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CENTER][B]读《写下格言的汉子[/B]》[/ALIGN]
     [ALIGN=CENTER]文/杨传珍[/ALIGN]
《写下格言的汉子》是王鼎钧散文《左心房漩涡》中的一篇。文章为“准情书”题，开头先抬出一句格言：“人，一生的精力多半用来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给读者制造沉重的压力。因为是书信体，通过回忆当年为这句格言打分的青春记忆，将沉重的格言放置在有些孩子气的氛围之中，一下子将读者引入正题。然后笔锋一转，时间跨越几十年，再闪回到现在时：“我们在十六岁的时候可以不辩论，到了六十岁还要辩论吗？我们同在一个屋顶之下不辩论，如今住在地球的两边还要辩论吗？我们共同读一本书的时候不辩论，我们分开读两本书还要辩论吗？”说是不辩论，其实在辩，辩的内容，又避而不说，不动声色地把话题转移到拜托收信人寻访这位“写下格言的汉子”，再用“化入化出”的表现手法，让这位“写下格言的汉子”出现在冰里雪里：
 
[I]“那年老天用冰雪收人，先把地球挖走、换上一团雪，再把苍天抽掉、铺上一层冰，左右四方也都雪漆了、冰镀了，冷冷的望着我们一小撮苍生游动，等我们肉体结冰、灵魂出窍。”[/I]
 

他们是辽沈战役中跟随国民党军队的学生兵。
 

[I]“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因为腿短，所以雪深。雪是一场末日审判，人人只顾自己，嗤，嗤，同类从我们身旁越过，撕裂了所有的共同。他们走远，消失，永不再逢，像是从地平线跳下去，落进另一个星球。”[/I]


在“宗教冻结，不见上帝；情感冻结，不见朋友；责任冻结，不见长官”的危急关头，在叙述者掉队，面临灭顶之灾时，主人公出场了：

[I]“一个大汉向我们急奔而来，他踢起积雪，踢成一串云烟，使我几乎以为他骑着白马。很快，他追上我们，超越我们，然后，他放慢脚步，等我们越过他。两度交会，他仔细看我们，看这歪歪斜斜点点滴滴的大孩子、小大人，他厚帽、宽领、长靴和口罩把自己遮严了，不消说还有手套，看上去三分像人，七分像一栋移动的建筑。但是，从风镜后面，我看见他大而温和的眼睛。出乎意料，他一把拉住我，向上提，往前拖，我立时在雪堆里雪尘上如游似飞起来。”[/I]

这位“移动的建筑”，不仅挽救了这些“学兵”的生命，也为他们找回、复活了信仰，影响了那个特殊场域的精神气候。作者称此人为“汉子”，因为他犯了自称是“亏心事”的错误，在特殊的环境里，以爱的方式赎罪，使圣贤精神通过他的行为复活与再生。

如果不是遇到这位汉子，这些学兵的命运会是怎么样呢？
 
[I]“那次冒雪越野冻伤了许多人，腿部肌肉腐烂，情况相当可怕。还有人——至少一千人——冻死了，身上只穿内衣，皮大衣皮内裤都丢在雪地上。是不是遇上了打劫？不是的，当地人说，人在快要冻死的时候会把衣服脱掉，他忽然觉得很热。补写那场冰雪冻死多少人及残酷场面，令人后怕，不寒而栗。”[/I]


在此后的日子里，学兵跟着汉子转移：


[I]“我常常在他的前后左右望着他的眼神他的手，可是他并不在意自己的形象。例如，有一次，我满心虔诚，问他怎不怕冷，他说，心里有女人不会冻死，心里有仇人也不会冻死，还有，做过亏心事的人也不会冻死。这三个条件他全有，雪怕他，他不怕雪。”[/I]


转移间隙，“汉子”给学生兵讲“最后一战”：他麾下的二十七个战士不是饮弹身亡，而是被旋风刮倒在血泊里。在陈述这个过程时，像是回忆恶梦而不是惨烈的战场。是作家为了追求“陌生化效果”而选择“失真”策略吗？我想这是准确还原当事人的主观感受。如果用正常逻辑“如实”交代，反而不真实了。

