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风起天末>（下半部）
＿＿怀念老南
刘荒田
四、盖棺未论定：作为诗人和小说家的老南
我对老南抱着深深的愧疚。这些年，因为他停止了写作，全心投入唐人街同乡会的会务，借以谋生，我和他的交往也近于中止。加上他出于对前会长的不满，从我们原来的团体拉了一些成员出去，另立山头，本来，这样做，在结社自由的社会，无可非议，但夹杂着的误会和“恩将仇报”式的言论，教我很是失望。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见他最后一面时，毫无谈话的热情，分手时几乎怒目而视。
好在，他已经在忘川的彼岸。文人的纠葛，再多的争名夺利，党同伐异，钻营和炒作，为一篇稿子登不登，登在哪个版面，和官员照相时是站在后排还是紧靠着XX书记一类让寂寞的文人在乎得失眠的事体，原来这般微末和无聊。老南从奈何桥那边回眸，看到“文无第一”的小圈子，一定只有苦笑吧？文学史只记载作品，而不留下唾沫。可是我能忘记青春的情份吗？他第一次还乡，回美后见面，他把我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亮出来，上面写的是：“你的造诣，你的坚忍，你狂热的理想主义，在一夜之间，那样强烈地激动了我，使我难以成眠，黎明时我哼着‘启航了，我的理想之帆’”他并没有取笑的意思，我也不为信内和李白《与韩荆州书》类似的谄味脸红，只是哈哈大笑。
这位情同手足过的男人，短时间的商业搭档，新诗的合作者，文学的同路人，意大利餐馆的同事，文学协会的同仁，已经长眠在旧金山郊外的一处墓园，我还没去吊唁过，按理说，坟墓的位置不会差到哪里去，因为他生前在宁阳会馆当了好几年中文书记，出卖“风水福地”是会馆的主要业务，近水楼台，董事们该对他有所优待。如今，以我对他的了解，能不能来个盖棺论定？没这个把握，所谓知人论世，对一位作家，哪怕并非卓越的作家作全面性评价，需要学院训练出来的索引功夫，对全部文本的掌握和研究。而疏懒如我，能作的永远是“随感式评论”。
然而我一直在想着：怎样评价他。首先想到，作为人，有没有宿命？刚刚和他认识时，他道及一个神秘的“不约而同”：无论是家人还是他自己，无论找的是掐手指算八字的盲公还是进庙里掷茭杯，也无论说到长大以后的“命”时多么远于现实，有一点是共同的：所有的算命结果，都显示他是“过槽猪崽”--注定有两对父母。他在诗《母亲的歌》里追述：“我出生时，正是抗战艰苦年份/中国饥殍遍野，哀号惨不忍闻/母亲消瘦的脸失去常见的笑影/天刚亮便背起我去后山挖树根/在她饿死了两个儿女之后/便把最小的儿子送给别人/据说，她滴水不进在床上躺了三天/关住大门，千呼万唤也不肯见人”。抚养老南的养母，知书识礼，从小就教他念《花笺》。不过，在文革前老南和养父母吵翻了，其中涉及政治因素--养父的资本家成份，对这位前途很不明朗的业余作者来说，实在是个障碍，于是老南到法庭去立案，和养父母解除关系。这桩事，是后来当上我的顶头上司的前法庭庭长说的，老南在和我最能肝胆相照的年份也没透露，可能是于心有愧吧？然后，有若干年，他回到生父母的家居住，这个弟妹成群的家，靠在香港当木匠的生父支持，活得相当滋润。有一次，他到县城来，在我的宿舍过夜，晚饭后，他拍了拍尚未开始造山运动的肚皮，有滋有味地追忆道：“那些日子，顿顿是肉，正宗阳江豉汁蒸的排骨，嘿，装满大盘子。信不信由你，那时要是一天大便一次，就不算正常！”那时我正和他合写《侨乡的山》，刚才还在推敲纯情的诗句，不提防竟漏出这般粗俗的字眼，教我又惊奇又好笑。老南的养父我见过，瘦高个子，颇为飘逸，因为成份不好，带着自卑感，不大和人说话，但比一般农民，具有不可小觑的文化内蕴。于此，我是出国后还乡偶然发现的，那一次我代老南带钱给他的养父母，顺便到他昔日的书房找出剪贴簿，带回旧金山。不爱哼声的老人家领我到廊楼上，打开发出樟脑味的五斗橱，指着一排排书籍说：“都在这，阿晃匆匆忙忙一走就没回来过，是我收拾好的。”我看了看他，浑浊的眼珠上闪着智慧的幽光，他是一直深情地注视着养子的写作事业的慈父啊！
