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 风 起 天 末(上半部)


--怀老南

(美 国) 刘荒田


一 、初识与永诀

　

 　1976年元旦，我在家乡广东台山的县城，住在县委招待所里。在乡间和我一样当民办教师的青年人许荣，在饭堂里看到我，很是惊喜。我来这里，是因受招工的缘故--县劳动局属下的管理站雇我为行政24级的职工，这次进城，接受首次培训。学著作点新诗的许荣，是前来参加县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会议的新秀。许荣问：“南飞雁也来了，要不要见他？”我害羞地点点头，心里那个激动啊，一似小镇一处僻静榕树头下等待相亲的后生！晚上，许荣把一位30出头的男子领进我的房间。许荣作介绍，我们作例行的握手，我不敢看他的脸，拘谨地坐在床沿。许荣把我放在办公桌上的几首新作递给客人，客人站着，两手支着柚木桌面，姿态象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革命导师演说，边看边点头，嗯嗯连声说：“嗯，起点很高。”从侧面看他，吸引我的首先是鼻子，端部肉多，略具鹰嘴的勾，使并算不出色的脸部平添南方人中罕见的骠悍之气。我的嗓子微颤，呐呐道：“能替我改改吗？最好，收我作徒弟。”他站直了身子，灯光映出庞大的影子，中等偏高的个子，阔肩，略显肥胖的身躯把半旧灰斜纹布青年装的边角撑到尽头。在纤瘦者居多的文人圈内，他的伟岸尤其触目。他豪迈地挥挥手，说：“文学是阶级的事业，一起干吧。”然后，三条汉子或坐或半卧，聊起天来。我的话最少，一来仰慕过了头，不敢在偶象前乱说，怕露馅。二来忙于拼凑记忆的碎片，老走神。印象中较明晰的有两桩，一是：1962年某天，在台城的环城公路上，和我一起骑单车的朋友，忽然指着前面不远处嚷道：“看，南飞雁！”我只来得及捉到一个戴笠帽的身影，匆匆消失在趁墟的箩筐阵中。随后，这位高考时报考文学系的学长对我介绍，南飞雁，是一位农民作者的笔名。二是：上高中时，到县图书馆去，办理借书手续时，背后三位气宇轩昂的年轻人引起我的注意，他们在争论著什么：“《普希金抒情诗选》非看不可！”“算了吧，过时了，看我这本--严阵的《竹茅》。”看年纪，都在20出头，凭直觉猜测，他们是文学的狂热分子。我万分?慕地偷看着，他们借了一摞书，矜持得象开屏的孔雀般出门去。这幅图景，我从来没有向老南兄求证过，但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三人中必有他，其他两位，也猜得出来：朱XX和唐X。文革前及其间，常常在《台山报》、《台山文艺》和地区级《佛山文艺》，偶尔在《广东文艺》和省的党报《南方日报》看到的名字，化身为血肉，和我面对面，抽着我恭恭敬敬地递上的“丰收牌”香烟。这是第一位有幸亲聆謦Kai的名人，我手足无措，很想问他文革前的笔名，为何弃置，而用上本名，还在前头加上“农民”。我根据他的本名黄英晃，称为为“晃哥”。他逸兴遄飞，侃侃而谈，宣告：刚刚接到《广东文艺》杂志诗歌编辑黄雨的信，他的民歌体新诗《机耕路》已决定刊登。然后，他娓娓传授投稿的秘诀，大抵是善辨风向，投配合中心任务的稿。待到和编辑熟了，拉点私人交情，这以后，即使是退稿，也不再是编辑部铅印的公文，而是编辑的亲笔信。不过，以当时的纯洁，他并没提到请客送礼。“知道海南的洪三泰吧？《诗刊》一月号出他的组诗，他告诉我，投稿要采取集束手榴弹战术，一送就是三四个组诗，让编辑的印象马上深刻起来。”他说。如此新奇的世界，我只有张大嘴巴惊叹的份。

　　深夜，两位新旧朋友告辞，打着长长的呵欠离开房间。我得无法入寐，“晃哥”一句也许并不当真的话：“以后我们合写，集中火力猛攻一两家报刊，不愁上不去。”我盯着蚊帐，联手出击的计划具有了丰富的细节。元旦过后的早晨，我在人工湖畔的柳树下坐着，那是7年前进城念师范进修班时，傍晚读《诗品》，看碧波上翻卷的紫荆花的所在。掐掐指头，磨剑10年，见过“晃哥”后，“霜刃未曾试”的抑屈消褪了，有的是“今日把示君”的豪情。

　　初识的一面，决定了以后28年间两位男人的诸多纠缠，从感情到职业，到事业。有最先也有最后。岁月一跨，到了2004年7月一个午间，旧金山唐人街的一家诊所。我陪双亲进来，心情沉重地坐在等候室里。父亲患的是普通的哮喘，但过分谨慎的医生瞎折腾一通，要对老人的心、肺、肾、肝作全面检查。这一趟，是来听医生分析检验结果的。房间里坐满了病人和陪人，都是同胞，无一有笑容。人一旦沾上老和病，就这般沉重，满室里堆积的沉重，让我喘不过气来。门开处，进来久违的老南。我一惊，问：“怎么到这里来了？”他捂着肚子，皱着眉头，低声说：“腹部胀气。”我挪挪身子，让他在旁边落座。

　　他转过身去，端详着这位曾在多年间相濡以沫的至交，推心置腹的兄长，和10年前比，他的体重减少了好几十磅，从肥胖型缩到正常型，虽然病容可掬，但仍旧象往常那般，一身经过精心洗熨和陪搭的“写作楼装束”。我悄声问他病情，他摇摇头，只懒洋洋地回一句：“让医生看了才知道。”好一阵难堪的沉默，电话铃声格外聒耳。我不大好意思，没话找话：“9月份山东威海的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你们作家联会，有没有人去？”“好象有几个。”“都是谁？”“XXX，XXX，XXX，还有XXX，不过没确定。”“那你去不去？”“我能去吗？满身是事务”他的嗓音象是哀鸣。

　　“倒也是。”我同情地说。谈话到此嘎然而止。不是没有可谈的，而是因为我触动了心事，生起气来，不想再搭讪。断断想不到，此生和老南无数次热烈无比的笑谈，关于诗，关于乡情、人生，关于果子狸的清炖和“潮境萝卜”的做法，在落寞乃至敌视的气氛中结束，这可是无可补救，无可挽回的终结啊。我恨死自己的狭隘。我生他的气，说来话长，涉及的是旧金山文学团体的小纠纷。去年，老南坚辞担任了近10年的副会长一职，把会里一些会员拉走，成立了一个“作家联会”。老会长对突如其来的分裂又惊又气，要和他面谈，他不肯。我对老南此举不理解，不支持。老会长多年有恩于他，老南移民初期的作品，发表在老会长办的报纸上。尔后，老南唯一一部短篇小说集，是老会长耗资费力，才得以在国内出版的。20多年间，老会长和老南的交谊不谓不厚，互相扶持，小至发表作品大至办《美华文化人报》、《美华文学》杂志，老南居功不小。老会长从我们的“新移民”时期至今，没间断过对包括老南和我在内的诸晚辈的扶掖。可是，老南为了一篇稿子没能及时在《美华文学》刊出，把帐算到并不负责具体编务的老会长身上，加上其他误会，从此成了陌路。尽管老南的分道扬镳，并不冲我而来，我还是要为行事正派，为人忠厚的老会长抱不平。从此，和老南藕断丝连的情谊近于完蛋。我最后打给他的电话，是代家乡的《文学报》约稿，他又冷淡又无奈地说，侨社的事务，琐碎得要命，哪能写东西？退休以后再说吧！

