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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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史悟录(连载)
60楼
剑兰探春 于 2012-08-18 21:40:56
悲情大师——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2月—1927年6月),初名国桢,后改国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今海宁市盐官镇)。
王国维三岁丧母,六岁入私塾读书,少年时被誉为“海宁四才子”之一。十五岁进州学。1893年、1897年两次赴杭州应乡试,未中。西学渐盛行于当时,便从杭州崇文书院肄业,放弃科举之路。
1898年2月,王国维到上海在汪康年的《时务报》当书记校对。
6月,王国维到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向日本人藤田丰八等学习外文和理化等学科知识。知道了康德、叔本华等人,产生研治西洋哲学的想法。
罗振玉读王国维《读史二十首之十二》诗句: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特别赏识其才学,并倾心教授。王国维师事罗振玉,终身依庇他。
变法失败,《时务报》因倡维新停办,罗振玉留王国维在东文学社管理庶务。
1899年,河南安阳小屯发现殷商甲骨文。
1900年秋,王国维到上海,罗振玉请译编《农学报》,王国维荐沈纮任其职,自己去帮助翻译日本农事指导的书籍。
1901年春,东文学社解散,罗振玉招王国维到武昌,在农务学堂任翻译。秋,王国维得罗振玉资助,东渡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读书。
1902年夏,王国维因病回国,协助罗振玉编《教育世界》杂志,撰《崇正讲舍碑记略》,译《教育学》、《算术条目及教授法》,刊载于《教育世界》。
1903年3月,王国维应聘到南通师范学堂,任心理、论理学教员,在任教期间通读了叔本华、康德的书。
王国维翻译英国伦理学家西季维克的《西洋伦理学史要》,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枕戈记》,均发表在他主编的《教育世界》上。还翻译了十八世纪哥尔德斯密的《姊妹花》(《威克菲克牧师传》)。
1904年,罗振玉任苏州江苏师范学堂监督,王国维任该校心理、论理及社会学诸科教员。
1905年9月,王国维汇编1904年以来刊载在《教育世界》的文章十二篇,取名为《静庵文集》。集合古今体诗五十首成《静庵诗稿》。
11月,王国维随罗振玉辞职回家。
1906年春,罗振玉调北京清朝学部做官,王国维随同入京住在罗家。
4月王国维刊行《人间词甲稿》六十一首词集。8月父亲病故回家守制。
1907年4月王国维自海宁返北京,经罗振玉举荐授学部总务司行走,后任学部图书编译、名词馆协修,工作到1911年辛亥革命止。
6月王国维发表《三十自序二》。11月王国维刊成《人间词乙稿》。
1908年4月,王国维全家居住在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7月王国维编辑《唐五代二十家词辑》二十卷、《南唐二主词》。8月王国维撰写《词录》、《词录序例》、《〈词林万选〉跋》。9月王国维编辑《曲录》初稿二卷。
1909年,王国维在北京撰《罗懋登注拜月亭跋》、作《〈梅苑〉跋》、辑校《聊复集》并作《跋》、《〈碧鸡漫志〉跋》、《〈蜕岩词〉跋》、作《〈赤城词〉跋》、《南唐二主词补遗及校勘记》、《〈宁极斋乐府〉跋》、《〈欧梦词〉跋》、《〈花溪志〉跋》。、《后村别词补遗》一卷,并作《跋》、《戏曲考源》一卷、《跋吴起敌秦挂帅印杂居》、校《石林词》、补《漱玉词》、辨误《易安居士事辑》、校补《放翁词》。
1910年,王国维校《录鬼簿》,作《〈元曲选〉跋》,译《教育心理学》,出版发行。
1911年1月,王国维为《百川学海》《晁氏客语》题跋。2月,为罗振玉《国学丛刊》作《序》,提出“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的观点。
辛亥革命爆发后,12月,罗振玉、王国维(携生平著述62种)率家避居日本,王国维侨居日本五年。
1912年,罗振玉藏书抵日本京都大学。王国维与日本学者共同究读攻古史。年内王国维撰作《简牍检署考》、《双溪诗余跋》、《古剧脚色考》等书。
1913年,王国维在日本撰成《宋元戏曲考》、《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成《壬癸集》、《译本琵琶记序》。……
1914年 2月,王国维与罗振玉合撰《流沙坠简》,并作序。4月作《流沙坠简后序》,成《补遗》一卷。6月代罗振玉撰《国学丛刊序》,并作序。岁末,为罗振玉撰成的《殷虚书契考释》一书校对并写序和后序文。
1915年,王国维撰《殷虚书契前编》一、二卷释文,作《洛诰解》。3月中旬王国维回国扫墓;4月到上海会合罗振玉下旬回到日本。
1916年,王国维应犹太富商哈同(S•A•Harpoon)之聘,编辑《学术丛编》杂志。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年中撰《史籀篇疏证》及序、《流沙坠简考释补证》及序、《周书•顾命考》及序、《国学丛编序》、《汉代古文考》、《元秘书监志跋》、《隋志跋》……。
1917年2月,王国维回国。年中撰《古要竹书纪年辑校》、《自序》、《殷文存序》、《乡饮礼席次图》、《周代金石文韵读》、《唐韵别考》……作《南越黄肠木刻字跋》、《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殷周制度论》、《商三勾兵跋》、《〈汉书艺文志举例〉后序》、《〈周代金石文韵读〉序》……。11月,集近年所写文章编成《永观堂海内外杂文》一书。张勋复辟王国维没有任何行动。
年底,王国维拒绝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请。
1918年,王国维兼任哈同办的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教授。本年撰《经学概论讲义》、校《净土三部经音义》、校《苍颉篇》、校《唐写本唐韵残卷校记》,为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作序,……。第二次辞谢北京大学教授之聘。
1919年1月,王国维应藏书家蒋孟萍请,为其编写《密韵楼书目》(该书1923年完成)。撰《书郭注方言后》(一、二、三)、《书尔雅郭注后》、作《音学五书跋》、《九姓回鹘可汗碑跋》、《重校定和林金石录》、撰《西胡考》(上、下)及《续考》、《西域井渠考》、《于阗公主供养地藏王菩萨画像跋》……。
11月初,王国维任《浙江通志》总纂。
1920年,王国维在上海继续为蒋氏藏书编志,校阅多种古籍,作《天宝韵英陈廷坚韵英张戬考声切韵玄武之韵铨分部考》、《顾刻广韵跋》、《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残宋本三国志跋》、《魏曹望憘造象跋》等书……。
1921年初,王国维再辞北大文科教授职聘。年内作《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一、二卷)。并将辛亥以来的主要经史论文,编集成《观堂集林》二十卷,完成刻印。
1922年,王国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通讯导师。清末学者沈曾植去世,王国维题联寄托哀思:
“是大诗人,是大学者,更是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1923年,王国维经请末陕甘总督升允举荐,清逊帝溥仪召其为“南书房行走”。王国维在五月入京,六月一日觐见溥仪,受“五品官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他拖着一根长辫子,战战兢兢却又忠心耿耿地侍奉着溥仪。
年内作《宋刊后汉书郡国志残叶跋》、《兮甲盘跋》、《汉南吕编磬跋》等书,撰《两淅古刊本考》及作序,校《水经注》,为南陵徐氏所藏古器拓本作跋数则,如《刺鼎跋》、《父乙卣跋》等,撰《肃忠亲王神道碑》。……。
不久,王国维建议北京大学大开设“满蒙藏文讲座”、选送学者出国深造。
1924年,王国维校对法人伯希和寄来的《秦妇吟》影印本,作《唐写本韦庄秦妇吟又跋》一文,撰《论政学疏》、《明内阁藏书目录跋》、《散氏盘考释》及跋、作《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金文编序》、《吴王夫差监跋》……。
近年来王国维常与胡适商讨学问。
11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如同遭受了奇耻大辱,气愤地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家人的强力阻挠没去践约。溥仪出紫禁城,王国维追随左右,常发出“艰难困辱,仅而不死”的感慨。
1925年 2月,清华筹办研究院,经胡适力荐,清华拟聘王国维为院长,王以“时变方亟,婉词谢之”。
1926年2月21日,王国维到天津为溥仪祝寿。溥仪劝王国维任职清华,王才接受聘任当了教授。他在清华研究院两年,除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外,还从事古代西北地理及蒙古史料的研究整理工作。
清华研究院同时聘请了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统称他们是“清华四大教授”,是学府里“教授的教授”。
7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录取新生30名,预学2名。
11月下旬,王国维为北京大学历史学会讲演《宋代之金石学》。年内刊行《蒙古史料四种校注》以及《元朝秘史地名索引》、《蒙文元朝秘史跋》等书……。
1927年4、5月间,国民党北伐军兵进河南,冯玉祥军队自陕西东进。王国维极其清醒的知道,清朝复辟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了,产生必死的决心。
5月12日,王国维出席清华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大会上致辞。
6月1日,王国维参加研究院第二届学生的毕业典礼,下午的师生叙别会,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各入一席。会后到陈寅恪家畅谈至旁晚。晚上,王国维在家里接待谢国桢等来访的学生,依旧是和颜悦色,谈笑和怡,送走同学们后再伏案批完学生的全部试卷,并把学生们的成绩登到成绩本上,然后安然入睡。
6月2日早晨,王国维照往常的时间来到清华的办公室,和其他老师讨论今年的招生问题;又对同学们说,成绩单已搞好了,你们有空的话,到我家里去拿。讲完后,从容不迫地走了,他把遗书揣在兜里,自沉于昆明湖。
遗书(背面写“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说: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
死前王国维撰《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金长城考》(易名《金壕界考》)、《水经注笺跋》、《清华学校研究院讲义》。
王国维的著作:1940年编的《王静安先生遗书》。