扯远了，回到“宿命”去，被人家抱养之外，他对文学的选择，是不是也“冥冥中自有定数”？并不是，是走投无路的缘故。在这方面，他和我，以及同代人是近似的。且想想，他仅有初中的学历，升学已太迟。又是农村人口，家庭成份有问题，仕途被堵死，当干部、当兵也轮不到，如果有音乐的天赋，还指望考进县的文艺宣传队。这样一个青年，梦想靠创作出人头地，是极为自然的，舍此只有终生打牛屁股，窝在社会最底层。而况，他一出手就上了贵州的省级文学杂志，这不证明潜力吗？我所以没有一下子投身“工农兵文艺”的浊流，有几年远离丑恶的庙堂文学，读了一些正道上的书，不是因为我比老南洒脱，而是没有他的运气。赌徒一走进赌场，马上赢个大满贯，从此无法自拔。老南的初衷，当然不是30年代浪漫青年的“为艺术而艺术”，也不是象头一次见面就对我宣称的，为了“阶级的事业”，只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生计。他如果年轻几岁，或者获得进驻生产大队的工作队的垂青，他早就进省的创作训练班，然后，进报社或文联属下的协会当办事员去，光凭一手好字，抄写和刻?版够他忙了。
然而，文学之路，如此艰难而狭窄，入口处有一无形的告示：无才华者勿入。但丁在《神曲》所描写的地狱，它的入口处高悬着警告牌：“来到这里，你必须放弃一切希望。”无才华而硬闯文学，文学和自己都成了地狱。这才华，主要地，指先天的悟性。“男怕入错行”。某名人谓，所谓天才，是90％的勤奋加10％的天赋。说的不错，问题在这里：没有10％，90％便成了在沙漠里种稻子。艺术，以天赋为先导，为触媒，为根基，愚公能移山，愚公流成江河的汗水却泡不出一行诗。绝大多数野心勃勃的文学青年，所犯的致命错误是类似的：没有才华而死缠烂打。待到自觉技穷，辞穷，回头时已耗去多少光阴和元气，无力挽狂澜之既倒。人生的悲剧莫过于此。而悟性之不可把凭，一似被风撒落的一把种子，或在石缝，或在沃土，或在流水，由此产生全然异趣的结局。老南（他的在天之灵，恕我直言），所欠缺的，恰恰是悟性。他作诗逾30年，作品总数当在千首以上，工夫不谓老到，却每每失手在平庸上。手法单调，立意浮浅，直截而空洞的抒情，让一直关注他创作路向的人失望。同样的缺陷形于他的大部分小说：硬凑的痕迹，主题与情节的游离，说教味，还有情节上的破绽。出国之后，他不只一次地慨叹，青年时代起，足足近20年，为了赶“革命”的时髦，所写无一不是马屁狗屁，至今毫无价值，如此巨大而长久地虚抛生命力，既不甘心又无可奈何。“当时要是有别的机会，才不弄他妈的文学呢！我小时候，画画有点天资，画到现在，作不成丁绍光，也能在省画院或者地区文化馆当上专业画师，更别说来美国后能在画廊展出，一幅卖他个一万几千，还不比写这每首不值10块钱的诗强？”
然而，才气决定一切吗？但我想到和老南在60年代合写长篇朗诵诗《六万万五千万》的唐X，对上述论断犹豫起来。唐X，这位后来担任某市文联主席多年的诗人，于去年因肝癌成了故人，得年68岁，他并不缺乏才气，出道之初就显露了语言上变魔术的长才。老南说，他富于诗人的神经质，这神经质来自敏感，和老南在诗艺上的木实，缺乏变通相反，唐X路子广，鬼点子多，初读他的诗，会觉得他的潜力甚大。然而，他一生在诗方面的成就，在老南之下。