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史悟录(连载)

66楼
8、军事家——蒋百里

蒋百里(1882—1938)字方震,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浙江海宁人。蒋百里十三岁父亲病故,叔父蒋世一甚喜蒋百里的聪慧,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是可造之才,我愿教百里读书,不收‘束修’。”
蒋百里过目不忘,除了能熟背四书五经外,还熟记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古典小说。他十五岁挑灯夜读《普天忠愤集》,读到感慨时立下为国效命的誓言。
1898年,蒋百里中秀才。
1899年,蒋百里考入浙江杭州求是书院,政治上他赞同维新变法,学习上依旧刻苦。每天到双山学院读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致等书。
1900年春,蒋百里应桐乡县桥镇孙氏聘请做了塾师。
清明节里,蒋百里应对桐乡县令方雨亭限期个一月,制艺、诗赋、策论共三十个题目的考试,他按时交卷,洋洋洒洒写了数十万字。方雨亭取蒋百里为第一名,批语:“此真我中国之宝也!”破例发给奖金银币三十元,派人请蒋百里立即到桐乡县衙见面恳谈。
1901年,蒋百里得方雨亭等三人共同出资留学日本,经成城初级军事学堂,再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蟻屋書房《陸軍士官学校関係者》记:“蒋百里毕业获奖第一。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日本天皇赐刀(只奖第一名)当然归蒋方震。”
蒋百里获日本天皇颁赠的“神圣之剑”,这不仅使日本同学“为之惊讶”,更让中国留学生超过日本学生令校方深深“感到为难”和“尴尬”,决定“把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分隔开来”。
在日本军校中,大家称蒋百里、蔡锷、张孝准为“中国士官三杰”。
蒋百里在军校里编杂志、撰写文章,其文见解、文风均近一流。中国同学都赞他是“文武齐备的奇才”,甚赞他得天皇刀的事,蒋百里说:“什么天皇赐刀,在我看就是狗屁!要不是争第一为中国人长脸,谁要那破刀?”
蒋百里与蔡锷同年,两人志同道合,结成生死之交。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经蔡锷介绍,蒋百里认识梁启超并拜他为老师。梁启超十分赞赏蒋百里,蒋百里对梁启超执礼甚恭。
1902年,蒋百里当选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他组织“浙江同乡会”。
1903年2月,蒋百里创办《浙江潮》月刊,每期约八万字。鲁迅支持《浙江潮》,他的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发表在《浙江潮》;章太炎诗《狱中赠邹容》也在该刊登载。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宣扬“立宪”, 立宪尤须“新民”,“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相继写出《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鼓吹立宪,一时迷惑了不少人。
蒋百里用“飞生”名撰文《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在《浙江潮》上,文中反驳:“《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
他的文争是章太炎与梁启超论战的前奏。
有人问蒋百里:“梁任公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公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说:“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1906年,蒋百里应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聘,出任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筹建新军。经赵尔巽举荐蒋百里到德国学习军事。赵“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蒋百里在德国兴登堡(后任总统)军队里任连长,一次军事演习后,兴登堡元帅亲召他谈话。
1910年,蒋方震回国得京都禁卫军管带职,回沈阳“以二品顶戴任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蒋百里获知后,立即回到南方,出任浙江都督府参谋长。中华民国成立,蒋百里任陆军部高等顾问。
1912年,蒋百里获少将衔,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
6月18日晨,蒋百里站在军校尚武堂石阶上说:“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你们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说完掏出手枪朝自己胸部开了一枪。他事先写好遗书,称“仆之殉职,虽轻若鸿毛,而与军人之风气有关。”在给母亲的信里说:“为国尽忠,虽死无关重要,然于陆军前途及民国有益。”
蒋百里是因为“为国家培植军官改良军队之事,被(陆军部)军学司长魏宗翰、科长丁锦种种掣肘,目的未达”,气愤地回到学校,向全校同学讲明情况后拔枪自杀,冀望以一死来改变这种官僚习气;幸亏子弹未击中要害。伤愈后袁世凯委任他为总统府军事参议。
1916年,袁世凯称帝,蒋百里到广东,出任两广护国都司令部出师计划股主任,随蔡锷在四川对袁作战。袁世凯死后,蒋百里陪蔡锷去日本就医,蔡锷逝世,为其料理丧事。
1917年,蒋百里被黎元洪总统聘为总统府顾问。这段时间里他撰写了《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书。这些书出版后都成了军队中的教本。
1918年—1919年,蒋百里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归国后主持“读书俱乐部”、“共学社”等团体。成为梁启超的得力助手,外人称他为“智囊”。
1920年,蒋百里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参与浙江、湖南的省宪法起草,支持“联省自治”,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
9月,蒋百里主编的《改造》杂志,发行量和影响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
蒋百里的“省自治说”大受欢迎,他陆续写了《同一湖谈自治》、《联省自治制辨感》、《我的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怎样宣传?》等文章。
蒋百里在《欧洲文艺复兴史》“导言”里说:“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曰人之发见;二曰世界之发见。”梁启超说此书是“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这本《欧洲文艺复兴史》是在我国有关西方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
梁启超说此书“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
1921年,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十四个月内出了三版。《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梁竟写了五万字几近正文字数,他自觉“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得另作短序,短序称:前篇序文“因下笔不能自休,及成,则篇幅与原书埒。天下固无此序体,不得已宣告独立,名曰《清代学术概论》,别索百里为余序……故更为今序”。长序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倒过来请蒋百里作序。两文两序传为中国文化长河里的千古佳话。
1923年,蒋百里与胡适共同组织新月社。
1924年秋,东北奉系张作霖入关,蒋百里离北京定居上海。
1925年,蒋百里出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因为吴不“讨奉”而辞职,到上海投孙传芳。
1926年,蒋百里说服唐生智率湘军加入国民革命军。
1927年,中华民国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蒋百里受命访问日本。
1929年秋冬,唐生智欲起兵反蒋介石,密电问蒋百里意见。蒋百里劝他效清左宗棠向西北发展,唐没采纳,12月5日通电全国逼蒋“下野”。蒋介石令上海军警查抄唐生智驻沪总部。几天后查抄蒋百里家,搜出无线电台、密码本和一份致唐生智电报稿。蒋介石命上海派六名军警软禁蒋百里。
1930年元旦,上海市长张群劝蒋百里出国,蒋拒绝说:“我为什么要亡命?”门生刘文岛劝告说:“老师,目前你处境险恶,我看你还是出国安全”蒋百里怒说:“我没有刮地皮,没有钱出国!”刘文岛又说:“上海当局答应发给你路费五万元。”蒋百里说:“别人的钱我不要,我没有犯法,不会离开上海。看他蒋介石把我怎么办!”
1月6日唐生智兵败。一周后蒋百里被捕,监禁在杭州西湖蒋庄。不久转押南京军法处待审,与邓演达、居正同关一处。幸军政部次长陈仪以“拖”字法使军法会审延期举行。
蒋百里被捕后,一些国民党元老具呈保蒋百里,好友唐天如四方奔走,学生陈铭枢(“行政院代院长”兼京沪卫戍司令)等人出面保释蒋百里。
蒋百里好友徐志摩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此事一时轰动天下。
1931年,十二月中旬蒋百里获释。
1932年,蒋百里参与创办农商银行。
1933年,蒋百里奉蒋介石的命令考察日本,从日本回来,他向政府提出“鉴于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拟就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当局备战”的正告。
1935年,蒋介石聘蒋百里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在对日作战的战略上,蒋百里“提出在将来的抗日战争中‘开展广泛的游击战’”。
“七七事变”前,梁漱溟就听过蒋百里谈持久战:
“中国对日本,打不了,亦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你不相信,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见的,除非你是个‘短命鬼’”。
梁漱溟后来回忆说:那个时期“听过他这番议论的人很多,没有直接听到的人亦间接听到,几乎是传诵一时。然而不料想其后百里本人却竟未及亲见最后胜利而先逝,真是可惜得很!”
1936年春,蒋百里奉令赴欧美考察军事。归国后写《总动员纲要》、《世界军事之新趋势》等文,主张发展空军,以应抗战急需。“在中国,倡为空军独立的理论,以陆军出身的百里为第一人”。
年底,张学良、杨虎成发动西安“兵谏”,捉住蒋介石;蒋百里力劝双方沟通、缓和。蒋介石《西安半月记》里记载了蒋百里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记者陶菊隐说:“蒋百里的表面文章,在当时也是不可少的”。
1937年初,蒋百里奉命视察沿海国防;春末夏初陪中央财政顾问史丹法尼(意大利人)考察各地,谋求财政改革。夏应聘到庐山暑期训练班讲课。
蒋百里军事论著《国防论》出版,扉页上题:
“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国防论》中提出的主要策略是:
第一,持久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
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他提出要建设国防,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如何使国防设备费有益于国民生产的发展。我们太穷了,应当一个钱当两个钱用;二、如何能使学理与事实密切她沟通。现在不是空谈就是盲动,盲与空有相互的关系,愈空愈盲,愈盲愈空。
拟定建立民军组织大纲:一、建制之主义,以自卫为根本原则,绝对排斥侵略主义;二、编制之原则,军事区域之单位宜多,而各单位内之兵力宜少;三、建设之顺序以京汉铁路以西为总根据地,逐渐东进;以求设备完全。
《国防论》的影响远及海外,二战中,名将艾森豪威尔、巴顿等人曾多次引用蒋百里《国防论》的某些论断来阐述战局。
文史方面蒋百里写过《宋之外交》、《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文章,特别是《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大大地激励了四万万同胞的抗日斗志。
抗战全面爆发,蒋百里担任国防参议会(后改参政会)议员。不久,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使德国、意大利。
1938年春,蒋百里回国任军委会顾问,他在军事、外交上有颇多建议,经常撰写论文激励抗战。
1月,蒋百里在《大众报》上发表《速决与持久》一文,主要论点是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是一场持久的战争。
5月,蒋百里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
蒋百里是把近代西方军事理论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
其代表作《国防论》凝聚着他一生军事著作的精华:“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拖垮”。《国防论》“从当时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持久战的思想。认为面对强敌的侵略,只有避免过早的决战,逐步积聚力量,疲惫敌人,才是制胜的唯一方法。这些,对于当时的国防建设及随后进行的抗日战争是有积极意义的”。
蒋百里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文中写道: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寇)讲和。”此文在全中国被誉为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纸弹”。
黄炎培写诗赞此文:“……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10月,蒋介石请蒋百里正式当任陆军大学校长(原蒋介石兼)。蒋百里谦辞,仍以“代理”身份主持这个“例由最高军事当局兼任(校长)”的最高军事学府。
蒋百里去世前不久,到宜山向冯玉祥提出建议:
多修高等级公路,此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我军装备多靠外援,日本必定要切断我国国际交通线;我国内地没有橡胶资源,轮胎只能靠进口,所以多修公路,修好公路可以减少轮胎磨损,实际增强我国作战的后勤能力。
11月,蒋百里在迁校途中,病逝于广西宜山,终年五十六岁。
蒋百里夫人蒋左梅(日本籍),原名佐藤屋登,成亲后改名,只因为先生爱梅花。从此断绝了和日本的所有联系,她用中国传统文化、华语教育五个女儿,抗战中拔下头上的首饰捐助抗战事业,亲赴前线为中国的伤兵治疗服务。夫人晚年讲她这样做,因为她认为中国的战斗是正义的。
夫人1978年病逝,墓碑上篆刻的名字是“蒋佐梅”。
中华国民政府追赠蒋百里为陆军上将。

