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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白” 文/ 刘荒田 我的故乡广东台山,方言属于广州话(俗称“白话”)语系,别的不论,单说对亲人的称谓,就够复杂。比如,我的村子,居民清一色的姓刘,但对父亲的称呼,有的人家发音为“爸”的平声,有的发为“爸”的去声,有的称为E,大概是“爹”的变音。差别的来由在宗族和支系。“一世祖”刘世华生下七个儿子,两个夭折,余下五房繁衍开来,每房的细微区别,体现在这等称呼上。但有些称谓在全县大抵一致,如称祖父为“爷”,祖母为“人”;外祖父为“公”,外祖母为“婆”;曾祖父为“白公”,曾祖母为“白”;高曾祖父为“赤公”,高曾祖母为“赤白”。愈往上溯愈和大米扯上关系--精磨过的是“白”;其前身,自然是“赤”,即糙米了。为表亲昵,或尊崇,或为叫起来顺口,又在祖宗称谓前头加“阿”字。“赤”以上如何,不得而知。古往今来,四代同堂已经惊天动地,老祖宗去世不戴孝而穿喜庆的红袍,治丧成了治喜。五代以上同堂的,还没见过。 我小时候,有一位“阿白”,即我母亲的祖母。她并非我外公的生母。她怎样成为外“白公”的继室,母亲没有细说。就我所知,在民国以前的侨乡,好些男人出洋去,高堂要人照顾,须在家乡娶下媳妇。这样的夫妻,从成亲开始就远隔天涯,举行婚礼时在祖屋行“拜天地”大礼,新郎只好由一只公鸡代庖。兴许,“阿白”是我的外“白公”漂泊在美洲的日子,发妻在乡故去后续娶的,两人从来没见过面,怪不得“阿白”没生养过。 我的家族史上,曾祖父远走秘鲁,老死异乡,我小时只见到他的照片,供在八仙桌上,一撇小胡子,和祖父不大象。曾祖母艰难拉扯大的祖父倒争气,读过几年私塾后,进城当中药铺的学徒,当“巡城马”,后来和祖母一起当流动摊贩。再后来,在小镇里开杂货店。同时在村里置田产,建全村最气派的青砖大瓦房,俨然殷实人家。解放前夕,由精力旺盛无比的父亲作主,关闭了杂货店,迁到另一个小镇经营文具纸料店。 解放初期,中国人满怀希望,我家日渐兴旺,位于丁字街的文具店,才两三年便成为全镇同行业的翘楚。每到小学校开学在即,店里忙得一塌糊涂,我才六七岁,也被祖母抓去站柜台,踮起脚尖,给玻璃柜台前站得密密麻麻的小学生和家长,递铅笔、墨盒、描红簿,收钱。这样的旺季一到,母亲就给托人给“阿白”捎口信,请她来帮着看小孩,做家务。“阿白”便从20多里外的苏江畔,风尘仆仆地赶来,神情极为庄严,仿佛是外放的臣子接到皇帝老儿的圣旨,赶到京城效命似的。 那时的“阿白”多少岁,不大清楚,大概60上下吧?脸上的皱纹不多,但极深刻,一若小学《地理》课本内那张“黄土高原”的插图。那时我爱画画,每回画孙大圣,猴脸就拿“阿白”作蓝本。“阿白”本来矮小,背又驼成虾公模样,走远路时拖一根老树根疙瘩做成、顶端开叉的拐杖。一双裹了又放了的“解放脚”,挪得慢,远看仿佛一只蜗牛,拐杖成了蜗牛的角。她的脚长那样畸形,每回她侍候我洗澡,我一边玩水,一边把手伸出澡盆,把她的木屐卸去,用力去掰恰似一坨老姜般重重叠叠的脚趾,要把它们排列成行。阿白只是喃喃地半笑半骂,不加阻止,到痛得受不了,就拍拍我的手,把脚缩进木屐里。 “阿白”每次到家来,都住上十天八天到两三个月,居停的长短,所依据的似乎是我的“阿人”的脸色。