　　在候诊室，老南和我并肩而坐而无话可说的尴尬，是这样结束的：柜台后的护士叫我父亲的名字，我陪着拄杖的父亲走进诊室，听医生作“判决”。果然没好事，出语总显出不耐烦来的医生说,父亲的内脏多处出毛病，须住院作进一步观察。我匆匆忙忙地步出诊室，去把车子开来，好送父亲去医院。出门时，老南坐在老地方，我怒气未消，一句安慰的话也没说，向他摆摆手，便离开了。也许是预感吧？走了老远，脑海里依旧清晰地印着他的姿态：一手捂着腹部，一手按着椅子的边缘。至于装束，和这十分注意外部形象的5年间一样，鲜亮的淡柳条衬衫，酒红色领带，笔挺的西装蓝色裤，米黄色上衣。减肥成功后，翩翩丰仪，今天虽然脸带病黄色，但脸部以下仍旧可观。

　　这就是永诀。离他辞世的9月4日，还有两个月。从1976年到2004年，28年间，和他至少有15年是至交。最近这5年，浓酽的友情才被渐渐稀释为见面握手即匆匆告别的寡淡。前些年，我路过唐人街的宁阳会馆，只要有空闲，总要踱进去，拉他到附近的莺咕咖啡店，喝半杯没味道的下等咖啡，听他叹息在侨社当文书如何日理万机，琳琅满目的“商董”、“总董”和主席们之间，关系如何微妙，他边说边把溅到把胸前花领带上的咖啡斑点抹了又抹。抢着付帐的总是他。10来分钟后，他匆匆赶回会馆三楼，在办公桌前，以人见人赞的硬笔书法，抄写“春宴席次”和“XX公所第X次会议记录”。最热络的一次是三年多前，我约他在唐人街餐馆见面，送他一本刚刚出版的散文集。他客客气气的，尽拣好听的说，我淡淡地笑。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进餐馆如进家门，一副大爷的架式，一落座，侍应生就鞠躬如也，来套热乎，他不怎么谈文，但对“干炒牛河”的“锅气”和老板娘的婚姻如数家珍，可见他业已成为“地头蛇”。

　　最初一面和最后一面的间隔，近似于墓碑上生年与卒年之间的破折号。以28年光阴所组成的间隔，不是他和我的全部生命，但它是人生的核心部分，它的之后，于老南是旧金山郊外相思树荫下的墓园，于苟活的我，也是夕照下黄叶飘零的末路。从这28年，想起土耳其人的谚语：“男人，比钢铁坚硬，比石头顽强，也比玫瑰易碎。”
　


二，从“南飞雁”到“黄英晃”



　　老南长我8岁，我认识他时，他行年36岁。这以前，他常常对我说起他的往昔。总的来说，不脱一般农民的困顿与劳累。大跃进年间，他在村里呆不下去，当上盲流，在广州火车站当临时装卸工，在车皮上卸媒。回到村里，他和那时年轻而有力气的农民一样，种田，墟期载上盛着罗卜、番薯和花生的麻袋去摆摊。在物资短缺的年份，他骑车一整天，纵横上百公里，到阳江去采购食油，再运到墟镇出卖。这叫“§壮壮投机倒□□”¡｛，让工商管理所的干部抓到，可要挨罚款乃至游街批斗，好在他没出过岔子。初结交时，两人上茶楼，他兴致起了，爱吹一辆单车，一副车箩，从事长途贩运的冒险生涯，少不了无伤大雅的使奸耍滑，比如在花生油里掺进从冬瓜榨出来的汁，再摆在墟场上出卖，在秤砣里塞铅块。我起初听了惊诧莫名，原来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工农兵作者”，思想境界和普通百姓没两样。有一次，他写信给我，说家里发生“能源危机”，要我在县城给他弄些蜂窝煤，我央求家在城里的老师，匀一张煤票给他。他进城来运媒，我请他到“湖心舫”吃了顿午饭，他在25年后仍旧道谢再三。两人热络了后，爱放开来谈政治，对台上横行的四人帮，我不必说，这位为陈永贵来广东传经写过赞歌的人物也一肚皮怨气。对中国的前景，充满了忧虑。在席间，我打趣说，第一次见面，你不是宣告“文学是阶级的事业”吗？原来你的“反动”比我差不了多少啊。他大方地说，谁没有三几副面具？上头的大编辑还不一样？你见过世面少呢。当然罗，公开场合要把嘴管住。倒也是，1976年初，老毛已在酝酿反击右倾翻案风，阶级斗争的风声正紧，县城广场每次开万人大会，都枪毙几个犯人。

