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梦 回 荒 田                             
   
                                  (美国)刘荒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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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深秋，一个平淡无奇的假日。午间，空寂的屋子，安静的书房。槛外的柠檬树毫无表情地，以坠着明黄色果实的枝条抚摸澄明的空气。我文思僵滞，坐着发呆，电脑前的键盘失去滴答声，那是思维之河的流动。于是读书，梭罗的《湖滨散记》，一本拿起好多回都读不进的书，这回却“入巷”了，可见，读书也类似爱情，来得适时，两极相碰，火花噼啪爆开，来得不是时候，却成了催眠物。
那么，怎么忽然和这位洋陶渊明灵犀相通起来呢？是这样的：最近精神出现了状况，说好听叫“危机感”，但这有赶时髦的嫌疑，自前年911，纽约世贸中心变为“0度地面”以后，美国人人自危，要在下一波恐怖袭击到来前寻找逃路，我也未能免俗。说准确点，是年龄的关系。自从儿女自立，在这个第二故乡栖迟了20多个寒暑后，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就是：换一个活法。前半生“为别人活”，往后该“为自己活”－－作平生要作而没功夫作没条件作的事，读平生未读之书，见平生未领略过的自然与人文的风景。“为自己活”的基地，我定在故国，我虽然已经放弃了国籍，但没有也不可能失去对她的依恋，在汉字里安身立命的人，最终要回到汉字的国度去，一如落叶归于泥土，是没有折衷余地的宿命。
当然，回去定居，以目前改革开放的繁荣走势看，居住地的选择甚多，不必说一般人的思维惯性，就连我，也会把首选定在大城市如广州、深圳的近郊，其次，是和亲人住处较近的中等城市，如佛山市，图个互相照应。我仍旧把这老家的祖屋作为“狡兔三窟”的最后一窟，未必长住就是了。
特别是，如果发生以下情况中的一种或不止一种，我当毫不犹豫地买上双程机票，回我的村庄－－这被我不经乡亲父老批准而擅自拿来当笔名的“荒田”去。在村头最北端，我将掏出一串足有半斤重的铜钥匙，打开深锁的坤甸大门，拉开锈结的柚木趟栊，把行李扛进去霉气冲天的青砖老屋：第一，遇到重大的挫折，效民初的官员，归隐田园，闭门思过。第二，思想发生重大转变，需要与世隔绝，思考人生和自己。第三，跌回贫困阶层，兼以年老体衰。
孔夫子云：“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问：过去的“己之所欲”，施与今天之我，算不算不识时务？是不是强己所难？
荒田村于我，不但为宗族、家族的血缘所系，而且是最后的故园。母亲不知半开玩笑地说了多少遍，1949年我刚满一岁，解放军进攻的炮声逼近十多里外的苏江。母亲用背带背着我，从开着文具店的小镇回村里躲避。母亲扛一把伞，在田梗上趱行时，我在她背后又笑又叫，挥手蹬脚，兴奋异常。母亲担惊受怕之余，对我的举动极感纳闷：兵荒马乱的，欢喜个什么嘛？巧合的是，我此生“开场白”式的记忆，就是从这一情节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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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让我独自回去。我不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的陶渊明，却可能被乡亲误作“掉转船头百算百”的古典金山客。抗战胜利以后那几年，他们从大洋那边的“金山大埠”乘远洋轮到达香港，然后，舟车辗转，终于顾盼自雄地走上布满牛蹄窝的村路。三件头西装，三接头皮鞋，上衣口袋里的袋表拖出黄灿灿的金链，手里一根乌黑的手杖。巷口站满了把脖子伸得和池塘的鸭子一般长的乡亲，渴望以一声巴结的“大老爷”、“XX叔”的招呼，换来一个夹着美钞的利是封。