是佩带了一杠臂章，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几十双稚嫩的羡慕眼神和大家的亲热态度。

    自此，我像上了发条，抢着打扫卫生、整理教室，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课外活动。我记忆尤深的得意之作是：一、代表班级参加全校朗诵比赛，朗诵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获得优胜奖；二、在湖南大学大礼堂里，面对几所小学的师生和家长，表演班级自编自排的话剧《一个黑板刷》，旨在倡导学生爱护公物。

    三年一期，我的心底是那么的纯真，希望是那么的美好；生活在掌声和赞扬声中，正是这种状况，让我飘飘然了，以至在三年二期生出几个反复来。

    小学里最恐怖的事是看见了死人，一天课间听说爱晚亭水塘里淹死了人，同学们争先恐后从学校左边小门穿岳麓书院奔向爱晚亭，我随着人流到塘边，一男一女相拥，颈部拴着根大石头的绳子，安静地睡在水底，池塘的水不足一米深。看后，我连续做了一个多星期的恶梦。

    “文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才回归岳麓书院，两边池潭早已干涸，潺潺流水声早已湮灭，学校早已迁移，稚童读书声早已消失，换来的是门房票价牌和游客的喧哗声，是面目全非的书院，还有那动人心魂的隐约铜钱叮咚响。

    上世纪末，我再次来到和岳麓书院一起被圈禁起来的“文庙”，隔着铁门朝里观看了很久，心中涌出了许多的感慨，便作了两首诗。

    题岳麓书院、

    一

    十里山溪绕石礅，千年书院今尤存。

    学斋堂厅旧颜改，庭院古樟毁无痕。

    票房楼阁辉相映，虔诚调侃两共存。

    端严肃穆育人地，处处铜钱扰朱魂。

    二

    题岳麓书院·五律

    漫步儿时路，沉吟人黯伤；新潮无岳麓，复古有残墙；

    楼阁非书院，碑文见旧章；赫曦台上静，独自忆朱张。

  母亲的泪

    1953年4月，第一次看见母亲极度伤心的流泪，那泪如同金刚钻在我的脑海里镌刻下永不磨灭的记忆。从此，凡我行事，如果有点背道离经的话，肯定会仔细地衡量，事后会不会引起母亲的伤心、母亲会不会因此而落泪。如果会，即使是诱惑再大，利益再大，我也会戛然而止的。

    麓山门四号是一幢二层的小楼房，共有二十多间住房和杂屋，先住了八户人家，随着湖南大学总务处招兵买马，不断安排职工陆续挤进这栋楼，住户曾加了一倍，有的一户人家住一间住房，堂屋和厨房为共用。

    十几户人家有大大小小的孩子二十多个。每个星期天是这幢楼房最吵闹的日子，一楼正中前后的两间堂屋，是孩子们的娱乐天地。前厅堂屋光亮宽敞，屋里没放任何家具和其他物件；后堂屋小而黑，前壁的楼梯还占去三分之一的地方，楼梯下堆满着几家人不常用的杂物。跳房子、跳绳……游戏通常在前屋进行，打游击、躲猫猫、抓强盗……则在后屋玩，所以前厅女孩多，后屋男孩多。

    住在二楼的陈婉是家中独女，她美丽、温柔、手巧，第一次见到她，就有种强烈的仰慕和依恋。相识后，她的住房是最吸引我的地方，除开带弟弟们玩，有空就跑上楼去找她。小时候母亲教会我叠纸鹤、船、亭子、衣服等纸玩具，对叠纸我一直有兴趣，陈婉会叠纸，妈妈教的她全会，妈妈不会的纸叠汽车、太师椅等玩具是她传授给我的，至今我还能用纸叠出酷似的太师椅子来。

    一天，我带着八岁以下的六、七个男孩在后堂屋里玩瞎子摸人，十四岁的初中女生陈婉带着几个女孩在前屋跳房子。一间十个平方的小屋是无法笼罩住七、八个男孩的躁动，总有人摸着摸着就跑到了前屋，每次都被陈婉呵斥着推回后屋。

    轮到我蒙眼做瞎子摸人了，张兆其牵着我原地转了几圈，把我推向屋中央，喊了声：“开始！”我略略抑制住晕眩，侧耳辨听着同伴躲避的声响，双手在空中乱舞，不知道什么时候，竟摸到了前面的大堂屋里，听到前方的“咚咚”脚步声，猛扑了过去，一把抱住高兴地大叫：“抓住了，抓住了！”

    “啪！”我头上不轻不重的挨了一巴掌，接着听得一声斥喝：“放开我，讨厌鬼！”我松开手，一把抓下蒙着眼睛的布，怒视着拍我头顶的人，是陈婉，陈婉比我高一头多，她笑着俯视着我，为刚才的巴掌，脸呈歉意，轻声说：“你们老是跑到前面来，害得我们房子都跳不成了。”说完又伸手在我头上轻昵地拍拍。

    在乡下常听大人们说：男孩头被女孩拍了会长不高。一想到这，我怒火中烧，抬脚便朝陈婉的小腿面狠狠踢去。

    “哎哟！”陈婉痛得大叫起来，她一把抓住了我，忿忿地说：“我拍你一下又不重，你太野蛮了，这么死命的踢我。”

    “哪个要你拍我的头？”我抓着陈婉的上衣拳打脚踢，挨了好几下的陈婉很生气，说：“你就是个疯子！”她伸长长臂按住我的前胸，将我死死地按压在墙上，任我拼命挣扎、乱打乱踢，怎们也够不着她，急得我哇哇大哭。

    “陈婉，放手吧，让他回去！”不知什么时候小同伴叫来我的母亲，妈妈面带笑容，轻声对陈婉说。

    “李妈妈，我冒打他，只是抵着他免得他打我。”

    母亲走到陈婉身边，蹲下身来，拉起陈婉的裤脚，用手轻轻的揉了揉陈婉小腿的红肿处说：“知道、知道，你从没有打过弟弟妹妹们，是他调皮了。”

    陈婉松开手，转身上楼去了。

    “回去！”母亲向站在墙边的我厉声喝道。

    一进家门，母亲把我叫到桌边问：“说，为什么打架？”

    “是她先打我的。”我愤愤地说。

    “我问了，也看了。才八岁就这样野蛮凶狠，长大了还不翻天！”妈妈的脸严肃的像铁面包公，冷峻而威严，这是我从懂事以来从未看到的脸，我怕了，不敢再顶嘴，低下头以沉默来表示我的不服。

    “从小教你温良谦让，告诉你‘让人不折之（吃亏意），过后讨便宜！’你这样顽劣，怎么做三个弟弟的榜样？”

    “……”我一声不吭。

    “陈婉平日对你那么好，带你玩，教你叠东西，一点不如意就反目成仇，全然不记别人的好处！心也太狼了，一脚把她的小腿都踢青了，长大还不会去杀人！学好千日不足，学坏一日有余！说，该怎么处罚你？”

    “谁叫她先打我的头！”我横亘着脖子，轻轻抢白一句。

    母亲见我没有丝毫认错的意思，态度还这样的横蛮，便从抽屉里拿出量衣的竹尺，抓过我的手腕说：“伸开手掌，给你点教训，让你长长记性。”

    我紧紧攥着拳头，不肯伸开手掌。

    “啪！”一尺子打在我拳曲的手指关节上，痛得钻心。

    “哇——。”我大哭起来，不敢再攥着拳头，伸直了手掌，抽噎着依旧不服地反驳：“是她先打我头的。”

    “啪、啪、啪、……。”手掌心接二连三地落下竹尺，而且一板比一板重。

    “你犟，还犟，错了不承认，不悔过。今天不把你矫过来，会害你一辈子。”母亲的眼圈气红了，不停地用力抽打我的手掌心。

    “妈妈，莫打了，莫打了。”二个弟弟在旁边替我讨饶。

    “让他说，今天错没错，今后还打架不？”妈妈停住抽打，说：“你们都听好了，今后无论有理还是没有理，只要打架，我就打你们，一直打到你们认错为止。”说完又扬起手中的竹尺。

    我终于屈服了，认了错，作了保证，含泪轻轻摩挲着红肿的右手掌。

    深夜，我似睡非睡中感到一股暖流在隐隐作痛的手心中滑动，睁开眼，看见母亲捧着我的手，嘴几乎是贴在手掌上，轻轻地哈着，眼里的泪如雨滴洒落在她的衣袖上和我的被单上。

    见我睁开眼，母亲低声问：“还痛不？”她继续说：

    “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啊！古时候，有个小孩很小的时候偷了根绣花针，做娘的不批评，反而说他有出息，放任自流，渐渐到偷金偷银，越偷越大，犯下死罪，直到杀头的那天，才明白是妈妈从小的纵容，才导致今天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对妈妈说想吃最后一口奶，一口咬下妈妈的奶头说出了心中的懊悔。临死才幡然悔悟，一切都晚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她妈妈心比他要苦啊。