以厉害闻名闾里的祖母,是家里的实权人物,她生性吝啬,店务忙时急需扶弼的人材,对比她大十来岁的亲家祖母便客客气气;生意淡了,就心疼吃口多,偶尔指桑骂槐,令“阿白”受受气。母亲一看到风色不对,便打发自家“阿人”走路。“阿白”在家,是我们这帮小孩最亲的人,因为祖父母和父母亲没空看管我们。“阿白”是专职保姆,照料姐姐、我、还有两个弟弟,一个个地喂:大的喂饭,小的喂“煲仔粥”(一种专供戒奶后的婴儿吃的稀饭,做法是做饭到水开时,将半熟的米连汤舀进小瓦煲,再放进灶膛的余烬煨至全熟),一个个放进背带里,背着睡。“阿人”常称赞她,说她背的小孩子最乖,才拍那么几下,就睡着了。盖因“阿白”背驼得厉害,几乎就是一张斜放的童床,小人儿伏在上面特别舒坦。 “阿白”最得人心之处在豪爽。本来,我家那时家境不错,但大人自己省俭不算,对小孩的零用钱捏得特别紧。我伸手向祖父和父亲讨,总是一张面额最小,如今已毫无实用意义的纸币:起初是“一百元”,往后改称“一分钱”,寒酸得羞于示人。所以,我渴望生病,不是出于“因病得闲殊不恶”的雅人高致,只因发过烧,夜里服过“清火散”或者“六和茶”,第二天起来,就理直气壮地向父亲讨5分钱,外加从货架取下的一副最小的新扑克牌。可惜,小孩的病,无非感冒,也非得三五个月才来一次,不过瘾得很。阿白一来,不病也不愁没零花钱。几乎每天大早,她就来“贿赂”我,掀开侧边开襟的士林布“唐衫”,从内衣口袋掏出鸡心形的绣花荷包,用两只因为奉献的兴奋而微颤的手指,夹出5分钱的纸币,有时竟是1角。条件是:今天乖,不欺负弟弟。这可是童年的“六合彩”,我手攥还带着老人体温的钱钞,跑过步月桥,追寻熟食专业户“卤味寻”的太监嗓子:“好靓--够味--牛膜萝卜--来嗨!”买上一串滚热的萝卜,竹子的尖头,有两块虽切得纸片般薄但足叫同伴大咽口水的卤猪肝,蘸上芥辣,在街旁风风光光、雪雪有声地啃。这样豪奢的小吃,有“阿白”在,我每天都享受到,偶尔运气殊佳,还不只一次。至于家里大人隔十天八天才赏赐的一分钱呢,至多对付得一块三角形的软拉糖,或者一块炸豆腐角而已。 有时,我和弟弟在外头享受过小吃,不曾把嘴巴揩干净,回到家,母亲循蛛丝马迹追问钱的来源,我们据实招出。母亲便怀疑“阿白”的道德操守,怕她在店里偷钱,这叫“打穿抽屉底”,最犯生意人的忌讳。家里财政收入减少还在其次,她娘家人丢脸,少不得挨碎嘴婆婆的教训。不过,“阿白”对自己的清白,是誓死捍卫的。我也站在阿白一边,替她辩护。一来,阿白从来不走近柜台后的钱柜;二来,店里总有人守柜台,不是爱哼几句“悔教夫婿觅封侯”的祖父,就是机警非常、作风泼辣的祖母。至于父亲,多半在外头跑。同时,我也纳闷:阿白并没人接济,哪来的钱呢?“阿白”在老家,不是没有亲人,我舅父一家和“阿白”同住,家境不错,因为半辈子在旧金山唐人街与人合股开豆腐店的外祖父,在我出生的1948年“返唐山”养老以后,那豆腐店每年还给舅父付来红利,从数百到上千美元不等。可惜舅父母对“阿白”刻薄有余,孝心极为有限。于是母亲怀疑“阿白”在外头手脚不干净,曾经正言厉色地警告她,她嘟嘟囔囔地辩解。自此,她给我钱时,总要鬼鬼祟祟地加一句:“小心,别给你妈晓得。” 50年代初期的乡下孩子,家长大都放任自流,野惯了。我小有不同,两三岁那阵,身为“小少爷”,未来小开,给宠出炙手可热的气焰来。有一回,就为了采一种浆果,拿来做玩具“泡泡枪”的子弹,先是祖父,继而是父亲,冒着大雨陪我到镇外的林子去爬树。