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汇

还是在我不认识这两个字的时候，曾经使两代中国人闻之色变的“运动”一词就钻进了我的脑海。运动一词，是一专业名词，它本来是特指天体物质的运行移动、人或动物的活动、体育竞技活动等等的。大体用于以下各个方面：运行移动、行动、运转转动、为目的活动、挥转动、施展、发动动员、体育活动、军事移动前进专用语、哲学名词。
汉董仲舒《雨雹对》中说：“运动抑扬，更相动薄。”这时在回答鲍敞问冰雹产生原因时说的，意思指自然界里的阴阳二气势均力敌，相互激荡，二气凝结，攒聚相合，形成冰雹；运动为大自然的一种活动。同时提出“天人感应”一说，云如果是圣人治国，阴阳和谐相合则天下太平；如果出现政治腐败，导致阴阳失和，就会带来不祥妖气，引发动乱。（《西京杂记》）然他最大的贡献是盗用孔孟学说，创立了一整套帝王之术的“儒教”理论，为帝王专政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汉武帝一遇重大问题，便派专人询问，“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汉书•董仲舒传》）”。
汉陆贾《新语•慎微》：“若汤武之君，伊吕之臣，因天时而行罚，顺阴阳而运动。”陆贾创“天人合策，原道悉备”的理论，说圣人行事，统物通变，穿于乾坤、顺应天时阴阳，而且“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阳气以仁生，阴节以义降”。陆贾是汉代第一位力倡儒学的文人，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治国之法。他眼中的“运动”依旧是宇宙中万事万物的自然活动，以此来谏刘邦治国当因天时、顺阴阳。
宋曾巩《谢熙宁八年历日表》：“窃以治历於中，所以察天时之运动；班正於外，所以一王度之推行。”曾巩持孔孟“仁”和“致诚”的观念，为官时始终以“仁”为怀，与民祥和。在治民执法方面，他反对因循苟且，提出法律应适时而变化，不能什么事一概而论、同一律定。他同样用天时阴阳的变化来劝说皇帝和当官者要尊重自然运动规律。
《梁书•侯景传》：“臣虽才谢古人，实颇更事，抚民率众，自幼及长，少来运动，多无遗策。”侯景讲的运动就是锻炼身体。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先生将上世纪二三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游行、情愿、反抗等等大范围大规模的活动归纳为“运动”。
发展到现代，运动一词顺理成章地延伸到政治斗争、生产活动、文化教育等等各个领域，成为由上层统一发动布置、层层有序组织、目的性明确，且声势、规模较大或巨大的活动专用名词。
自古生命在于运动！那么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党的生命，也将在于运动！这也许会成为亘古不变的真理。
政治运动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走过的必经路程。我将1955年至1976年之间自身体会感知的场场运动，以及参悟史料的历次政治运动罗列如下，不全面，大的运动绝无遗漏。
自建国以后，围绕着政权的巩固，我们党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运动具有严密的组织性、计划性、目标准确、方法叠迹，规模浩大、效果显巨。
我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运动总汇》，史料主要来源于：
《辉煌五十年——共和国档案》，全册当代中国出版1999年。
《新中国纪事1949-198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中国共产党70年纪事》，重庆出版社1991年。
《中国现代史大事记》，知识出版社几部书1982年。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人民出版社2004年。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教研室编。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凯歌行进的时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同时，还大量阅读和参考了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网站发行的《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等文章，参考了我所读过的国家正式出版的名人传记（周恩来传、陈云全传等）以及众多亲历者的回忆史料，编写这本书我没有采用任何非官方资料，其意在体现慎重和忧伤。

附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运动总汇
1、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  1
2、1950年5月1日整党整风运动
3、1951年电影《武训传》批判
4、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
5、三反运动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
6、1952年五反运动
7、1953年反“分散主义”运动
8、1953年高•饶反党联盟
9、农村合作化运动
10、1954《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1、1955年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
12、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
13、1955年潘、杨反革命集团案
14、1955年肃反运动
15、1957年新人口论批判
16、1957年反右运动
17、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
18、1957年李、洪、秦反党小集团
19、1958年中的政治斗争
20、1958年司法部反党集团
21、“三面红旗”的运动
22、1959年庐山会议
23、1959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24、1961年安徽大学生黄立众事件
25、1962年小说《刘志丹》事件
26、1961——1963大迁徙
27、1963年鬼戏批判
28、1964年批判杨献珍
29、1965年批判翦伯赞
30、1966年三家村批判
31、1966“彭、罗、陆、杨”事件
32、出身论之争
33、1966年红卫兵运动
34、1966年打倒刘少奇
35、1967革命样榜戏
36、1967年陶铸被打倒
37、1967年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38、1967年的二月逆流
39、农业学大寨
40、1968年杨、余、傅事件
41、1968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案
42、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
43、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
44、五•七干校
45、1969年斗、批、改运动
46、张志新事件
47、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
48、1970年清查五•一六
49、三线建设高潮
50、1970年批陈整风运动
51、1971年批林整风运动
52、1973批林批孔运动
53、1973反潮流典型  
54、儒法斗争
55、小说《水浒》批判
56、反击右倾翻案风
57、四•五运动
58、四人帮批判
59、1976年揭批查运动
60、1981年清查三种人运动
61、西单民主墙
62、1983年严打
63、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64、1987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65、1989年“六•四”
66、取缔法轮功

