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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粮湖农校

        1961年7月,荫马塘居委会主任于荫球兴冲冲地跑进我家,眉飞色舞地告诉母亲:“湖南省农业技术学校招生,中专生的学费和生活费全由国家供应,居委会开证明,初中肄业也能报考,叫你家老二去考吧。”

        清早去推板车的我从外面一进家门,母亲就高兴地叫我:

        “宗凡,有读书的机会了,你快复习功课,去报考吧!”

        自辍学后,我一直渴望能重回教室,初中的书我一本都没丢,初三下学期的课本找谢清明借就有,问题是我走了全家的生活怎么办?

        我迟疑地问:“我走了家里怎么办?”

        母亲笑着说:“放心,你们有好的前途,我的病就好得快!你去,第一家里少了一张嘴;第二再苦只苦三年,毕业就有了保障;第三读书是我和你父亲的夙愿,千万莫自暴自弃。家里有你舅舅、姑母每月的20块钱,我们饿不死,再说我的手好点,还能帮人织毛衣,一句话,天无绝人之路!”

        我听从了母亲的话,恶补了一个月,8月初参加省农业厅的入学考试。

        不久,录取通知书就到了,几百个少年在省农业厅大楼前的广场上听从分配。农业技校由湖南省农垦局主办,旨在加强湖南农业大省的地位,设有钱粮湖和茶盘洲两个分校,我被分配在“湖南省钱粮湖农业技术学校”。

        1961年8月20日清晨,我满怀着新的希望、新的憧憬,提着简陋的行李:一床破旧的五斤棉絮、一顶旧单人蚊帐、一件旧卫生衣、一套补丁叠补丁的内衣、一件父亲留下的年龄比我还大的破棉衣、一条毛巾、一支牙刷、补了又补的一个脸盆和一个搪瓷杯,一双穿在脚上的鞋,全部行囊中唯一一件新的东西是母亲缝制的棉背心,还有母亲给的2元钱,我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途。坐装过煤的火车闷罐车厢从长沙到岳阳,满身的黑灰丝毫没影响到我的情绪,激昂、豪迈荡漾在心中!

        在岳阳楼下码头登上风帆船,横渡洞庭湖到六门闸上岸,带队老师指着北面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说:“到了,学校就在这,走进去十里就是。”

        所有学生包括我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与我们想象中的学校大相径庭,没有人家,不见校舍,极其荒凉。许多同学当场失声痛哭起来,异口同声地骂:“骗子,这哪是什么学校呀!我们上当受骗了!”

        二十几个学生在堤看到芦苇地后,立即随船回长沙去了。

        哨子声声,我们集合在六门闸大堤上,校领导动员说:

        “你们是新中国的优秀青年,你们是新中国农业的希望!你们是湖南改变农村生产现状的实践者,要有献身祖国的远大志向,要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希望你们莫被眼前的困难吓到,用自己的双手建造出一流的学校来!”

        最后,他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鼓动我们:“当你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我是没有退路的,而且校领导的这番话确实让我热血沸腾,不是毛泽东主席说的么:一张白纸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已是信心百倍了。

        谢清明初中毕业后也参加了农校的考试,与我一道从长沙来到这荒凉无比的钱粮湖,上岸后,学校领导见他眼有残疾,劝他退学回长沙,校务处当场还给他户口迁移证明,清明在临走前,留下回长沙的路费后,把余下的三元钱给了我,一再嘱咐:试试看看,实在不行就用这钱回长沙。

        三元钱正好够路费,六门闸坐船到岳阳0.5元钱,岳阳到长沙火车票2.4元,坐加班的闷罐货车只要1.8元钱。

        在火车车箱里我认识了住在长沙夏友里的刘利国,一路交谈甚融洽,在六门闸大堤上,刘利国看到眼前的荒凉,转身随船回长沙了。天下真是无巧不成书,1962年9月,我和他居然一同被招进长沙港务局轮驳大队,成了水手,一度我俩还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师院附中初44班的同学陈赫赫,荫马塘邻家十九中初中毕业的郑延智、郑伯良和我一起坚持到钱粮湖农业技校停办才各散五方神。

        动员大会校领导讲话后,行政后勤处的老师郑重地介绍说:

        “血吸虫病是旧社会留下来的顽疾,当地人把它叫做大肚子病,血吸虫进入人体内,吸食人的营养,让人骨廋如柴,最终凄惨地死去,这种病虽无法治愈却能防御,所以同学们不要害怕,况且党和政府正在下大力气研制攻关,要不了多久一定能根治这个顽疾。钱粮湖农场是洞庭湖区血吸虫病的重灾区,同学们一定要按照学校的要求严格执行,保护好自己的健康。”接着他详细说明了生活和劳动中应注意的事项和防护步骤,一再告诫大家走在芦苇地必须穿袜子,手和脸抹上凡士林药膏。在大堤上每人领到两双多层帆布袜子何以和凡士林药膏。

        会后,十几个老师和工作人员带领三百多少男少女朝芦苇深处走去,拖拖拉拉的队伍走了近三个小时。沿途看见零星稀松散落在地头的几栋矮小破旧茅草屋,看到几个依门而立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挺着大肚子的孩子,他们瞪大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们指指点点。

        从六门闸下堤朝西步行十八里,到达钱粮湖农场五分场属地,五分场在芦苇场里划拨一片地给我们建校,校址北走二十五里到钱粮湖农场总部层山镇,南行三十多里到洞庭湖区里的繁华小镇注礠口。

        学校校址里只有早期搭建的几座简易大工棚,工棚被大片芦苇包围着。

        学校把三百多学生编成三男一女四个连队,一个连队住一个工棚,地上铺一层厚厚的干芦苇,几十个学生像摆咸鱼条一样,睡在干芦苇上。每个连队两名带队老师,老师指定了排长、班长,第二天就开始了艰苦的建校工作。

        我们的工作是砍芦苇,天刚亮哨声响起,从地铺上一骨碌爬起,冲向食堂,劳动时的定量是四两米一餐,三餐之外的下午幺餐是煮南瓜,饥饿了一年多的我终于可以不再那么饥肠辘辘了,感激油然而生,干起活来格外卖力。一个月后我们砍出了几十亩的空地,空地很平整,农场派工人来建房子。

        学校校区和以后教学实践的田地,都是靠我们双手开垦出来的。

        教师和学生的宿舍很简易,支几根还带着树皮的圆木,搭成介字雏形,用芦苇编织成墙,就地取材挖土和泥,两面厚厚的一糊,稀泥干固,俨然成了泥巴墙;屋顶上先盖一层芦苇再铺上稻草,一幢幢房子就建成了,不久,从总场层山运来课桌、讲台、黑板和高低床,安置在教室和宿舍里,初具规模的校园诞生了。

        1961年10月底,学校设畜牧兽医、农机和农作三个专业八个班级,按学生的学历分班,高一以上的学生分在畜牧兽医一、二班,初中毕业生分到农机一、二班和农作一、二、三班,初中肄业生全部集中在农作四班,我分在农作四班。

        分班名单一出,同学们意见纷纷,教导主任解释说:年底,学校将举行一次统一摸底考试,会根据个人成绩做适当调整。

        搬进新宿舍,我与郑延智、赵应明、黄新达、刘水生、刘陆生等八人同住一间寝室,我抢先占了个下铺。同寝室的赵应明是个结巴,而且结巴得很厉害,我们都学着他讲话,一个学期后全寝室的人个个结巴了。1962年1月寒假回家,母亲问我怎么变结巴了,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后来花了十几年的功夫来矫正,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在个别词语上和发急时说话就不利索了。

     
        到钱粮湖时正值夏末秋初,这里的土地特别肥沃,只要播下种子就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在芦苇深处,常常能遇到小块小块的菜地,这是当地农民悄悄开垦的菜地,种上蔬菜和红薯,将自己的隐私藏匿于此。农民是农场职工,除开在生产队分配的自留地上种瓜菜,不允许从事任何副业,谁敢违背,就会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分子,轻则批斗、戴高帽子,重则拘留禁闭甚至劳教劳改,一入另册全家的政治生命就会彻底完蛋。

        农民私种的蔬菜,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开垦了多少块菜地,为保证有收获,东挖一块地,西挖一块地,东边被查没还有西边的收成。所以,我们只要钻进芦苇丛里,总能找到菜地,有的菜地辣椒和番茄熟透后掉到地上都烂掉了。长年饥肠辘辘的学生们,三五成群地在芦苇丛中寻找那些有人种无人收的蔬菜瓜果,充实饥腹,惬意极了。最好吃的是菜瓜,可惜饱吃了半个月菜瓜就下季了。

        毕竟这种被遗忘的菜地瓜果有限,经不起众多男生的清剿,我们的眼光就盯上所有田地里的农作物:玉米、高粱、黄豆、芝麻等各类瓜果,甚至稻谷也不放过。我们无序野蛮的“扫荡”,把四周的农家害苦了,三百多学生中,男生百分之九十都不同程度地侵害过农田和菜土;女生亦有少数人参与,一般是同男生一起行动,几个大胆的会在绝对安全的条件下,自行其是去偷摘农作物。不到一个月,五分场的农民就称我们为“长沙打捞队”,并且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们,很快,“打捞队”的恶名传遍了整个钱粮湖农场。

        钱粮湖农场的生产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分配到各分场、大队和生产队,包干分片种植水稻、高粱、玉米、黄豆等农作物,水稻种植是农场的主业。

        除开水稻田,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高粱、玉米地,还有一片一片的黄豆地,高粱、玉米地一眼望不到边,八月底,正是高粱玉米长高时,在《敌后武工队》小说里描写的青纱帐我在钱粮湖看到了,书上的人是打游击,我们则是寻找食物,高粱、玉米未成熟时,新鲜的秸秆是我们的水果,果实成熟后就是我们填肚子的粮食,烧玉米棒、炒高粱米,香喷喷的熟食让人垂涎三尺。

        钱粮湖农场的邢场长和各分场领导为我们乱采乱摘农作物的行为伤透了脑筋,邢场长挂名学校名誉校长,他多次来学校训话,好话、恶话说上大半天,苦口婆心,哀求恫吓无所不用其极,可谁都把他的话当耳边风,依旧我行我素。

        农场只好在黄豆、高粱、玉米成熟的时候,增派荷枪实弹的农场民兵日夜巡逻,还颁布了奖励条例,奖励那些抓住偷窃者送交场部的农民的人,奖励品是最实惠的大米。可是荷枪实弹的民兵敌不过我们的智慧,胆小质朴的农民又害怕我们报复,农场所有的防范措施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大炮打蚊子——劳而无功。

        吃得饱了还讲究吃得好,高粱选择高壮的、折根部上六寸的杆子当甘蔗。玉米成熟到百分之七十,颗粒嫩而不老,烧熟吃软而甜。而且在玉米地里烧烤玉米最方便,钻进玉米地深处,把下面枯萎的叶子扒下来聚成堆,掰上十几个中意的玉米,剥去外衣,放在枯叶堆上,一根火柴,大火一熢,前后燃烧几十秒钟,赶快翻出玉米棒,拿上就跑,因为巡逻的民兵看见烟会赶过来围捕。

        农场规定每个分场集中几十亩地种植黄豆,黄豆即大豆,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粗壮,直立,高90厘米左右,8月底成熟,收割前,黄豆地是民兵巡查的重点,我和同学自有办法,白天地里藏不住人,就在晚上十二点后,拿着布口袋,悄悄来到黄豆地旁,看着巡夜的民兵提着马灯走远了,手脚并用爬进地里,匍匐爬到地中心,把黄豆荚一把一把采下放进口袋,同时要时刻注视着那盏马灯游弋到了哪里,要是近了,就住手停止采摘,避免发出“喳喳喳”的声响,布口袋塞满了,悄无声息地回到寝室,得闲时剥出豆粒收藏。

        农场的农民都在自家的房前屋后种植芝麻,每年的十月中旬是芝麻成熟的季节,农民在芝麻夹未开口时收割,芝麻亦是直立草本植物,一米多高,把芝麻秆砍下扎成小捆,放在屋檐台阶上晾晒,几天后芝麻荚开口,将芝麻秆一捆捆倒过来拍打,让芝麻打落在芦席上,收集成袋保管,这些芝麻是农民一年中的食油。我们喜欢芝麻,总是悄悄走近农家,趁无人之际,脱下罩衣摊在地上,学着农民拿起一捆捆芝麻秆拍打,拍个七八捆马上拢起罩衣就跑,每次能收获几两芝麻,当然拍在地上的芝麻往往比我们收获的要多。

        我不光是得心应手地对付经济作物,就是水稻、高粱也有办法,稻子熟时,把稻粒从稻穗上扐下来,用脸盆在火上炒,炒到颗粒纷纷炸开为止,再用布包起,小木棍反复捶打,倒入脸盆播去糠壳、选去谷粒、留米煮饭;高粱亦如法炮制。

        钱粮湖的确是个好地方,一年四季都能搞到吃的,油菜苔、蚕豆和各种蔬菜,白萝卜、菜瓜又大又甜,就是洋姜也是大而嫩,是我和同学们的水果。就是到了冬季,我们也能从翻过的田地里找出洋姜,运气好还能逮到蛇和刺猬,芦苇丛里的芦根和芦菌从不断货,芦菌雪白雪白,采一个脸盆大的芦菌,下水一煮,就缩小成拳头大,味道极其鲜美,好吃得很。

        实在搞不到东西吃时,就用粮票去换饭吃,当地农民定量配给粮食,从不发粮票,他们只能圈定在农场,因为外出没粮票吃不到饭,所以粮票成了农民最喜欢的有价票证,用三两粮票能在农民家换上一顿带两个小菜的米饭。

