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胡适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
1941年，
1月，胡适应邀参加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连任就职典礼。胡适与罗斯福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学，在一次宴会上，主办方将胡适的座位安排在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的中间，美报人评论说：“近代各国派驻美国大使得到美国朝野敬重的大概只有英国的布莱斯勋爵和胡适博士。”
12月，胡适因劳累过度并发心脏病，在国内的妻子江冬秀连发电报说，要替他去找蒋介石辞职，胡适回信说：“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孙都得做奴隶。”
1942年9月，国民政府在征得胡适的同意后，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胡适在美国的工作，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五十年回忆录》里说：胡适“很会和美国人打交道，这是他成为中国联系美国公众的一位告急人物。”卸职后的胡适移居纽约，潜心从事学术研究。
1943年1月，胡适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1944年9月，胡适应哈佛大学聘请前往讲学。
1945年4月，
胡适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
7月，胡适致电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表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争取民主、消除内战、实现多党政治的愿望。
秋，胡适为齐白石编年谱，齐白石《自状略》中具名“时年八十岁”（即1861年），胡适进行了仔细的考证，得到齐白石的同乡、好友黎锦熙的帮助，终于考证出齐白石是出生于1863年。原来是齐白石在长沙算命，算命先生说齐七十五岁大限将至，齐白石便在七十五岁那年把年龄改成七十七岁，跳过了七十五。
11月胡适出席伦敦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参与制订宪章。
1946年，
7月底，胡适回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一个月里胡适召开了十六次会议，研究北大的建制问题，北大在保留文、理、法三个学院的基础上，增开医、农、工三个学院，变成一个完整的大学。
开学典礼上，胡适说：“……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我希望学校里没有党派，即使有，也如同有各种不同的宗教思想一样，大家有信仰自由，但切不可毁了学校，不要毁了这个再过多少年不容易重建的学术机关。”
胡适出席南京国民政府年底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会上被推举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委员，整理颁行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胡适满心欢喜，他说：“一个政党抓住政权二十多年了，现在自己宣布取消一党专政，……世界‘政党’有绝不同的两类，一是英、美、西欧的政党，一是三十年来苏俄、德、意的少数专制统治大多数的党。国民党自一九二四年以来的组织是学后者的。但孙中山究竟是受英、美政制影响最深的人，所以他虽然采用苏俄党制，终不肯承认一党专制是最后境界。”他天真的以为宪法的问世，是可以稳定一个国家的整体，“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
1947年春，
胡适向政府建议以北大物理系为基础，集中全国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者，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发展国防工业。
蒋介石改组政府，委托傅斯年、王世杰劝说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长。傅斯年认为“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而已，反劝胡适不要参加政府。二月，胡适信告王世杰：“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考试院长绝不敢就，国府委员也绝不必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我不愿意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坚决“不入政府，则更能为政府助力”。
8月，胡适在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十年高等教育发展计划”。
9月，胡适公开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以求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却因政治局势的变化，他的计划付诸流水了！
12月胡适主编《申报•文史》周刊。
年底，蒋介石再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也遭婉拒。
1948年，
1月，胡适写信给李宗仁，对他竞选副总统的决定表示敬佩。
3月29日，蒋介石派王世杰转话：“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参加总统竞选。胡适说：“我实无此勇气。”胡适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组院士。
4月，胡适出任“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
9月下旬，蒋介石宴请胡适，席间蒋大谈币制改革的成功，胡适却说：这是“新政策崩溃的一个大原因。”