1、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

1949年8月华北局的报告：“一、纵火。天津、安新均发生弹药库爆炸，林县焚毁仓库两处，北平电车被焚五十余辆，石景山钢铁化验室亦曾失火，冀南、太行我党员村干与干属麦子被烧者数十起，冀南十三个县统计，烧毁麦子一九一七亩。二、杀人。冀鲁豫二十六个县三个月内统计共杀人五十五起，死人八十八名，大部为匪特反革命分子所杀。……自元月至今合计约有二八八人（被杀），这些人命案件大部与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有关。”
1950年3月西南局报告：“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继二月五日在成都西南龙潭寺地区近万土匪暴乱，杀害我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前闻讯前往增援部队五十多名干部战士，随后被我派部队前往歼灭后，二月份以来，各地土匪又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祟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邛崃城遭匪万人之围攻。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八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平塘全县我地方工作人员被匪杀害达八十余人。……个别国民党起义部队在一些匪特的策划下，连连发生叛变。如原国民党李振兵团及二十七军之六十一师、二十军之一二三师等。目前，据初步估计，仅川西地区，各种公开活动之土匪就达一0 四股之多，小股数十、数百余人，大股万余人一起活动，总计不下六万余匪。”
于是，一场巩固新政权的行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来。
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
6月6日，毛泽东在党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凡是反革命，“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中央作出镇反的具体措施、部署。
7月23日，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重申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一系列指示和政策，要求克服镇反中的右倾偏向，坚决地执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一切反革命分子，该抓的要抓，该杀的要杀，该管的要管。
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指示》要求：因为大陆上还残留着200多万政治土匪，当前有不少干部和党委把正确地严厉镇压反革命与乱打乱杀相混淆，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误解为片面的宽大，在镇反问题上发生严重右倾，必须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有法无边”的偏向。
据内参报道，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京至9月底破获案件177件，天津12个月破获73件，平原省9个月破获22件，绥远省6个月破获60件，河南省8个月破获183件。
《人民日报》报道：“从去年十月至今年九月先后被我公安部门捕获的特务分子达一万三千余人，并破获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所直接进行的间谍案件数起，缴获的特务机关的电台共一百七十五部。”
西南区下属川西区自“双十”后，1950年11月处决反革命分子1188人，12月处决942人，1951年1月处决1309人，2月处决3030人，3月处决1076人，4月处决844人。
据中共中央5月底对外宣布的数字：“全国捕人一百五十万，其中已杀五十万。”饶漱石报告中央说：华东在押的26万人犯中，年内至少还要杀掉30000多人。南京市委制定了多杀计划，“已杀和预定今年内要杀的人数，将超过一般城市杀人千分之点五的标准，而达人口千分之一之数。”
华东地区1951年5月统计：捕人犯358000余名，处决100840余名。10月统计为：捕468385名，处决139435名。
中南局江西省，第一次处决17699人，关26232人，管20091人：第二次处决7402人，缓刑532人，关5954人，管14013人，病亡及自杀767人：第三次处决1019人，关13697人，管4985人。三次合计处决掉25588人，判刑46425人，管制39089人。以江西省当时人口1600万人计算的话，其处决人犯的比例也已经突破千分之一点五的最高限度，相当于千分之一点六的水平了。福建省，则更是破纪录地创造了千分之二点四的处决人犯比例。
对过多的捕杀，黄克诚率先提出对湖南起义军官“不宜采取急躁处理办法，除其中个别特别反动的分子应逮捕惩治外，不宜逮捕过多”，否则将引起极大惊恐时。各地均出现草率的捕杀现象，导致民主人士、工商界、知识分子及学生“有些震动”。
毛泽东一九五一年五月初命令罗瑞卿立即召开全国公安会议，部署全面收缩。同时电告中南、西南等区的负责人要求他们“严重注意”“镇反”捕人杀人失控的情况。电告华南分局说：“根据华南已杀五万七千多，现押犯人尚有十六万多的情况，华南两省一市应和豫、鄂、湘、赣一样，从六月一日起停止捕人四个月，集中力量清理积案，总结经验，教育干部。”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承认：运动“后期有若干地方发生了简单粗糙现象，可杀可不杀的杀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捕了一些”，必须及时地“从大胆放手的方针，改变为适当地加以收缩的方针”。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明确提出：“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以内。将捕人批准的权限由县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由地、专一律收回到省、自治区一级。”“凡是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是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说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这是根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报告来源，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以被处决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这个数字比毛泽东当初设想的千分之一高出了许多。
其实，在镇反运动中，上海等城市处决反革命为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左右，南京处决委总人口的千分之一，农村许多地方大大突破了千分之一点五，一些省区超过千分之二的水平。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批评一些地方多杀，很多地方明显地出现瞒报，故全国范围实际处决的人数，要大大的超过71.2万的这个数字。
资料参考：
《中央公安部关于全国公安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建设1950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人民日报，1951、02、22。
《中共中央华北局重要文件汇编》1954年8月。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
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3月18日）
《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刘少奇建国以来文稿》一、二、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史学研究》，2006年第1期。

海捕滥杀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提倡。

1951年2月21日，中央政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对“反革命罪犯”不再宽大，一律处以死刑、终身监禁和监禁。此后数月间，“镇反”运动进入了真正的“高潮”。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公安工作法规汇编》。