体积吓人的“金山箱”，业已由信得过的乡人预先抬进家门。这就是典型的衣锦还乡。为了昙花一现的风光，漂泊异乡的男性乡亲，在唐人街“衣裳馆”带药水味的蒸汽里，在市郊杂碎馆的油烟里，在萨林那斯大田的烟尘里，苦苦熬了大半辈子。在我出生的1948年，外祖父就是这般回去的，携带的不但是毕生的积蓄，还有十个指头都缺掉大半指甲的鸡爪般的手，这是在旧金山企李街和人合伙开豆腐芽菜店，两手长年累月地泡在水里的后遗症。不过，我如果在这21世纪之初还乡，可能光彩不起来，因为此行过分突兀。这些年，海归的不少，谁不住进城市郊外新建的小区，当起高级寓公？如果在外头不被一撸到底，谁会逆着“城市化”的潮流，回到乡人迫不及待地外迁的破村？尽管，严格意义上的“落叶归根”，“归”到供着列祖列宗神位的祖居才算“到位”。
我这一趟行旅，不会象台湾诗人郑愁予所吟咏的四川游子一般，“拉纤回去”；也不会象我曾经做过的诗句：“挑担，挑一根花旗松削的扁担回去”，而是采取梭罗的方式，悄悄地独自回去；象趁墟的卖菜汉子，平淡无奇地回去。梭罗在麻省康考特镇的华尔腾湖畔，自造房子，尽量不花钱，象野人般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在荒田村，我也许待久些，但不能仿效年富力强的洋鬼子梭罗，住在村里不算，还要下地，插秧除草，打禾挑肥，这些农活，在30多年前的知青时代干，尚且呲牙裂嘴地叫苦，如今一把老骨头在泥泞的田埂，只有摔个仰八叉的份。为了不致冻馁，我会带上尽可能多的钱，当年外祖父带回苏江畔老家的，拢共17万港币，按当时的币值，在县城旺区买上十栋八栋铺子不成问题，可惜经不起嫖赌饮荡吹样样精通的大舅父踢蹬，才几年功夫便花得差不多。我一辈子打工，勤俭的本领有，花天酒地却不内行。我能带多少？现在没底，总得够对付到终老吧？
还有是行李。梭罗带到华尔腾湖畔去的是什么，不知其详，钱该有一些，不多，应得够搭建房子的开销，如买工具和铁钉什么的，还带了好些书。至于我，行李尽量地简单，一部手提电脑是少不了的。在美国用惯的电动牙刷、刮须器、电吹风和专除鼻毛的小玩艺，可能也带着，衣服可带可不带，回去置办并不费事，我迄今没有崇拜过任何名牌，蔽体足矣。形而上方面则麻烦些，所有储藏列年著作的软盘，用惯了的“中文之星”软件，微软的办公室软件，上网用的软件，统统塞进行李。从16岁开始到40多岁，断断续续地写下的20多本日记，一本在32岁移民美国前诗习作的手抄本，一本美国时期的诗作抄本，从前自掏腰包出版的四本诗集，近五年来不自费出版的10多本散文随笔集，这些价值等如生命本身的精神收成，不管多破旧，多沉赘，都得带回去。一如大脑皮层的皱褶蕴藏记忆的富矿一般。
我在村里住下来，出发点往高尚里说，是从1846年盛夏上山下乡去的洋知青梭罗的著作偷来的：有心地过生活，只去面对生活的必要部分。“我要求过得深，吮尽生命之汁，过得那样的踏实，那样的斯巴达，以致于凡不是生活的部分统统扫尽，把生活逼入角落，把它化为最简单的元素”。可惜，我和他没法比，他是全心皈依自然的哲人，我是提前退休的旧金山旅业餐馆业工会会员。梭罗在华尔腾湖，只吃黑麦、没加酵母的玉米和马铃薯，有时拔一把长在玉米田的马齿苋，加点盐，也凑合一顿。我却不会太难为自己的胃和口，更要紧的是驱逐从五十步外那所公厕出产的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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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的头几天，当务之急是基本建设。电灯要接上，电线和电表是我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安装的，大概还能用。没电也行，动不动就开灯花的煤油灯别有情趣。水缸，把边沿的苔藓刮去，稍作清洗就行，井台在三十步外。柴草可以向邻居买，迟些时候买个煤气炉，便用罐装煤气做饭。炊具如瓦煲铁锅，食具如碗筷，在布满蟑螂屎的橱柜里该有的是。
