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72年底，主持湖南省工作的军队代表卜占亚因故调离，已调中央的华国锋回湘，单独召见了胡勇（汽车电器厂）、唐忠富（曙光电子管厂）等人，“工联”派扬眉吐气了，主要领导人胡勇当任了省革委副主任，唐忠富两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出任省总工会主席，“工联”派的雷志忠（省汽车运输公司）担任了长沙市委副书记。“工联”的基层头头相应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
“工联”派“海燕”的赵家林，进入长沙港务局三结合领导班子，担任局党委副书记，赖宇明出任局团委书记，还有“海燕”的叶其康、刘延春、谭可成等人都在局下属各级革委会中任职。
1973年9月，省航运局调整各港运载力，我所在的铁甲板驳移交常德港，交船后我从常德乘长途客车回到长沙，从革委会成立之日起,长沙港实行政治建港、军事建制，全港的客轮、轮驳大队，三个码头作业区以及其他车队、工厂下属基层班组、车间均称之为连、排，我所在的225队甲板驳原归属轮驳大队第四连，回来后，大队人事调度员让我仍回四连报到。
随即我向轮驳大队领导提出请求，为照顾多病瘫痪的母亲，要求调到回长沙机会多的拖轮工作，大队人事调度室主任王清福同意了，却遭到驳船四连连长陈楚平的反对，他先以连队缺员为借口，王主任同意在新招青工中多分配二个人补我的缺，陈楚平又提出技术骨干被调走会影响整个连队的生产，坚决反对调我去拖轮。我思前想后，始终想不起在什么地方得罪过他，气得易双桂提着根木棍要到水陆洲连部去教训他。1984年，我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他托我的朋友李星罗来说项，也没说出1973年阻止我调动的真正原因。1987年他办理完退休手续后，专程从丁字湾到长沙请我去他家，席间说了许多真诚感激的话。
长沙港务局的传统习惯于把船舶分成三等：客轮、拖轮和驳船。客轮航班定时定点，工作生活有规律，是船员最理想工作的环境；拖轮机动性强，在长沙待拖船员的机动时间多于驳船船员，况且每月中必定在长沙检修四至五天；驳船进港后要忙于装卸货物，即使是待装待卸时，也不能随便离船，因为谁也不知道何时开始作业，只能在待航时，到船舶调度室问清出航时间才能匆匆回家一趟，驳船一出航就莫问归期，在外港的待航、待装卸、以及货源的流向，下一个航班去哪里，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离长沙三、五个月是常有的事，还要经常停靠在荒无人烟的河汊小点、滩头洲尾。
鉴于不能调到拖轮，我平生第一次拒绝接受船舶大队回四连报到的调令，僵持了四十五天，不上船也不去领工资，第二个月，终因家中经济拮据，我便想退而求其次，上四连驳船中条件最好、最稳定的航线船“快速班船”，这个要求大队领导同意并直接下了调令。于是，我到人事调度室要求补领工资，调度员拒绝审核，并向副大队长程甲东汇报，程甲东听完汇报，严厉地说：“矿工四十五天，完全可以除名了，工资必须扣发，再不上船就作开除处理。”我又是平生第一次同顶头上司程甲东大吵大闹起来，他觉得有伤颜面，匆忙离开调度室，我追上二楼，在他办公室里拍桌打椅，吵闹声惊动了隔壁办公室的党总支书记（教导员）言金鉴，他把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询问争吵的原因，我气愤地说出要求调动和上快速班的理由，言金鉴听完后，立刻打电话给陈楚平，令他安排我上快速班。又让程甲东交待人事调度室，让我补领了上月工资，第二天我在西湖桥码头（现在的杜甫江阁）上了151队3号木驳船。
快速班（线）是一条拖轮边顶一条木驳，定期定点运送鲜、活农副产品。长沙港有两条这样的固定航线：一、长沙至常德，四天一个来回，长沙、常德装卸两天；二、长沙至茅草街，六天一个航班，在长沙装卸两天。快速航线是承运湖南省外贸在茅草街和草尾收购的鸡、鸭、柴鱼、鳖、黄鳝、蛋等鲜活物，从长沙转运出口。回程运送政府调配给茅草街、草尾一带的日用百货和烟酒糖等物资，在这条航线工作的船员常能买到极其廉价的农副产品，每个航班还能在鸡笼鸭笼里捡几斤蛋吃，所以全大队的船员都说“是个肥缺”。死鸡鸭0.2元一只，死洋鸭和洋鸡0.4一只，死柴鱼0.2一斤，船员买到的宰杀晕头的鸡鸭。
我在湘西的那段日子里，调到市总工会当通讯员的易双桂，经常一人到河西，陪我母亲聊天以解她思子之苦，又常邀在装卸机械厂上班的罗国华结伴看望我母亲，还常常放下几元钱和几斤粮票，其实他俩的家境也不好，双桂有多病的母亲要养，国华下面三个弟妹没有工作。母亲在晚年无数次提起他俩，满足地回忆起与他们的交谈，话语中充满了由衷的感激。
1974年下半年，已经调到长沙水泵厂的易双桂，站在西湖桥码头等我，我的船刚停靠好，他上船就抱怨说：“他们好过，当官了就不管弟兄们。你应该去找他们，要他们调你上岸。”我知道双桂是要我去找赵家林他们，但此时的我，早已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命运，而且我深深地感到自己很肤浅，需要不断提升，水上是最好读书和修身养性的地方，再者，性格也决定我不会开口求人，特别是为自己求人，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当我觉得水上对学习没有帮助之时，就是我离开之日！我让他等着，我俩终有欢聚在陆地上的一天。