静待新篇，先生其勉之。

   2、1950年5月1日整党整风运动

    1949年10月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员人数急剧增加，抗日战争开始时，只有党员四万人左右；抗战结束党员人数达一百二十一万人。1949年底，统计数字为四百五十万人,。1950年6月3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共产党二十九周年前统计，党员人数已超过五百万，其中地方党员三百六十五万，部队党员约占一百二十万，其余属党中央直属机关和铁路系统。到1951年4月，我党基层组织有二十五万个支部，党员达五百八十万人。

    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和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全党结合总结工作，学习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全党，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以及少数党员干部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后相继发出《关于整党整干工作的指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等文件。

    5月24日，毛泽东在《关于指导全党整风运动问题给胡乔木的信》中指出，全党整风运动已成为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整风的重点是各级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要求全党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即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紧密结合各项工作任务“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中共全会决定在1950年的夏秋冬三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克服骄傲自满、贪图享受的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整风的方式是结合工作实际，自上而下地逐级召开整风会议，成立整风训练班，学习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计划年底整风运动结束。

    中央首先要求全体党员认真学习1933年2月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6月，中央规定毛泽东在党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是这次整风学习的首要文件。

    中央发现运动未达预期的效果，因为整风运动的重点放在解放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工作作风问题上，因而没有很好地解决全国执政后党内出现的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

    于是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用三年时间整顿党的基层组织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的决定。决定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普遍整顿，以解决党的基层组织中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纯洁党的队伍，健全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

    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报告。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制定党员八项标准，对全党进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

    这次整党直接针对党员的思想和党组织的整顿，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党员分四类：（1）具备党员条件的；（2）不完全具备条件的，或有严重问题，必须改造提高的；（3）不够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4）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

    整党方法是：集中训练干部，派工作组到基层组织，进行典型试验，取得经验，逐步推广。1954年春，整党运动结束。

    从1950年6月开始至1954年春结束的整党整风运动。到1953年6月止，运动中65万党员被清除出党，其中被开除出党的有23万8千名。

    资料参考

    《新华月报》1950年7月。

    《人民日报》1951年4月10日。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人民出版社。

    3、1951年电影《武训传》批判

    电影《武训传》1951年初上映，上映后，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意见。一认为“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一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种“缺乏思想性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武训不足为训”。

    毛泽东看后，要胡乔木组织几篇批评文章。《文艺报》第4卷第1期、第2期连续发表批评文章：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江华的《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等文章。5月16日《人民日报》转发杨耳的文章并加编者按，强调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赞扬是错误的，提出要批判“武训精神”。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毛泽东说电影《武训传》“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指出电影“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一些号称学好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强调“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资产阶级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社论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点名批评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和3本关于武训的书，点名批评48位作者。

    5月20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以毋庸置辩的口气发表评论：“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而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干部，还要作出适当的结论。”

    同日，《人民日报》在“党的生活”专栏刊登题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一文，号召“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者看过歌颂武训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凡是放映过《武训传》的各城市，那里的党组织都要有计划地领导对《武训传》的讨论，要把领导这一讨论当作一个严重的思想教育工作”。接着教育部、文化部电影局等有关部门用行政命令要求全国的下属单位开展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5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孙瑜《我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的公开检讨。5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袁水拍《读孙瑜先生检讨后的一点意见》：“我认为孙瑜先生的检讨是极不充分的，思想上还是混乱的。”《人民日报》相继续发表华君武、桑夫、胡绳、何家槐、范文澜等人的批判文章，刊载李士钊、郭沫若、夏衍的检讨文章。

    《人民日报》和文化部联合组织13人“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武训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调查，毛泽东夫人江青参与主持调查。《人民日报》7月23日至7月28日，连载毛泽东亲笔修改的四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贬武训、褒宋景诗：

    武训是从“一个流氓起家，尊从反动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那个时代“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

    一场全国性的批判《武训传》的政治运动开始了！这是建国后意识形态里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

    运动将武训行乞教育救国的行为而受到清朝政府的褒奖和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平民教育的理念，当成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必须彻底批判，从而树立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新秩序。

    1951年，重庆育才学校校长孙铭勋被定为西南地区“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孙铭勋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代表人物。工作组得出的结论：……孙铭勋是持着“教育至上”、“文化至上”的思想办教育的人，解放后孙铭勋在育才坚持的教育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并灌注着“武训精神”。

    11月28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登载《关于重庆育才中学“武训精神”影响及前校长孙铭勋思想的初步检查报道》长文说“……孙铭勋向人民政府提出要求，其中有‘请拨伪国防部———即前伪国防中学旧地全部地皮及房屋’，……补助150个工作人员及500名公费生的经费，要农场工厂用具、小汽车、大汽车、钢琴、提琴、收音机、电影机……孙铭勋的个人野心，在这里已充分暴露无遗了。”

    从理论批判到人身攻击，大大地震动了中国的教育界和文艺界。《武训传》的讨论就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大批判。《武训传》电影编导孙瑜愧疚之极地说：“是我害了武训！”批判持续一年多。这一批判严重地混淆了思想艺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著名编导孙瑜受到沉重打击，四十多人受到牵连。给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据统计，1950年，我国拍摄国产故事片29部，1951年仅有１部。1951年至1954年4年中，共拍摄16部。

    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的社论发表后，周恩来首先作了检讨。1952年周恩来在上海讲：“最近全国都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拍摄和放映《武训传》，我是点了头的。因此我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我已经向党中央作了检讨，今天我在这个大会上再一次检讨。”

    徐特立说：“武训所进行的教育是奴隶教育，是躺下来的教育，和我们今天的革命运动站起来的教育是尖锐对立的。……关于武训的讨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一个斗争。”