铺盖放在南厢房的二楼。一张红漆脱光了的木大床，该是曾祖母的陪嫁品吧？把堆叠在上面的箱子移开来，扫掉厚厚的尘土，还得将蜘蛛和蠹鱼所营造的重重帷幕拆开。腾出靠木楼梯的一角，放一张书桌。蚊帐和足够的被子，绝对需要。被雨水沤坏的窗户要修理。离床头不远处是一道铁闸，如果铁锈没把锁孔蚀死，费点劲打开，那是大阳台。阳台上乌黑的水泥地面铺了一层厚厚的泥沙，那要么是雨水从屋顶的瓦茼冲刷下来的，要么是从不远处的大碉楼飘来的。蒙在天井上的白铁皮，氧化得不成样子了，但没穿洞。从破铁皮的缝隙望星空，想起郑愁予的诗《天窗》：“每夜，星子们都来我的屋瓦上汲水，/ 我在井底卧着，好深的井啊。”
回去的第一夜，最好在寥廓的深秋。二三月砖缝滴水的梅雨天，最为不宜，它教人想到拖泥带水的死法。秋天，地板是干爽的，在春日的潮润里，足以把厨房白天花板覆盖得严丝合缝的黑苍蝇终于匿迹，蚊子只零落地游弋在门外的苦楝树下。在乡村，思想和空气湿度大有干系，雁唳的长天，稻海里的涡旋，翱翔过最初的诗情，老来欲归于“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淡泊，仍旧要凭借秋水的澄明和秋空的深邃。门外放眼，黄的色块是谦虚地低垂的稻穗，灰颓的色块是收割后的稻茬，那是我耕耘过的田垌。白天，懒洋洋的水牛和饶舌的鸭子，夜里有蟋蟀和萤火。睡榻的后面，堆满了箱箱栊栊，人去楼空这么多年，无法无天的老鼠，乍地嗅到活人的鼻息，不知道会不会来个奇袭，肆虐到蚊帐里头来？
这一夜，我会把睡眠彻底地挡在眼皮外。厅堂的八仙桌上，点一根长长的蜡烛，我坐在桌旁酸枝做的太师椅上，块然独对天井上幽幽的星辰和一屋子教人想到幻灭的死寂。此生何幸，我在故园终于拥有了完整的阒静；此生何不幸，我竟这般重蹈母亲的覆辙，她的心理创伤就是中年回老屋独居造成的。那是60年代初，母亲和祖母因为人工流产的事闹翻，独自迁回村里，她生性极胆小，一个人住空荡荡的大屋，惶惶不可终日，连水缸也怕藏进贼人，久了便患上轻度的精神分裂症（来美后才晓得细点的分类，叫“强迫症”）。何其空洞的黑夜，残忍地压迫着你的，要么是飞扬跋扈的蟑螂和老鼠，要么是由漆黑浓缩成的渊默。
我也许会破例，缓缓地抽一两根含薄荷的“万宝路”，在饶有欧美酒吧浪漫情调的烛光下，让小巧的火焰轻炙冰凉的额头，静静地思索生命，从家族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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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烛小巧的火焰，是黑夜的核，一似地壳包裹着一滴逸出的岩浆。火舌如雄鸡的喙，啄着夜的肌肤，黑闪缩，进逼，明与暗的拉锯战持续，直到暧昧的黎明。我默对着真实与虚幻的交替。地狱和人间只隔一层空气。
什么人？带排钮的棉布衫，宽松的薯莨唐裤，歪斜向一边的脊背，笑嘻嘻地坐在对面，二郎腿晃着。那是我的祖父。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这祖屋的大家长。身下老也坐不热的酸枝椅就是他生前惯常坐的，抚摸着滑腻的黑花纹，不能不想起这位在神台上依旧供着“长生禄位”，诞生在上世纪第一个年头的古人。祖父在晚年，爱在厅堂里坐，一只脱掉拖鞋的脚高踞椅面，另一条腿下垂到介砖地，捧一管“大碌竹”，水烟泡突突地冒，水从烟嘴喷在地上，招来好奇的小鸡。我出国前不久，快到80的老人患了脑溢血，不能言语。父母亲听从父老的劝告，为他预备后事。第一步是让他从外头的小屋搬回来，在厅堂睡在一张看谷场用的小木床，一来方便家人照顾，二来是让他从家里“归老”。夏夜酷热，我在祖父身边守护。子夜时分，他拉了一床屎，我扶他起来，换衣服，洗掉污物，侍候他睡下。他先是哼哼唧唧，慢慢地，呼吸和缓了，亲切地叫我坐到他身边，一个劲儿叫我“活雷锋”，我很不好意思唔唔应着，勤快地在他又肥又厚的背部擦汗。那是爷孙俩罕有的亲密时刻。
鸡叫了，眼皮发涩，悠悠地想到童年。是四年级吧？因为老师屡屡向祖父告状，说我在学校怎样捣蛋，成绩怎样每况愈下，祖父痛下决心，要动家法。在一天傍黑，他把我捆在铺子后的货架前，从柜台下抽出一块窄窄的杉皮，在我面前，声势汹汹地喝骂，一条条地问罪，问一句抽一下，下手其轻无比，一点也不痛，我却善于制造舆论，杀猪般嚎哭，很快，他摔掉板条，揩着眼走了。临睡前，祖母到我床头来唠叨：“不闹笑话吗？说要教训孙子，自己却哭成个泪人。”