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刊本影印,为《王国维遗书》。
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王国维全集》。
1976年台湾大通书局影行《王国维先生全集》,为目前最完全的脚本。
王国维最早把西方的学说、思想、文学作品介绍到我国。他译述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很多哲学著作,还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他在《静安文集•自序》中说:“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康德之纯理批评,苦其全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叔本华之知识论,康德之说得因这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
1904、1905这两年间,王国维先后撰写了《论性》、《释理》、《原命》、《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哲学论文,全面介绍叔本华与康德的宇宙观、知识论和伦理观、美学观。
他用康德的理论来解释“性”,认为性超乎人的知觉之外,只有超经验的性是真性,而真性又是不可知的。
他用叔本华的律给“理”下定义:广义的理即理由,如宋代陈淳的“理有确然不易底意”;狭义的“理”即理性,是从直观概念中制造出来的抽象概念。王国维认为,无论广义之理还是狭义之理,都“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漠暗昧之概念中” (《静庵文集•释理》)。
他对“命”的问题上,接受了叔本华因果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的意志中的观点,没有自由意志,意志受动机支配。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来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史学、考古学的集大成者,他又是甲骨文研究的开拓者,他集史学、文学、美学、考古学、词学、金石学和翻译理论于一身,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超过200种,引经据典之广博、伦理推论之严谨是古今少有的大师。王国维在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来解释中国古典小说。他提出《红楼梦》是“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作品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悲剧的悲剧。这篇论著是红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1913年起,王国维致力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对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进行了认真的考释研究,做了很多校勘注疏。
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对史学界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陈寅恪把王国维的学术和治学总结为“三证”:一、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二、把异族的故书和本国的旧籍互相补正。三、外来观念和固有材料互相参证。这是很有道理的。
王国维为人温柔敦厚,行事循规蹈矩,治学沉稳踏实;他一生追求学术独立。他提出:“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这在政教合一的传统社会里是根本无法做到的,而八十年前的他始终把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研究严格的区分开来。
王国维虽能率先接受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诸多观点,并把它们大量引进中国,他的政治观点却始终是“君君臣臣的;他对皇帝忠心不二,在皇宫学部时潜心学问,不问官场政事;清帝逊位后,他不食周粟,举家避居海外。
1923年溥仪在沈阳复辟帝制,召王国维为“南书房行走”,觐见溥仪,得 “五品官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他更是感激涕零、义无反顾地拖着一根长辫子,忠心耿耿地侍奉起溥仪来。
王国维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治活动家,所以他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复辟帝制的活动,即是再次为官,也是潜心于做学问。到了1927年,他已经完完全全清楚地知道,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清帝重登大宝,在民心民意,在纷争的各派政治势力角逐中,已是遥不可及的梦幻了!固而“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汉士大夫迂腐之气渐占上风,最终使他选择抛弃生命,去全君臣之道!王国维生长在晚清,他所受的教育使他割不断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痴迷和皇朝政体的崇拜,这是他生命之所在,学术源泉之所在!
他又是一个求学问思想从不停滞、看学术十分现代的学者。
他那对新知识极强的求知欲,他特有的忠心和都显示其优秀的品格,决不是在那段非常长的、非常特殊的日子里,人们批判他是“对革命十分恐惧,复辟的幻想破灭”,是封建王朝的孝子贤孙,最终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他的皇帝。那种充满阶级斗争火药无知无识的妄语能诋毁得了的。
悲呼!妄论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他殉了他的“道”,却是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悲哀!
陈寅恪先生认为王国维的自杀,是对其灌注毕生心血和生命,眼里衰势日盛的社会、传统文化“殉身”,以此摆脱越来越龌龊的世道,去获得自己精神上的自由,保持“独立自由之意志”,是王国维死的最高境界。题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契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鲁迅哀叹到:这位“老实得像火腿一般”的国学大师,“便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了。”
1928年6月,王国维逝世一周年,清华圆里立《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陈寅恪撰碑文,林志钧书,马衡篆,梁思成设计。碑文写到: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失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梁启超先生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就连郭沫若也说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胡适晚年在台湾经常对他的学生说:“王国维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绝顶聪明的人,不是在卖弄聪明,而是肯下苦工夫、笨工夫。”
他被誉为是“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的确当之无愧!
再说王国维:
王国维是大清的忠实臣子,却更是渊博睿智的学者!他之所以为忠臣,缘于他受的汉学教育,他能成为一代国学大师,也是缘于他受的汉学教育,人性的复杂就在于此。
思想观点的守旧,学术究讨的前卫集于一生,在失落和惶恐中度过,也在书籍和古迹中度过,他留下的文章可称国宝,是巍峨瑰丽的中华文库里最灿烂的珍宝之一,决不是那些不学无术的庸人和别有用心的御用文人可以抹黑了的。王国维一生从不争宠邀功、阿谀奉承,从不参与任何派别的政治活动,故而他总是经济拮据,靠工作的薪金来养家糊口,很多时候还靠人经济上接济和推荐工作。1911年前,他是清朝学部四品参事,在紫禁城里他埋头于整理学部藏书,五品是个不大,但也不小的官,他在紫禁城里居然是个毫不起眼的小职员。
正是他对政治一无所知,辛亥革命起,看到天下烽火四起,便惶恐得不知所措,匆匆忙忙随罗震玉逃到天津,本意南回浙江海宁,因无法买到船票,最后举家东渡日本。王国维身无积蓄,多亏罗震玉请他在“永慕园”里整理文书、抄写文稿,每月得一百元薪金来解决全家的生活。
在日本时期,罗震玉的“大云书库”藏有五十万卷图书、数千件古器物铭饰拓本、千余件古彝器和古器物。王国维一头扎了进去,放下了他早年研究的西方哲学(王对叔本华钻研尤深)、美学、教育学,把主要精力用在中国国学的研究上,相继撰作《简牍检署考》、《双溪诗余跋》、《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考》、《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壬癸集》、《译本琵琶记序》等书。还与罗振玉合撰《流沙坠简》、《流沙坠简后序》,为罗振玉撰《殷虚书契考释》校写,作序和后序。完成《殷虚书契前编》一、二卷释文,作《洛诰解》。终大有建树,其成就无人能望其项背。
1916年2月,王国维举家回国,在同乡邹安的介绍下,任职于英人哈同在上海举办的“仓圣明智大学”和《学术丛编》刊物。王国维主编《学术丛编》二十期,刊行各类著述五十四种,王国维自己的作品达二十四种,他为自己作品的面世找到了一个公开发表的园地,其在中国学术界名声日隆。
王国维的生活虽然与外界隔绝,而他无法摆脱旧思想的禁锢,内心世界始终是企盼帝制的,闻知张勋复辟他喜出望外,十二天后,他的情绪又随闹剧的结束一落千丈。而这些都没有影响他的学术研究,他就是这样的人!
1923年,弱冠的逊帝溥仪心血来潮,下诏选拔海内博学宏览之士到紫禁城为自己上课。王国维经清末陕甘总督升允举荐入选,成为四个钦令“南书房行走”中最年轻的五品官员,四十七岁的王国维以秀才而为帝师,自然是感激涕零。五月进京面圣又是何等的殊荣,他的心里只有无尽的感恩载德。诏是应了,给的工作不是教书,却是每周一天在紫禁城南书房整理图书的工作,平时很难见逊帝溥仪一面。1924年1月,溥仪又赐他“紫禁城骑马”,这是历来清朝皇帝只赐与高官要员的特殊荣耀。清自开国二百多年来,以布衣寒儒获此殊荣的,仅康熙年间的词人朱彝尊一人,如今王国维得此殊荣,怎不教他肝脑塗地也难报君恩于万一呀!固而王国维诚惶诚恐地上了二道奏折给溥仪,一道请建皇家博物馆,一道请行周公孔子之道;完全是书生之论!这十足的老夫子学究气,又怎会得到剪了辫子,骑着洋车,令人砍去紫禁城里所有门坎的花花少年溥仪的认同呢?
