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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白”
                       文/  刘荒田
 
    我的故乡广东台山，方言属于广州话（俗称“白话”）语系，别的不论，单说对亲人的称谓，就够复杂。比如，我的村子，居民清一色的姓刘，但对父亲的称呼，有的人家发音为“爸”的平声，有的发为“爸”的去声，有的称为E，大概是“爹”的变音。差别的来由在宗族和支系。“一世祖”刘世华生下七个儿子，两个夭折，余下五房繁衍开来，每房的细微区别，体现在这等称呼上。但有些称谓在全县大抵一致，如称祖父为“爷”，祖母为“人”；外祖父为“公”，外祖母为“婆”；曾祖父为“白公”，曾祖母为“白”；高曾祖父为“赤公”，高曾祖母为“赤白”。愈往上溯愈和大米扯上关系－－精磨过的是“白”；其前身，自然是“赤”，即糙米了。为表亲昵，或尊崇，或为叫起来顺口，又在祖宗称谓前头加“阿”字。“赤”以上如何，不得而知。古往今来，四代同堂已经惊天动地，老祖宗去世不戴孝而穿喜庆的红袍，治丧成了治喜。五代以上同堂的，还没见过。    
    我小时候，有一位“阿白”，即我母亲的祖母。她并非我外公的生母。她怎样成为外“白公”的继室，母亲没有细说。就我所知，在民国以前的侨乡，好些男人出洋去，高堂要人照顾，须在家乡娶下媳妇。这样的夫妻，从成亲开始就远隔天涯，举行婚礼时在祖屋行“拜天地”大礼，新郎只好由一只公鸡代庖。兴许，“阿白”是我的外“白公”漂泊在美洲的日子，发妻在乡故去后续娶的，两人从来没见过面，怪不得“阿白”没生养过。    
    我的家族史上，曾祖父远走秘鲁，老死异乡，我小时只见到他的照片，供在八仙桌上，一撇小胡子，和祖父不大象。曾祖母艰难拉扯大的祖父倒争气，读过几年私塾后，进城当中药铺的学徒，当“巡城马”，后来和祖母一起当流动摊贩。再后来，在小镇里开杂货店。同时在村里置田产，建全村最气派的青砖大瓦房，俨然殷实人家。解放前夕，由精力旺盛无比的父亲作主，关闭了杂货店，迁到另一个小镇经营文具纸料店。    
    解放初期，中国人满怀希望，我家日渐兴旺，位于丁字街的文具店，才两三年便成为全镇同行业的翘楚。每到小学校开学在即，店里忙得一塌糊涂，我才六七岁，也被祖母抓去站柜台，踮起脚尖，给玻璃柜台前站得密密麻麻的小学生和家长，递铅笔、墨盒、描红簿，收钱。这样的旺季一到，母亲就给托人给“阿白”捎口信，请她来帮着看小孩，做家务。“阿白”便从20多里外的苏江畔，风尘仆仆地赶来，神情极为庄严，仿佛是外放的臣子接到皇帝老儿的圣旨，赶到京城效命似的。    
    那时的“阿白”多少岁，不大清楚，大概60上下吧？脸上的皱纹不多，但极深刻，一若小学《地理》课本内那张“黄土高原”的插图。那时我爱画画，每回画孙大圣，猴脸就拿“阿白”作蓝本。“阿白”本来矮小，背又驼成虾公模样，走远路时拖一根老树根疙瘩做成、顶端开叉的拐杖。一双裹了又放了的“解放脚”，挪得慢，远看仿佛一只蜗牛，拐杖成了蜗牛的角。她的脚长那样畸形，每回她侍候我洗澡，我一边玩水，一边把手伸出澡盆，把她的木屐卸去，用力去掰恰似一坨老姜般重重叠叠的脚趾，要把它们排列成行。阿白只是喃喃地半笑半骂，不加阻止，到痛得受不了，就拍拍我的手，把脚缩进木屐里。    
   “阿白”每次到家来，都住上十天八天到两三个月，居停的长短，所依据的似乎是我的“阿人”的脸色。以厉害闻名闾里的祖母，是家里的实权人物，她生性吝啬，店务忙时急需扶弼的人材，对比她大十来岁的亲家祖母便客客气气；生意淡了，就心疼吃口多，偶尔指桑骂槐，令“阿白”受受气。母亲一看到风色不对，便打发自家“阿人”走路。“阿白”在家，是我们这帮小孩最亲的人，因为祖父母和父母亲没空看管我们。“阿白”是专职保姆，照料姐姐、我、还有两个弟弟，一个个地喂：大的喂饭，小的喂“煲仔粥”（一种专供戒奶后的婴儿吃的稀饭，做法是做饭到水开时，将半熟的米连汤舀进小瓦煲，再放进灶膛的余烬煨至全熟），一个个放进背带里，背着睡。“阿人”常称赞她，说她背的小孩子最乖，才拍那么几下，就睡着了。盖因“阿白”背驼得厉害，几乎就是一张斜放的童床，小人儿伏在上面特别舒坦。    
   “阿白”最得人心之处在豪爽。本来，我家那时家境不错，但大人自己省俭不算，对小孩的零用钱捏得特别紧。我伸手向祖父和父亲讨，总是一张面额最小，如今已毫无实用意义的纸币：起初是“一百元”，往后改称“一分钱”，寒酸得羞于示人。所以，我渴望生病，不是出于“因病得闲殊不恶”的雅人高致，只因发过烧，夜里服过“清火散”或者“六和茶”，第二天起来，就理直气壮地向父亲讨5分钱，外加从货架取下的一副最小的新扑克牌。可惜，小孩的病，无非感冒，也非得三五个月才来一次，不过瘾得很。阿白一来，不病也不愁没零花钱。几乎每天大早，她就来“贿赂”我，掀开侧边开襟的士林布“唐衫”，从内衣口袋掏出鸡心形的绣花荷包，用两只因为奉献的兴奋而微颤的手指，夹出5分钱的纸币，有时竟是1角。条件是：今天乖，不欺负弟弟。这可是童年的“六合彩”，我手攥还带着老人体温的钱钞，跑过步月桥，追寻熟食专业户“卤味寻”的太监嗓子：“好靓－－够味－－牛膜萝卜－－来嗨！”买上一串滚热的萝卜，竹子的尖头，有两块虽切得纸片般薄但足叫同伴大咽口水的卤猪肝，蘸上芥辣，在街旁风风光光、雪雪有声地啃。这样豪奢的小吃，有“阿白”在，我每天都享受到，偶尔运气殊佳，还不只一次。至于家里大人隔十天八天才赏赐的一分钱呢，至多对付得一块三角形的软拉糖，或者一块炸豆腐角而已。    