    最积极的当数郭沫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十天后的6月1日，郭沫若写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登在6月7日《人民日报》上。他说：“主要的原因是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而且把他孤立地看，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今天武训的本质被阐明了，武训活动当时的农民革命的史实也昭示了出来，便十足证明武训的落后、反动、甚至反革命了”；“武训的以身作则的奴化教育，事实上是比奴化教育本身，尤其值得诅咒”。

    《调查记》发表后，堂邑县委宣传部干部郝瑞琛写《我对武训与别人相反的认识》寄给《平原日报》，说了一通理由，最后说：“应以武训所处的历史范围，本身条件，以及对人民的贡献来肯定他。”平原省把郝瑞琛作为反面人物，《平原日报》编者按说：“今天像郝瑞琛这样的人却仍坚持认为‘武训是值得表扬赞誉与学习的’，只不过证明：他们坚持着反人民、反历史、反科学的立场而已。”堂邑县委会议开除郝瑞琛的党籍、工作，送回农村劳动。后来郝瑞琛说“连胸前的县委会证章也没收了，轰出县委会，第二天我就扛着被子回家了”，“一直到1980年10月给我平反。”

    （注：平原省和《平原日报》，1949年8月20日中共华北政府成立平原省，平原省辖新乡、安阳、湖西、菏泽、聊城、濮阳六个专区，辖56县、1矿区、5城关镇。中华人民共和国1952年11月15日撤销平原省建制，将新乡、安阳、濮阳3区划归河南省；菏泽、聊城、湖西3区划归山东省。）

    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为《武训传》撰写的社论，5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称全囯亿万军民欢呼《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重新发表，宣称“把《武训传》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一起抛进垃圾堆”。武训坟墓被掘，祠堂被毁，尸体遭挫骨扬灰。

    武训(1938-1898)：山东堂邑人，乞讨30年，50岁以后陆续在堂邑柳林集、馆陶、临清办起了3所义学，收教无钱读书地贫民子弟。清末山东巡抚张曜曾奏准光绪帝给予“建坊施表”。 光绪帝颁“乐善好施”匾额，“赐黄马褂”，褒其为“义学正”。死后，其事迹“宣付史馆”， 编入《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六“孝义”一节。被尊为“义乞”、“乞圣”。《世界教育辞典》称其为“无声的教育家”。

    周拔夫《武训先生年谱》记载：

    “这年春季临清御史巷义学又告成立，四月初间，先生卧床临清御史巷义学内，他静静地躺在义学房檐下，不吃饭也不服药，每天只喝几口清水，虽然在病中，但一听到学生们读书的声音，脸上马上会现笑容，心里仿佛得到了无上的安慰。二十三日（1896年6月5日）正午，先生卒。先生面貌很丑，狭额宽颔，嘴唇扁皱，状似老妪，颜容极其慈祥和蔼，见者莫不愿和他接近。当时三县义塾师生听到这个噩耗，如晴天霹雳，都痛哭失声，遵从他的遗嘱，安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东壁外。”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

    对于武训，蒋介石曾亲写《武训先生传赞》：“以行乞之力，而创成德达才之业。以不学之身，而遗淑人寿世之泽。於戏先生！独行空前，仁孚义协，允无愧於坚苦卓绝。世之履厚席丰，而顽鄙自利者，宁不闻风而有立。”

    于右任题词：“人伦师表。”

    邵力子题词：“学不厌，诲不倦，孔子所以成为大圣人。武训先生虽未学，而必谓之已学，虽非直接施诲，而其为诲者实大，其不厌不倦，则犹与孔子无二致。吾人必须发扬孔武之精神，以学以诲，不厌不倦。”

    教育家陶行知说：“山东乞丐武训，开三个学堂”，“武训虽然死了，他的精神可是要活到千万年的。如果我们个个都有武训的精神，还怕国家不进步吗?”“每一个农友都做一个武训，每一个小朋友都做一个小武训。”“我们要想普及教育，必得学武训。”“中国要想造成一个好学的民族，需要一百万位武训先生，开办三百万所学校及读书处，平均每校每处普及一百五十人之教育，才能叫整个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家家读书，人人明理。大家活到老学到老，才能保证整个民族继续不断之进步。”

    从1942年起，陶行知几乎年年举办武训纪念会。1945年在重庆纪念武训诞辰107周年大会，到会1000多人。郭沫若、陶行知、邓初民、柳亚子、罗叔章等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到会宣讲。

    陶行知(1891-1946)：近代著名教育家，1920年任“中华教育改进会”总干事，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46年病逝。中国共产党当时盛赞其：“……为人民的教育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1985年9月5日，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说：“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次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同日，新华社以发布之一讲话。《武训传》在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后平反。

    资料参考

    《开展〈武训传〉讨论，打倒“武训精神”》，山东人民出版社1951。

 4、1951年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开始于1951年12月1日，1952年10月25日结束。

    首先提出来的是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1951年8月31日高岗在东北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做《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后东北局下发《关于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的文件。

    1951年7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严肃法纪，为保卫国家财产和国家机关的纯洁而斗争》社论：为肃清政府人员中贪污舞弊等不法现象，纯洁国家机关，……各级政府、各人民团体以及全国人民，要一致起来，严肃法纪，保护国家财产，经常注意与贪污舞弊的不法分子作坚决斗争。

    1951年11月20日，毛泽东起草对东北局报告的批语，向全党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审阅决定稿时指出：再不切实反对资产阶级的侵蚀，“我们就会犯大错误”。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下达《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做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