唐X耽于语言上的小玩艺，技巧上的经营，越写格局越小，到晚年，才情干脆耗费在炒股上--不，要说，他以炒股来转移才气枯竭的狼狈和自责，一如编辑以“为人作嫁”来淡化“写不出”的愧疚。老南无才，唐X有才，却殊途同归，成就都没有达到出发时所立的目标。“不过尔尔”--和他俩当初一道当业余作者，一当就是一辈子的同行们这样评价他们，怀着失望或者兴幸。原来，这里有超乎个人资质的因素，那才是起决定作用的--意识形态对人格的扭曲，阶级斗争对诗人的奴化，文艺政策对创造力的扼杀、文化氛围对作者和读者的毒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作家在天分上的差别反而退居次要位置。从驯服和沉默的羊群，你只能听到千篇一律的哞哞而不是孤绝的狮吼。在浩瀚的应制诗的大海里，你如何打捞佳句？一辈子当编辑，长于点石成金的黄雨先生，他的悲凉不比正直的作家少。在以剥夺创作自由为使命的连番政治风暴中，风骨与才华是最先被摧毁的树木。
不过，老南并不乏天赋，那是指文学以外的书法。我初识他时，他示我一幅行书斗方--李贺诗《李凭箜篌引》，这是我所看到的，他此生最精彩的作品。成于30岁前，其飞动，其遒劲，蕴含的气势与诗意，我至今想起犹感咄咄逼人。他自己，到老也为“一手好字”得意。如果他从小不以“无师自通”为满足，拿出作诗的劲头来临帖，拜师，苦练，书法家这名衔不但稳拿，而且不难成为一家，乃至名家。
而况，老南有故事动人、诗句颇具独创性的《梅菊姐》，有兼具前卫诗的多解与传统诗的明快超短诗《咏松林》：“树愈密/长得愈直/树愈直/显得愈高”。有若干明丽而警策的抒情诗。《灰鸽之死》一诗，手法仍旧传统，却直达人性的深层。他以非凡的毅力，奋不顾身的拼搏，果然磨出精品，印证了“勤能补拙”这一虽早已受普遍肯定但在艺术创造上几乎不可能的古训。农民在耕地时的勤劳和集市上的狡猾，转化为文学，过程是这般地匪夷所思。我扪心自问，我和他比，和唐X比，不是等而下之吗？我不也是误入歧途吗？文学是如此悲壮的行旅，以大多数作者的牺牲来成就寥寥几位大师，以多数的平庸来烘托凤毛麟角的不朽。我也是殉葬大军的一员。残酷的淘汰，苛刻的筛选，你想知道文学史的苛刻吗？看看诗歌的星辰最为繁密的盛唐，留下多少名篇名句吧？看看当今书市，今年被热炒的作品和作家，明年还有几许留在记忆或者排行榜上吧！
那末，且改用宽容的口吻。老南，是无愧于初衷的诗人，是值得尊敬的作家。首先，他移民以后的文学道路，于大节无愧。他没有投靠任何一方权贵，没有出卖朋友，没有拍卖灵魂。当然，这里有一个现实问题：要卖也难卖出去，一如平民欲效从前的朝廷命官割地赔款，手头却只有一张才值一美元的中国地图。他偶然也?慕靠邪门歪道在美国赚得温饱和房子的人物。但只能指望六合彩带来横财。在海外从事中文写作，寂寞和自由是绝对地充分的。他在并不轻松的谋生中，凭着比有才具、学养和来头的同行多出一两倍的毅力，和命运苦苦较量，出发点即便还是和“跳出农门”近似的“扬名显声”吧，却无可非议。其次，他好歹有作品，有过奉献。老南在两方面可作代表：“工农兵业余写作者”的代表和“大陆中年新移民写作者”的代表。就前者来说，作品之无保留价值不说了，他的去国毋宁是莫大的幸运，在新大陆经受东西方文化的风雨洗礼，日渐洗去流毒，摆脱桎梏，写出了直面人生，抒发真情实感的新诗和真实反映底层移民生存状态的小说，即使不够格臻于不朽，但也不象《颂歌献给小靳庄》一般的下三滥。他和乡间一大群如今垂垂老矣的业余作者中，仍旧算得佼佼者。在美国的华文作家群中，可排入中乘之列。
1988年，世界酝酿着突变之时，素来对时事的敏感弱于对麻将的热衷的老南，以48岁的功力，写了以枕木为意象的抒情诗《钢轨下，一个灵魂的呐喊》，里头有这样两节：
“记否，当夜的大野
深沉如泼墨
历史的瞳孔，却从叶间
漏落几点星光
年轮不是凝固的记忆
圆心扩散着