胡适被选为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电台发表专门请胡适留下的播词，劝他莫随蒋介石去台湾，留下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平静的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随之乘蒋介石专机离开北平。
10月底，胡适直接向蒋介石提出十条意见，其中有：“必须认错，必须虚心”；“‘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等等。
11月，胡适在台北发行出版《自由中国》创刊号。
胡适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文中说：
“基本权利是自由，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精髓。”还说自由主义包括“和平改革”，一是和平转移政权；二是立法，一步步改革、一步步进步。要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是和平改革的唯一基础。
12月中，胡适飞抵南京，在蒋介石官邸度过五十八岁的生日。有人劝胡适“替政府再做些外援的工作。”胡适听了很不高兴的说：
“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
年内胡适致力《水经注》的考证，北大出版部出版《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台北自由中国社出版《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六艺书局出版《胡适的时论》一集、商务印书馆出版黎锦熙、邓广铭的《齐白石年谱》。
1949年1月至3月，胡适奔走于南京和台湾间。4月，旅居美国。
1950年，
3月初，胡适出席华盛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被推为干事长。
5月被普林斯敦大学聘为为期两年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9月到任。
9月22日，向往新中国自愿留在大陆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在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
“胡适自绝于人民，从今日起与之彻底脱离父子关系。”
胡思杜死于195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右运动，自1949年后胡适就再也没见到过那背叛自已的儿子，也没得到过他的任何消息，在晚年的遗嘱里还给胡思杜留了一份遗产。
1951年，
5月31日，胡适向蒋介石进言：倘使“国民党自由分化，分化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才能形成台湾多党民主政治的新局面。他劝蒋介石“先辞去国民党总裁”，依照宪法中的有关条例再去竞选总统。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胡适与罗尔纲合校编的《台湾纪录两种》（即其父胡铁花遗著《台湾日记》、《台湾禀启存稿》。）
《自由中国》半月刊登出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遭到军事当局的干预，胡适在美国公开宣布辞去该刊发行人头衔，以示抗议。
中国大陆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批判胡适运动。他留在大陆的同事和学生几乎全部都对他口诛笔伐，纷纷声明自己与胡适没有任何关系。
1952年2月，
胡适被联合国文教组织聘为“世界人类科学文化编辑委员会”委员。
11月19日，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
几天后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茶话会上发言中强调：
“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
他号召“单单在宪法上有保障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不够的，我们还需努力争取。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言论自由，纵使宪法赋予我们这种权利，我们也是不一定会得到的。”
他希望“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利用一切机会争取言论自由，是胡适最大的特点。
12月，胡适在立法院欢迎会上呼吁：“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建立合法的批评政府，合法的反对政府，合法的制裁政府”的机制。他公开、直接地向蒋介石呼吁，实行多党民主政体，呼吁自由、法制，反对独裁专制。
1953年，
1月16日，蒋介石为胡适饯行，席间胡适尖锐地批评台湾没有言论自由。他当天在日记里写下：“我说，台湾今日始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岛内无一人敢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敢批评蒋总统。所谓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止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
17日胡适经日本返回美国。
1954年，
2月18日，胡适回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任“临时主席”，向蒋介石递送总统当选证书。
在台湾期间他重申“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的愿望。
4月，胡适离台赴美；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5年，胡适在美国各地讲学。
秋，胡适发布“中国现阶段下不需要任何政党的组织”、“政党的存在，政党的作风，甚至政党的观念，都是和自由主义相抵触的”等一系列言论。
1956年10月，
胡适撰文《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文中说：“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
文章的最后奉劝蒋介石“按宪法实践没有行政权的总统制。”
胡适的言行终于让当局忍无可忍了，台湾由蒋经国主持，掀起了在各领域、全面的批判胡适“毒素思想”的大规模运动。