不过,长到五六岁,弟弟们相继出生,家里生意随着“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步步深入,渐渐进入颓境,我再也不娇贵。好在“阿白”永远是我的知心朋友。我在童年最大的爱好,是捉鱼。这种“寓稻粱之谋于耍乐”的活动,大人当然不会阻拦。酷暑季节,我和伙伴在毒日头下捉罢鱼,背脊给晒得象烤乳猪,回到家,至多挨几声不痛不痒的斥骂而已。小孩子家不曾“独钓寒江雪”,小镇只一条横贯其中的河,好在镇外田垌尽多小溪。我们多是在溪里挖泥筑坝,把水舀干,再捉鳅鱼、鲫鱼和黄鳝。这项活动,最吃力的是舀水,我们的工具不是水桶,就是瓦钵,“土法炼钢”一般费力不讨好。于是,我渴望象别的捉鱼行家那样,拥有一只戽斗。这器具可稀罕,你拿了上好薄铁皮,出高价,央求巧手的薄铁匠才做得来。阿白有一回到家来,居然带来一只蔟新的戽斗!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扛着它,在田埂里高视阔步,不亚于今天暴发的大款开起“奔驰500”型。“阿白”笑咪咪地看着我,眼神充满了慈爱。母亲却不高兴,冷冷地说:“怕是在外头‘捡’的吧?”母亲对这亲“阿人”不但没好声气,还时时戒备。“阿白”每次来,在储存货物的阴暗阁楼里搭铺,小孩子爱在她的床上玩耍。晚间,母亲来查看,便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边,悄悄说:“千万别跟‘阿白’一起睡,老人在半夜会爬起来,喝小孩子的血,咕噜咕噜的。”吓得我们乖乖溜到楼上去。 “公私合营”时,我才8岁,也看出家中衰败的气象来。比如,过去全家吃饭,用一张大圆桌,饭管饱,还有大鱼大肉。不时有猎人,肩扛散沙枪,手提一只身带血斑的夜游鸟,或者果子狸,神态谦卑地上门,请求祖母买下。祖母来者不拒,于是,餐桌上飘出野味香。但如今祖母常常叹气,有时为了全家用度,和祖父吵架。我不敢向家长伸手要零钱,更象“大旱之望虹霓”般,盼望慷慨的“阿白”。
有一天午间,“阿白”和一位来串门的乡亲聊天,我在旁照给她的脸写生。她指手划脚地说:“唉,我家阿贵(我母亲的名字)真个唔好彩咯(不走运)。我个仔(指我的外祖父)从金山回来那年多风光,村里开了三天流水席。不久阿华(我的名字)出世,阿贵‘返村’(回娘家),矜贵得不得了哇!摆满月酒,你知道胖崽崽收到几多贺礼呀?金项圈银镯子利是封……绣花背带也收了十多条,全家个个笑得见牙唔(不)见眼。你看如今,我的阿华瘦成这模样,生不逢时罗。他老豆(指我父亲)笨哩,外父返唐山,给他带来出世纸,他舍不得扔下阿贵在家,没有去‘出路’(“出洋”之谓),如今,你看……”阿白说着说着,“长太息以掩涕”起来。我才知道自己如此这般显贵过,阿白勾着指头数的“金器”,对我的诱惑力尤其大。我一边听肠子咕咕的叫声,一边幻想:如果“金器”的所有权归我,我只消拿出少许,兑成钞票,墟期在最繁盛的中华路,沿卖小吃的摊档吃过去:矮仔松的雪梨蔗,二拐的龙须糖,长公的麦芽糖,拐子李的豆腐花,加上嗓子一直那么尖利,在任何时候都可覆盖市声的“卤味寻”,他那香气四溢,想一下也得流涎水的担子……。事后我问母亲,母亲说了原委:外祖父从美国回来养老时,拿了部分节蓄买了两石水田。土改开始,外祖父被划为“富农”,日夜给逼着交“浮财”。外祖母受不住,上了吊。原先属于我的金器,全被外祖父拿了去,作为“浮财”上交了。 1958年后,“阿白”很少到我家来。