祖父在厅堂里辞世，那是我去国5年之后。他长期大小便失禁，给家人造成的负担够重了，父亲说大冷天为老人洗的卫生裤，在寒风冷雨里，一晾就是30多条，只好用火烤干来应急。他走得却十分安祥，早上说不想吃东西，饭只好热在锅里。中午，父亲去看他，他的呼吸已经停了。我没有回去送终。出国那天的凌晨，我在苍茫鸡声里告别黑黝黝的村庄时，万分依恋地拍拍祖父歪斜的肩膀，答应发了洋财就回来看他，这一别就是永诀。
父亲到了美国后，和我谈起久病的祖父，说他最后完全变成了小孩，有一回半夜，老人十万火急地把父亲叫到床前去，父亲以为他大限已到，要交代后事，手忙脚乱地叫人。不料祖父半躺在床上，嘴角扯出一个顽皮的笑，问：“你干吗不和我说话啦？你小时候天天缠着我，要听‘古仔’呀！”
祖父洒泪抽打我时，年龄和我的现在相仿。而现在，父亲也到了祖父在厅堂抽“大碌竹”的岁数。我的回归，在生命的末段，人生的高潮落在背后，黄金的年华抛在异邦，但还没到尽头。“狐死必首丘”这般古典的终结法，我未必接受。我只要一种淋漓的生命体验，关于根，关于故园。
在苍茫的曙色里，我从酸枝椅上站起来，舒展一下僵硬的身躯，踏过地上的一堆烟头，走向对面的青砖墙壁。靠墙的洗脸盆上方挂着两幅炭画：祖父和祖母的遗像，那是祖父在世时委托一位乡村画家画的，每幅好象才花两块钱，笔致笨拙，明暗不分，并没多少立体感，但祖父典型的小市民气质－－40年摆摊和开海味店、文具店生涯所造就的、深入骨髓的谦卑，不显山露水的狡黠，深藏眉宇间未经充分开发的书卷气－－还是被那只握粪勺多于握炭笔的手感应到，表达出来了。我那面庞秀丽的祖母，在画里凝视我。她因心肌梗塞猝然去世那一年，我21岁。她临终前最热衷的事，是替我张罗一门媳妇。一如我今天，老念叨着，快到29岁的儿子，什么时候才谈上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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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堂上方，是阁楼，阁楼上有神龛，高约八尺，阔一丈多。说是神龛，笼统了点，它还供着列祖列宗的牌位，龛旁的对联是：“宝鼎呈祥香结彩，银台报喜烛生花”。匾额是“彭城堂”的阳刻，这该是刘姓人家的原乡。左上方有一张和报纸同样大小的符咒，两旁也有对联：“灿灿灵符镇第宅，洪洪法水护高堂”。这样的符纸，从我儿时到文革前，都在同一地方贴着一张，年代久远，剥落支离，只剩下龙蛇飞蹿般的咒文。我出国后，父亲买了一张新的，字模板该是同一个，尺寸和内容分毫不爽。文革的红海洋运动中，神龛曾经供上“四卷雄文”，日久蒙上厚尘，板壁则被红纸覆盖，上面是我以蹩脚的隶书写的毛主席诗词，什么《满江红》、《沁园春》。神龛，我在美国的家也有一个，但小得多，细瘦的柱枋支撑两层的木架，弱不禁风似的。要正本清源，所谓宗族血脉，所谓慎终追远，无论顾及象征的意义，还是着眼于实际氛围，老屋的一个才算正宗。                                         
从少小到青年到中年，我向着神龛叩了几次头？多少代人在厅堂里焚香膜拜？厅堂角落那个纸灰缸子，曾经焚化过多少纸钱？那是家族众人以燃烧的方式递给神明的祈愿，为了年成，为了三反中的铺子，为了父亲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挂牌示众后的命运，为了小孩子的感冒，为了从叔父到姐姐到我以及弟弟妹妹们的婚娶。无数次享受过三牲外加十二海碗菜肴的祖宗和神明，高高在上，目击一个家族的日常运作，四季的轮回，出生，成长，疾病，死亡；劳碌，饥饿，呻吟，斥骂，沉醉，欢欣，悲哀，绝望，庆幸。直到家人陆陆续续象我一般，踏上了迢递的出洋路，然后，厚重的大门严严地关上，加上锁链。家族没有衰落，但祖屋颓败下去了。剩下许许多多的玻璃框子，里面镶嵌着众多的照片，从四五十年代的黑白照一直到八十年代的彩照，和从天井沿爬下来的青苔作伴。祖屋和照片的关系，好比大树和枝叶，照片就是季候嬗递的一茬茬落叶，都被嵌在花纸的底子和玻璃的面子之间，有点象受透明的树脂保护的琥珀。遗憾的是一年年的潮气，玻璃抵御不了，照片长了霉斑，大多难以辨识。前年，挂在厅堂左侧的一排，干脆连框架都散了，只好收起来，堆在阁楼上。今年初春还乡，我在散乱的玻璃框下把照片翻出，拣下几张完好的带走，那感觉，颇象从冒烟的废墟抢救奄奄一息的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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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龛和神位，是家族的图腾，是宗系的根。在它的笼罩下，荫护下，我们生活，因压到底层而生命力格外顽强的家族，勤劳、本分、俗气的小商人之家。