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蒋百里在十五年间共出丛书十六套、八十六种,名为《共学社丛书》,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学术丛书之一。
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翻译的许多俄罗斯文著,都收入《俄罗斯文学丛书》,也是由“共学社”出版的。
蒋百里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在《浙江潮》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连载,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深受读者喜爱。
1939年,蒋百里收藏的八千册军事书籍全部捐赠陆军大学。蒋百里一生著述大部收入《蒋百里先生全集》。
1947年,蒋百里生前好友陈仪等为其迁葬,起棺时竟然尸身不朽。
竺可桢抚棺大哭说:“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迁葬于西湖。
蒋百里好交友,罗素、郑振铎等都受过他的帮助;蒋纬国(曾经当过他的副官)、唐生智等人都与他友情深厚。
挽联挽诗几则:
章士钊《挽百里》诗:
“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
黄炎培先生挽蒋百里联: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邵力子先生挽联: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如果说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五月的《论持久战》一文,回答了“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这个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屈居西北贫瘠之地,人少枪少,毛泽东不可能从全国的角度来论战,他只能从中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以及悠久的历史来作理论上的推断:日本无法灭亡中国。
而蒋百里则是从中国的军事力量、人民的现实状况、全国的经济实际状况和具体的战略战术上全方位思考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蒋百里1935年写的《总动员纲要》、《世界军事之新趋势》等文章中,早“已提出在将来的抗日战争中‘开展广泛的游击战’”。
1937年初出版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他充满自信、肯定地回答了“中国怎么样打赢日本”这个问题,他提出:
一线在上海开战,二线在武汉一带作顽强抵抗,最后退入大西南作长期的抗击,终能最后打败日本的持久的战略战术。
蒋介石的抗日指挥思想,基本上是遵循蒋百里这一战略构想的。
蒋百里以空间换时间的理念,就是坚持持久抗日。坚持持久战,在中国,蒋百里的的确确是最早提出的第一人。
到了一九三八年,蒋百里的书和理念早已流传全国,深入人心。凡是坚持抗日的团体、政党以及拥有一定军权的人都在研究他的理论。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一九三八年是两党的蜜月期,蒋百里的书自然而然地发行到延安,所以,可以肯定说,毛泽东是读过蒋百里的书的。
在清末和中华民国的三十年里,蒋百里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军政首脑,聘为参谋长或顾问。
其主要原因是蒋百里“一生精心研究军事理论及世界军事状况”,是当代最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军史学家”、“军事战略家”、“兵学泰斗”。也缘于他的人品高尚。
在日本老一辈人中提起蒋百里,他们记得《国防论》和他的抗日战略理论。他们说:“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
第一次,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轻松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了,他的日本同学如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都是二战时日本陆军的主要将领。
第二次,日军完全按蒋百里的指挥,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
清末民初,中国的军事在逐渐摆脱旧的建军养兵卫国的模式,使军队走向现代化,无论是大臣还是军事学子,都做了大量的尝试和改革,而“中西军事思想交汇最突出的方面是,西方近代军事思想的主题内容——国防思想,经蔡锷、蒋百里的努力,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理论体系,从而使甲午战争后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达到了高峰”。
这项工作,蒋百里无疑是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代表。
当然,蔡锷的《军事计划》和蒋百里的《国防论》也同是“实现了向现代国防理论的过渡”。我借用了这句现代论文上的话来总结他们的军事思想,是跋高了还是不切实际,读者自去分析吧!