        在农场,火柴、布票、肥皂、豆豉、粉丝、香干子等物品,甚至身上穿的旧衣裤,都能在农民家换得饭和米,因为他们什么都缺。

        在钱粮湖的一年,我不知道什么是饿。吃饱了肚子又格外惦记处在饥饿中的亲人,便有意识地多“打捞”、多积攒农作物。

        1962年1月24日,南方小年前,学校放寒假。

        因为六门闸联系不到这么多渡船,学校安排休假的同学经二门闸、北洲、建新农场、君山步行六十华里到岳阳上火车回家,留校的同学是极少数。午夜,学校开了顿不要餐票的饭,吃完饭大队人马在农民向导带领下出发。我是满载而归,收获积攒了二斤多芝麻、十来斤黄豆,用母亲亲手为我缝制的、也是我唯一值钱的棉背心换了十斤蚕豆,背在身上喜在心里,这二十几斤的豆子和芝麻,到长沙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啊,至少值50元。第一次徒步六十多里路,走了十一个小时到岳阳,买张1.8元的货车票,坐在车厢角落里,紧紧抱着比生命还重要的二十多斤豆子,太累了,车未开便昏沉沉睡着了,一觉醒来到了长沙。

        父亲1959年大赦时减刑十年,1960年刑满后,主动要求到常德汉寿农场就业,1961年初生病,久不见愈,1961年10月,农场就把他送回长沙。

        在钱粮湖我已经从信中知道父亲回到了家中,六年多没见过父亲,我一直在幻想着与父亲相见的情景,回到家,大失所望,父亲没有丝毫重逢的高兴,平淡如陌生人,懒得同我讲几句话。父亲从劳改农场回来后性情大变,对母亲没有了过去的相敬如宾,对我们也没有了过去的温文尔雅、循循诱导,变得尖酸刻薄,动辄语言相讥。原来最喜欢的小弟弟宗平(他昵称的小五子)成了眼中钉,唯独对二弟宗亮喜爱有加,除了骂小弟宗平外,还在煮饭时偷偷从他的碗中抓一小撮米放到二弟宗亮的碗中。

        当时在家的户口是五人,我和姐姐的户口迁移到了学校,家中每月定量肉一斤,一半被母亲用来给父亲增加营养,剩下的一半被当成炒菜的油,因为油的定量也只有一月一斤。五口人单靠舅舅姑母寄来的20元难以维系,母亲只得狠心从每个人的定量口粮里扣下几斤粮票卖掉,以其能买回定量配购的蔬菜。宗平粮食定量每月18斤,到肚子里的顶多17斤,每天5两多米,早餐饿肚子上学,中午三两米,晚餐二两多米,父亲还要每餐减少他几钱米,原本骨瘦如柴的他更加饥饿,饿得常常不由自主地啼哭。后来大弟宗元发现了这个秘密,他悄悄地告诉母亲,母亲叫他不要声张,说自己有办法解决的。

        原先称米分配、淘米煮饭的工作归父亲,我家做小生意时有杆刻度到钱的小盘子称,父亲用它称出每人定量的米,倒入各自的钵子,母亲巧妙地利用父亲他事的空隙称好,几次过后父亲主动将称米的工作让了出来,淘米煮饭时母亲一直守在锅灶边,直到蒸锅上了大气才离开,这样既保住了父亲的面子又使宗平不至于太挨饿。家里为节约煤,每次都是两餐一起蒸,很多时候有人两餐饭一餐吃完,下一餐就只能挨饿,别人吃饭时自己远远躲开,免得嘴馋,也免得肚子更饿。那个时候,我们总是将饭钵放满水,或要求将现饭再蒸一次,以为米能多蒸出饭来,其实,无论想什么法子,三两米还是三两,绝不可能增加到四两的。

        知道了这些事情,尤其是听到父亲对小弟宗平的刻薄,我纳闷而愤愤不平,母亲劝我说:

        “你大了,要学会设身处地,体谅人。你父亲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你得肺炎住院时,他不管工作再忙,下班第一件事就是到医院看你,一来就问:好些吗?每次都含着泪看你老半天,住院四十天,天天如此,足见父子情深了。他这些年的遭遇就是金刚也会变,回来后,他还带着宗元兴冲冲地去找湖南大学和商业部门的旧领导和同事,想找工作,客气点的答上两句话,不客气地连门都不让进,真的碰足了钉子、看足了冷脸;过去他就不谙世事,关了几年更落伍了,我说去年宗凡、宗明找工作,都四处碰壁,你就在居委会安排下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吧。居委会安排他去扫马路,他把扫帚一甩说:‘我是干这种活的人吗?’结果被居委会主任训了一顿,说他没改造好,都这个时候还摆什么臭架子。他整天愁眉不展,长吁短叹,骂建新几句来出出气,你应该理解这种变化。”

        我被母亲的豁达感动,便主动亲近他、陪他聊天,刻意询问各方面的常识。

        春节,这个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中意义最深远、最为人重视的节日,自1956年起,我家就没过过年了,老话说“小孩子望过年,大人望插田”,过年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大办筵席,小孩子穿新衣拿压岁钱,全家团聚,真是一年一次的好日子。春插孕育着一年的丰收,怎不叫农人翘首以待。我多年期盼全家团聚过个热闹年,今年父亲回来了,全家团聚,一定要过个好年。

        时隔六年的团圆年啊!却也是我家七口最后的一个团圆年。

        我带回来的黄豆和蚕豆被母亲卖掉了一大半,留下定量配购的各种票证,年前,姐姐和我把肉、香干子、蔬菜、糕点等等配购物资统统买了回来,置办起1955年来最丰盛的年夜佳肴。没有鸡、鸭、鱼,配购猪肉只有2斤,每人每月0.2斤,过年一人增加0.2斤,我和姐姐的户口在学校,家里五人一斤肉,加上春节增加的指标,定额为2斤猪肉,姐姐带回0.6斤肉票。好丰盛呀,一次买了2斤6两肉回家,邻居们见了也羡慕不已。殊不知这点肉我家要维系一个月呀。三十晚餐用了八两,剩下的肉分成五份,留着以后打牙祭。

        1962年2月4日除夕夜,煮一大锅饭,大家敞开肚子吃,高兴得两个小弟弟满屋里蹦跳。十几天的相处,父亲和我的关系融洽了许多,做年夜饭时他争着要炒菜,我和父亲各炒二个菜。我的第一道菜是清炒红、白萝卜丝,第二道菜是白菜豆腐汤,父亲的第一道菜是粉丝炒肉,第二道菜是醋熘包菜。四个菜让小屋里充满了欢笑声,我又听到父亲久违的低沉爽朗的笑声。

        过年以后,全家离散的日子多,团聚的日子少了!后来环境好了,母亲和我们姐弟年年春节团聚,就是再没有了父亲,再没有全家七人的团聚了!

        除夕深夜,父亲高兴之余,讲了许多古今中外的故典,好多新名词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老用茫然的眼光看着他,提些简单幼稚的问题,他伤感而沉重地说:

        “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记住!有机会你得去读书,没有读书的机会,就坚持自学,光想没有益处,只有学习!古话说力气是奴才,用了会再来。知识就像力气,它比力气更有用,一旦拥有了它,你将终身受益无穷。”

        父亲的话我铭记在心,从不敢忘!

        从此,我将读书纳入生活之必需,几十年来无论身处何种环境,始终坚持自学,直到1987年才有机会去完成系统的大学学业,同时还获得自考大专文凭。
     心宽天地阔,华发亦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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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农校边的这些农民怎么活?[em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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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粮湖记忆

            1961年8月20日下午,三百多学生和老师在岳阳楼下登上六艘人力帆船,看着船员撑开船头,升起风帆,驰向浩瀚的洞庭湖深处,我饶有兴致地欣赏着“风正一帆悬”的壮观景色。顺利得很,十几公里水路,二个小时帆船抵达钱粮湖国营农场六门闸码头(现属岳阳君山区)。集中在大堤上,老师点名清点人数,突然听到叫“姚时杰”,我猛然心动,居然在这里也遇到个“时杰”,觉得自己运气太好了,初中有个最好的朋友廖时杰,这里有个姚时杰,我顺着他“到”的应答声找到他,少年人见面就熟,他十七岁,说自己在长沙市三中高一肄业,我不由自主地依恋着他,很快就和他成为形影不离的朋友,半个多月来,每天建校收工,同学们都三五成群地漫游在芦苇深处,寻找当地农民种植后遗忘的瓜菜。他却总以累、不舒服为理由,躺在工棚的地铺上,看着我朝外走时,总不忘高声嘱咐:“记得,给我带点东西来。”一二次尚可,老是坐享其成,我渐生厌恶,就有意疏远了他,他亦自知无趣退而维系着同学的关系。

            在寻找摘食各种农作物的活动中,我认识了石门县中的石利、吉首县中的张正森,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劳动、共同的礼让,我们三人可谓是惺惺相惜,很快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在学校得到“三剑客”的绰号。学校一年中的课外活动,基本是三人结伴进行的,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学校停办,各回各家为止。

            教室和宿舍1961年10月底建成布置好,11月分班上课,按季节安排课程,农忙停课耕耘,农闲整天上课。11月又坐在日思夜想的课桌前,心中无限感慨也充满无限希望,三年,我一定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配到一个好工作,彻底改变家庭的生活状况。12月中旬,学校的期末考试是开学来的第一次摸底统考,统一的试卷,班主任要大家认真对待,考出自己的实际水平。数学、语文的考试我都只用了二十几分钟,监考老师用吃惊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把试卷放在讲台上,我刚离开讲台,她迫不及待地拿起我的试卷,看着看着眉头舒展灿然一笑。

            师大附中初44班是学校五年一贯制的试点班,试卷上的题目大在初二学过,报考前经过恶补,功课还记忆犹新,所以难不住我。

            统考一个星期后,我被叫到教导主任办公室,矮小精悍的刘主任说根据个人成绩,学校决定调我到畜牧兽医一班,这个班,学校最重视,师资力量最强,学生成绩最好,是学校的佼佼者。同寝室的郑延智他们还为此欢呼雀跃,纷纷送上“战利品”(打捞来的农作物)以祝贺。

            因为我最要好的朋友石利和张正森在农机一班,第二天我向刘主任提出转学农机一班的要求。刘主任反复说畜牧兽医一班是重点班,想去的人很多,他拉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一叠信纸,扬了一扬说这些都是请调报告,有二十多个学生呢,校部研究只批准了二个学生转畜牧一班,你应该珍惜这个机会。

            三个多月来,我和农作四班的同学们特别是同寝室的七位同学相处融洽,陡然要走,心里真有些舍不得。看出了我的犹豫,同寝室的同学就轮番劝我别调班。我再次请求教导处刘主任调农机一班,刘主任想想后说:“好吧,只有一个月就放假了,新学期开学要上专业课,你一定得服从分配去畜牧一班。”因为我的坚持,刘主任失去了耐性,他生气地说:“不调班了,等你想明白了再调。”

            钱粮湖农校学生全免学杂费和食宿费,每月还发放5元津贴费,供学生购买笔墨纸张和零用。中专生口粮定量每月36斤,为保障农忙季节劳动课学生能吃饱,学校规定学生每天发三张3两餐票,一张餐票打一份饭菜,一月实发27斤,余下来的餐票用在劳动课时增量,我们称为劳动票,劳动课规定每人一天发四两餐票三张,另增发一张三两餐票,上课结余下来的餐票,掌控在班主任手中,作为奖励品。学校安排的劳动和学习时间基本对等。

            餐票可以在总务处换成粮票,但不退伙食钱。

            农作四班最初只有二十二个人,建校中陆陆续续收录了二十多个农场干部子女,学生增加到五十人,农场子女年龄偏大,最小的也有十八岁。

            我的班主任老师姓王,邵阳人,又高又瘦,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对男生严厉,对女生温和,因他明显重女轻男的作风,我送他个外号“鸦片烟鬼”,外号得到全班男生的赞同,从此背地里我们再没有称他过“王老师”。

            班主任掌握着全班同学的劳动票,我算了算,每人9斤30张餐票,全班五十人, 450斤共1500张餐票,农忙时一周六天劳动课,一个月劳动25天,每个学生发25张餐票,全班共发放餐票是1250,还剩下250张餐票,班主任老师到底奖励出多少?还有学习课时扣下来的餐票呢?我问石利和张正森,他俩说,农机一班由班主任、生活委员、男女同学各一人组成生活委员会,每月张贴全班餐票发放的明细账目。

            我班是王老师大权独揽,根据自己的喜恶来发放奖励餐票,他把名单和餐票交给班上的生活委员,由她发到个人;从不公布账目,账只有他一人清楚。我向寝室的同学们说出心中的怀疑以及计算结果,大家都很气愤,却又无可奈何。

            王老师对长沙的男生格外挑剔,劳动中男生的劳动强度明明比女生大、工作量也多得多,但奖励餐票大多落在女生头上,只有那几个农场领导的儿子能得到点奖励餐票。大家敢怒不敢言,我要争,总被同学阻止:“算了,斗不过老师的。”我只好在背地里骂他几句“吸血鬼”“色鬼”来解气。

            长沙和本地学生泾渭分明,俨然是两大团伙。我素与人无争,又因为功课好,常常被农场子弟软磨硬拽地拉去指导他们的课外作业和书中讲义,所以同他们相处融洽,常能参与他们圈子的一些活动。我和城里同学更亲近,吃住在一起,“打捞”在一起,常用《敌后武工队》小说上的战例为大家出谋划策,所以我们每次“打捞”都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王老师知道教导主任欣赏我,也知道我在同学中的影响,曾在班会上公开表示友好,他说:“李宗凡肩宽,是个当军官的材料。”还给过我几次奖励餐票,我看不惯他打压长沙同学,特别是针对刘水生、刘陆生兄弟。我不冷不热敬而远之的态度,以及给他取不雅绰号的事激怒了他,他两次无端扣罚我正常的餐票,我接受了每日两餐的惩罚,心里发誓要报复他。一次劳动中,男生打锹开渠,女生送水搞后勤,收工讲评中他只表扬女生,最可恼的是劳动餐票发完,他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餐票奖励给他喜欢的女生,我忍不住大声质问,王老师不予理会,随即大声宣布散会。气急败坏的我冲到教导主任那里告状。从此班上的生活委员会成立了,而我却成了他的眼中钉,他数次在全班同学面前指桑骂槐地说:“自以为成绩好,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这种人迟早要吃大亏的。”

            每次劳动,王老师故意把我分在农场子弟的组里做田里的重活,亏我人缘好,反而比和长沙同学一起劳动轻松得多,长沙同学要我照顾,农村同学却照顾我。特别是团支书兼生活委员刘胜仙,常常背着老师多给我几张餐票,所以我每月能节余点餐票,换几斤粮票寄回家。