一代无辜者的哀怨
只为一个崇高的目标
献身，我毫无怨言
但听从
谁的意旨，把我们
赤裸的躯体，铆在
这多向性车站--
铆在
二十世纪末叶
最颓圯，最繁乱
事故多端的
时代叉道平交点”
二流的诗人，写出了一流的作品，准确而凝练地刻划一代人的灵魂之痛，诗作的成功，证明了才华之外，勤奋，坚持，后天的意志也不可小觑。
五、盖棺未可论定：文学以外的老南
老南不早夭也远不算长寿的一生，因其普通，因其不具备奇情色彩，因其从来没发过大财，没走过任何一种运，从大处看，他和唐人街上绝大多数“运数平平”的新老乡里们一样劳累，卑微，上街买菜斤斤计较于白菜和排骨的价钱，老来不但多一层胆固醇和医药费上的顾虑，还有自嘲与自得掺半的“三无”（无信用卡，无驾驶执照，无支票户口）。因此，他具备了文学以外的丰富代表性。他是大部分中国大陆中年新移民的象征。
作为过从频密的朋友，我和他的名字并排，除了合作抒情诗《侨乡的山》外，还有一次，恰可为诗外的老南，连带我，在扮演和文学无关的“移民”一角的写照。那是一家中餐馆的名字：英华馆，从他以及我的本名各取一字而成。那是1983年初，我俩来美都不足五年，我的存款刚好一万多一点，英语刚够对付买三文治的顾客。餐馆位于旧金山市场街和田德隆区的交界。两人都掏光积蓄，向亲戚借了债，凑了3万块，向出卖餐馆的希?佬借了2万。招牌上的一尺见方的行书，当然由他这个以书法家自命的第一号老板来写，字体豪迈洒脱，可惜包办招牌的洋工匠照葫芦画不好瓢，字都象机制的，气韵全失。这招牌长逾一丈，重达几百斤，制作和安装少说要花五千元，好在“戌戌百事可乐”的广告部提出条件，以三分之一面积写上“中中七喜”汽水的字样，费用全由他们包。我们当然同意，招牌用起重机吊起，以45度角安装在安迪街和美慎街交界处时，雄视着四面的高楼，那般气派。开张那天，被连天奋战累出满眼红丝的哥儿俩站在门口，仰头看了看蔟新的大招牌，低头看看餐厅里从门口一直摆进里间的鲜花和万年青，都是两人的亲友，包括担任《时代报》社长，20年后老南与之反目的黄先生送的。相视而发豪迈的笑。这才是新大陆开拓者应有的势头，方块字砌的诗，先在书房角落里晾着吧，当务之急，是圆约定俗成的“黄金梦”。从此，我们在经济上将彻底翻身，“绿卡”将衍变为从餐馆收银机提出的一叠叠绿色钞票；将拥有自己的住宅，他不必租住位于田德隆区、半夜里被妓女和嫖客纠缠的吵嚷声骚扰的破旧公寓，我也将搬出利治文区由车库改建的、下雨天床下奔流着小溪的简陋单位。餐馆上了轨道后，财力渐厚，远在故国，渴望开洋荤的亲人，将来这里团聚。更远一点的衣锦荣归不说，不久以后父母一定以谦逊的口吻，向邻里展示远在金山的儿子“捞大把世界”的照片。7年前两个在中国官方文学杂志上冒出的渺小名字，难保不并列在美国华裔企业家排行榜上。当然，说两位在英语蟹行的世界闯荡的中国小文人，抱负仅仅在将诗才变为钱财，并不准确，这是躁动不已的成就欲：干一番事业，以不枉此生。钱不过是“大志”笼罩下的一个亮点。
那年头，我们都已进入或快进入中年，都在餐馆这一行熬过来，何尝不明白“顺顺黄金”的黄金，须以多少加仑炸春卷的玉米油，以多少夜以继日的竞争来冶炼，里头的艰难都预料到，但漏掉了一条：深夜锁上餐馆的门回家，得在裤腰里掖把小刀，以防备抢劫的吸毒者。我们只在“英华馆”干了3个月，便狼狈逃命，原因很多，关键的一个就是择地不善，餐馆陷进失业者、毒贩和流浪汉的包围中，它的楼上就是市政府出资包下来，专门收容社会渣滓的廉价客栈。此外就是志大才疏。老南在事后说了我一句：“当初要不是你老吹捧我的厨艺，我也没那个野心。”不过，我至今仍旧认为没有言过其实，老南于厨艺，从包括冷热荤、鱼翅汤和八大盘的豪华酒席，到意大利式面条、纽约牛扒、缅因州龙虾的烹制，无不精通，刀工、火候、盘饰，均出色当行。