最后见到她那一次,大饥荒已席卷神州大地,连我们这个依赖侨汇的“中国第一侨乡”,也处处见到饿得浮肿的人。“阿白”神情呆滞,畏缩地坐在厨房的灶旁,不再有前些年给我送来戽斗时的活力。母亲背着祖母,给了她一些米。“阿白”拄着拐杖离去时,我看见母亲倚在门旁揩眼泪。 以后,零零星星地听到的消息是,“阿白”愈来愈“变死”(土话,“破罐破摔”之意),她把偌大一间青砖大屋拆掉,先是家具,再是椽子、梁子、门窗、瓦筒、青砖、介砖,举凡可以卖钱的,都被她雇来的同村人一点点地运出去,贱价脱手了,出力的人得一份之外,她全拿来换“高级糖”、“高价粮”。有什么奇怪呢?那时的人什么不吃?我就常吃稗子、羊角扭、土茯苓、蕉树蔸和豆角叶。有的地方饿得更凶,人把自己拉下的蛔虫、粪坑里的蛆,也洗净了吃下。凭外祖父从旧金山汇回来的“养家银”建起的,全村最气派的大屋子,陆续落进“阿白”干瘪的肚皮里,只剩下沟道纵横的宅基,飘摇着几茎蒿草。“阿白”没能把整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撑过去,就撒手人寰。关于她的死因,舅母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冻死的,因为屋子拆得一干二净之后,她只能在宅基上用稻草搭一个篷子作住处,风烛残年的身子,如何抵挡南国初春的湿冷?也许是饿死的,也许是无疾而终。据专门替她变卖物件兼买粮食的远房侄子称,他碰巧有事进县城去,没到她的草棚去才两天,回来就见她卧在稻草堆上,断气多时。 至于谁办“阿白”的后事,如何入殓、殡葬,我都已忘掉。“阿白”平生行迹,留存在我的记忆,最生动,最深刻的,莫如那只木柄因汗渍而呈金黄色的戽斗。
花尾渡上爷孙 刘荒田
1971年初,我担任民办教师的乡村小学放了寒假。第二天下午,我挑着行李,和爷爷一起先乘公共汽车,从家乡水步镇到邻县开平的新昌镇。一番折腾以后,终于踏着从码头伸出,不足两尺宽的木板,进入花尾渡“曙光401”的二等舱。猫着腰在过道上转一圈,在胸佩毛像章、表情严肃的船员指引下,找到船票上标明的仓位,把行李塞在靠船舷的木架上,舒舒坦坦地坐下来。爷爷从手提藤篮里掏出一个荷叶包,呵呵笑着:“饿了吗?来!”我的眼睛放射着饿狼似的绿光。爷爷拿出一张旧报纸,先细看正反两面,确定没有毛主席的照片,铺在仓位的竹席上,再在报纸上放下油腻的荷叶,打开,是烧猪肉!天晓得他怎么买到的,上午在家,他匆匆忙忙地出一趟门,原来是为这。我要伸手去抓,他笑嘻嘻地说,急什么,递来牙签。烧猪的皮,通红,崩瓜溜脆,还管他是肥是瘦,塞进嘴里,腮帮子鼓得像样板戏《红灯记》第一号英雄人物李玉和。爷爷慢条斯理地吃,仔细地剔干净骨头缝里的肉丝。烧猪皮的碎屑掉在簇新唐衫的前襟上,他掏出手帕,小心擦干净。那年头,买烧猪肉要肉票,要排队,价格也不低,一斤差不多两块钱,爷爷退休前的工资,每月才32块。 我吃下半斤烧猪肉后,饥火熄了,打一个长长的饱嗝,曲肱而枕。我和爷爷的仓位相邻,中间的隔板拿开,就是合睡的床。仓位前,搁着爷爷的灯心绒“懒佬鞋”,是叔叔去年托人捎回来的,今天才舍得穿。裤子是蓝斜纹布做的西式,带拉链和口袋。他惯常穿旧式“唐衫”,裤子是简陋得多的“功夫裤”,裤腰奇宽,要打上好几层褶,最后打结,为了免于打喷嚏时松开,滑下,还系上皮带。从这副行头,可见爷爷为此行做了周密的准备。 爷爷一直是生意人,解放后家里开文具店。1957年,私营商业都归了公家。