1924年11月,冯玉祥废止清帝优抚条例,逊帝溥仪搬出紫禁城,王国维“南书房行走”的差事随之结束。
断了生活来源的王国维,再次得到胡适的帮助。在1917年和1922年中,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向校长蔡元培荐举王国维,蔡两次邀王到北大任教,王国维却因北大是学界新思想的主流战地,辞而不就,最后耐于情面答应当了北大国学们函授导师。不久,他读到北大考古学会撰文谴责清帝室出卖国宝、破坏古迹罪行的文章,一怒之下无理地单方辞去函授导师职,与北大一刀二段。胡适不计前嫌,以无私的胸怀把这个思想守旧、性格犟拗、少有的国学大师推荐给正在筹划的清华研究院,看到王国维的犹豫,胡适搬出溥仪来下令促王就职,其用心之良苦,一则为传播中华国学,二则惜人才之难得!
伟哉,胡适!
1925年4月,王国维在搬入清华园前去天津张园再见溥仪,他看到的是一群小丑围着逊帝上窜下跳,溥仪则是整天花天酒地、贪图享乐,大清复国无异于天方夜谈了,王国维一时情绪极为黯淡。一进入清华园,王国维就与外界的喧嚣、扰攘绝缘了。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扎进了书堆。教书、读书、著书,心无旁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兼之,当时清华研究院汇集了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还有年轻的知名学者李济、赵万里等大批蜚声显著人物,真可谓是硕学鸿儒济济一堂。
清华研究院院长吴宓,凡遇大事或不能决的事,必请教梁启超和王国维。
名动天下的梁启超对王国维极为佩服,凡有疑难学题必说:“可以问王先生。”王国维与陈寅恪性趣相近学问研究相近,俩人相差十三岁,其友谊可生死相托,王国维不就把自己的身后事托付给陈寅恪了吗?
王国维忠心不改,只是献给那个毫无希望的旧皇朝。他在清华任教时总是身穿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脑后拖着那更长长的辫子;皇帝都不要了的东西,他却一直带进了棺材。这就是王国维!
王国维品性温良,对人特别是对学生平易、和蔼、亲切。
任教中无论寒暑,无论身体好坏,上课从不迟到、不早退,授课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凡学生提问,他必定耐心细致倾囊相授。更加难得的是当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时,他不是绕着圈子避开,而是直言告之:“弗晓得(浙江海宁方言意:不知道)。”因此,他那独一无二的、不合时宜的旧装束,一点也不影响他在学生中的威望和崇敬。
王国维的抉择,虽是来自他对政治的无知和清逊帝溥仪的绝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身的遭遇,王国维幼年丧母,青年丧妻(后续弦潘氏)。
1926年,他的长子王潜明病故对他的身心打击特大,精神几近崩溃。
半年后,1927年天下纷争又起,广州国民政府大举北伐;长江以北,直、皖、奉系军阀打得个乌烟瘴气;之后又是上海的清党;……。
根本就认不清时势的王国维真以为大祸临头了,他留下悲怆的十六个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纵身跳入他说的“今天最干净的土地,只有这一湾清水了”的昆仑湖里。
王国维这一辈子,为人温柔敦厚,行事循规蹈矩,治学沉稳踏实,是中国几千年来最典型的书斋型学者。
他一生只埋头读书,沉浸在他认识的社会里,而这个社会又完全是从书本里得来的,至于社会的变化、人性的变化他一概不闻、不问、不知。
他钻研在古籍古董里,久而久之,他真的也成了老古董!
他从来没有做过损害民族、国家的事(因为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大小政治活动),也从来没有做过伤害他人的事(因为他从来都是与人为善的),其政治观点的保守陈旧和品行道德的高尚完成了王国维的一生。
主要参考书籍:
《王国维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王国维年谱》,台北市精华印书馆1967 年。
《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逊清遗老的民国岁月》,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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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楼
剑兰探春 于 2012-10-24 20:16:39
[原创]史悟录(连载)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
4、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
蔡元培(1868年—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1月11日(清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浙江绍兴城笔飞坊笔飞弄。
1872年,蔡元培入塾读书。
1877年,蔡元培父亲蔡光普病逝,在李申甫私塾继续读书,从李先生读“四书”、《诗经》、《尚书》、《周易》等书籍和学做八股文。
1879年,蔡元培寄居姨母家读书。
1880年,蔡元培和三弟到离家半里的探花桥秀才王子庄私塾里读书。
1883年,蔡元培入县学补诸生,中秀才。后在绍兴藏书家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校书,饱览群书。
1885年,蔡元培第一次到杭州应乡试。
1889年,蔡元培中举人。
1890年,蔡元培进京会试,会试告捷,但未参加殿试。
1892年,蔡元培到京补殿试,中二甲三十四名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
1894年,蔡元培授职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蔡元培始学西方文化。
1898年,蔡元培赞同康、梁的维的新变法,尤其敬佩谭嗣同。维新变法失败,蔡元培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起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9月弃官从教,回绍兴兴办教育,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提倡新学。
1900年,蔡元培囿于与妻子的感情不和,写了《夫妻公约》来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两人关系好转。夏,夫人王昭不幸病逝。
1901年,辛丑条约签定,蔡元培痛恨清朝的腐败无能,开始从事反清活动。到上海先任南洋公学教员,继创办爱国女校,自任校长;与蒋观云等人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夏,代理上海澄衷学堂校长。
1902年1月1日,蔡元培自夫人死后,来家提亲的人很多。蔡元培就在书房的墙壁上写下一张征婚启事:第一、不缠足的女性;第二、识字;第三、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得知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仲玉)所作时,强请朋友促成姻缘。元旦这天与学生黄仲玉在杭州举办婚礼。
1902年,蔡元培旅日结识大批留日反清志士。秋天回国在上海创立爱国学社,任总理。学社提倡“民权”,宣传“排满”。同时将学社学员实行军事训练以备军事的需要。在爱国学社其间,与社中教师轮流为《苏报》撰稿。
1903年,蔡元培参与创办《俄事警闻》报(后改名《警钟》日报),较详细地介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鼓吹革命救世。清政府下令立案侦讯,蔡元培避祸转走青岛、日本等地。
1904年1月,蔡元培发表小说《新年梦》,宣扬废除私有财产、废除婚姻的主张。冬,蔡元培与龚宝铨在上海建立反清组织“光复会”。蔡任会长。
辞官回乡、组织光复会、醉心于试制炸弹和组织暗杀团体,这些就是进士蔡元培离经背道的举动。
1905年,蔡元培在上海加入同盟会,并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主盟员。后又加入何海樵在上海组织的暗杀团,试制炸弹,谋图暗杀满清达官要员。
1907年5月,蔡元培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赴德国留学,在莱比锡大学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和文学诸学科。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留学期间教授唐绍仪的四个侄儿中文,获取留学费用。
四年留学期中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有影响的学术书籍。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后,接陈其美电报,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统,蔡元培任教育总长。
1月19日,蔡元培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主持制定《大学令》和《中学令》,校令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
2月,蔡元培邀请鲁迅到教育部任职。南北议和成,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蔡元培奉令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任,被袁世凯纵兵哗变所蒙蔽,3月3日发表文告,说明北上的经过和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总统职的申明。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内阁,蔡元培为教育总长。
7月,因为不满袁世凯的专权,唐绍仪内阁全体辞职。
蔡元培在教育部主持选定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沈恩孚词、沈彭年曲的《五旗共和歌》。)在任内主张采用西方的教育方式,实行男女同校,提出停止祀孔,废除读经,把千百年来铁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
蔡元培鉴于自己主张的不能实现,辞去教育总长职,前往德国莱比锡大学听学,仍到世界文明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1913年,国民党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为避免战端重启,蔡元是四处奔走调停。7月,护国战争打响,蔡元培发表檄文《敬告全过同胞》,要求袁世凯退位,和平解决南北争端。秋,蔡元培到法国从事著述,著有《哲学大观》、《石头记索引》等作品。
1915年6月,蔡元培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华法教育会”,组织帮助更多的中国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受益于这个组织,顺利在法国留学并发展其组织。
1916年冬,蔡元培由法国马赛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上任的第一次演讲,号召学生不要追求做官发财,要立志研究学问。他说“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抱定宗旨,二、砥砺德行,三、敬爱师长。强调学校要“筹集款项,多购新书”,“供学生之参考”。
蔡元培锐意革新,在学生中发起成立各种学会、研究会,故北京大学一时创办了《新潮杂志》、组织演讲团、举办校役夜班、开设民众夜校等各种务学团体,其新气象风靡北京市,一种超前于全国的新思潮在北大蔚然成风。
蔡元培说“教育部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于是在1920年招收旁听女生,暑假时正式招收女生,这是我国男女同校的始端。
蔡元培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他提倡学术研究自由,主张各派教员无分新旧。新潮激进者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人,旧学深厚者如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人,都被蔡元培延揽到北大任教。他还邀请没有大学文凭的梁漱溟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聘请徐悲鸿为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
当时的北大里信仰五花八门,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虽主张不同,皆并存于校。
《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百家争鸣,隆极一时;学术广博、深邃,学风浓郁、强盛,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科学和民主,反对旧的思想礼教。他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好深刻的话,在今天尤为我们深思!