    有时，我和弟弟在外头享受过小吃，不曾把嘴巴揩干净，回到家，母亲循蛛丝马迹追问钱的来源，我们据实招出。母亲便怀疑“阿白”的道德操守，怕她在店里偷钱，这叫“打穿抽屉底”，最犯生意人的忌讳。家里财政收入减少还在其次，她娘家人丢脸，少不得挨碎嘴婆婆的教训。不过，“阿白”对自己的清白，是誓死捍卫的。我也站在阿白一边，替她辩护。一来，阿白从来不走近柜台后的钱柜；二来，店里总有人守柜台，不是爱哼几句“悔教夫婿觅封侯”的祖父，就是机警非常、作风泼辣的祖母。至于父亲，多半在外头跑。同时，我也纳闷：阿白并没人接济，哪来的钱呢？“阿白”在老家，不是没有亲人，我舅父一家和“阿白”同住，家境不错，因为半辈子在旧金山唐人街与人合股开豆腐店的外祖父，在我出生的1948年“返唐山”养老以后，那豆腐店每年还给舅父付来红利，从数百到上千美元不等。可惜舅父母对“阿白”刻薄有余，孝心极为有限。于是母亲怀疑“阿白”在外头手脚不干净，曾经正言厉色地警告她，她嘟嘟囔囔地辩解。自此，她给我钱时，总要鬼鬼祟祟地加一句：“小心，别给你妈晓得。”       
    50年代初期的乡下孩子，家长大都放任自流，野惯了。我小有不同，两三岁那阵，身为“小少爷”，未来小开，给宠出炙手可热的气焰来。有一回，就为了采一种浆果，拿来做玩具“泡泡枪”的子弹，先是祖父，继而是父亲，冒着大雨陪我到镇外的林子去爬树。不过，长到五六岁，弟弟们相继出生，家里生意随着“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步步深入，渐渐进入颓境，我再也不娇贵。好在“阿白”永远是我的知心朋友。我在童年最大的爱好，是捉鱼。这种“寓稻粱之谋于耍乐”的活动，大人当然不会阻拦。酷暑季节，我和伙伴在毒日头下捉罢鱼，背脊给晒得象烤乳猪，回到家，至多挨几声不痛不痒的斥骂而已。小孩子家不曾“独钓寒江雪”，小镇只一条横贯其中的河，好在镇外田垌尽多小溪。我们多是在溪里挖泥筑坝，把水舀干，再捉鳅鱼、鲫鱼和黄鳝。这项活动，最吃力的是舀水，我们的工具不是水桶，就是瓦钵，“土法炼钢”一般费力不讨好。于是，我渴望象别的捉鱼行家那样，拥有一只戽斗。这器具可稀罕，你拿了上好薄铁皮，出高价，央求巧手的薄铁匠才做得来。阿白有一回到家来，居然带来一只蔟新的戽斗！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扛着它，在田埂里高视阔步，不亚于今天暴发的大款开起“奔驰500”型。“阿白”笑咪咪地看着我，眼神充满了慈爱。母亲却不高兴，冷冷地说：“怕是在外头‘捡’的吧？”母亲对这亲“阿人”不但没好声气，还时时戒备。“阿白”每次来，在储存货物的阴暗阁楼里搭铺，小孩子爱在她的床上玩耍。晚间，母亲来查看，便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边，悄悄说：“千万别跟‘阿白’一起睡，老人在半夜会爬起来，喝小孩子的血，咕噜咕噜的。”吓得我们乖乖溜到楼上去。    
   “公私合营”时，我才8岁，也看出家中衰败的气象来。比如，过去全家吃饭，用一张大圆桌，饭管饱，还有大鱼大肉。不时有猎人，肩扛散沙枪，手提一只身带血斑的夜游鸟，或者果子狸，神态谦卑地上门，请求祖母买下。祖母来者不拒，于是，餐桌上飘出野味香。但如今祖母常常叹气，有时为了全家用度，和祖父吵架。我不敢向家长伸手要零钱，更象“大旱之望虹霓”般，盼望慷慨的“阿白”。    
有一天午间，“阿白”和一位来串门的乡亲聊天，我在旁照给她的脸写生。她指手划脚地说：“唉，我家阿贵（我母亲的名字）真个唔好彩咯（不走运）。我个仔（指我的外祖父）从金山回来那年多风光，村里开了三天流水席。不久阿华（我的名字）出世，阿贵‘返村’（回娘家），矜贵得不得了哇！摆满月酒，你知道胖崽崽收到几多贺礼呀？金项圈银镯子利是封……绣花背带也收了十多条，全家个个笑得见牙唔（不）见眼。你看如今，我的阿华瘦成这模样，生不逢时罗。他老豆（指我父亲）笨哩，外父返唐山，给他带来出世纸，他舍不得扔下阿贵在家，没有去‘出路’（“出洋”之谓），如今，你看……”阿白说着说着，“长太息以掩涕”起来。我才知道自己如此这般显贵过，阿白勾着指头数的“金器”，对我的诱惑力尤其大。我一边听肠子咕咕的叫声，一边幻想：如果“金器”的所有权归我，我只消拿出少许，兑成钞票，墟期在最繁盛的中华路，沿卖小吃的摊档吃过去：矮仔松的雪梨蔗，二拐的龙须糖，长公的麦芽糖，拐子李的豆腐花，加上嗓子一直那么尖利，在任何时候都可覆盖市声的“卤味寻”，他那香气四溢，想一下也得流涎水的担子……。事后我问母亲，母亲说了原委：外祖父从美国回来养老时，拿了部分节蓄买了两石水田。土改开始，外祖父被划为“富农”，日夜给逼着交“浮财”。外祖母受不住，上了吊。原先属于我的金器，全被外祖父拿了去，作为“浮财”上交了。    
    1958年后，“阿白”很少到我家来。最后见到她那一次，大饥荒已席卷神州大地，连我们这个依赖侨汇的“中国第一侨乡”，也处处见到饿得浮肿的人。“阿白”神情呆滞，畏缩地坐在厨房的灶旁，不再有前些年给我送来戽斗时的活力。母亲背着祖母，给了她一些米。“阿白”拄着拐杖离去时，我看见母亲倚在门旁揩眼泪。    
    以后，零零星星地听到的消息是，“阿白”愈来愈“变死”（土话，“破罐破摔”之意），她把偌大一间青砖大屋拆掉，先是家具，再是椽子、梁子、门窗、瓦筒、青砖、介砖，举凡可以卖钱的，都被她雇来的同村人一点点地运出去，贱价脱手了，出力的人得一份之外，她全拿来换“高级糖”、“高价粮”。有什么奇怪呢？那时的人什么不吃？我就常吃稗子、羊角扭、土茯苓、蕉树蔸和豆角叶。有的地方饿得更凶，人把自己拉下的蛔虫、粪坑里的蛆，也洗净了吃下。凭外祖父从旧金山汇回来的“养家银”建起的，全村最气派的大屋子，陆续落进“阿白”干瘪的肚皮里，只剩下沟道纵横的宅基，飘摇着几茎蒿草。“阿白”没能把整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撑过去，就撒手人寰。关于她的死因，舅母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冻死的，因为屋子拆得一干二净之后，她只能在宅基上用稻草搭一个篷子作住处，风烛残年的身子，如何抵挡南国初春的湿冷？也许是饿死的，也许是无疾而终。据专门替她变卖物件兼买粮食的远房侄子称，他碰巧有事进县城去，没到她的草棚去才两天，回来就见她卧在稻草堆上，断气多时。    
    至于谁办“阿白”的后事，如何入殓、殡葬，我都已忘掉。“阿白”平生行迹，留存在我的记忆，最生动，最深刻的，莫如那只木柄因汗渍而呈金黄色的戽斗。


