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八

                           七、露天电影

    英仲觉得自己都是在不经意中受家庭教育，问题和答案在自然而然中产生和结果，很多是潜而默化作用。只有一个问题让英仲黯然，每一回萧潘带全家去新华电影院看电影后，他总是会问孩子们看得懂呒？英伯每一回都无言以对，很伤自尊，尽管没有影响接下来吃宵夜的好胃口，但因此让他牢牢记住了。倒是周末或節假日，家人和客人傾巢而出看电影時候，因为有客人在英仲才躲過父親的問题。

    看露天电影让英仲省事。

    每到周六英仲必问同学和小夥伴﹐“ 派出所今晚放什么电影﹖” 不然﹐就自己跑十几分钟到派出所看看海报。所谓海报也就是一张彩色纸上用毛笔写的几个字﹕“今晚电影﹐某某某。时间﹕七点三十分。地点﹕东湖街派出所”。  只要打探到是好看的电影﹐英仲一回家就跟兄弟姐妹说。然后﹐关键是取得妈妈的同意和支持﹐爸爸是很少过问。但这点很重要﹐不同意就意味著不能出门﹐也没有钱。当年的票价是五分钱一个人。妈妈总是答应的时候多。在期盼中好不容易熬到吃完晚饭﹐天擦黑了﹐萧虹领队带着他们三﹑五个﹐有时候还有隔离邻舍小夥伴﹐一人拿一张矮凳仔或者两个人拿张一起坐的桥凳兴高采烈出门了。一路上﹐拖椅子拎板凳的人还真不少。无庸置疑﹐肯定是看露天电影的。他们更加快了脚步。

    派出所的露天电影院其实就是派出所的篮球场。球场三面是房子﹐都有围墙隔开﹐靠街一面的围墙在一人高处开了个一尺见方的洞售票﹐下面有几级石阶方便小孩子站上去买票。旁边几米开外是入口。英仲他们进场后首先是放凳佔一个正中的不前不后的好位置﹐早起的鸟有虫吃﹐早到的人有好位坐。迟来的只好靠边﹑靠后了。带高凳子的人因为坐的高通常也自觉靠后坐。哪年代的道德规范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比较单纯﹑厚道﹐极少有抢位置﹐为非作歹的事发生。  
    每次﹐银幕上面先亮起来的不是电影﹐是放映员打出的电影机对银幕位置的灯光。一番上下左右移动后﹐白灿灿的光正正罩著银幕了。英仲的心情也随著兴奋起来了﹐因為很快电影就开演了。不一会﹐喇叭响亮地叫﹐“请大家安静﹐电影马上开始。” 这话顶得上军队的命令﹐吵杂的声音陆续停了。耳熟能详的音乐伴著光芒四射的工农兵雕像出现在银幕上。这是中央新闻电影製片厂的片头﹐接下来就是介绍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活动和国家大事。英仲他们给这段电影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加映” 。加映完了才放正片。这是不成文的规定还是成文规定不得而知﹐“突出政治” 虽然当年未公开提﹐也一直在做。只是几十年后的今天﹐英仲记得的只剩下当年看的几部电影﹐新闻片都忘到爪哇国了。英仲记得的这几部电影是“白毛女” ﹑“董存瑞”﹑ “平原游击队” ﹑“沙家店粮站” 等。“平原游击队” 裡的一句话还常顽皮地掛在英仲一帮孩子嘴边﹐“平安无事嘍﹐咣﹗”英仲特别喜欢战斗片﹐这习惯几十年不变﹐顶多后来添加了爱情片等。单机放映是当时露天电影的特点。一部电影放映机放映一盘电影拷贝﹐不管放到什麼地方﹐是充满悬念﹐是精彩还是平淡无奇﹐放完了就完了。不像现今的片集商业化﹐都刻意在扣人心弦的地方结束﹐吊人口胃﹐让你追著看下一集。英仲他们都有经验﹐听到放映机声音变了﹐就是这盘拷贝快放完了。不久﹐银幕上突然只有一片白光﹐场上的灯光也亮起来﹐大家知道﹐换片了。一场电影换几次拷贝是家常便饭。幸好就三﹑五分鐘搞定。大家常常趁此机会出去小解﹐互相打闹﹐像泥鰍一样到处乱钻﹐不然就坐在凳子上抬头数星星。也有拷贝放完了该换拷贝却没换拷贝﹐这时候广播就说﹐“走片未到﹐请稍候”。无可奈何中﹐大家等吧。但在正常放映的时候﹐有时银幕上也会突然出现一片白光﹐声音嘎然而止。断片了！场上的灯光又亮起来。这时一些人会很好奇地围在放映员身边看看热闹。
         