　　1976年初，寒假过去，老南凭着在乡间的文名，被本乡中学聘作民办教师，月薪30元。他得意非凡地对我说：“初中毕业生当高中教师，你说饭碗是不是骗来的？”我正色道：“中小学教师成千上万，毛泽东去世后，把悼诗登在省报的，仅黄英晃等两三位。”我并没有拍马，文革前的“南飞雁”变为“农民黄英晃”以来，创作上的成绩颇为骄人。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一年中总登出他的几首诗，远的有《陈永贵同志送宝来》，近的有配合批判“中国纳吉”邓小平的《颂歌献给小靳庄》。几年间，我好几次送他去车站去搭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他在那里住进报社的招待所，领每天一块钱的“误工补贴”，奉命赶制作品。比如毛去世后，在响彻神州的哀乐声里，一个长途电话把他招去，他用两个星期磨出一首诗。按说，这般一丝不苟地遵照旗手江青“领导出思想，作者出技巧，群众出生活”的模式，且受特别关照的创作，作品是百发百中的，但有时只带回一张小样。他苦笑着解释：“稿子写得好苦，推翻重来不知道多少遍，才弄出定稿来，所有关卡都通过了，小样打出，只待值班副总编往版上贴，可是临时因为稿挤或者突然插进重要稿件，贴上版还给剥下来，往后，时效失去，编辑摇着头，把没能贴上版面的铅印小样送给我，算作纪念。”文学比新闻短命，真是时代的绝佳注脚。不过，他并不专写“报道式”的短命诗，由文革前在全国颇有名气的《作品》变身的《广东文艺》杂志，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登了他的民歌体抒情诗《机耕路》。他喜不自胜地让我看了那一期，黄英晃名下的作品占了一页半，仿宋体字，配上插图，果然堂皇。他进城来，坐在我所在的办公室，晃着二郎腿，尽情赞美《作品》的诗歌编辑黄雨。黄雨先生确乎是凤毛麟角的编辑家，有抱负，有根底，有正义感。可惜生不逢时，在编辑生涯中耗尽心血，只成黑暗时代的殉葬品，这些教人感叹的行迹，我是从广东作协的同仁们在黄雨去世后所写的纪念文章里知道的。当时，老南口中的“黄雨老师”，是个有点怪僻的和气老头。“大烟鬼，张口全是黄黑的牙齿。潮州人，怪不得泡工夫茶那么拿手。我到他家，他掏出一听珍藏的上等普洱，积满茶垢的宜兴红泥壶，用火水炉烧工夫茶。我皱着眉头，浅尝一下，苦得要命，他在旁边说什么橄榄炭，虾须水，什么韩信点兵，关公巡城，我只差没吐掉。”黄雨点石成金的改稿本领更教他五体投地。“看开头好了，我的原稿是‘机耕路，田里铺’，他改为‘云里铺’。最后一句，他用‘山间鸟道任纵横’换下我的‘战天斗地乐无穷’，岂止一字师啊！” 他担任高中三年级语文教师时，以纪念周恩来为导火线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爆发，随即，批邓在全国展开。我那时在县劳动管理总站当办事员，常常到下边的分站转悠，名为“调查农村盲流劳动力”，却不必办什么事，穷极无聊时，爱到白沙中学所在的小镇去，为的是拜访我的崇拜对象。进校门，看到初为“人之患”的黄英晃，一本正经，什么都干，上台演话剧，往批判专栏贴楼梯式“枪杆诗”。夜晚，我从每晚宿费一块钱的高档旅馆溜出来，到老南的宿舍去。在他那个被杉木皮搁成的小房间，实地领教他作诗的狂热。在案头，正放着一叠新诗《祖国的地图》的草稿，我一页页翻读，暗暗佩服。他以雄鸡为中心意象，歌颂祖国的版图，试用了许多种抒情方式，一次次地改换，从节数到韵脚，从比喻到联想，每写完一个初稿，就把稿纸粘成长条，贴在板壁上，再点起一根烟，边喷烟卷边默念。老杜“新诗改罢又长吟”，多少是风流自赏，他却是在下死劲磨。“我手写我心”和“揣摸上意”的“硬写”，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我扫视一遍房内，长纸条挂了半面墙壁。果然，他以好几个通宵，抽光好几包“鹿”牌生切烟丝，终于写成，投出，一举实现同行们所妒忌的“作品过黄河”，登在全国性月刊《少年文艺》上。

　　1976年，中国的政治舞台演出了富戏剧性的重头戏，我的思想也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见到老南之前，我蛰伏在古今中外名著的洞穴里，远离现实，和任何宣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主题的“文学”没有瓜葛，与任何“工农兵作者”没有来往。在村里，与因写“反动日记”被清洗回乡的诗人刘云云为伍，共用一个蔚蓝色封皮的日记本。村前有线广播播送着县革命委员会《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通知》，杀气腾腾，让人听了心里发毛。我和刘云云则在爬满牵牛花的?竹旁交换新成的诗作，我的是：“春莺在河边叫了一声，走了”，他的是：“圆锥形的峰顶/升腾着乳白的烟雾/是谁点着了/这个蔼拜苍天的香炉？”

　　以和老南合作为起点，我走进教我至今痛心疾首的歧途。那年代的心境何其矛盾，一面，在心里咀咒残暴的专政，令知识分子窒息欲死的思想钳制。所读的名著，从托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屠格涅夫的《罗亭》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更不必说以“创造即生命”的信条，指引终生的罗曼?罗兰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被我不间断地读了5年、精装本的书脊给翻出线来的10卷《鲁迅全集》，都和眼前的“文学”全然两样，我痛恨语言暴力，厌恶郭沫若的新着《李白与杜甫》，宁愿跟随不名一文的刘云云，写换不来工分和前程的自由诗，尽管稍不慎便可能当上“思想反动”的典型，往下就是10年劳改乃至“吃花生米”。另一面，抵御不了现实的诱惑，渴望出名，梦想着稿纸上的诗行变为报章上的铅字。古往今来，不甘寂寞，使得多少文人堕落为统治者的跟屁虫。至贫至贱的生存状态，饿死或瘐死的边沿，仰看着“从指挥刀下骂开去”，“以鸣鞭为唯一业绩”的奴才，那种安全，那种尊荣，说不眼红是假的。实际一点，当稳走狗以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吃上“国家粮”，当上干部，涉足仕途，实现这美好的前景，只要有一枝让“上头”看得起的笔杆子。于是，文学青年争先恐后地投身波谲云诡的运动。“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我试了，剑锋所向，却是自己一直悄悄的朝拜着的文学圣殿。可是欲罢不能，在从“南飞雁”时代就要以文学出人头地的兄长引领下，我开起通宵来，写歌颂“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的屁诗，而且小有名堂--在广东省出版的《知青诗选》里，出现了我的名字。这本诗选刚刚上了县城新华书店的书架，老南和几位进城开会的业余作者逛书店时看到了，老南翻开印着我的诗的那一页，高声说：“姓刘的，别看从来没露过面，厉害着呢！”

　　用发热昏式的诗行和冷嘲当道者的闲话填充的友情，一发不可收，书信和电话不断。有一次，我骑单车跑了40公里到白沙中校找老南。老师说，他打篮球扭伤了腿，没法走路，在家疗养。我骑单车直趋潮境步圣里。他家的屋子，是全村最好的，水磨青砖的墙壁，举凡门窗拉栊，厅堂里的酸枝椅，廊楼上的雕花床，无一不是南洋进口的坤甸木所作，可见从前的殷实。他的养父、养母，妻子儿女都在家。我和全家人围坐一桌，吃了一顿青菜加头菜丝蒸猪肉的午饭。