《写下格言的汉子》走笔至此，几乎全是悲壮与惨烈，是冷色调。汉子给学兵带来的温暖，只让人感觉侥幸，而没有把东北大地变得温柔。“历史变成了我们的命运，它作为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力量和无情感的力量在起作用，在历史里也没有我们的自由……历史实现的不是人的目的，而是狡猾的普遍理性、普遍精神的目的。”（别尔嘉耶夫：《美是自由的呼吸》，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5月，第3页）作者没有正面渲染东北战场的残酷，巧妙地把读者的目光带入深秋，写到落叶，引出一段柔情似水的话题：“他说，小时候，每年深秋，邻家的树叶总是飘到他家的院子里落下，他总是帮邻家的女孩拣回去，所以落叶使他想家。”但是随后，“汉子”交代了自己对那位痴情小女孩的伤害。


[I]“他记得小时候有个反对缠足的运动，不仅满街标语，所有男孩胸前还佩着一枚徽章，蓝底白字：“我不与小脚女子结婚。”邻家那个女孩本来总是请他夜晚到庙后面捉蟋蟀，或者请他爬上电线杆取下断线的风筝，徽章一挂起来，她就闭着口不理他了，有时迎面相遇，她总是突然涨红了脸，低下头，一小步一小步从他身旁走过，走得很慢，咳，她是缠着足的。”[/I]
 

这沉痛的忏悔，让我感到“汉子”因为追求理想而对深爱自己的人心灵伤害。这时，作者不失时机地道出那句格言的成因，令人心有戚戚。一位饱经风霜的人回味早年对幼小心灵的伤害，客观解读时代风潮对个体生命流程的驱动，把大环境的破坏力聚焦在美丽而微弱的少女身上，使得这看似细微的一笔获得了千钧重量。有些作品表现社会悲剧，往往是背景淹没人物，在表现荒谬时代对人性扭曲时，常常显得生硬而虚假。《写下格言的汉子》每一笔都在写人，让人性与扭曲的情感相遇，不带雕琢的痕迹。

接下来，汉子交代了自己出于义气而做的一件“亏心事”：他本来在一家中学作军训教官。有一天，一个驻军连长来找他，求他挑选二十个高个儿学生，换上军服，编进各排各班，应付一小时以后的点验。因为这个连有二十个空缺，为待遇低的上下级军官套取军饷。这件事只要查出来，连长枪毙三次还有余。他和连长是换帖磕头的朋友，此时，救人一命，除了人情，也合天理！于是，他挑选了二十个学生，编入连队。学生入列，看着还真不是假的，“除了这些孩子在烈日下头先出汗，脸皮透红。这些孩子真嫩，真乖，”教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一丝不苟。师长检点期间，发现有的连队有一个临时抓来充数的假兵，连长被当场正法。

就在汉子为学生的良好表现而欣慰时，师长下令全体官兵立即乘坐火车奔赴前线。

 

[I]人员鱼贯登车，肃然无声，连长，军训教官，这兄弟俩你望我，我望你，蒸汽从帽沿四周冒出来，前胸后背湿透。军训教官只觉得头上有块磨盘石，他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他得顶着。他挺直了脖子，他挺直了脊梁，他直挺挺的跟着进了车厢。

火车向着红红的太阳直撞进去。

连长说：“兄弟，是我对不起你，来生报答吧。”

“不用，我也从军，你把我补上。”

他做了排长，亲自照顾那些学生。[/I]
 

情与景，形与理，人与事，大背景与个体生命，各种因素导致的荒谬、荒诞，构成如此悲剧。也许，对于国家来说，不过是用学生填充了兵源，而那些糊里糊涂走上战场的学生及其家长，是怎样的心情？那二十七个牺牲者当中，有没有这些学生？作者没有直说。

我对罪恶的定义是：给他人制造实际痛苦的言行。当然，有些时候，出发点与实际效应可能错位。但是，有意的作孽与无意的伤害，对受害者来说，痛苦却是等同的。作为伤害者，如果从主观愿望而不是从对他人的伤害程度考量，许多伤害对实施者来说，是没有责任的，起码，可以不受良心的谴责。持这种态度的人，会原谅自己的伤害行为。如深度反思，任何无心的伤害都有过失，当事者应该承担责任，应该反思，忏悔，赎罪，这是减少重复伤害的基点。如果伤害者无视受害者实实在在的苦痛，一味从主观上寻找开脱责任的理由，此理由越充分，孕育下一轮伤害的能量越大。任何伤害最终都要成为历史的存在，而正视罪孽和承担责任的勇气、忏悔的深度，以及由此培育出来的敬畏生命的诚意，却是永恒的，超越历史的。这样的精神指向是提升人类境界的动力，是人类拥有神性的基础。王鼎钧目睹了科技昌明时代神性的缺失，因而利用“为情义立传”的方式予以培植。

