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约莫过了一个月，高泊特意选了个月圆之夜，拎一瓶酒几包点心外加自己心爱的洞箫，怀着前不久探访原始溶洞时忐忑兴奋的心情，骑车飞驰几十里崎岖的山路，再一次登门拜访。高泊几乎是和明月同时出现在黄秉一眼前，他惊喜中略带几分诧异，连忙将高泊迎进家门。

“你夜晚外出要不要请示‘党’？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去江边走一走，免得辜负了李白的那位挚友。”高泊不知道黄秉一处在怎样的政治状态中，所以这么问。

“现在没事了，以前教中学的时候，离开校门就得请假，每周雷打不动还要交一份思想检查。自从贬到小学后，我反而自由多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啊！”

于是，他们来到几里外的湘江边，在一片阒无人迹的草地上席地而坐。黄秉一饮了几口高泊带来的青梅酒，兴致格外高昂。果然不出高泊所料，黄秉一在高泊箫声伴奏下，用浑厚沉郁的男中音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他的声音没有一丝老迈与苍凉，宛如一位踌躇满志的而立之人在慷慨高歌；他的声音没有一丝颓丧与倦怠，宛如不息的江水拍击着堤岸、无尽的山风击打着青松……高泊听着、听着，眼中不知不觉涌满了泪花。

音乐真是一种奇妙的语言，它能在刹那间让两个陌生人一见倾心一见如故一往情深，它能于无形中让两颗孤寂而封闭的心灵曲径通幽心心相印。一曲终了，无需高泊再问，黄秉一早已拆除了心的设防，把埋藏在心底的苦涩而甜蜜的隐私，用吟唱般低沉的声音向高泊娓娓道来。

“上次你问我为什么被打成右派，这还得从我的初恋说起。你还记得《狂飙文学社》的三怪侠吧？去延安的那位就是我的初恋情人。她和我一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清代进士，官至道台。父亲留学西洋，回国后在大学任教。她从小受过良好的中西方双重教育，棋琴书画无一不晓。她最敬佩的人是秋瑾，她既爱她‘悔当初何苦与君识：万种情，一杆笔’的多情多义，更爱她‘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豪迈与刚烈。当初我并没有意识到那就是爱情，我们一起办文学社，一起投身校内校外的社会活动，很多时候我甚至忘了她是一位异性。随着文学社的壮大，她拼命想把社团拉入反饥饿、反迫害的反政府游行行列，而加入三青团的那位则鼓动大家投入开展新生活、建设新秩序的爱国运动。他俩都拼命从不同方向拉我，我始终不为所动。社团解散后，我一头扎进图书馆，想到书本中去探寻国共分裂的深层原因。

 “在我们那一届女生中，她的相貌不算最美的，但她的气质和韵味却无人能及，因此在男生心目中她的地位有些扑朔迷离，有人说她是当之无愧的校花，有人却不以为然。不管别人怎么看，她始终是我心中尽善尽美的维拉斯。我看得出她对我的依恋，我也对她关爱有加，不过我只当那是同学间的正常交往，从没想过要捅破同学间那张薄薄的糖纸。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我们分别后的第一次重逢。

“她去延安的前夜约我到校园小树林见面，那晚她说了很多奇怪的话，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说她爸爸要送她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深造，但她又不肯说去哪里，更没说自己非去不可的理由，她说她希望我以后也能去，还说了燕妮和马克思的爱情故事，对他们革命同志般的爱情赞叹不已。我极力劝她打消辍学的念头，眼看就要毕业了，还有什么事比苦读十年的学子领到毕业证更重要的呢？可是无论我怎么劝都无济于事，这让我沮丧万分，然而她临别时说的那句话，却给了我无比的慰藉和无限遐想的空间。