　　春末，被稻田包围着的村子，风带着紫云英的馨香和沤肥的臭味。井沿传来洗衣妇人的谈笑，他的养母往巷子地上撒了一把谷子，引来一群麻花鸡，她抬脚把不属于自家的鸡赶走。老南的太太出勤去了，孩子上了学。长相儒雅的养父上潮境墟去“叹”他的“一盅两件”。趁屋里没了闲人，老南领我到二楼去，那是他的书房。
我和老南坐在阁楼的藤椅上，面前放一包生切烟丝，一个充当烟灰缸的青花碟。老南捧来一本剪报，上面极工整地贴着他历年发表的作品，最早的是注明刊登在贵州《山花》杂志1964年某期的新诗《路工颂》。24岁的乡村青年，在省级文学刊物上露脸，无乃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就此，他铁下心当诗人。据他介绍，这首短诗还成全了他和妻子的姻缘。开始时她并不怎么看得起这个小她两岁的毛躁小伙子，看了字体漂亮的情书里夹着的诗，才动了芳心。此外的剪报，以县级刊物居多，其次是地区级的《佛山文艺》。基本上是流行的格式，四行一节，一韵到底，还有楼梯式和民歌体。好些页他匆匆带过，不让我看，我硬要看，原来是《三句半》、《锣鼓词》，还有台山土风--木鱼、卖鸡调和禾楼歌。“羞死人，都是他妈的赶任务。”然而，他说起在水库工地，怎样靠写表扬好人好事的民歌，逃过累死人的劳役，又充满了狡猾的自得。

　　谈得兴起，他捧来一大叠信件，都不是普通的信纸，而是十六开本的白报纸，钢笔字都很大，很潦草，比不上老南字体的俊逸，但龙蛇飞舞，流畅中别有灵气。写信人是同一个：唐X，这位比老南大5岁的中学教师，论对诗的痴迷，比老南犹过之。唐X早在大跃进年代，已在省级报刊发表诗作，文革前几年，自以为火候已到，向诗坛全力冲刺，和老南，以及另一位年龄相仿的诗友--高考落第，在高中时就因在万人大会朗诵自作抗美援越长诗而名噪全县的朱XX，成了莫逆之交。老南和朱XX，常常到唐奇所在的中学去，住进唐奇的宿舍，没日没夜地作诗。稿纸上未必有分行的抒情，但烟灰缸总是成了小山。那年头写诗，功夫花在看报纸捕捉上级意图上，看革命形势上，官方发表了批判苏修的“九评”，为了配合“反修防修”，写一首《红军的草鞋》；开春以来没下雨，看来很快要全民抗旱，来一首《斗天歌》吧！邮寄到省报后，天天对老天爷说，雨千万别在稿子刊登前下来啊！这三个30岁不到的业余诗人，各有专长，老南的琢磨劲头带着农民的呆气，专抠技巧的唐X很能出鬼点子，朱XX的才气次于唐奇但优于老南，专在两人为“用谁的诗句”吵得不可开交时和稀泥。晚上，关起门来，讨论，推敲，抬杠，抽烟，呻吟，骂娘，到半夜，一起哀叹“灵感枯竭”，非要到野外去，在星光里寻觅诗句，门打开，满房烟气涌出，有如爆炸了烟幕弹。有一次，唐X说吃鸡蛋很能刺激“烟士披离纯”，两人拍腿赞成，一起摸黑去敲邻村农家的门，买了几只，加糖煮了，喝下，三条汉子躺着，静候缪斯的君临，到鸡声起时，房里此起彼伏的，仅仅是呼噜，揉成一团团的稿纸散在地上。唐X和老南，相聚时作诗，分开时写信。唐奇的信，谈自己的新作，豪气贯云，自夸构思的奇拔，诗句的警策，玩味画龙点睛的妙字。“嘿，你看这一句，绝了吧？”“妙手偶得，前无古人，你难道看不出来！”不然就是雄心万丈的计划，组诗《老贫农的心音》，交响诗《风雷颂》、《榕树情思》、《瀑布之歌》，满纸云蒸霞蔚，可惜多半要么胎死腹中，要么半途而废。信都是文革前写的，10年后我捧读仍旧觉得烫手。有的十分颓唐，骂报社，骂编辑，说这么紧跟形势，构思新颖的作品还是退回来，瞎了狗眼了。有些作品，编辑早就来信说“留用”，不料政策转了向，厚厚的一沓原稿连同编辑写在编辑部专用笺上、才三行的道歉寄了回来。“老天无眼！”唐X在稿纸旁边加了眉批。老南回顾昔年的痴狂，心潮澎湃，在阳台上缓缓踱步，轻轻吟咏：“坡上挂翠/田里流油/江南春/浓似酒”，诗句是严阵的，然后宣称：严阵的《竹茅》和闻捷的《天山牧歌》，是“千古绝唱”。唐X漫无边际的自夸，自我欣赏，从大跃进时代承袭来的升虚火式的表述方式，我读着，并没一点反感，只有由衷的欣赏。就在这一刻我记起来，文革前在县图书馆借书时，所见到的三位青年人，就是他们。

　　我和老南，开始了同样的合作，一首我由写出初稿的抒情诗《侨乡的山》，老南熬过几个通宵后改，寄往《广东文艺》，因为刚好配合打倒四人帮后的“落实侨务政策”运动，很快登了出来，稿费14元。那时我的工资每月28元5角，分到手的7块钱，够4个人下馆子吃“一鸡三味”，但它的意义远远超乎经济，也超乎“众口相传”的荣耀，它在“走哪条路”这人生最紧要的问题上一锤定音。

　　在这首据说获得广东文学评论权威萧殷好评的诗上署名的，都是父母起的本名：黄英晃和刘毓华。对老南来说，从文革前的“南飞雁”，在文革和“拨乱反正”中变为“黄英晃”，写作套路没变，都是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当党的齿轮和螺丝钉，为中心任务而写，主题先行，他是轻车熟路，却苦了我这个既不情愿也不习惯的初入门者。本来，我在脱下红卫兵袖章，回乡当知青和民办教师这七八年间，除了学校的墙报和政治学习会后，不得不写的“学毛着心得”和“批林批孔”稿件，基本上没有写过应制诗文。对专制政治的厌恶和抗拒固然是主因，但不能讳言，另一根由在于和家庭和自己和距离官家太远，想当跟屁虫和吹鼓手也投靠无门。

　　埋头作诗的老南，到了1978年冬天，忽然和诗断了关系。我们的家乡，海外居民和本地一样多，号称“中国第一侨乡”，邓小平主政后，两个“凡是”完蛋，闭锁多年的国门打开，被压抑多年的移民热马上兴起。第一波是澳门，县公安局一批就是几千人，一窝蜂地涌过拱北，几乎挤破蕞尔小岛。第二波是美国，那才是台山人传统上的第二故乡。旧金山从淘金潮到上世纪50年代，台山方言居然成为唐人街内的“标准中国话”，须知台山不过南海边一个百万人口的县份，可见台山人的众多。这年头，国内新政刚刚开始，侨眷们惊魂未定，生怕以朝令夕改为特色的当局，第二天醒来，又把海关的大门关上。所以，当我从借调到公安局出入境办事处的同事中了解到，老南一家也在批准出境名单上后，马上给40公里外的老南打了电话，告诉他，时局尚未明朗，被批准出国人的太多，你们启程以快为好，愈早愈安全。果然，老南夫妻和儿女三位，在领到出境通知书当天，在晚间来到县城，住了一宿，次日上午，乘车取道深圳，经过破旧的罗湖桥，到了飘着米字旗的香港。