主要参考书:
《蒋百里传》,中华书局1985年。
《蒋百里轶事数则》,《文史资料选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
《军学奇才——蒋百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67楼
连读数篇,史料翔实,立论公允,难能可贵。
68楼
先生的文章受到红缨枪的攻击很正常也很光荣,这正反证了先生文字价值!
69楼
9、张孝淮

张孝淮,(1881—1925)字闰农(或韵农),号运隆,长沙县沙坪乡赖家屋场人。七岁入乡塾读书,十七岁时被王先谦请到家中任塾师教子女读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张孝准得到王先谦的资金赞助,东渡日本留学,初入日本东京成城(初级军事学堂)学校,毕业后进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班。
1905年,张孝淮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蒋方震(百里)、蔡锷被全校师生誉为“中国士官三杰”。
当时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
毕业时,日本伏见宫亲王临学校颁发毕业证书和奖励优秀学员,毕业典礼大会上,校长颁布的第一名是中国人蒋百里,于是蒋百里理所当然地拿走了日本天皇赐刀(每期毕业天皇仅颁一把刀),亲王心中极不快,校长接着宣读第二名,令亲王想不到的还是中国人蔡锷;亲王大为不满,校长恐慌了,先低头看名单,名单上的第三名还是中国人张孝淮,尴尬惶恐之余与亲王商量,觉得无法向天皇交待,便从后面名次里换上日本学生作第三名、第四名,结果张孝淮屈居第五!(载于日本蟻屋書房《陸軍士官学校関係者》。)
那个第三、四名的日本军人,后来都成了日本军界首领,侵华战争的元凶之一。第三名叫荒木贞夫,后为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第四名叫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后来任台湾总督,二二六事变的主谋。

1906年,张孝淮在东京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张孝淮回国后,应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之聘,入幕为参议;徐世昌重视他的才干,保送他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学习军事。
张孝淮精通日语,粗通德语、英语,这在留学生中是不多见的。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武昌起义前,张孝淮留学四年后回国。
1912年(民国元年)4月,南北议和成,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撤销,黄兴担任南京留守府留守,任命张孝淮为军务处处长。
当时在南京的各省、地方军队有十余万人,北京政府不发军需、军饷,留守府处境困难。张孝淮协助黄兴、李书城等人,制定各省军队和民军的驻防和解散计划,全力地执行。终于将各省原起义的正轨军缩编精简发回原省,将大多数民兵、民军解散;同时张孝淮将遣散部队中的优秀军官和精良武器集中组成第八师,该师后来成为讨伐袁世凯的劲旅。
为表彰张孝淮卓有成效的工作,黄兴联赠曰:
“唯有真才能血性,须从本色见英雄。”

1913年2月,南京留守府使命完成,黄兴去北京就职,推荐张孝淮回湖南担任军事厅厅长。张孝淮上任后,拟组建一支新形的家乡军队,却得不到湖南督谭延闿的支持,使计划无法实施。
3月,以旧军人易堂龄等人为首,反对张孝淮在军队中的改革,率少数巡防部队,围攻都督府。
5月,张孝淮囿于此事,愤而辞职,由程潜继任军事厅厅长。
7月初,张孝淮随黄兴到南京参加讨袁(世凯)战争。南京失陷,二次革命失败,黄兴等人流亡海外。张孝淮被通缉,携全家逃到日本。
不久,张孝淮加入李根源、彭允彝、程潜等人成立的“欧事研究会”,被推举为“欧事研究会”干事,在流亡期间一直进行着反袁活动。

1915年10月,黄兴得蔡锷“将回西南举旗倒袁”的密信后,立即嘱托张孝淮与蔡锷联系,共商在西南举旗讨袁事宜。
张孝淮从日本回国,在天津与蔡锷秘密会见,制定了蔡锷离京返回云南的全面计划。张孝淮先返日本,与石陶钧、杨源睿等人设法,使蔡锷到日本后,能顺利的避开新闻记者和袁世凯的密探。
蔡锷到达日本神户,将随身所带的重要文件、勋章交与张孝淮保管,蔡锷写了数封落款日期不同致北京各位高级军官的信,让张孝淮每到日本一地,就寄发一封,表示蔡锷仍在日本各地游历。因此蔡锷辗转潜回云南好多日后,袁世凯的高级将领还在汇报说:蔡锷现在在日本某某处。
张孝淮受黄兴委托,向日商借贷日币二百万元,作发动讨袁的军事费用。

1916年5月,滇、黔、桂、粤四省护国军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
张孝淮任军务院驻日委员,经办对日交涉的事宜。他说动日本政府,答应贷款日币三百万元给黄兴在浙练兵一个军。后接黄兴函,张孝淮即回上海商议讨袁事宜和与柏文蔚议定建军练兵的计划。
6月,袁世凯死,贷款和练兵的计划作罢。
1917年,张孝淮由上海回湖南,任湖南岸榷运(交通)局长。任职期间,张孝淮秉公办事,不任用私人;积极筹款支援湘军总司令程潜。
1924年,湖南发生大水灾,湖南省长赵恒惕聘张孝淮为水灾筹赈会坐办,专门负责受灾地区的救济事项。
年底,张孝淮奉命到北京购运芦盐。
1925年3月,张孝淮在北京,应章士钊邀宴,一时豪性大发,饮酒过量突发脑溢血,不久去世,终年四十四岁。

湖南长沙橘子洲头25号是张孝淮旧居,旧居为民国时的欧式建筑,现已破损严重。张孝淮已列入辛亥革命著名历史人物,计划重修张宅,局部复原张孝淮旧居陈设,其他房间作长沙辛亥革命史料陈列馆。