    中央成立中央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薄一波为主任。在党政军里成立各级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

    1952年1月4日，中央再发《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指出示“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应“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同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凡在其所属机关、部队、团体、学校、或企业中发生了严重的贪污现象或浪费现象，而事前毫无觉察、事后又不厉行惩治者，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虽然没有亲手参加贪污行为或浪费行为，亦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

    1月5日，周恩来在政协三十四次会议作《“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持政后第一次反腐败运动。

    1月30日，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李富春提出“大老虎”的六条标准：（1）、个人贪污一亿元以上的；（2）、不满一亿元，但对国家损失很大者；（3）、满一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4）、贪污5000万元以上，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5）、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一亿以上者；（6）、隐瞒各级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一亿以上者。

    2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与整党运动相结合的指示》。

    3月，政务院（国务院）做出《关于在“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决定采用人民法庭的形式，审理重大贪污案件。颁发《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对追缴赃款赃物的范围、办法、处理作具体规定。

    1952年4月，“三反”进入核实定案阶段，中央相继发出《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五项决定》。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1952年9月21日，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监察部，原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撤销。

    1953年3月21—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

    三反运动后，当时全国贪污腐化情况的不完全统计：

    华北局：“全区去年一年共处理了干部党员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者303人，今年仅上半年就处理了此类案件531人。又据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去年十、十一、十二三个月很不完全的统计，贪污腐化者共107人，而今年九月份一个月的贪污案件即有102人。天津一个公安分局的干部、警士受过3514户商家的贿赂。”

    西北局：“天水专区税务系统，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的30%多。陕西27个县公安局长中，七个贪污。泾阳县七个区长以上干部因贪污撤职。渭南分区副司令员马华廷有贪污行为。”

    中南局：“江西金豁县外派干部26人，15个贪污，11个因此脱离革命，遂川县外派干部58人，仅2人不贪污。”

    河北省：“石家庄市查出2干部贪污三千万元，军区一个团十个连长中八个贪污。”

    甘肃省委：“平凉市税局88个干部有40个贪污。省粮食局运输公司180个干部，81人贪污。……海源县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公安局长领导40个干部集体贪污”

    安子文10月18日“三反”运动报告中说：

    “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军队除外）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383.6万多人，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120.3万多人，贪污金额6万亿元（折合新币6亿元人民币）。占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的31.4%。其中党员19.6万多人。”

    上述人中，判刑38402人，其中死刑42人，死缓9人，无期徒刑67人，有期徒刑9942人，劳动改造11165人，机关管制17175人。

    5、三反运动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

    “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委员之一、办案组组长、时任河北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孙光瑞回忆说：

    天津地区副专员李克才公开揭发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贪污腐败行为。省委当即决定，成立由省政府主席杨秀峰担任主任，省委组织部长薛迅担任副主任的“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同时将案情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报告。由孙光瑞、省监委主任李国华、省法院院长宋志毅担任委员，组成办案组，调省公安厅李定一处长加强侦讯工作。

    1951年11月29日逮捕张子善。12月2日将在苏联学习的刘青山调回逮捕， 12月4日，下布《中共河北省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将刘青山、张子善开除出党。

    1952年1月18日，河北省人民检察署对刘青山、张子善提请公诉。公诉书认定刘、张在治理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等工程中，盗窃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及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交送49亿巨款给奸商张文义倒卖钢铁木材，投机倒把，扰乱金融，使人民资财损失达14亿元之多。据他们自供，刘、张二人开支及送礼达3亿多元。为消灭贪污罪证，张子善亲手一次焚毁单据378张。

    关于此案量刑，党内意见不一，有人提出重判不毙；华北局的意见是判处死缓；征求天津地区五百多名党员意见，60%的人同意判处刘青山死刑，40%的人反对。

    毛泽东对此案极为关注，说：是要他俩，还是要新中国？亲批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中央和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行刑和善后的四条具体措施：不打脑袋打后心、公费购置棺木、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委在保定召开两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对刘青山、张子善执行死刑。刘、张贪污案从揭发到判决执行，前后只用了两个月零二十天。

    刘青山（1916-1952），1931年入党，时任天津地委书记，贪污受贿1.8亿元（折合新币1.8万元人民币）。

    张子善（1954-1952），1933年入党，时任天津地区专员，贪污受贿1.9亿元（折合新币1.9万元人民币）。

    另：

    1952年1月16日，罗瑞卿在公安部的斗争大会上说：“我们对宋德贵、刘玉泽、赵溪桥的犯罪行为决不能容忍。”

    1952年2月1日，北京中山公园举行公审宋德贵及其他案犯的大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沈钧儒对宋德贵作宣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其全部财产。其同案犯另行审判。

    宋德贵，1936年入党，1950年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当时为副厅级）。贪污、盗窃国家资财9亿元（今人民币9万元）。

   6、1952年五反运动

    1952年1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写道：“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1月5日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见《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8）。

    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在城市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的文件。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五反”斗争（“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配合党政军民的“三反”斗争。 “五反”运动便同“三反”运动一起发展起来了。

    3月5日，中央规定对违法资本主义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11日，政府政务院公布《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28日，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3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加强私营厂店工、店员工作的指示》，把“五反”的任务及目的归纳为八条：

    （1）、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情况，以利进行国家计划经济；（2）、明确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3）、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业联合会……；（4）、整顿民主建国会……；（5）、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6）、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制度。（7）、从补偿、退赃、罚款、没收中追回国家经济损失；（8）、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党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了政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共18条。