                   花尾渡上爷孙
                      刘荒田

    1971年初，我担任民办教师的乡村小学放了寒假。第二天下午，我挑着行李，和爷爷一起先乘公共汽车，从家乡水步镇到邻县开平的新昌镇。一番折腾以后，终于踏着从码头伸出，不足两尺宽的木板，进入花尾渡“曙光401”的二等舱。猫着腰在过道上转一圈，在胸佩毛像章、表情严肃的船员指引下，找到船票上标明的仓位，把行李塞在靠船舷的木架上，舒舒坦坦地坐下来。爷爷从手提藤篮里掏出一个荷叶包，呵呵笑着：“饿了吗？来！”我的眼睛放射着饿狼似的绿光。爷爷拿出一张旧报纸，先细看正反两面，确定没有毛主席的照片，铺在仓位的竹席上，再在报纸上放下油腻的荷叶，打开，是烧猪肉！天晓得他怎么买到的，上午在家，他匆匆忙忙地出一趟门，原来是为这。我要伸手去抓，他笑嘻嘻地说，急什么，递来牙签。烧猪的皮，通红，崩瓜溜脆，还管他是肥是瘦，塞进嘴里，腮帮子鼓得像样板戏《红灯记》第一号英雄人物李玉和。爷爷慢条斯理地吃，仔细地剔干净骨头缝里的肉丝。烧猪皮的碎屑掉在簇新唐衫的前襟上，他掏出手帕，小心擦干净。那年头，买烧猪肉要肉票，要排队，价格也不低，一斤差不多两块钱，爷爷退休前的工资，每月才32块。
    我吃下半斤烧猪肉后，饥火熄了，打一个长长的饱嗝，曲肱而枕。我和爷爷的仓位相邻，中间的隔板拿开，就是合睡的床。仓位前，搁着爷爷的灯心绒“懒佬鞋”，是叔叔去年托人捎回来的，今天才舍得穿。裤子是蓝斜纹布做的西式，带拉链和口袋。他惯常穿旧式“唐衫”，裤子是简陋得多的“功夫裤”，裤腰奇宽，要打上好几层褶，最后打结，为了免于打喷嚏时松开，滑下，还系上皮带。从这副行头，可见爷爷为此行做了周密的准备。
    爷爷一直是生意人，解放后家里开文具店。1957年，私营商业都归了公家。从大跃进开始的1958年起，爷爷被调往小镇上唯一的国营药材店当抓药工，因为年轻时在县城的广生堂中药店当过4年学徒的缘故。从此每天拿着“厘戥”（一种小秤），依镇里中医师字体竭尽潦草潇洒之能事的处方，秤当归、白术、甘草之类。没人来抓药，就在柜台外，用铡刀把一条条防党、北芪，一块块土茯苓、牛大力切成薄片。三伏天，他肥厚而略显歪斜的肩膀上，总少不了一条散发浓郁汗味的大毛巾。店里的活干完了，便提着竹篮子，挨家挨户收购学名为“鸡内金”的肾衣，每只两分钱。本来，他在60岁那年就该退休。不料在他满60岁的1960年，全中国陷入大饥荒，不但领导部门没钱和闲心替普通职工办理退休，就连职工自己，也怕退休金比薪水少了25%，难以维持家计。于是两方在默契之下，拖延下来。说话就是文革，破四旧，文攻武卫，整走资派，全国乱糟糟的。爷爷无数次地提交申请表，供销社的领导都靠了边，没人管这一摊，又拖下来。那时奶奶还在世，她最爱唠叨的，就是爷爷“生捱死捱”，店里的活计已够繁重，三天两头还要下乡支援，爷爷是全店最老的，却因出身“商人”，比起位列“工人阶级”的年轻同事来，属于理该接受改造的贱民，挑土筑堤坝，下河挖泥，割水稻，这样的苦差，他都当仁不让地侧身其中。爷爷每次从乡村“支援”回来，累瘫了，躺着床上哼哼唧唧，奶奶边为他搽药油，边咒天咒地。
    这位出生于1900年，全县最老的药材工，熬到过了70岁生日，才办了退职手续。县供销社还是欺负了又老实又勤快的店员。“退”有两类，一是“退职”，按照工龄每一年发一个月的工资，他一次过拿到400多元，这笔钱要供养余生。二是“退休”，每月拿原工资的75%，直到去世。本来他可以据理力争第二类待遇的，但筋疲力尽了，再照旧上班，怕要把老命扔在那把被他的汗水擦得亮闪闪的铡刀前。
    退休之后，爷爷要马上做的，是享所余极端有限的“清福”。怎么享？那时没旅游景点，别说出不了国，连到外县去一趟也要公社出具证明。离家乡120公里的广州，是他的小儿子、即我唯一的叔父以及婶母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他们早就盼望老人家去小住。我也很想和亲叔叔见面。叔叔这些年运气也背，文革前当市里一个区的文化馆长，芝麻绿豆大的科级，在文革中也挨了批斗，后期被送往干校改造。1969年祖母患心肌梗塞猝然去世，叔叔在干校挨整，不敢请假奔丧。1970年，他调回市区，不干文化的老本行，改在街道当党委委员，分管文教卫。叔叔婶婶都回到广州居住，我们才有了落脚处。爷爷从解放那天起，20多年来没去过广州，怪不得如此郑重其事。这次旅行，我担当的角色，是老人家的保护人和照顾者。那一年，我22岁。20岁开始，当了一年躬耕陇亩的知青，然后，被调到生产大队的小学当民办教师。这是第一个假期。
    我躺够了，咬着沾着胡椒八角一类调料香味的牙签，从床上爬起，想到舱外兜兜风。对爷爷说了，爷爷点头。抽惯了乡下人中流行的水烟筒（俗称“大禄竹”）的爷爷，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黄色烟包，是广州出产的丰收牌香烟，属中档。那时我也抽烟，但不敢在老人家面前含云吐雾。我给他划了火柴，然后从密排的床位中跳过，踏上漆黑的甲板，走到船头。船快要开行，100公尺以外的小火轮的上空，升起乌黑的烟柱。花尾渡和小火轮之间唯一的连接物——钢缆，在谭江浑浊的绿水里依然弯成一个弧度，但看得出，它已在传递小火轮拖曳的力量。我小心地站在甲板边沿，看离脚下三尺的江水，看波浪不经意地拍打着船体。缆绳和甲板摩擦出嘎嘎的怪声。船员在身边来来往往，多半给我一个不友好的白眼，因为我挡住他们的路。我干脆走到最前头，拣离缆绳滚筒稍远的干处坐下来。码头上依然拥挤，送行的连续离开，把麻袋背在赤裸裸的背脊上的搬运工，在跳板上走最后一趟，跳板不堪重负，成了一张上下弹跳的弓弦。说话间，跳板抽离，岸上的哨子响了三声。下午2时30分，小火轮鸣响悠长的汽笛，启航了。
大楼一般的花尾渡离开有“小武汉”之称的开平县三埠镇，左侧，是长沙，右侧是新昌，背后是荻海，三个小镇都沿谭江而建。前两个以水泥大桥相连，荻海和新昌之间的河岬，则以并排的木船铺成通道。
   我对着江景发呆。22岁的民办教师，心境忧郁，在日记本上的第一页，抄的是李贺的诗句：“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黑暗的政治，压抑的人生。我的眼神空洞，展开的波浪重复着白沫。啪！右肩遭到重重的一击，我慌忙挣扎着起来，以为船上的治安员要驱赶我。背后响起哈哈大笑。我不用转头去辨认，也知道是校友谭勋。他比我低一级，本来不熟悉，但文革中他和我都留在学校造反，同属“旗派”，多次并肩“战斗”即胡闹过。他的嗓门我所以马上认出，是因为每次旗派在城里举行大游行，他是带头高呼口号和领唱《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中坚分子。我又惊又喜：“你，怎么也在这？”我拖他和我一起坐下，他掏出一个铁质烟盒，打开，是褐黑色的生切烟丝，穷小子如他和我，平日只抽得起这个。他把烟丝上的烟纸拿起，分一张给我，两人把烟丝放在长方形烟纸上，卷成喇叭状，点着，辣而冲的烟，呛得我连连咳嗽。他得意地笑了。
    小火轮拽着花尾渡，离开三埠镇地界，江面开阔。两个从1968年8月黯然离开校园以后，就没见过面的年轻人，推心置腹地谈话。在我追问下，他终于承认，他此行是为了“顶卒”。他再三扭头，把船头的环境看了几遍，确保无人偷听之后，和盘托出，用上大量暗语，我连猜带问，才弄明白。他说，他已偷渡三次，都在深圳和九龙新界之间的铁丝网下失手，这次是背水一战。途径是这样的：到广州去和策划者一起，和蛇头进行出发前最后一次接头，把钱付清。他们一行六人，男女各半，后天在中山石岐镇会合，扮成三对情侣，骑单车到东莞，登上“木屐”（即小篷船），开往澳门。他拧着眉头，语气沉重，生死荣枯就此一搏。说得我也心猿意马，恨不得也成为“交脚”（即偷渡）党一员。从偷渡谈到同学们的去向，谈理想，谈香港的自由，越谈越投机，竟没注意到，天已黑下来。满河是摇晃的星星，远处的小火轮，灯光特别璀璨。我猛然想起，把爷爷撂在铺位太久了！