蒋经国气氛地说：“真想派架飞机将胡适空投大陆，让中共把他批臭。”
一时呈现出海峡两岸共批胡适的奇观。
1957年9月，胡适代表中华民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大陆大鸣大放运动中，北京政府派人对身在美国的胡适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先生的思想。”
胡适听后大笑说：“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11月，胡适同意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1958年，
4月，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回到台北定居。
在院长就职仪式上，蒋介石总统表扬胡适没留在大陆的行为，体现了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胡适反驳说：
“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被共产党清算，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为道德。他们清算我，是我在大陆上，在中国青年的思想上、脑筋里留下了许多毒素。……”他还说：“共产党要清算胡适，便是胡适在几十年来提倡科学方法”，这个科学方法的要点是“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
刚下飞机，有记者问胡适有关组建反对党的事，胡适答：对政治不感兴趣和不了解情况，宣称研究院“应该走学术的路。”。
胡适呼吁以全台湾的社会力量来建立一个独立的学术环境，重申他早在北大时就提出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的四点措施。
再向政府递交《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要草案》。
9月，胡适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二十九次年会”。
1959年，
2月，胡适出任台湾“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
台湾行政院批准胡适的草案，颁布《国家长期发展科学纲领》。
3月，胡适把在1948年写的《容忍与自由》发表在《自由中国》上，文中提到他在会见康奈尔大学老师布尔时老师说的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认为：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自由需相互容忍，不管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都不是容忍，都是摧残自由。
7月，胡适出席夏威夷大学第三次东西方哲学会议，接受夏威夷大学人文博士学位。
9月，胡适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次年会。
11月，胡适主持“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和第三届评议会第六次会议。15日胡适向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转达自己的意见：
第一，在明年的国民大会上，宪法将受到真正的考验；第二，为国家的前途，希望蒋总统为大家树立一个合法而和平地转移政权的风范；第三，盼望蒋总统能公开表示不担任下届总统；第四，所谓‘劝进’，是对党和老百姓的一种侮辱。
1960年，
7月，胡适赴西雅图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
9月，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罪逮捕《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雷震因联络其他政党推行“选举改进”），胡适在国外电告陈诚：
“政府此举不甚明智”，一，国内外舆论一定会认为“政府畏惧并摧残反对党运动”；二，政府必将承当摧毁言论自由的恶名；……。
胡适要求政府通过司法程序，不应用军事法庭。
下旬，胡适对外国记者盛赞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做出的牺牲精神，实在可佩可嘉，对得起自己、朋友，也对得起国家。”
11月18日，胡适回台湾后见蒋介石，谈起雷震时说自己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后知台湾军事法庭判雷震十年徒刑的结论，胡适甚为震惊，连呼：“大失望，大失望！”
12月17日，胡适虚年七十，蒋介石写了个大大的寿字，在官邸摆下寿宴贺其生诞日。
南港中央研究院出版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台北自印本出版胡适编撰的《乾隆甲戌重评石头记（影印）》。
1961年，
2月10日，胡适日记中写道：
“这里下面引的（指《徵信新闻》）六言诗，也有好几个错字。那是一九三八年作的。……我有一张照片，（陈）光甫说，‘你在照片上写几个字纪念吧！’我就写了这四句诗。一直到了一九四七年在南京选举总统那年，陈孝威要我写字，我因为这首诗只有二十四个字，就写了给他。……当时共产党把这首诗作为过河卒子‘胡适卖身给蒋介石’的话，大大地攻击我。这首诗变成我最出名的诗了。”
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
1962年，
2月24日，胡适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在会上说：
“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我挨了四十年骂，从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争国家的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的起来的！”
这最后的演说，竟是胡适的绝唱！
下午在“欢迎新院士酒会”上，胡适对从美国来台的吴健雄夫妇说：
“我常对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这一件事，我认为平生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酒会上他过于兴奋，酒和过多的话语，使年过七十的老人，心脏病猝发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胡适一生共得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