从祖父算，他的辉煌在小镇的海味店和文具店。精力旺盛、精明过人的父亲在晚年叹息生不逢时，青年时是抗战，然后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和磨难，他发家的壮志消磨在供销社棉布店的剪刀尺子和算盘上。然而，他也有过雄姿英发的年头，美好的一节，偏偏写在民族遭到浩劫的文革的后期。那时，我和二弟回乡当了知青，一家子用土织机编织草包、每个夜晚，全家在灯下忙碌，两个妹妹纺麻线，两个弟弟操作织机，我负责最后的工序－－把草垫子缝接成包，再送到镇上的收购站去。那时，父亲还没到我现在的年纪，运筹帷幄，购买原料稻草和水麻，赚了钱以后就给各人买衣服和鞋子。家里不断的是劳动者的笑语。
更加兴旺的日子在我成家之后，二弟外出工作，妻子在社办车衣厂上班。儿子出生，是家里的重大事件。家庭成员，除了祖父这太上皇般的家长，父母都才50出头，兄弟姐妹6人，都那么青春年少。厅堂里排着一列单车，一似北方殷实人家的院子拴着驴马。村南头的车铃响起来，三岁的儿子晃着大脑袋，小跑着去迎接，就他分辨得出，是哪位大人回家了。
那是困顿的年代，我在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的年月，青黄不接的4月，锅里是木薯园子和青菜混合的稀粥。可是，大户人家的气派，在概莫能外的贫困中愈显出自强不息的阵容，那时，祖屋和家庭，那般丰满滋润，那般俯仰不愧。怪不得，对面村子的老者有一次对我恭维：“看你家的烟囱，冒的烟也特别有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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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的童年和祖屋并没有多少缘分，我是在小镇长大的商人后裔，我从来没把自己归类为农民。幼年时，到了端午节，我陪母亲回祖屋拜祭祖宗，大雨刚停，满野的蟾蜍开始合唱，声浪的沉郁和辽阔，一如最大功率喇叭所放大的哀号，我给吓得屁滚尿流，死死抱着母亲的大腿不放。以后，不敢回去了。到了小学三年级，母亲独自搬回祖屋居住，有时拉上姐姐壮胆。我偷偷问姐姐，在村里住，有什么好玩的？姐姐摸着辫子，想了好一会，才蛮有把握地说：“在塘边石级下，插几枝短小的钓鱼竿，不要铁钓，用麻线拴上蚯蚓就行，过一会，你悄悄拿簸箕从水下慢慢伸到线下，活蹦活跳的‘牛屎虾’， 一兜就是一把！”我顿时雀跃，次日回村，实地试办一次，只捞到比蚯蚓还小的“虾毛”。
往后，我成了中学生。有一年放春假，回村里支援农忙，出勤两个星期。那时母亲独居乡间，巴不得有我作伴。她一反骂骂咧咧的常态，对我从来没那么好过。那一年我该是17岁吧？门外的田垌，在四月的烟雨里羞怯地绿着，村后的竹林，绿色涨出腻意来，龙眼树开满厚重的黄花。子规声，仿佛这辈子才头一次听到，我随着脾气最软和的本家洪仪伯去拔秧苗时，“咕咕－咕咕”，从溪畔的山岗，长一声短一声，不是飘着来，飞着来，而是带着腿走着来，宛如怨妇的莲步，细碎而坚忍，径直走进一颗渴望初恋的少年心去，我全身战栗，因为从来没听过这般悲哀的天籁。洪仪伯看到我的脸泛白，倒也马上猜到了，说：“在催呢－－早耕早锄。”说罢，往手掌啐了一口清涎水，挥起秧铲。那一晚，我在阁楼的煤油灯下，写下一篇伤感的日记，开头拿“杜鹃啼血”发挥了一通。
在祖屋货真价实地落地生根，是当知青的年头。20岁，瘦削的身体，一颗刚刚从文革的腥风血雨里冲刷过的、满布不甘与恐惧的心，火烧眉毛一般的贫穷和压抑。然而，在祖宗的怀抱里，我成长了，靠着厢房里近千册劫后所余的书。10卷精装的《鲁迅文集》，散放在书桌后面的藤椅旁，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普希金的《奥金•奥涅金》、海涅的短诗集，歌德的《浮士德》，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雨果的《悲惨世界》……插在书架上。煤油灯有时也没得点，只点松香烛，一个夜晚下来，鼻腔里乌黑，那是烛灰。这是个人生命史上的“一锤定音”，从此我肩负起“创造就是生命”的信条，走遍天涯。
