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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汇

还是在我不认识这两个字的时候,曾经使两代中国人闻之色变的“运动”一词就钻进了我的脑海。运动一词,是一专业名词,它本来是特指天体物质的运行移动、人或动物的活动、体育竞技活动等等的。大体用于以下各个方面:运行移动、行动、运转转动、为目的活动、挥转动、施展、发动动员、体育活动、军事移动前进专用语、哲学名词。
汉董仲舒《雨雹对》中说:“运动抑扬,更相动薄。”这时在回答鲍敞问冰雹产生原因时说的,意思指自然界里的阴阳二气势均力敌,相互激荡,二气凝结,攒聚相合,形成冰雹;运动为大自然的一种活动。同时提出“天人感应”一说,云如果是圣人治国,阴阳和谐相合则天下太平;如果出现政治腐败,导致阴阳失和,就会带来不祥妖气,引发动乱。(《西京杂记》)然他最大的贡献是盗用孔孟学说,创立了一整套帝王之术的“儒教”理论,为帝王专政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汉武帝一遇重大问题,便派专人询问,“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汉书•董仲舒传》)”。
汉陆贾《新语•慎微》:“若汤武之君,伊吕之臣,因天时而行罚,顺阴阳而运动。”陆贾创“天人合策,原道悉备”的理论,说圣人行事,统物通变,穿于乾坤、顺应天时阴阳,而且“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阳气以仁生,阴节以义降”。陆贾是汉代第一位力倡儒学的文人,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治国之法。他眼中的“运动”依旧是宇宙中万事万物的自然活动,以此来谏刘邦治国当因天时、顺阴阳。
宋曾巩《谢熙宁八年历日表》:“窃以治历於中,所以察天时之运动;班正於外,所以一王度之推行。”曾巩持孔孟“仁”和“致诚”的观念,为官时始终以“仁”为怀,与民祥和。在治民执法方面,他反对因循苟且,提出法律应适时而变化,不能什么事一概而论、同一律定。他同样用天时阴阳的变化来劝说皇帝和当官者要尊重自然运动规律。
《梁书•侯景传》:“臣虽才谢古人,实颇更事,抚民率众,自幼及长,少来运动,多无遗策。”侯景讲的运动就是锻炼身体。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先生将上世纪二三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游行、情愿、反抗等等大范围大规模的活动归纳为“运动”。
发展到现代,运动一词顺理成章地延伸到政治斗争、生产活动、文化教育等等各个领域,成为由上层统一发动布置、层层有序组织、目的性明确,且声势、规模较大或巨大的活动专用名词。
自古生命在于运动!那么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党的生命,也将在于运动!这也许会成为亘古不变的真理。
政治运动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走过的必经路程。我将1955年至1976年之间自身体会感知的场场运动,以及参悟史料的历次政治运动罗列如下,不全面,大的运动绝无遗漏。
自建国以后,围绕着政权的巩固,我们党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运动具有严密的组织性、计划性、目标准确、方法叠迹,规模浩大、效果显巨。
我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运动总汇》,史料主要来源于:
《辉煌五十年——共和国档案》,全册当代中国出版1999年。
《新中国纪事1949-198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中国共产党70年纪事》,重庆出版社1991年。
《中国现代史大事记》,知识出版社几部书1982年。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人民出版社2004年。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教研室编。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凯歌行进的时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同时,还大量阅读和参考了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网站发行的《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等文章,参考了我所读过的国家正式出版的名人传记(周恩来传、陈云全传等)以及众多亲历者的回忆史料,编写这本书我没有采用任何非官方资料,其意在体现慎重和忧伤。

附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运动总汇
1、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  1
2、1950年5月1日整党整风运动
3、1951年电影《武训传》批判
4、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
5、三反运动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
6、1952年五反运动
7、1953年反“分散主义”运动
8、1953年高•饶反党联盟
9、农村合作化运动
10、1954《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1、1955年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
12、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
13、1955年潘、杨反革命集团案
14、1955年肃反运动
15、1957年新人口论批判
16、1957年反右运动
17、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
18、1957年李、洪、秦反党小集团
19、1958年中的政治斗争
20、1958年司法部反党集团
21、“三面红旗”的运动
22、1959年庐山会议
23、1959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24、1961年安徽大学生黄立众事件
25、1962年小说《刘志丹》事件
26、1961——1963大迁徙
27、1963年鬼戏批判
28、1964年批判杨献珍
29、1965年批判翦伯赞
30、1966年三家村批判
31、1966“彭、罗、陆、杨”事件
32、出身论之争
33、1966年红卫兵运动
34、1966年打倒刘少奇
35、1967革命样榜戏
36、1967年陶铸被打倒
37、1967年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38、1967年的二月逆流
39、农业学大寨
40、1968年杨、余、傅事件
41、1968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案
42、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
43、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
44、五•七干校
45、1969年斗、批、改运动
46、张志新事件
47、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
48、1970年清查五•一六
49、三线建设高潮
50、1970年批陈整风运动
51、1971年批林整风运动
52、1973批林批孔运动
53、1973反潮流典型  
54、儒法斗争
55、小说《水浒》批判
56、反击右倾翻案风
57、四•五运动
58、四人帮批判
59、1976年揭批查运动
60、1981年清查三种人运动
61、西单民主墙
62、1983年严打
63、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64、1987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65、1989年“六•四”
66、取缔法轮功
1楼
1、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