胡适留下的主要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尝试集》（1920）、《胡适文存》（1921）、《胡适文存二集》（1924）、《胡适文存三集》（1930）、《戴东赢的哲学》（1927）、《白话文学史》（1928）、《胡适文选》（1930）、《胡适论学近著》（1935）、《四十自述》（1933）、《藏晖室札记》（1939）、《胡适日记》（1933）、《齐白石年谱》(与黎锦熙、邓广铭合编，1949)，《先秦名学史》（1922）等。从1919年起，翻译了都德、莫伯桑、契柯夫等人的短篇小说（先后编辑为两集《短篇小说》出版），拜仑诗《哀希腊》、易卜生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
1962年3月2日，国民党中央成立以副总统陈诚为首一百零三人的胡适治丧委员会，成员除蒋介石外党政军、学术界的全部首脑人物。
台北的“北大同学会”挽联：
“生为学术，死为学术，自古大儒能有几？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至今国士已无双。”
蒋介石挽联：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中正敬挽”
三月一日，台北胡适公祭典礼，瞻仰遗容的人一天里来了三万多；下午出殡，十里长途中，三十多万人自发恭送胡适。
“由灵车起步处迤逦到松江路口，几乎道旁每一寸土地都是凭悼胡博士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贵贱贫富，大家的表情都是一样的沉重哀痛。”台湾《联合报》记者姚凤磐在《哀乐声里灵车过》一文中的描述。
于右任书写墓碑：“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之墓”。
胡适墓碑上的题文：“这是胡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胡适轶事：
一、胡适和章士钊两人都以文章立世，胡适小章士钊十岁，在美国时曾翻译法国都德的作品邮寄给《甲寅杂志》，章士钊刊登并亲笔回信。胡适后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鼓吹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向文言文宣战。那时章士钊著文批判白话文和新文学，在酒后饭余闲聊时都在攻击白话文，矛头当然直指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但终不影响胡、章的友谊。
数年后，两人在北京相遇，合影并各题诗附后。
章诗：“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诗：“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他们“不攻即不驳”，“相亲不相鄙”，是为文人之楷模。
二、胡适与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1936年11月为出版鲁迅全集奔走的许广平等人，希望商务印书馆出版，许寿裳托马裕藻（马幼渔）找胡适。胡适很干脆的答应愿意帮忙。1937年3月30日许寿裳写信给许广平：
“与商务馆商印全集事，马幼渔兄已与胡适之面洽，胡适表示愿意帮忙。惟问及其中有无版权曾经售出事，马一时不便作肯定语，裳告马决无此事，想马已转告胡矣。商务回音，俟后再告。”5月3日致信许广平建议：“昨与幼渔兄谈及，渠谓大先生与胡适并无恶感，胡此番表示极愿帮忙，似可请其为委员，未知弟意以为如何？希示及。”许广平请许寿裳先征询胡适意见。
5月17日许寿裳复信许广平：“胡适之为委员事已得其同意。拟请弟直接致胡一函（其地址为北平后门内米粮库四号），说明得马幼渔、许季茀信，知先生已允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表示谢意，并请其鼎力帮忙，全集事与商务馆接洽事经过如何？亦可提到。”
5月21日许广平致信胡适说：“昨奉马幼渔、许季茀两先生函，知先生已允为‘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将来会务进行，得先生领导指引，俾收良效，盍胜感幸。”“环顾国内，以绍介全国文化最早，能力最大的商务印书馆，最为适当。闻马、许两先生，曾请先生鼎力设法，已蒙先生慨予俯允，如能有成，受赐者当非一人”，最后请求：“伏乞便中草下数行，示以商务接洽情况，以慰翘盼，无任感荷之至！”
6月7日许寿裳寄函许广平，附胡适写给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的信。许寿裳信中说：“胡适之来绍介函，特奉上，请阅毕转至王云五，或先送蔡（元培）先生，请其亦作一函介绍。双管齐下，较为有力，未知尊意如何？胡君并允直接另致云五一信，日内即可寄出。”
三天后，许广平拜会王云五，许广平备忘录：“六月九日收到许先生信，附适之先生致王云五函”。许广平把洽谈情况函告胡适：“六月九日奉到马、许两位先生转来先生亲笔致王云五先生函，尝于十一日到商务印书馆拜谒，王先生捧诵尊函后，即表示极愿尽力……得先生鼎力促成，将使全集能得早日呈现于读者之前，嘉惠士林，裨益文化，真所谓功德无量。惟先生实利赖之。岂徒私人歌颂铭佩而已。”
三、胡适与陶行知同岁、同乡、同学，同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1935年4月7日《独立评论》载胡适新诗《飞行小赞》：
“看尽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守百千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
诗发表后陈子展说：“像《飞行小赞》那样的诗，似乎可说是一条新路。”又说：“新路是只接受了旧诗词的影响，或者说从诗词蜕化出来，好像蚕已经变成了蛾。即如《飞行小赞》一诗，它的音节好像辛稼轩的一阙小令，却又不像有意模仿出来的”。
陶行知写《另一看法》反讥：“流尽工农汗，还流泪不息。天上不须半日，地上千万滴！辛辛苦苦造飞机，无法上天嬉。让你看山看水，这事倒稀奇。”有人说：“把末尾句改为‘让你看山看水，还要吹牛皮’”。陶行知高兴地说：“这一改，把胡诗人描写得格外活跃。”后来陶行知坐了飞机，再写《飞行有感》讥讽胡适说：“我也‘凌云无碍’，看了一个大概。一块块的田地是谁种？一座座的屋子是谁盖？除了山和水，问是谁造的世界？”