            钱粮湖磨练了我的生存能力,初到学校,出外下地,涂凡士林,穿布袜子,长衣长裤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生怕传染上血吸虫病。日久天长,变得什么都无所谓了,在沟渠里玩水摸鱼,在芦苇丛里挖芦根、捡菌子,下水田走旱地都是一双赤脚,老天保佑,一年钱粮湖的生活我没染上血吸虫病。

            1962年初,农校已具规模,新建了牛、马、猪舍,养了三匹马自运食物,配备了二台履带拖拉机作耕地和教学用,买回三头荷兰奶牛挤奶供应老师,说为改善学生伙食养了十几头猪。

            每次看到邢场长骑着高头大马来校视察,我们都羡慕不已,于是打起了学校马的主意,几经摔打,我们终于能随心所欲地驾驭它们,可怜三匹马每次都在累死累活后,被我们骑着满世界跑。我和石利、张正森曾骑马跑到二十多里远的注磁口,牵着马在注磁口唯一的街道上走上一圈,吃几个藕粑粑,买几颗太妃糖,藕粑粑0.1元一个,太妃糖0.1元一颗。光背马不好骑,马背上的脊骨咯得尾脊骨疼了好多天。

            我第一次看到站着驾驶履带拖拉机的机手,好倾慕,便拿着摘来的菜瓜,爬上拖拉机问驾驶员操作程序,驾驶员说开拖拉机简单,两根直立的操纵杆为左右转向,半圆形的离合器指挥开机、加油、停车和倒车,一个踏板刹车。一天中午趁他休息,我爬上驾驶台,按下离合器顶端圆形按钮,“轰”的一声拖拉机开动了,我慌了神,根本不知道怎样操作,拖拉机径直朝水渠开去,幸亏拖拉机手没走远,飞奔而来,爬上机头刹住拖拉机,避免了一场机毁人亡的大事故。王老师终于抓住了我的把柄,将此事定性为破坏公物未遂的严重事件,责令我写出深刻检查,再报请学校想给我开除留校的处分。经教导处刘主任和团委书记段老师的斡旋,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给我任何处分。

            于是报复王老师的念头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

            广袤平原刺骨的北风呼啸,洞庭湖的冬天特别冷,一到晚上,学生们只能躲进寝室,钻进被窝取暖,大胆的男生会在寝室里生火取暖,顺便煮些“打捞”来的食物,为杜绝火灾的发生,班主任老师夜夜都会巡查寝室,王老师足踏一双过膝盖的长统靴,老远老远就听到他“嘎叽嘎叽”的脚步声,正是在最冷的下雨天,我组织寝室的同学,在寝室门口挖了个大陷阱,倒满脏水,半夜听到王老师掉进陷阱的“哎哟”声,自鸣得意的我一时心情大好,拿出些炒黄豆来慰劳大家。

            在钱粮湖农校,我什么都觉得新鲜,什么都想尝试,看见三头奶牛在宿舍后面的土里吃草,我、石利、张正森几乎同时提出“偷奶喝”的主张,于是把牛偷偷牵到教室后面隐蔽的地方挤奶,可一滴也挤不出。我便到牛棚仔细观看挤奶工人的操作,第二次就会用热毛巾搓揉奶头,再由上向下挤压,成功了。以后,我们常将悠闲吃草的奶牛牵到隐蔽处挤奶,挤上一大茶缸三人分食,鲜奶浓,喝后嘴唇一圈都成白色,有次喝完牛奶,没擦干净嘴唇,班上的生活委员刘胜仙好奇地追问吃了什么东西,我告诉了她,并偷偷送过几次牛奶让她喝,以报答她赠送我餐票的恩情。

            我和学校团委书记段木良老师的友谊始于一次煮私菜,那天,我、石利、张正森在灌溉水渠里摸到一斤多鱼,去菜地摘些红辣椒、西红柿、黄瓜,在废弃的工棚里生火用脸盆煮菜,煮熟后加入捣碎的芝麻,香得令人垂涎欲滴,刚要享受这顿美味时,段老师撞了进来,我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学校规定,学生擅自生火煮东西吃,一、没收所有炊具和食物;二、全校大会点名批评;三、扣罚十张劳动餐票。最怕的是扣发十张餐票,十张餐票是三斤粮食十餐的饭菜。

            段老师默默盯着我们,我低头悄悄打量了他一眼,看到他眼里透着怜惜,我的目光随即扫过特别瘦弱的石利,连忙作起检讨来:

            “段老师,是我邀他们搞东西吃的,您处罚我一个人吧。”

            张正森急着说:“不是他,我年纪比他俩大,是我,东西也全我搞来的。”

            石利也喃喃地说:“都怪我、都怪我……”

            段老师扑哧一笑说:“你们还蛮讲义气的嘛,我又没说要处罚你们,紧张什么?我看见这边冒烟,就赶了过来。你们为什么不到野外去生火?算了,下不为例,再让我看见你们违反校规,一定严惩。记住,千万等火熄灭了才能走,千万别留下火星,虽说是废弃的工棚,烧了同样要赔的。”

            从那以后,他就像大哥哥一样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同我谈理想、信仰、行为、品德,说前途和现实。送给我一个他戴过的团徽和一本团章,短短几个月的诱导,让我向班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他的团徽我保存至今。

            存于心底最美好的思念是与畜牧一班陈香君的友谊。公认的、无可挑剔的校花——“黑牡丹”陈香君,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长得很美,肤色微黑,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在学校校舍落成的庆祝大会上,她的美貌、她那《花儿与少年》的甜美歌声让我情犊初开,一看到她竟会心跳加速。

            1961年12月初,我、石利、张正森跟在拖拉机后面,在旱地里拾到一只犁去半边头的刺猬,拿回来躲在教室里,剥去皮把刺猬肉放在脸盆里炖,肉快熟时再放入罗卜、黄豆、芝麻、生姜、辣椒等物,教室里洋溢着浓浓的香气。

            我抬头看见陈香君从教室那头走来,忙要张正森去请她,她大大方方走进来,同我们“哎”了一声,算是打招呼。

            我红着脸说:“我叫李宗凡,他叫石利。”

            她嫣然一笑,款款说:“我知道,你们是学校有名的三剑客。”随后转脸直视着我,问:“你什么时候来我们班?”从此我俩便常来常往了,我搞到好东西会送点给她,她收到家里寄来的食物也会拿来与我分享。

            1962年6月1日,我左手无名指第二关节处突然红肿,又胀又痛,听当地同学们说“这是骨节瘤,千万莫去打针。”他们自告奋勇地用土法为我治疗。

            我居然像母亲一样相信蛇咬了打不得针的话,听任同学用土法和碘酒,涂抹关节处。很快整个左手都肿了,只有将手高高举起时,疼痛才会减轻点,连续两晚手高举着不能入睡,第三天上午,昏昏沉沉中听到一个熟悉、轻盈的焦急乡音:

            “李宗凡,两天没看见你,到底得了什么病?”

            睁眼看见陈香君,痛感减轻了一半,我逞强说:“没事,就长了个骨节瘤。”

            她的手刚刚放在我的额头上,触电般惊叫起来:“你在发高烧呀!为什么不去医务室?”

            我说:“当地同学说骨节瘤见不得铁针。”

            “你蠢啊!信乡里人的鬼话,不信科学。起来,去医务室看医生。”她不由分说地拉着我就走,还在医务室外就冲着里面大叫:“医生、医生,看病!”

            校医给我检查后生气地说:“早干什么去了?你手还要不要!”

            他立刻给我打了一针,包了两种药丸递给我说:“两种药,每天三次,一定要按时吃。中专生还这么无知,信巫医不信科学,再不消炎手指的毒就侵入骨头了,到那时,最好的结果是切去无名指,要是坏了血,神仙都治不好。记住,接着来打针,一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再莫信撮啊。”

            全班的男生不及一个女孩的见识,惭愧!

            打了三天针,关节处的肿瘤开始退红变白,形成一个大脓包,灌穿流脓的那晚最痛,陈香君一直守在我身边,轻轻地哼唱《花儿与少年》,听着她的歌声我睡着了,睡得特别的香。在陈香君的照料下,校医用五天时间治好了我的骨节瘤,左手无名指第二关节处留下一米粒大的疤痕,至今只要看到这疤痕,陈香君就会清晰地出现我眼前,永远是那么年轻美丽温柔!1962年7月底,钱粮湖农校停办,学生两种选择:肄业回家或转学茶盘洲农校,因寝室大火烧光了我所有的行囊,去茶盘洲起码的生活用品——被褥、蚊帐和洗漱品都没有,加上段老师的死和经历的伤病,我拒绝了一起转学的邀请,与她天涯永隔了。1972年我在三线工作,曾梦见她,她依旧是十年前模样,稚嫩漂亮,眼神忧伤,从我身边飘过,我久久凝视着她的背影叹息,梦中吟出一首诗来:“梦中逢故人,故人飘然去。矫健身影尽,留下空相忆!”梦里的诗,虽不好却是感情的真实记载。几十年来我无数次祈求还能梦见她,然而只留下了这个不尽人意的梦。

            1962年2月开春后不久,一天半夜从农机二班男生寝室传出痛苦的“哎哟”声,一声高过一声,接着寝室里传出大家的吆喝声,吵醒了全校同学。

            第二天,白老鼠精压人的故事传遍学校,而且这种现象越演越烈,先是一个宿舍,后来发展到女生、老师宿舍,发展到几个宿舍同时出现这种现象。弄得全校宿舍都开灯到天亮,半夜上厕所,至少要叫醒一栋寝室的同学。

            睡在我上铺的郑延智也遭遇了白老鼠精,我邀他同床睡,半夜他突然倚靠着床头栏杆,身子一撑一撑地坐了起来,双眼紧闭,大口出气,恐怖地叫:“来了、来了……”宿舍里的同学被吵醒后立刻大喊,接着一栋宿舍的同学喊开了,喊打的、呵斥的、摇人的,忙乱了好一会,郑延智才缓缓睁开眼,如释重负般长吁了口气,极其疲惫地瘫软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我看见一只有狐狸大的白老鼠,从门口进来,跳上床坐在我胸口上,压得让我出不了气,我心里清白,拼命要赶它走,就是赶不走,太可怕了。”连续二天的怪事让郑延智格外疲乏,像生过一场大病,毫无一点精神。这种怪现象持续了二十天,竟然不治而愈了。

            我问过几个被白老鼠精压过的老师和男女同学,她们描述的遭遇基本相同。几十年来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把它看成是世界上的未解奥秘。

            自白老鼠精事件后,学校接二连三地发生意外事故,最终导致了学校停办。

            第一件事发生在1962年5月底,学生会主席张诚同学,偷吃食堂的米和肉被捉,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开除他的学籍遣送回长沙。

            第二件事源于报复,1962年6月上旬的一天晚饭后,刘陆生跑来悄悄告诉我:“我看见王老师叫涂美丽出学校了,我哥水生在吊尾线。”十九岁的涂美丽是长沙县平塘镇的学生,成熟丰满,妖艳轻佻,他是王老师最喜欢的学生,是享受餐票奖励最多的女生,也是我最反感的女生。我想这次一定要让王老师出洋相,我叫上赵应明等七、八个同学,急匆匆跑去,要郑延智去报告教导主任,在离学校两里的玉米地旁我们看见了刘水生。水生小声说:“他们刚进去了。”看见教导主任和保卫科长到了,我们马上高声吆喝,向玉米地里扔泥块。王老师脸色惨白、低垂着头从玉米地里走出来,身后跟着惊慌失措的女生涂美丽。钱粮湖的玉米三月下种,六月玉米疯长到二米多高,是隐秘的地方。三天后,王老师被开除了公职,遣送回原籍;我不知道事情的后果会如此严重,更不知道少年的“恶作剧”能轻易毁掉一个人,当时只想出出气而已,当看到王老师被两个穿制服的人押送走时,我后悔极了,懊恼了好多天,发誓今生就是受了天大委屈也决不再报复任何人。

            第三件事发生在1962年6月17日星期天,团委书记段木良老师,不幸在灌溉渠里溺水,结束了二十六岁的生命。灌溉渠宽四米,最深处不到两米,不幸的是常在灌溉渠里摸鱼的学生一个也没有在场,听到同学们的呼救声,我拼命跑向灌溉渠,渠里已经有七八个同学和老师在搜索,很快就把段老师抬上了岸,我蹲在他身旁,他一身红紫、经脉隆起,肚子塌平,身体软绵绵的,校医压胸控水没见效果,于是一针强心针下去,慢慢经脉收缩,生命随之消失了,第一次看见好朋友的死亡,我伤心欲绝,坚持同校工一起到层山为他挖墓送其入土。

            第四件事瞬间烧焦了我读书的希望,1962年6月27日中餐时,同栋农三班同学躲在寝室里炒蚕豆,火苗飘到芦苇墙上,芦苇的墙、茅草的顶,在夏天烈焰的烘烤下全干透了,一遇火星顷刻燎燃,看见冒烟到火熄灭,只有短短二十几分钟。从食堂到宿舍二百米,我拼命跑进房间抢出同学冯正昆寄放在我处的木箱,箱子里装着我冬天的衣裤,箱子之外的所有物品全化为了灰烬。一栋宿舍十间房,分住农作三、四班八十几个男生,绝大部分同学除了身上穿的夏天衣裤,其他物品全烧没了,望着废墟,几十个人哭声一片。

            最可怜的是我喂的三只兔子,三月份发津贴时买的兔崽子,段老师给了张破课桌,我把它钉成悬空的兔窝,精心喂养,已经有一斤多重了,放暑假时每只会超过二斤重,带回家是全家人最好的营养品,这点小小的愿望也被大火吞噬了。我从房门冲出来时,火舌轻轻在左臂肘上舔了一下,起了个大水泡,烧伤治疗了十多天,总不见好,还是回长沙母亲用消治龙药膏治好的。

            学校给受灾的同学每人补贴三尺农场布票,拿着布票没钱在当地买布,我就用这布票换了三斤重的一条鲤鱼,在教室里,用脸盆煮熟,底子还烧糊了一大块,狼吞虎咽除了刺连烧焦的鱼皮都吃了个干干净净。