    “剧终” 或“完” 出现在银幕了。灯亮了。伸懒腰﹑幌脑袋﹑搬凳子﹐喊人声﹑搬凳声﹑交谈声﹐匯集起露天电影场特有的景观。此情此景丝毫不影响英仲因為片终而意犹未尽的心情，但也只能依依不捨地拿著凳子跟上大姐萧虹走上回家的路，脑子裡却想﹐下星期不知又放什麼电影﹖

    簡陋﹑熱鬧、自在是英仲兒時看露天電影的感覺，和跟爸爸看电影各有千秋，但同樣對他的思想起著潛而默化的作用。

    1964年﹐英仲以大学生身份去当农村四清工作队队员。去了半年﹐有三次全公社四清工作队员集中到公社墟镇开会。一次是专门学习“十六条” 中央文件 ﹐另两次是总结和佈置工作。这种集中通常有二到三天。一方面是学习﹐二方面是休整﹐三方面晚上看露天电影。看露天电影的场地大同小异﹐不是篮球场就是操场﹑晒谷场。也是单机﹐对光﹑换片﹑断片如仪。但观眾的身份不同﹐都是权倾一队(生產队或生產大队) ﹑一镇(公社) 的“ 要员”﹐而且时势严峻﹐什麼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什麼党内矛盾的交叉等等﹐搞得人人心情沉重﹐视天下為己任。公社一级的四清工作队的头﹐都佩有手枪，人人自危，不是危农村干部、五类分子，就是危自己安全。看到和听到的东西都很凝重﹐甚至空气都觉得凝重﹐自然波及到露天电影了。没有司空见惯的嘈杂﹐只有嗡嗡的私语和广播裡的革命歌曲。没有人手一张的凳子﹐只有席地而坐的“要员” 。( 一来没有这样多的凳子﹐二来方显出革命化﹐爱干净的最多就垫张报纸坐坐。) 英仲想不起哪年哪月看过什麼片子了。文革正在谋划﹐未曾开炮打自己司令部﹐应该还有所谓的毒草影片看。更可惜年长了﹐常常要学与人斗﹑与天斗﹑与地斗﹐以为其乐无穷。

    有一次放映途中﹐突然一片漆黑。停电了。英仲他们还乖乖的坐在原地不动﹐直到放映员扯著嗓子喊停电了﹑不映了﹗大家才听口令起身离去。一次下雨了，整个露天电影场只有放映机上撑著雨伞﹐一眾“ 要员” 纹丝不动﹐任凭风吹雨打到电影结束。是精神也好﹐是纪律也罢﹐和四清工作队纪律裡的不吃肉﹑不吃蛋﹑不穿鞋﹑不刷牙比可谓不相伯仲。(实话实说﹐是曾经要求过不刷牙﹐但下乡后就这一条没执行﹐还是刷。)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日子﹐也体现在四清下乡时的露天电影院上。这些事情是现代人体会不到的﹐觉得匪夷所思。也因此让英仲觉得下乡时看露天电影的感觉没有儿时的浓。