从大跃进开始的1958年起,爷爷被调往小镇上唯一的国营药材店当抓药工,因为年轻时在县城的广生堂中药店当过4年学徒的缘故。从此每天拿着“厘戥”(一种小秤),依镇里中医师字体竭尽潦草潇洒之能事的处方,秤当归、白术、甘草之类。没人来抓药,就在柜台外,用铡刀把一条条防党、北芪,一块块土茯苓、牛大力切成薄片。三伏天,他肥厚而略显歪斜的肩膀上,总少不了一条散发浓郁汗味的大毛巾。店里的活干完了,便提着竹篮子,挨家挨户收购学名为“鸡内金”的肾衣,每只两分钱。本来,他在60岁那年就该退休。不料在他满60岁的1960年,全中国陷入大饥荒,不但领导部门没钱和闲心替普通职工办理退休,就连职工自己,也怕退休金比薪水少了25%,难以维持家计。于是两方在默契之下,拖延下来。说话就是文革,破四旧,文攻武卫,整走资派,全国乱糟糟的。爷爷无数次地提交申请表,供销社的领导都靠了边,没人管这一摊,又拖下来。那时奶奶还在世,她最爱唠叨的,就是爷爷“生捱死捱”,店里的活计已够繁重,三天两头还要下乡支援,爷爷是全店最老的,却因出身“商人”,比起位列“工人阶级”的年轻同事来,属于理该接受改造的贱民,挑土筑堤坝,下河挖泥,割水稻,这样的苦差,他都当仁不让地侧身其中。爷爷每次从乡村“支援”回来,累瘫了,躺着床上哼哼唧唧,奶奶边为他搽药油,边咒天咒地。 这位出生于1900年,全县最老的药材工,熬到过了70岁生日,才办了退职手续。县供销社还是欺负了又老实又勤快的店员。“退”有两类,一是“退职”,按照工龄每一年发一个月的工资,他一次过拿到400多元,这笔钱要供养余生。二是“退休”,每月拿原工资的75%,直到去世。本来他可以据理力争第二类待遇的,但筋疲力尽了,再照旧上班,怕要把老命扔在那把被他的汗水擦得亮闪闪的铡刀前。 退休之后,爷爷要马上做的,是享所余极端有限的“清福”。怎么享?那时没旅游景点,别说出不了国,连到外县去一趟也要公社出具证明。离家乡120公里的广州,是他的小儿子、即我唯一的叔父以及婶母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他们早就盼望老人家去小住。我也很想和亲叔叔见面。叔叔这些年运气也背,文革前当市里一个区的文化馆长,芝麻绿豆大的科级,在文革中也挨了批斗,后期被送往干校改造。1969年祖母患心肌梗塞猝然去世,叔叔在干校挨整,不敢请假奔丧。1970年,他调回市区,不干文化的老本行,改在街道当党委委员,分管文教卫。叔叔婶婶都回到广州居住,我们才有了落脚处。爷爷从解放那天起,20多年来没去过广州,怪不得如此郑重其事。这次旅行,我担当的角色,是老人家的保护人和照顾者。那一年,我22岁。20岁开始,当了一年躬耕陇亩的知青,然后,被调到生产大队的小学当民办教师。这是第一个假期。 我躺够了,咬着沾着胡椒八角一类调料香味的牙签,从床上爬起,想到舱外兜兜风。对爷爷说了,爷爷点头。抽惯了乡下人中流行的水烟筒(俗称“大禄竹”)的爷爷,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黄色烟包,是广州出产的丰收牌香烟,属中档。那时我也抽烟,但不敢在老人家面前含云吐雾。我给他划了火柴,然后从密排的床位中跳过,踏上漆黑的甲板,走到船头。船快要开行,100公尺以外的小火轮的上空,升起乌黑的烟柱。花尾渡和小火轮之间唯一的连接物——钢缆,在谭江浑浊的绿水里依然弯成一个弧度,但看得出,它已在传递小火轮拖曳的力量。