            第五件是我闯的祸事,火灾后,学校安排我们住在教室里,天热蚊子多,虽然发了蚊烟和清凉油,起不了什么作用,我每晚睡觉前用稻草的浓烟熏教室,上半夜能睡,下半夜就只听到啪啪的拍肉声。晚上睡不好,烧伤也未愈,白天还要上课和劳动,我的心情跌到谷底,烦闷死了。一天下课回到临时宿舍,一只四十多斤重的猪在我床下拱地,我气不打一处来,抄起门后的扁担,朝小猪的屁股狠狠打去,小猪哼哼了几声,后脚一软就站不起来了,我提心吊胆地提着猪尾巴把它送回猪圈交给管理员,第二天猪死了,便宜了老师吃了顿计划外的猪肉。

            学校保卫科长让我准备接受处分,懊恼、害怕、担心交织着,我惶惶不可终日,处分我不怕,就怕要赔钱,那就真的要我的命了。几天如坐针毯、度日如年,过了一个星期,我没接到处分通知,就麻着胆子找教导主任请假回长沙治烧伤,刘主任对打死猪的事只字未提,爽快地批了假,笑着对我说:“早去早回,回来就上畜牧一班吧!”
         心宽天地阔,华发亦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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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的岳父岳母曾经在钱粮湖农场四分场层山中学教书,听他们讲过在那儿的困苦日子……

          向前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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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故人了,我在钱粮湖一年,其经历终生难忘,最难忘的是那些大肚子的病童。[QUOTE][b]下面引用由[u]浪迹[/u]发表的内容:[/b]

            啊!我的岳父岳母曾经在钱粮湖农场四分场层山中学教书,听他们讲过在那儿的困苦日子……

            向前辈致敬![/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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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治疗膝盖住了半个多月医院,让大家等久了!
              -------------------------------------------------------------------
                 悲喜返校路

                  1962年6月下旬的大火烧伤了我的左手臂,在学校医务室治疗了十多天不见好,7月上旬我请假回长沙治疗,伤刚养好就计划着返校。先收到陈香君的信,说学校停办,她准备转学茶盘州,希望我也去。几天后,同学郑延智就来了,他高兴地说:“学校停办,我回长沙了。”接着说要去农作三班郑伯良家送信,说郑在学校里病了。

                  母亲自我去了钱粮湖农校,姐姐又上了湖南省交通技工学校,父亲也回了家,她的身体居然在没看过病、没吃过药的情况下,自我恢复,逐渐好起来,离开躺卧二年多的床,下地杵着根拐杖,能一跛一跛地行走了。

                  听到学校停办的消息,母亲坚定地说:“回来吧,天无绝人之路!”

                  郑伯良父母得知农校停办儿子生病的消息,派大女儿郑美良随我一起去钱粮湖,一路有伴还是个大姐姐我求之不得。平时到郑家玩叫她郑姐,郑姐二十多岁,新婚不久,五官端正,苗条清秀,虽不是美人,却很是赏心悦目。

                  1962年7月30日清晨,我和郑姐过河到长沙火车站乘九点的车,在火车站遇到农机二班的李炳炎等三位返校的同学,大家都很高兴。火车晚点到下午二点多才到岳阳,下车后直奔岳阳楼码头,搭乘过湖的风帆船,乘客除我们五人外,还有钱粮湖农场的两对夫妻,船舱中部整齐码放着麻袋装的货物。船舱里没座位,乘客就席地倚靠在货物两边的船身板上。

                  帆船长三十余米,宽三米多,主桅杆立于船正中央,前部耸立着小桅杆,船左右两侧相绑着密封的十五米长的船形浮筒,两根碗口粗的原木把将其与帆船连成一体,使之御浪能力增倍。帆船分前后两个舱,半圆形的雨蓬高一米,弯腰下到船舱,里面的高度有二米。

                  船老板想多上几个客,迟迟不开船,架不住大家催促,四点多钟,船员升起风帆向洞庭湖北驰去,湖面的风越刮越紧,半个小时后,船停靠在君山避风码头,船老板告诉我们:“湖面上的风太大了,为保证大家的安全,今晚停泊君山不走了,现在还早,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上岸去玩玩,天黑前回船就是。”我提不起一点兴趣,路上少言寡语,始终在担忧着学上不成,回去能干什么?

                  郑美良强拉着我上岸,进洞庭庙,看湘妃祠,游杨幺寨、柳毅井,她时而牵着我的手,时而挽着我的胳膊,满面春风地讲着故事和调侃,真是“春情做伴好还家”,异性相吸的本能让我暂忘却了忧虑,随着她游走,心激奋而冲动,时不时小心翼翼地摸摸她的手,小心翼翼地撒撒娇。

                  阴暗的天空笼罩大地的时候,我俩才回船,同行的三位同学早已在前舱酣然入睡。郑姐在后舱乘客的对面角落铺床席子,货物成了天然的屏障,将我俩隔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船舱中部雨棚上挂着盏小马灯,风浪中船颠簸得越来越厉害,为减轻颠簸带来人身体的不适,大家都是平躺在船舱板上。

                  摇晃中我很快就睡着了,朦胧中觉得右手心发热,脸上有股细细的热气在游动,我醒了,马灯熄灭,舱里伸手不见五指,郑姐侧卧着将脸紧贴在我右脸颊上,左手紧紧围抱着我,右手握着我的左手放在她的左乳房上,左脚压着我的大腿。我的手掌第一次捂着那陌生而神奇、充满无限诱惑、圆圆滚滚、无比柔软的乳房,这种只在书本里读过,读来让人面红耳赤、想入非非的情景和白天游玩时的阵阵莫名冲动,真真实实地发生了!我心狂跳,极度兴奋,郑姐没说话,脸移了移,用嘴唇吻住我的嘴唇。我却急切地把脸埋入她的乳沟,含着那细小的乳头用力吮吸。同时抽出被压住的右手,掀起她的上衣,双手用力搓揉起她丰满的奶子来。初历幻境,真想看看那神秘而柔软的乳房,可惜船舱里太黑,隐约见山峰而不知真容,我用脸摩挲着她光滑的乳房,时吮、时摸、时揉,跌宕起伏,终不知怎么才能尽兴,无知和胆怯让我不敢越雷池半步,还没品尝到禁果天就亮了!人生第一次与异性的接触是那么快乐、清晰和深刻,让我一生永怀感激。

                  第二天依旧是大风,起来后我不敢望郑姐,她若无其事谈笑风生,让我的羞涩消退,整个脑海里都是昨夜那幸福的感觉。

                  一直等到下午二点,风势减弱,船家才启航。我坐到了前舱船头,看着船在大浪里起伏,浩瀚的湖面一眼望不到边,浪尖浪谷,壮观和惊险让我兴奋异常。让我对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的描写,有了直观真实的认识。

                  下午五点,船停六门闸。

                  我们急匆匆上岸,因为要走十八里路到学校赶晚餐,太迟了食堂不会特别照顾,就会要饿到第二天,一上堤我和郑姐就大步流星地向学校方向走去。

                  同行的李炳炎在船上颠簸了二十四小时,身体不适,反复呕吐,从第一天晚上到第二天中午,什么东西都没吃,人显得很虚弱,他提着个热水瓶高一脚低一脚跟在后面,走着走着就落后了十几米远。好几次,我和同学停下来等他,他勉强快走几步,再走几步又落后了,而且是越拉越远,我问他同班同学:“你们等他一起走吗?”他的同学回头高声催促他,他挥挥手,隐隐听到他有气无力地回答声:“别等我了,你们先走吧,我慢慢走。”

                  我问他的同学:“昨晚你们睡在一起,李炳炎是不是病了?”

                  同学说:“昨晚他是有点发烧,今天早上好了点,没事的。”

                  听到李炳炎的回答,他的同学头也不回地随我们快步走向学校,留下了一句话:“李炳炎,我们在学校等你。”

                  看他的同班同学都没有等他一道走的意思,我就没再多想,同郑姐相依相伴,赶到学校,食堂早已关门,我敲开食堂炊事员的房门,两张三两的餐票换回两份饭,炊事员认识打死了猪的我,大方友善地给了八两米饭,两钵子满满的菜,我把郑姐请到宿舍里,这是我此生唯一一次同郑姐面对面共餐。

                  1962年8月1日一早,我去找陈香君,她已于我到来前三天转校去了茶盘州,还是回长沙临别时见的面,我突然萌生去茶盘州的念头。犹疑之际,郑姐对我说弟弟郑伯良又蠢有犟,坚持要去茶盘州,劝我回长沙,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强。一语点醒梦中人,我不再犹豫,立刻到学校教导处办理肄业手续和迁移粮食、户口。接着到农机一班询问李炳炎,得知他还没回校的信息,转身去报告教导处刘主任。第二天传来李炳炎淹死的消息,学校才派人去通知家长。

                  下午,独自步行十几里到层山段木良老师墓前告别,傍晚坐在他殉难的灌溉渠堤边,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带着伤心和遗憾离开。

                  8月2日游弋在校区,苦笑着在废墟里踱步良久算是告别。

                  8月3日清早,我和郑姐、同学黄新达一同离校,途经离六门闸三里远堤下二十米外的灌溉渠边,一铺芦席下盖着个人,一个熟悉的热水瓶、一双熟悉的球鞋,他是李炳炎啊!我们分开没走多远,他就魂消在洞庭水渠里。李炳炎家长还没来,学校忙于停办的善后事务,无人来过问他,就让他孤独、凄惨地躺在野外!人呀,命太不值钱了!

                  那时太年轻,认识不到人的生命有时很脆弱,从我记事起自己很少生病,即使有点头痛脑热,母亲在我太阳穴上抹点清凉油,睡一觉就好了,哪里知道小病小痛也能随时摧毁一个人的生命!我伫立在堤上远远看着,不敢走近,心里后悔那天没等他一道走,几十年来只要一想起这件事,总会心生内疚而潸然泪下。
               心宽天地阔,华发亦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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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外就业

                    回到长沙,我一直在为1960年就业中的种种遭遇而忧心忡忡,从不敢奢望有好运气会降临到自己头上。1962年8月5日,我在左家垅办事处待业登记表上工整地写到:“坚决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原来填写的学历是初中肄业,现在填写的是中专肄业,心里的希望和底气增加了不少。

                    几天后,居委会主任于荫球送来一封介绍信,分配我到岳麓区政府管辖的集体单位“岳麓渔场”。有了工作,我的欣喜难用语言来描叙,高度的兴奋紧张,一夜都合不拢双眼,焦急地瞪着眼直到东方发白。

                    8月8日清早,我怀揣介绍信和户口、粮食迁移证明,匆匆赶到阜埠河南的岳麓渔场,渔场在湘江西岸,距湘江一堤之隔,一个天然湖和几个人工湖。

                    在一排平房的南端找到办公室,负责人是一位女会计,她看了我一眼,接过介绍信和迁移证明,随手放进抽屉,不满地咕喃着:

                    “派个这么小、这么单薄的人来,又不是不知道这里都是重体力劳动。”

                    我是被拒绝怕了的,生怕她又要退我,一脸堆笑地连连说:

                    “我满十七岁了,有一米六五高了……。”

                    她笑笑没回答我的话,朝着外面大叫:“曹队长,到办公室来,给你个人。”

                    从外面风风火火闯进来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淫笑着问:

                    “怎么,一会不见就想我了?我来了就要那个的喔!”

                    女会计也带着几分淫荡地笑着回答:“你想要什么?”

                    玩笑的粗俗和直接是我从未遇到过的,和郑姐的交往,带给我的是温柔和清雅、神秘和向往,这是我踏入社会的另一课。

                    曹队长把我带到渔场西头的砖厂,窑洞外停着两部正在装红砖的解放牌卡车,他递给我一双帆布手套,安排我和大家一起挑砖装车。

                    一个队十二个人,三人上红砖,二人在汽车上堆码红砖,七人挑担上车,每付担子挑四十块砖,重二百余斤。一块一尺宽的长跳板,一头在地上,一头搭在汽车尾部,平生第一次挑这么重的担子,我咬着牙战战兢兢一步一步挪过起伏颤巍的跳板,不亚于过了一次鬼门关。挑了一天的红砖,下午收工时身子要散架了,拖着灌了铅似的脚回到家,不想吃饭,倒头就睡。第二天坚持了下来,第三天上午仍旧是挑红砖的工作,我揉揉红肿的左肩,躬身挑起重担,走过十几米平地,右脚踏上跳板,用力向上蹬,左脚还没提起,觉得腰像遭到了电击,一股酸麻锥心的痛感从左后腰直射到小腿跟,双脚一软,跪了下去。

                    曹队长眼疾手快,一个箭步接住了我,拿走我肩上的挑担,将我扶到办公室,嘴里不停地抱怨:“上面也是,是个人就派来,出了问题我可负不起责。”

                    女会计看看坐在凳子上、出着粗气的我说:“回去休息吧,我们是计时工资制,休息就没有工资。当然,身体最要紧,这工作你吃不消,还是别来了。”

                    离开渔场,花了比平时多四倍的时间,手撑着腰走走歇歇回到了家,进门勾腰蜷缩着爬上床,痛得卧仰难安,我咬着牙一声不吭。

                    父亲见我回家就躺到了床上,皱着眉不快地问:“怎么?下班这么早?”

                    我说:“扭了腰,渔场让我回来休息几天。”

                    父亲说:“才做二天半事,吃不消了?真是娇生惯养的大少爷……。”

                    我没理会父亲的言语,母亲放下手里的毛线衣,走到床头,解开我的上衣,用清凉油在我腰上涂抹起来,她小声问:“痛吗?你是做什么工作呀?”

                    我说:“挑红砖上汽车,因为担子太重,才闪的腰。”

                    父亲在一旁默默无语。

                    母亲眼圈含泪,不住地推揉,再用热毛巾敷在腰部,痛感顿时消失大半,二天来的辛苦和疲惫在母亲的抚慰下释然了,我渐渐入睡,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起床后觉得腰轻松了许多,便对母亲说:“我上班去,计时工资制,不上班就没有钱。”

                    母亲阻止我说:“不去了,这工作不要了,我去拿回你的迁移证明,重新找工作!”停顿了一下,仍旧是那句坚定的话:“天无绝人之路!”