　　拖家拉口的老南，踏上罗湖桥上横排着的，颤悠悠的木板条时，该没有想到诗，心间洋溢着的是“老天终于开眼”的兴奋。台山人，尤其是男人，传统上的理想是两个字：出国，土话叫“出路”（这里的“路”，主要指外国，约定俗成地指花旗国）。“出”就是一切，管你是当牛马还是享洋福。被民谣描写为“掉转船头百算百”的富有金山客，在乡间的形象，是被侨批局送款员送到门口，引来整条巷子的?慕目光的侨汇单；是花美金建起来，象老南养父家那样的“廊楼屋”；是“金山婆”雪白脖颈上的金链和趁墟回来，圆篮里满登登的鱼肉。老南的岳母解放前移居美国，早已入了美国籍，许多年前已为老南全家申请到移民签证，因文革的阻碍，到现在才成行。

　　我和老南在这方面近似，妻子的父母在美国，早已为我全家办了申请，但我那时还没领到中国的护照，无法到设在香港的美国领事馆去接受约见。送老南全家上了长途汽车，并没有多少依恋，他频频回头，怕官方派人来追截。别说治保会，就是中学的校长，凭“学校缺教员，暂不放行”的理由，就能把他赶回头。车开行时，我大声说：“旧金山见！”老南全家在香港呆了3个多月，虽然住在钻石下的木屋区，那是当木匠的生父的居处，可是从连肉也难得吃上的穷地方，骤然进入物质丰裕的资本主义疆界，新奇和舒畅可以想见。一年多以后我和他一样，路经香港移民美国，入夜时分进入灯火如白昼的九龙，惊叹脱口而出：“早知如此繁华，我该在10年前偷渡。”他从香港邮寄给我的五本《七十年代》杂志，同事和朋友排队传阅，回到我手上时破烂得近似纸浆。1978年他到了旧金山，寄来的第一封信，交代了两点：第一，在美国得熬苦，你要作好进中餐馆当“厨房牛”的心理准备；第二，十分孤寂，只有你来了，闷死人的日子才会改观。最后是一首不伦不类的旧体诗，以这两句结尾：“诗心不老情不竭，携手合谱锦华章”。



三、从“黄英晃”到“老南”



　　老南在旧金山望穿秋水，我在故土急如热锅上的蚂蚁。这状态终于到头，1980年7月，在老南迁居近两年后，我和妻儿也“上埠”了。5日是美国独立节，北美洲的天空，蓝得那末幽深，我刚抵达岳父母的家后，头一桩事是给父母送信报平安，汇去岳父给我的“回头银”60美元。第二桩，给老南家拨电话。他在唐人街餐馆没下班。当天夜晚，他兴冲冲地赶来。稍嫌紧窄的三件头西装，70年代流行的灯芯绒小喇叭裤子。乡间一别后，他的体重增加了30磅。然而，胖恰衬出派头。他两手抓住背心的两侧，自得地说：“没这个肚腩，谁信你是金山客。”我们在金门公园旁边的林荫道上散步，他给我上移民第一课--过马路。晚上，他请我在格利大道的五福楼吃了一顿北方菜，平生第一遭尝到鲍鱼。为了纪念他为我接风，在我来美5周年，10周年、15周年和20周年的纪念日，我都请他进五福楼，也差不多都坐第一次来所占的方桌子。五福楼也够顽强，在餐馆老板走马灯似地换的中国人聚居区，存在了20多年，一样的招牌，一样的装璜。老天有情，让从故土携手走到异邦的朋友，有一个不曾被淘汰的所在，让我们就同样的“鲍鱼片杂锦煲”，为日逐凋零在秋风里的友情，稍加培护。说这是“一饭之恩必报”太郑重了，不过是借个理由来聊聊天。

　　细想起来，不能不动情，这位脑筋不算灵光但厚道、不爱搞小动作的友人，在新移民的岁月，施与我和我的家多少温暖。我忘不了到达旧金山的第一天，他塞给我80美元，说送红包是金山客欢迎新乡里的规矩。这笔钱，相当于他两天的工资，血汗钱啊！那时在唐人街茶楼的厨房，他在熊熊的煤气灶前一站就是一天，不停地把放满一碟碟虾饺烧麦凤爪排骨的蒸笼放上拿下，循环往复，都是腰的功夫，结果累出个坐骨神经痛，最疼的时候，他和我走一个街区，就嗤牙裂嘴地蹲在街角呻吟一阵。

　　以后的10多年间，老南和我成了难兄难弟，一起谈诗，一起游玩，一起去访问老诗人纪弦。两家人常常聚会，在他家吃他精心烹调的广东菜。头几年，我忙于养家活口，案头的日记本上，除了刚到时写的几行诗外，其他的光阴都被汗水、疲倦和乡愁填满了。老南却很快恢复了写诗的习惯，这也要归功于黄运基先生所办的《时代报》，为他提供了最初的用武之地。他把“南飞雁”改为“老南”，老气横秋，但和中年的心境合拍。那些年我一直打两份工，只当诗坛的旁观者。老南不写则已，一写呆气就上来了，这可害苦了我。我夜间下班晚，早上起得迟，他可不管，常常发动突然袭击，电话有时是子夜，有时是破晓，反正他没睡，也不让最能容忍他放肆的朋友睡。我从梦中惊醒，迷糊糊地听，他兴冲冲地嚷：“刚刚写好的，听着”随即，响起带着睡眠不足的沙哑的台山乡音：“一座细小而又普通的坟墓/座落在侨乡台山幽深的山谷/雨打风吹，山坟的四周已经残缺/霜侵雾蚀，墓碑的字迹早已模糊”我捏着话筒，想象着他双腿高高搁在书桌上的姿势，摇头苦笑，打断他：“慢着，先交代背景好不好？”“呵，对了，是这样的，我在华侨史上看到一位乡亲，叫黄美新，15岁来美，替洋人当管家，一干就是60年，1952年回到故乡后去世，所以要写老侨工落叶归根的情怀。”“很有狐死必首丘的古典情怀嘛。”我说。“就是就是，你听下去。”他益发得意，高声诵读，我勉力撑起沉重的眼皮，“啊！日夜兼程，送一把泥土/这泥土的重量谁也无法计出--/因为这份人世间稀有的深厚情谊/早已超出阶级、民族和国家的限度”。他念完，获得的回应是我的呼噜。他骂骂咧咧地搁下电话，明天在茶楼见了面，却没责备，还爽快地请客。