    哪个做娘的想打自己的孩子，十年植树，百年育人，从小不教你学好，长大就迟了。教孩子也同补衣一样，小洞不补，大来一尺五啊，小毛病不改，坏品行成性了又怎么改得了呢？你才八岁，就这样横蛮、心狠，将来还得了。今后切莫学横蛮不讲理，就是得理，也要学会让人，让他自己去想。记住你外公经常说的：‘让人不折之（吃亏），过后讨便宜。’让人是心地善良的表现，你能让人、别人也会让你的。今天的事，你就不想想陈婉平日对你的好，就是一脚，要是这一脚踢在你的小腿上、踢青了，你痛不痛？……”

    母亲断断续续的讲了好多、好多的话，她的泪也始终如涌泉，没有片刻的中止。从来没有看见过母亲这样的悲伤、哭泣，我惊呆了，此时，脑袋里的全是母亲的泪水在翻腾。

    第一次挨打，虽痛、那也只是一阵子的事，而妈妈的眼泪却完全浸透了我的三魂七魄，那刚刚萌生的雄性荷尔蒙中的野性在母亲的泪水下彻底浇灭了。

  旷课逃学

    1953年元旦最小的弟弟宗平出生，母亲一面照顾吃奶的婴儿，一面照顾两岁到十岁四个儿女的吃穿洗漱，幸亏姐姐懂事早，她从八所开始就能煮饭洗衣，成了母亲最好的帮手。由于母亲的繁忙，放松了对我的监督，让我钻了空子。兼之在校总是千篇一律的上课、下课，毫无新意，三年二期的心就不安分了。

    “妈，我上学去了。”匆匆放下碗筷，我拿起书包向外走。

    “泉生，同姐姐一道走吧。”忙着照顾小弟弟的母亲应道，母亲的话音未了，我已经一溜烟跑远了。

    出门越过马路，跑过二十余米的灌木丛，钻进魁星楼山岗下的防空洞，那是个浅浅的洞，能容纳十余人坐卧，听邻居张兆其的父亲说，洞是在日寇轰炸长沙时，他们兄弟两人为躲避飞机炸弹挖下来的，正好能躲进他们俩家十一口人。现在防空洞成了孩子们游戏的好地方。

    我猫在洞口朝马路上偷偷观望，看见姐姐不慌不忙地走过去了，便取下书包丢在洞里的干草上，走出洞来，在空地上直竖两块红砖，然后在十步远外的地上划一条直线，人站在直线外用半块砖头瞄准竖立的红砖抛去，一次一次地练习着。

    这种游戏叫打跪碑，凡是打倒竖立的红砖，就可以刮对手的鼻子，我年纪小，常常被刮鼻子，为报仇雪恨，便躲到这里练习手法，玩了两天，竟深深迷上这个了游戏，什么上课读书，什么班集体、儿童队的活动全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逃学旷课来练习掷砖的准头，以求一雪前耻。

    练了半个小时，失学两年多的邻居张德忠来了，他十二岁多，是我近期最好的玩伴。打过招呼后，两人摩拳擦掌地鏖战起来，由于二天的苦练，我的战绩好过张德忠，每当他伸过鼻子来时，心里的畅快难以言表。玩过打跪碑，再玩其他的游戏，直玩到俩人精疲力竭，才坐在洞口阴凉的地方休息片刻。他一直向我灌输“读书最冒得味，我看书就头痛，看到那些作业就想死；想玩就玩、想睡就睡真痛快”的自由自在的情景，还真的吸引住我，我高兴地随声附和着他的谬论。无拘无束中，我学会了弹玻璃球、拍油板、扇洋菩萨、打三角板等等从前见过而从没玩过的许多游戏，心里特别的爽，尤其是今天在打跪碑的战斗中大获全胜，洋洋自得中，便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玩具汽车，玩具小巧玲珑、形象逼真，在平地上轻轻一推，小汽车跑出了数米远。

    张德忠一把夺过玩具汽车，贪婪地观摩着，羡慕地问：“这是哪来的？”

    “我爸爸给我买的。”我得意地说。

    “我不信，你又不是阔少爷，哪有钱买这个？”

    ……

    玩起来不知道时间，也不知道饿，中饭没吃，一晃到了下午，玩兴正酣时，听见姐姐在山岗前喊：“宗凡，妈妈叫你回家。”

    我站起身，拍拍衣裤上的灰尘，拿起书包走下山岗。

    姐姐问我：“你逃学了吧？”

    我知道事情已经暴露，低着头跟着姐姐回了家，进门就看见阴沉着脸的母亲，她正在照料半岁多的小弟弟。

    我怯生生地喊了声：“妈妈。”

    母亲头也没抬，说：“中饭没吃吧，饭热在锅里，先去吃点。”

    今天父亲准时下班，吃晚饭时，我不时偷看父亲的脸，父亲的脸同平常一样平静，只是比往日多了几分严肃，我心里发虚，忐忑不安，放下碗独自偷偷溜了出去，跑过门前的荒地和湖南大学简易操场，在自卑亭旁徘徊。没多久，看见父亲朝我这里走来了，我转身向岳麓山上跑去，父亲加快了步伐，高声喊到：

    “老二，不要跑，回来把事情说清楚就行。”

    我边跑边回头说：“我不回来，你会打我的。”

    “我不追你了，也保证不打你，但你要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讲清楚。”

    从小到大，父亲从来没有骂过我们，更不说打人了；而且我知道父亲说一不二，于是站住了，在离父亲二十步远处看着他，一言不发。

    父亲走过来，拉住我的手，将我牵到自卑亭前，在一张石凳上坐下，转脸问我：“说吧，这两天你都做了些什么？你姐姐带回老师的字条，说你旷课两天了，都干了去了？还有，你书包里的小汽车是哪来的？”

    我低着头，眼睛盯着脚尖，一声不吭。

    父亲拉拉我的手，和气地说：“老二，你也坐吧。我们在外面说清了再回家，只要你今后不再犯错误，还是个好孩子、好学生。”

    我低头沉默着，父亲始终不急不躁，微笑地说：

    “没有人不犯错误的，古代孔圣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说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好人，就不犯错误，犯了错要知错改错，那就是个好人。你自己讲这两天的事，只有认识了错误才能真正地改正错误。”

    我知道错了，羞愧地哭了，抽泣着说：

    “原来张德忠欺负我们，我和弟弟同他打了一架，从打架后，他就对我好，带着我玩，教会我玩一些从来没玩过的游戏，这两天着了魔，就逃学了。”

    “玩些什么游戏？”

    “打油版、弹子、跪碑……。”

    “玩这些游戏不好，一是不卫生，老在地上摸，手上尽细菌又往嘴上抹，很容易生病的；二是两人争输赢，赢些弹子油板，这么小养成赌博心理是很危险的事；三是赌博容易发生争吵，一时克制不了就会酿成大祸，这种例子在过去很多，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希望你今后不再玩这些不健康的游戏，更不能赌博！学学下棋、玩玩乐器，玩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游戏，不好吗？”……

    听着他的教诲，很多道理是长大后才弄懂的，但此时我明白了什么游戏健康、什么游戏不健康，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犯错能改还是好孩子的道理。

    我诚恳地向父亲做出保证，答应回学校一定交出深刻的检讨书。从此以后，我再没有涉猎过这类游戏，一生也从不参与任何大小的赌博。

    逃学的事情解决了，父亲转而问我：“小汽车呢？它是谁的？”

    我结结巴巴红着脸说：

    “在学校里，看见同学的一个玩具汽车，羡慕得要命，就拿了妈妈抽屉里的五毛钱，自己在百货商店买的。”

    “拿钱你妈妈知道吗？”

    “不知道。”

    “知是这是什么行为吗？是偷窃行为！是人最不应该犯的错误。男孩里你是老大，弟弟们小，没有辨别好坏的能力，你的一言一行会影响着弟弟们的，你说，这种逃学、偷钱的行为，会给弟弟带来好的还是坏的影响？你快九岁了，该懂事了，做个好孩子，成为三个弟弟的榜样。你妈妈带你们五个不容易，我的工作忙，很少做家务和照顾你们，全家靠你妈妈一双手，让我们家过得安宁康乐。你姐姐大你二岁，你看她帮妈妈做多少事，你却尽帮倒忙。你刚出生几个月，得了急性肺炎，住院四十天，你妈妈四十天没挨过床，整夜整夜抱着你在病房里踱步，就是为让你睡得安稳，病好了，你妈妈廋得失去了人形。现在你小弟弟才几个月，你再制造一些问题出来，你妈妈就是累不死，也会被你气死，学学你姐姐，主动帮妈妈带好宗元、宗亮两个弟弟。”

    接着，父亲讲了许多古今社会上道德品质方面的故事，虽然我听得三知七不解，但奉公守法、遵章守纪的教诲已深入骨髓。

    我抽噎着说：“我错了，我改、保证改！”

    “好，我相信你！是男子汉就要记住：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出的话一定要兑现，记住你身上的责任！记住做弟弟们的榜样，平常回家学你姐姐帮妈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不要让妈妈再为你操心了。你妈那里，自己找时间去认个错。好了，今天的话今天止，今后谁也不提了！”