70楼
10、杨度

杨度(1874年—1931年),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十岁丧父,过继给伯父,大伯杨瑞生驻归德时招杨度和妹妹到府中。十六岁改名为度,字皙子。
1892年(光绪十八年)杨度中秀才。
1893年—1895年,杨度到顺天府甲午科、乙未科会举人试,落第。
会试期间逢公车上书,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回湖南后师从衡阳船山书院王闿运。1888年王闿运到杨家亲招杨度为学生,师生关系之亲密,可见王船山在《湘绮楼日记》中称杨度为“杨贤子”。
杨度醉心王闿运的帝王之术,与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时局的变化,杨度对新学产生了兴趣。
1898年,梁启超受聘长沙时务学堂,任总教习。杨度常去听课、讨论国事。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杨度瞒着王闿运自费留学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与黄兴同学。
杨度和留日同乡创办《游学译编》。日本高等师范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贬低清国人的言论,杨度便发表《支那教育》一文,登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予以驳斥。为筹办《游学译编》经费,杨度回国谒见张之洞。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杨度被保荐入北京参加特科进士考试,初录为一等第二名。后被怀疑是唐才常同党被除名,并遭通缉,杨度避走家乡。
杨度再赴日本东京进入弘文学院。秋,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
10月,杨度感“国事伤心不可知”,受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启迪,作《湖南少年歌》(录句):
“我本湖南人,唱个湖南歌。中国于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当是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如果中国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国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惜,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
此歌发表在《新民丛报》上。传闻杨、梁“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
1904年,杨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读各国宪政;与汪精卫同学。在日本,蔡锷“与杨度最善”。
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领头请愿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收回路权;发表《粤汉铁路议》一文。
杨度回国提出官绅筹款自办铁路,得到张之洞的支持。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他的声望大增。
在东京,杨度曾与孙中山“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他虽不赞成孙的主张,还是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了孙黄合作。
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他拒绝参加,他说:
“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10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称清国人“放纵卑劣”,湘人陈天华愤然蹈海。总干事长杨度被人指责办事不力。
1906年,杨度替清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熊希龄等人写《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由此名声大震。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杨度在东京创立月刊《中国新报》,自任总编撰。他“不谈革命,只言宪政”,发表《金铁主义》等许多文章,宣传君主立宪,主张实行宪政。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
10月,杨度回国。
12月,湖南宪政公会成立,推杨度为会长,他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联络湖南名流联名上奏。
1908年春,杨度经袁世凯、张之洞保荐:“精通宪法,才堪大用”,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他在颐和园向皇族演说立宪精义,主张开设民选议院。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大多出自杨度之手。
1911年,清“皇族内阁” 成立,杨度任统计局局长。
杨度对袁世凯怀有知遇之感,私交颇深。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拒不草诏。
武昌首义后,杨度入袁府当幕僚。袁因他与孙中山、黄兴关系密切,又与汪精卫一起发起过“国事共济会”;袁便派他为代表之一负责南北调停。
1912年秋,黄兴在北京邀请杨度加入国民党,胡瑛等人亦再请他入党,他提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才可以考虑。
杨度请王闿运任国史馆馆长。
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度任参政院参政。
1915年4月,杨度向袁世凯呈献《君宪救国论》,该文在袁机关报《亚细亚报》上发表。《君宪救国论》分上、中、下三篇。托名虎公向客人阐述:
“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
上篇论证“欲求宪政,先求君主”,强调今日之中国,君主立宪制是过渡手段的必要与必然。
中篇抨击民国实行的共和与总统制的缺憾,预测如果中国的政制如此一意孤行,前景将“令人骇痛”。
下篇提出“假立宪,必成真革命”,批评清廷预备立宪的虚伪,认为必须遵行真正的君主立宪,“正当则国安,诚实则民信”。“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这篇论文被袁世凯赞许为“至理名言”。
同年,袁世凯封杨度为学部副大臣。杨度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六人组织“筹安会”,主张君主立宪,杨度任理事长。筹安会通电各省要求赞助,编写《国贼孙文》、《无耻黄兴》等小册子广为散发。
杨度邀请美国古德诺博士写《民主不适合于中国论》,支持袁世凯称帝。
有人呈文袁世凯请取缔“筹安会”,袁世凯说:“该会为积学之士所以研究国体者,苟不扰乱治安,政府未便干涉。”
亲题“旷代逸才”赐匾赐给杨度。
筹安会一出世,湖南人贺振雄和李诲就在《顺天时报》上发文,痛骂鼓吹帝制的“六君子”:
“窥若辈之倒行逆施,是直欲陷吾元首于不仁不义之中,非圣非贤之类,蹈拿破仑倾覆共和,追崇帝制之故辙,贻路易十六专制魔王流血国内之惨状,其用心之巧,藏毒之深,喻之卖国野贼,白狼枭匪,其计尤奸,其罪尤大。呜呼!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妖孽者谁?即发起筹安会之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诸贼也。”
接着,杨度等人遭到全国人的唾骂和声讨。
梁启超称杨度是“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
1916年,洪宪帝制遭到全国的激烈反对,杨度的筹安会无法生存了,便辞去参政一职,在辞呈中说:
“……世情翻覆,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毕士麦(德国铁血宰相,通译为俾斯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
6月,袁世凯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
杨度挽袁世凯联:“男儿报国争先死;圣主开基第一功。”
又写挽联为自己辩解: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黄兴与杨度虽政见不同,却能坦诚相待、相互尊重,黄兴病逝杨度题联: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纷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自古困英雄。”
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列第一。时杨度心灰意冷,遁入天津、青岛租界里闭门学佛,以“虎禅师”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躲避时老师王闿运去世,杨度无法往吊,寄挽联以托哀思:
“旷代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生平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蔡锷在遗嘱中说“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蔡锷临终前尚不忘为好友杨度说清,足见他俩友谊至深。
1917年,张勋复辟请杨度入京,他拒绝并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公电》,指出张勋、康有为“其误有四”,“度认公等所为,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所可痛者,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称“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他披发入山,学佛参禅,提出“无我主义”。
1918年,杨度被特赦回到北京。
1922年,广州陈炯明叛变,杨度受孙中山委托游说曹锟阻制吴佩孚援陈。孙中山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
杨度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1926年,杨度应张作霖邀出任北平教育总长。通过孙中山认识李大钊。
1927年,据说杨度古道热肠,在北京曾多方设法营救李大钊、成舍我。后为援助死者遗属,卖掉自己的一座四合院。
1928年,杨度寓居上海,以卖字画为生,做了杜月笙门下“清客”。
杜对杨很敬重,为杨度在法租界里买了小洋房。
时有小报批评杨度失去了读书人风骨,杨度反驳说:
“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清客而已。”
杨度为杜月笙写《杜氏家祠记》,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
“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1929年秋,据说杨度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只与周恩来单线联系。
1930年2月,杨度加入鲁迅、田汉等人组织的“自由大同盟,”和“中国互济会”等团体。
6月杨度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晚年准备撰写《中国通史》,做了许多准备,写好了大纲,却终是一纸空文。
1931年6月,杜月笙在浦东的家祠落成。
杨度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杜氏家祠记》,他请郑孝胥书写,作为两人的贺礼;同时还写了《杜氏家祠落成颂》。
杜月笙请杨度担任落成典礼文书处主任,他朝夕忙碌,事必躬亲;杜月笙知杨度鸦片瘾大,嘱人备一副烟具,一张烟榻,让他忙里偷闲好吸烟。
杨度有肺病、胃病,劳累病发两个多月后去世了。葬上海外国公墓。
杨度工书画,书法《张迁碑》,参北魏啤,用笔重,结体拙,真草篆隶,皆具功力。画著色梅花,观之古艳可喜。据说他在上海卖字时,钱化佛在上海办艺乘书画社,杨度常在社里酌酒清淡,酒后挥毫,恣肆超逸,尤多精品。杨度在该社举办的书画展中,他的作品不一会就被抢购一空。
杨度病中自题联:
“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挽孙中山:
“英雄作事无它,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杨度挽梁启超:
“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1904年杨度作词,沈心工作曲的歌《黄河》: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杨度《病中吟》诗:
“茶挡药臼伴吟身,世事苍茫白发新。
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
胸中兵甲连霄汉,眼底干戈接塞尘。
尚拟一魔筹建笔,书生襟抱本无根。”