    运动首先在天津开展。一月四日，天津工商联节约检查分会动员大会后四天内，工商界共检举坦白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的案件六千一百十五件。

    3月12日，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并颁发《中央关于五反分类标准的补充通知》：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5类进行定案处理。

    补充通知全文：“(一)基本守法户中{乙}种条件中之‘检举立功’，半守法半违法户{甲}种条件中之‘彻底坦白’，均删去。如此从宽处理，可使某些违法户比例较大之城市能争取解放大多数，缩小打击面。尤其是基本守法户{乙}种所规定的条件，其非法所得总额纵在二百万元以上，只要与当地工商户违法情况相比属于情节轻微者，如武汉所提之六百万元以下{武汉实际是将偷漏税、偷工减料算了二三年，现照规定只算一九五一年}，上海所提之一千万元以下，合此情节，即可下降为基本守法户。(二)基本守法户免退违法所得的标准款额，由一百万元提高到二百万元，以利于迅速处理大多数，并避免或减少基本守法户{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独立手工业户和家庭商业户}补退之困难，但在二百万元以下，其情节照当地情况算为较重者{如重庆}，照规定可酌退一部。而超过二百万元标准的违法所得部分，{如上海、武汉}则仍应退出，以示严肃。这样，既可使武汉、上海或其他有同类情况的城市的基本守法户和守法户合并均能超过全工商户的百分之五十，又可使二百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仍然退出，也不致使各地不满，这点已在十日、十一日的电话中取得中南、华东同意。（三）严重违法户{甲}种违法所得总额在二百万元以上，改为‘数量较大’，以示在款额标准上与半守法半违法户亦有所区别，而便于各地机动处理。（四）各地在执行此文件时，必须结合《人民日报》三月十二日社论之精神，以求‘五反’斗争的彻底胜利。”

    6月13日，周恩来批发政务院《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提出要防止和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虎头蛇尾，草率结束，特别是对处理从宽的原则产生误解”；一种是不根据实际情况核实工商户违法所得。政务院要求各地在“五反”结束阶段，必须本着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做到合情合理。

    定案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0—30％；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约占1％。两个运动最后核实退款10亿元。

    五反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城乡工商业主和个体私营者，全国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户约999707户，被逮捕判刑有1524户，19人被分别判处死刑和死缓。

    1952年4月公布《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指示》。10月25日中央批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的两个报告，“三反”“五反”两个运动同时结束。

    1953年1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是党和政府中大问题，要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开展“新三反”运动。