厅堂和厨房之间的杉木门与墙壁的夹角，过去放着许多根扁担，其中一根，我拿来挑行李，走过罗湖桥，然后丢弃在九龙的姐夫家，从此肩膀和在肩上磨出骨突来的扁担绝了缘。剩下的扁担多半送了人，但好歹还剩下一二根，特别粗大的楠竹扁担，两头尖尖的，是上山打柴用的，纹理渗透了褐黄色，那是几十里山路上，我和弟妹的汗水浸渍出来的。不过，这回我不会再拿原始工具去躬耕垄亩，它们仅仅是我最初的人生底层体验的凭借，一如在美国，黑色皮鞋、蝴蝶领结、白衬衫，黑西裤与白手套，是我这个资深餐馆侍应生的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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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屋厅堂所度过一夜，肯定是此生最长的一夜，和它比拟的，恐怕只有文革年间在县公安局门前的绝食之夜。1967年盛夏的一天，三顿饭都在学校饭堂的蒸汽柜里变得又硬又冷之际，我把腰带煞到最后一个孔眼，然后，在街心和“战友们”一起对着满天蓝色星斗，巴望天亮，那是肉体的煎熬。在纯黑的“时间隧道”里，挖掘几十年的记忆之矿，有着残酷的快意－－咳，我终于把自己的意识移到此生履历表的前端，触及所能体验到的苦难的底部。“不知伊于胡底”才可怕，底部触到，浸没生命的“水”有多深，会不会淹死，心中就有数了。
然后，太阳出来，先爬过阳台的围墙，再扫过天井，待到照亮厅堂西墙地下“五方五土龙神”前的小香炉时，我开始面对崭新的现实。鸡鸣、狗吠、大水牛的蹄音，井台前抽大碌竹的乡人那洪亮的咳嗽，次第从大门透入。我象老去的伶人重返舞台一般，最关注的是自身的形象。好在，不必上工，不必担忧吃饭问题。
第一个要求，该是找人，搭建一个关系网。无论为了收集写作素材还是熟悉民情，以便以后过日子，这都是必要的。
村里头，昔年最好的几个朋友，都不在这里。隔一条巷子住的，早年以童诗名世的诗人，如今在省城退休，此刻也许正和老妻在白云山顶的餐厅喝艇仔粥。住在村南端的另一位诗人，在百公里外当着督学，也许正陶醉于自己作一次报告听众逾千无一溜号的口才。前年回来赶得上见一面的矮个子朋友，才当上中学教导主任，就患了脑癌，去年已作古人。交情浅一些的：能画一手工笔花草的泥水匠阿波、建房子时扭了腰却心疼医药费耽搁了治疗，后来成了瘸子的阿群、在深圳当电工的旧日学生阿英、知青年代和我上山烧炭，在山洞宿夜，后来入赘外地的阿罩，都不在村里。那些我所熟悉的长辈都已不在人世，这些年回乡来，都宴请乡亲，前来就席的老人一年年稀落下去，硕果仅存的一位，向来愤世嫉俗，天天逐个数落村里后生，被人称作“剃头刀”，我在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时，大伙一起咒他跌进池塘淹死，他偏活到88岁。今年初回村里，他那当着村长的长子告诉我，老人没熬得过新世纪的第二个冬天。我的贴邻阿汗一家，去年移民洛杉矶，他家门前长了青草，门前影壁后小水井的铁盖锈坏了，孤苦零仃的摇把倔强地伸向天空。
也许，我能结交的，仅是离家门不到十步的外来户，那位从广西边远山区迁来的中年人。如今整个村庄，算得地道农户的只有这一家，两夫妻承包了全村的大部分稻田，春种秋收，倒也混出个小康局面。他的摩托车停在门口，电视机摆在厅堂中央，门前一道乌黑的排水沟，供孩子放纸船。我近年来每次回乡，都和这陌生人家打过照面，却互不理睬，他们是因了源于自卑的高傲，怕金山客让穷而地位低下的“外地人”吃瘪；我却是因为忙于应付到访的亲朋，没空隙去登门。他们居住的泥砖屋子，建于我当知青的1969年，先前是生产队的队部兼仓库。我和社员一起抬泥砖、铺瓦筒。上大梁那阵，担任生产队会计的洪仪伯不知是恶作剧还是真地虔信，站在墙垛上豪迈地宣告：“再过三年，我们都象大寨那样，人人住新屋去！”34年后，这以泥而不是以青砖为材料的屋子，不但没塌坍，还正儿八经地住上老实巴交的农家，这倒是饶有讽刺意味的循环。我这次必须登门拜访，和这土地的实际主人建立双边关系。