作诗他在全中国排在第二流，主持厨政却可臻一流，如果他全心投入的话。艰难撑持之后，餐馆以比买价少一万元的贱价卖给一位上海女士--她非要买下这个地理位置上一无可取的餐馆，首先不为了发财，而是要让就在附近开建筑设计行的前夫看看她的厉害，我和老南的友情并没为此受损，这是颇教熟人惊诧的例外。在美国生意场，因“私交甚笃”而成商业搭档，害远多于利，一旦生意上出现纠纷，无论盈亏，都容易变成仇人。此后，我们仍旧上茶楼谈诗论文。自然，沮丧是浓烈的。北岛有妙句：“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可惜两人不喝酒。然后，我重回西餐馆，当底层的收盘碗工，老南进入唐人街的“西厨学校”。校里爱开玩笑的雷校长，一个劲地叫这位年岁和身量都可观的学生为“黄老板”。就此退回打工仔阶层，都不甘心，两人还偷空到郊外去考察过几处待出售小餐馆，但没有动真的。此后，我没有下海，一辈子就一次当短暂而全盘落败的小小“老板”。这一挫折并非没有正面意义，甩掉贫困和卑微，走捷径发家，是新移民普遍的心理“麻疹”，发了才具有免疫力。此外，在那里，顾客多半是领救济金的穷人、娼妓、皮条客、小偷、离家出走的少年、瘾君子、有易装癖的男同性恋者，这等底层体验，比之个人受苦受难，更加广阔，对从来没打算当王国维所归类的“主观之诗人”的老南和我来说，如其说是倒霉，毋宁说是终生可收“精神利息”的短线投资。
还是回到老南去。文学人在社会是异类，是极少数。撇开文学，芸芸众生里的老南，后半辈子的命途没有多少波澜。他虽出身农家，自小扛苦活，生就远比大多数南方男人魁伟的身坯，可是，向来视体力劳动为畏途，这一近乎先天的怕苦怕累，不是没有正面的效果，他早年迷上写作，原始的动机就是逃脱大田上毒烈的日头。粪桶和案头的稿纸比，即使后者毫不实惠，但应了乡间谚语：“自在当富贵”。来美后的前10年，他的工作很少稳定过，首先当的是唐人街杂货店的码货工，然后，主要在中式餐馆里沉浮，洗碗、抓码、油锅、炒锅，反正没工可上，领一段时间的失业金，再随便找上一份，干几个月，零敲碎打，难成片断。比起把养家活口视为神圣使命的当家男人，他没那份担当，钱够花，日子能对付就行。没活干时，天天逛街，看电影，然后到职业介绍所转个圈，算是对家里有了交代。1986年，我和他一起进入《时代报》，我当编译，他当校对。穿着白衬衫，在办公桌前画圈打叉，这活计让他着迷。可惜为时不足一年，报社关了门，他回到餐馆当“厨房牛”去。
1988年到1994年，因我的引荐，他进入我所在的下城老牌“铁马”意大利餐馆，先当洗碗工，后晋升为厨师。他在厨房，我在餐厅，仍旧是好朋友。他离开这家待遇不错的餐馆，原因颇为滑稽：他和一位也在同一餐馆当厨师的同乡，在茶楼听说某位在洛杉矶发了大财的企业家，有意回家乡投资，项目定好了--开办沙石场，这两位精于在煎板上炮制三分熟或五分熟新西兰羊扒的打工仔，辞掉工作，当起掮客来。里头的全盘操作，以我和他的交情之深厚，他也没漏过一句。在运作之初，我却在他家偷窥到一点，那次我象往常一样进书房小坐，在案头瞥见新印就的名片，用的是本名黄英晃，衔头是“美国旧金山金门投资集团董事”，他一把抢走，故作淡然地说：“拿回去骗骗生意佬”回去折腾了一个月，无功而返。听说那客户进了国境，很快找到别的有力人物，把既无后台又无技术的始作俑者甩掉。好在老南的第二次下海，比第一次聪明，执行了著名的“华尔街三原则”的第一条：不花自己的钱。所以，除了机票和零星开销，经济上没大损失。一肚子气消了以后，又面临饭碗问题，“铁马”餐馆回不去了，因为他事前信心太足，以为此去办成一个投资上千万的企业，佣金和带长字的职位都在等着，还希罕这！于是象“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李白，和韩国老板吵了架，回头路断掉。失业不久，他就进医院作了心血管搭桥手术，庞大的手术费是保险公司包下来的，而这种保险，是在他失业前，由那位英语结巴，为人厚道的韩国老板支付的。