    资料参考：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党史研究》1986年第1期。

7、反“分散主义”运动

1953年1月5日，毛泽东提议，中央指示各级党委和政府大规模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
事情缘于：建国初期，中央各部委工作直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领导，人民政府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执行机关，政府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都强调党不应包办代替政府工作。毛泽东一直对周、董强调政府工作应有相对独立性的主张极为不满。1950年8月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批示：“政务院所属各部门每次召开会议决定政策方针，都应如中财委所属某些部门一样，作出总结报告，呈报我及中央书记处看过，经同意后，除用政务院、各委或各部自己名义公告执行外，有些须用内部电报通知各地。”1952年8月，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改组，更名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直属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周恩来任总党组干事会书记，邓小平任第一副书记。
1952年9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以“保证税收，简化手续”为原则，修正税制。12月26日，政务院（国务院）第164次政务会议批准了方案。12月31日，中共财政部党组向毛泽东汇报，提交《关于税制若干改革的方案》。对修正税制的主要内容、工商业税条例的若干修改、试办商品流通税以及对其他各税的裁并税种、调整税率等问题作详细说明。
全国工商联筹委会12月16日至20日扩大会议拥护修正税制。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宣布新税制自1953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
1953年1月9日，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3位同志联名给中央写信说：“我们真不懂，新税制为什么要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画等号？如果这样，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怎么能得到鼓励而发展？资本家的企业从新税制里得到了鼓励更加得意忘形，这样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实现？所以，我们认为围绕新税制的实行，是一场尖锐的路线斗争。”1月11日，北京市委写信反映北京新税制带来的问题。各大区、各省市财政委员会也纷纷反映执行新税制的问题。有来信说新税制是周恩来和薄一波等人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产物。
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周恩来收信后，连夜给毛泽东回信，于2月间主持召开关于加强政府各部门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座谈会，起草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汇报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
薄一波立即召集中财委会议，随后指示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派出若干个小组分赴各大中城市采取补救措施。
2月10日，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粮食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陈希云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作了说明。财政部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作专门汇报，吴波说明修正税制，薄一波作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对时薄一波等人采纳工商联意见而没有向党中央汇报就出台新税制极为不满，批评说：“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认为这是政务院、中财委、财政部的“分散主义”。
一个新政策的出台，党中央和毛泽东事先竟不知道：一是新税制没有报经中共中央讨论通过，政务院自行其是，有脱离中央领导的趋势；二是新税制没有通过党的系统事先传达布置，政府工作有脱离党的领导趋势。
毛泽东立刻发动反“分散主义”的斗争。
2月21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写关于山东省级机关分散主义现象的报告。毛泽东批示说：“此件有很大教育意义。”
很快，“新三反”在中央人民政府内转为反对“分散主义”运动。
1953年3月10日，为加强党中央对政府的领导，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指出：今后政府工作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批准。
4月28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将经济工作由原来政务院统一领导，改为五个领导人分别负责，时称“五口通商”。中央领导的调整是：
一、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二、铁道部、交通部和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
三、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和合作总社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领导，合作总社业务与财委保持联系。
四、劳动部划归计划委员会委员饶漱石领导。
五、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人民银行、工商管理局及物资储备局仍属财委主任陈云领导，在陈云休养期间，由薄一波代理。
反“分散主义”后，中央政府各委、部、院、署、行的工作由各党组直接向毛泽东汇报请示，确立中央主席直接领导政府的体制。
5月19日，毛泽东对刘少奇、杨尚昆提出书面批评：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否则无效”四字下加了着重点）
经毛泽东提议，中央于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集中批判新税制与薄一波。第一项议程是对新税制的讨论与批评。其他两项议程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和限制、利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这两项都没有深入讨论。新税制和批评薄一波是会议的中心议题。原定半个月的会议开了两个月。
薄一波反复就新税制问题作检讨。薄一波回忆说：“当时会议每天进行的情况，都是由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
7月13日清晨，薄一波接到周恩来的信：“一波同志：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周恩来七月十二日夜”。
7月13日下午，薄一波在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作检查。他说：“我作为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应当承担这次修正税制工作中所犯错误的责任。好在新税制执行的时间仅半年，许多问题一暴露出来就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直至停止执行。当然，也应当看到，新税制确实曾起到过保税、增税的作用。” 薄一波还是对新税制持肯定态度，立即成为批评对象。从14日到25日，连续8次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对薄一波进行批评。
这次会议先听取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意见、李富春关于同苏联商谈五年计划体会的报告，然后分组进行讨论。但在财经会议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他把薄一波上纲上线为“两条路线斗争”。
8月1日，薄一波再次作检讨，总过不了关，会议无法作出结论。薄一波不再说话，拒绝再作检查。毛泽东说：“不能以为会议上一切发言的内容都是正确的。事实上，有一些意见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对周恩来说：“结论作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陈、邓时在外地），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8月3日，陈云、邓小平相继回到北京，当日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发言。邓小平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6月底，陈云在北戴河同有关同志说：“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
8月6日，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说：“修正税制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公私一律平等’，一个是变更了纳税环节。” 还补充说：“去年11月，我在搞五年计划，要帮高岗同志搞出草案，这件事曾向中央声明过，中财委工作交一波同志负责。所以新税制问题一波没有问我，也是有原因的。”“这样说，是不是我毫无责任呢？不是的。对新税制错误，我仍然有责任。说多了也不必要，我的责任在于没有指出1950年调整税制的教训，去提醒他们。”陈云反对中财委存在着两条路线的说法，他说：“一波同志在中财委做了很多事，即令是事务，也是工作，如果没有人挡住事务，中财委工作是不行的。”“同志们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上个别不同意见不能说没有，这些意见也不能说我件件对，一波件件不对。我不能说有两条路线，也不能冒充我是正确的。”
薄一波事后回忆说：“在高、饶问题尚未揭露，会议批评的调子降不下来的形势下，陈云同志的这些话，无疑起到了降温和替我解围的作用。”
8月9日晚，中南海西楼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通知不是政治局委员的薄一波参加会议。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周恩来的会议结论报告。毛泽东曾对结论进行多次修改，加写他写的论述，即“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限止和反限止斗争”……，“以薄一波同志为代表的若干财经工作干部在对私人资本主义所犯错误是直接违反上述规定的”。删去了“带路线性”四个字，指出：“所有这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
8月11日晚，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会议作结论报告，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认为“修正税制实施的结果，使税负公重于私，工重于商，打击了工业，特别是落后工业，帮助了私营商业，特别是大批发商，并使市场一度发生混乱，造成群众不满。这样，就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和半社会主义经济”，是“违反党的二中全会决议在这方面所规定的原则的错误”，“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的必然恶果”，是“离开了党的立场”，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些错误的主要负责人，是薄一波同志。在大家的批评、督促和帮助之下，薄一波同志进行了两次自我检讨的发言。在第二次发言中，薄一波同志对自己错误的认识是有进步的，但对于自己错误的根源还没有揭发出来。应该指出，薄一波同志在财经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8月12日，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薄一波：“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12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
8月1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邓小平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免去薄一波财政部部长职务，留任中财委副主任。
1954年6月，毛泽东对薄一波说：“财经会议和会后一段时间，我们对一波同志是有些误会的。但是如果没有高饶反党集团的揭露，这些误会还是解除不了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同志是好同志。”
新税制从其出台开始就受到批判，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积极贯彻，它变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反面教材，反映了私营经济的命运
资料来源：
《史学集刊》（1956-2003）
《党史博览》毛泽东与“新三反”运动，2002年第7期