    一个多小时后，父亲结束了谈话，牵着我的手回了家。

    我原原本本向母亲陈述了两件事情的经过，恳切地承认了错误。

    母亲始终面带微笑，耐心听我讲完，眼睛直视着我，语重深长地说：

    “泉生，我从不主张体罚，既然不打你，你就该更自觉。你爸爸把事情全告诉了我，今后我要看你的表现。记住小时候给你讲的那些故事，记住那个临被砍头的青年为什么咬下他妈妈的奶头；从小不走正道，到铸成大错时就悔之晚矣，今天严格要求你，是爱护你，是为了你的将来。好的品行是从小养成的，交朋友一定要看他的品行，古话说‘跟好学好，跟叫花子学讨’，你要吸取教训，再莫犯错了，给弟弟们做个榜样。”

    那时的五角钱是一个大人二天半的伙食钱，可以买三十个鸡蛋，买九斤多大米，对月收入42元的七口之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生活费。

    父亲没说一句惋惜那五角钱的话，也没有当着姐姐和弟弟们的面教训我，在整个谈话中责骂都没有一句，只是在不断地讲道理，讲古人品德的事例，他把古人的话和故事尽量用我能理解的语言来述叙，这是父亲在我一生中唯一的教导，懂事后我终于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他给人自尊心的尊重以及对小孩循循诱导的方法，成为我做人的准则之一；父亲给我的“责任和榜样”，束缚了我的一生。

    母亲生小弟弟后，心悸病加重了，经常反胃，反胃时呕吐出大量清水。

    湖大的唐老中医诊脉后说：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老病、生孩子，身体更虚了，有个简单的方子能暂时克制心动过速，多用点猪油煎二个糖心荷包蛋，吃下效果明显，但只是救急的法子。关键还在加强营养和吃中药。

    为增加母亲的营养，父亲戒掉抽了二十多年的香烟，从前父亲抽哈德门类似的高级香烟，1950年后他总抽最便宜的简包香烟，每月二元多钱，节约下的钱可给母亲卖近200个鸡蛋（鸡蛋只0.015元一个）。那时的生活虽清贫，却很惬意，一家人和和睦睦，父慈母严，我们姐弟都是闻名湖大学区品学双优的小学生，所以常邻居来向母亲讨教教育子女的方法。

家庭巨变

    1953年末，我家从麓山门四号搬到岳麓山脚国营新华书店后面的麓山馆2号，距离父亲上班的湖大百货门市部仅五十米远，中隔一条简易的上山公路，公路通向岳麓山爱晚亭和云麓宫等各景点，顺公路上行四百米，朝右转进二里路到爱晚亭，直接上行是一条狭窄的山路，直达白鹤泉、麓山寺和云麓宫，从爱晚亭的岔道口到麓山寺的中间地带，路左有座九十多平方米大的青砖青瓦、砖木结构的建筑物，正门上悬“湖南省会警察纪念堂”牌匾，下书“民国二十年乙亥八月长沙周翰题”一排小字（周翰时任省会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这栋楼房在1941年长沙抗击日寇的战争时期曾是第九战区炮兵指挥所。之后空置了好多年,二十一世纪初修缮，2005年8月才被定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从自卑亭向上，走约一公里长的平坦大道达小桃园水潭，过此，大路成斜面始为登山路。这条一公里大道的两边是湖大校区最繁华的地方：新华书店、理发店、邮政局、酒店、包子铺、南货食杂店、陶瓷店、国营粮油店和湖大百货门市部等等商家云集，商店门前的零星散落着些个体小贩摊位，方圆五里就这么个商业区，平日里顾客盈门，热闹异常。商业区里最气派的是“湖大百货门市部”，每次从大道上经过，我总要自豪地看看父亲一笔一竖写上去的门额。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中国和苏联的蜜月期，我国各行各业的管理工作全参照苏联经济运营模式，四十多岁的父亲为能更有效的工作，买了本俄汉字典和许多俄文书籍自学起俄文来，我们家除了小学生的读书声，增添了带有磁性极富感染力低沉婉转我们根本听不懂的男低音，常令我如听天籁而放下自己的书本。

    1951年，湖南大学校长李达主持审定兴建由柳士英教授设计的湖南大学大礼堂，定址在岳麓书院正东几十米远的荒地上，那栋结合中西建筑风格的湖南大学大礼堂1953年竣工。

    父亲至始至终参加了大礼堂的筹建和施工管理。在大礼堂建设的二年多里，父亲基本上食宿在工地上，不是回家替换衣裤根本就见不着他的人影。妈妈不放心，就总叫我们上学途中顺便看看他、问问他有什么需要，在大礼堂封顶施工的阶段里，父亲连续二十多天没回家换衣裤了，母亲说他身上肯定臭了，又要我拿着几件洗干净的衣裤去找他，弟弟宗元吵着闹着要去，我和弟弟来到工地，在外围找了一圈没看到人，我要弟弟大声喊“爸爸”，无人应答，只好两个人齐声喊，他终于从三楼窗口探出头来向下看，见到我们便大声问：“你们来做什么？回去告诉妈妈，我很好，还有十天就能回家了，你们要听妈妈的话。”我大声问：“衣服怎么办？”他说：“交给下面的工友就是，快回去吧。”说完头就缩了回去，我们连他的脸都没有看清，连他平日最喜欢的弟弟都不多看一眼多说一句话，就忙他的工作去了，这种敬业的精神对我影响至深。2013年，湖南大学二院（今物理实验楼）、老图书馆、科学馆（今行政办公楼）、工程馆、胜利斋、学生一舍、学生七舍、学生九舍等早期建筑群连同大礼堂，都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湖大百货门市部朝前走五十余米，右边山坡上是湖大卫生科，左边有个小山塘，沿左边小路走进山谷里的小桃园村，这是湖大职工家属居住的村落。

    经过逃学凤波，我断绝了与张德忠的交往，主动向老师承认了错误并写下保证书，恢复了逃学前的积极性，与同学们的交往比过去还要融洽和谐，学校内外听到的全是赞扬声，小小的自尊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1955年9月7日深夜，我在熟睡中被一阵劈劈叭叭翻箱倒柜的声音吵醒，揉着蓬松的眼，从里屋走到外屋，立刻就惊呆了，父亲双手锁着一副亮澄澄的手铐，西装短裤的皮带没扣，裤子半挂在腰上，露出里面的内裤，父亲低着头站在屋角，身傍站着俩个紧握手枪的警察，房间里四、五个警察在查抄证据。

    母亲抱着二岁多的弟弟坐在床上，惊恐无声地哭泣着。

    不知过了多久时间，一个警察喊我：“喂，小孩，去帮他扣上皮带。”他指指我又指指父亲，我胆怯地走上前，把父亲的裤子提上扣好皮带，立即逃回母亲的床边，惊恐地木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警察带走了父亲，带走了抄出来的一大捆古文书、俄文书，带走了父亲的所有教案手稿、工作笔记以及日记、随笔和往来信件。总之，有文字的东西只剩下我们的课本和作业本。警察对抄到的俄文书籍如获至宝，我听到领队的警察兴奋无比地说：“好家伙，到底是大特务，有这么多美国书，千万小心，一定保护好这些证据，出了问题谁也负不起责。”

    警察走了，父亲走了，我的希望、自信和快乐也跟着走了！

    我听不到母亲和弟弟的哭泣声，满脑子里都是“明天怎样见人！明天怎样去学校”的焦虑，无地自容的羞辱感爬上十岁少年的心头，是那么的强烈、那么的清晰，以致死死地纠缠了我整整二十年。

    母亲最先止住了泪，招呼着我们上床睡觉，她说从警察进门到出门前后只有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在我眼前是整整一个世纪，那么惊悚、那么漫长！一夜里发生的家庭巨变，使我们十二岁、十岁、八岁不谙世事的少年，顷刻变得成熟起来，那种成熟，回想起来是那样的悲凉痛苦！

    第二天，昨夜抓了个大特务的消息传遍了湖大校区的每个角落。

    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总有人当面问我：“你爸爸是不是大特务？是不是被抓走了？”这是我最怕回答的问题啊！回避不了又难于启齿，真恨不得有条地缝立即钻了进去。而背后的指指点点，和特意让我听到的轻蔑就更多了：“看，那就是大特务的儿子。”……我强烈意识到自己的头再也抬不起了、自己永远比别人矮一等，从前的快乐和任性永远不再有了！

    9月9号开学，我一直在家里磨蹭着，几次同妈妈说不去上学了，母亲忧伤而犀利地瞪着我说：“不上学，去打流！越是这样你就越要好好读书，莫让人看不起。你是你，你爸爸是你爸爸。”我迟疑了很久很久，怀着异常沉重的羞涩和自卑，拖着宛若千斤的脚走向学校，一路上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

    语文老师李玉是班主任，她讲课不紧不忙，生动有趣，常以故事的形式来讲述语文的重要性。我记了一辈子的是她讲的巧妙运用标点符号的故事，这故事我也无数次对人讲过：“一个大雨天，几个赶路的人躲进一家商店，古代都有收留路人的美德，但这个店老板不愿意收留躲雨的人，看看天渐渐黑下来，大雨依旧倾盆，老板不好意思直接把人赶出去，于是在门板上写下‘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十个大字。客人们一看，知趣地打算冒雨离开，有个读书人劝说：‘先别走，我有办法让主人留下我们。’于是，他用笔在十个大字中标下几个符号，这句话就变成‘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主人读过点书，也非常尊敬读书人，见到修改后、意思完全变了的句子，很高兴，就留下他们住下了。”