杨度崇“帝王之学”,跟王闿运学的就是帝王之学。
王闿运治《春秋》专注权术的变通运用,认为“春秋则皆拨乱时务之要者也”。(《杨度日记》)王闿运把经术与“帝王之学”相沟通,使两者混为一体。王闿运对庄子也兴趣浓厚。他三十岁注《庄子•内篇》,“以庄子为入道之阶”,他的经学中注入庄禅理想以做“帝王之学”的补充,他认为什么时候都会有非常之人出现,所以要省时度势,文才经济卖与帝王家。
杨度虽对清王朝的衰落哀伤,却依然名士派头十足:
“遥想当日燕王、千金市骨,往事堪凭吊,世事空知学醉歌,日与屠儿相笑”,或吟:“落落川上意,悠悠百年愿,亦知道不行,未做扬波叹。”(《杨度日记》)杨度常“夜与王师纵谈彻晓,觉天下大事,确有把握”,“王师论古今材分不甚相远,胡文忠闻一知二,子贡之流非曾文正所及也,又谓午詒(夏寿田)似曾(国藩)而余似胡(林翼),非所敢望也,然合乎办事,知必有济”。(《杨度日记》)
杨度是想成为卧龙佐明君、成大业以流芳千古。
杨度认为法须囿于“礼”与“刑”:
“法家但知刑之为刑而不知礼乐之皆刑具也。”“孔子乃一大法家也,儒者守其文之昧其意,法家袭其意而失其要,道家知而而略其文。”(《杨度日记》)杨度分析日本强盛的原因是“其千年之国王有如赘”,“国制世禄,寒门永无功名之望,故上下积忧,乘势以倾幕府,幕府既倾,国王既得而患失,处士静极而思动,势必相与振作以抑强藩,不必西制,亦必强矣”。而中国与日本大不相同,“不知中国正患朝廷之过于尊远”,“余在京师闻康长素方兴国会,欲告以中国非日本化,以其人心在名利,非真救世,故未与言,未几果败,至今无能知其故者,悲哉!”“西洋各国,倡为人人有自主之权之说,夫人人有权则文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兄不能使弟,夫不能使妇,朋友不相为,至于人人无自主之权矣。”(《杨度日记》)
杨度最终得出“德治”与“法治”实际是一回事的结论,君王为上,民意也不可为。
杨度是清末国会请愿的首倡者,他认为君主立宪的三步是制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和召开国会,其中国会事至为重要:
“惟专心竭力以求国会之早成而已。既有国会,斯不患无宪法;且必有国会,而后能有程度较高之宪法。何以故?必有国会而后国民有提议宪法、承认宪法之机关,始可以国民之意思加入于宪法范围之内,乃可望宪法程度之高也”(《金铁主义说》)。所以他坚持推行民选议会来辅佐君王。
这观点老师王闿运批评说:“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谤议丛生,知贤者不惧。然不必也,无故自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
在民国初各种派系、政党纷争的局面下,杨度看好袁世凯,袁虽不十全,但是乱世中的非常人,值得辅佐的,是能让自己推行帝王之术和满腹经纶的唯一人选,所以他不遗余力地推崇袁世凯。
杨度又是一位过于自信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他坚持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才是使中国走上强国富民的道路,他不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执拗地坚持着自己的理念,他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这和那些利禄之徒是有根本区别的。
他认为君主、民主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关键在“宪”而不在“主”。英国的君主优于法国的民主,美国的民主优于德国的君主,所以孰优孰劣,不能一概而论。他才有“度认公等所为,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的无限悲伤!

关于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是王冶秋1978年7月30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难忘的记忆》一文中批露出来的:说是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危时才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冶秋,“他(杨度)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这件事在七十年代以前只有几个人知道。(几个人?潘汉年已死,还有知情的人活着吗?文章中没有交代。)后来在在重新修订的《辞海》里,“杨度”名下的解就是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章一出,杨度瞬间成了英雄,成了无产阶级斗士。
我谈谈我的疑虑:纵观周恩来的一生,虽兢兢业业,也一生谨小慎微,他完全可以在建国之初时为杨度正名,那时的国家,是民主气氛最浓的新国家,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有宋庆龄(孙中山夫人)、李济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张澜(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黄炎培,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司法部部长史良、教育部部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等人。而周恩来则是当仁不让的政务院总理。这是为杨度正名的最好时期,还有是在1961年到1965年期间许多次的斟别平反中,也可以为杨度正名,为什么在那么好的时候都没有说,却在1975年四人帮炙手可热,批儒、批周公运动如火如荼,他自身难保的时候说了出来,不是盛传1976年11月15日下午,周恩来动手术室前让赵炜拿来笔纸,写下“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颖超代其签名字和日期(赵炜《西花厅岁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6)。他是深知政治斗争的残酷,再背一个为帝制余孽翻案的罪名吗?死后不单要进行全面的批判还会挫骨扬灰的。作为一身为谨慎的政治家,他清楚后果也不会最这样无谓的牺牲的。还有,杨度事的见证人仅那么一、二个,早死的早死,病危的病危,后来杨度的那些故事的来源于哪?该不都是億造的吧!
正如有人说杨度在“洪宪”破产后曾誓言“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问世事”,自号“虎禅师”开始学佛参禅,这也许正是古今文人名士的精神退路,“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赞杨度“顿根利器”,能觉今是而昨非,他的“顿悟”总令人将信将疑。同样他的入党也令人将信将疑。


《杨度集》,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
《杨度日记(1896—1900)》,北京市档案馆编,新华出版社。
71楼
第三辑