我小心地站在甲板边沿,看离脚下三尺的江水,看波浪不经意地拍打着船体。缆绳和甲板摩擦出嘎嘎的怪声。船员在身边来来往往,多半给我一个不友好的白眼,因为我挡住他们的路。我干脆走到最前头,拣离缆绳滚筒稍远的干处坐下来。码头上依然拥挤,送行的连续离开,把麻袋背在赤裸裸的背脊上的搬运工,在跳板上走最后一趟,跳板不堪重负,成了一张上下弹跳的弓弦。说话间,跳板抽离,岸上的哨子响了三声。下午2时30分,小火轮鸣响悠长的汽笛,启航了。
大楼一般的花尾渡离开有“小武汉”之称的开平县三埠镇,左侧,是长沙,右侧是新昌,背后是荻海,三个小镇都沿谭江而建。前两个以水泥大桥相连,荻海和新昌之间的河岬,则以并排的木船铺成通道。 我对着江景发呆。22岁的民办教师,心境忧郁,在日记本上的第一页,抄的是李贺的诗句:“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黑暗的政治,压抑的人生。我的眼神空洞,展开的波浪重复着白沫。啪!右肩遭到重重的一击,我慌忙挣扎着起来,以为船上的治安员要驱赶我。背后响起哈哈大笑。我不用转头去辨认,也知道是校友谭勋。他比我低一级,本来不熟悉,但文革中他和我都留在学校造反,同属“旗派”,多次并肩“战斗”即胡闹过。他的嗓门我所以马上认出,是因为每次旗派在城里举行大游行,他是带头高呼口号和领唱《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中坚分子。我又惊又喜:“你,怎么也在这?”我拖他和我一起坐下,他掏出一个铁质烟盒,打开,是褐黑色的生切烟丝,穷小子如他和我,平日只抽得起这个。他把烟丝上的烟纸拿起,分一张给我,两人把烟丝放在长方形烟纸上,卷成喇叭状,点着,辣而冲的烟,呛得我连连咳嗽。他得意地笑了。 小火轮拽着花尾渡,离开三埠镇地界,江面开阔。两个从1968年8月黯然离开校园以后,就没见过面的年轻人,推心置腹地谈话。在我追问下,他终于承认,他此行是为了“顶卒”。他再三扭头,把船头的环境看了几遍,确保无人偷听之后,和盘托出,用上大量暗语,我连猜带问,才弄明白。他说,他已偷渡三次,都在深圳和九龙新界之间的铁丝网下失手,这次是背水一战。途径是这样的:到广州去和策划者一起,和蛇头进行出发前最后一次接头,把钱付清。他们一行六人,男女各半,后天在中山石岐镇会合,扮成三对情侣,骑单车到东莞,登上“木屐”(即小篷船),开往澳门。他拧着眉头,语气沉重,生死荣枯就此一搏。说得我也心猿意马,恨不得也成为“交脚”(即偷渡)党一员。从偷渡谈到同学们的去向,谈理想,谈香港的自由,越谈越投机,竟没注意到,天已黑下来。满河是摇晃的星星,远处的小火轮,灯光特别璀璨。我猛然想起,把爷爷撂在铺位太久了! 急忙和谭勋握手,道别,祝他马到成功。小跑着回到二等舱房。里面灯光昏黄,一片熙熙攘攘。原来正是开饭的时候。我离开时附近的床位小半空着,如今已满,不是坐着就是躺着。每个床位都有枕头和薄棉被,久久不洗的布料发出臭脚的腐败气息。我绕过许多人和行李,找到爷爷。他正在吃饭,我的一份搁在旁边。我叫一声爷爷,准备挨一顿凶骂。不料他今天心情特好,一点也不见怪,只呵呵笑着,说:“你再不回来,我就拿网罾去江中捞你了。”我大大松了一口气,不叠地解释,怎么意外地碰见老同学,怎么聊天,偷渡一节当然不敢谈及。爷爷把晚餐向我推推,说:“快凉了。”