                    母亲柱着拐杖一瘸一拐步行二十余里,取回我的迁移证明送回派出所和粮店。

                    1962年7月,湖南交通技术学校停办,8月初,就读该校的姐姐李宗明被分配到国营企业长沙港务局客轮当乘务员,成了我家有正式工作的第一人。姐姐忠厚老实,满腔热情忘我地工作,很短的时间里就得到船上师傅们的交口称赞。

                    因为我再次失业,姐姐黯然神伤,工作之余一人独自偷偷流泪,被同船驾驶部的王顺君师傅看见,询问后知道姐姐是为弟弟的工作发愁,正逢长沙港务局轮驳大队在招收企业内部员工子弟,如有本企业干部职工推荐,可参加面试,符合条件也能入职,于是他向轮驳大队大队长曾明钦推荐了我。

                    这次港务局驳船的招工,是企业组建以来的首次,一则为解决部分企业职工干部子弟的就业问题,二则为老化了的驳船劳动力构成注入活力。企业所属驳帆船都是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实行公私合营,收缴了五、六十吨位以上的私人驳帆船,收缴的船舶按值计算,船主每月领取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利息。这些小船主,是实实在在自食其力的个体劳动者。

                    湖南内河最大的水运业主叫彭六安,他拥有数百匹马力的轮船和数千吨位的货驳船,公私合营后他被任命为湖南省航运局副局长。

                    姐姐的客轮往返于长沙至湘阴,下午二点从长沙开出,晚上停靠湘阴,第二天早八点从湘阴开,十一点多到长沙,周而复始循环航行。

                    1962年9月14日中午,姐姐利用在长沙待航的二个多小时,匆匆赶回家来,郑重地递给我一张便条,一再叮嘱我明天早点过河,准时在八点前到长沙港务局二楼找曾明钦大队长。又说港务局容易找,上五一路轮渡码头就可以看见招牌,进大门就是。

                    9月15日清晨,我心里压着块大石头,忐忑不安,真的能有工作吗?我始终不敢相信。早八点准时到港务局二楼找曾大队长,有人将我带到三楼他的办公室,他简单地问了我几句,便带我到二楼的船员调度室,交待给科员刘登初,刘登初递给我个人履历表和职工登记表,说:“认真填写,填好交给我审查。”刘登初接过我填好的表,随便瞄了一眼,又拿出一份体检表说:“马上去坡子街商业职工医院体检,体检完马上回来,性急一点!下午我要出差,上午给你办好手续。”

                    我横穿五一路,一路问到坡子街的商业职工医院,走过场一样做完体检,十一点回到船员调度室,刘登初接过体检表倒是仔细地审阅,点点头就将体检表连同我填写的两份表格一起装进一个档案袋,对我说:“行了,你被录用啦。”扭头对调度员说:“给小李开录取通知单和调令,让他把户口粮食迁移过来。”

                    刘登初拿过填好的招工录取通知书和参加学习班的调令,交给我说:

                    “单位的基本规章制度在学习班上都讲了,你才来,学习班马上结束了,我就简单给你说说,你的工作是上货驳船当水手,学徒期一年,学徒期工资每月15.5元,上船工作时间每月发生活补贴7元,伙食高低船员自己定,船上一般伙食费每月十元。没有星期天,一年集中休假四十八天,公休假要求一次休完,有特殊情况可以做两次休,因为牵涉到路费报销问题,每人每年只能报销一次往返路费。各项规章制度你上船后师傅会告诉你的。你拿到调令去水陆洲海员宿舍学习班报到,今天是学习班的最后一天,今天报到可以领到一个月工资15.5元,明天是礼拜天报不了到,后天来报到就只能领半个月的工资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记得后天把户口和粮食关系转过来。”

                    工作来得这样简单,还在云里雾里的我鬼使神差就成了长沙港务局轮驳大队船员,一张薄薄的纸让我与江湖结下了终身的不解之缘,四十三年工作职业变换直到退休,从来没离开过长沙港务局,总在湘、资、沅、澧四水和洞庭湖、长江之间转悠。

                    机缘巧合当上了水手,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使我摆脱了生存的困境,我心里充满了由衷的感激,这种感激促使我对党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深信不疑。

                    为领到唾手可得的一个月工资——15.5元,我在大西门包子铺买了一个包子,边吃边走上轮渡赶到水陆州新学徒学习班,等到下午二点,看着工作人员在花名册写上我的名字,心中的大石头落地了!

                    学习班设在水陆州海员宿舍里,这栋不大不小的两层楼建筑,是当年水陆洲租界里欧洲人建造的欧式建筑,新中国成立后,赶走了外国人,房子收归国有,分配给了长沙港务局。学习班中遇见附中的同学曾省勋,接着又看见熟人王镜明,这个世界真的不大,到哪里都能遇到熟面孔。下午发工资,小礼堂里热闹异常,人事调度员和财会人员,坐在讲台后照着名册一个个点名发完工资,便大声宣布:“明天星期天放假,后天上午全体学员到轮驳大队接受工作分配。”

                    想想运气真的不错,清早出门还前途未卜,几个小时后居然成了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而且没做一天事就领到一个月的工资15.5元,再说铁饭碗是那个时代最好的保障,太意外了,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母亲常说的“天无绝人之路”“粪堆也有发热之时”吧!

                    我领到工资,兴冲冲一路小跑回家,因为家里正面临着二件大事。

                    一件是二弟李宗亮考入师院附中,九月三日报到,报到没钱交学费,学校不书发,看着全班同学都领到新书,唯独他一人没有,因而情绪低落,上了一星期的课就死活不肯去学校了,他不肯读书还有一个原因,是坚决要求同父亲一起回乡吃饱饭。我想有了钱给宗亮交学费,也许他会改变主意。后来在兄弟的交谈中,他说当年坚持回乡的主要原因,是离家五年与兄弟们总有格格不入之感。

                    第二件是父亲筹划回乡的事,他决定十七日走,我回家就是要告诉他,我有了正式工作,能不能不走,免得完整的家一分为二。那还是我在钱粮湖农业技校的时候,1962年5月,从零陵老家来了个与父亲同岁同宗的满爷爷,他看了父亲的状况后大为感叹,不断地渲染说零陵乡下虽然没有城市繁荣,但一日三餐有饱饭吃。他还告诉父亲,我家寄伯伯的二个儿子都在公社当干部,老房子还完好无损,许多老人健在,都惦记着父亲的恩情,回乡去,肯定亏待不了父亲的。

                    父亲1961年下半年回长沙,想重回社会,重新工作,为新中国和家庭尽一个男人的职责,他寻求原来的上级、同事,遭到处处白眼、次次碰壁,弄得身心交瘁、心灰意冷了,他清楚知道自己在长沙已经没有重新工作的机会,与其浑浑噩噩苟且于城市,不如回老家还能为乡梓贡献一点力量,他说:“回乡教教乡村孩童,也比在城市里做个废人强一百倍!”他把一切都想得太美好了。

                    我回家第一个把有工作的喜讯告诉了父亲,他神态异常平静,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今后家里的一切靠你了,好好照顾你妈妈和弟弟。”

                    母亲哭诉着说:“两个儿女有了工作,家也出青天了,你就不该下乡去!”

                    我反复劝说父亲,现在我和姐姐参加了工作,而且是国有全民企业,有了铁饭碗,今年学徒,明年两人一出师,家里生活就会大为改观。父亲应该留在城里,一家人团团圆圆不再分离。

                    父亲摇摇头笑着说:“莫劝了,我只有五十三岁,不能在城里无所事事地等死,回到乡下,政府能用我,我就竭尽全力干好工作,不能用我,就做个与世无争的闲散化外人,守着青山了此残生,也许是人生之大幸。至于宗亮,乡下没中学,上中学要到零陵县城,回乡就不能继续读书了。再紧紧宗亮的嘴,想读书就留在长沙,坚持下乡就遂他的意,他能去也好,同我做个伴。”他已经从自身的遭遇认识到了社会的巨大变化,这是他坚决要回乡避世的真正原因。

                    我转而来劝十二岁多的宗亮,他比牛还犟,任你怎么说,他就一句话“一定要同爸爸回乡。”还说出孝顺之类让我难以反驳的理由:回乡照顾父亲。

                    见终不能说服父亲和宗亮,母亲无奈地说:“也好,去吧,你身边有个人我也放心点。”母亲给我留下五元钱,其余的全给了父亲,说回到家什么都要添置,多一分钱是一分钱。

                    父亲迁徙回乡所带全部的钱是姑妈、舅舅寄来的30元和我的10.5元。

                    1962年9月17日清早,我提着父亲一个用了三十年容量约0.2立方尺的小藤箱,箱子里装着父亲和弟弟的全部家当,重量不超过十五斤,送父亲和弟弟上了南下的火车,和父亲火车站的一别就是永绝,心痛的感觉伴随我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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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代,“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洗脑的力量是无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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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意江河

                        湖南省航运局主管全省内河水运国营企业,是湖南省的特大型企业。辖八大港口,囊括各地的水运主要码头、仓库和船舶,各港船舶序号为:1字衡阳港、2字湘潭港、3字长沙港、4字岳阳港、5字汉口港、6字益阳港、7字常德港、8字津市港,省里还有个水运局,管理全省水上运输的集体单位所属船舶。

                        各港业务隶属省局,全省一湖四水区域内的货物运输,由省局按各港承运能力进行计划分配,运输收入也由省局掌控,各港所需的各项成本支出亦由省局按额定计划下拨。长沙港是八大港口中最大的单位,是长沙市大中型企业之一。

                        长沙港务局轮驳大队船员全是1956年自行木帆船公私合营过渡的驾船人,到1962年这批船员最小的都超过了25岁,几年来退休了一批,港务局新打造了一批驳船,船员人数早已不够分配,前两年因为大跃进运动和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扩招工人的事拖延至1962年8、9月,两个月两次招收驳船水手和客轮乘务员近二百人。将技术熟练的水手充实到客轮和拖轮,新招的160余名男青年安排到木驳船上当学徒,我们被分散到穿梭在四水一湖的几十个木驳船队上。

                        1962年9月18日清早,我拿着户口和粮食迁移证明到长沙港务局轮驳大队办公室,交给行政管理员,完成了将一生交给单位的最后程序。然后随几十个新工人拥进二楼船员调度室接受分配,人群中我又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也看见了我,我们四目相对,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他就是邂逅在钱粮湖荒堤上的刘利国。各自拿到调令后,我俩亲密地相互询问,都为共同的缘分欣喜万分,交换了家庭地址和工作所在船舶,依依不舍地分别。

                        表哥朱家骝参军后,舅舅将留在家里的六斤重棉絮邮寄到长沙,看着棉絮一头补好的那个大洞,在合肥与表哥睡觉抢被子被火炉烧着的情景又浮现眼前,亲切和温暖更增添了我独自踏入江河的勇气。1962年9月20日中午,我背着简陋的行装,乘湘阴班客轮到铁角嘴上岸,直奔乔口船厂,登上陌生的3—57队3号木驳货船。一年的学徒期,每月工资22.5元(工资15.5元、水上生活津贴7元),我寄回家10元,交伙食费10元,余2.5元作零用。

                        当初接过上船的调令,我倍感神秘而潇洒,乘船周游天下领略各地风情还不花一分钱路费,多好的事啊!我看过那部《乘风破浪》的电影和小说,水手的浪漫、船长的威严深深吸引着我,好多次梦里自己在驭万里浪,谁知一夕间竟成了事实,如果唯心地说这也许是前世的夙缘。

                        当踏在驳船二尺宽的木甲板上,看到偎在船尾矮小的艄楼,大不同于电影中出现的大轮船,现实与梦境竟这样大相径庭!但迟疑的脚步和失望的情绪在瞬间就消失了,因为使命和责任容不得我再去选择工作和工种条件。

                        长沙港的驳船编成组和队,一百吨以下的船舶四艘为一个队,一百吨以上的船舶二艘为一个组。队长、组长由上级任命,领导这个生产集体的人员,管理所有生产、安全等事务。每船设一名驾长负责单船的航行和货物装卸安全以及货物的交接,领导主持船体的维护保养等工作,驾长必须通过港航监督科的等级考试,获得驾长证才能当任,这是长沙港最基层的生产组织结构。1964年全国开展四清运动,基层船队增设党员政工员,为充实政治领导,后来相继招了大批复员退伍军队干部来充实基层船队,政工员虽然不懂水上操作技术,但他们上船就是最高领导,抓政治、抓运动、抓阶级斗争,唯独不抓生产。

                        3—57队由四艘木驳船组成,每船三人,全队十二人;4号驳船上有8月分配上船的青工郭焕均,我分在3号驳,上船见师傅们在空货舱盖板上整理油布,放下背包立刻上去协助,这个举动赢得全队师傅的好感,都说我活泛、会见事做事。

                        3——57队队长叫周永兴,澧县人,他从小在澧水替人帮工驾船,算是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随船过渡到长沙港务局,工作积极入了党当了队长,没上过学,扫盲时勉强认得几个字,能写自己的名字。他询问我时,我一如既往和盘说出家庭和父亲,没有文化的他听完后,居然说出一句富有哲理、令我铭记终身的话:“他是他,你是你,他当时也是在争取自己的前途,你现在要好好争取你的前途。”他头脑里没有强烈的阶级斗争观,他认人的标准就是老实、肯干、能吃苦、好学习。周师傅又说:“船上能者都是你师傅,现在是动力船拖引,不用升风帆看水势行船,技术含量大减了,相绳、钢缆、洗把的插接、捆扎学几次就会,好多活是熟能生巧,勤快自会,你慢慢悟吧。”

                        从小的磨难和获得工作机会的感激之情,促使我工作主动积极,对船舶的好奇也促使我问这问那,我的行为正合周队长的标准,他毫不隐瞒自己的喜恶,总拿我和郭焕俊作比较,真有抬一个压一个的态势,好在船队全是三十岁以上的工人,只有我和郭焕均是十几岁的青年,自然十分融洽,在船上促膝聊天、上岸相伴而行,船上工人简单单纯,高兴我俩的融洽并嘱咐我好好帮助小郭。

                        在船厂维修二十天,10月11日船队拖进长沙大西门码头装大米,船舶停靠好后,周永兴队长说:“小李,回家去看看妈妈吧,明早九点前回来。”

                        多年来,我们兄弟们的穿戴遵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节俭传统。好久没穿过不打补丁的整套衣裤了,今天穿上刚领的第一套工作服,崭新的衣裤穿在身,抑制不住的神气和自豪从心底溢出,感激充满心间。我在荣湾镇商店买了一斤小花片,兴冲冲闯进家门,迎来了弟弟们的欢叫声和母亲轻松舒畅的笑语。第二天临别,母亲叮嘱了两句话:“好好工作,注意安全。记得写信回家,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第一个航班到常德,与师傅们相处的一个多月中,从他们的闲谈中,我知道常德的面、益阳的粉都是美味,拉着郭焕军上岸在下南门常德饭店花2两粮票、0.16元吃了碗牛肉面,味道之鲜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获感到的。

                        11月周队长把船队的记录员、统计员、工资员、群师等项工作从小郭手中转移给我。记录员负责船队的装卸货、航行和班组学习的记录书写;统计员是计算船队月运输吨公里的总量并填写统计报表,每年都要参加局计统科主办的学习班,船队的月度生产奖金是根据货物交接单和统计报表核算发放,故而经仓库签收后的货物交接单甚为重要,是丢失不得的;工资员负责人员考勤记录和工资的领取和发放;群师全名为群众教师,是在宣传科指导下开展船员的扫盲学习。

                        船上的生产月度奖金按计统科下达的吨公里任务核定发放,船员奖金分甲乙丙三等,学徒奖金分甲乙两等,奖金数为师傅对应等级奖金数的一半,船队不是月月能拿奖金。一年的学徒期内,只要有奖金,我都被评为甲等。船员的最高奖金一般在5元以内,所以我拿到的最高奖金仅2.5元,平常只有一元多钱。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船员的的调动也频繁,有的同船二个月就调走了,我老实随和肯干的名声随船员的调动渐渐传遍整个轮驳大队,有时多艘船停泊在锚地,总有不相识的青工问:你就是李宗凡?