1、大师胡适

胡适(1891年12月—1962年2月),安徽绩溪上庄村人,在上海大东门外出生。原名胡嗣穈,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父胡传,母冯顺弟,父亲比母亲足足大了32岁,婚后两年生下胡适。胡适五岁开蒙,受过九年私塾教育,旧学基础深厚。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梁启超、严复思想的影响较大。
1893年2月,胡适随父母,从台南后迁台东。
1895年2月,中日战争爆发。8月,胡传病逝,胡适随母亲离台湾经上海回安徽绩溪,入家塾读书。在母亲的教育下过了九年,胡适回忆说:“如果我得的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1904年1月,胡适与江冬秀订婚。2月,随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学堂读书。喜读梁启超的《新民说》和邹容的《革命军》。
1905年,胡适进上海澄衷学堂,读严复译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书。
1906年夏—1907年,胡适考入中国公学读书。加入“竞业学会”,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小说、诗歌与文章。
1908年7月,胡适主编《竞业旬报》。9月转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1909年10月 中国公学解散,胡适失学失业。
1910年春,胡适到华童公学教国文,曾一度颓废放纵。
7月,胡适在许怡荪和其他亲友的资助下同二兄赴北京,参加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的考试,二哥为他用“胡适”名字报考,胡适的第一场古文考试,《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说》的策论,得了一百分。
考试共录取七十名,胡适第五十五名,与赵元任、竺可桢同学留美。从此“胡适”这个名字名满天下。
9月,胡适进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
胡适早年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他自传中谈《天演论》对自己的影响:
“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与血。”于是他正式改名为适,字适之。
1911年,
1月,胡适在《留美学生年报》上发表《非留学篇》一文,胡适认为:留学的目的是为了不留学;不能把留学当成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应学他人长处,补己之不足,为中国造新文明。文中谈到自己对国内高等教育的看法。
6月中旬,胡适参加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暑假集会,同几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加入基督教。7月,胡适被推举为赔款学生会中文书记。
1912年春,胡适转学美国康乃尔大学文理学院,因“对农科没兴趣。”胡适读书凭兴趣而为,常说:“教育方法首在鼓励儿童之兴趣,今乃摧残其兴趣,禁之罚之,不令发生,不可谓非千古之一大缪哉。”
转学造就了一代中国大师。
11月,胡适发起组织“政治研究会”。
12月,胡适代表康乃尔大学大同会,到费城参加世界大同总会,被选为宪法部干事。胡适脱离基督教,之后的好多年里他不断收集各种《圣经》的中文译本,“中国圣经学会”五十周年庆典时举办的“中文圣经版本展览会”上,胡适的收藏仅略少于该会本身的收藏。
1913年5月,胡适被推选为世界学生会会长。
1914年4月,胡适任康乃尔大学学生会哲学群学部部长。六月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九月任《学生英文月报》主笔之一。
11月,胡适对挚友韦莲司女士谈老子时,吟诵自己1908年的《秋柳》诗:“但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西风莫笑长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解释说诗是表达老子柔弱胜过刚强的哲理,老子主张“夫惟不争,故莫能与之争!”胡适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沫之能胜!”因此奉行不抵抗哲学。次年一月,胡适又告诉韦莲司,自己已经彻底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决定投身世界和平事业,成了较为极端的和平主义者。
胡适和韦莲司讨论无后主义,他结合中国古代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思想,认为培根的无后主义与中国的圣人老子、孔子一样都不依赖子孙传后,他说:“华盛顿无子,而美人尊为国父,则举国皆其子孙也。李白、杜甫、裴伦、邓耐生,其著作皆足传后。有后无后,何所损益乎?”
胡适笃信无后主义,他在2月24日给韦莲司的信中说:“生理上的后代是没有价值的。就如培根所说:一个没有后代的人才有最伟大的后代。……除了生理上动物性的功能外,人生应有一种更高尚的目标。”
1915年,
1月9日,胡适在康乃尔世界学生会十周年庆典上作“世界会之目的”的演说。时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消息传出,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昂,纷纷要求对日作战。胡适劝大家冷静,要从长远的未来考虑报国,当今的任务是认真读书。他在《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告留美同学书”阐明自己的观点。因此在留美学生中有“不抵抗主义的亲日分子”的恶名。
2月,学校的英文老师亚丹问胡适:中国有大学吗?
胡适无言以对,后在日记里写到:“吾他日能望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9月,胡适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从系主任杜威学习。在老师的影响下,胡适的思想又逐渐从“道义上的抵抗”转向国际仲裁主义。
1916年,胡适与国内的学者陈独秀、朱经农、梅光迪、任鸿、杨杏佛等讨论文化革命的问题,尝试着写白话诗。
胡适说在美国“我的思想受两个人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叫我不信任一切没有根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吧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
他把杜威的实验主义,即对一切知识都需要用根据来证明他的真理性的方法精髓溶入了一生的为人处事之中。
在后来的教书生涯中常说:“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一部小说同一部圣贤经传有同等的学问上的地位,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的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1917年,
1月,胡适在1月号的《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拉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序幕。后又相继发表白话诗《尝试集》、白话小说《一个问题》、白话戏剧《终身大事》等文章。
到1918年,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发表,白话运动得以迅猛发展。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文中说:白话文运动中“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胡适说鲁迅、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是古文学末期“最高的作品”。
胡适在费城演讲“美国如何能协助中国之发展”。
5月22日,胡适完成博士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通过哲学博士学位考试。
6月,胡适应蔡元培之聘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接替陈汉章讲中国哲学史。第一节课就让他的学生们目瞪口呆,几堂课后,顾颉刚对同学们说:
“他虽然没有伯弢(陈汉章)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
顾颉刚又请文学系的傅斯年来听课,傅斯年听课后说:
“这个人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
傅斯年、顾颉刚是北大学生中最具领导力、也是国学根基最深厚的学生。
胡适运用西方的逻辑知识来讲中国古代哲学的方法,启发了梁启超,他重新研究古哲学,很快就撰写了《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墨经校释》。
10月,胡适向教育部建议,将大学章程的分级制改为选科制,亲自拟定了具体的章程细节。教育部通过了他的提议。
12月,胡适任北大哲学研究所主任。
12月,胡适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完婚。江冬秀,大胡适一岁,小脚没有文化,母亲依家乡风俗为胡适定的亲。
胡适的爱情观和婚姻观有异于常人,婚后他为张慰慈扇面题字:
“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忍得住痛苦。”
他的诗:“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一个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文人,一个名动中外的大师,就在这极不相称的婚姻里,“借他人之酒,浇自己之块垒。”
难怪胡适一生喜为人牵红线,冰心、沈从文、徐志摩以及千家驹等等,他都以主婚人或证婚人的身份付出他独有的情感。
他也许是遵母命,也许是不忍离开结发妻子,也许是为儿子的成长,他一生压抑着自己的情感,在感情和婚姻道德的矛盾里厮守终生。
胡适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反对文言文,主张文学革命。提出文学的八个主张: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烂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话俗字。
胡适说我国文学有三大弊端:一是无病呻吟,二是模仿古人,三为言之无物。他要破这三种流弊,树起新文化理念。
他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说:以韵文言“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
“五四”时期,胡适发表新诗集《尝试集》。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不断发表其文化主张,大张旗鼓地煽动全国大小知识分子与芸芸众生,放弃古文改用白话文写作,为新文化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胡适的主张受到传统国学派的强烈反对,经学大师黄侃当着北大许多教授戏谑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自真心,如果真要推广,你的名字就不应该叫胡适之,应该叫‘往哪里出’才对。”
1918年,
6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提倡人个体的独立,批判旧的社会传统最大的罪恶,是扼杀人的个性。高呼:“须让个人有自由意志。”
7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贞操问题》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贞操问题,第一无道理的,便是替这个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风俗。”严厉批判女子守节、殉夫等传统恶习。8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节烈观》呼应。
8月,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我的儿子》诗:“儿子自己来了。……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偶然结果。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将来你长大了,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两个月后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批判“父为子纲”的传统孝道。在这些问题上两人相互欣赏又相互支持。
9月,胡适任北大英文学研究所主任。
10月,胡适担任北大评议员,这是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
11月,胡适到天津拜会梁启超。
1919年,
北大正式改用选科制和分系制。胡适向蔡元培提出仿效美国大学建制,实行各科教授会制度,建立民主治校的新体制等建议。
胡适支持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组织的团体“新潮社”,在他的操作下,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四百元的资助。胡适被聘为《新潮》杂志顾问。
2月,胡适离北大参加《新教育》编辑部工作;被选入国语统一筹备会。
5月,胡适在上海迎接美国老师杜威来华讲学。
胡适与蒋梦麟拜会孙中山,谈“知难行易”学。
6月,胡适接办《每周评论》。胡适和李大钊就“问题与主义”,爆发了论战。“五四”以后,李大钊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的胜利》等文章,宣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5月李大钊把新青年六卷五期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
胡适对此文不以为然,认为是“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