然后，老南提前进入晚年。他去世时离法定退休年龄差一岁。从57岁到64岁的“后中年”，他梦寐以求的“斯文饭”倒是吃上了。起初，应一位即将担任“中华总会馆”主席的乡亲之邀出山。说起这家会馆，乃旧金山华人社会势力最大、地位最高的机构，踌躇满志的乡亲，未必知道老南的文名，但对他的一笔好字佩服之至。乡亲许诺，一旦就任，便邀请老南当领薪水的“中文书记”。可惜节外生枝，乡亲上任之前和前任乃至董事闹起法律纠纷，花了一二十万美元，还是摆不平。主席没当成，老南也就落了空。不过，当不成主席的乡亲没亏待他，凭着在唐人街经商数十年所植下的人脉，轻而易举地将这位文化人引入会馆的圈子。
唐人街的团体众多，同姓氏的，同乡的，同行业的，同宗教信仰的，同爱好的，同资历的，无不拉起山头。林林总总的“协会”和“公所”，是中国式的宗族观念、乡土情结、无所不在的虚荣心理和美国的自由精神结合的奇妙产物。在团体里担任职务的，凡头头，绝大多数没拿薪水但具有足够的体面。此外，若干负责实际事物的职员，则拿工资。反正这些会馆有不动产，能收到可观的租金，正愁除了“工作午餐”外开销不掉。老南不干则己，一干就是三个社团的中文书记--宁阳会馆，XX公所和XX堂，工资合起来，超过从前的任何一个差使。
从此，老南成为货真价实的白领。他从来就讲究生活享受，举凡吃喝穿着，只要付得起，都不吝惜开销。4年前一天傍晚，我和他在唐人街邂逅，他匆匆忙忙地往下城赶，对我说，他打听到，乾尼街的“巴厘鞋店”大减价，买一送一，快关门了，要买一道去。我随他去，买了两双皮鞋。归途上，他絮絮地传授买鞋和穿鞋的心得，精致的品味教我?妒交集。我端详没见面好几个月的老友，嘿，真该刮目相看哩。先说身段，原来是胖子，最重时将近100公斤，手术后节制饮食，如今降到75公斤以下。一头浓密的发，一丝不苟，一丝不白，他郑重声明这是爹妈给的“原庄”，而我的疏发，早就乞灵于日本产的“底根”染发剂。服装更不在话下，洁白的衬衫，酒红带纹的窄领带，蓝裤子穿了一天，熨折还笔直，皮鞋铮亮。谁看到我俩，怕要把他认为我的弟弟，乃至儿子。我早就佩服他的整洁，书桌、书架，案头文稿和文具，无不井井有条，在自费印制、每页地头有“戌戌老南专用”戌戌字样的稿纸上，写下的诗文，端正干净。心爱的藏书，纸色也许发黄，但被小心保护着，没有折角。偶尔也有读破的，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他研读多次以后，原文几乎淹没在大段大小段的眉批中。如今他的外观，说“整洁”太不到位，他是殚精竭虑地往年轻上扮，衣服总是浅色，步履绝不露老态。不坐班那天，牛仔裤加雪白的“乃基”球鞋，腰间别着传呼机和手机，正午在熙熙攘攘的市德顿街疾行，眉宇间英气勃勃，让我怀疑他交上桃花运。不过，我和他的交情已淡，没资格过问隐秘情事了。
“白领”生涯，不是他在西餐馆里被烤炉烤出一头油汗的年代，幻想为“轻松自在”的吗？可是，待他在宁阳会馆的案头整理《会务记录》时，才晓得凭自命“滚瓜烂熟”的中文讨生活，精神压力并不比餐馆的用餐高峰期受头厨训斥时少。“鸡毛蒜皮都管：收租，写租单，开会通知，恳亲大会邀请信，春宴编席排座次，主席在恳亲大会的讲稿，乐捐芳名录，年度会务报告，开支明细帐妈的，这辈子从没这么婆妈过。我还没提人事上的微妙，现总董和前主席的嫌隙，现任会长夫人和前人会长夫人的恩怨，新帐老账，你都得记住，摆平，无聊啊，可是我敢得罪任何一方吗？”