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帅,后来的几十年里依然是时代思潮的先锋,是民主运动的先锋,其“学术”成就也一直引领中国教育界,这都与蔡元培先生的努力分不开,即使再过去一千年,蔡先生的影响仍在!
蔡元培重视教育的思想来自中国传统,大学管理观念主要来自于西方。
蔡元培主持教育部召开的北京各高校代表会议上,讨论修改了大学规程,通过了在北大试行选科制的议案。
北大选科制:一半必修,一半选修,学业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选修科目可以跨系,文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
蔡元培在管理上主张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大推行后影响到全国,以至世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1917年,张勋进京复辟帝制,蔡元培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表示抗议。
1918年,蔡元培对林琴南在《大公报》上说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铜土语为文字”的谬论。义正词严地进行反驳,他强调北大“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是正确的、无可厚非的。
5月,北京冯国璋政府与日本商定“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蔡元培反对政府变相卖国,再次提交辞去北大校长呈文。
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蔡元培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上作《劳工神圣》的演讲,喊出“认识劳工的价值”前古未闻的口号,令中华大地颤栗。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响出“劳工神圣”的口号。
11月10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表达“囊括大典,网络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改革、管理理念和办学方针。
难得啊!九十年前就有人给我们指出了学是什么,教是什么,而今呢……?
据1918年北京大学的统计:217个教员中,90个教授,平均年龄30岁左右。对其中76人的统计是: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如胡适、刘半农等教授年仅二十六、七岁。蔡先生的胸襟和能力百年来无人可及。
1919年,蔡元培将北大原各学科门的名称改为系,设14个系,改学长为系主任。
“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各学校许多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蔡元培义愤填膺,多方交涉营救被捕学生;抗议政府再次提交辞呈。
5月10日蔡元培离京。13日,北京各校校长集体上交辞呈支持蔡元培。
6月,蔡元培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7月23日,随“五四”运动的深入,学生们全都不上课整天上街游行;对此现象蔡元培心急如焚,发表《告北大学生及全国学生书》,劝学生们不要久久纠缠政治问题,停止罢课,认真读书,以学报国。
9月,蔡元培返回北京大学。
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招收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名女生为北大文科旁听生。
4月,蔡元培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用洪水比喻新思想,猛兽比喻军阀,希望有人能“驯伏猛兽”,“疏导洪水”。
5月,聘李四光担任北大地质系教授,邀作家莎菲任北大文学教授。
8月,聘请鲁迅为北京大学讲师。秋季开学北大正式招收女生。
年底蔡元培到欧洲考察。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人合作建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在北京创办中法大学,蔡元培任校长。
1922年3月,蔡元培全力推行他思想、学术自由的理念。他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文中将政党与教育的利益区别概括为:
1、教育是要平衡发展人的个性和群性;而政党则要造成特殊的群性,为本党服务,抹杀受教育者的个性。
2、教育着眼于未来,效果在短期内表现不出来,所以讲“百年树人”;政党则是求近功的,往往只考虑眼前利益。
3、政党政治,政党掌管教育,必然影响教育方针政策的稳定和教育的成效。综其所述,教育必定要超脱于政党之外。
蔡元培制定教育经费独立、行政独立、独立于宗教外等等具体措施条款。
蔡元培在《努力周刊》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文中提出“好人政府”的主张,他主张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要当官、不求发财,形成一个独立的环境来监督政府的持政。
这是西方政治家们称为的社会第三政治势力监国的理念。这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良心,足以愧杀当今的“社会精英”!
1923年7月,黄仲玉二零年底去世,第二年蔡元培决定再结婚,上海爱国女校学生33岁未婚的周峻,对蔡元培深藏着敬佩和爱慕,他俩在苏州留园举行婚礼。婚后十天,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赴欧洲,周峻读西洋美术课,学成,她倾注自己的爱于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蔡元培在上题诗赞曰:“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洛殊科。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经孙中山提名,蔡元培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1926年1月,蔡元培在国外,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仍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2月回国。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蔡元培到江浙一带从事组织工作,任国民党浙江政治分会委员。
1927年3月24日上午8时许,南京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抢劫。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Dr. J. E. Williams,美国人)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遇害,其他英国法国日本侨民4人死亡。下午3时,英美军舰炮轰南京。有人认为事件是共产党挑衅所致,25日,程潜指认是共产党员较多的第2、第6军所为。
蔡元培等国民党人指责是“共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
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蔡元培担任大会主席,会议订立“清党原则”,组建“清党委员会”;通过“非常紧急处置案”,紧急处置各地的共产党员。
9日,蔡元培与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国共分裂,蔡元培支持蒋介石清党。
18日,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蔡元培到南京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先后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
1928年,蔡元培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代理司法部长、监察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1929年,蔡元培陆续辞去所兼各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不久携家眷离南京定居上海,“尽力于教育学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主张抗日,赞同国共合作一致对外。
1932年12月,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鲁迅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其间蔡元培曾以民权同盟的身份,设法营救被当局抓捕的许德珩、丁玲、朱宜权等人。
1933年初,蔡元培与陶行知、李公朴等人举行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1936年,蔡元培曾几度邀请和聘任鲁迅在他主持的部门中任职。
10月,鲁迅逝世,蔡元培与宋庆龄组织治丧委员会,亲为其执绋送殡。
1937年,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蔡元培从上海移居香港,原打算经桂林或昆明去大后方,因病没能走成。对国共再次合作事,蔡元培说:“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的大幸。”他期待全民族的团结抗日。
1938年,5月20日,蔡先生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演讲:“抗战时期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全民抗战之期,最要紧的,就是能互相爱护,互相扶持。”这也是他在香港去哦见唯一的一次演讲。
蔡元培为《鲁迅全集》作序,他尊鲁迅为“新文学的开山。”
1939年,蔡元培连续两年担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他为《大风》旬刊周年题诗纪念:
八千子弟死亡多,三杰徒夸良信何。眼见四方皆猛士,新编民族大风歌。
他7月19日的日记说:“养甫言:精卫、佛海均不认为中国文化之价值,以为中国决不能自立,不降俄,则降日;而彼等则以降日比降俄为较善。此真闻所未闻者。”
蔡元培泪眼模糊地当面劝说汪精卫。
12月7日,蔡元培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作会歌:
“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羸詘。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满江红》词调)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逝前口中还念叨:“道德救国,学术救国。”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蔡先生病故,国民政府教育部悼词称:“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发唁电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周恩来亦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蔡先生是教书匠,是近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先生教导学生的常法是:
“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就是说首先让学生独立思考,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到学生真的不懂时再去排惑解疑。这个最简单而起码的教学方法,对于今日的急功近利的填鸭试的应试教育是否有一点点嘲讽之意呢?
九十年前的老师和教学方法成为今天望而不及的方法,谁应当惭愧的!?
蔡元培在那么么个混乱的时期,提出教育改革、教育救国,并身体力行,他的“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完全人格教育和“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是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完全人格”是要以培养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新人目标。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美诸育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到今天过时了吗?没有,我们如今不是正缺少这种教育方试吗?!