    文革时期在干校看露天电影军事化。做自由职业自由惯了的知识分子﹐按军队的连排班编製。集体早请示晚汇报﹐集体说饭前三句半﹐集体出工集体收工，集体睡大铺。看露天电影更有特色。每人拿张自己从家带去干校的小凳子按照队列集队。“各班检查人数﹗”“立正﹗”“向左转﹗目标﹐会场﹗” 一系列的口令斩钉截铁﹐一干“老九”机器般奉命而行（相传元朝时以职业对人民划分等级，排名為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知识份子”排行第九）。会场是块大空地﹐一头用土垒起个四面空空的舞台﹐银幕就掛在臺上的两根棍子间。会场上的干校学员按位置划分坐了黑压压一片。没有电影放映前的音乐广播﹐只有一阵阵拉歌的声音。二连领队神气十足的站著﹐挥舞著双手指挥他的连队齐声喊。“ 一连，唱一个；一连，唱一个。”  他的手臂有节奏地摔几下﹐二连五七战士就跟节奏拍几下手﹐也真有气势。一连反应慢一点﹐革命派造反的作风就来了。“ 我叫你唱你就唱﹐不要像个老太太﹗” 一点不留情面。一连受不了﹐唱了。最后一句歌声刚收住﹐一连领队的气还没喘上来﹐就带头反击让下面的部属吼了。“我们唱完你们唱﹐革命不是请吃饭﹗”  这话的水平很高﹐振振有词。小处说要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大处讲唱歌也是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唱不唱歌就是革不革命﹗唱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唱不唱是革命态度！其他十几个连队革命也不甘落后﹐这方唱罢那方唱﹐此起彼伏﹐像是几千人的合唱团在合唱﹑轮唱﹐却唱得毫无章法。但是﹐整个露天电影场沸腾了﹐大家精神亢奋﹑斗志昂扬。此时几乎很难分辨唱的是哪首歌﹐总之就是语录歌﹑口号歌﹐“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  拉歌给英仲的印象太深了﹐把当年看的什麼电影都忘了。神经生理学上的超限抑制说一个强刺激会把次强的刺激压下去以至消失﹐大概就这样。干校看露天电影给英仲的感觉是拉歌﹐和电影风马牛不相及。

    文革后期英仲回单位工作。军区医院派人来他们科室进修。这进修生人好﹗几十年后的今天﹐英仲还记得他憨厚的模样。军区有个三面阶梯式看臺的四週封固的露天多功能电影院在松岗东的东南面，隔街是军区礼堂。露天多功能电影院既能打篮球﹐又能开会放电影。它一面是舞台﹐台后是一堵能放宽银幕电影的墙壁。每逢週六﹐进修生都告诉英仲露天电影院放什麼电影。如果英仲表示有兴趣﹐他就约英仲几点鐘在露天电影院门口见﹐然后一起进去。从儿时看露天电影到后来﹐这是英仲见过最高级的露天电影院了。除了没有天花板﹐没有电影院的舒适座位﹐它就是一间电影院。电影放映机也不再是矗在场中央了﹐它隐在舞台对面的墙后房间裡﹐通过墙壁上的两个小洞放出画面。看露天电影常常听到的电影机转动的沙沙声没有了﹐也就闲置了英仲儿时练出来的听电影机转动声分辩一盘拷贝快放完的“绝活”。单机放映变成双机放映﹐等换片的日子也成為歷史﹐片间休息的机会不再有了﹐小孩子看露天电影时满场欢闹的时刻也不再有了。事物的两面常常令人不胜唏嘘﹐有得必有失。有时候英仲想﹐他的的童年和当代小孩的童年比﹐谁更快乐﹖也许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他总觉得他们的童年快乐些﹐儘管没有电视﹑电玩﹑电脑、iPad、iPhone 等等高级东西﹐打玻珠﹑滚铁环﹑跳六格﹑跳飞机、捉鱼摸虾… …更能和自然亲近，人的心地多些朴实﹐少些浮躁。