                        新调来湖南汨罗人余建勋,四十多岁,单廋,沉默少言,落落寡合,因过去的从业经历让他倍受冷落,养成不先惹人,被人惹则必回击的强势个性。船上的师傅对他都有几分惧怕,他们告诫我:“余建勋驾船是半吊子,过去他是湘阴汨罗一带有名的算命先生,人称余半仙,他有洋意子(手段),能害人于无形,你千万莫去惹他。”他工作很勤奋,驳船一般工作技术含量的确不高,1953年社会禁止个人从事封建迷信活动,他才被迫下河驾船,船上的工作并没有难倒他。我没理会别人的话,始终尊称他为“余师傅”,不到半年,他特别信任我,凡是他与人发生争执时,周队长就会叫:“小李,快去劝老余,叫他千万别动手。”

                        一次船员郭汉庭为工作中的小事,不断数落他,他忍不住向前抓住郭汉庭右手大拇指轻轻捏了一下,扭头一声不吭地回舱睡觉去了,顷刻,郭汉庭面色大变,叫起痛来,痛苦得哼了一整夜,清早看见郭汉庭极其疲惫地坐在舵舱里,面色惨白,还在有气无力地呻吟,我拿过他的手,仔细观察没发现任何异常状态。郭汉庭哀求说:“小李,我痛得一晚没合眼,你帮忙叫老余放过我吧。”余建勋依旧是轻轻捏一下,郭汉庭的手马上不痛了,此时我才真信他真有些“洋意子”。

                        他读过一年私塾,在船员中算是文化人,喜欢翻我的书看,当时我只有几本初二课本和《烈火金钢》等三本小说。他常同我聊天,从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共产党的热爱,我时常不理解,就因为他不是纯正的工人出身,就被组织利用改造?他见我穿着件不合体、破旧不堪的棉衣,不容我推辞送给我八尺布票:“小李,去做件棉衣。”那个年代买什么都凭票证,布票发放的标准每人每年:国营职工6.4市尺,补助5.5市尺;非农业人口6.4市尺;农民3市尺;儿童2市尺;喜丧及特殊情况国家适当发放少得可怜的一点补助布票。1959年以来布票是我家的一项重要经济源,布票能卖到1元钱一尺,我的一丈一尺布票够母亲和小弟弟一个月的生活费。我拿他给我的布票,买了八尺蓝布和不用票证的鸵绒,买了半斤不要票的等外品棉花。在岳阳城陵矶缝制成自食其力平生第一件新棉衣,这件棉衣我整整穿了二十年,1982年调入机关前才将它赠与陪伴我二十余年的江水。

                        我驾的船是平头驳,前宽四米三、腰宽六米、后宽五米,全长三十六米,深二米二,满载八十五吨吃水1.8米。前甲板(船上行语称铺头)约二十平米大,安置着二个将军柱,系缆绳和钢丝绳用;绞关一座、活动的鸡公头一个,起锚、绞船专用;泊船的锚大小各一口,四齿大锚重二百多斤。船尾部建了一个高二米、宽三点五米、长五米的平顶木屋,是三个船员吃饭睡觉的地方,我们叫它做艄楼子,没有厕所,大小便直接下河。船体共分四个仓,铺头仓里堆放钢缆和各种粗细的绳索,梢楼仓是船员卧室和堆放其他生活和工作物品,中间部分前后两个货舱,中部腰路处设潮舱,用来观察船体渗漏情况。

                        驳船无动力,功能是装载货物,装好后由拖轮拖带到目的地,当时内河百分之九十五的动力船使用蒸汽机锅炉,最大马力一百六十匹,拖轮按马力大小拖带驳船,每次拖七、八条到十几条不等的货驳。货驳一条接一条用钢缆头尾相连,头驳挂在拖轮尾部百米的钢缆上,行船时如一字长蛇阵,蔚为壮观。

                        驳船船员的工作是负责货物运输中的保管、装卸货物交接的数目、航行前的编队挂拖和航行中的安全值班、船体的维护和检修。日常的工作是一早一晚用洗把擦拭船体,闲时学插钢丝、相绳、扎洗把等船用工具,每次航行前开航前会,途中要政治学习,学习上级指定的各级文件和报刊杂志。驳船挂拖后很轻松,就早晚抹一次船和轮流值班,无事可做的船员门靠打牌聊天来度日子,除我和小郭,他们都是中壮年人,一船的“和尚”聊起天来无所顾忌,经历过沈从文先生笔下水手的种种生活,沈从文先生写得隐晦幽默,船员们聊起他们的过去,尽是赤裸、淫荡我闻所未闻的逍遥快活,我反感听到这些,总会离开舵仓(艄楼)去找些零星的事做,又换得了勤快的美名。

                        木驳船最累的工作是每年一次的油修,木驳船由柆、身板、底板、龙骨、肋骨构成,用大小铁钉连接,木柆、木板之间的缝隙,用桐油石灰麻绒捻合封密,使水不能渗入船体内。为使木质经久耐用,每年对船体进行一次维修,维修工作在三伏中的三十天里完成,人工刮去船体上的旧油层,再打上新的桐油和防绣油。船体打晒油必须顶着正午的烈日,蹲在船甲板上,双手用块布把桐油一下下均匀地擦遍船身,只有在温度极高的条件下,木头才能充分吸收桐油。

                        船舱内上油辛苦而且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木质船体上厚厚的一层油垢,要下很大的力气才能刮下来,刮了一天船舱壁,会浑身酸痛。危险是给船舱壁上油,穿着长衣长裤,把烧得滚开的桐油,用铁瓢小心翼翼地把油泼上船壁,再将整个船舱密封,让木头慢慢吸收油,以后每天打开一小块舱盖板,钻进去下到舱底,把流下来的油抹上船壁,由上至下仔细擦拭一遍,半个多月后船舱油干,于是每天打开舱盖晒太阳,直到船舱壁的油干透为止。整个油修阶段,单位发放3元钱高温津贴,我们用以买凉茶和十滴水来保护身体。

                        1962年,农村的市场政策放宽了许多,到下半年,各地乡镇的蔬菜较丰富了,住在城里的船员常常买些红、白萝卜和大白菜回家。12月底船队停泊在益阳黄茅洲,码头上正在杀猪,从1958年以来从未看到这样肥的猪肉,我羡慕地看着船上师傅们欢天喜地买肉,我的心酸酸的,2.6元一斤的猪肉,我一个月的零用钱只有2.5元,就是不花一分钱也买不到一斤肉。

                        正在伤心惋惜之际,船上的老师傅银有生,看出了我的心思,主动拿出5元钱递给我说:“小李,你也去买两斤过年肉带回家吧。”

                        从小到大我只看到母亲四处借钱的尴尬和被上门要债的窘迫,从没有人主动借钱给我家,我心酸含泪接过钱说:“谢谢银嗲,下月发工资就还你。”

                        买回二斤肉用盐腌好晒干,带回长沙,真让全家过了个好年。

                        我上船时银嗲已过五十岁了,人很显苍老,他是邵阳人,无家无室、无儿无女,工资绝大部分寄回老家资助了侄儿。他为人胆小怕事、与世无争,工作吃苦耐劳、勤勤恳恳,是长沙港务局连续几年的劳动模范。1970年文革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有人举报说他是逃亡地主,专案组立即将他隔离在学习班里审查,学习班办在火车南站长沙港一作业区的工场里,名为学习,实则审讯,白天几个人轮流讯问,令其交代问题,晚上基干民兵荷枪实弹站岗看守,这叫从未见个这种阵势的老人如何承受?一天晚上,他躲过值班的民兵翻窗走出,卧轨结束了五十九岁的生命,当时定性为畏罪自杀。1987年,我在长沙港货运公司任党总支书记时,特意清查了他的案件,卷宗中看到清查办1971年的一纸说明:

                        “银有生同志过去一直替人打工驾船,确属无产阶级,学习班调查他是逃亡地主一事,原因是他与那个逃亡地主同名同姓,举报人一时误会所致。银有生同志思想觉悟不高,对党‘决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政策缺乏信心,采取了极端方法,人死不能复生,现推翻原先对银有生同志的一切说词,予以彻底平反,特此说明。”轻描淡写,还不忘把责任推给无辜的老人,那真是一个草菅人命的时代啊!

                        1963年9月出师,经过简单的考核,我成为了三级水手,工资增加到31元。每月寄回家20元,连同水上津贴一起剩下18元,交了伙食费后口袋里还睡着8块钱,简直就是个小富翁,满足意形于色。

                        1963年1月的春节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节日。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整体经济渐在回升。配给职工的食物有所增加,除月定量外,国家给每个职工增加7两猪肉定量,单位杀猪又分配了几两猪肉,这个年我们船员每人有1斤7两猪肉,全船人欢天喜地,大师傅按肥瘦搭配分在钵子里。1963年1月23日除夕夜,我一餐把1.7斤肉全吃光了,这是我一生中吃得最多、最饱的一次肉,算是解了馋,只是大年初一只有萝卜白菜吃了。

                        自十岁以后,特别是经历了1959年到1962年的三年饥荒,心里总是空空的、慌慌的,好像总要填进点什么东西才好,参加工作,有了稳定收入,这种感觉消失了,我利用少许的零用钱充分享受生活,经历了许多生活中的第一次:

                        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吃完一斤面条:上船后每月的口粮定量36斤,吃30斤,余下粮票送回家,肚子总是半饥半饱,1962年底船在沅江,队长从长沙带回每人一斤筒子面的单位福利,我一餐吃了个精光。饱餐一顿后,我徒生强烈的劫后余生之感慨,而且,越来越好的信念倍增!

                        第一次下馆子:1963年10月出师了,月工资增到31元,零用钱从2.5元猛增到8元,船泊津市港码头,我独自漫步在大街上,口袋里的钱隐隐作怪,我找了家小餐馆,点一份乌龟肉0.3元钱、四两米饭0.2元,痛痛快快地享受了一回。

                        第一次喝下二两酒:由于木驳船流动分散的工作性质,以及木驳船组成的船队中青年特少的缘故,让我们这些新学徒特别珍惜在外地相逢的机会。1963年12月,船在津市港口与胡正生的船同泊一地,胡正生大我四岁,高中毕业,因为家庭出生被拒之于大学门外,我特别羡慕他的知识和学问,也倾慕他为人豪爽的性格,每次相聚总有说不完的话,学习古体诗就缘于他的启迪。我们逛街聊天,不知不觉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胡正生强拉着我走进一家餐馆,鱼丸、炒肉和青菜各点了一份,打了六两酒,他满斟上二杯,没等我开口拒绝就说:“水上风湿重,该喝点酒,再说‘李白斗酒诗百篇’,武松醉酒打老虎,知道你不喝酒,是男子汉就学学古人的豪迈吧。”说得有理!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唬得他连连劝说:“慢点喝、慢点喝,喝急酒容易醉。”丰盛的菜肴,神奇的饮料,喝得我云里雾里,他却啧啧称奇,说:“第一次喝酒喝了二两不醉,厉害,大有潜力。”三个菜:鱼丸0.5元、青椒炒肉0.16元、炒白菜0.08元,六两酒0.3元,四两米饭0.2元,一共1.24元,我想掏钱,胡正生豪爽地推开我:“哪有请老弟喝酒让老弟出钱的道理?”在驳船工作的日子里,胡正生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嗜酒成性,1982年殁在了酒上。

                        第一次打赌吃下十二根油条:1964年,通过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全国城乡物资渐渐丰富起来,农贸市场已遍地开花,人民不再在饥荒中度日了。我也不例外,告别了半饥半饱的日子,生活惬意起来。船到益阳遇到好朋友罗中光,异地相逢是驳船青年最高兴的事,两人看完电影,走进小吃店,买了二碗甜酒冲蛋和四根油条,那时的物价低,0.05元一碗的甜酒蛋,0.03元一根的油条,而且油条比现在大多了,至少有一尺五寸长。我无意中说:“我可以吃下十根油条。”罗中光立马搭腔:“打赌,再买十根来,你吃不完怎么办?”我也来了劲,说:“吃不完赔你20根。”罗中光说:“不要你赔,把《静静的顿河》借给我就行。”他在我床头看见了我正在读的这本书,提出借书的赌注。看到我吃完第十二根油条,他失望地“唉”了一声,正如俗话所言“吃人的嘴短”,我主动把书借给了他。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水上生活,逐渐了解了老船员们的过去。