蔡元培曾试图通过贫儿院的试验,逐步以学龄前儿童公共教育替代家庭教育,实现学前儿童公育的理想。他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实施学前儿童美育:胎教为美育的起点;婴儿及其母亲应生活在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中;幼稚园一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专题”,另一面充分利用其他课的美育,如“计算、说话要从排列上、音调上极富美感,不可枯燥的算法与语法。”这充分体现了蔡先生教育应从婴儿和儿童开始的观点。
蔡元培还把美育特别的提了出来:“与体智德并为,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已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他说:“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先生认为“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他的美育观实则是人性道德的教育,这是任何宗教及政党所不能替代的。
蔡元培先生始终恪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终生致力于教育制度的改革。蔡先生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招收的都是当时下层的弱势群体(借用当今的时髦用语)。
蔡元培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精神,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信念来行事,可以几辞北大校长而不失改革和发展中国大学教育之志;做北京大学校长不是他的真正志向,他的真正志向是要建立一所符合他的观念的大学。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蔡元培先生的教育独立与孙中山的五权分立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孙先生的五权分立是:立法、司法、行政、教育、监督独立于一人、一党之上。先生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经验,对中国的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蔡元培一生奔走于教育与革命之间,兼有多种身份,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亦是几届民国政府的高官,同时还是一位哲学家。然而,蔡元培首先是一位教育家,一位真正的教育家。
说点与本文无关的话:
时至今天,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当今学术腐败愈演愈烈,有人痛陈:“一个本已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中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一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中国青年报》2005、1、27)2004年6月29日《望东方周刊》刊登中国科学院发表《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咨询报告,抨击中国科学界存在“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盗名欺世”、“屈从权力”、“学术霸道”、“权学交易”、“心态浮躁”、“科研欺诈”等八项恶行,直指中国科学界“道德沦丧”。同时指出:“事实上,真正能够对科学道德问题进行审查惩处的机构寥寥无几,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的道德委员会更多只能提出建议和倡导。更有院士尖锐地指出,道德委员会的操作过程明显是暗箱操作。”
这就是中国教育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2011年风头正炽,尚不知何时能平息的教育、学术、科学界的腐败。
主要参考书目:
《蔡元培自述》,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
《蔡元培全集》1至7卷(高平叔编)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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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楼
剑兰探春 于 2012-11-26 21:20:30
[原创]史悟录(连载)启蒙学者——严复
5、启蒙学者——严复
严复(1854.1.8—1921.10.27),初名传初,字几道;福建侯官县人,生于福州南台苍霞洲。入船政学堂读书时改名宗光,字又陵,登仕后更名为“复”,字几道。
祖父、父亲均为当地名医。1861到1862年,严复遵父命随五叔严厚甫读经书。十一岁拜同邑黄宗彝为师,通读四书五经和宋、明理学方面的知识。
1868年,严复父亲病逝,家贫,无力继续从师求学;冬,以第—名考入福建洋务派沈葆桢创办的马江船政学堂。
1871年,严复从船政学堂驾驶专业毕业,被派往建威、扬武等兵船上实习五年,先后到过新加坡、槟榔屿和日本等地,眼界大开。
1877年,严复是船政学堂的第一批留欧生,与刘步蟾、方伯谦、等人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英国抱穆士德大学,不久转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学习两年,大量涉猎西方政治学术理论,赞同达尔文进化论。
1878年, 严复与六位同学拜见驻英公使郭嵩焘。随郭参观巴黎天文台、下水道、罗浮宫、圣西尔陆军士官学校,凡尔赛议政院等。旁听英法院审判。
1879年6月,严复从格林尼茨海军大学毕业。两江总督的沈葆楨聘用刚留学回国的严复任福建船政学堂教习。他在各报刊上相继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抨击封建专制,主张向西方学习。
1880年,沈葆楨死后,北洋大臣李鸿章调严复进北洋水师学堂,委为总教习,学堂总办道员吴仲翔不懂海军事务,学堂一应事务实际由严复主持。
1889年,严复经海军向朝廷保,以知府选用任学堂会办。
1890年,严复升为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初入北洋水师学堂时,雄心万丈,以为终能报国图强了;可是清内政固步自封,毫无进取之心。严复忧郁的说:“公事仍有人肘掣,不得自在施为。”留英的日本同学伊藤博文回国就被重用。日本兴起,轻而易举地占去大清藩属琉球群岛。严复更是悲哀:“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
他对李鸿章的洋务新政完全失望,李鸿章对严复“患其激烈,不之近也。”
严复谋求另辟新径,投资千元与王绶云合股开河南修武县煤矿。又想投入有好贤之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门下,去“冀或乘时建树。”
这期间严复深感 “出身不由科举,所言多不见重”,于是便去参加科考,结果是落第而归。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康有为等发起维新变法运动,严复积极赞同改良运动。他先后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抗击侵略。文中肯定西方文化的先进和优越,猛烈抨击儒家“旧学”, 批判“君权神授”的思想,提出“尊民贬君”,说这个观点才是民为重、君为轻的真正古训。文章中充满颂扬民主、自由、平等的激昂文字。
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在《国闻报》报上连续发表,试图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来唤起国人救亡图存、自强保。严复从“天有变”论证“道亦有变”说起,说社会就像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西方社会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体”、“用”不可割裂。倡导对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要一体学习。
1896年,严复创办天津俄文馆自任总办,这是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他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培养西学人才。捐款资助梁启超、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
1897年,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固守天津,以舆论活动为主,与康、梁在北京的政治活动作舆论上的遥相呼应。
1898年,维新变法前,严复上呈《上光绪皇帝万言书》,倡言维新变法。
9月14日,光绪帝召见严复,谈了三刻钟。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严复大悲写《哭林晚翠》。《国闻报》被封,严复已“一无可为”,于是“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
1898年到1911年的十三年里,严复先后译著出版了亚当•斯密《原富》、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名学》(前半部)、斯宾塞《群学肄言》、甄克思《社会通铨》、孟德思鸠《法意》、耶芳苏《名学浅说》等西方名著,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政治与法学理论以及社会学、逻辑学引入了中国。“严译八种”,此西学的传播,在清末的中国社会各领域里中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
一个奇怪的问题是:严复大量翻译引进西方哲学,与他的的政治立场,始终坚持帝制改良,反对以革命来改朝换代完全相悖。他始终认为必须实行君主立宪,施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中国才能真正的强盛。
严复这段时间里关于教育的著作有:
《西学通门径功用说》、《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论教育与国家的关系》等论述,这些文章均汇集在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严复集》。
1900年,京津义和团强盛,严复逃离天津迁居上海,从此脱离水师学堂。一到上海就加入唐才常的“中国议会”,被选为副会长,可他从不参加“会”的任何秘密活动;他在上海创办名学会,授课讲学。
1901年,严复应开平矿务局张冀邀,任天津开平矿务局事总办。
1902年,严复受聘京师大学堂编译书局,任译局总办。严复发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一文,提出构建“融会中西,兼备体用”的新文化体系设想。同时提出一个详细的学校教育制度的蓝图,对各级学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和要求,这个构想是中国教育界之首创。
1904年,严复辞去师大学堂编译书局总办回上海。
1905年,严复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出任第二任校长。初见孙中山,交谈很久。
1906年,严复应安徽巡抚恩铭之聘,出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
1907年初,严复辞安徽师范学堂监督职。
1908年,严复应学部聘,出任清朝学部“审定名辞馆”总纂。
1909年,清朝赐严复文科进士出身,派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期间他先后译《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书出版,这些文章的出版,奠定了严复是近代在中国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在从事翻译工作中,他始终坚持“信、达、雅”的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严复译《原富》的本意是告诉人民:
“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征税上严复提出“赋在有余”的原则:“国家责赋在民,必有道矣。国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岁之入,有以资口体、供事畜而有余,而后有以应国课。”不能把“养民之财”、“教民之财”和“赡疾病待赢老之资”作为征税对象。
1910年,清廷以严复是“硕学通儒”征为资政院议员。特授海军协统。
1911年,清政府授严复海军一等参谋官。严大儿子严璩从从四品升到二品。严家风光一时。
10月辛亥革命后,严复坚持认为:中国人的“识度不适于共和,”中国只适应帝制。
1912年,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聘严复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11月辞职。
1913年,袁世凯委任严复为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严复发起组织孔教会,主张君主立宪,思想上主张尊孔读经。
1914年,严复担任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和宪法起草委员。他写《民约评议》,批评卢梭的《民约论》,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1915年8月,杨度组织“筹安会”,劝袁世凯复帝制,登皇帝位。邀严复列名“筹安会”为发起人之一,有传说严复的名字是杨度代签的,严复被委任为筹安会理事,名声一落千长。
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和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天津。从此不再在北京的任何政府里任职,晚年全靠译书来维持生活。闲暇的日子便同友人通信和赋诗填词,来打发残余的日子。
1917年,张勋复辟,严复寄予赞赏和同情。
1918年,严复回到福州养病。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严复反对学生运动,指责蔡元培不识时务。他激烈地反对反对白话文运动,故而我国的史书上,称他“完全成了一个与历史潮流相背逆的复旧派。”回京后住进协和医院治病,家搬大阮府胡同,号“愈桦堂”自称“愈壄老人”。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福州郎官巷住宅去世,终年六十八岁。
严复著《严几道诗文钞》、《严复集》等书、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刑》、《严译名著丛刊》。
严复强烈的民族意识观和教育理念,至今看来,依然是熠熠生辉的。
严复在任北大校长前后,深深地担忧中国会丧失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因此,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倾注着深厚的情感和期望。
出于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忧虑,严复曾试图将京师大学堂的文科和经学合而为一,“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直到临终,他仍在遗嘱中称:“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足见他对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充满着坚定的信心和必然之信念。
严复是中国教育史上,提出德、智、体三要素,构建新的教育目标模式的第一人,是几千年来中国教育界的伟大创新者!他从西方的价值观和优胜劣汰的竞争中为中国的教育制定了沿引至今的教育模式。
他在《原强》一文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条件:
“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故而提出德、智、体的“三育论”:“《明民论》(斯宾塞)者,言教人之术也。《劝学篇》者,勉人治群学之书也。其教人也,以浚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
在德、智、体三育体系中,智育是基础。他认为中国所面临的愚、贫、弱的问题,“愚”是最基本的问题。“开民智”以治愚,以“鼓民力”、“新民德”,是自强、自立、图强的当务之急。
同时他反对旧的八股应试,认为旧的科考“适足以破坏人才”,其弊端有:一“锢智慧”:“今夫生人之计虑智识,其开也,必由粗以入精,由显以至奥,层累阶级,脚踏实地,而后能机虑通达,审辨是非。”二“坏心术”:科举试场作弊,入考场因袭成文,长期“习为剿窃诡随之事”,导致丧失“羞恶是非之心”。三“滋游手”:致士人成为衣食仰赖于社会的游民。因此他大声疾呼:“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
严复首先是一个爱国者,不管其政治主张是什么,他绝对是一心一意在谋求国家、民族的强盛。他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名学浅说》、《法意》等众多西方学术著作,是中国近代当之无愧的民智开启的一代宗师。真因为他亲眼看到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优于中国帝制,亲身感受了英国的强大国力,所以他认为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制度,他渴求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国家,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所以才不遗余力地把自己认为有用的理论和文章引入中国。
“教育救国”是严复最朴实、最根本的思想,其爱国情素当永为后世楷模!严复把西方的教育模式引入中国,是希望通过改革教育来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他主张多办学校,推崇“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让人人从小就读书受教育。
此外,严复特别重视妇女教育,对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他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 主张妇女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在那个年代里,这种标新立异的观点,只要有大智慧、大胆量、大学问的人才敢提出来的!而严复就是这个人。
严复立身行止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坚持一以贯之的原则。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的治学风格、独立思想影响一代中国人。
严复提倡西学,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他认为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曾经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严复被贬得一文不值,但无论怎样,历史就是历史,谁也不可能抹去它,总会有还原的一天。
严复努力、公正地探索寻找中西文化的契合点,切中时弊的提出自己了的主张和具体措施,他睁眼看世界、洋为中用的一切努力和行为,是强烈的爱国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无论在何时都值得崇敬和肯定,他的贡献当与中华民族绚丽辉煌的千古文化长存。
主要参考书目:
王籧常:《严几道年谱》。
《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
《民国人物传—中华民国史料丛稿》,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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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楼
小土豆 于 2012-11-27 00:11:46
好文章.