从三线参运回来后，虽然仍航行在湖南内河，因为航班定点定时，我与在长沙港装卸机械厂当钳工的刘利国，见面交谈的时间多了很多，他是我参加航运工作后最好的朋友，一起休假，一起学雷锋，一起参加文革，他家住石门坎夏有里，我没少在他家吃住。自1972年后，他父母的势利和利国的实用主义行为让我渐生反感，在对理想和现实的认识上各持己见，对生存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处置上渐渐大相径庭，我厌恶趋炎附势，而他母亲一见到赵家林、赖宇明升了官便立马攀亲认干儿子……渐渐我和利国常因话不投机而不欢而散，最后一次长谈时他恳切地劝要我面对现实，少点书生气。他现身说法，大谈处世圆通的好处，大谈金钱权力的作用，大谈学以致用的要诀……我越听越烦，因为我脑海里已镌刻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知足常乐”、“不为五斗米折腰”等等古训，哪里还听得进他的话？我的轻蔑态度大大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终于愤愤不平地站起来说：“我的哲理，是二十多年的生活积累，事实也证明了我过得比你好，要不是朋友，我才不会讲得喉干舌燥。好心没好报，再不同你讲这些了。”此后我和他最早建立起来的友谊归于了平淡，见面只剩“今天天气哈哈哈……”一类的寒暄了。1984年我获升迁后，他又像最初时一样亲密地邀我去他家，伯父伯母也平添了七分殷勤，双双为我夹菜，利国说：“你是我们六二年同事的骄傲。”刘伯父说：“我早知道你不是平凡之人。”刘伯母反复叮嘱“常来噢！”1985年，刘利国在其娘舅帮助下移居美国后，我还是尽心尽力为他办好几件事（购房工龄和上海到长沙货物托运）。
1974年2月，船上政工员向我们传达毛泽东批发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易双贵、罗国华、刘利国等在岸上工作的朋友，都劝我再找赵家林，调上岸参加运动，因为他们常听我讲述“孔孟”和“四书”以及中国历史，知道我已不同于从前了。
三十而立，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不再属于我，我再不会盲目投身蒙自己于鼓中的任何政治运动了。我用已获得的知识理智地看待、分析这场政治运动，不想借用时势来改变自己的工作环境。我认真地阅读上级发到船上的所有法家著作，细读报纸上的批判文章，同时也读《论语》《孟子》等儒家书，经过近四年的自学，我信奉孔子的学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是在长沙港务局大批判组里同那些笔杆子们辩论时，也骄傲地宣称“我是拥孔派”，因为我知道，对待一个最底层的工人，是不会拖出来批判的，否则的话，我是不会充当出头鸟的。
对于批林批孔运动，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孔学的被帝王利用，应该归罪于统治者和御用文人，是他们曲解篡改孔子的思想和言论。正如出了马列主义，应运而生修正主义，难道要归罪于马克思和列宁吗？”
1974年3月，我的船一进港，匆匆过河回家看望母亲和二岁多的外甥刘彦，姐夫在客轮当大副，姐姐在客运站物资供应处，两人工作很忙，母亲承担起照料外孙刘彦的任务，因此我每次回港第一件事就是回家探视。
这次回家，正逢刘彦的后背脊梁正中长了个疮，红肿疼痛，整日哭闹，邻居张二嗲用草药敷治了几次不见效果，听人说这是背花，相当严重。我忧心忡忡地回船，在客运码头上巧遇罗中光，忧伤地向他诉说了刘彦的病情。罗中光醉心武学，我、王伯纯和他三人曾一同向李世强学习武术，只有罗中光坚持了下来，现在他又开始学习用中草药治疗跌打损伤，他安慰我说：“放心，就一个包，我去看看，没问题的。”罗中光在客轮上任水手，二天回一次长沙。
本来是六天一个的航班，不料船到茅草街卸载后，临时抽调到常德，半个月后我才回长沙，心急火燎地赶到荫马塘，刘彦欢呼雀跃地跑出来迎接，他已经痊愈了。母亲说，你的朋友罗中光真好，你走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来了，看了看红肿的疮，出去采了些草药，在嘴里嚼碎给刘彦敷上，刘彦晚上就睡了个好觉，临走时告诉母亲别动膏药，待他后天来换。第三天刘彦早早站在大樟树下，望着马路不停地问：“罗舅舅什么时候来？”罗中光准时准刻，利用在长沙的时间，从中山路轮船客运码头跑到河西天马山荫马塘为刘彦换药，九天就痊愈了。我揭开刘彦的衣服，他脊背正中只留下一粒绿豆大的疤痕。
后来，罗中光告诉我，这种疮的确叫背花，只要懂得治，它就是个小疖子，不懂得治会要人命的。他还告诉我，今后凡长了无名包疖，你先用柳树尖、楋树尖，还有一味药我不记得了，把三位药等量采齐，在口中咀嚼成糊状，敷在包疖上，可以遏制包疖的生长，然后从容找能人医治或是送去医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