                        过去的驳帆船,没有机动船牵引,船行全凭人力。上水行舟借助风力,张开风帆驶向上流,没有风就靠船工拉纤、撑篙上行;下水行舟驰进河道主流,顺流而下,也可升帆借风力催船快走,船工中除去舵手在掌控航向,其他人全无可事事,“扯白”、打牌、睡觉任由之,正是享清福的时刻,所以有了“有风的相公无风的猴”一说。我航行在湘资沅澧四水,见多了集体水运公司的船员,拉纤、撑篙像猴子一样四肢趴地用尽全力,顺风顺水悠闲享受大自然恩赐的情景。

                        船游弋在江河湖泊中,搏斗在大风大浪里,人说行船跑马三分命,危险无处不在。自古流传下一句话:“人世间有三件苦:驾船、打铁、磨豆腐”。驾船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它的漂泊和危险,驾船人的社会地位忒低,被人称作“船拐子”,从前的年代里,不是家境特贫寒的人家是不会送自己的儿子学驾船的。

                        每当听到师傅们讲述驾船的辛苦和艰难时,我从心底感激共产党带来了今天的好时光,感激师傅们忆苦思甜给我的教育。

                        1964年,湖南省航运局对全省八大港口进行调整,撤并了湘潭港和汉口港,全省驳船统一序号,我和青工叶其康对调上了158队。

                        1965年1月14日,中央发布四清运动的指出:“我国农村和城市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城市里各单位开展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内容的四清运动。为加强基层政治工作,港务局派出干部担任驳船船队的政治指导员,一个政治指导员管理二至四个基层船队,主要任务是掌管几十个船员的思想和工作态度,同时配合四清工作组在基层船队开展四清工作,港务局的大多数干部是从骨干船员和工人中提拔的。我所在驳船的指导员李炳茂,原是码头搬运工人,读过私塾,能说能写,是工人群里的佼佼者,大跃进运动中入党,不久脱产当了干部。他担任指导员后,没用有色眼镜看我,反把我当作他工作上的助手,船上的学习文件由我诵读,会议记录由我做,当他去另一个船队时,布置政工员和我一道主持船队的政治学习和四清运动。船上的运动是务求清除老船员1949年前的封资修思想,树立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世界观,其主要方式是每周雷打不动的二次政治时事学习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

                        我主持参加的第一次忆苦思甜会,是请队长张攸跃主讲,他是生产骨干,世代贫雇农,是公认的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谁知他在一通感激党的套话后,讲溜了嘴,竟从旧社会当长工转到1960年的苦日子上:“我一生里最苦是在1960年,一年到头冒吃过一餐饱饭,天天饿肚子,每个月二两肉定量,不够塞牙缝的,在旧社会帮老板驾船,初一、十五打牙祭,敞开了吃肉,每次开航、进港落蓬要打牙祭,那个时候干活是比现在累,可从来冒饿着肚子做事……”接着又发起牢骚:“大家知道我是大肚汉,六零年下半年下武汉那次,全队人和我打赌,一餐吃四斤米的饭,吃完算大家的,吃不完赔八斤米。煮了四斤米,炒一盆子腌菜,我硬是全吃光了,从五九年到六三年就吃了那么一餐饱饭。后来被全局通报批评,入党也推迟了一年,嘿嘿,我还是觉得划算。”

                        他的话引起全队船员争先恐后讲起了自己在旧社会的遭遇,什么哪里的姑娘最风骚,哪里的婊子最便宜,哪里的赌场最规矩……就是没有一个讲自己在旧社会受到的压迫和剥削。

                        因为李炳茂指导员不在,政工员也是船员,忆苦思甜会就在大家的戏谑和调侃中草草收场。以后的几场忆苦思甜会都大同小异,我将情况汇报给李指导员,他听后不置可否,笑笑说:“那以后就少召开忆苦思甜会了吧。”我却偏执地认为船员的政治觉悟低,旧社会的余毒太顽强,应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改造他们的思想,一度还深感自己任重而道远。

                        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使我的家庭摆脱了生存的担忧,我没有离家漂泊的思念,没有无事可做的忧愁,只有满腹的憧憬和希望、感激和报恩。这种情感让我怀着十二万分的虔诚拼命工作,重事、脏事、危险事处处抢先。对“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更加深信不疑。

                        因工作的努力和性格的随和,凡局里颁发的奖项:先进生产者、优秀青工、优秀统记员、优秀群师等等,我都得到了。基层的队长和政工员不断在上级领导面前称赞我,周永兴队长还到港团委说:这样的人不入团,还要什么样的团员!

                        局团委从1963年4月到1966年文革前组织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培训班,期期我都参加了,每次都是激动兴奋而来,伤心失望而归。尽管遭遇如此,我还是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头脑中逐渐形成共产主义信念,我勾画出那种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歧视和欺诈,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人人平等的社会。再没有了找工作的艰难,再没有了贫穷和饥饿,再没有了歧视……在歧视和贫穷中长大的我,怎不向往呢?我找来许多政治书籍和马克思等人的传记,在船上认真刻苦地读,为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还借来初三和高中的课本自学,坚持写日记,自觉地按团组织的要求坚持写思想汇报。我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保尔·柯察金的话当做座右铭,工整地写在日记本扉页上:“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努力、自觉地崇敬英雄、效仿英雄。我的数十份思想汇报和入团申请书,换来“不错,好好干,继续努力”“要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等等不痛不痒的鼓励,却始终被拒之于共青团大门之外。通过学习,我首先把船员过去的放荡无稽和现在的安分守纪,归功于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定决心脱胎换骨、彻底背叛父亲的阶级,做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年休假期中我也自觉地学雷锋、做好事:春节放弃年休假,在长沙港客运站、银苑茶楼当义务服务员;把自己少得可怜的零用钱送给我认为需要帮助的人。

                        1963年6月的一天,湘江涨洪水,船停泊在橘子洲尾锚地,外舷相梆着一条津市港的木驳船,早上我拿着脸盆去伙食船洗漱,一只脚刚跨进舱房,津市港木驳船上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从右甲板上滚入河中,我本能地甩了脸盆跟着跳了下去,也是这孩子命大,一下去,他的双腿倒冲出水面,顺势抓住他的腿把他调转过来,将其头举出水面,攀住根漂在河面上的相绳尾,在其他船员的帮助下,爬上了船帮。事后孩子的父亲买了个新脸盆和茶杯赔给我,便立刻解缆移船他去。我知道他怕事情被领导知道,因为单位严禁带家属上船航行,如果违反,轻则降职降薪,重则除名。同船的余建勋师傅很不服气,说他做得太不地道,就是重谢也不为过,我坚持要做无名英雄,要余师傅莫声张。下半年转正定级后,队长周永兴知道了这件事,懊恼不已,责怪我和余师傅为什么不早讲,他说汇报上去,肯定能多加一级工资的。当年做这些事,是那么坦然、乐意,没有丝毫勉强,总认为自己做得不够,距离共青团员的标准还很远。

                        看到表现一般甚至较差的青工,光凭出身好、一批又一批入了团,我心里很酸很痛,觉得讲的和现实大有距离!迷惑眼前的现实,会使我一时找不到方向,记起生存线上曾经的挣扎,我又觉得出路就在前面而且还特别的辉煌。我就是在这种痛苦振奋、振奋痛苦的矛盾中挣扎着前行。

                        姐姐李宗明的表现更胜于我,她不光是闻名长沙港的青年先进生产者,还被评为长沙市的优秀青工。为表现自己对组织的绝对忠诚坦白,姐姐一反自小养成的胆怯个性,居然一个人,在没有介绍信和单位证明的情形下,找遍父亲原来有关的单位和劳改农场,一直找到湖南省公安厅,这才在敌伪人员档案室里抄写下父亲的简历,回来原封不动地复制在个人履历表上。姐姐的入团申请从团支部到团总支再到长沙港团委,一致同意。为慎重起见,团委汇报到长沙港党委。依据当时阶级路线的大原则,正团级的党委书记都不敢拍板一个优秀青年的入团申请,党委研究后指示团委专题上报长沙市共青团委员会,报上去审查到超龄,姐姐的入团梦永远石沉大海。她一直在基层单位担任会计工作,凭着几十年的不变信念和兢兢业业的工作,1989年如她所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批准加入团组织的程序是:基层团支部通过入团申请,报请团总支批准,再报请团委批复同意就完成入团的手续了,我和姐姐的入团特例绝无仅有啊。
                     心宽天地阔,华发亦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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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苦难岁月(连载)》已读,甚有深度,难得的翔实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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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OTE][b]下面引用由[u]Huangtian[/u]发表的内容:[/b]

                        [/QUOTE]
                        谢谢您能读它。
                         心宽天地阔,华发亦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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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河内外

                              在水陆洲学习班上,最初见到的人是家住中南矿业学院的钟省勋和住在荣湾镇四医院旁边的王境明,曾在中学里照过面,接着遇到在湖大子弟小学的一级的同学左宗成,唯独与左宗成的友谊维系到老,尽管我们的性格和经历、学识和追求大不相同,他始终我把当作可以交心的朋友。

                              而我与曾经踏上钱粮湖土地又立即折返的同学刘利国,友谊开始得热烈而真挚,结束却让人啼笑皆非。第一次在船员人事调度室见到刘利国,两人面面相觑,对视一笑,都记起了我俩在去荒凉的钱粮湖农校途中的一面之缘。我俩同时发出“你也来了这里”的问候,然后便是自我介绍各自的经历。

                              刘利国长得五大三粗,他祖父是湖南赫赫有名的资本家,在津市开办炼油厂、粮食加工厂,在长沙开办了贸易公司,在湖南长沙、上海、香港都设有办事处,并于长沙小西门孝友里建三层楼的公馆,这在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是震惊地方的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家族企业没有了,公馆也没有了,只留下楼上一间房给他的祖父母居住,楼下一间正房和楼梯间四平米的杂屋则分给刘利国全家五口人居住。

                              我和刘利国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平时两人的船各走东西,很少有机会相逢在一个港口里,偶尔两人的船停靠在一个城市里,哪怕是从汉口谌家矶到汉阳杨泗庙相距五十余里,我俩心有灵犀,必定会相见于湖南省航运局汉口港的调度室里,然后兴致勃勃地游玩到傍晚才依依不舍地分别。船员的年假是由各船队十几个人商定轮休时间,六二年上船的一百多位青工很难碰在同一个时间休假。几年中我俩想方设法约在一起休年假,先回长沙的就以对方的口吻,打电报到船员调度室,称家有重大事情请其速归,这个办法百试不爽,调度室会立即通知在外地的船让其离船回家;我俩一起学雷锋,一起写入团申请书,四十八天的相聚总嫌日短,意犹未尽中再约明年。

                              1964年8月,大弟宗元初中毕业,他的成绩一直是全年级的第一名,收到的却是落榜通知书。他的同学在中考后都说:“李宗元,要是你考不上高中,我们班没有一个人考得上。”结果连三门功课不及格,拿到初中肄业证书的同学,只因出身工人家庭,都堂而皇之进了高中。唯独他,这个长沙市的三好学生,门门功课优秀的学生,被拒之校门之外!这种打击对十六岁的少年来说,太残酷了。正是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方兴未艾,母亲、姐姐和我都劝宗元留在家里明年再考,他说:“不考了,再考也不会被录取的。我下乡去,留在城里会闷死的。”拗不过他,1964年10月,他随大批青少年下放到郴县插队落户。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在学校造反的同学抢出学校里保存的学生档案,我和宗元看到同学送来的档案,宗元的学习成绩门门在九十分以上,中考成绩全校第一,可是档案里宗元政审表上清晰地盖着宽约三厘米、长约七厘米的兰色印章,图章里醒目的“此生不予录取”六个字,无情地斩断了他的求学之路。

                              1967年,初44班二十几个同学在师大附中聚会时,我独自询问请来参加聚会的校长李迪光档案里盖章的事,他告诉我说:“招生工作开始前,各学校将所有学生档案统一送交长沙市招生办公室,由招生办进行分类,分重点录取、普通录取和不予录取三种,凡盖上不予录取图章的,就永远失去了升学机会,任何学校都不会、也不敢录取他,这是贯彻无产阶级阶级路线的必要措施。”

                              1965年3月中旬,我休年假到宗元的知青点探望他,在郴县塘溪公社珠堆大队北边生产队六男四女组成的集体户里住了一个月,他们都是响应毛泽东主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立志做革命的新农民,自觉自愿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第一年国家发放知青每人每月5元钱生活补助,这点钱刚够他们买回粮油和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十几岁的城市青少年不会农活,自留地种着枯廋的几颗青菜,生活极其艰苦,几乎餐餐是清汤寡水,最好的菜是我们一起在山上挖回的竹笋,煮上一大盆,十一个男女青年一抢而光。

                              我住在乡下三十天没吃过鱼肉,农村生活虽然艰苦,但苦中有乐,我学会了不少农业知识,学会了犁田、扒田,打秧格,至于捆秧苗、插秧就更不在话下。好在一点,大家年龄相当,同来自长沙,谈资自然不少,没有谁会去想今后的生活,每天总是快快乐乐的,真应了“少年不识愁滋味”词句的意境。

                              在知青点中我最佩服的青年人是胡天沛,他家住长沙南区杏花园,本是湖南财贸学院三年级的学生,只因爱好文学想入非非,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满以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怀着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立志当第一代新农民的决心,到最艰苦的坏境里去寻找灵感来实现自己当文学家的理想。他提着满满一箱子书,随身衣裤则用个简陋的布袋装着,大学没毕业就下了放。第一次与这么有学问的人倾谈,第一次接触《古文观止》,第一次看到《战国策》……以及听胡天沛谈古论今,我钦佩之余深感自己知识贫乏,暗下决心一定要迎头赶上。