其實, 也許我們應重新評價袁世凱; 他不是一般人心目中大奸大惡的竊國和賣國賊, 最少, 不是一面倒的負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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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楼
剑兰探春 于 2013-01-03 00:13:50
[原创]史悟录(连载)之陶行知
6、平民教育家陶行知
陶行知(1891年10月——1946年),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人。原名文浚,后改名知行,再改名行知。陶行知六岁,塾师方庶咸秀才免费为其启蒙,八岁到万安镇经馆伴读;十一岁回家自学。
1906年,陶行知入歙县教会崇一学堂读书,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在“崇一学堂”,他立的座右铭是:
“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
1908年,陶行知考入杭州教会广济医学堂,当得知必须先加入教会才能到医院免费实习,毅然在入学三天后退学。
1909年,陶行知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博习馆(预科)。
1910年,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更名为“金陵大学”,陶行知从预科升入金陵大学文学系。在校期间他担任《金陵光》刊物中文版主笔。
1914年,陶行知大学毕业,他在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教育对人、对社会的作用,一语中的,发人深省!
陶行知获公费赴美留学,进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
1915年,陶行知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和政治,师从杜威。约翰•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陶行知获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证书。陶行知的志向是“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1917年8月,陶行知回国,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郭秉文聘,教授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史、教育心理等课程。(该校1921年改名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名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
1918年3月,陶行知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5月,任教育科主任。
1919年,陶行知与刘伯明等人组织南京学界联合筹备会,当选为会长。
2月,陶行知发表《教学合一》文,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其法不久为全国教育界采用。
4月,发表《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
7月,陶行知提出教育要“自新、常新、全新”和“自主、自立、自动”三新三自的主张。
1920年夏,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举办第一次暑期学校,这是中国高校有史以来的首次尝试。
1921年,陶行知辞去大学职务,与留美同学共同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并担任总干事。
11月陶行知参与全国教育联合会主持的“中国新学制” 文件起草工作。
1922年2月,陶行知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新教育》主编,在该刊物上发表了《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评学制草案标准》、《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等系列文章。
陶行知对“话的教育”解释简录:
“活的教育,正像鱼到水里鸟到树林里一样。”“活的教育、好像在春光之下,受到了滋养料似的,也就能一天进步似一天。”“我们讲活的教育、就要本着这世界潮流的趋向,朝着最新最活的方面去做。”“要用活的人去教活的人。”“要拿活的东西去教活的学生”等等。
1923年,陶行知与黄炎培等人组织“南京平民教育促进社”,主编《平民千字课本》,推广平民教育,以实践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因效果甚微,陶行知转向乡村教育。他说:“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陶行知立志要在有生之年:“‘在中国乡村’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倡建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1924年,陶行知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专职中华教育改进社工作。
1926年,陶行知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以此为乡村教育的纲领来倡导乡村教育。
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乡村教育联合研究会上宣读《我们的信条》,提出“生活教育”的理念。
这期间陶行知开设的讲座有:《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我们的信条》、《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试验乡村学校答客问》等等。明确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论。
1927年3月,陶行知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晓庄学校),自任校长。
招生广告词:
“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考试内容包括:种一天地,智慧测验、常识测验、写一篇作文和5分钟演讲。”广告最后申明:“少爷、小姐最好不要来。”
创校中陶行知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知行近在乡村师范工作,快乐地像活神仙一样。整日打赤脚,穿草鞋,自由得很。大前天我们造了个毛厕。前天自己做了个浴室,昨天又自己做了个厨房。明天晓庄学校行开学礼。”
后有土匪寄信到学校:“陶行知先生,弟兄们要回家,商借大洋三百,请将钱款放在村东的大树旁。”陶行知回信说:“我为穷人办学,大洋三百没有,请来晓庄读书,读书明理做好人。”
他定“教学做合一”为晓庄乡村师范校训,提出学生过“康健生活、劳动生活、科学生活、艺术生活、改造社会的生活。”
10月,陶行知在萧山创办“浙江省立乡村师范学校”。
陶行知初认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观念,是改革中国传统教育的良方。后他又说王阳明的学说脱离了社会实际,疏远了广大民众,于是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观点。
1929年,陶行知题诗:“人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勉励学生汪达之。克服困难安心在新安小学工作。
1930年春,南京晓庄师范师生游行抗议英商和记洋行殴打工人,正是蒋介石、冯玉祥酣战时,蒋介石认定晓庄事件是拥冯反蒋的行为,遂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的罪名关闭晓庄师范、通缉校长,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
1931年春,通缉令解除,陶行知回国,发起“科学下嫁”运动,在全民中进行科学普及。到上海创办“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等教学机构,推行“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方式。
同时陶行知担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
1932年,陶行知组织“生活教育社”。10月在上海宝山大场地区创办“山海工学团”普及教育。“工学团”儿童团员张健常为农友讲故事,被农友称为“小先生”。陶行知在1934年1月正式提出“小先生制”。
后又相继成立“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大力开展“即知即传”的教育运动。
1934年,陶行知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
7月,在《生活教育》半月刊上发表《行知行》一文,正名为“陶行知”:
“改名!我久有此意了。在二十三年前,我开始研究王学,信奉‘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七年前,我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正与阳明先生主张相反,那时即有顽皮学生为我改名,常称呼我为‘行知吾师’,我很乐意接受。我对于二十三年天天写、天天看、天天听的名字,难免有些恋恋不舍,但为求名实相符,我是不得不改了。”
11月11日,陶行知在山海工学团讨论会上做《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的发言,称:“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生活教育,是打倒吃人的教育。”他说传统教育是:一教学生自己吃自己。读死书,死读书;消灭了活力、创造力。二是教学生吃别人。只求升官发财。他要教学生“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他的新课程则是倡导“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提倡“生活教育”“教人做人,教人生活。”
1935年, “一二•九”运动后,陶行知参与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各界抗日联合会”、“国难教育社”等民众团体。组织为实践“生活教育学说”的流动学校“新安旅行团”。
1936年,陶行知担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4月下旬,他离开上海赴两广考察教育事项,在两广呆了一个多月,组织了“广西文化界救国会”。
7月,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11日,陶行知出席十月伦敦“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行前陶行知向《生活日报》记者说:此次出席会议“我特别注意的是向国际报告中国的现状、中国大众文化运动、救亡运动现阶段的实现,以及中国大众当前英勇奋斗的事迹”。
1936到1938年间,陶行知受“中华全国救国联合会”委托,作为“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并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
1938年8月,陶行知回国经香港,在港举办“中华业余学校”,号召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合川县草街子风凰山古圣寺创办育才学校,学生是保育院的难童,不收学费和生活费,因而经费非常困难。有人问陶行知“你何必背着石头过河呢?”陶说“我背的不是石头,是爱人”。陶行知心怀 “爱满天下”四字。
1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
1946年1月15日,陶行知创办重庆社会大学,办学宗旨是“在明民德,在亲民,旨在与人民幸福。”
4月,陶行知筹备将育才学校迁往上海和筹办上海社会大学。到上海后,他参加“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社会运动。
7月25日,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陶行知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
陶行知留下《中国教育改造》、《中国大众教育问题》、《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等等书籍。
1951年10月到1953年间,教育部《人民教育》杂志改组,教育部党组书记主任委员钱俊瑞,主持《人民教育》先后刊载了十多篇批判陶行知的文章。钱俊瑞撰文批判说:
“为什么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当时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里面,因为人民已经取得了政权,人民教育事业就那样蓬蓬勃勃地开展呢?为什么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却偏偏要花这样多的精力在国民党地区办些显然无法开展的‘育才学校’之类的教育事业,甚至最后,日暮途穷,会找到武训这样一块朽木来做自己的招牌呢?”