    数学老师杨玉鹤，瘦高个，河北人，北方话娓娓动听，她上算术课像讲故事一样，我最喜欢上她的课，算术成绩也最好。我家遭变故后，杨老师经常光顾我家的摊位，买点花生瓜子，常劝慰母亲，五十年后，母亲记得她，常对我讲：“你们小学的杨老师真好，她常说宗明刻苦，宗凡聪明，都是难得的好学生！”

    两位老师关切的眼神，温和鼓励的语言，温暖了我胆怯的心，给了我人生转折中最关键的影响，因为我以后遭遇到磨难和坎坷、思想艾莫而心死之际，都回避不了两位老师温和亲切的目光，是她们使我始终相信人性的善良。

    但是现实的欺凌谁也回避不了啊。

    本来天真活泼的姐弟五人，从此喜欢躲避在家里，害怕别人歧视的眼光，害怕别人的辱骂，可是这些它偏偏来了。

    遭受的第一次欺凌是在开学的第二周，课间同桌谢克平，附在我耳边轻轻说：“张开嘴，张开嘴给我看看。”我顺从地张开嘴，他伸手掐住我的下巴，凑近朝着我嘴里吐口水，一阵恶心，我哭着跑到教室后面的痰盂边呕吐起来。

    老师批评谢克平，他却大声说：“谁叫他是特务的崽！”

    五年级时，我值日，指挥少先队中队整队，发令后回到前排我的位置，等候辅导老师讲话。排在左边的同学朱晨阳，冲着我诡秘的笑笑，伸头在我耳边一字一顿有力低声斥责说：“得什么色？反革命分子的崽。”

    我委屈的哭出声来，老师问：“李宗凡，发生了什么事？”

    我哭得更伤心了，好久才说：“朱晨阳骂我。”

    朱晨阳一副不屑的轻蔑：“你说、你说，我骂你什么？”

    我怎么说得出口啊！只是抽噎着。

    老师反复问朱晨阳“你骂他什么？”

    朱晨阳得意地说：“我冒骂他，只说他是反革命分子的崽。”

    从此，为逃避辱骂，为自尊，为自保，我再也不出头露面了，班上活跃的优等生李宗凡消失了，沉默寡言的李宗凡诞生了，第一次想找个没有伤害、没有屈辱的地方躲起来，第一次产生对学校的厌恶。

    此后，我对功课抱着应付的态度，对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三侠五义》、《水浒》、《封神榜》等古典小说就是在这段时期里囫囵吞枣地读下去的，有天母亲见我读《西游记》，她放下手中编织的毛线衣，说：“老话讲‘看了西游记，到老不成器；看了封神榜，到老会扯谎。’虽然我不赞成这句话，你才十一岁，读这种书早了些，里面的字一半不认识，能理解其意吗？课外书不是不能看，得分清个主次，老二，你的成绩退步了，该好好向你姐姐学习，抓紧赶上来。”这段话我虽记忆尤深，但对少年的我作用不大，因为我始终想着快长大、快离开学校，不再在乎学习成绩、优等生、班干部了。信奉“三分好，三分好；不留级，不补考；不摸黑，不起早”的三字箴言，一个时代的顺口溜跟完了我的学生年代。

    沉默、胆怯、逃避、甚至自暴自弃的性格渐渐在我身上兹长，影响了我好多年，以至花了好大的力气，才跌跌跘跘的走在正道上。

  艰难求生

    1955年9月10日,父亲被捕三天后，湖南大学下达开除父亲公职的通知书，总务处派人结算父亲的工资，发放父亲九月份的工资，其中扣除父亲八月借支20元，将剩余的27元钱和工资清单一并交给了母亲，就此了断了父亲与湖南大学从1949年10月到1055年9月整整六年的工作关系。

    现在，这27钱就是我家六口人生存的全部资产！

    母亲哭过了，急过了，毅然抹去眼泪，拖着一条半残的腿，一瘸一拐奔走在教职员工的宿舍区和家属区，承接他们换洗的衣裤和被褥，来获取些许收入。当时洗涤的工钱价格是：里衣裤一件0.03元；罩衣裤一件0.05元；单人床单0.06元；双人床单0.1元；最贵被褥一床0,15元，因为被褥洗后要浆米汤。收来的脏衣物须记清楚人家，送错了和遗失都得由自己承担责任。

    湖大的教职员工中有父亲一起教书、工作的老师和同事，所以常有好心人多找些衣物交给母亲，多给几分钱的工钱。湖大校区里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不少，多为家庭主妇，当时男人的工资普遍偏低，有三个孩子的家厅，经济常捉襟见肘，健壮点的妇人就从事洗涤，挣钱贴补家用。收洗脏衣物的活不是天天有，母亲却从不走空，有几次母亲脚痛得厉害时，便让姐姐带着我去挨家收集脏衣物和送回干净衣裤。接回的衣物全靠手工搓洗，没有自来水，从前吃水是父亲从一里多外的井里担回来，现在就靠姐姐和我抬水了，洗衣用水更多，每天我和姐姐往返抬水几十趟，到收工时，我俩都累得瘫软了，母亲则更累，一天洗十几件衣裤，手泡得雪白没有了血色，从矮凳上起来还需我和姐姐一左一右搀扶。这样每天能收入七、八角钱，不然那仅有27元钱怎能支撑六口人的生存。

    所以母亲说：“只要勤快，饿不死人的！”

    邻居湖大工人龙伯伯，总是不声不响地挑满我家的水缸，每天洗衣洗被褥，用水量很大，而我家的水缸始终是满的。龙妈妈看见母亲得闲时，就会来家里劝慰、鼓励妈妈，她们的女儿七、八岁的龙淑媛，不像有的少年、儿童一样歧视我们，反而比过去更亲密。两家的友谊一直维系到1979年，我安家在河东，几个弟弟上山下乡了，不知不觉中疏断了往来。

    1955年9月14日，姑母风尘勃勃的从千里之外的合肥赶到长沙，随身带来舅舅的信，舅舅在信中宽慰母亲，郑重承诺会尽其所能帮助我家。舅舅、姑妈（舅妈）一诺千金，他们资助我家整整十年，直到我和姐姐参加工作三年后的1964年才停止寄钱给母亲。当时舅舅家里也不宽裕，他的月工资只有四十余元，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大表哥1953年辍学到安徽东关的一家工厂当学徒；家中还有外婆、表姐、小表哥和姑妈，日子同样过得挺艰难的。

    姑母同母亲一见面，俩人抱头痛哭，撕心裂肺的哭声至今仍刺痛我的心！

    姑妈止住泪说：“嫂嫂，莫哭了，我们一起商量以后怎么过吧！”

    要独自抚养从二岁到十二岁的五个没成年子女，对一个身体健全的妇女讲也是极其沉重的担子，更何况是一个半残的中年妇女，那将是一副什么样的担子啊，所有人都清楚其中的利害和艰巨，无论是在什么年代、什么朝代里都是少见而难以承受的重担啊。自父亲被捕后，许多好心人来劝母亲，也不乏幸灾乐祸的人出馊主意，无论是好心人还是幸灾乐祸的人，他们的共识是：无论如何要送走二个小儿子，留下大点的子女；不要读书去找事做。还有人送三个孩子，带二个孩子改嫁。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就是没有一个是自力更生、全家相守的意见。

    母亲拒听一切意见，坚定地说：“儿子送人、改嫁，是万万不可能的，全家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处！而且书一定要读，就是讨米也要让孩子们读书！我会把五个孩子养大成人，还不能让他们成为无知无识的人！”

    母亲的坚持招来些刻薄的讥议，那个在理发店前摆了个大摊位卖南食的女老板张胖子，敢于当着妈妈的面奚落说：“都这个时候还逞什么强，还守你的贞节牌坊，看你怎么守！非全饿死不可！”

    背后的讥议就更多了，什么“不听劝，饿死活该”、“饭都冒得吃，还上学”、“还想考个状元出来，真是做白日梦”、“穷人富贵命，心强命不强”等等，难听的话不断传进母亲耳里，母亲一笑置之，不气也不恼，用那半残的身躯，硬是撑起了摇摇欲坠的家，坚持让五个子女都上学。

    母亲数次给我们讲述父亲年轻时求学的经历：

    “你们的父亲，身揣一块银元，从零陵乡下独行千里到南京求学。乡下读的私塾，中文底子好，可对新学却是一窍不通，在南京举目无亲，同青年学子陈岩松合租个阁楼，奔波在南京各个中学校之间，找毕了业的高中学生，买回高中课本日夜苦读，每天以二个烧饼度日，没有了饭钱就去拉黄包车。他立誓要考进中央国立大学，报考中央国立大学首要条件是持有高中毕业文凭，他没有，巧遇一个叫李其坚的高中毕业生要回家继承家业。你父亲与他商量，用拖了半个多月黄包车的钱买下他的高中毕业证书，以此文凭报考。他如愿以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中央大学，完成了学业。‘李其坚’成他终生的名字。我不需要要你们挣钱，只要求你们安心、刻苦读书，就是再苦再累，也要供你们深造下去的。”