又一番狼吞虎咽,为了弥补罪过,开了句玩笑:“爷爷,刚才的烧猪肉,该留一半现在下饭。”爷爷笑着骂我:“烧猪皮搁久了不变成皮鞋底吗?”倒也是。爷爷看着我吃,缓缓地抽烟。 我忽然感动起来,泪水涌上眼眶,想对爷爷说一句:“你真好!”可是不好意思。爷爷不容易啊!去年4月,一个中午,爷爷从国药店回到家,和碰巧回到家的父亲(他在邻近的大江公社的国营棉布店当店员,逢墟期来这里设摊,出售须以布票加人民币购买的棉布),趁墟的弟弟一起吃午饭,祖母躺着饭桌旁边的炕床休息(她刚才抱怨心口痛,卫生院的医生来,给她打了一针强心剂),就在这一刻,祖母心梗发作,撒手尘寰。这个晚上,我们陪伴着失魂落魄的祖父。深夜,父亲扶祖父去就寝。祖父站在床头,不肯动弹,良久,长长地以哭腔喊:“睹物思人啊!”声音低沉,听来却有如晴天霹雳。祖母猝逝以后,我每天晚上都从村里回到小镇的铺子,陪孤单的爷爷。有一晚,我去国药店接爷爷回家,迟到半个小时,爷爷也以这样摧心裂肺的哭腔责备我:“还知道回来吗?”我恨不得跪下来请罪。我欠爷爷的太多了。 晚饭以后,低矮的铺位上一片喧嚷。是孩子们的世界,哭闹的,在过道小跑的,唱歌的,夹杂着父母的喝骂、哄、说笑。尽管岸上的政治禁锢,依然是鲁迅当年所描绘的“罐头一般严密”,但在花尾渡上,萍水相逢的旅客,都展现诚实的一面。争吵,推撞,打斗,抢夺,这等“失礼”的举止绝难看到。我被对面铺位的一幕吸引住了:一对30出头的夫妇,男的瘦高,尖嘴猴腮,相貌不敢恭维,然而,偏有鲜花插在牛粪上,老婆水灵得教所有旅客侧目,白嫩的鹅蛋脸,水汪汪的大眼,顾盼就是放电,但她是老实的媳妇,注意力只放在满地爬的儿子上。老公知道老婆的魅力,益发要耍威风,故意把梳子扔在老婆的身前,命令老婆捡起,替他梳理头发。捡不捡?数三下,不捡看我教训你!老婆偏不理睬,白了他一眼,埋头整理行李箱里的尿布。好好,当真不捡,那我捡,饶你一次。乖乖,让我亲一口算是悔过。他的脸凑近捏得出水的俏脸,少妇的脸涨成猪肝,把他推开,还“噼啪”两下,轻轻抽他的脸颊。他不生气,嘿嘿干笑着。殊不知,周围爆出大笑,原来偷偷注视这一幕的,至少15名男人,包括我。我笑完,看祖父,祖父对着窗外的江水出神。我知道,他在想念相依为命的老伴。 9时半,船员到铺位间的过道巡视一遍,宣布,10分钟以后熄灯,不准在铺位抽烟,以策安全。不久,二等舱变暗,低矮的天花板一盏15瓦的灯泡亮着,微微晃动。乘客仿佛在马背上。而马,在漫无边际的草原上缓步。我和爷爷躺下来,不敢用被子遮盖肩膀,浓郁的异味不能过分靠近鼻子。我和爷爷的枕头并在一起。除了孩提时代,这是此生唯一的零距离接触。我低声和爷爷聊天。爷爷告诉我,曙光401,解放前叫“新兴利”,航运界巨子刘荣光所有,1948年下的水,其豪华辉煌超过所有渡轮,号称“内河皇后”。爷爷说,他年轻时在县城的药材店出师以后,当“巡城马”那几年,三天两头坐花尾渡,要么“新发利”,要么“新联发”。我靠着舱板,抱膝而坐,问:“你当巡城马?那不变成牲口了?”爷爷大笑,咳嗽,说,人像马一般劳碌,满城跑,替人带信或者物件,也做点小买卖。他说,那年代的花尾渡够热闹,有钱人上餐楼,打工仔只住得起通铺。船票不必预订,随到随上,铺位满了就加位,帆布床排到船边。睇相的,讲古的,卖武的(即借表演武术来推销“一贴永不复发跌打丸”之类的走江湖者),到处钻,打麻将和下棋的,鏖战通宵。 爷爷说到昔年花尾渡上的伙食,什么没有?