“直到陶先生临终时,他的教育思想还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教育思想和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之间还存在着原则的差别。两者是属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的不同的东西。”“陶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的公式,就是一个片面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教育界重点批判陶行知脱离政治的单纯教育论:
“1916年,他从英国留学回国后,根本不谈政治,以一种‘超政治’的立场,单纯提倡改革教学方法的问题。‘五四’运动以后,陶先生仍然没有参加革命运动,而是南北奔走,提倡平民教育。正当1926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陶先生则是热衷于乡村教育……。后来由于有共产党在晓庄闹革命,晓庄学校(即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就在1930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晓庄的被封,虽然促成了陶先生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对立,但陶先生并没有从这里取得教训,依然是继续努力从事他那种‘超政治’的教育活动。1931年在民族资产阶级朋友的支持下,他又创办自然科学园,编辑儿童科学丛书,提倡科学下嫁运动(即科学大众化运动),企图以发展自然科学来使中国‘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陶行知的事业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
陶行知是“美国反动学者”杜威的忠实信徒,一贯不革命。“陶行知的教育学说完全是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是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在做上学’话的翻新。”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陶行知的‘行’,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因此陶行知的世界观、方法论“不仅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存有本质上的差别,而且是反马列主义的。”“因为陶行知人生指南是实用主义,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哲学,是专门用来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
这些批判都与1946年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赞其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说其“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客。”董必武称其为“当今一圣人”的颂扬大相径庭,实在令人费解。
泰戈尔称赞“陶行知不仅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教育家,也是一个勇敢的出色的反法西斯斗士。”
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说:“陶博士并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属于世界的。……在美国,大家都知道陶博士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个子不小不大,穿的白布长褂。黑框眼镜一付,芭蕉扇儿一把。调子有高有低,满口南京官话。”他吸收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一整套教育理论,并努力付诸实践。
陶行知力主“生活即教育,是把一个鸟放在林子里;教育即生活是把鸟放在笼子里”的观点:“生活教育是生活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因此可以说:“生活即教育”。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社会是生活的场所,就是教育的场所。“社会即学校”。有什么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教育。他反对没有生活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主张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为一体。
只有当“教育”成为“生活”真实时,教育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才是国家昌盛、民族振兴所迫切需要的。
啊!“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就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真谛,“真”是教育的根本,只有达到“真”的境界,才能继而追求“善”和“美”。“真”之于人就是“真诚”;于事就是尊重事实、尊重科学。那些批判真的无损于陶行知一丝一毫的光辉。
陶行知的思想和实践,代表近代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近代和现代里,“教育救国”是许多有胆有识的知识分子的梦想,陶行知无疑是最杰出的。
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探寻着中国教育新路。他不仅在理论上探索,又以“甘当骆驼”的精神努力践行平民教育,三十年如一日矢志不移,其精神人所共钦,世所共仰。
陶行知《民主教育之普及》等文章,提出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孔子提倡“有教无类”,首开平民教育之先河。近代出现的“当今圣人”,陶行知,也在努力践行平民教育,根据“生活教育”理论创办各类新型学校。
他们的教育理念和作为,在物欲横流,教育腐败的现在,当愧煞所有号称人民公仆的教育工作者。
陶行知故事一则:
有个男生用泥块砸班上的男生,陶行知发现制止后,令他放学时到校长室。放学后,男生到校长室。陶行知笑着掏出一颗糖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随后陶行知又掏出第二颗糖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陶行知掏出第三颗糖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男生感动了,流着泪喊道:“陶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陶行知满意地笑了,掏出第四颗糖递给他,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我没有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陶行知言摘录: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
“农不重师,则农必破产;工不重师,则工必粗陋;国民不重师,则国必不能富强;人类不重师,则世界不得太平。”
“手脑双全是创造教育的目的。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使手脑联盟。中国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手脑联盟,结果是手与脑的力量都可以大到不可思议。”
《手脑相长歌》:
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立脚点上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
“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
“我们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不要静的书;要用的书,不要读的书。总起来说,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
“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
“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
“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每个人的本分。”
“健全人格须包括:一、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国家之本。二、人生所必需之知识技能 三、强健活泼之体格。四、优美和乐之感情。”
“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年谱稿》,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活教育》、《爱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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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楼
剑兰探春 于 2013-05-01 20:28:11
[原创]史悟录(连载)——刘师培
7、刘师培
刘师培(1884年—1919年),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为《春秋左氏传》作新疏,列名《清史稿》儒林传。刘师培“予束发受经,思述先业”,八岁学《周易》的变卦方法,十二岁读四书五经,遍览家藏图书,作《水仙花赋》、《凤仙花诗一百首》等。
1898年,刘师培父亲病故,家道中落,他“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
1901年,刘师培考取秀才。
1902年,刘师培江南乡试,中第十三名举人。
1903年,刘师培到北京会试未中。归途中停留上海,寻求教员职务。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爱国学社”的反满清志士,受到他们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一时兴起改名为刘光汉,表示“攘除清庭,光复汉族”的决心。
刘师培结婚后立即将妻子何震,送到上海进“爱国学社”读书。夫妇都激进,“被上海革命党人比作普鲁东和索菲亚”。
冬,刘师培以“光汉子”名发表《中国民族志》和《攘书》等文,论述异族入侵和各族融合的历史,说“夷夏之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倡民族革命。
1904年春,刘师培再赴开封会试。行前作《留别扬州人士书》,呼吁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
刘师培落第后回扬州发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一文,疾呼“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政府甘为公敌而不辞,于学生何尤?”“中国者,汉族人之中国也!叛汉族之人,即为叛中国之人;保汉族之人,即为存中国之人!”作《黄帝纪年论》一文,提出用黄帝纪年取代帝王年号。
秋,刘师培到上海与章太炎、蔡元培等一道进行反清活动,任《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编辑、主笔。为《中国白话报》撰稿,用通俗的语言宣传“排满革命”。写《中国民族志》、《攘书》、《中国民约精义》和《匪风集》等文章。他先后加入中国教育学会、光复会、同盟会、国学保存会等反清组织,参与行刺王之春的行动,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党人。
时刘师培已作《甲辰年自述诗》四十余种。中有《攘书》、《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论》、《教育普及议》等。
1905年春,《警钟日报》被查封,刘师培避居浙江平湖。半年后化名金少甫,到芜湖皖江中学和安徽公学等处教书。
1906年春,刘师培在安徽芜湖,除教学外,编辑出版了历史、文学、伦理、地理、经学等《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乡土历史教科书(江苏、安徽、江宁)》之类的书。
刘师培、陈独秀等人在安徽公学组织“岳王会”和“黄氏学校”,宣传反清,发展党人,培训杀手。
1907年春,应章太炎邀,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到东京担任《民报》编辑。认识了孙中山、黄兴等人,加入同盟会,参加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与章太炎等人发起成立亚洲和亲会,以“韦裔”、“豕韦之裔”笔名发表《普告汉人》、《悲佃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文章,宣传“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今日之讨满,乃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者也。”
夏,受日本社会党人北辉次郎等人的影响,转而热衷于无政府主义,刘师培夫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成立“农民疾苦调查会”;提倡“人类均力说”,“扫荡权力,不设政府,以田为公共之物,以资本为社会公产,使人人作工,人人劳动”;“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主张“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仅言无政府,则种族革命该于其中;仅言种族革命,决不足以该革命之全。”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平等观才是真正的平等观。
刘师培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和普鲁鲍特金的《面包掠夺》、托尔斯泰的《致中国人书》等文章,均刊登在《天义报》。
在日本,刘师培主编出版《天义》第16—19卷合册。
刘师培为《共产党宣言》作序称:
“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
迫于经济压力,年底刘师培派妻子何震与清两江总督端方洽谈,作《上端方书》,献“弭乱之策十条”,《书》中称:“谓居今之世,学崇实用,成编所载,用以施治,未必悉适于今。不知泰西各邦,学士大夫,敦崇考古,埃及残碑,希腊诗曲,均参互考验,遁相阐明,则察来之用,首恃藏往,若侈陈通今,罔知监古,本实先拨,用于何有?”