　　待我因了偶然的缘故，将笔名定为“刘荒田”时，老南在旧金山中文诗坛已经驰骋有年。两人的友情如故，但诗观的差异愈来愈大，他坚守着从大陆文革前所承袭的“现实主义”，对无法“一看就懂”的现代诗嗤之以鼻。我和他常起争论，后来，都知道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各走各的路。不过，手法陈旧不意味着失败，90年代初期，老南将家乡端芬镇广为流传的爱情故事写成了长篇叙事诗《梅菊姐》。动笔之际，不改的是贾岛式的苦吟，二三千行的诗稿贴在书房四壁，活象文革中的大字报专栏。如果说老南笔耕一生，尚称没有枉抛心力，那该是指这一部千锤百炼的集子，驾轻就熟的“现实主义”用在凄美缠绵的悲欢离合之中，可算恰如其分。全诗的语言，干净畅达，在节奏上的探索，著名诗评家邹建军教授的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诗刊》上撰文作了评析。“南飞雁”名下的作品，以随着政治舞台上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黯淡，被社会和作者本身遗忘，文革后以“黄英晃”的本名所写，包括和我合写的作品，命运也类似。可是，“老南”这个名字，老南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对叙事诗的贡献，至低限度将在台山文学史，广东文学史上留下记载，多则一章，少则一两页。

　　90年代后期，老南鉴于诗坛群雄并起，吵吵闹闹，各执旗号的小团体无不以晦涩为时尚，海外报刊给新诗的版面越来越少，心灰意懒，转行写小说。仍旧是苦吟，不写则已，一写就是通宵。后来他写不出，怪罪于戒烟，他说灵感是烟熏出来的，构思时抽，写稿时抽，清淡型“万宝路”须臾不可缺，如今没了尼古丁的刺激，手空空的，什么也抓不住。可是，不戒不行，他的心血管毛病愈来愈严重，95年作了搭桥手术，四根主血管都换上从小腿上截来的静脉。在生命和作品二者中，他选了生命。这时期的成果是短篇小说集《豪宅奇缘》，统观各篇，虽然不再有昔年“主题先行”、“三突出”一类余毒，但基本上是靠苦想硬凑的，写熟悉的餐馆生活还胜任愉快，写佛写禅写音乐，就显得积累和体悟不足，破绽屡现。总体水准勉强算得中乘。他和另两位旧金山作家的短篇小说合集《旧金山的故事》中，他的《新寡》，技巧已见圆融，叙述从容不迫，进入了状态。遗憾的是，气度不足，视野不阔，以男女私情和性为招徕，不免一般化。(未完待续,下面再贴)
　

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地拜读了刘老师的＜凉风起天末＞。之所以连续不断地用了三个“非常”，也是因为“太感动了”这个方面的原因。尊敬的朋友们，建议您们好好地读一读这篇作品！！（另外作个说明，作为推荐者的我，不意打错了标题，正确的标题应该是《凉风起天末》，而不是《凉风问天末》，特此说明）

关于人生关于友情关于亲情甚至于关于文坛的是是非非，刘老师毫无保留地敞开胸怀，几乎讲故事一般，向我们诉说了一件件并不遥远的往事，实在难得！！同样地，难得的是读罢这篇大作文章之后，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感动，还使我们深受启发和教益。作为写作者作为朋友，应该如何为人应该如何为文，从这篇作品中可以学习到许多方面的东西。

不错，这篇文章我曾花费了很长时间，认真地在美华文学首页拜读了。感谢陈先生的顷情推荐，这的确是一篇很难得的好文章。作者在文坛的是是非非面前，在人生的大事大非面前，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在友情和文学的共同爱好方面，在对待友人的才华，人性，及友人对待社会，对待人生等方面的阐述，及其客观，令读者心悦诚服。
读了这篇作品，我的心很久不能平静，于是，对妻子说：“一个人能不能做到光明磊落，对自己，对亲人。对朋友做一个无愧于他们的人，这将是对他的良心和道德最好的考验。作者恰恰做到了这一点，怎么能不让人心悦诚服？！
一位从最初的敬仰，佩服，到共同合作，彼此信任和帮助的好朋友，一位和自己有着共同爱好又相互合作的伙伴，直到人生的最后阶段，尽管没能走同一条道路，但作者客观的评价了这段历史，那些铭刻着他们无数友情数月的足迹，那些闪烁着他们从一个理想到另一个理想为之追求的光芒的回忆，把作者和逝者紧紧的连在了一起。这种与众不同的经历，这种尽管人生观不同，但友情常在的感情链，无不感动着我。。。。。。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友情都能是两个朋友永远目的一致，只要他们曾经拥有过美好的，就会把那份美好铭刻在心，这就是友情中的最可贵之处。
这样的好文章，不光是我么能够尽情地欣赏到作者的好文笔，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学到一种可贵的人生观。
另外，陈先生在跟帖中有一些重复，容我把他们删除了！一面有灌水之嫌，抱歉，如感不妥，请给我来信。

大雪：感谢您！您的文字，对刘老师的大作文章已经作了最好的点评，也美！实在上，我也是感动之际吧，才将推介的跟帖重复了，删除绝无丝毫意见。其实，您的文字里面同样体现了一份真诚的率直的友情！作为喜欢写作的人，能够看到这样的作品，从心里来说，真的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读到！一份好文章，就是一份好的粮食。

大雪推荐我读一读这篇文章，一读便被吸引了，果然是篇好文章！读后心里很有感触，待我读完下篇后再来谈谈我的感想。

刚开始读这篇文章时，带着一点点不屑，不屑中，夹杂着对文人那根脊梁骨的藐视；但是，读着读着，不免深深地叹息起来，当我把全文读完时，一种锥心的哽咽在胸中翻滚，一浪高过一浪的窒息感，把我拽回到那个没有尊严的年代，以及那个年代之前的许多朝代。我在想，这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除了魏晋，中国一代又一代文人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

“古往今来，不甘寂寞，使得多少文人堕落为统治者的跟屁虫。至贫至贱的生存状态，饿死或瘐死的边沿，仰看着 “从指挥刀下骂开去”，“以鸣鞭为唯一业绩”的奴才，那种安全，那种尊荣，说不眼红是假的……..于是，文学青年争先恐后地投身波谲云诡的运动。‘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我试了，剑锋所向，却是自己一直悄悄的朝拜着的文学圣殿。可是欲罢不能。”在为荒田君勇于解剖自己的灵魂叫好的同时，我却感到无限悲哀。在一个不得不带着面具生活的时代，久而久之，人便会忘记自己本来的面目，终于和那面具合为一体。这是时代悲哀，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我曾经在阁老谈论中国知识分子的文章后写过一篇评论，我曾经这样写道：

“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因为他们在严酷的现实中，缺乏自我承担的勇气。哈维尔认为“承担”是知识分子应有的职责，“勇气”是知识分 子必备的品格。1979年，哈维尔被铺，被判处四年半监禁，他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使一个人不能不看到道德败坏现象的，甚至不是普通的道德败坏本身， 而毋宁说是他自己丧失了自信和生命的意义感。引用我自己的话来说，‘世界堕落到我自己堕落的程度’。”从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全面地接受着昆德拉。 看透历史风烟的昆德拉，站在已然如此的历史面前，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参与才是真正的参与。他所持的是，强烈的置身于事外的“游戏”态度。而哈维尔却一贯坚持，心灵比智慧更加重要，承担比回避更加重要，参与比置身事外更加重要。所以他决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他勇敢地与自己的同胞一起承担历史的苦难。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未来发言的权利。

