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踵而来的打击并没有彻底浇灭这帮返城支青们要户口、争取永立江城的欲望，他们硬是不识时务，非要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要求恢复他们学生的本来面目。他们认为，他们这一批在文革前期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送到新疆去的，原本在学校批判“三家村”，好好的怎么会被送到遥远的塞外呢？为什么剥夺了他们参加“红卫兵”的权力呢？为什么把他们排出在“大串联”之外呢？

    那是在江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筹委会）”不久，他们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号召了一些坐在家里没有什么事的支青，去找被伟大领袖毛主席肯定为“革命委员会好”的最高当局，申诉自己的观点，提出朝思暮想的要求。结果被执勤的解放军拒之门外。他们索性就地静坐，要求革命的领导会见。出来一个老政府机关办事员模样的人，大家七嘴八舌把他问得稀里糊涂，一连串的疑问，问得新生的革命政权中的办事人员无言以对。

    这个衣冠楚楚的办事员对大家说：“你们反映的问题，我一定向领导汇报，争取尽早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下面有人就说：“不行，你答复不了，让能答复我们的人出来。”

    办事员无奈的说：“革委会（筹委会）刚成立不久，万事待兴，问题很多，领导非常忙，恐怕一时半会解决不过来，你们还是先回去吧。”

    下面又有人说：“不行！当初你们把我们送到新疆换回羊皮和羊毛，怎么那么顺当，一点盹都没打，现在倒忙活了。”

    办事员想笑不敢笑，说：“没有那么回事，怎么可能把你们送去换羊皮羊毛呢？”

    “不管有没有这回事，你们一定要给我们一个答复，不然，我们不会罢休的。”大家急了。

    “请大家注意，你们是在对新生的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筹委会）说话，我劝告大家不要做出有损于革命权威的事，谁反对革委会（筹委会），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事员脸色马上严肃起来，说出几句掷地有声话，明显的带有威胁的意思。

    下面群情激动，义愤填膺，人们骚动不已。“还我学生本来面目！”“杀回老家有理，要户口无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口号此起彼伏，局面濒临于难以控制的地步，再往下发展，难免会出现“洪山宾馆事件”的悲剧，与下乡知青落得同样下场。刘江涛为了避免支青们流血，当即站出来面向大家说：“大家静一静，我相信由革命大联合产生出的革委会（筹委会）一定能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我们应该给革委会（筹委会）一定的时间。”一直喊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嘶哑后，下面才渐渐恢复了平静，他转过身对那位办事员说：“请问，你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再来听革委会（筹委会）的答复呢？”

    办事员说：“这样就对了，我想你们可能要等到元旦以后，再来时不要来这么多人，派出几个代表就行了。”

    刘江涛说：“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办事员答道：“是的，现在各方面问题较多，相比起来，你们这个问题不影响大局，目前当务之急的事情太多了，革委会还没有正式成立，比如说，下一步革命群众的大联合如何巩固？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如何产生？以后的斗批改怎么搞？生产如何恢复？等等等等，都需要革委会（筹委会）操心，希望得到你们革命小将支持，这段时间不要经常来给我们增加压力。”

    时间如流水般的逝去，秋去冬来，一转眼就是第二年的烟花三月。支青们回到江城都有大半年的时间，刘江涛无时不在思念着夏文玉，奇怪的是，夏文玉连一封信都没寄来过，对她家也一样，急得她爸爸妈妈隔三差五就找刘江涛打听新疆的消息。

    这半年多来，刘江涛没少比夏文玉的爸妈操心着急，而且还更多一个心理包袱，即他始终觉得自己对文玉心中有愧，真不该忙中出岔，将文玉一个人遗弃在那么偏僻的地方。他和支青们在一起，下决心努力要将他们“造反”要户口的“事业”进行到底，幻想有一天会给他们支青“落实政策”回城上户口。如果真有那一天，他将一定不辞辛苦，再到新疆去一次，拿着户口把文玉接回来，以了他的心愿，给文玉她爸妈有个好的交代。

    但事与愿违，他们在江城的文革舞台上经过几番折腾，一切都显得毫无效果。没有人注意他们的要求，也没有人注视到他们的存在。他们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甚至连一块小石子都不如，溅不起一点小小的涟漪。刘江涛越来越觉得这一切就像是命中注定的一样，他们这些人与这个城市显得格格不入，这里没有他们的未来。