刘师培走向为清朝、为端方效命,组织齐民社,与章太炎决破了。
1908年2月中旬,刘师培夫妇回国入两江总督端方幕府。
1909年夏,刘师培在上海向端方密告浙江革命党人起义计划,致使革命党联络机关被破坏,同盟会员张恭被捕、起义失败。革命党王金发持枪直指刘师培,误杀了他的姻弟汪公权。
端方任刘师培为两江督辕文案兼两江师范教习。就办学事他向端方上书:“自外域之学输入中土,浅识之士,昧其实而震其名,既见彼学足以致富强,遂诮国学为无用。端倪虽微,隐忧实巨,道衰学敝”,中国学术“足俟百世而不惑”,希望设“两江存古学堂”,培训国学教员以振兴国学。
刘师培拜徐绍桢为师,研究天文历法。
1910年,1909年底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师培随调天津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职,后任参议官。
1911年9月,刘师培随端方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11月在资州,端方被革命军杀死,刘师培被拘捕。
先是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先与上海章太炎联名在《大共和日报》上刊登《求刘申叔通信》,称:
“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范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地方,尚望先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一旦得知刘师培下落,蔡元培立即以教育部名义致电四川,要求将刘护送来部,“以崇硕学”。(《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
同时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与人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希望对刘师培能“矜全曲为宽宥”,“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得以课生著书赎罪”。(《临时政府公报》第2号)
刘师培获救后到成都任国学院副院长,在四川国学校讲授《左传》、《说文解字》等课。与谢无量、吴虞等人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写《废旧历论》等文章。
1913年6月,刘师培与南下寻夫的何震会合,北上山西在友人南桂馨家当教师。经南推荐给阎锡山,被阎聘为高等顾问。
1914年,阎锡山荐刘师培给袁世凯,到北京就被委为公府咨议,刘师培感激万分,上书说“宠光曲被,损越滋虞,惟有仰竭涓埃,冀图称报。”
1915年8月,刘师培与杨度等发起成立“筹安会”,刘师培任理事;刘作《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等文说:“天生丞民,无主则乱,事勿稽古,无以承天。”鼓吹帝制。
10月袁世凯任刘师培为署理参政院参政;11月授刘“上大夫”。
1916年6月,洪宪帝制失败,刘师培流落天津,借住庙里十分狼狈。
1917年,经陈独秀推荐,“兼容并包”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聘刘师培为中国文学门(1919年改为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的指导教师、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刘师培讲授汉魏六朝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主要教义是《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文心雕龙讲录二种》等。
蔡元培说这时的刘师培,已“病疾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即《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等)甚为学生所欢迎”。
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也有不足之处,其文“物成而丽,交错发形;分动而明,刚柔判象。在物佥然,文亦由之。惟是捈欲通 ,紘埏实同。偶类齐音,中邦臻极。”读来如云山雾罩,很难体会他的真实的思想和意境,他喜欢用冷僻字,如“迅雷不及掩耳”语,通俗易懂,何苦要说成“疾雷无暇掩聪”,是不是有点故弄玄虚,让人啼笑皆非。
学生杨亮功说刘师培教学:“刘先生教我们于汉魏六朝文学中每人任选择一两家作专题研究。他认为研究任何一家文学必须了解其师承所自、时代背景及其个人身世。我所研究的是徐陵(孝穆)、庾信(子山)两家。有一时期我专致力于魏晋六朝文学,这也是受了刘先生的影响。刘先生在北大授课时肺病已到第三期,身体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欲倒,真是弱不禁风。他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照例是请假。”
冯友兰说:“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他的博学已无疑质疑的了!
1918年1月19日,刘师培加入蔡元培成立的北京大学进德会。
4月30日,刘师培以华丽的骈文祝贺北大建校二十年,其文《题词》在《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上发行。
6月1日与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一同当选为该会评议员。
新文化运动高涨之时,刘师培坚决反对新文化、白话文运动,“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准备复刊《国粹学报》和《国粹汇编》,来对抗《新青年》等新文刊。
1919年1月,刘师培与黄侃、朱希祖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地道的国粹派。刘师培总编《国故月刊》,他“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
11月20日,刘师培因病去世,年三十六岁。
12月3日,陈独秀出资,蔡元培主丧,在妙光阁殡、祭,有文章说“丧事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尽然如此,北大很多同仁和学生参与“共同料理丧事,将刘先生遗著检齐,送交北大图书馆保存”。
1920年3月,刘师培学生刘文典等人护灵柩归葬其故乡扬州。
刘师培身后萧条,妻子何震削发为尼。
刘师培在北京大学的三年里,因“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周作人曾说,与刘师培“同在国文系里任课,可是一直没有见过面;总计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说的文科教授会里,远远的望见他,那时大约他的肺病已经很是严重,所以身体瘦弱,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声音也很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其后也就没有再见到他了”
刘师培是中国近代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人。他宣称“破除国界种界,实行世界主义”,“实行共产制度”;引经据典来佐证他的信念:“儒道两家之学说主于放任,故中国之政治主放任而不主干涉……名曰有政府,实与无政府无异”;“实行无政府主义,以中国为最易,故世界各国无政府,当以中国为先”。其实他对于政治和政权始终是门外汉,他的国学才是他的最高成就。
刘师培为世俗、功名所累,也为那显赫的家世所累,刘师培自题说:“飞腾无术儒冠误,寂寞青溪处士家。”(《甲辰年自述》)这就是他的心态。
刘师培继承家学《左氏》,同时他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颇丰:
《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书随笔》、《国学发微》、《小学发微补》等,以及研究《左传》所著《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研究《周礼》所著《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古书疑义举例补》、《论文札记》等著作,后由南桂馨、钱玄同(作序)等搜集整理成《刘申叔先生遗书》,共七十四种(其中经学小学论著22种,学术文辞13种,群书校释24种,诗文集4种,读书札记5种,学校教科书6种)。
北大1998年百年校庆,出版的《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中,“文学卷”、“史学卷”、“哲学卷”都有刘师培的文章。其贡献可见一斑。
他主张以字音求字义,用古语明今言,用今言通古语,通过古文字结构探究中国的“人群进化”。他认为古代文词不可骤废,主张“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论文杂记》),这种观点,在今天的文学史、文学理论研究上也是可用和极有价值的。
钱玄同、蔡元培、冯自由、邹鲁等人谈刘师培时,都说他“杂而多变”。朱维铮在《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导言中称刘师培“善变”。确实刘师培的思想和行为“杂而多变”,从热心科举功名到反清排满,从信奉同盟会到热衷无政府主义,再投入清朝大员端方幕府,从“筹安会”理事到北大教授,从主编《民报》到《国故》月刊,始终在变,始终在寻求仕进之路。他醉心于浮世利祿,他的学问可以名垂千古,他的政治活动却是昙花一现,让人扼腕!他的悲剧当是万世读书人之戒!我读史,真的为他惋惜。
刘师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它是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典范”。北大的“文学史”课程,是从1903年开始的,《秦定大学堂章程》是京师大学堂开设“西国文学史”、“历代文章流别”等课程的先河。它是第一部借鉴、运用西方文学史著述体裁编撰的中国文学史。
刘师培在1905年就以《文章原始》、《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等文章中论起源、发展历程和不同地域的文学发展史,引用《罗马文学史》证明“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
刘师培认为国学应当“文学基于小学……编辑国文教科书,首明小学,以为析字之基,庶古代六书之教普及于国民,此则区区保存国学之意也。”
鲁迅1928年时说:“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指中国文学史一类),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太多。”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演讲中推荐:“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辑录这时代文学讲座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声明:“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详一点。”
钱玄同讲刘师培治学:“刘君著述之时间,凡十七年,始民元前九年癸卯,迄民国八年己未(1903—1919)。因前后见解之不同,可别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为后期。姑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
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中说:刘师培“幼慧,年十二即读毕四子书及五经。初习为试帖诗,一夜,月色皎然,讽诵之顷,恍然有悟,遂喜为诗赋,曾作《水仙花赋》;又穷一、二日之力,成风仙花诗一百首。其读他书,勤奋亦如是。博学强记,出语恒惊其长老”。又说:“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深为惋惜他的学识没有发挥出来。
当年章太炎评说刘师培:“常人患不读书,而申叔读书过多,记忆太繁,而悟性反少,……。”
刘师培的性格是复杂多变,但是是他的学术思想,特别是他治学的态度却是客观、严谨的,他涉猎广博、著述宏伟,还多有创见。适值新学广播,旧学之人能创立新义,富且精。尤为难的了!而且他的史学和文学论著,均具时代特色,形式和内容与旧学不同,这就更难得的了。所以他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才!
《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刘申叔遗书》之《刘君申叔事略》蔡元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刘师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旧学之殿军新学之开山刘师培》文史知识1999(3)。
《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台北:洪范书店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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