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个样子，当然也应该和我们的文化历史有关。先秦以降，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一直异乎寻常地关心智慧问题而又异乎寻常地忽略心灵问题。先秦诸子里，除了庄子有一些生命哲学的东西之外，其他诸子几乎都在讨 论智慧的问题 – 在一个暴力泛滥的社会里，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里，在一个压抑个性的社会里，如何运用智慧生存下来，并且很好地生存下来？我们的知识分子，把精力集中到玩 弄智慧与智慧的较量上，而无暇对心灵进行耕耘。难怪乎，他们毫无反思地接受昆德拉，接受“生命中能够承受之轻”，接受对敌人和自己都有极大的杀伤力的反 讽；同时他们自觉地躲避哈维尔，躲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个样子，当然也和他们精神上缺乏信仰有关。信仰是人格独立的起点，有了信仰，灵魂才能自足。这是一种从自己内心发出来的信 仰，是坚不可摧的信仰。而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恰恰是这样一种信仰。在他们心目中，生存是最高的信仰，为了生存可以放弃所有的原则和所有的承担，所以，当我们对文革进行反思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人说：在那样的情况下面，你还能要求人家做些什么呢？人家不参与整人、打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事实上，沉默也是一种犯罪。因为沉默，我们的知识分子才会走到这一步；因为沉默，我们的国家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哈维尔在他当选捷克总统的就职演说中说：“我都已经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体制，把它作为一个人不可改变的事实来接受，并保持它的运行。。。。没有谁是它纳粹的牺牲者，因为我们一起创造了它。”德国哲学家亚斯贝尔 斯也曾说过：“罪责是全民的，我们应该全民共忏悔。”所以，在整体的罪恶中，知识分子罪不可赦！

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的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没有责任感，“知识分子”就会变成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我们，是不是应该问问自己：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我们应该承担什么？我们还有没有勇气从昆德拉走向哈维尔？”

阁老在他的文章中把中国文人分为十类：一贯正确型，中流砥柱型，意志坚定型，自觉革命型，反戈一击型，卖身投靠型，见风使舵型，投机钻营型，隔岸观火型，和坐收渔利型。老南大概是属于那种“见风使舵型，投机钻营型”的文人吧。我不由得想，荒田君和我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呢？我和荒田君应该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类型，荒田君应该是属于第十一种文人：软弱良知型；身上有许多弱点，有时候意志也不够坚强，但良知未灭。我想，我应该属于第十二种文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型。我只会在自由的天空下指手画脚、铿锵有词，若是将我放到那十种文人的生存环境下，我根本不敢保证，我一定会比他们做得好。所以，我只能痛心疾首地说，我永远没有勇气从昆德拉走向哈维尔。

往事不堪回首，终是忍不住，还是要回首。时空犹如一盏小小的油灯，而那晃动着的灯光仿佛是一段交叠缠绵的波浪，淹没我们走过的每一个脚印。远离家乡，选择漂泊的我们，坐在异国的石阶上聆听着遥远的钟声，悠悠的钟声带不走我们的忧伤，而我们的心事却被搁在门内，像一粒种子，快要破土而出，却还是不能破土而出，让等待的人说不出的心焦和不安。。。

回首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举动。明知自己已经走过去了，还是要回首；明知回首什么也不能带来、什么也不可能挽回，还是要回首。我想这不仅仅是一种姿态。门的出口也是入口，关键看我们怎么走。而我，真得不知道，应该怎么走。

兰姑娘说得对。就像电影《简爱》里说得：人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真正让人难以承受的，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心灵的匮乏，是内心的苦难。回想自己的一生，曾经高尚过，卑鄙过，深沉过，轻薄过，进取过，沉沦过，逍遥过，劳累过，潇洒过，委琐过，聪明过，糊涂过。然而最让我难以忍受的，却是那些让我深深痛苦过的内心的苦难，那些因为良知尚未泯灭的内心苦难。我想，我不但在我生下来的时候开口大哭，我一定也会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泪流满面。