    即使现在在父母的庇护下有一个避风遮雨的小窝，但从他们离开的那一天开始，这里的一切都不会再属于他们。他甚至还看到有些极个别人的父母抱怨自己的儿女不该从大老远跑回来，十八九岁的大男孩女孩，在家吃白饭不说，动荡的年月中，真担心他们在外面惹祸。在这种状况下，刘江涛与大多数支青们一样，终日里无所事事，心灰意冷，抱怨前途渺茫，不知道自己的归属在何处，他们都有一种被世人抛弃的味道。

    以前非常熟悉的城市，现在却越来越变得陌生。他有一种预感，这座城市里的那种热火朝天的滚滚红尘，即将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也认识到，这个城市的一切从来也没有属于过他们这些返城的支青，无论是以前、现在，还是今后。

    刘江涛的预感不幸变成了现实。

    从一九六八年的秋季开始，报纸和广播渐渐地对返城支青们重视起来。舆论最先从关心理解的角度，阐述一些革命群众被迫离开自己的单位的原因是由于各地派性斗争而造成的。进而宣传目前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到“大联合”的阶段，各地的革委会也相继成立，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派性正在消除。最后号召离开单位的革命群众尽早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并要求当地有关部门对他们要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打击。再过一段时间，中央有关文件明确敦促所有离开原单位的人员和返城知青以及城市倒流人员一律无条件的离开城市返回原单位。

    在这种形势下，江城市也采取了相应措施，除了大力宣传中央文件精神以外，还特别照顾返城支青的困难，由市革委会统一办理返程火车免票，以鼓励他们及早返疆。他们在江城苦苦地逗留了一年多的时间后，现在终于得到了关心和帮助，只可惜这种关心和帮助并不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们转了一大圈，又会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上。

    还是那个古老的江城火车站，还是那个季节，还是那些人，坐的还是那种不要钱的西行列车。但时间却整整过去了两年，气氛也由于时间的流逝而丝毫没有了当年那种火热和豪情万丈，剩下的只有无奈和凄惶。送行的亲朋好友也只能表示“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种难舍难别的情感。

    刘江涛在人群中间，他是为第一批返疆的支青们送行。当时由于奶奶病重，老人弥留之际，作为孙辈不能远行，而且他也知道，如果此时走了，将会一辈子留下遗憾，肯定再也见不到慈祥的奶奶。家人的挽留，自己的孝心，使他决定等下一批再走，留下来好好陪陪饱经风霜的老人。

    远行的人群中，江美华一脸的沮丧，她是去年冬天野马渡事件时被支青选出来的代表。回到江城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家里姊妹多，生活比较困难，当年就是因为这才报名支边的。如今在家待的时间长，当初刚回家那种全家的惊喜和亲切劲早已荡然无存。这也难怪，在一切都要计划的年代里，粮食每人每月二十七斤，定量供应，用购粮证购买，食油要用油票，每人每月定量四两，肉要用肉票，就是豆腐这种简单的菜，也要豆制品票，按户口一人一份。江美华与返城支青一样，户口和粮食关系都随人支边迁到了新疆，返城后就都属于“黑户”，吃饭吃菜都占家里人的计划。

    最近半年来，凡是在吃饭的时候家里人往往总是拉长着脸，就是什么都不说，她也怪难受的。好在她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就和同学一起，成为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编外队员，到处唱语录歌和样板戏，经常有免费的午餐，倒也给家里节约不少伙食费。就这样才好不容易混到现在，一听说能办免票回新疆，她的心情格外的复杂。

    其实她老早就想回去了，又听说搭火车能办理免票不要钱，正是个好机会；但又有些顾虑，自己是到北京的上访代表，回去后团里面会不会跟自己过不去。全国形势好，新疆却总是落后，那里的人会不会还有派性，对我们进行打击报复呢？她犹豫了好一阵子，最后在柳晓津他们好几个男生的开导下，下定决心一起返疆。这些男生们也是底气不足，一定要多约一些人一起走，人多胆气壮，同时也估计那边可能会罚不责众，问题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