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纸人生
                                 程宝林
                            一
     2004年，流年不利，我的心灵为阴影笼罩。
     青年节期间，朋友刘君离开我们而去了，在北京，在一处寂寞的墓园里。辛弃疾垂老之年，“叹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那份人生无趣的苍凉，我在四十初度时已侵袭心头。想不到，偶然出现在我文人生活中的这位湖湘汉子，和我一样，是一
个爱女人的人。只此一点，就博得了我的友情和信赖。在短短的两年里，我们的交往虽不太多，但心灵的默契却达到了不必言说的程度。他曾到我的陋室里醉饮，我也曾到他的公寓里狂歌，听众都是相熟已久的朋友。那一声西北黄沙中吼出的信天游，是这自由得无边无际的海外生活中，唯一的狼嚎，或者犬吠。
     后来，传来的消息，是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再后来，是京郊的一处墓园。
     在谈论文学与文字之外，我唯一曾与之谈论过性、爱与女人的这位男子，正当壮年，就这样，在夏天的闷热中归于无形，在海的那边，在梦的深处，在浅浅的泥土中。
     无论我怎么入世、奋斗、求取功名，我都知道，我们不过是一张薄纸。来自子宫，因而我们热爱子宫；归于泥土，因而我们热爱泥土。在这二者之间，是一张张的纸，被命运之手撕扯、揉捏、涂画、书写，短暂的辉煌中，有永恒的徒劳。
                                
                                   二
    七月某日，想起给一位久未联系的朋友打电话，问问近况。朋友说：父亲肝癌晚期，怕是来日无多。
     当时，正是中午。疏懒惯了的我，不知冥冥中有什么神秘意念指引。我说：“我今天傍晚就去看望伯伯。”放下电话，我赶到附近的华人商场，买了自己从来没有问津过的燕窝，等妻子下班时，和她一起去探望病人。
     记得几年前，我们举家移民美国时，举目无亲，正是这位大病初愈的朋友，到机场接我们，他的母亲，在家里给我们准备了面条，成为我们初抵异国的第一顿饭。
     朋友的家与妻子上班的地方，在同一条街上。我们抵达时，朋友和她妈妈，正牵着老伯，一步一挪地走下台阶。大儿媳跟在后面，拖着一台氧气瓶，一根细管接到老伯的鼻子里。
     一年多不见，平时爱打麻将、爱看羊城晚报的这位原广州五羊自行车厂的工会干部，脸色腊黄、骨瘦如柴。见我们夫妇来探望他，他望着我们，茫然地点了点头。朋友说：“我爸爸内出血，现在去医院看急诊。”
     我们开车，跟在朋友的车后，赶往医院。在路上，我看到前面车窗里，老伯苍老的头颅，在随着车的颠簸而晃动。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几年前，到老伯家小坐，他正在苦读英语，准备参加入籍考试。现在，这个一生无论如何坎坷，都对中国没有半句怨言的美籍华人，就这样走上了通往急诊室，或归，或不归的路途。
    我先停好车，换下朋友去找车位。我拖着氧气瓶，和伯母一起，将老伯的轮椅推入护士室，并帮护士填好表格。老伯嫌轮椅的踏脚板不舒服，自己执拗地用脚将它调整了一番。我帮他脱下袖子，让护士量血压。做完这些，老伯被医生推到急诊室去了。
    我们夫妇和他们的家人守在候诊室。二十分钟后，一位医生急匆匆地出来，对大家说：“你们快进去，最后的时刻怕是到了。”通往急诊室的自动门，在此刻訇然洞开。
    老伯躺在病床上，他的妻子、长子、长媳、次子、还有内弟，和我们夫妇俩，都围在病床前。和我留在北京的大学同学相比，我不算是亲历过死亡的----那一年的那一晚，一个垂死的陌生人，曾经将满是鲜血的双手绝望地搭在我的一位同学的肩头。但此刻，我真切地看见了无常之手的无情。
     出于对某些民间习俗和禁忌的顾虑，我拉着妻子的手，悄悄地退出了急诊室。这时，“随侍在侧”这个词，如此形像地闪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家的四个祖辈、曾祖辈过世时，我从来没有机会有过一汤一药的孝敬，此刻，送别朋友的老父，我觉得这一天的时光，竟然如此锋利如箭。
      20分钟过去了。朋友的家人先后出来。他们的眼角挂着泪。妻子走上前去，将伯母的双手捧在自己的掌中。她不会忘记，我们抵达美国的第一个夜晚，因为没有被子，伯母将在衣厂打工剩下的一块类似于棉絮的纺织品，送给我们，帮我们度过了第一个异国之夜的五月清寒。