罢了写得太好了．

 
　　《凉风起天末》是刘荒田老师的又一力作。可以说，这是一部反映那个特定年代，一代诗人命运的纪实文学。文法不贬不扬，显得客观平实，却又情深如井，思绪万千。虽然篇幅较长，细节繁杂，却不显得琐碎，文风简约，颇有骨感。读后久久不能平静。在作者的笔下，老南是一朵调谢的玫瑰，关于他的点点滴滴，就像一片片随风飘落的玫瑰花瓣，凄婉又生动的在我们眼前落下，带给我们诸多的感伤和思索。
        1文学与出名
  　第一部分写的是与老南的初识与永决。令自己无比崇拜、无比神往的诗人，辉煌退尽，寡淡如客，在生分中永决。
    看来，崇拜是多么荒诞的一件事情。记得哪个伟人说过：“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跪着他站着。”任何一个巨人，当你走近以后，才觉得也不过尔尔，也许很值得佩服，却并不值得崇拜。
　　同样，沉醉于这样的崇拜，并为了让人崇拜拚命去追逐显赫的名，自然也十分可笑。但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不明白。偏沉醉于追逐这样的虚名，野心一再膨胀，做那些一个个不切实际的梦。
　　出名到底有什么用？
　　出门有人认识？却因此失去了自由和随心所欲的权利。
　　被人崇拜？这是种满足，可人们崇拜的是个虚像，失去晕轮，抬得越高摔得越重。
　　好办事？也就是小事小节，真正的大事，不是虚名能解决的，得靠真本事，动真家伙，找真朋友。
　　赚钱更容易？这或许是很多人真正目的吧。可赚钱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赚钱，人若做了名利的奴隶，那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做为一个普通人，说这些，可能有吃不到葡萄说酸的嫌疑，其实人到中年后，真正想得不再是出不出名，做一个不很平庸的人就知足了。
　　至于文学，那绝不是一条出名的捷径，起码对多数人是这样。
　　文学皮厚，不好啃，绝非一时之功。即使以此出了名，也没什么大意思。想以此赚钱发家？基本上是做梦。现在不是那个年代，真搞文学的赚不了钱，能赚钱的，有多少是真文学？所以，做为天份如我一般的普通人，最好将文学当作业余爱好，高兴了就写点什么，不方便写就正正经经做活，做人，过日子。
        2文学与政治
　　第二部分写的是从南飞雁到黄英晃，诗人一直都在为政治写诗，也因此得到了一些好处。比如才初中文凭却当上了高中教师，也算是一种重用，起码在那段时间，让他比别人更衣食无忧吧？
　　生活中因此得到实惠的不光是老南，我们现在很多人也以此为生。这一点也不奇怪，也不可耻。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我们必须做许多并非自己愿做的事来安身立命，而这些事于人无害，于社会无碍，甚至有益。这叫职业，是谋生手段，不是在作文学。如果因为这个得到重视，就以为进了文学殿堂，成了什么家什么师，就大错特错了。
　　文学与政治有关，但决不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它是社会生活作用于人，人将之收藏发酵酝酿之后造出的酒。媚上的和媚俗的作品或许有，但那是作者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显现，与命题写作、为政治写作是两码事。真正的的文学作品，是作者本着严肃的态度，为历史写作，为社会写作，为自己写作。
　　我们有过那么多如老南一样为政治写作的人，这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虽然惯性的力量，使得这样的悲剧还在时时上演，但已不是主流，这是令人欣喜的，也是大势所趋。
        3写作与健康
　　文中的老南写必苦吟：“不写则已，一写就是通宵。……构思时抽，写稿时抽，清淡型“万保路”须臾不可缺，如今没了尼古丁的刺激，手空空的，什么也抓不住”。听说，前不久刚去世的候跃文也如此，写个相声必熬通宵，抽个天混地暗，这样的烟鬼才子，改行也罢。这不叫创作，叫玩命。一点也不值得学习。我希望刘荒田不是这样。
　　记得电影《霸王别姬》有句台词：“不疯魔不成活”。是霸王感叹扮虞姬的程蝶衣，为戏痴迷，终于变态。当时心里便想，这样的“活”不成也罢，成了，又能怎样？
　　后来看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心痛的再也不愿看他呕心沥血的巨著《平凡的世界》。难道为了写作，人就可以透支生命，视健康为儿戏？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是父母给我们的最高贵的礼物，怎么可以随便意糟践？没有能力就不写，没有把握就先放一放，写不顺手就想好了再说，又不是有枪逼着非写不可，也不是写不出来就喝西北风，或者写不完就亡党亡国，何至于非和自己过不去？
　　健康是一切生命活动的前提，以危害健康为代价的事，都该先打个问号.史公说：人生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得不牺牲健康时，也要看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比如地震了，很多处于死亡边缘的生命等着救助，这时再苦再累，也得强打精神，透支体力去救人；如果只是下点小雨，你偏要在楼下熬着，准备向可能到来的大灾难宣战，这叫堂吉诃德。
　　更多老南式的人物就是这样，苦熬苦吟那么多无关疼痒的白纸黑字，吟得病态十足，于已弊大于利，于人无动于衷，于社会不过一缕烟云，倒不如休养生息，减少点身体及家人的负担。
        4文人与相轻
　　文章对老南的评价是：“所欠缺的，恰恰是悟性。他作诗逾30年，作品总数当在千首以上，工夫不谓老到，却每每失手在平庸上。手法单调，立意浮浅，直截而空洞的抒情，让一直关注他创作路向的人失望。同样的缺陷形于他的大部分小说：硬凑的痕迹，主题与情节的游离，说教味，还有情节上的破绽。”这是难得的直言，在现在社会，对一个专于写作的人来说，直言是最可贵的。
　　其实文人相轻没什么不好，正是这样，彼此看清了对方，也通过对方看清了自己。人无完人，因为有轻才相轻，无则自勉，不失为一种文学批评。
　　近年来，情况好像反过来。一篇俗不可耐的作品，也有许多人出来喝彩，今天你捧我，明天我捧你，全是过年的话。实事求是的评价，直言不讳的批评，几乎听不到了。唯有如此，才觉得对老南的评价是多么可贵，可惜是在死后，而不是生前。没有这样的直言相告，于他不是一种幸运，是一种悲哀。
　　现在，我们倡导欣赏教育，对孩子多鼓励，少指责。这样的教育方法很好，但那是对孩子，对成年人而言，鼓励固然重要，诤言更加难得。记得歌唱演员孙悦在一次青年歌手比赛上，曾直言不讳的对一个残疾歌手说：你唱歌缺少天份，谋一份其它职业更好一点。当时舆论一片哗然，说孙悦不会说话，不尊重人，特别对残疾人太过份。我倒不以为然。如果那个歌手真没天份，那孙悦的直言就太可贵了。让他有了一份自知之明，能防止了他走太多的弯路，少浪费许多青春和生命。
　　许多时候，旁观者清，听听旁人的反对意见不无好处。
        5理性与激情
　　看到老南与作者合开餐馆，就猜到什么结果了。文人激情一来，可以不计回报， 不计后果。开头一定是风风光光，有板有眼，像模像样，但文人最缺少的是理性，下海经商必须要做的市场分析，风险评估，成本核算等等，一定是顾不得的，心血来潮，激情澎湃，先搞起来再说吧。英华馆的结局可想而知。
　　其实，不光经商如此。文人从政，也是激情多于理性。一代伟人毛泽东，头脑一热，钢铁产量就想几年赶美超英。特别不理性的是百分之九十理论：90%的知识分子是好的。那么其它10%必定是不好的，一千人就要揪出一百个来，一万人就要一千个。如此精确的数字概率，想必并无量化分析和科学调查。
　　文人用情，为人，处事，生活，也多如此。
　　老南的一生并不是大剧，却可以说是激情一生，对生活的爱和希望丝毫没有因为困顿而衰减过，可惜，他生在一个排斥理性的时代，缤纷的诱惑，又让他忘记了理性，老南的结果是时代造就的，亦是文人的个性使然。
        6应景与终结
　　从“南飞雁”到“黄英晃”，再从“黄英晃”到“老南”，无论诗写得多么认真，都不过是迎合政治、应合形势、迎合报刊的应景之作，并非社会作用于人撞出的心灵火花。习惯了这样的应景之作，应景成了老南的习惯，居然对自己也应景起来。嘴是管不住的，就吃降压丸、降血脂丸，工作找不到就上街转转圈。这种应景之举，图得只是表面文章，顶多算个心理安慰，作用实在了了。
　　应景之举是可恶的，又是可怕的，一直以来害人不浅。
　　曾看过一篇文章叫《西门豹》，说古人怕发大水，就把年轻女子扔下河里，叫给河神娶媳妇。人是死了，水患还是照常有。有的地方，孩子病了，不请医生请巫婆，大神跳得热火朝天，病好不好就看造化了。
　　如今社会上，应景之作也为屡见不鲜。上面让抓环保，会开过了，舆论报道一番，就再没了下文。上面号召招商引资，就拿出自己原有的企业挂羊头卖狗肉。如此种种……文化应景，经济应景，政治应景，作人应景等等，最终结果是浪费时间，浪费钱财，浪费人力，与事无补，害人害已。
　　一个政党只是搞形势，走过场，肯定得不到拥戴。一个单位如果总搞表面文章，工作肯定差强人意。一个人，无论生活工作还是作人，如果多是应景，肯定没什么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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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另人怀念，好文章，倍感亲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