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婉转地批评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狗阿猫都能做的事,……。第二,着重外来进口的主义,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没有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作种种害人的事。”因此说这种社会革命能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35期撰文《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反驳,指出要解决问题必须谈主义,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先有马克思主义,然后才能一个个地解决其他社会问题。
胡适写《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批驳。
8月底,北洋政府查封《每周评论》,两人的论证就此终止。
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原因,他认为:
所有的主义和学理应用于研究,而不应当成绝对真理或终级教条;所有的主义和学理应看成是研究的资料,而不是顶礼膜拜的宗教信条;所有的主义和学理应是帮助人思想的工具,不能成为绝对真理来终止人的思考。主义变成抽象的名词后,就成了愚人的说教,骗人的口号。
10月,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一文,提议北大招收女旁听生,作正式招收女生的过渡,呼吁改革女子教育。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也。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良妻贤母以及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之人格。”回国后多次进行“女子问题”的演讲。
胡适参加教育部、北京大学举办的杜威六十岁寿辰庆典。
杜威在华期间,胡适全程陪同并担任翻译。
11月,胡适代理北大教务长。胡适和周作人、钱玄同、刘复等人就在大学里“采用西洋最通行的符号,斟酌中国文字的需要,变通一二种,加入一二种”,拟出“新式标点符号”,向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
胡适在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以“平等的眼光”研究中国先秦哲学,破除儒学“独尊”的地位。在《说儒》中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背负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之责,“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以仁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
胡适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
胡适认为“孔教不能适应时势需要”,“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
他批判儒家的“三纲五常”:“‘三纲五常’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胡适在讲荀子、韩非时说:“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科学哲学虽然都是应用的,但科学家与哲学家却须要能够超出眼前的速效小利,方才能够从根本上着力,打下高深学问的基础,预备将来更大更广的应用。”
这些朴实的话不正是显示自己的献身教育救国的坚强、热忱之心吗!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不到两个月就再版一次,四川熊克武写信给胡适说:“大著《中国上古哲学史》来川,购者争先,瞬息而罄。”不到三年时间里书再版七次。到1930年再版了十五次。此书风行海内,影响巨大,胡适个人的影响也随书扩展到全国。
蔡元培1924年在《五十年之中国哲学》一文中评论该书说:
“距今四年前,绩溪胡适把他在北京大学讲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刊布出来,算是第一部新的哲学史。胡氏以实验哲学的眼光,来叙述批评秦以前的哲学家,最注重的是各家的辩证法(即逻辑学),这正是从前读先秦哲学书者,所不注意的。而且他那全卷有系统的叙述,也是从没有的。”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称:这部书有“划时代意义”。
12月,胡适出任北大预算委员和聘任委员会委员、出版委员会委员长。
冬,胡适为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生李超写传记,胡适说:“我觉得替这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咧。”
胡适为李超短暂的生命和不幸的遭遇,一反往日的温和,强烈控诉“宗法社会”和“家长族长”的专横。
年内胡适著述:《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古哲学史前七章)(北大出版部1919年;此书未完)、译《短篇小说》第一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19年)。
1920年,
2月,教育部批准胡适等人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从此中国行文才开始使用标点符号。胡适参加新学制改革的起草、定稿工作。
4月,胡适在国语讲习所讲“国语文学史”。
5月,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脱离《新青年》。
7月,胡适、张慰慈、蒋梦麟、陶孟和、王徴、李大钊、高一涵七人在《争自由的宣言》上签名。《宣言》说:“……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历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
《宣言》要求:废除治安警察条例等法令,把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印刷出版发行、发表言论的自由还给人民;……。
《宣言》提出:“一、不得在宪法之外另立法律,限制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通讯的自由;二、确立《人身保护法》,使行政机关和警察机关不经法庭审判,不得擅自拘留或惩罚每一个公民;三、‘组织选举监督团’,杜绝选举中的舞弊现象。”
年底胡适请鲁迅兄弟删削他的《尝试集》(北大出版部1920年),鲁迅兄弟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意见都为胡适采纳。
1921年,
7月,胡适到上海,谢辞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职,荐王云五出任。下半年除在北大教学外,还在国语讲习所讲了八周“国语文学史”。
年中,胡适写出《红楼梦考证》一文,考证《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胡适的考证方法是“尽可能不用那些附会的法子,只跟据可靠的资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胡适得到许多学生的帮助,最得力的学生是俞平伯和顾颉刚。胡适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这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述传,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的化身,甄、贾两府就是曹家的影子。
胡适以确凿的史料作证据,列举了清康熙六次南巡,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四次接驾的事实。之后,胡适又相继写出《重印乾隆壬子红楼梦序》、《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等考证文章。
后来的红学家周策纵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一文,它不仅是红楼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而且也是中国文学研究划时代的作品。他说:“我刚大胆的说,直到今天,我们虽已发现了许多胡适不曾看到的版本,但整个评估起来,还没有一人超过胡适在《红楼梦》版本学方面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贡献。”这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为红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年内著《胡适文存》一集(北大出版部1921。1953、2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将《胡适文存》一至三集与 《胡适论学近著》合印为《胡适文存》出版。)
1922年,
2月,胡适被任中国教育改进社筹划全国教育经费委员会赔款部部员。
3月到天津南开大学讲学三周。
4月,胡适当选北大教务长、任英文学系主任。
5月,胡适主撰出版《努力周报》第一期。14日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宣言,与蔡元培、王宠惠等十六人联名签署后公开发表。
宣言提出建立“好政府”,以便向国内恶势力作战。好政府的标准是:一、充分运用政治机关为全社会谋福利;二、要充分容纳个人自由,爱护个性发展。由此可见,就必须有一个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
7月,胡适在济南讲“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
8月出席“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届年会。
9月,胡适主撰的《努力周报》之《增刊杂志》出版。
胡适出席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的学制会议并为宣言起草人之一。
10月,胡适到济南出席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1923年1月,胡适请假到杭州养病。任《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主任。
1924年,
6月,胡适筹备《现代评论》。
10月,胡适荐王国维为清华学校研究院院长。十月清华学校拟建立研究院,校长曹云祥欲请学问日进、地位和名声如日中天的胡适任院长,胡适坚辞,声明自己做不了院长,说:研究院“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曹云祥听取了胡适的意见,请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吴宓主持研究院的筹建,先后聘请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哈佛博士)、陈寅恪四大研究院导师。
胡适回国后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出版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对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评价极高。因此在《努力》杂志发表的《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一文中,把王国维和章太炎、罗振玉等并列。后受王国维启发写了《戴东原(戴震)的哲学》等文章。
胡适向清华推荐王国维,他要说服永远留着辫子、穿长袍马褂、固执的前朝遗老就职,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专程到天津搬出清逊帝溥仪和英人庄士敦。也难怪陈寅恪称赞到:“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
11月,胡适致书王正廷抗议冯玉祥驱逐清废帝溥仪出紫禁城,说:
“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光彩的事。”
12月,胡适主办《现代评论》第一期。
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文存二集》。
1925年,
1月,胡适任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书记。
3月,胡适被段祺瑞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委员。
5月,胡适任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兼财政委员会委员、索引委员会书记。
1926年,
2至7月,胡适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工作,访问上海、汉口、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
7月下旬至12月中旬,胡适到英国参加“中英庚款”会议。
12月胡适末到美国。
1927年,
1至4月,胡适在美国纽约、费城等地游历演讲。
1月24日,胡适到日本横滨,游历京都、奈良、大阪等处。
5月底,胡适回上海,与徐志摩创办新月书店。
6月,胡适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为帮助蒋梦麟重整北京大学,胡适、傅斯年等人从中基会里筹款一百万元,让蒋校长能大展拳脚。
7至12月,胡适在上海写作与讲学,出任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新月书店董事长及编辑委员会委员。
胡适著《戴东原的哲学》(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词选》(商务印书馆)。
1928年,
2月,胡适受聘上海东吴大学、光华大学,讲授哲学。
3月,胡适受聘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上任后即对学校进行了整顿,使学生从三百人猛增到一千三百余人;学生中的佼佼者有罗尔纲、吴健雄等人。
5月,胡适出席南京全国教育会议。
胡适著《白话文学史》上卷(上海新月书店)、《卢山游记》(新月书店)。
1929年,
1月,胡适出席杭州中华教育基金第三次常委会,辞去董事职。