《写下格言的汉子》创作于1988年，那时候全球的道德危机还没到今天这种程度，这组“把血泪化作墨水”的文章，基本上是作家淤积多年的个体情感与时代精神撞击的心灵决口，而不是刻意经营的“匡时救世”之作。可是，笔者却感到了作家无意识深处“尽善美、参化育”的情怀，这由“家国境界”向“人类境界”的化生，使得王鼎钧翻动的“左心房漩涡”里，蕴涵的是在科技异化时代重建人类信仰、修复道德体系的精神积淀。我猜想，作为基督徒的王鼎钧，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预言，也不把升华人类精神寄托在科技进步上，他相信高品质的文学能够优化人生。文学的海洋中不能光有水，要有盐。这盐，就是作者的价值导向，《写下格言的汉子》，表现的是人类面对自身罪恶的态度，是对自己良心的拷问。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良心是人的精神深度和与上帝相遇的地方。”（《美是自由的呼吸》，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5月，第6页）作家着力表现主人公的赎罪，忏悔，以及拜托收信人寻访这位留在大陆的“汉子”，其立意不言而喻。

王鼎钧上个世纪的五、六、七十年代，在台湾以卖文为生，因为白色恐怖，他不能舒展性情把孕育成形的“胎儿”生出来，只能像老聃的母亲那样，延长怀孕时间。亢奋的生命没有被时代的压抑而窒息，最后必然要写出沉郁顿挫的文章。那些年，对于王鼎钧来说，压抑意味着积蓄能量。他置身深厚的古典文学传统之中，借鉴和改造西方现代主义策略，吸纳小说、戏剧、诗歌的表现技巧，用生活的边角料和社会新闻作素材，经营“出位散文”，磨练表现力。可以说，在中外文学史上，王鼎钧是为数不多的没有动用生活富矿就已经成熟的作家。到创作《左心房漩涡》的时候，王鼎钧不仅能够在李白的天马行空与杜甫的沉郁顿挫之间自由出入，而且把《圣经》的隐喻、《诗经》的比兴、戏剧的概括与冲突、小说的人物塑造、现代诗的意象切换融为一体，变成自己的心理图式。这样，随心所欲的行文，已经暗含天机。

《写下格言的汉子》是挖掘人的灵性的，但艺术性却是最大的看点。文中无明显“言志”，我们只看到“缘情”，与“观念文学”毫不沾边，是意象丰富的美文。所谓“文起八代之衰”，我认为是指后来者超越了以前的文学成就，而不是仅仅赶上了前人。王鼎钧尽管生在乱世，却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对五四之后的某些“为赋新词强作愁”文风颇有微辞。事实上，典雅的汉语言在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欧化明显，这种语体尽管已被国人接受，但许多富有表现力的词汇和句式从文学中退出，毕竟是令人痛心的事情。《写下格言的汉子》明显受到现代主义的冲击，但语言没有丝毫欧化，却“白话”得彻底，意蕴丰富，夸张时却像写实。前人有“燕山雪花大如席”，王鼎钧说是“雪花大如手掌，飘成漫天讣闻”，巴掌与席相比可是小多了，却让读者感到雪的暴烈。古人论诗，推崇“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靠着诗化语言复制出来的记忆，使真善美实现了交会：
 

[I]吸入的都冷，吐出的都热，冷热对流，等热散尽，等吐出来的也冷。书本欺人，说三才以人为大，这样的冷，天受得了，地受得了，人受不了。天地冷成一个透明的浑沌，等盘古来敲破，而盘古不来。天等着收魂，地等着收尸，天覆地载中，人自大自镣。……冷是一种毒气。冷是一种销镪水。冷蚀透皮衣，冷蚀透棉衣，再蚀透毛线衣，衬衣，内衣，向毛细血管冲刺。咬着牙想，想六月的热锅，想地狱之火，想钻进别人的血管，想爆一个原子弹做热炕。动员一切的热堵住毛孔，与寒气反复搏杀……[/I]
 

辽沈战役，不仅是国民党走向失败的开端，也是王鼎钧目睹人性之恶、对现实绝望的开始。在当时的情况下，作者只能依靠他所在的“党国”，而驻守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更重要的是作者看到了某些官员道德品质的恶劣，这从里到外的腐烂，比战事失利更为可怕。尽管如此，作者还是从中看出希望，看出人性高贵的因子，这是他活下去的理由，也是堕落的人类能够得救、获得新生的保证。“汉子”就是体现这一思考的寓言。