    急忙和谭勋握手，道别，祝他马到成功。小跑着回到二等舱房。里面灯光昏黄，一片熙熙攘攘。原来正是开饭的时候。我离开时附近的床位小半空着，如今已满，不是坐着就是躺着。每个床位都有枕头和薄棉被，久久不洗的布料发出臭脚的腐败气息。我绕过许多人和行李，找到爷爷。他正在吃饭，我的一份搁在旁边。我叫一声爷爷，准备挨一顿凶骂。不料他今天心情特好，一点也不见怪，只呵呵笑着，说：“你再不回来，我就拿网罾去江中捞你了。”我大大松了一口气，不叠地解释，怎么意外地碰见老同学，怎么聊天，偷渡一节当然不敢谈及。爷爷把晚餐向我推推，说：“快凉了。”又一番狼吞虎咽，为了弥补罪过，开了句玩笑：“爷爷，刚才的烧猪肉，该留一半现在下饭。”爷爷笑着骂我：“烧猪皮搁久了不变成皮鞋底吗？”倒也是。爷爷看着我吃，缓缓地抽烟。
    我忽然感动起来，泪水涌上眼眶，想对爷爷说一句：“你真好！”可是不好意思。爷爷不容易啊！去年4月，一个中午，爷爷从国药店回到家，和碰巧回到家的父亲（他在邻近的大江公社的国营棉布店当店员，逢墟期来这里设摊，出售须以布票加人民币购买的棉布），趁墟的弟弟一起吃午饭，祖母躺着饭桌旁边的炕床休息（她刚才抱怨心口痛，卫生院的医生来，给她打了一针强心剂），就在这一刻，祖母心梗发作，撒手尘寰。这个晚上，我们陪伴着失魂落魄的祖父。深夜，父亲扶祖父去就寝。祖父站在床头，不肯动弹，良久，长长地以哭腔喊：“睹物思人啊！”声音低沉，听来却有如晴天霹雳。祖母猝逝以后，我每天晚上都从村里回到小镇的铺子，陪孤单的爷爷。有一晚，我去国药店接爷爷回家，迟到半个小时，爷爷也以这样摧心裂肺的哭腔责备我：“还知道回来吗？”我恨不得跪下来请罪。我欠爷爷的太多了。
    晚饭以后，低矮的铺位上一片喧嚷。是孩子们的世界，哭闹的，在过道小跑的，唱歌的，夹杂着父母的喝骂、哄、说笑。尽管岸上的政治禁锢，依然是鲁迅当年所描绘的“罐头一般严密”，但在花尾渡上，萍水相逢的旅客，都展现诚实的一面。争吵，推撞，打斗，抢夺，这等“失礼”的举止绝难看到。我被对面铺位的一幕吸引住了：一对30出头的夫妇，男的瘦高，尖嘴猴腮，相貌不敢恭维，然而，偏有鲜花插在牛粪上，老婆水灵得教所有旅客侧目，白嫩的鹅蛋脸，水汪汪的大眼，顾盼就是放电，但她是老实的媳妇，注意力只放在满地爬的儿子上。老公知道老婆的魅力，益发要耍威风，故意把梳子扔在老婆的身前，命令老婆捡起，替他梳理头发。捡不捡？数三下，不捡看我教训你！老婆偏不理睬，白了他一眼，埋头整理行李箱里的尿布。好好，当真不捡，那我捡，饶你一次。乖乖，让我亲一口算是悔过。他的脸凑近捏得出水的俏脸，少妇的脸涨成猪肝，把他推开，还“噼啪”两下，轻轻抽他的脸颊。他不生气，嘿嘿干笑着。殊不知，周围爆出大笑，原来偷偷注视这一幕的，至少15名男人，包括我。我笑完，看祖父，祖父对着窗外的江水出神。我知道，他在想念相依为命的老伴。
    9时半，船员到铺位间的过道巡视一遍，宣布，10分钟以后熄灯，不准在铺位抽烟，以策安全。不久，二等舱变暗，低矮的天花板一盏15瓦的灯泡亮着，微微晃动。乘客仿佛在马背上。而马，在漫无边际的草原上缓步。我和爷爷躺下来，不敢用被子遮盖肩膀，浓郁的异味不能过分靠近鼻子。我和爷爷的枕头并在一起。除了孩提时代，这是此生唯一的零距离接触。我低声和爷爷聊天。爷爷告诉我，曙光401，解放前叫“新兴利”，航运界巨子刘荣光所有，1948年下的水，其豪华辉煌超过所有渡轮，号称“内河皇后”。爷爷说，他年轻时在县城的药材店出师以后，当“巡城马”那几年，三天两头坐花尾渡，要么“新发利”，要么“新联发”。我靠着舱板，抱膝而坐，问：“你当巡城马？那不变成牲口了？”爷爷大笑，咳嗽，说，人像马一般劳碌，满城跑，替人带信或者物件，也做点小买卖。他说，那年代的花尾渡够热闹，有钱人上餐楼，打工仔只住得起通铺。船票不必预订，随到随上，铺位满了就加位，帆布床排到船边。睇相的，讲古的，卖武的（即借表演武术来推销“一贴永不复发跌打丸”之类的走江湖者），到处钻，打麻将和下棋的，鏖战通宵。
    爷爷说到昔年花尾渡上的伙食，什么没有？别说烧猪肉，沿江的特产，新会陈皮鸭啦，深井烧鹅啦，古劳水煮花生米啦，广海虾酱炒当菜啦，哪像今天，什么都凭票。吃是我最喜欢听的话题。爷爷顿了顿，我抬头看，他在剔牙缝里的肉丝。“知道吗？刚才吃掉的烧猪肉，我半个月不买肉才攒下肉票。”爷爷说。
    -----爷爷以双手代替用了半个世纪的乌亮木枕，对着天花板，喃喃而语。我听着听着，进入睡乡。朦胧中，小火轮的汽笛和花尾渡上的大钟对语，声音被波涛裹着，抛着，颤动着，听来格外带苍茫之感。身下的波浪，起伏成美妙的韵律，教奔波一天的躯体舒服之至。下半夜，起来上厕所。昏黄的灯下，鼾声和江声混杂。风袭来，打一个寒噤。我回到被窝内，再也睡不着。祖父开始了惯常的功课——吟哦。我翻身侧卧，背对着他。他知道这是公众场所，不能打扰别人，尽量压低嗓门。
    爷爷过了花甲之后，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祖母在世那阵，位于小镇中心的铺子的二楼，他们的寝室和我的床铺只隔一层薄薄的杉木板。开文具店时留下的，直径足有一尺半的美国造时钟，当当响过三下，老两口便开始于我这偷听者而言至为迷人的絮语。爷爷变为鳏夫以后，絮语变为吟哦。他的吟哦分三步，第一步是预热，第二步是长吟，第三步是悲啸，今晚人在外头，程序不能不有所变更。开头，都是《唐诗三百首》里的绝句，加上一些李后主，李清照，黄仲则，纳兰性德，以及乡间名宿若干不大入流但胜在切合眼前景物的诗词。基调无一例外：悲凉。待到情绪的潮水涨足，长吟开始。今夜是柳永的长调《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用的是台山土话，据说它的优胜处在于保持了唐音八声，曲尽诗词的幽微意绪。祖父以声线所营造的意境，感情跌宕，迂回，间歇之后推进，仄韵被点化为倾诉或者质问，教我内心燃起熊熊的火。到下阙，爷爷的语调变得软和，带上浓重的鼻音，我知道，他在流泪。“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我把被子蒙住头，应和着祖父，吟一句哭一声。想起性情中人的断语：“未能痛哭长夜者，不足以语人生。”我要把“痛哭”改为“吟哦“，后者比前者，加入了千载凝聚的情思，更广大，更深沉。
   最后，爷爷吟元稹的《遣悲怀》：“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汽笛之后，紧随的钟声带着前所未有的惊恐，我仿佛看到被大浪拍打的大钟，剧烈晃动。爷爷说：“到甘竹滩了。”这滩头，从前发生过多次沉船事故，解放后虽然炸掉了江上一些大礁石，但船行到这一段，操控舵杆的四五位船工照例紧张得全身冒汗。
船缓缓驶进黎明。时间与空间奇妙的契合。曙色沿着江面，铺展开来。船进入白鹅潭，高楼列列。我和爷爷走上二沙头码头的石级。叔叔在人群中向我们招手。他不到40岁，已呈老态。三代人走在一起，这似乎是仅有的一次。为了照顾走路缓慢的爷爷，我和叔叔走两步停一步。我忽然想起要紧事，回头寻觅，哪里有“战友”的身影，这就是“万人入海一身藏”，祝你好运，谭勋！
    这是奶奶去世以后，爷爷唯一一次快乐的旅行。我此生和爷爷的亲密关系，赖花尾渡建立，完成。