    英仲看了好几次电影“决裂” ﹐  因為要政治学习﹑深刻讨论。英仲在电影院﹑学校大礼堂裡面都看过“决裂”﹐但都没有在军区露天电影院看的印象深刻。这不是老教授的瘦削脸颊和鼻粱上酒瓶底厚的眼镜给他的印象﹐是他和进修生二人坦诚地讨论了马尾巴的功能。在当年人整人、人斗人的时候﹐能坦诚相见的人是珍稀动物。由於大家不是兽医﹐主要还是著重在教学和科研方向上谈﹐不乏一些和当时离经叛道言词。因為相谈甚欢而记忆犹新。直到后来﹐认识的兽医专家教授朋友才让英仲确切了解马尾巴的功能﹕1﹑能挡住肛门与外生殖道，一定程度上减少外界污染或其它危害。2﹑奔跑时可通过尾肌收缩而举起，调节躯体平衡。3﹑尾巴能借肌肉运动左右上下摆动，清除后躯皮肤上的附着物，也包括蚊、蝇、蚋等的袭击。结论﹐马不能没有尾巴，马尾巴是有它的功能的！浅显的事﹐上纲上线就成了十恶不赦，目的就为了专政。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桥” 这两部南斯拉夫电影也是在军区露天电影院看的。文革十年只有八部电影看的日子﹐让这两部片子雄霸影坛一时。“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的词曲﹐英仲迄今未忘。看著异乡的战火﹐抬头看看露天电影院的星空﹐不知是时空倒置还是人生如梦﹖

    文革后期在军区看露天电影的感觉是喜忧参半。喜是喜见政治空气开始宽松一些﹐某些地方的露天电影院在进步﹐能看到八部样板戏之外的戏了﹔忧是忧斗争不断进步﹐人也不断丢失人性的良好一面。

    光阴似箭﹐到了八十年代﹐在老家看的露天电影是到今天為止英仲看露天电影的最后一次了。那是一个夏天﹐送母亲骨灰回家乡入土為安。乡亲父老非常热心﹐仪式很隆重。几十面幡旗呼啦啦飘扬﹐几百人的队伍绵延一﹑二百米路。一路烧鞭砲﹑放銃炮﹐敲锣打鼓﹑奏八音﹑舞狮﹐声势浩大。晚上﹐就在英仲祖居门前的晒谷场放露天电影。两部电影放映机一字排在晒谷场中央。除了单机变為双机﹐其他都是英仲几十年来看露天电影经歷过的场景。拖椅拎凳的﹐叫的闹的﹐泥鰍般乱钻的… …应有尽有。弹指间几十年过去﹐比较人生看露天电影的几个阶段，情况依旧﹐感觉依旧，就象吃家乡菜﹐时间可以不同﹐地点可以不同﹐心情可以不同﹐但每一次的感觉就是这个味。是念旧还是露天电影的魅力﹐露天电影存在的合理性﹐让大家津津乐道﹖英仲移民美国后，人家也介绍过美国当地的露天电影情况，只是他一直没有机会体验。不念旧的人不好，存在就合理，都是人类社会经久不变的法则。没看过露天电影的人﹐就像没出过门的人。他们应该去走一走﹑看一看﹑感觉感觉﹐也是人生乐趣。       


                              八、天灾人祸

        
    1959年至1961年三年，中华大地饿死了三千多万人。英仲家和一帮东山少爷家尽管也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是，比起灾区人家家破人亡甚至满门饿死，他们是幸运的。

    英伯和萧虹在外地读大学。英仲和萧彤读初中。萧丹、英叔和英季读小学，英甲还小。

   “妈，英叔挾了我的饭吃。” 英季委屈地和妈妈告狀。

    英叔和英季两人常常抢挾对方的饭吃。一方面是打闹，一方面确实是饿。

    妈妈根据政府给每人的每月粮食定量，用量具细细量出每人每顿饭的下米定量，然后，分别装在各个不同的盘碗，洗净加水一起放大锅蒸。吃饭的时候，各人认出自己的一碗饭吃。早饭，通常是每人一碗面糊，哪天面糊里加点香精，算是享受了。

    孩子們都在发育的时候，英仲和萧彤是中学生，比较懂事，饿了不会争吵。萧丹、英叔和英季是小学生，萧丹是女孩子较文静，英叔和英季就比较调皮了，常常我挾你碗里几粒饭，你挾我碗里几粒饭，实在也是饿。英甲还小，妈妈、爸爸和他的饭一起蒸。