有人认为，创造处在法律伦理和救赎伦理之外，作家在创作中忘记自己，忽视规范，用惊人的成就证明自己的创造性。如果创造取向与本体论的善吻合，对作家和读者都是大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王鼎钧清醒，不敢随便下笔，惟恐自己的文章造成负面影响。笔者在与王鼎钧的电话交谈中，问及这位“汉子”是不是对某位大人物的写意？王先生愣了好长时间，回答说，你的这种理解是一个新的角度，但是不合时宜。老人家建议我，如果想找一个对应的人物来彰显这个人物的精神内涵，可以从历史上找一个进行对比。笔者理解老作家的良苦用心，却实在找不到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在王鼎钧的回忆录《关山夺路》中，也没有发现这样一个原型。这样，只能把“汉子”理解为作者用小说家的手法塑造出来的理想人物。这个人物，倾注了王鼎钧“参化育”的文学理想：有勇气正视自己做下的亏心事，跟着学生走向战场，承担照顾他们的责任。在“旧业都随征战尽”的日日夜夜，想起早年受他伤害的邻家女孩：“我要回去看看那小脚女子嫁了没有，——把她娶过来，给她放脚。”如果他换一种思路，不娶小脚女人是与时俱进的反封建，学生从军是因为没有料到有此变故，是神圣的情义用在了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哪来“亏心之有”？这种思路，其实正是人类的思维习惯。如果这样扩展下去，一切罪恶都能得到开脱，所有恶行，都能找到善良甚至神圣的目的，至少能以“无心”和“命运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一语搪塞。如此，人类也就能以神圣的目的不负责任的行使伤害了。这本体论的恶，一度使世界成为强者的世界，谁有能力作恶、伤害，并拥有解释权，谁就成为一时的英雄，无论他做了什么。回看历史，我们会发现，世界不是在真理和友善的基地上构建，而是在堂而皇之的谎言上建立起来的。在现代科学使得人类的力量几近失控的今天，如果放任“英雄行为”，人类距自己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20世纪发生了许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件，王鼎钧所置身的环境，按说是不能产生王鼎钧的，他的出现是一个奇迹。我们看到，王鼎钧用手中的笔为人类完善已有的“系统”，还要摆脱世界对自己的引力，这两者的动力都来自创造主体的精神指向。王鼎钧认为，上帝用语言创造世界，作家的语言影响世界的面貌，世界的善恶，受作家精神取向的影响。对于往日的灾难，从理论上讲，人人都有责任，而人人都在推卸责任，为塑造神圣的自身寻找理由。但是，伤害已在受害者生命中定格，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如果当事人不正视，不忏悔，继续伤害的力量就会积累。作为作家，一味用求真的态度表现罪孽、解剖伤害，尽管有卖点，但不能消除伤害的根源。当然。任何伤害都是历史的存在，其效应会随着当事人的逝去而递减，但是，本体论意义的能量，却不会消失，只有用与之对应的善改变其存在的比例，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作家作为创造主体，不受时代风气支配的创作精神，以恶作为原料创造美善的价值取向，却能指向永恒。今天，我们反观有揭露无反思，有批判无超越，有申诉求告无悲悯拯救的伤痕文学，只能抱以遗憾。

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而不是万物之伶，是因为坚韧，是善于反思，知道改错，这是人之为人的标志。许多人，或不需要如此，或不敢如此，或不屑于如此，或为物欲所累不愿如此。现代生活又张扬和鼓励物欲，宣扬和激发物欲，以至文学不再表现人类灵性的一面。王鼎钧的作品回归史诗传统，拯救文学的同时也拯救着世道人心。《写下格言的汉子》表现的是人生悲剧，主人公却是一位顶天立地的人物，我们从他身上领略了悲壮与崇高。在他身上，体现的是真诚、是勇气、是担当、是忏悔，这是高贵人类应该代代相传的火种，也是人类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
[ALIGN=CENTER][/ALIGN]

王鼎钧先生从1942年16岁时走出沦陷的故土兰陵，至今未曾回到大陆，欲哭无泪、断肠天涯的怀乡之情早已跃然纸上，化作一段段传世铭言。前些日子，先生断绝联系60多年的五叔一家后人刚刚联系上。先生本人不愧为一条倔强的山东汉子。

谢谢muzhenang的转帖。

王鼎钧淡泊名利，穷毕生之力于“写出全人类的问题”，风格多样，题材丰富。丰沛的内在能量，不渝的创作忠诚，对散文艺术的努力开拓，使之成为一代散文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