                        2014．1．



                     

                     “回来了”
                         刘荒田

一

    前几天，S来电，劈头一句就是：“我回来了！”他从彼岸的耶鲁大学回到广州，邀我见面。约好今天中午，本来打算我和他两人，拣一家靠近地铁出口的餐馆叙叙旧。和这位比我年轻，但品格和才具教我敬仰多年的朋友，在旧金山一起吃一位诗人朋友家的麻辣火锅，宛若昨日，但已是五六年前的事了，积下许多话。后来，他又来电，说要见到人太多，逐个见赶不及，不如来个“一勺烩”，改在白天鹅宾馆的玉堂春餐馆。
我先到达宾馆，给他打电话，他兴冲冲地说，大队人马正在路上。我站在二楼，扶栏看入门处的人流。他进来了，夹在一群衣着体面的人里面，中年的，年轻的，共10多位。早听他说过，他的兄弟姐妹八个，小时候哪一个外出不归几个晚上，父母不会发现，孩子多是原因之一，更紧要的，是大人顾不过来，先是忙上班，后来忙于捱批斗。好在，这群孩子继承了优质基因，每一个都成了材。在楼梯口，我把S截住，他没急于介绍擦身而过的家族成员，先把一个男人推到我跟前，说：“老班长。”我马上记起来，“噢，是海南岛知青农场那位？”“正是！”老班长该有70开外了，腰身挺拔，举止轻捷，手臂上的肌肉没有退化，脸相和年轻10多岁的S比，可称伯仲。“抓紧时间替我俩照些相，机会难得。”S说，但马上大叫，“怎么搞的？没带照相机！”我说，稍安毋躁，我的苹果手机可以代劳。于是，在这家建于改革开放之初，岭南名声最响亮的五星级宾馆内，我咔嚓了七八次，把穿带粉红和嫩蓝条纹短袖恤衫、斜纹布长裤的老班长和穿红色衬衫的S肩并肩，手搭肩的姿势收入镜头，背景是走廊的长椅或者花园的盆景。
    乍一看，老班长和这个大城市的老者没有两样，甚而更加洋气一点，这不奇怪，按照惯例，从边远地方来之前，他一定“大修边幅”。可惜这是盛夏，换到冬天，藏在衣柜里、被套子裹住的宝贝西装必然上身，走到哪里都留下樟脑味。始料不及的是，老班长很快露出“大乡里”的原形。带他到宾馆顶层，好临窗看风景。他进入电梯，好奇地摸着擦得亮晃晃的镀铜把手，“金子做的？”他喃喃自语。S指点远处逶迤而来的珠江，这是海珠桥，底下是沙面-----老班长心不在焉，脸色变白，怕的是风万一大起来，把他刮到绿绸般的水面去。我暗暗发笑。然而，来不及看不起，反被他石头般坚硬的朴质迷住了。他以不算标准但由于自信充足而流畅的普通话和我交谈，发出类似《红楼梦》里刚刚进城的刘姥姥的提问。结束高楼探胜，下到餐厅前这一段路，我从S以及老班长口里，收集到这么一些资讯：1968年，不到15岁的S，从广州下放到海南岛五指山下的农场当割胶工，老班长是顶头上司。初来的S，因为小在场里受一帮年纪大一些的知青欺负。他苦于知识稀少，下班后躲在宿舍读书，捣蛋鬼不是偷他最宝贝的书籍，偷看他的日记，就是给煤油灯灌水，他一个人打架赢不了，只好忍气吞声。没来得及老的班长挺身而出，不但狠狠地教训了寻衅者，还把瘦小、敏感的S请进自己的房间，让出自家用旧肥皂箱叠起来的“办公桌”，给小号煤油灯加满煤油，拍拍S窄窄的肩膀，说：“小子有志气，在这里好好读书。”然后，带上门，出去和朋友打纸牌，聊天，深夜才回来。几年下来，S坐在班长的床头，读了大量古典名著。10年后，S以初一的学历，在恢复高考之后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据说他的数学试卷得的是零分，分数全靠文科挣来，而这根底，就是在老班长所供给的深山寒窗下打的。这回，由S作词，由同是曾在海南当知青的作曲家谱曲的组歌《岁月甘泉》在深圳盛大公演，S买了机票，请老班长来观看。S说到往事时，感恩之情难已，拍拍老班长的肩膀，双目似要渗出泪水。老班长是在“瘴疠之地”饱经风雨的人物，又没读过多少书，感情粗砺，听不得赞美词语，S一激动，他就紧张加害羞，手不知往哪放。