    饭既如此，菜也可怜。蔬菜摊上挂着每户的竹牌子，一早各家各户就去排队买菜，有时放块砖头、摆个菜篮子象征自己排队，当自己排队的替身。英仲至今记得一次排队买菜，终于排到了报上门牌号码，一家人也就买到三、四条一斤左右满是虫眼、青不青黄不黄现在丢到街上都没人捡的菜心。什麽水嫩嫩 、青欲滴做梦才有。

    青菜如此，猪肉更惨。猪肉台上的猪肉经常孤零零的只有一版报纸大一块、肥多瘦少、黯淡无光，排骨、瘦肉、心肝肠肚欠奉。可就这样的猪肉也不能轻易买，每家每户逼得仔细规划、斤斤计较，安排一家大小的猪肉票使用，否则馋肉的时候没有肉票了。英仲受托买肉常常就是食指勾着水草扎的半斤左右猪肉。

    猪肉如此，鱼更珍稀。五十年代早期市场鱼档的鱼池活蹦乱跳的鱼随便买。经常也有鱼贩挑着两个圆盘子，里面养鱼，面上盖盖再放砧板、菜刀、剖开的新鲜鱼肉。“卖鱼咧！” 英季时年四、五岁，拿着妈妈给的钱下楼买鱼去了。妈妈在楼上遥控。鱼贩都熟了英季。而五十年代末到六、七十年代，市场鱼档鱼池一直干着，鱼档台上想看到鱼，看到可怜的几条死鱼都非得很早拿着鱼票去排队，还得排在前面，排后了鱼卖光了，有票等于无票。

    英仲在那段日子一有时间就往厨房钻。妈妈煮茄子后不要的水，他拿去加点酱油喝，撑撑肚子，诸如此类。幸好，还有两条渠道保证萧潘家人的基本营养。一是萧潘单位发的椰菜、番薯和一种叫营养饼的东西，大小如饼干，主料是谷糠。另一条渠道是香港和海外的亲友邮寄的猪油和花生油。开始的时候是在东山邮局领取，慢慢数量太多了各地邮局忙不过来，就把广州市这类邮包全部集中在中苏友好大厦领取。英仲自然几乎每次都是他从东到西去办理。

    后来开放自由市场，总算见到点副食品，尽管价钱惊人。正常卖五分钱一只的鸡蛋要价一块多钱，翻二、三十倍。英仲至今脑海里总抹不去自由市场的一个场景：很多人围着一架大板车。大板车上蹲着一个汉子高高在上，双手拿着黄腊腊的鸡肶张着大嘴用力撕扯，大声咂吧，不时扬起油亮的嘴巴得意四望，张扬得近乎耀武扬威。英仲说不出自己的感受，因为交杂着羡慕、厌恶、鄙视。他承认他想吃，因此羡慕；他厌恶如此嚣张，因此鄙视；以至因为厌恶终于失去食欲、失去羡慕。他也看到人群中挤在汉子前面的一个妇人咧着嘴怪怪的笑对汉子。他一瞥匆匆离去，不再看这帮人。

    英仲脑海里总抹不去的还有一件事，1961年后期，有時候东山饭店吃饭不用粮票。罗英吩咐英仲带英叔、英季、萧丹去饭店吃饭。饭店里面人山人海，飯菜只有清一色雍菜碟头饭，而每个座位的人后面都有人站着等这人吃完轮到自己。英仲四人也如法炮制，每人吃了一大盘碟头饭，一个十二吋碟子，饭上面就是一堆灰绿色的連根雍菜。这唯一的菜色也令到英仲他们心满意足。

    官方称1959年至1961年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三年困难时期，西方称大跃进饥荒。现在的资料说当年只是小范围天灾，中国大部份地区气候正常，无论如何，人祸是主要。中华民族为此饿死三千多万人，比战争死的人多。饿死是一段痛苦的悲惨过程，它无情地折磨人的肉体，残忍地蹂躏人的心灵，摧残人的道德和尊严，最后，才在苦不堪言、哀毁骨立中痛苦死去。幸存的人十分应该记住这死去的三千多万人，他们是种粮的农民，结果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