3月,国民党下令全国奉行孙中山遗教,欲将全国的思想神圣化、绝对化、法律化,在全国开始“训政”,达到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政治目的。
胡适认为:这个命令既没有明确规定人权和自由的具体内容,又没有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因此它根本没有尊重人权的意思。
4月下旬,胡适在《新月》上发表《知难,行一不易》、《人权与约法》的文章,批评“中国社会缺乏人权、缺乏法治”。
他举例安徽大学刘文典因顶撞蒋介石被拘禁的事说:人民“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这就是人治。“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制定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至少也应当制定一部训政时期的约法,以保障人权,实行法治。”
梁实秋、罗隆基紧随其后在《新月》上发表文章声援胡适。
引发国民党各级组织的不满,他们在各大报刊上要求中央制裁胡适。
9月21日,国民党中央训练部致函国民政府,请政府饬令教育部对胡适发出严正警告。胡适对警告一笑置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宪法》一文,文中说:“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可信任的。”“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谈们不的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文章最后说“没有宪法或约法,就只能是专制。”
接着发表《知难行亦不易》,批评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指出这个学说“可以作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护身符。”
三篇文章的相继发表,国民党上海党部以“侮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罪要法办胡适,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离开上海。
6月,胡适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第五次年会上,复选为董事。
9月,胡适参观“西湖博览会”。
与梁实秋等合著《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
1930年,
4月10日,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写到:
“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7月,胡适出席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第六次年会,被聘为编译委员会委员长。
11月,胡适离上海迁居北京,回北大任职。校长蒋梦麟因经费短缺拒不到任,胡适和傅斯年设法争取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请来钱穆、汤用彤、梁秋实、闻一多等国内著名学者来校任教。
这年,二十九岁的罗尔纲从中国公学毕业后到胡适家里做家庭教师。
后来罗尔纲把在胡适家的经历,写成《师门五年记》一书,每当回忆老师时,他说:“适之师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让它发生变态的心理,……叫我一想起就感激得流起热泪来。”1945年罗尔纲在《师门辱教记》自序中说写此书的动因是:“我想起适之师以‘不苟且’三个字教我,使我终身感戴,受用不尽!我觉得我这一段故事,或许可以使青年人领会到一位当代大师那一条教人不苟且的教训,去做治学任事的信条吧。”
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文存》三集、《胡适文选》、《神会和尚遗集》校编;吴淞中国公学出版《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前九章(此本未续完)。
1931年 ,
1月,胡适出席上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五次常会;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时中国公学学生吴晗找胡适请求转入北大二年级,胡适说:入学考试是国家录取人才的大典,不得徇私。吴晗考试数学得零分,不能入北大。吴含又考清华,清华不考数学,才被录取。胡适取八十元让罗尔纲送吴晗作学膳费用,同时写信向清华负责人翁文灏、张子高推荐吴晗:“有一个吴春含,……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贫寒,……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惜人才如此!
3月,清华大学因校长人选,派三位学生找蒋介石请求委派胡适当校长,蒋介石说:“政府非不欲容纳学生意见,但先征周贻春未得同意,胡适系反党,不能派。”胡适闻之笑笑说: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
4月,胡适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六次执行财政联席会议。
11月,胡适写信给宋子文,请依据日本提出的五项原则与日本交涉东三省的善后问题。胡适任太平洋学会在华会议主席。
北大出版部出版《中国文学史选例》卷一、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淮南王书》。
1932年,
1月,胡适出席上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六次常会。
5月,胡适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合办的《独立评论》出版。
7月,胡适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八次年会。
夏,北大法学系毕业的千家驹通过吴晗请胡适介绍工作,胡适看了千家驹的文章后,介绍他到“中基会”下的一个社会调查所。所长陶孟和认为千家驹曾是北大学生会的头、有名的捣乱分子,还可能是共产党,不想接受。胡适说:“捣乱和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一个研究机关怕什么捣乱。”陶孟和便收下了他。1934年,胡适介绍千家驹到北大经济系任讲师。1936年,千家驹结婚请胡适当证婚人,典礼上胡适风趣地说:“千先生是北大有名的捣乱头儿,但看今天的婚礼却一点革命气息都没有,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要变成杨家驹了。”
11月下旬,胡适应武大校长王世杰邀请到武汉。
12月胡适在武汉大学讲学。
2日,蒋介石约见胡适,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来。……席上他请我注意研究两个问题:(1)中国教育制度如何改革?(2)学风应该如何整顿?我很不客气的对他说:教育制度并不坏,……。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划之可能,……此皆教育崩坏之真因,与制度无关。学风也是如此。校长不得人,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学风之坏不能归罪学生。”
胡适和蒋介石第二次见面送他一册《淮南王书》,说:“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道家兼收并蓄,但其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他是想影响蒋介石实行无为而治。
是年德国普鲁士科学院选胡适为通讯委员。
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说:
“建国固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一定要靠独裁专制。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绝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的专制。”在另一篇文章里甚至提出:“把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有他们去实验搞共产主义,如证明切实可行,其他各省可以仿效”的主张。
这些言论让蒋介石大伤脑筋。
北大出版部出版胡适著的《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十二讲)》。
1933年,
1月,胡适出席上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七次年会。
3月3日,胡适与丁文江、翁文灏致电蒋介石,要求他率军北上:“热河危急,绝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挽教,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13日,胡适赴保定见蒋介石。19日,胡适找何应钦、于学忠,策动中日停战谈判。
6月18日,胡适从上海起程赴美国。
7月,胡适在芝加哥演讲“中国文化的趋势”。月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九次年会聘他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
8至9月,胡适出席加拿大太平洋学会第五次大会,在加沙大学演讲。
10月初回国。
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四十自述(第一册)》、译《短篇小说》第二集。
1934年,
2月,胡适出席南京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董事年会。
4月,胡适寄信蒋介石劝他“明定自己的职责,不得越权侵官,用全力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
5月,胡适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第十次董事年会。
胡适为1933年5月,长城抗战中牺牲的傅作义部三百余人写碑文:
“中国健儿用他们的血,洗去了城下之盟的一部分耻辱……用他们的血染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
他在六月一日的日记中写下:“听努生说天津日本兵队的暴行,气得不得了,这种国家是不能存在天地间的。”
1935年,
1月,胡适接受香港大学法学名誉博士。在南宁、桂林等地演讲、游览。
4月,胡适参加上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十一次董事年会。
8月,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改革政制的大路》的文章,告诫蒋介石:“蒋先生应当认清他的‘官守’,明定他的权限,不可用最高长官的命令来干预他的‘官守’以外的政事。”
9月,胡适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
10月,胡适出席上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常会。
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南游杂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
1936年,
7月,胡适赴美国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
8月,胡适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演讲;11月初回国。
12月,胡适闻知西安事变,异常震惊,他严厉地谴责张学良:
“这祸真闯得不小,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同时又说从这事变中看到“独裁不可恃。”
1937年,
4月,胡适到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谈话会,会上胡适发表四点有关国防教育的意见:一、国防教育是常态教育;二、如果真需要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国家高于一切”;三、允许同等学历者报考;四、政府官员和党的势力不得干涉教育,以保证教育的独立。
在对日宣战的问题上,胡适主张不放弃争取和平的外交努力。
7月,卢沟桥事变后,举国群情激奋,胡适还在一片抗日的怒吼中,力主对日讲和。胡适辞去北大职务离开北京。
8月,蒋介石在中央召开的关于抗日问题的大会上,讥讽胡适与日讲和的主张。程潜也在会上指责胡适是汉奸,建言要逮捕胡适。
胡适仍被选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政员。自庐山谈话会后,胡适的立场转向抗日救国。
9至,胡适受蒋介石委派,以“非正式外交使节”的身份出使欧、美。
10月,胡适在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发表“处在危机中的中国对美国的期望”的演说,胡适批评美国的中立主义,十三分钟的讲话稿,播出后反响极大,许多人称胡适演讲“非常精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影响非同凡响。”胡适巡回演说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士等国,向各国人民介绍中国的抗战,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呼吁各国支持中国的抗战。
1938年,
1至7月,胡适仍在美国、加拿大各地演讲。
8月,胡适转去法国、瑞士等地演讲;其演讲内容依旧是呼吁支持中国。胡适行程一万一千里,影响是巨大的。他使欧美各国都知道了中国。
9月17日,胡适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美全权大使,他在日记里写到:
“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10月,胡适从欧洲抵华盛顿就职。经胡适的多方努力,为国民政府赢得美国首笔二千五百万美元贷款。不久又获得其他国家的五千万美元贷款。
1939年,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著《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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