二

   “组歌中的一曲《回来了》，是我为老班长写的，这回让他亲自听听！”带位小姐把我们带进明月厅时，S眉飞色舞地说。这一刻，老班长去了洗手间，却迷了路，S和我一阵好找。
    厅里两张圆桌，是S的家族包下的。人陆续进来，S做扼要的介绍，有S的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和丈夫，两个妹妹，以及他们的儿女，女婿，孙儿女。大哥壮实活泼，声若铜钟，他是老清华，冶炼行业的资深工程师，退休后在一家冶金企业担任董事，爱旧体诗，坐在我的旁边，一下子就热络了。
在烧卖、虾饺、粉果、肠粉、排骨和叉烧包之上，筷子和笑语交错着。教我深切感受“回来了”的意义的，是一对姐妹的莅临。“XX和XX，当年的美人，如今容颜依旧！”S跑过去，作富有风度的拥抱。“那一次，在武斗最危急的时刻，你和我一起，带参加两派谈判的H派司令穿过整个腥风血雨的广州城，了不起的女孩！”说这话的，是S的二哥——文革时在广州叱咤风云的工人造反派头头。
    如此这般，我们一起“回来了！”回到了1967年，冬天，向走资派夺权的新浪潮涌起之时，我们都是不可一世的红卫兵。刚刚落座的姐妹花，一个念初二，一个上初三，十七八岁，她们都跟随S的二哥，投入H派与D派的鏖战。我眯眼看去，她们虽晋身奶奶级，但身驱矫健，并无赘肉，一举手一投足透出城里人的优雅。“退休了，我俩都在舞蹈学校当义务教练。”姐姐款款地点头，保养得宜的右手支着打上淡妆的桃颊。妹妹被热情过度的S盯得有点害羞，低下头去，修长的颈项更加迷人。可以推想，40多年前，她们穿着由妈妈改过的旧军装，大皮带束着纤腰，不施脂粉却娇艳无比。本来是最为妩媚的年龄，但她们在广州H派工人的老巢——XX重型机械厂，当宣传队的舞蹈员，跳的舞，光从名字就嗅到呛人的火药味——《向刘邓黑线开炮》，《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横扫一切害人虫》，都以夸张的“扎架”收尾，里里外外是杀伐之气。青春和老年，文斗的口号和武斗的硝烟，捏得出水来的嫩与一塌糊涂的老。我的思绪到处游走，激动起来频频喝茶。感情的天平，很快倒向怀旧一端，因为满眼都是同一时代同一语言的故人。就这样，以坐过死牢的“文革坏头头”二哥带头，姐妹花跟随，我和S等鼓噪，在广式点心的香味和乌龙茶的氤氲中，一起“回来”——回到我们的青春。哦，如此狂野燥热，又如此恐惧谨慎；如此痛快淋漓，又如此痛彻心肺！1967年7月23日中山纪念堂两派的冷兵器武斗；H派车队往太古仓抢枪走漏风声，遭D派伏击，伤亡惨重；遭受XX兵多次伤害以后，老羞成怒的H派攻打珠江边的海员工会，作为报复，敢死队以沾水的多层棉被作掩护，冲过枪林弹雨，用炸药爆开大门，逐层攻占，到最后一层，死守的XX兵一边高唱林彪语录歌《完蛋就完蛋》，一边以700号高强度水泥把楼梯口堵死。杀红了眼的H 派敢死队在底层叠起炸药包，正要点燃药引。周恩来从北京打来紧急电话，把这群他在几个月前赞扬为“造反精神比较强”的XX战士训斥一顿，命令他们马上放下武器，撤出大楼。原来，被包围的XX兵中，有能通天的老子，一个电话救了几十位青年人的性命。------嘿，当年都是H派！二哥风头最劲之时，成为广州地区H派的代表，上京参加由周恩来主持的两派谈判。可惜兔死狗烹，他很快被投入监狱。“1971年9月13日，林彪逃亡苏联，摔死在温都尔汗，就在那一天，我被释放。一死一生，记得最清楚。”“你刚放出来，我们去你家，你瘦得像鬼魂，都不敢看你。”姐妹说。从语气，我听出，她们中的一位，可能和S家男儿中的某一个有过爱的纠葛，但最后分手。S说：“那时我念小学，替二哥发传单，送急信。珠江边一排小叶榕，吊着一个个死尸，传说是监狱里逃出来的囚犯。”我们这些文革的参与者，都是造孽的先锋，癫狂过，无耻过，40多年后，热血又在沸腾。老班长那时置身在云遮雾罩的山林，对城里乱糟糟的派仗，可能听人说过，但无缘目击，无法进入我们的独特氛围，只是傻乎乎地地看着壮怀激烈的说话者。青年时的凌云之志一半化作遗憾一半化作恐惧的二哥，脸上泛着少女般的红晕的姐妹，大智若愚地作着温婉微笑的大姐（S悄悄告诉我，她已是纺织业巨头，在郊外拥有的七层大屋，是专为家族聚会而建的，被评为广州十大优秀建筑物之一）。
我说得口干，一连喝了几杯茶。旁边的大哥举重若轻地说着昔年在他的办公室当过助手的现任某省省委书记，三伏天光膀子蹬自行车运实验材料的趣事，我却走神了——迷失在“回来”的八卦阵中。文革，就是我们的青春。清算它，嘲弄它，仇恨它，无不冲着我们的雄姿英发、明眸皓齿而来。不错，我们都是罪人，那年代所干的，夺权，反夺权、批判会，喷气式、游街、大字报栏，从楼顶垂到地上的大标语，汽艇游弋珠江上，大功率的喇叭日夜叫嚣，斗争会上，抢夺麦克风乃至动拳头，辩论，两派对立，武斗，从长矛到枪炮，死亡-----国共内战以后的全面内战，哪一桩不是罪？可是，缅怀青春，总是拔起萝卜带起泥，总是掌心掌背都是肉。回来了！回到豪情，忘记豪情构筑的人间地狱；回到血性，忘记“血性”用来屠戮和我们一样单纯的同学；回到纯情，忘记纯情被掌权者来当钩饵。忘记了吗，那残暴，那血腥，那幼稚？别无选择，要唤起青春的记忆，只能凭借欺骗过我们一年，然后，我们须以30年来批判的歹毒玩意，诸如《红卫兵战歌》的大型演出。何等滑稽的悖论！以全部的“否定”达到一个可怜的肯定：肯定我们曾经天真烂漫，曾经无所畏惧。剔尽了肉，没有骨头。连番风雨过去，没有彩虹。
其实，像我和S的兄弟姐妹这些全程投入文革以及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代人，对那场荒谬绝伦的革命，不会如局外人那般远看一眼，就捂上鼻子逃离，斥之为臭气烘烘的暴民政治。我们小心翼翼地选择，一厢情愿地相信“淘尽黄沙始到金”。文革里的民主因素，我是1967年来广州串联时，在一次群众大会见识的，主讲者不断收到台下传上去的纸条，他边读边解释。人民自发的力量，是在羊城晚报社门外体验的，打着各派大旗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要冲进去，封掉这家死保“资产阶级司令部”广东省委的“保皇报”。千万颗人头在攒动，我的直觉是：饱受专政之苦的老百姓，将来是会展现自己的意志的。而历史的嘲弄，恰在这里：明明知道，坐对面的姐妹和二哥之间可歌可泣的战友情，是在大字报棚和武斗工事中萌芽的，难道就此下“为虎作伥”的简单结论？大时代的所有战事，所有激烈的动荡，是由上层的阴谋家掌控的，底层的战士，无非是棋子、炮灰、替死鬼，然则，被欺骗的士兵，舍命救护袍泽，难道不闪烁人性的普遍光辉吗？这些感慨，我来不及一一道出，聚精会神地凑集往事的碎片。“那一年干了什么”，是不会厌倦的共同话题。记忆是返老还童的气场。