    后来母亲累倒了、瘫痪了，我和姐姐不得不离开学校寻找生计。我和姐姐便把读书的愿望全寄托在三个弟弟身上，他们个个争气，在学校都是品学双优的尖子生，完全能按部就班、轻松地上大学，规划自己的人生之路。

    在那个阶级斗争掌控一切的时代，书读得再好也是枉然啊！

    大弟弟李宗元曾是长沙市的三好学生，成绩全年级第一，却没有资格上高中，1964年8月中考后，他的同学们都说：“李宗元，你要考不起高中，我们全班没有一个人能考起的！”阶级路线的威力显现了，全班就他落榜，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师大附中的一些学生抢出学校保存的学生档案，宗元的档案上霍然盖着个长方形的大印：“此生不予录取。”命运就是这样让一个兰色小印章主宰着，时代和政策就是这样轻率地决定着人的一生。

    1966年9、10月间，母亲在清理阶级队伍、净化城市、城市红色化等等群众运动中，顽强地抗御着居委会主任于荫球带领街道上的红五类民众，数十次上门逼迫下农村的挤压。11月，我随船从武汉回来，陪着刚松了一口气的母亲散步到岳麓山爱晚亭，在山下遇到子弟小学老师杨玉鹤，她详细询问了我家的状况，得知我和姐姐都参加了工作，而且是在“大中型国营企业”——（杨老师的话），很欣慰她教的五个孩子都健康长大了，依旧用温和关切的目光注视着我，感伤地说：“你们总算苦过来了！就是太可惜，你们都是读书的种啊！

    姑母在长沙的日子里，我整天粘着她，晚上同她睡在一个被筒里，从小我同姑妈最亲，在重庆和零陵乡下她带我的时间也最多，她常常取笑我：“你小时候就是个二呆子！别人要你的东西，想也不想全给人。”难怪我的父亲和母亲时不时打趣叫我二呆子。

    劳动惯了的姑母接替了母亲洗衣服的工作，姑母做事又快又好，身心俱疲的母亲得到了短暂片刻的安宁和轻松。两个大人整天商量今后的生存方案，十天后作出了决定，姑妈带一个孩子去合肥生活，母亲在马路边支摊做点小生意。

    听到这个决定我心里高兴极了，姑妈一直最喜欢我，肯定会带我去，到时我就能脱离这个屈辱的地方了，十岁多的我自然比几个弟弟想得要远些、深些，于是，只要在家，我是寸步不离开姑母，不时恳求姑母“带我去”。

    母亲说：“宗亮随姑妈去合肥，他刚六岁，没上学，不要路费。泉生不能去，他正在上学，坐车要买票了，虽然是半票，到合肥也要花十元钱，有十元做本钱，我可以贩点花生、瓜子、糖果支摊了；泉生年龄大些，在家里还能帮帮我。”

    姑母说：“带四毛去，嫂嫂放心，我会让他读书。以后我们按月寄十元钱来，你记住，你的身体垮不得，你一垮这个家就散了。”

    当时的10元钱可以买近160大米（大米价0.06元一斤），能买回米，全家人就饿不死！我失望地接受了母亲和姑母的决定。

    1955年10月18日，舅舅寄来30钱，姑母拿20做路费，留10元给母亲，第二天，在一家人生离悲伤的哭泣中送别了姑母和弟弟宗亮。

    姑妈走后，母亲叫我和姐姐将家中一张长一米的小课桌，抬到岳麓山下上山的马路边，在邮政局前支起摊位，买回几个玻璃瓶装上糖果、花生、葵瓜子等，做起了小生意。本小利薄，每月利润仅仅只有十多元，每晚回家，母亲清点一天的收获，只要赚到了0.5元以上，母亲就会高兴地哼“木兰辞”，每当听到母亲的轻吟声，我会心定神怡、喜不自胜。我家支起的小木桌，与山路旁其他摊位的货架共处一地，显得那么的不合群和简陋难看。

    坐摊时，母亲的双手从未停歇，一针一线替人编织着毛衣。母亲织工好，织出的毛衣均匀紧密、穿洗都不走样，名声很快传遍河西，上门的人日见增多，母亲更忙碌了，也更高兴了，每到深夜，我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母亲靠着床头织着毛衣，有时为赶工编织通宵。从1955年11月到1960年7月，一年四季酷暑严寒、室内屋外母亲的双手不停的上下翻飞，最终导致十指变形残废。

    织毛衣的手工费按毛线斤两计算，岳麓区一带织毛衣的手工费有个不成文的统一的标准：每两0.2元工钱。母亲织了几件毛衣后，在一位好心学生的启发下，便自己定价每两收0.25元，一斤多毛线织一件毛衣，收入仅三元左右，母亲的工价比别人高出百分之二十，加工的毛线来源还是络绎不绝，日日赶工。母亲每月能织出六、七件毛线衣，收入稳定，每月的20元是我家重要的经济来源。

    姑母刚离开长沙，湖南大学总务处就来收房，来人说：

    “房子已经分配给新来的商店经理。照顾了你们一个月，房租不收了，必须二天内腾出房子。经研究暂时安排你们搬到对面麓山馆7号带杂屋的房间，有个事得和你们说清楚，房间原是陈姓工友的住房，半个月前，他吊死在杂屋里，你们要是不怕，就搬进去住，要怕就另找房子搬家。家具只能搬一张大床和一张小桌子，其他的东西都不能动。”

    第二天，在龙伯伯和金明爸爸等人的帮助下，一家人搬进了这间刚死人不久的凶宅。搬进去时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他们窃窃私语：“还有真不怕鬼的”、“吊颈鬼最凶了”、“这房子闹鬼，哪里能住人啊”、“她家男人是大特务，不会怕鬼”、“可怜，是没办法呀”……好话歹话说什么的都有。

    顿时我心底涌出一阵恐惧，抬头看母亲，她对一切闲话置若罔闻，有条不紊地整理着我家少得可怜的物品。接触到母亲坚定无畏的眼神，我的心平静了，同妈妈在一起，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大，弟弟们小，我应该做榜样。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十岁少年心中产生的恐惧，为何会在一瞬间消失，想来想去都没找到合理的解释，我就把它归结于天生胆大不信鬼。

    麓山馆7号是个深宅大院，属官僚资产，收归国有后成为湖大职员工友的住宅。宅院坐西朝东，三丈高的围墙圈住宅院，气派宽敞的大门朝东，正对着湖南大学办公楼，后门朝西出门就踏上上岳麓山的大道，南边有个侧门，通向湖大学生宿舍和灯光球场。大宅院里如迷宫一样，九曲十八弯住着数十户人家，它在上世纪末已灰飞烟灭，里面到底有多少间房、住了多少户人家至今我都没搞清楚过。

    家安好了，出于对新环境的好奇，我带着弟弟满大宅院里游走，两次迷路，两次是宅院里的大人送我们回家。母亲两次都说：“不要太好奇，不要麻烦人，总让人送，惹人烦的，你们三兄弟少出去些，就在家里玩吧。”母亲的确怕麻烦人，而更怕是我们在外面遭到歧视和侮辱。

    此后，我就不再带弟弟到走进宅院深处了，龟缩是在自家屋里或者出后门在熟悉的马路边玩耍；我和宗元最喜欢捉弄小弟弟，常跑进那间吊死人的杂屋里，叫小弟宗平来抓我们，总要等到宗平在门外大喊大叫，哇哇大哭才出来，母亲回来以告状，免不了一番责怪，我们呢，第二天依然故我。

    我家四个小孩，一女三男，个个乖巧听话，一身的补丁衣裤，却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放学回来三兄弟翻新着各种各样的游戏，没多久便引起麓山馆7号宅院里大人和小孩的关注，聚拢在我们身边玩耍的儿童渐渐多起来，家长们也放心自己的儿子同我们一起，我成了孩子头，常带着十几个孩子“打游击”。

    三岁的小弟弟宗平，性情温和好客，我们上学后，他带着一般大小的孩童，学着我的样子充起了孩子头，他聚众树立威信的方法简单直接，趁母亲到河东进货的机会，将自家待出售和赖以生存的货物——糖果分发给每个小朋友，母亲回家，近10元的糖果全进了孩童们的嘴里。母亲没说什么，但二天后，这些孩子的家长知道后，这个一元、那个二元，将钱塞到母亲手中，收回的钱是买回这罐糖果的一倍。母亲感激地对我说：“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啊！”正是母亲无数次的念叨“世上好人多”，影响着我，“不设防”相信人追随我一生。

    是啊，我何尝没遇到过好人，记得一个陌生的青年学生把我叫到僻静处，问：“你是李其坚先生的儿子吗：”在得到肯定回答后，他掏出五元钱装进我上衣口袋，说：“回去给你妈妈。”没留姓名转身走了，留下我一生无处答谢的感激。