8、高•饶反党联盟

据说是高岗、饶漱石在1953年6月至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9月—10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散布“军党论”，“党是军队创造的”；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高岗要求担任中央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上曾向高岗提出严厉警告。高岗就是想利用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农业合作化、民族资本家等问题上的分歧，搞点小名堂，然后取代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他先后拉拢饶漱石、林彪、彭德怀、陈云、邓小平等人。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
高岗在杭州对林彪说过如下的话：“我觉得，在中国，党是军队创造的，是枪杆子上出党。……党本来就有两个，一个军队的党，一个白区的党，主体应该是军队的党，……给长征提供落脚地的人，现在还有谁？……我来主持政治局，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部长会议主席，他想让周恩来当，我向他建议，周恩来当不如林彪当，你林总打遍大半个中国，当个部长会议主席，不是绰绰有余吗”？。
党中央确认高岗的“两党论”、“军党论”，把自己说成是根据地和军队党的代表，为夺取党和国的主要权力制造根据。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列席会议的52人。
毛泽东没出席这次会议，在去杭州前说“我现在宣布，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以我为首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这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
毛泽东给会议定调：增强团结，多作自我批评，不搞面对面揭发。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指出对于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厉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
在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都作了发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的发言，有自我批评、有对高岗、饶漱石的批判揭发。高岗、饶漱石的发言完全是自我检讨。刘少奇、周恩来不满意他们的检讨，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答复“公开揭露”。
2月中旬，中央书记决定分别召开座谈会，一是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一是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
座谈会专门揭发核实高岗、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和材料，座谈会先后开了七次，高、饶的检讨全没过关。
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向中央写了报告。指出高岗、饶漱石是：“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提交座谈会报告：
1、饶漱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1953年伙同高岗进行分裂党的活动。2、饶漱石是资产阶级个人投机家。3、饶漱石采用：（1）造谣挑拨，欺上骗蒙下。（2）封官许愿进行笼络。（3）专抓小辫子，钻空子。（4）四处安钉子。（5）任新职时，整人以立威。（6）打击自己不满的人。（7）说话反复无常。（8）伪装恭谨，吹嘘自己。4、饶漱石不彻底认错，关于和高岗的活动，只承认是“不谋而合”。
报告最后指出：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必须提倡发扬，特别是高级干部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内的无产阶级嗅觉必须提高；党的团结必须加强，不让敌人有隙可乘；每个干部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必须确立；全党的马列主义教育必须加强。
周恩来概括高岗十个方面的错误：一是在党内散布“枪杆子里面出党”，制造“军党论”。二是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三是造谣挑拨、制造党内不和。四是实行派别性干部政策，许愿封官，扩大个人影响。五是搞独立王国。六是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七是窃取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八是在拨弄中苏关系。九是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十是个人生活腐化堕落，完全违背共产主义道德。
周恩来最后指出：“从高岗的事件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一切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该受到批评。”
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的发言和邓、陈、谭的报告。
高岗在1954年2月1日开枪自杀未遂，1954年8月17日，服“速可眠”再次自杀身亡。当时自杀就是犯罪，就是叛党。高岗的死造成了国际影响，毛泽东说“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1954年9月1日，毛泽东就高岗自杀身亡事给苏共中央的通知里说：“高岗用结束自己生命的实际行动，宣告他同党，同中国人民的最后决裂”。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后对高、饶采取的措施，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岗、饶漱石“永远开除党籍”，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决议结论说：高岗、饶漱石反党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4月27日，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出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
同日，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3月4日，毛泽东看到合众社2月26日发自东京的电讯稿。电讯稿对毛泽东继承人作了推测，其中有对高岗“精明”语，毛泽东立即写下三条批语：“1、此件送林彪、陈伯达、胡乔木、谭政、陶铸五同志一阅。2、合众社传日本人论高岗值得注意。3、日本情报机关对高岗很熟悉，美日两情报机关是合作的。”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定调说：“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杨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
高岗，1926年入党，1933年，任中国工农红军26军42师政治委员。
1935年2月，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9月，任第15军团政治部主任。1936年，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政议会议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代理政治委员。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9月，高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2年11月，任国家计委主席。
饶漱石，是共产党高层中唯一在欧美、苏联等国学习较长时间过的知识分子，精通英、俄语言。1925年入党，1929年起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常委、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5年赴苏联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期间，历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常委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任新四军政委。1945年6月中共七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年底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1947年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1953年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副秘书长。邓小平、陈云向毛泽东揭发他与高岗阴谋分裂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批判。1955年4月1日公安部以反革命罪对饶漱石予以关押，同时被开除出党。从1955年4月至1958年公安部侦讯两年多，1960年3月15日迁秦城204监区长期关押。
1965年提起公诉，1965年8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决书称：“被告人饶漱石犯有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他在上海工作期间，利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华东局第一书记的职务，采取两面手法，不仅重用了内奸分子扬帆，把中统潜伏特务分子胡均鹤安插在上海市公安局内，而且在扬帆等人大量使用特务反革命分子的问题被揭发后，中央、华东公安部一再向他提出要彻底处理时，他仍然不予置理，使这一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达5年之久，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的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13条的规定，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
1965年9月23日，在狱中患精神分裂症，中央批准假释。1967年重新收入秦城监房201区二楼西。1975年3月2日，因病毒性肺炎不治病故，年72岁。后饶漱石家属寻问饶的骨灰，已灰飞烟灭了。
1980年后邓小平多次谈高饶问题：“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饶的斗争还是要肯定的”。“总之高饶的问题不揭露，不处理不成的，现在看来，处理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提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1982年8月13日，饶漱石原秘书陈麟章给陈云写过一封信，内容大致是：鉴于潘汉年，扬帆已经平反，饶、潘、扬反革命集团自然不能成立，饶漱石此前在党内外担任过重要职务，是将来写党史免不了要提及的人物，他究竟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弄清楚，无论对后人还是对饶漱石的亲人都有必要把所有事件弄清楚，建议中央责成有关部门，对饶漱石一案进行复查作出结论。信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主要资料来源
《林蕴晖：饶漱石与高岗“联盟”事实考查》2010年。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
《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19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