三

    畅谈到3点半钟，兴致未退潮，但S和《岁月甘泉》的作曲者约好，4点钟去文化宫排练厅看彩排。匆匆和昔日的战友们握别，3人赶到门外，一辆越野车已在等候。驱车到了文化宫。走廊上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位是这次演出的负责人，她热情地和S握手，抱歉地说，稍等，待里面告一段落，我再引你们进去。这时，隔着紧闭的门，听到钢琴和合唱。
    看来，不但作词者S，合唱团也是把老班长亲临很当一回事的。为了把气氛造浓，S让我留在走廊，他带老班长跟着负责人进去。门打开，噼噼啪啪的掌声涌出，我差点被气流击倒。然后，是S激情洋溢的介绍。老班长拙于言辞，也许只是站在中央，向大家挥手。“仪式”完成以后，S开门，把我请进去。
一屋子是人，老班长拘谨地坐在前排，但一脸春风，带着高温天气逼出来的油汗。合唱团分6排，一半站着，一半坐着。一位年龄和我相仿的队员礼貌地向我点头，示意我在第2排最靠边处落座。我抬头，逐一看男女队员们，都是我的同代人，岁月所赐予的一切，以残忍的明快呈现在一张张脸庞上。可是，我绝不敢说，他们是时间侵凌下的溃兵。看，衣着都光鲜，男的一律短袖衬衫，女的一色中裙。S在车上告诉我，合唱团是从全市各业余文艺团体挑选的，不但是佼佼者，而且都有下乡当知青的背景，“为自己歌唱”，怪不得无不全力以赴。
    指挥者是华南师范大学音乐系的教授，比所有队员都年轻。合唱团已练得烂熟，今天的排练，是为了进行最后的润饰。
    在另一个角落，钢琴声起。指挥坐在高凳上，双脚颇为放浪形骸地伸出，头晃动出节奏。别以为教授打马虎眼，看队员们的反应就晓得，他是极为苛刻的，谁都在严阵以待。“啦啦啦啦----我们回来啦！我们回来啦！啦啦啦啦……我们回来啦！”女生齐唱。我探头看过去，白发和染就的黑发、褐发连成的，是旋律的浪，先轻后重，从五指山下的南海漫过来。眼前，被猝然流淌的泪水模糊，只隐隐看到，老班长的背部在颤抖，S用手轻轻拍了几下。“橡胶林，我们回来了！带来了珠江水日夜的牵挂；芒果园，我们回来了！带来了潮汕平原清风的问好……”如何描摹此刻的感受？欢欣鼓舞？顾盼自雄？追悔莫及？冷冷嘲弄？都不是，也都是。人生到了这里，全部是复合的、交错的，邪恶也是正义，罪恶也是仁慈，祸福尽可换位，日记本上的炼狱也是旧梦的天堂。长歌当哭，长歌当笑，长歌当史。组歌无非是电脑屏幕上一个代码，我们单单点击“所要的”。我想，连S这始作俑者，也不在乎语词表面的“带来了，往日的歌声缭绕；带来了，今天的泪水和欢笑。”要的是重现生机！“生命本身就是最主要的德性。一个人缺乏了生机，即使它有一切其他的德性，也不能称为有道之士，因为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这是被称为“世界青年的良心”的罗曼•罗兰，在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所宣扬的不朽信条。
    是啊！我们回来了，要么回到兵燹，回到废墟，回到被告席，回到灵魂的监狱；要么回到一无所有。上千万红卫兵的青春，是伟大领袖点燃的烟卷，随风消逝净尽。老天垂怜，允我们乘歌声回去。组歌是不是由音符构建的“列车”，此刻是不是食指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首写知青乘坐列车离开北京，奔赴天涯的著名诗篇，最后是：“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最后的北京”。此刻，我们抓住了专为我们设置的旋律，它未必不矫情，不煽情，它和李劫夫所谱的语录歌、干嚎一般的造反战歌切割得不大利落，可是，屋里的这一群：回城后当工人，当个体户的；放下农场的割胶刀、大沙田的镰刀、潮汕平原的扁担，进大学的“高龄生”（要么是工农兵学员，要么在1977年后通过正式高考进入），毕业以后从教、从政、从商的；和我一般，远走高飞，来一次洋插队的，到如今，多数花甲已过，官衔，等级，财富之类，如果没有全部被摒弃在门外，也被高傲的钢琴声甩出窗口，遭受偃蹇老榕的戏弄。我们拥有划一的名字——老知青，拥有“最倒霉一代”的标签——老三届的老头子老太太啊，我们所追怀的青春，从前附加的真理与光荣被剥去，只剩下赤裸裸的“生命”，那好！仅仅歌颂只有一次的生命。同代人中，多少早早“回去”了？有的死于破四旧，有的死于大串联时爆发的传染病，有的死于武斗，有的死于乡村、农场的绝望与贫困，有的死于阴险的迫害，残暴的强奸，死于香港和深圳之间白茫茫的巨浪，蜈蜙山的深谷。我们幸存，如今有家有儿女和孙儿女，有“回来了”的合唱！
    “停！再来一次，女声从第二句加入，我要强调：不要滥情。”指挥的权威是无容置疑的，大家乖乖地重复“回来啦！回来啦！”“注意发声，须从弱到强。”沉着的开端，仿佛是橡胶林迎来第一场春雨，我为了没有被岁月销蚀的甜脆女声暗暗惊叹。然后，声浪渐次加大，加强。“回来啦！”有如台风旋转，我给刚才向我点头的老者一个注目礼，只见他高高昂头，从他张大的嘴巴，看到一个黑色的大洞，那可是激情行将爆发的火山！“啊，我们回来啦！啦啦啦啦……我们，我们回来啦！小学校，我们回来了！带来了山南海北儿女的欢闹；老班长，我们回来了！”我掩面大哭，泪水淋湿了一片水泥地，一点也不难为情。
    即使指挥多次厉声叫停，郑重训诫：必须抑制感情，不要突出个人，将所有声带汇进一个系统。但我分明听到，唱到“老班长”时，合唱里有微微的哭泣，有深沉的喟叹。老班长本人，被声浪冲击得脸色苍白，S和他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一曲唱完，足足一分钟，全场静默，钢琴弹出的最后一个音符，孤单地盘旋，在天花板上撞出悠远的回声。然后，然后，是大叫：“老班长，我们回来了！”完全的即兴，竟然比合唱更加整齐，我被简单的奇迹惊呆了。老班长缓缓站起来，挥手，鞠躬。指挥只好停下，环顾了全体一番，摇摇头。我知道他的潜台词：“拿你们没办法！”
    往下的练习，指挥和全体加深了默契，变得顺利。5点钟，圆满结束。负责人宣布明天早上在这里集合，登上往深圳开的三辆大巴。明天晚上，老班长将坐在贵宾席，和上万观众一起，观看这个规模宏大的演出。
   “啦啦啦啦-----我们，我们回来啦！我们回来啦！”歌曲一个劲地回响，直到我和S及老班长分手，直到我搭上广佛线地铁。
   傍晚，我坐地铁回到家，推开门，妻子正在厨房里做饭，听到响声，转身说：“回来了？”
2011.8
 