    老天爷保佑，我们住进凶宅，一直清吉平安，大人小孩从不生病，活泼健康，生龙活虎，而且，过去的凶宅如今成了众多孩子来得最勤的地方。

    我不怕鬼，世上没有鬼的信念，就是在这里养成的。

    鬼是从来没有欺负和恐吓过我们，倒是隔壁的两个大活人，总是不断地骚扰着我们的生活。我家住房的一板之隔的邻居是对无儿无女的老夫妻，五十多岁，她们天生厌恶反感孩子的嬉笑声，白天，我们的笑声稍大点，他们会“砰、砰、砰……”用力拍打木板做的间墙，木墙上的粉灰顿时落得满床都是；天黑，家里不能传出大声话音，更不能有笑声，她们一旦听到，会歇斯底里地锤着木板墙，高声怒骂，一直骂到她们精疲力竭方休；为避免他们的辱骂，我们兄弟白天不再在屋里玩游戏，晚上也不敢笑，说话总是细声细气，尤恐声音传过木墙惹来咒骂。平日，那老太太每次看见我们，总用斜乜奇特的怪异眼神死死盯着我们好久好久，看得我心毛骨悚然，我会牵着弟弟立马落荒而逃。直到成年后，我才知道那种眼神是聚嫉妒和羡慕、刻毒和矛盾于一体的产物。

    一天放学回家，大弟弟宗元神秘地告诉我，邮政局里来了个酷似父亲的人，我立刻随他跑到邮政局，立在大门外观望，那个人几乎与父亲一模一样，我差一点冲口喊出“爸爸”，一段时间里，偷看“他”，是我思念父亲最好的慰藉。

    三个月后，父亲的判决书下来了，判决书上称：犯“历史反革命罪，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尘埃落定，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反革命分子的崽，从此，最怕被人骂“你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崽。”为逃避这句话，我宁可吃亏也不抗争。后来想想，这样反使我交到许多维持几十年友谊的朋友，也算是逆境给我的另种收获吧。

    经不住隔壁那对老夫妻的多次反映，兼之湖大总务处管房子的人换了，我家已不再是湖大家属，没有权利住湖大的房子。这间凶宅经我家住后，没出现任何闹鬼现象，而且孩子们个个健康，收回来完全有理由说服其他职工来居住了。

    于是，湖大总务处再次下达三天搬家腾房的驱逐令。

   屋漏更兼连夜雨

    1956年6月，我们离开居住八个多月的麓山馆7号，搬到麓山南路马路边5号一户邓姓农民家的猪圈里。这栋房子建在麓山南路西边的小山岗上，距离公路十几米远，小山是岳麓山支脉，从屋后的小路可以一直爬到云麓宫。

    房子成凹字形，坐西朝东，干打垒的土筑墙，里墙紧靠凿平的山壁，凹型南边的几间住房和堂屋住着当地桔农向佩兰一家，北边是房东邓长哥家住房；屋檐台阶从南到北十几米长，房东在正房的最北端向东搭建了六米长的杂物间，杂屋间里养猪，猪圈里又矮又黑，整天臭气熏天；杂屋中间一条过道，过道顶头开一扇门，出门是上山的小路；过道西是间六平方米堆放农具和猪饲料的杂屋，母亲以每月1.2元的租金，租下西头的这间杂屋做我们的家，没门没窗，房东便在杂屋里墙上打个洞当窗户，后屋檐下的宽度刚能容一个大人走过，从墙洞朝外伸手，可以摸到凿平的长了浅浅青苔的石壁。

    小山上和这栋房屋四周种植了许多南橘树，这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山上杂草丛生，蛇鼠众多，它们常常成为家里的不速之客。

    我们的全部家当是湖南大学施舍的一张四尺五寸宽的木架子床、一张一米长的长方形木桌（做了摊位上的货架），这两样家什一直陪伴母亲到1984年，单位分房后同母亲搬进一室一厅的南区裕农街26号，两家宝贝才弃之。除此家中再无长物，从没有多过五斤的存粮，所以，房子有门无门对我家来说真无所谓。

    就是房顶千疮百孔，白天，点点日光印得床上斑斑点点，一到下雨，四处滴水无处藏身，我们用尽家里所有的锅碗瓢盆来接雨水，全家五口人只能蜷缩在大床的角落，彻夜难眠。母亲找到房东，哀求他帮忙修修，只要不漏雨就行，房东竟蛮横地说：“愿住就住，不想住就走人。”经过东屋邻居向佩兰的调停，房东才叫上儿子爬上房顶简单地修理了一下。

    我们每天在猪的嚎叫声中和臭气熏天的环境里，提心吊胆地度日。

    新安的家距摆摊的岳麓山下有三里多路远，因家中从来没有超过十元钱的余额，母亲必须去天天进货，她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步行六里多里到荣湾镇，坐轮渡过湘江，到大西门马家巷集市购买花生、瓜子、糖果和几种点心，再渡江步履匆匆，赶到岳麓山下支摊做生意；日复日，没落下过一天。

    母亲腿痛得实在不能走时，只好辛苦十三岁多的姐姐去进货，也是凌晨四点起床，也是步行六里多路，也是渡江进货后再步行六里多路，还要赶到八点钟之前放下货物好去上学。姐姐说有次在马家巷的商贩摊担上买货，随手将装钱的小布包放在摊担上，眨眼钱包就不见了，旁边多出一堆包装纸；姐姐说当时顿觉头晕目眩，心惊肉跳，问小贩，他矢口否认看见过钱包，突然妈妈会急死的念头袭上心头，不知哪来的勇气，不管小贩的恶劣态度，猛翻摊担，终于在包装纸的最底层找回了自己的钱包。回来告诉母亲，母亲说：老天爷保佑穷人。

    荣湾镇到中南矿冶学院有第5路公交车，全程十余里，票价0.16元，湖大是中途站，0.08元钱到荣湾镇，五点发第一班车，为节省八分钱，数年来母亲全是步行十二三里，从未坐过一次公共汽车。

    母亲去发货，最早起来的是姐姐，生火做早餐，我则照料小弟弟宗平起床，饭后，饭后四姐弟一齐出发，三个去上学，小弟宗平安被安放在岳麓山下新华书店门前的栅栏里，让他一人等母亲回来支摊。从1956年6月到1957年元月近七个月的日子里，每天早7点半到9点，他总是孤零零地站在马路边的栅栏里，三岁多的孩子，长得白净漂亮，要是在人贩猖獗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一千个他都会被抱走卖掉，细细想想，那个时候的社会秩序还真是不错。

    湖南大学总务处戴处长夫妇没有儿女，好多次托人同母亲说想收养宗平，我也亲眼看见戴太太来摊位恳求母亲，母亲坚定地说：“我一定能把儿女养大，我活着，就不会让一个孩子离开家！”

    自1955年10月后，我家的生存，靠舅舅、姑妈按时寄来的10元钱和母亲拖着半残身躯挣来的些微收入。生活仅能勉强维持，哪来的钱交三个孩子的学杂费，每临开学，母亲就放下生意，奔走于居委会、区政府之间，请求出具困难证明，时持有区政府开具的家庭困难证明，学校可以完全免除学生的学杂费。每年开学注册，我总是在同学们全部报完到，最后一个怯生生地走进老师办公室，默默呈上区政府的困难证明。

    因此，母亲从不忘记别人和政府对我家的帮助，她常将所受到的帮助那怕是些微的帮助都挂在嘴边，一再告诫我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母亲念叨过无数次“资云”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写法。

    岳麓区区长资云，母亲说起他，都会热泪盈眶感激涕零！他来做家庭调查时，我见过，他是北方人很年轻，的确平易近人，说话极悦耳，关心我们的成长。自家访后，两年里每到开学前，他会预先为我们写好证明，母亲一到就能取回证明书，有时他会派人提前送证明书到家里来。

    1957年春节，资云区长亲自送来10元生活困难补助费，对母亲说：“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你一定要好好培养，有困难就来找政府。”临走摸着我的头说：“你要听妈妈的话，争气，做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所以母亲总说新中国好、共产党好，再三叮嘱我们长大后要报效祖国。

    1958年3月，资云区长走了，随着他的离去，政府给的资助没了，再不见政府的工作人员上门了。到了1959年，政府的家庭生活困难证明都取消了。当时小学学费每学期5、6元，初中学杂费每学期10元，高中每学期12元，开学前后就是母亲最烦心焦急的时候，有时不惜借高利贷来筹措学费。幸亏在师院附中上学的姐姐，能申请到学校的助学金，助学金带有奖学性质，家庭困难是条件之一，但根本条件是成绩好、品行好，姐姐期期都拿到助学金。我不同，奉行三分好的理念，考入初中后只拿了一个学期的助学金，后因成绩只在中上间，没有享受助学金的资格，这就更难为了母亲，那时的我还真是不懂事。

    不管多苦多累，母亲坚持让我们上学，母亲常说“莫贫于无学，莫苦于无识”，母亲的引经据典我似懂非懂，却已牢记于心里。1973年，我读到清蒋士铨的名言： “莫贫于无学，莫孤于无友，莫苦于无识，莫贱于无守”（《再示知让》）。方知母亲的学问和见识以及望子成才的苦心，是啊！人最贫穷莫过于没有学问，再孤独莫过于没有朋友，再苦脑莫过于没有见识，再贫贱莫过于没有操守。这警句对我的学习奋进、为人处世起到了灯塔的作用！