如果进一步结交，旧日的学生应在名单上，比如在牛脊山开了庄园的阿霞，在省城当经理的阿豪，10年前还乡，遇到过的肉贩阿新，他刚巧用单车载着猪肉进村来卖，和我聊过。还有，从前写得一手好作文的阿笑，给我送过一顶竹帽的阿藏。30年前，他们在我所执教的高中班和初中班当学生，正当韶年，如今都已进入忧患中年。去年还乡，开着挂了军用牌子的三凌轿车来访的不速之客阿暖，给我递来的名片上，载着两个董事长的头衔，这个当学生时尊头被我戳“栗子”最多的捣蛋鬼，如今威风得叫乡亲侧目，我却不想拜访他，免得他以为我真倒了天大的霉，要他拯救。
问题不是没有，万一这些口口声声叫我“老师”的人，趁酒酣耳热逼问一句：“你为什么要在又脏又破的老屋安身？”我怎么解释我的动机？“有钱能使磨推鬼”，是乡人唯一的哲学，干吗放着洋福不享，老婆孩子不要，跑了回来？八成是遭通缉，不然是神经有问题。我如果拿洋鬼子梭罗的语录为自己解释，他们可能说是活见鬼。
不过，说归说，我最大的可能，乃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钓”，谁来访都开门欢迎，但我不去敲任何人家的大门。梭罗的“待客之道”也是这般的：以足够给一群牛挤奶的时间去等候。我的守株待兔，很可能得到和梭罗同样的结果－－没有见过一个客人。此中原因，乃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我没带美元回来办厂开农场，又不会传授任何洋式发财术，利用价值几乎为零，势利眼还怕我伸手借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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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旧星散，举目无亲，不胜今昔的哀伤，该是此行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不该惊诧，泪是肯定少不了的，泛滥的思绪，不靠眼睛来排洪还靠什么？
此外，我还得对付日常生活。水缸和水都现成，到井台去打就行，我这副自从挑移民行李走过罗湖桥后和扁担再也无缘的肩膀，仍胜任愉快。煤气罐晚点买也好，眼下用瓦煲煮腊味饭，灶膛烧几把被老鼠咬成断梗的陈年稻草，别有风味。舒心的该是久矣乎没有动静的阳台，终于升起带着锅巴焦香的白烟。隔着阳台后的落地玻璃窗，神龛上的祖宗看到了，一定欣然而笑吧？散文家刘亮程在一篇乡土散文里，描写烟囱的烟，从颜色和姿态，推知人家在煮什么，是什么心情。我家这尚嫌稀薄的炊烟，向四乡昭告什么呢？一个过腻了洋日子的并没阔起来的金山客，以飘渺的烟篆，向参差着榕树、碉楼尖顶和闲云的天空，挥洒的是欣慰，是超越，是屈服，还是无奈？
如果嫌自家做饭费事，可以信步而行，过田塍，绕虎山，三里外是养育我的童年的小镇，那里多的是饭馆，都很脏，苍蝇太多就是了。我倒愿意走相反的方向，向苍黛色的连山走去，早听说山脚下的井岗岭，已经成了新市集。门外飘着彩帘子的餐馆，供应驰名中外的黄蟮饭，我垂涎久矣。拣干净的一家，独倚轩窗，热一壶广东双蒸米酒，徐徐品咂。环抱我的是在异乡梦绕魂牵的家山，荒凉颓败也好，畸形繁华也好，对于身份尴尬，搞不清是“海龟”还是“访问者”的美国护照持有者，多少有些形而上的欣慰。
问题不是没有，独吃无味，找个伴儿最好，旧日的朋友找不到，新的又无从找，好在，孤独不是坏事，这般“抚孤松而盘桓”，轻轻地背诵“归去来兮，田园将芜……”，“望晨光之熹微”，这般从久远的回忆潜游到纸醉金迷的今天，这般以经历20多寒暑的洋风冲刷、洋水洗涤的“假洋鬼子”的心灵，去拥抱故园的泥土，同时避开娱乐城内的莺莺燕燕。这一旅程以冷肃与凄凉为基调，和肉欲绝难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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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的头一个月，深居简出，除了炊烟，知道我回来的，也许只有二三知己以及和我有电子邮件来往的文学同行。新安装的电话，不会响个不断。我拥有在故国最难获致的寂寞。这寂寞，在旧金山嫌太多。要么没有，要么太多，两极化的生活，从来是人生的悖论。梭罗的湖畔宣告：“我从来没有发现过象孤独这样可以为伴的同伴”，但愿我也象当樵夫那阵在盛夏黄昏泡在坡头下溪水一般从容，而不关心老式挂钟上了发条没有。