                              在郴县乡下我还遇见钱粮湖农校的同学张诚,他61年被农校除名回长沙,不知什么原因几年后竟下放在郴县当了知青,他热情地邀请我去他落户的山村,我跟着他在大山里转,走了二十几里,在四处通风的他单独居住的石头房里与他抵足而眠。他仍忘不了吹嘘,正像在钱粮湖吹嘘自己中学期间一直当任班干部,这才被校领导指定为校学生会主席一样。他踌躅满志地诉说着自己如何进步,如何受到重视,还拿出把小号来炫耀。可我看出他的生活环境比弟弟的知青点差远了。

                              我在知青点只生活了三十天,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可想而知,那些下乡几年、十几年、甚至一辈子的知青,何曾不是都有刻骨铭心的心酸记忆。

                              最幼稚的事是从郴县宗元知青点回长沙后,年轻男女热热闹闹的集体生活,让长年生活、工作在老男人堆里的我格外留恋,这与青年船员一支独秀的漂泊生活形成极大反差,这种反差时时困扰着我,几经思考我决定辞职到郴县去,我找到刘利国,绘声绘色地描述起乡下的有趣生活,并告诉他我要辞职下乡,谁知他竟热血沸腾了,毫不犹豫地提出同我一起下农村去。我俩将辞职报告递交轮驳大队,被拒绝后直奔长沙港四楼党委副书记郭岐峰办公室,提出辞职的请求,郭书记先鼓励了一番,后说驾船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婉拒了我俩的申请,要是他真批准了我俩的请求,我成了知识青年,我和我家的历史就得改写了。后来想到这狂热而轻率的行为,真的感激阻止我的郭岐峰书记,这段插曲常被我的朋友们取笑。

                              回船后,周而复始地重复着单调枯燥的航行、寂寞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知青、工人这个社会现实的落差,下乡的狂热消退了,而且一想到母亲会因为我的轻率而失去主要稳定的经济来源,最终也只能随我下放农村,生活在农村艰苦环境中,我便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想清楚了这些,我发誓,此生一定抛弃个人的任何私欲,让母亲有一个平静安宁、衣食无忧的晚年。

                              1964年10月,在我们的要求下,舅舅、舅妈(姑母)中止了按月的汇款。

                              每次远航回长沙,利用待装待卸和待航的时间回家探望母亲,奉上从外地买回的些许特产,我深知母亲的刻苦和持家的精明,故从不询问家里的经济状况。

                              1965年9月的一个晚上,我陪母亲坐在大樟树下纳凉,无意间问及家庭开支情况。家中经济来源是我和姐姐每月寄回家的40元,母亲一生不会说谎,她原原本本地细算给我听:“你和宗明每月的40元,寄8元给你乡下的父亲,抽出点钱还从前借的债,我和宗平的生活费够用,你不用担心。”1964年后船上的伙食费提高到每月12元,母亲节省,她和弟弟两人每月生活费肯定不会超过24元,扣去寄给父亲的8元和其它的零星开支,每月至少能抽出5元钱来还债,舅舅虽然没再按月给我家寄钱,但在年节前和家里有事时(如宗元下乡)还是寄来10——20元不等的钱,一年算下来也有四五十元。出师两年家里每月都有40元的固定收入,还了两年的债还没有还清,我疑惑而关切地问母亲:“到底欠了多少债,怎么两年都没还清啊?”母亲说:“债不多,只有50元。”1962年我刚参加工作时母亲高兴地对我说:“这下借的钱归还有望了。”她清楚地告诉我只借了扬娭毑30元钱。还了二年债,不减反增到50元债务,我强迫母亲说明真相,母亲拗不过我,便一笔笔算给我听:“1961年你爸爸从农场回来,身体特差,我找杨娭毑借了15元,月息百分之十。没钱付息到62年你参加工作时,累计到了30元,你爸爸下乡又借了10元,还是没按时付息,月息就往本金上加,越累越多。1963年10月你们出了师,每月按时交付5元月息,也还了点本金,只欠50元了。”我算算,实际借了25元,还了两年的利息,是25元的五倍,这是高利贷呀!太黑了,我站起身想去找杨娭毑。

                              母亲明白我的想法,厉声叫住我:“你想干什么?要逼死我吗?”她顿了顿,语气和缓了,但透着无比的固执:“当年我们那样穷,谁肯借钱给我们?只有扬娭毑伸出了援手,现在我们宽裕了点,就不记她的好,我做不出!”

                              我怔住了,从小到大母亲哪怕是在惩罚我时也和颜悦色,从没见母亲如此发怒,竟以死相逼,我回到屋里,对母亲说高利贷是违法的,如果举报到派出所,杨娭毑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我们的债也会重新清算,不能这样无止无休地让她剥削。母亲听完我的陈述,更加坚定地说:“杨娭毑是个孤老,就靠丈夫留下的钱放债维持生活,既没骗我又没逼我,是我找上门去借的钱,而且事前都讲明白了的。你若要砸烂她的饭碗让她坐班房,我就死给你看!”

                              我知道母亲讲得出就做得出,只好保证不再过问此事,让母亲自己处理。母亲也知道我说了就会遵循,她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缓缓地说:“人啊,最难得的是雪中送炭,杨娭毑肯借钱就是雪中送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别操心家里的事,把心事放在工作上,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我离家的第二天,母亲找到杨娭毑,细说了与儿子发生争执的事,杨娭毑自觉理亏,其实是更怕我找她的麻烦,主动提出从10月起不再要月息钱,以后归还的钱都算是本金,还满50元就清帐。五个月后,母亲见到我,兴奋异常,长长地吁了口气,无比轻松地说:“无债一身轻!真好!”

                              我的青少年时代最为活跃,对工作满腔热情,对生活热情满腔。一道上船工作的一百多青年工人,按各自的家庭、性格分成好多个小群体。热情和真诚,让我与所有群体的人都保持着友善、良好的关系。我笃信社会倡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新时代精神,以自己单纯直率的个性与人交往,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不看人脸色,不听人话音,将自己对他的看法以及赞扬和批评,和盘托出,往往自顾自地滔滔不绝严肃认真地抒发己见,因此常得罪人而不自知。那个年代,人的思想就是那么单一和幼稚,人人以上级的话为奋斗目标,更别说党和毛主席的指示了,那可是至高无上的真理,我同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一样,无限虔诚、无限信仰,没有一丝一豪的虚假。

                              这种幼稚被我的“酒师傅”胡正生治愈了一大半,那天,我俩相遇在湘阴临资口,胡正生说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一直谈到深夜,临别前他说:“送你两句增广贤文上的话,你慢慢去体会吧。”他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宁忍千句语,不争一时锋。”“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话人非。”第二天,我把这两句话工工整整地用毛笔写下来,贴在床头,胡正生的一番话和增广贤文的警句,对我的成熟起了重要的作用。胡正生好酒,这个坏习惯终究害了他,三十几岁酒精中毒,照顾他在长沙客运站趸船上工作;1982年7月的一天,他喝酒后跳入湘江游泳,他的水性本就一般,便将生命定格在了四十岁。几十年过去了,他的音容相貌依旧能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

                              1966年12月到1967年3月,是甜美的三个多月。

                              我船承担了湖南洞庭湖东湖佬到岳阳造纸厂运送芦苇的任务,担任这个任务的有本港和其他港口的二十多条木驳船。洞庭湖沿岸浅水处天生长着许多芦苇,秋季湖水退去,露出大片芦苇地,广袤纵深几十里没有人烟,全是二米多高的芦苇。深秋时,当地农民把芦苇砍下来,打成捆,卖到各地的造纸产,芦苇是造纸的上好的材料。芦苇的收割和售卖必须通过国营西洞庭湖农场,社会主义制度,天生的芦苇是国家的财产,不允许个体经济存在,更不允许私人砍伐芦苇,其实不要制止也没有人去私自砍伐芦苇,因为你根本就无法卖出它。每年秋天,在国家计划指派下,国营农场在湖边建立起芦苇场,砍芦苇、打捆,集中卖给造纸厂。东湖佬芦苇场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靠近临时、简易的船码头处堆码着几座三层楼高的芦材山,中间空地里修建了几间简陋的办公室和工棚,分别住着七八个农场派来的临时工作人员和二十几个农民搬运工。

                              我驾的384——乙船参加东湖佬芦苇的运输任务,从东湖佬到岳阳纸厂,航程约五十公里,船停泊在东湖佬待装和装载的时间长,航行三小时到岳阳,卸完芦苇返航到东湖佬最多三天时间,而在东湖佬待航的时间短则五天,长则十几天,芦苇场远离乡镇,没有商店、没有电灯、没有马路、没有任何供人集聚的地点,只有望不到边的芦苇和大片水域。

                              二十几条船七八十个船员中有十来个青年,他们都喜欢围绕在芦苇场计数发筹的六个姑娘身边,这几个姑娘是国营农场请来的临时工,姑娘们的工资按天计算,每天1.5元,清场后扣除每月10元伙食费,核定劳动天数再行发放。每天在船舶装载中,她们拿着竹签站在上船的跳板前,查清搬运工背负的芦苇捆数发给对应的竹签并登记好数字,收工后与船员对筹码总数收回竹签,回工棚清算搬运工人当天的工作数量,双方签字予以确认。搬运芦苇计件发放工钱,每捆0.5分钱,力气大的一次能背五捆,每天三十个来回,背运150捆芦苇,得工钱7.5元,一般的劳动力每天能挣到5元钱。

                              晚上,芦苇场里万籁俱寂,悄无声息,只有船上和工棚里闪烁着马灯和煤油灯的微弱光亮。这些逗留在荒凉湖畔的青年男女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一起,青年船员殷勤邀请姑娘们上船玩,船上虽然没有电灯,大号的马灯足以将十几平米的船舱照得通明透亮。兼之船上有少许的棋牌等娱乐物品和报刊杂志,热情的青年船员从不吝惜自带的茶点,十几个姑娘和男孩,欢笑声调节着长夜的孤寂。几年的漂泊和孤独,使我一见到陌生姑娘就面红耳赤、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遇到这种情景,我只好礼貌地点点头,独自走回船头的睡舱。

                              我的船头睡舱是置放锚链、钢缆等船用工具的地方,船员习惯叫它铺头舱。为能有个清静的读书环境,我单独在铺头舱的右后方铺设了一个长二米、宽一米的床,床头直立个一米高的空桐油桶当书桌,“书桌”上放着自制的竹笔筒,笔筒里插着一支毛笔、一支铅笔、一支钢笔,还插满手工做成的刀枪剑戟十八般竹兵器;前隔梁上用长钉平铺镶放一块短木板当书架,上面放着几本书和几个笔记本;床头贴着张穆桂英的骑马像。因我的落落寡合,反倒引起几位姑娘的兴趣,她们跳下船舱,惊喜地发现原来简陋单调的驳船上竟有如此别致的房间,于是挤坐在小床上嬉笑、聊天。临走要走了我精心雕制的青龙偃月刀和开山板斧。

                              经过多次接触,渐渐熟悉后我的话匣打开了,说话流利了许多,几个姑娘中数张筱萍最漂亮,她又是六个姑娘的中心。再一次停泊东湖佬时,到我睡仓来的人只有张筱萍一人了,其他姑娘默契地给我俩腾出空间和时间。我和张筱萍谈书本、谈理想、谈经历,直谈就晚上九、十点钟,再将她送回岸上的宿舍,转身会听到姑娘们友善的打趣声。同船的师傅们都说我交了桃花运,青工们不无嫉妒地说:“你是美男子,找最漂亮的姑娘当然是你的特权。”我却矢口否认自己在与张筱萍谈恋爱。

                              历经三个多月的转运,东湖佬附近的芦苇基本砍光,三座高耸的芦材山几近搬空,芦苇运输将近尾声,最后一次停泊在东湖佬,夜空朦朦,漏出几点疏星,月光淡淡,笼罩着荒凉平坦的湖畔,冷寂的江水轻轻地拍打着船帮。我和张筱萍静静地坐在船头将军柱前,仲春的凉风伴随着即将到来的离别忧伤,我俩沉默着。三个多月来,给我频添了许多欢乐和期盼,每次美好的憧憬总被责任打破,我清楚自己的家境,牢记自己对母亲的承诺。我的忧伤、无奈和惆怅,在这凄清的月色下膨胀,我断然拒绝了张筱萍保持联系的要求。张筱萍站起身,轻轻说了声“祝你幸福”,缓缓下船而去。她如一道彩虹,给我年轻孤独的心以短暂而真实的欢愉,她宛如一道彩虹,无声无息地从我身边永远消失了。

                              工作和生活虽然清苦孤单,但母亲日益康复的身体让我倍感欣慰。母亲1960年瘫痪在床,又患了水肿病,靠着自身的顽强,在没有任何治疗和药物的情况下,一年多后居然能拄着拐杖慢慢走上一里路,速度虽慢,总算能亲自上街买菜了。我和姐姐有了工作,不吝于给母亲打了一针强心剂,身体日见好转,那些在1960年断然说母亲活不过三个月的老邻居们,全改变了语气:“你是前世修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有天,远航回家,母亲见到我就眉飞色舞地说:

                              “我做了个梦,梦到一个白胡子老人,他亲切地叫我丢掉拐杖,我真的丢了拐杖走路,结果笑醒了。唉!真能丢了拐杖就好了!”

                              果真,不久母亲的梦灵验了,一天上午十点,母亲在整理姐姐回家睡过的床铺时,发现了姐姐的工作证,她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证件,情急之下,拄着拐杖一步一颤地走向长沙河东小西门客运码头。五里多路,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在二点湘阴班启航前将工作证交到姐姐手中。离船匆忙竟忘记拿放在船舱门前的拐杖,再想去取时,船已离开了码头,她只好硬着头皮一步步挪回了家。

                              从那天起,母亲真的丢掉了拐杖,以后的三十几年里,她走路再没用过拐杖,直到半瘫在家时仍坚持不用拐杖,借助一张骨牌凳在家里来回挪动,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顽强地活到九十岁。

                              母亲应了麓山南路荫马塘老邻居们的话,晚年不再为生计发愁,不再为儿孙们的工作生活担心,不再为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担惊受怕。她虽因长年严重的内风湿病,手关节和十个手指全部变形僵硬,双腿也变形弯曲,而其他的疾病却全部远离了她。她晚年是在平静而安详,知足而长乐的心境里度过的,她是麓山南路荫马塘那一辈人中唯一一个活到了二十一世纪的老人。
                           心宽天地阔,华发亦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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