“最近写什么没有，诗还是小说？”我不只一次当面或在电话问他，出于对旧日诗情与友情的双重眷恋。我明知他早已停顿，任何报章上，都没有了署名老南的作品。即便在今年，由他发难，从原来的文协拉出人马成立的“作家联会”，千辛万苦地拉广告，筹了钱，出版了第一期会刊，这位创会的首脑、副会长，也只以10年前的旧稿充数。每次，他都悲凉地叹息，说：“写个屁，千头万绪的会务，想想都烦死人，还能构思作品？”他早就有意以旧金山的某“会馆”为主舞台，铺陈一个融合浪漫爱情、商业竞争、政治冒险、帮派火拼以及宗族纠葛的长篇小说，不过，即使天假以年，以他晚年笔力的停滞，能否驾驭纷纭的线索，复杂的人物，凭我对他根底的了解，并不乐观。
老南在唐人街混的这些年，他告诉我的都不是秘密，因为不再推心置腹的缘故。他近年卷入同乡会的前任主席与现任主席的人事纷争，闹上法庭，斗得难解难分，小人物争名夺利的情节，足够惊心动魄也足够无聊，他却没向我提及半句，也没见他写入小说。我是从报纸的社区版看到的，他在报上出现时，名字变回“黄英晃”。当然，此间的是非，我一无所知，他自有他的原则和理由在，我岂能乱加指摘？而且，他不是主角，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据他说，在唐人街社团当头面人物，须是商场上功成之后，什么都缺，尤其缺“体面”，就是不缺钱的老年人。主席每次和同仁上茶楼和咖啡店，都得作东，会帐时露出来的，非得是厚厚的百元钞票。他没这个本钱和资历，陷入纠纷，是拔刀相助，而不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我所惋惜的仅仅是，60岁前后，是写作的的巅峰期，他写下的漂亮汉字比谁都多，却没有在文学庭院留下一角哪怕毫不起眼的风景。
六、突如其来的终结
2004年9月4日，老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谁想得到呢？我知道噩耗，已是几天以后。我先是惊愕，发了半天呆，这几年虽没交往，可是他在我生命中的位置，离当下只是远了，但盘根错节的交情，我每次回眸，都屹立在记忆可及处。老南的葬礼定在9月12号，我和妻子早已买了回国机票，在11日晚上动身。无法送他最后一程，愧疚和悲痛搅和在一起，不能释怀。我临行前给老南的太太打电话慰问，这位我口中的“阿 嫂”，20多年不知给我作了多少次饭，刚刚移民那阵，我家两个孩子把她家当作幼儿园，多么贤慧善良的女人，即便我和她丈夫的友情陷进谷底，我对她的尊敬也没稍减。猝然的重击使可伶“阿嫂”悲痛欲绝，她哽咽着诉说她的不甘。照她的说法，老南的遽逝，旧金山总医院的医护负有部分责任。此前10多天，老南已进那里一次，原因是8年前心脏搭桥手术所换掉的四根血管中，一根半又堵住了。那次检查出病因，但不能再搭一次，只能采取服药等保守疗法。他回家后，心脏的毛病又发作，供血不足，血压低至50。到心脏科医生那里去，医生看他没有买任何一类医疗保险，怕难收帐，敷衍了事，把他推给总医院。总医院所收的病人，多半是没医疗保险的非法移民和穷人，全凭政府拨款，无论人手、设备还是医护人员的责任心，都比正规医院差一大截。那天中午，阿嫂从家里带来稀粥，老南在病床上还能自己舀着吃。过了一会，护士进来说，要去别家医院做心电图，马上作准备，小便要先排掉。于是老南自己起来进厕所去，身上带着输液管，走动不便，打了踉跄。回来躺下，说了一句：“好晕。”随即呼吸急促，阿嫂马上叫医生来。老南被送进急救室，不久即告不治。“护士失职，为什么不扶病人进厕所？我气不顺，他不该这样走掉，好端端一个人”阿嫂在哭，我的泪滴湿了话筒。