“三年后她兴致勃勃来军政大学找我时，她已是东北某省妇联的一名干部。我们的重逢自然而亲密，仿佛‘我会想你’那句话刚刚发生在昨天。当她得知我孤身一人时，显得异常兴奋。当我问及她的感情生活时，她说她从前太天真了，所谓革命同志般的爱情纯粹子虚乌有，革命队伍中的人都很现实，婚姻不过是利益的结合，根本无需爱情作基础。她拒绝了组织安排的婚姻，也拒绝了革命同志的求婚，她认为单纯以结婚生子为目的的爱情，根本不是真正的爱情。‘是不是对我的思恋阻止你迈进婚姻的殿堂？’如果不是一阵突如其来的羞怯袭上我的心头，这句话差一点就冲口而出了。

“那一天，我们整日迈步在湘江河畔，望着一艘又一艘帆船静静地从身边飘过。我们忘了时间，争先抢后地说了又说，都想把自己三年来的经历和感受早一秒告诉对方。夕阳西下时，我突然想到应该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于是我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她的双手，久久不愿松开，直到她的脸颊变得和岳麓山顶的落日一般通红通红红……”

黄秉一正说着，忽然一条一尺来长的鲤鱼猛地蹦上岸来，高泊起身去捉时，它蹦蹦跳跳又弹回水中去了。

 “从那天起，我们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鸿雁传书。直到有一天，学校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拿着一叠信纸出现在我面前。我一接过那叠依旧燃烧着爱火的烫手的信纸，顿时天旋地转、心如刀绞。我没有为自己今后可能遭遇的苦难担惊受怕，而是为被心爱的人出卖肝肠寸断。当一个人对人性彻底丧失信心时，精神上的极度痛苦会远远盖过肉体上的任何折磨，对那些万念俱灰一心求死的人来说，肉体的折磨有时反倒是一种安慰和解脱。看到我既不争辩也不解释，平静得如一滩死水，从前对我青睐有加的校领导竟然有些不知所措，他再三解释这封信是东北某省组织部寄来的，学校压根没想定我右派，他还不断开导我，鼓励我争取早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在那个运动不断、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革命年代，我寄给她的这封情书的确是把索命的钢刀！当时正值胡风下狱、郭沫若大肆吹捧秦始皇之际，我一时心血来潮，在对她浓浓的思恋中，竟鬼使神差地捎上一段对时局和历史的评判，我先把伟大领袖说成当代秦始皇，接着又历数了秦始皇的几大罪状。我本以为这不过是情人间的窃窃私语，外人永远不得而知，况且从前我每一次发牢骚，她总会苦口婆心地劝我，生怕我惹火烧身，没想到她居然把我的信交给组织，让我成为众矢之的！

“接下来的经历和许多校园右派的经历大同小异：停课劳动、开批斗会、写检讨——再开批斗会、再写检讨……以后便是难熬的等待：或逮捕、或劳改、或下放、或留校继续批斗。那段时间，我断绝了除亲人以外的所有书信来往，我害怕自己的厄运随信件邮递到朋友身上。至于她的来信，我看也不看就一把火烧掉。尽管我不再回信，可我还是源源不断收到她的信，每次接过那一张张已被拆封过的信纸时，我都会感到一阵锥心的痛楚，就像一块伤疤频频遭到戳碰。无奈之下我央求负责监管信件的领导把她的信统统退回去，领导说没有理由，我坚持要他们在退回去的信封上书写‘此人已死请勿再投’几个字。谁知从那以后，她的信依然像催命金牌一样一封又一封飞到我身边，弄得我痛不欲生苦不堪言。我曾经想到过死，但亲情挽救了我，尤其是我的大姐，母亲去世后她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我。那时我虽然还活着，但那种活法实在太压抑、太沉闷，我经常会不知不觉发出几声长长的生不如死的叹息。我就这么毫无激情与希望地挨过一天又一天，茫然地等待组织对我的最后判决，我甚至暗中希望组织上判我极刑，一枪了结今生的所有烦恼，因为我很清楚：即使不自杀，我也难逃抑郁成疾英年早逝的悲惨结局。值得庆幸的是，我终于等到了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