    1953年11月全国开始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1956年初，城市各行各业均实现公私合营。1955年12月中央制定的个体手工业主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别于对资产阶级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全国891万个体劳动者，全纳入社会主义组织的集体所有制工厂、商店、作坊里。

    1956年初，岳麓区政府对个体小商贩进行了全面的统一填表摸底，集中统一学习，母亲满怀着希望停了小摊，投身于这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母亲学习回来，兴奋地重复着政府负责人的动员报告：“个体经济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你们应该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道路！学习结束，政府会量才安排，进公私合营商店或分配其他工作，你们不再是自由散漫的个体劳动者了。”

    学习期间，母亲异常兴奋，能正儿八经的在单位上下班是母亲梦寐以求的事！她又是反复念叨：“共产党英明伟大。”憧憬着有了固定工作，有了组织，前景会无限光明。母亲天天风雨无阻，步行十几里，到荣湾镇区政府大楼参加学习班，从不迟到、早退，认真领会文件精神，认真履行学习班分配的各项工作任务。

    母亲有文化，曾经担任过大商店的会计，这在河西众多小商小贩中无人能比，第一次参加学习回来，她兴奋、自豪地告诉我们：“我是记录员，学习的报纸、文件都是我读。”两个多月的学习过去了，一批批人彻底告别了小贩的身份，到公私合营的商店当营业员去了，只有母亲，依旧是学习、记录、读文件，那几个文件母亲已经能倒背如流，重新工作的机会始终如隐如现、梦幻莫测，母亲的心情也日渐沉重，四个多月的个体商贩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结束，学习班里文化最高、能力最强，学习最积极的人被遗弃了，回到岳麓上下，马路边的摊贩全消失了，只剩下孤零零的母亲重新支起小货桌来谋生。

    小摊关张四个多月，母亲以彻夜编织毛线衣来弥补其经济损失。

    母亲根本不懂阶级路线的主宰作用，她一生都没转过这个弯，只是牢记了政府对我家的些许照顾，终身感激涕零。1982年我提干，1986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母亲每次都会得意地说：“我说的嘛！共产党好，就是好！”

    我家租住的杂屋里没有电灯，用一盏小煤油灯来照明。我们的家庭作业都在学校里完成，回家后四姐弟就挤上大床上嬉笑。

    1957年5月下旬，一天傍晚放学后，同母亲一道收摊高高兴兴地回家，天完全黑了，猪栏过道里伸手不见五指，宗元第一个走进猪栏的杂物房，母亲在门口叫：“汉英，拿煤油灯出来。”

    宗元走进屋角，探手去拿放在地上的煤油灯，突然叫了声：“哎哟！”

    母亲忙问：“出什么事呐？”

    “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咬了我手指。”宗元回答，煤油灯还紧紧攥在手中。

    母亲接过灯点亮，仔细察看宗元的手指，右手中指上有只有两个不起眼的小红点，看不出什么毛病，母亲当成蚊虫叮咬，拿出清凉油擦擦宗元手指的红点处。

    几分钟后，宗元手指急速红肿起来，母亲急忙去找邻居向妈妈。

    向妈妈名叫向佩兰，是当地橘农邓富贵的续弦，邓富贵前妻留下三个子女，向妈妈是益阳人，出生中农，读过点书，能识文断字，在当时的农村里确实是凤毛麟角、出类拔萃，1949年嫁到长沙邓家，为人善良厚道，和睦丈夫，疼爱继子女，友爱乡邻，在麓山南路马里便一带甚为人称赞，1950年被政府任命，担任麓山南路马路边居民委员会第一任居委会主任。她是我家房东的嫂嫂，她的的作派与其叔婶大相径庭。我家刚搬来时，她似乎对我们怀有有一种天生的敌意，成分那么高，名声那么大，一的跛脚的中年妇女拖着四个小孩，住进猪呆的、人不愿接近停留的地方，一定是罪有应得。

    我家搬进来后，向妈妈的善良使她有意无意地关注着我们，在多次与疲惫憔悴的母亲交谈后，彻底改变了对我家的看法，尽其所能给我们以帮助。

    住家四周都是橘子树，秋季橘子红了，熟透的橘子会掉落在地，从园里走过，橘子碰头、伸手能摘，走路不小心还会踩扁掉到地上的橘子，我们每天都要去刷把村挑井水，往返于橘子林下数次，别说摘桔子，就是橘子掉在地上，我们会视而不见跨过去，谁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只有君子能为，我们四岁到十四岁的四姐弟就做到了！母亲“人穷志不穷”的教导深入我们姐弟的骨髓。

    橘子红了的季节，就是橘农最伤神的时候，要日夜不断地预防偷橘子的大人，还要驱赶乱摘橘子的顽童，他们常说小偷好防，抓住小偷打一回，他们就不敢再来了；就小孩难缠，小孩都是附近相识人家的子女，骂两声可以，打是绝对不行的，一打会引起两家甚至家族间的大纠纷来。他们常常为折断的橘树枝叹息：“摘几个桔子没多大事，就是乱攀乱摘，把枝干扳断了。”

    届时，橘农们总拿我们的表现来教育其他的孩子。向妈妈也总在居民大会上反复表彰：“李妈妈家的孩子教育得好，品质好、学习好、团结友爱，从不骂痞话、从不撩祸贪小利，就是建新（宗平）那四岁的孩子，橘子掉在脚边也不捡，要是大家的孩子都像他们一样，居委会和橘农会有多省心啊”

    向妈妈尽心尽力地为我们向政府争取生活困难补助、学费证明、医疗补助等。后来的几十年里，母亲从未间断过对向妈妈的思念，从未终止过“记住向妈妈恩情”的絮叨。1962年我参加工作后，向妈妈曾想我娶她的小女儿冰妹子为妻，母亲也殷勤期盼着这桩婚姻，也许是碍于城乡差别的意识，也许是走南闯北眼界开阔了的缘故，我拒绝了向妈妈和母亲的美意。

    片刻工夫，向妈妈随母亲来到宗元身旁，宗元的手红肿到了手掌跟，向妈妈着急地说：“是被蛇咬了。”立刻叫儿子利伢子和堂侄长哥等人，打着火把在猪栏屋四周查寻，说只要找到这条咬人的蛇，捉住它将其头砸碎敷在伤口处，就能排毒治愈，火光下，我和姐姐眼见着一条细小的蛇逃走，隐没在山岗草丛里。

    他们说是刚出土的土篦子蛇（即蝮蛇），毒性特别大；被蛇咬了不能去医院，因为蛇毒不能接触任何金属，接触金属器皿蛇毒会立刻扩散，人就冒得救了。

    宗元被蛇咬后半个小时，马路边四号的张三爹来了，他用毛巾死死缠紧宗元的手臂，采了些草药捣碎敷住宗元红肿的手指上，当晚，伤情似乎有点减轻。第二天伤情却越来越厉害，手臂全肿了，突破毛巾向胳膊扩张，张三爹没有了办法，敷了些草药后要母亲赶快找高人，从头到尾，张三爹都是在尽义务，忙里忙外两天，水都没喝一口，急人救难的精神真令人感动！

    第三天傍晚，经人介绍，请来游走四方精廋精廋的周郎中，他身背雨伞，进门揭开草药包看看，二话没说，要了一杯冷水，双手捧住宗元的手，对着蛇咬伤口用力吮吸起来，吐出一口黑血，漱漱口再吸，如此数次，红得发赤的手臂颜色稍退，他拿出些自采的花花草草，放到口里反复咀嚼，然后吐在一片大的树叶上，敷住宗元的伤口，敷药后的宗元情绪稍稍安静了许多。

    看着昏沉迷乱的宗元，周郎中对母亲说：“要是昨天我能治好他，现在中毒太深，我无能为力了！我的药只能缓解片刻，你赶紧送他去医院吧！”

    母亲奇怪地问：“不是都说不能去医院吗？说蛇毒见到铁器就会扩散吗？”

    周郎中生气地高声说：“瞎说！瞎说！赶快送医院，千万莫耽误了！”说完，他把母亲奉上的纸包打开，取出三元钱退给母亲，江湖郎中的收费标准以三三为宗，最低3.33元，高至33.33，大概难得有333.33元的大户；母亲奉送的是最小的俸银。周郎中说“未治好不敢受禄，取3角3分脚力钱吧。”亲见江湖人的义气，让我更倾慕水浒的好汉们。那时的江湖郎中啊，与如今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的医生相比，谁高尚啊！

    果真如周郎中所言，宗元的意识在短暂的安静后又开始躁动，他浑身滚烫，视力模糊，胡话连连，在床上翻来覆去，母亲、姐姐和我连夜把宗元送到长沙市第四医院，没有挂号，没有交费，直接把宗元送进了抢救室。

    凌晨四时，医生出来了说：“万幸，要是天亮送来，神仙也救不了！放心吧，你们去挂号、交费吧！就送他到病房，你们也可以去看他了。”

    母亲长嘘口气，瘫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姐姐拿着周郎中还回的3元钱，挂号用了0.05元，余下的钱交给住院部。进入病房，宗元已经安安静静地睡着了，看着他均匀的呼吸，母亲对我和姐姐说：“快六点了，你们回去吧，建新一人在家，天亮你们还要上学，千万别缺课。”