我认为老南太太的话有理。老南本可以活下去，哪怕从此离不开药物，活得艰难。尽管以心血管病的凶险，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周全的预防和最先进的医疗条件下，尚且差点被四根堵塞的血管要掉性命，何况病况相似却连就医也遭冷遇的老南？然而，老南也有不是，他没有购买医疗保险，从唐人街的心脏医生到总医院，为此对他掉以轻心，救治没尽全力。老南也许是心存侥幸，他想拖到65岁，那是法定的退休年龄，医疗保险主要由联邦政府负责。每月多达数百元的保险费，对月入不足两千的中文书记来说，毕竟不算小数。
不过，你不可据此将老南看作玩命的人，除了年轻时熬夜炮制应制诗，此后，无论从事稻粱之谋还是写古人称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诗文，“宵衣旰食”，“置生死于度外”这类壮烈的词汇，除了短暂的发愤时期，基本上和他无关。恰恰相反，他一直是爱惜生命胜于一切的明智人物，凡涉及享受和保命，只要力所能及，都力争兼而得之，要不就先享受后保命。保健药品，哪样流行吃哪样。不惜工本，力求速效。患坐骨神经痛时，他一起服用的药物，有跌打医生开的中药，有成药“抗骨增生丸”，此外，拔火罐，贴膏药，针刺，热敷，无所不有其极。可是，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来自农民的狭隘，在保健方面，他的思维带着教我困惑的荒谬，可名之为“不求甚解”。他常常满足于表面，如上文所说，他常常失业，无所事事时，他不象豁出去的穷人那般，非得找点活干，总是懒洋洋的，在街上逛够了，才进职业介绍所转个圈，能不能找到工作，他不在乎，在乎的是表面功夫--看，我不是不找工作，难找就是了。在养生方面，他也一样，吃自然要好的，在洋餐馆当厨师时，他一顿午饭吃双份牛排，合共一斤多，三分熟，带点血，诱人的口感，难以言状的香。然则，他忽略红肉里高得吓人的胆固醇吗？不，他饭后马上吃下四颗深海鱼油，比平常的剂量多上一倍。这样一来，便操稳操胜券似的。晚年作过搭桥手术，从死亡线上转了一圈，他才改掉口重的习惯，尽量少放盐少放油。然而，“孕孕白领”的旧职业使他躲不掉唐人街餐馆的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当会馆中文书记这些年，不能不参与侨社多如牛毛的社交应酬，吃必在酒楼，一个星期少说也有两三次，顿顿油腻，十道八道菜，硬着头皮吃了，降压丸、降血脂丸也随之服了。预防功夫作足，诚然心安理得，可是扬汤止沸，效果不言自明。
老南如果在晚年不到侨社任职，不卷入没完没了、劳心费神的人事纠纷，不赴没完没了、摧残心血管的宴会，不在64岁前后，为了省钱而停购至关重要的健康保险，那么，今天，一身合身浅色西装、一头乌发的老南，可能还在唐人街兴冲冲地走着。
我把老南的死讯告诉共同的诗友周正光，这位住在波士顿双湖畔的多情诗人痛哭失声。后来，他对我吟了一首《绝命诗》：“生死人间亦大哉，右军觞咏有沉哀。浮生憾事知多少，掷笔青山黑雾来”。周正光告诉我，作者刘峻，台山人，我和老南的同乡，是岭南有数的卓越诗人，潦倒终生，最后在香港死于癌病。老报人罗孚先生谓，刘峻单凭这首绝句就可臻不朽。我想，老南撒手如此干脆，少熬了许多苦，算大不幸中的小幸吧？
哀思无限，对于老南，我此生中为数极其有限的至交中的一位。思绪也无限，不但对老南，也对老南的同代人。写罢抬头看窗外，秋阳杲杲，蓝天如洗，秋风动地而来。街对面的花旗松撒下针叶的细雨，如泣如诉。我早已进入生命的秋天，此时怀友人，悲情一如秋风。
2004年11月3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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