当时上海某报刊登《两个安徽佬》文说了此事。1962年2月，台湾文坛旧话重提，《民族晚报》登《老乡诗战》的文章。胡适看了此文，平静地笑着对儿子胡颂平说：“你看陶知行的诗，可见他这个人一点幽默都没有。”
1954年，大陆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后，乘势开展批判胡适的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胡适成了“实用主义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是威胁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中共中央成立专门的领导班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具体领导下，出版《胡适思想批判》八辑约二百万字，其他出版社发行批判胡适专著三十本，总计达三百万多字。
胡适耐心、认真地读完了大陆出版的全部批判文章，针对这种由最高权力者策划领导的“批判”，胡适看成是自己学术思想和人生信仰的成功，他对人说：“这些谩骂的文字，也同时使我感到愉快和兴奋，因为……我个人四十年来的努力，……毕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这种毒素对于马克思主义好比瘟疫，还发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
1958年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时，蒋介石上台讲话：
“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我觉得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民主加科学加伦理，才能有一个平衡发展。”
胡适却上台把蒋介石的话痛批了一顿：“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民主，提高知识改善生活需要科学，至于伦理，是随时代而变动的，决不可能跟民主科学相提并论。”
胡适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高呼着自由而生，高呼着自由而安详的溘然长逝。台湾胡适纪念馆主任黄克武说：“胡适一生都在矛盾之中，他个性非常和缓，从来不主张激烈的变革，而主张渐进式地改革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激烈地尝试全盘推翻中国传统。他一生都在这样的拉扯中，渐进和激进。”胡适的一生，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祭文里说的最为贴切：
“你在几十年的论战中，也只有一种不改不移的观念。你最敬重中国古代的圣人，但你最不爱浮夸遥远的光荣。你也最看重中国近代的革命与进步，但你又最深知我们民族累积的弱点。……你要国人践孔子”知耻近乎勇“的铬盐，你是和首创民国的中山先生一样，要唤起这个知识、道德‘都睡了觉’的民族。……”
胡适学识渊博，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他创造了许多的第一：他第一个提倡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出了天下第一本白话文诗集《尝试集》；第一个治中国哲学史，写成《哲学史大纲》；第一个创作百花散文、戏剧，写出中国第一部白话散文戏剧《终身大事》；第一个把小说作学术研究对象，对明清小说进行了考证和研究。开“红学”之先；他第一个对历史上的王昭君，从爱国和民族和睦的立场来描述。他早期写了《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他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两个领域里都首开一代新风，且考证又是那麽的一丝不苟，其业绩和功勋光照千秋！
可贵的是胡适恪守“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的原则；坚持“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作书不可学时髦”的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治学精神；一代大师之学问人品实为万代之楷模。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胡适虽名动天下，他却交友广泛，无论是学者还是市井平民，他都是坦诚相待。1959年后胡适与在台北卖烧饼的江苏人袁瓞的真挚友谊已传为千古佳话。胡适一生与数千人有来往，难怪傅斯年说的“我的朋友胡适之”会盛传于当世，成为人群社会中的一句时髦而光彩的话。
胡适以领导“新文化”见称于世，他严守母命与妻子江冬秀不离不弃，故而有“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的民国之佳话。
他倡导男女平等的先驱，以笑话的形式将女子“三从四德”中的四德改为：“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体现了胡适作为“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具体事例。
我认为，胡适一生，无论是在政治上、学术上、还是在自己的感情上，他都是理性处之，不极端、不激烈、求证据、说道理，而且从不越雷池一步；他同时也是无欲无求，无怨无恨。这也许就是他常说的：自己“信心太小了，不敢……”的缘故，其为人的低调、大度、豁达也许在他那个年代里的大师群里胡适当时首屈一指得了。
胡适始终是以“士以天下为己任”，他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先导和启蒙者，是“脊梁”，是“良心”。
胡适对所有中国人的影响，正像西方哲人康德的说的话：“你可以不同意他，但是你绕不开他”。
部分参考书：
《胡适研究丛录》 《李敖大全集—胡适研究》
《走上政坛的文化大师：胡适等人的政界交往和婚姻》
《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
《胡适—我的朋友胡适之》，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
《我与胡适先生》，漓江出版社2005年6月。
《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
《几度飘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