   《阿白》、《花尾渡上的爷孙》和《回来了》以各自的故事贯穿了中国的现代史一面。
    列宁说“忘记过去等于背叛”。
    如今政治课介绍文革:“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草根阶层解放后和“文化大革命”遭遇见诸公开的文章的不多。荒田先生的《阿白》、《花尾渡上的爷孙》和《回来了》都记载了这段历史：
   【那时的人什么不吃？我就常吃稗子、羊角扭、土茯苓、蕉树蔸和豆角叶。有的地方饿得更凶，人把自己拉下的蛔虫、粪坑里的蛆，也洗净了吃下。】【 凭外祖父从旧金山汇回来的“养家银”建起的，全村最气派的大屋子，陆续落进“阿白”干瘪的肚皮里，只剩下沟道纵横的宅基，飘摇着几茎蒿草。“阿白”没能把整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撑过去，就撒手人寰。关于她的死因，舅母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冻死的，因为屋子拆得一干二净之后，她只能在宅基上用稻草搭一个篷子作住处，风烛残年的身子，如何抵挡南国初春的湿冷？也许是饿死的，也许是无疾而终。据专门替她变卖物件兼买粮食的远房侄子称，他碰巧有事进县城去，没到她的草棚去才两天，回来就见她卧在稻草堆上，断气多时。】   《阿白》
   【爷爷是全店最老的，却因出身“商人”，比起位列“工人阶级”的年轻同事来，属于理该接受改造的贱民，挑土筑堤坝，下河挖泥，割水稻，这样的苦差，他都当仁不让地侧身其中。】【爷爷说到昔年花尾渡上的伙食，什么没有？别说烧猪肉，沿江的特产，新会陈皮鸭啦，深井烧鹅啦，古劳水煮花生米啦，广海虾酱炒当菜啦，哪像今天，什么都凭票。】  《花尾渡上的爷孙》
    这些草根的历史资料很珍贵，是后辈的后事之师。当年阿白有气派房子可卖尚且如此，另一些地方的草根屋子不气派不值钱没有可卖东西的，饿了又不准逃荒的，只有饿死或人相吃。全国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三四千万人！早年俗名“老鼠拉龟”的花尾渡上芸芸众生是一个小社会，几十年时兴的社会各阶级分析在此都有对象。最难得的这是爷爷自奶奶去世后唯一一次快乐的旅行，是爷孙建立、完成亲密关系的一次快乐的旅行。爷爷和孙子的故事不胜枚举，这个故事别出心裁。这一次旅行也是爷爷几十年生活浓缩，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浪花。爷爷的“吟哦”代表了一代人中部分人的慨叹。
    说到浪花，三个故事中最大的浪花是《回来了》。
    作者匠心独运用“回来了”的脉络纵横裨阖嬉笑怒骂鞭辟入里：
   【一起“回来”——回到我们的青春。哦，如此狂野燥热，又如此恐惧谨慎；如此痛快淋漓，又如此痛彻心肺！】【回来了！回到豪情，忘记豪情构筑的人间地狱；回到血性，忘记“血性”用来屠戮和我们一样单纯的同学；回到纯情，忘记纯情被掌权者来当钩饵。】【我们回来了，要么回到兵燹，回到废墟，回到被告席，回到灵魂的监狱；要么回到一无所有。】【同代人中，多少早早“回去”了？有的死于破四旧，有的死于大串联时爆发的传染病，有的死于武斗，有的死于乡村、农场的绝望与贫困，有的死于阴险的迫害，残暴的强奸，死于香港和深圳之间白茫茫的巨浪，蜈蜙山（梧桐山）的深谷。】
   【我们都是罪人，那年代所干的，夺权，反夺权、批判会，喷气式、游街、大字报栏，从楼顶垂到地上的大标语，汽艇游弋珠江上，大功率的喇叭日夜叫嚣，斗争会上，抢夺麦克风乃至动拳头，辩论，两派对立，武斗，从长矛到枪炮，死亡-----国共内战以后的全面内战，哪一桩不是罪？】
   《回来了》，正气凛然，是现今的《忏悔录》，是檄文，是投枪。
   《回来了》，意味深长。回来有两个意思，从外面回来；回到原地。本文不是字义上的回来情景的回来，也不是一般的回到童年回到春风得意时回到卿卿我我……，更深层意义的回来不令人深思吗？为什么离去为什么走开？回到原地还是回到公允回到现实？甚至离去的原地是否又那么值得回去？
    文章结句很妙，【傍晚，我坐地铁回到家，推开门，妻子正在厨房里做饭，听到响声，转身说：“回来了？”】一下从惊心动魄中回来安闲清静的家中，收放自如。贤妻一句“回来了”，不单首尾相应更有画龙点睛作用——在我们对“回来了”作种种思索时候，与此比较唯一简单明了的古今中外彼此彼此的是回家。回家，是回来了的大多的终点站；回家，是大部回来了的代名词。回来了，回家了  ！

心情读得很沉重！“阿白”的人身、花尾渡上的爷孙、回来了~~，讲述的一段段人生历程，仿佛是读者人生在文中呈现。

我们这一代，吃尽了苦，不知老来有啥日子可过？

南国杜鹃说得甚是！

杨超兄果然潇洒，【“回来了”，一个“回”字了得，让我的思绪万千。几近七零，到了一步一“回”头的时候，不是因为需要而“回”心，世事没有理由再“回”避，也没有人能逼你“回”奉，自由自在地“回”味，也不枉潇洒走的这一“回”。】回头、回心、回避、回奉、回味……走一回。
冰云君所说极是，我们只能希望、争取，相信明天会更好。否极泰来。
南国兄的【老话，苦尽甘来。从那个年代走到现在的人必有人生的福禄等着】。同感冰云君，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看了"阿白".
老師的文筆生動, 早有意料之中, 但這篇卻有特別親切的感覺, 彷彿所有人和事都在眼前發生. 不知是幸抑是不幸, 我生於香港, 而且當時香港經濟早已蓬勃, 沒有經歷這麼大的起落, 也缺少了如此多姿多彩的經歷. 有人說: 你經歷平凡的人生, 就只能寫出平凡的故事. 相反, 一個人嚐遍了人生中的甜酸苦辣, 筆下自然出現有血有肉的文章. 看了老師的"阿白", 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