别说烧猪肉,沿江的特产,新会陈皮鸭啦,深井烧鹅啦,古劳水煮花生米啦,广海虾酱炒当菜啦,哪像今天,什么都凭票。吃是我最喜欢听的话题。爷爷顿了顿,我抬头看,他在剔牙缝里的肉丝。“知道吗?刚才吃掉的烧猪肉,我半个月不买肉才攒下肉票。”爷爷说。 -----爷爷以双手代替用了半个世纪的乌亮木枕,对着天花板,喃喃而语。我听着听着,进入睡乡。朦胧中,小火轮的汽笛和花尾渡上的大钟对语,声音被波涛裹着,抛着,颤动着,听来格外带苍茫之感。身下的波浪,起伏成美妙的韵律,教奔波一天的躯体舒服之至。下半夜,起来上厕所。昏黄的灯下,鼾声和江声混杂。风袭来,打一个寒噤。我回到被窝内,再也睡不着。祖父开始了惯常的功课——吟哦。我翻身侧卧,背对着他。他知道这是公众场所,不能打扰别人,尽量压低嗓门。 爷爷过了花甲之后,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祖母在世那阵,位于小镇中心的铺子的二楼,他们的寝室和我的床铺只隔一层薄薄的杉木板。开文具店时留下的,直径足有一尺半的美国造时钟,当当响过三下,老两口便开始于我这偷听者而言至为迷人的絮语。爷爷变为鳏夫以后,絮语变为吟哦。他的吟哦分三步,第一步是预热,第二步是长吟,第三步是悲啸,今晚人在外头,程序不能不有所变更。开头,都是《唐诗三百首》里的绝句,加上一些李后主,李清照,黄仲则,纳兰性德,以及乡间名宿若干不大入流但胜在切合眼前景物的诗词。基调无一例外:悲凉。待到情绪的潮水涨足,长吟开始。今夜是柳永的长调《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用的是台山土话,据说它的优胜处在于保持了唐音八声,曲尽诗词的幽微意绪。祖父以声线所营造的意境,感情跌宕,迂回,间歇之后推进,仄韵被点化为倾诉或者质问,教我内心燃起熊熊的火。到下阙,爷爷的语调变得软和,带上浓重的鼻音,我知道,他在流泪。“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我把被子蒙住头,应和着祖父,吟一句哭一声。想起性情中人的断语:“未能痛哭长夜者,不足以语人生。”我要把“痛哭”改为“吟哦“,后者比前者,加入了千载凝聚的情思,更广大,更深沉。 最后,爷爷吟元稹的《遣悲怀》:“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汽笛之后,紧随的钟声带着前所未有的惊恐,我仿佛看到被大浪拍打的大钟,剧烈晃动。爷爷说:“到甘竹滩了。”这滩头,从前发生过多次沉船事故,解放后虽然炸掉了江上一些大礁石,但船行到这一段,操控舵杆的四五位船工照例紧张得全身冒汗。
船缓缓驶进黎明。时间与空间奇妙的契合。曙色沿着江面,铺展开来。船进入白鹅潭,高楼列列。我和爷爷走上二沙头码头的石级。叔叔在人群中向我们招手。他不到40岁,已呈老态。三代人走在一起,这似乎是仅有的一次。为了照顾走路缓慢的爷爷,我和叔叔走两步停一步。我忽然想起要紧事,回头寻觅,哪里有“战友”的身影,这就是“万人入海一身藏”,祝你好运,谭勋! 这是奶奶去世以后,爷爷唯一一次快乐的旅行。我此生和爷爷的亲密关系,赖花尾渡建立,完成。
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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