                                     三
     八月初，从我的家乡小镇传来噩耗：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好友杜建平突然病逝了。
     我陷入无边的哀思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什么东西都提不起兴致，周围的几个文友，也减少了聚会的热情。本来就不习惯在电话中聊天的我，时常在脑子里萦回着“懒心无肠”这个词。
     九月初的这天，刘荒田来了电话，说老南“走了”。
     错愕、震惊、悲哀，却难寄哀思─老南实在和我说不上是朋友，最多不过是美华文协的熟人而已。在长达四年的多次开会中，我们几乎没有单独交谈超过10句话，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饮过茶，他从来没有打过一次电话给我，我也没有给他打过一次电话。
     我们都写诗，都是诗人。在写诗的历史上，他甚至可以称为我的前辈。
     很早就听刘荒田说过，他和老南的友情，可以追溯到70年代初，甚至更早。后来，读到他的长篇伤逝的文章《秋风起天末》，我为他们那个年代对诗歌的追求所深深感动。而从广东台山的村野、小镇，重聚于旧金山的餐馆、咖啡馆，共同谋生、一
起写作，这份情谊，大概与“兄弟之情”相差无几了。如果这样的情情谊，因了海外生活的琐屑零碎、因了无情岁月的激情消磨，终有渐行渐远的一天，而其中的一方，生命的琴弦会在九月之初的一天，骤然折断，那么，这跨越时代、海洋、国度，经历了30多年岁月淘洗的友情，当初又有什么建立、培育、呵护、珍惜的必要？
     这真是触及我灵魂、引起心灵长久颤栗的一击。
     其实，算起来，我认识老南，早在1995年春天，一个细雨如霏的傍晚。在一家小报打工、生活异常艰辛的我，在徐永坤先生的邀约下，受到了旧金山几位文友的款待：刘荒田、刘子毅、老南、许培根，在华埠金山酒楼请我这个初来美国、“啥都没有”的文友吃饭。我们的交谈当然是礼节性的，但餐后，每个人各自掏出10美元来付帐的情景却令我终生难忘。说实话，在中国那样的社会体制下当记者，长年白吃白喝的惯性，很容易把一饭之惠看得不值一提。但我要说：我欠他们每个人，一份深深的情谊。
     如今，一饭之惠，对刘荒田、刘子毅、许培根几位文友，当然还可回报。
     但对老南呢？
     那天，在花园饭店开理事会，老南拿出刚在香港出版的英汉对照诗集，逐一签名，题赠席间的每个文友。我当然也有一本。回到家，翻阅一过，很想抽时间，和他交流一下对他那些短诗的看法，却发现，我竟然没有他的电话号码─我将朋友们的电
话号码，胡乱抄在五个大小不同的本子上，为了找一个电话号码，我常常要翻遍五个本子的每一页。很多时候，我都是这样愚蠢的一个人。这也是我几乎难得给哪个朋友打电话的主要原因。
     刘荒田问我：老南的后事办理，需要通知你吗？
     回想一个多月前，在医院目睹的那一幕，以及后来从灵堂到墓地的全部过程，我觉得这颗混沌而敏感的心灵，无法再次承受无常之手的抽打。我决绝地说：“不要通知我。”
     在过去的一年内，我出版了四本书，却没有送给老南哪怕其中一本。尽管，我并非完全没有机会；当然，也不是说，我如此悭吝、如此寡情。
     “书生人情纸一张”，这其中蕴涵着写作生涯的若许悲哀、几声叹息。
     相重的，是一张纸；相轻的，也是一张纸。生，如纸，死，亦如纸。

(2005年3月2日，停笔3月后作，谨以此文，追怀刘君及老南在天之灵。遵刘君之遗愿，文章未具其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