    宗元住院治疗中，医生说：孩子中毒太深，严重伤害了身体，給他输点血，恢复起来要快些。又说兄弟姐妹的血最好。母亲本来就为治疗的钱担着心，又要输血，输血的费用一定高不可攀，无奈中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在十四岁的姐姐宗明身上抽血，姐姐的血流进了宗元的身体。医生说宗明抽血后多吃些营养品，身体会恢复如初的；可怜我们过的是饥一餐饱一餐的生活，哪来钱吃营养品，抽血加上极度营养不良，姐姐宗明从此患下头晕目眩的顽症。

    宗元住了半个多月医院，出院前，向妈妈在区政府办理了医疗免费的手续，她告诉母亲，这次住院输血的费用没计算在内，治疗的实际费用20多元。啊！与现在高额医疗费相比，我只有庆幸。母亲在医院里打听到输医院里的血也只要20元，让姐姐输血就成了她后悔终生的事，她多次懊恼地说：“真是鬼蒙了头，听了医生的话，让一个刚满十四岁的女孩子抽血！”

    宗元住院治伤母亲一直守在他身边，我和小弟弟每天的吃穿由姐姐照料，姐姐做好饭还要送到医院，小弟弟宗平的接送则由我负责，清早我把他放到新华书店门前栅栏里，中午带他吃饭，再送到栅栏里，下午放学接他回家。

    1957年六一儿童节前，子弟小学少先队与株洲铁路小学少先队联欢。姐姐去春插劳动，母亲守在住院，少先队的活动有不能请假，当天去了株洲，下午很晚才回长沙，我心急如燎，带着中晚餐省下的两个发饼，匆匆跑到岳麓上下，敲开原来邻居金妈妈的门找宗平，金妈妈说：“你莫急，建新让金明带去看电影了。”

    我狂奔跑湖大大操坪露天电影场，电影已近尾声，我在荧幕下大声叫“建新”，金明应声答应，四岁多的弟弟一见到我就放声大哭，每当回忆起这断肠的情景，想起那凄惨的哭声至今仍泪眼婆娑！

    我拿出发饼递给建新，他边吃边抽噎着说：“我吃了两个包子，不饿，哥哥你吃一个吧。下次再莫丢下我一整天了！”

    宗元出院了，妈妈廋了一大圈，好在精神依旧，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地方搬家，母亲说再穷也要顾及孩子们的人身安全！

    1957年7月初，家搬下山岗，住进麓山南路马路边4号。

    这是一排平房，东临马路，距马路二米远就是房间，汽车从门前面驰过，整个房子都在颤抖。平房六张门住六家，北边第一家是最先給弟弟宗元治蛇伤的房东张三爹，第二家姓盛，第三家是小学同学彭子云家，第四家是我们，第五、六门是一家租赁的，我们叫她廖三娭毑，廖三爹是铁匠，家境数他家最好。

    房间呈长方形，一门一窗，宽约三米，长约六米，没有厨房，后墙没开窗户，厕所在马路对面的田头，一间有门、有窗规整的住房，让我们异常兴奋，好像是住进了宫殿，搬进去的第一晚，我和宗元喜极而通宵不眠。

    麓山南路马路边4号的新邻居对我们很好，廖三娭毑更是特别的关照我家。

    小弟弟宗平1月1日满四岁，平日里总喜欢看我和宗元下象棋，居然能无师自通，不时吵着同我们下棋，不久就学会了，下得还不错，我们不同他下棋，他就拿副象棋，有模有样地找廖三爹将起军来。廖三娭毑夫妇很喜欢他，主动来照顾建新，从此，小弟弟宗平不用再起早床跟着我们了，不用再孤独地站到那画地为牢的栅栏里了。

谢谢大家浏览阅读，我是打算刊印的，等待时机吧。

 穷家“兔·狗”

    1955年8月，姐姐李宗明考入湖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1957年春季开学后，她的同班同学吕徽君送了只外国品种的长毛兔，雪白的长毛，绿色的眼睛，漂亮极了，每天放学我们一路上采摘些鲜嫩的草，回家的第一件事是把兔子抱起来放在用土砖支撑旧门板搭成的桌子上，喂它。

    姐姐回家，用梳子轻轻地梳理着兔子的长毛，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梳子上的兔毛取下来，很宝贵地放进她的小布包里，说等梳下了一斤多兔毛时，就把它纺成线，让母亲织一件大人毛衣，她说想看看妈妈穿新衣的样子，是啊，从我记事开始，就没看见过母亲穿过一件新衣服。

    1957年6月初的一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一只流浪小狗，那狗紧紧地跟着我，撵它，它就退到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可怜巴巴的小声哼哼，像哭像诉，我知道家境，也知道狗是要吃肉的，我们生活艰难常半饥半饱的，养一只要吃饭和肉的狗，会增加母亲负担。我狠心几次驱赶那只小狗，它始终尾随着我，回到家我紧闭房门，那小狗却静静地蹲在我家门口，不叫也不吵。

    那条小狗浑身浅黄毛色纯净，嘴短而尖，耳朵上竖，酷似狼犬；小眼睛溜圆溜圆，显得格外机灵。这是条现在人所说的土狗，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家养得起宠物狗的。

    傍晚母亲回家，看见门外的那只狗，进门后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那狗是谁家的，它从学校大门外一直跟着我走，赶也赶不走。母亲沉思了一下，拉开房门，冲狗轻轻叫唤：“进来，进来。”那狗像听懂了母亲的话，欢畅地摇晃着尾巴，蹦跳着进来了，它歪斜着头看着我们，眼神里流露着讨好我神情。

    母亲问我们喜欢狗不？我们三兄弟异口同声地回答：“喜欢！”

    母亲说：“喜欢你们就喂，但不许虐待它。”

    我同二个弟弟帮它洗了个澡，那狗似乎知道我们要收留它了，洗澡时特别温顺配合，它的神态和叫声里充满着欢快。

    我正读完小说《林海雪原》，里面的那条叫“赛虎”的狗，令我神魂梦绕，于是把那条小狗也叫做“赛虎”。

    “赛虎”真聪明，相处十天它就同我形影不离，而它的灵性却在于安贫！俗话说“狗咬烂布筋”，意思说狗喜欢咬穿着破烂的穷人。“赛虎”不同，也许是看惯了我们身上的补丁，也许是习惯了家徒四壁的贫穷，它看到衣裳褴褛身的人，从不叫唤，反倒体现出些许的依恋，它会斜着头友好地看着他，用头轻轻摩挲他的小腿，然后哼哼二声离开，算是给个致意吧。

    我家每顿最好的菜是白菜，用吃剩的菜汤拌饭是它的美食，它每次吃得那么的津津有味，边吃边用满足的眼神看着我们。遇到邻居给它一块肉，它闻闻后会蹲在肉旁，“旺旺”轻叫，似乎是在请求主人批准，我们一声“吃吧”，它才如狼似虎去吞下那美味。晚上听到门外有点风吹草动，它会迅速冲出去“汪汪”地叫。

    “赛虎”善解人意，它常蹭着你小腿轻轻哼哼，抱它时，它如温顺的孩子，静静地享受着爱抚。最难得的是，我们做作业时，它会静静地趴在旁边不吭一声；我把带它到学校，上课时，它居然悄悄钻到课桌下静卧四十五分钟，而且很爱清洁，从不随地大小便，所以老师和同学都容忍我带狗到学校的行为。

    我们有空就带“赛虎”到湖南大学大操场训练它，跳跃障碍、匍匐前进、寻找物品等等科目它一学就会；最有趣的是直立行走，前腿一缩，后腿往上一蹬，像人一样立起来，动作迅速而漂亮，看得你目瞪口呆，不叫它放下前腿，它就始终保持那个姿势，一蹦一蹦地前进后退，脖子使劲向上蹭，头抬得老高老高，嘴张得大大的，口水沿着舌头往下滴。

    “赛虎”在家里，处处以强者的姿态保护那只长毛兔，它教会了长毛兔到马路对面的菜地里大小便；每天清晨，小狗护送着兔自越过马路到菜地里吃草，不让任何猫、狗靠近兔子，那种兔、狗交融的情景，给我们和邻居带来许多欢笑。

    狗、兔，一时成为我们快乐的源泉，贫寒家庭的至尊宝。

    可惜好景不长，11月中寻，长毛兔突然得了病，整天无精打采、不吃不喝，病病殃殃的两天后清晨，兔子独自窜过马路，再没回来了。

    兔子丢了，小狗“赛虎”失魂落魄了，整天乱窜、哀号在对面的菜地里，兔子走失三天后的夜晚，“赛虎”又窜了出去，我在屋里先听到“赛虎”几声急促的叫声，后听到急驰而过的汽车声，“赛虎”的声音戛然而止，接着听到原房东长哥的喊叫：“谁家的狗被压死了？”

    我们兄弟三人龟缩在床上，悲伤地低声抽泣，谁都不敢出门，不敢回答长哥的喊叫，更不敢去看已遭不测的“赛虎”。

    狗、兔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亦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