我开始启动笔记型电脑，敲出回乡后第一篇作品。题目权且叫《归去来兮》。也许我在阁楼上来回地走，文思粘在英汉夹杂的思绪里，我肯定思念清洁的旧金山，无蚊蝇的家居，代步的汽车，现代化都市的一切便利和安全，社会上的礼貌，人的隐私，人际关系中必要的距离，较高的文明程度，英语语境所含的幽默和暗示，自在和冷漠的个人空间。我一定多多少少会为自讨苦吃而后悔。生命的连根拔起，22年前是第一次，到我完全地适应了异邦的水土后，却来第二次，由此而引爆让乡人瞠目结舌的洋式乡愁。
但我终究会接受故园的一切，我多年来惨遭夷化即异化的中国式行事方式、思维习惯，一定会逐渐地回归。榫合是艰难的，幸亏汉字从来没离开过我。终极言之，我这命定地要以汉语来思维和表述的中国小文人，这一归回类似鲑鱼向出生地的洄游，九死一生也得实行，不同的是：鱼为了繁殖后代，我为了繁殖汉字。
本文是我未来还乡的彩排，姑且算是“梦回”吧！梭罗说：“拥有最廉价愉悦的人，也是最富有的人。”这一行程，在为机票付出数百美元之后，其他方面可算惠而不费：晨曦夕照，清风明月，蟋蟀和蚱蜢，松涛和竹影，乡音和乡情，不费一个子儿不说了。如果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三层境界看，我的慧根如此之浅，自然没资格插上一腿，可是，退而求次，把这里的“山水”稍作置换未尝不可：高速公路换成芊芊的阡陌，自来水换成井水，乳酪换成腐乳，空调换成山岚水汽，汽车换成优游的步履，警车和救火车的嘶吼换成槛前天籁，物欲换成冷峻的旁观，功名换为一壶云雾山茶，带中国口音的英语换为不带美国口音的汉语，哪一天，我把双程机票改为单程，那就意味着：构成“生命之圆”的弧线行将接合。一生的圆，也许如阿Q最后所画的押，丑陋是丑陋点，好就好在首尾呼应。
如此这般，我可能完全地拥有悠闲，闹钟和手表均可弃置，使命感和工作压力束之高阁，我自由地消费所余有限的生命。于是，我卑微而劳累的肉身，在绕了地球一个大圈后，在生命的发轫处栖息，重新获得生机，投入此生最后的也是最能获致满足和骄傲的事业－－创造。进而，我可能获致叶芝式的宁静：“因为宁静缓缓滴落 / 从清晨之面纱滴落到蟋蟀轻吟之处；/ 半夜一片微亮……”

                                                  2002．12．

虽然是梦回,但描绘的却细致入微,可见刘兄对这"荒田是上了心的.

哈哈,曾宁是什么性格啊?可不是13岁是看<红楼梦>的时候了!

    荒田老师不愧大家手笔，再次拜读大文，仍然收获匪浅。

    老师洋洋洒洒的万言，把童年、青年、中年，把皇天后土和北美大地，把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把中国古典诗词诗赋和西方文豪的文化遗产，竟然能够编织出如此天衣无缝的文化大汇餐！文章虽长，读而不厌。

    尤其是老师文中提及的很多环境氛围，都发生在我自己虽然并不太熟悉却从家中长辈了解甚详的四邑家乡，倍感亲切。

    而老师那种鸟倦知还、落叶归根的浓烈的乡土情怀，更感染了我这从来只认自己是广州人的台山后代对父辈故乡山水的热爱！

    所以，虽然老师仅凭电话上的一句话就想把我剔除出南粤子弟的花册，把我归类为“老兄”（广东人用“老兄”来泛指北方人），下次有机会，我一定要痛痛快快地用家乡话向老师当面请益，即使是被你的秘书长揶榆也在所不辞！（我公平对待，也用你秘书长的家乡话来揶榆她一番就是：－D）

    谢谢老师好文！[em25][em28]

那句“伟大的导师”，翻译为英文用的是the Great Teacher，所以“荒田导师”如何，不老不少，满意了吧？

：－D

可是昨天我去体检，医生说我还活得不赖呀！你叫我名字不就行了？你得学学宁儿斑竹，在她的教导下，她的儿子泥鳅从来都大声叫我刘荒田，绝不叫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