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知，善有不同层次。

有的人出于不忍之心而助人，这是同情之善。

有的人并不太同情受难者，却仍然伸出了援手。你问他们为何要助人，他们会回答你说：“是人都该这么干”或“上帝诫命使然”抑或“是X主席教导我这么干的”。这同样也是善，宜称之为责任之善或义务之善。

这两个层次的善虽然都以“善”为名，有时却会互相抑制。

同情心爆棚者易流于滥情，缺乏原则，对待同志固然能“如春天般温暖”，但对待敌人却不太可能有如“秋风扫落叶”。

而一个如X锋或十字军战士一般的善人，他必定更多是凭借义务感而非同情心行事。这种行事风格及其背后的人格特质足以让行事者赢得群体内一般成员（“同志”）的尊敬和爱戴，却极难让他获得亲密的友情和爱情。

设想一下，如果你的丈夫或妻子根本就不怎么喜欢你，从来都不会想你所想，急你所急，对你毫无体贴温存可言，他（她）之所以和你同处一室，在经济和生活上给予你大力支持，全然是因为他（她）严格遵守《婚姻法》，尊重婚约的神圣性，抑或纯粹是为了执行X主席的关于社会主义家庭建设的“最高指示”……想想看，这样的伴侣有多可怕？！

楼上各位所谈的大抵不出于责任和义务，貌似都忽略了比义务更重要、更基本的——人情。或许，这恰恰才是“学X锋”时代对国人造成的最大伤害。
在一个僵死封闭的社会当中，要想玩得转，单单遵守固有的道德规范即足矣。而社会一旦开放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僵化的旧规范迅速瓦解，亟待建立新的道德规范。责任、义务尽管高于同情，但又全都来源于同情。要想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新道德，就必须以众人的同情心为始基。非常不幸的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许多年轻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同情心缺损症状，其根源自然要追溯到他们的童年时代——那个疯狂鼓吹“革命道德”，大力贬低压制人之常情的变态年代。八十年代的世风确实是“冷酷”而“浇薄”的，但它终究只是六、七十年代世风的自然延续而已。先前之所以显得不那么“冷酷”，不太“浇薄”，主要是因为有闭关锁国这层塑料膜罩着。所谓的“学X锋运动”，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温室里的道德实验而已。无疑，X锋是另一种弗兰肯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