1949年8月华北局的报告:“一、纵火。天津、安新均发生弹药库爆炸,林县焚毁仓库两处,北平电车被焚五十余辆,石景山钢铁化验室亦曾失火,冀南、太行我党员村干与干属麦子被烧者数十起,冀南十三个县统计,烧毁麦子一九一七亩。二、杀人。冀鲁豫二十六个县三个月内统计共杀人五十五起,死人八十八名,大部为匪特反革命分子所杀。……自元月至今合计约有二八八人(被杀),这些人命案件大部与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有关。”
1950年3月西南局报告:“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继二月五日在成都西南龙潭寺地区近万土匪暴乱,杀害我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前闻讯前往增援部队五十多名干部战士,随后被我派部队前往歼灭后,二月份以来,各地土匪又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祟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邛崃城遭匪万人之围攻。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八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平塘全县我地方工作人员被匪杀害达八十余人。……个别国民党起义部队在一些匪特的策划下,连连发生叛变。如原国民党李振兵团及二十七军之六十一师、二十军之一二三师等。目前,据初步估计,仅川西地区,各种公开活动之土匪就达一0 四股之多,小股数十、数百余人,大股万余人一起活动,总计不下六万余匪。”
于是,一场巩固新政权的行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来。
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
6月6日,毛泽东在党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凡是反革命,“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中央作出镇反的具体措施、部署。
7月23日,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重申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一系列指示和政策,要求克服镇反中的右倾偏向,坚决地执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一切反革命分子,该抓的要抓,该杀的要杀,该管的要管。
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指示》要求:因为大陆上还残留着200多万政治土匪,当前有不少干部和党委把正确地严厉镇压反革命与乱打乱杀相混淆,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误解为片面的宽大,在镇反问题上发生严重右倾,必须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有法无边”的偏向。
据内参报道,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京至9月底破获案件177件,天津12个月破获73件,平原省9个月破获22件,绥远省6个月破获60件,河南省8个月破获183件。
《人民日报》报道:“从去年十月至今年九月先后被我公安部门捕获的特务分子达一万三千余人,并破获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所直接进行的间谍案件数起,缴获的特务机关的电台共一百七十五部。”
西南区下属川西区自“双十”后,1950年11月处决反革命分子1188人,12月处决942人,1951年1月处决1309人,2月处决3030人,3月处决1076人,4月处决844人。
据中共中央5月底对外宣布的数字:“全国捕人一百五十万,其中已杀五十万。”饶漱石报告中央说:华东在押的26万人犯中,年内至少还要杀掉30000多人。南京市委制定了多杀计划,“已杀和预定今年内要杀的人数,将超过一般城市杀人千分之点五的标准,而达人口千分之一之数。”
华东地区1951年5月统计:捕人犯358000余名,处决100840余名。10月统计为:捕468385名,处决139435名。
中南局江西省,第一次处决17699人,关26232人,管20091人:第二次处决7402人,缓刑532人,关5954人,管14013人,病亡及自杀767人:第三次处决1019人,关13697人,管4985人。三次合计处决掉25588人,判刑46425人,管制39089人。以江西省当时人口1600万人计算的话,其处决人犯的比例也已经突破千分之一点五的最高限度,相当于千分之一点六的水平了。福建省,则更是破纪录地创造了千分之二点四的处决人犯比例。
对过多的捕杀,黄克诚率先提出对湖南起义军官“不宜采取急躁处理办法,除其中个别特别反动的分子应逮捕惩治外,不宜逮捕过多”,否则将引起极大惊恐时。各地均出现草率的捕杀现象,导致民主人士、工商界、知识分子及学生“有些震动”。
毛泽东一九五一年五月初命令罗瑞卿立即召开全国公安会议,部署全面收缩。同时电告中南、西南等区的负责人要求他们“严重注意”“镇反”捕人杀人失控的情况。电告华南分局说:“根据华南已杀五万七千多,现押犯人尚有十六万多的情况,华南两省一市应和豫、鄂、湘、赣一样,从六月一日起停止捕人四个月,集中力量清理积案,总结经验,教育干部。”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承认:运动“后期有若干地方发生了简单粗糙现象,可杀可不杀的杀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捕了一些”,必须及时地“从大胆放手的方针,改变为适当地加以收缩的方针”。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明确提出:“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以内。将捕人批准的权限由县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由地、专一律收回到省、自治区一级。”“凡是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是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说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这是根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报告来源,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以被处决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这个数字比毛泽东当初设想的千分之一高出了许多。
其实,在镇反运动中,上海等城市处决反革命为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左右,南京处决委总人口的千分之一,农村许多地方大大突破了千分之一点五,一些省区超过千分之二的水平。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批评一些地方多杀,很多地方明显地出现瞒报,故全国范围实际处决的人数,要大大的超过71.2万的这个数字。
资料参考:
《中央公安部关于全国公安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建设1950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人民日报,1951、02、22。
《中共中央华北局重要文件汇编》1954年8月。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
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3月18日)
《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刘少奇建国以来文稿》一、二、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史学研究》,2006年第1期。
2楼
海捕滥杀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提倡。

1951年2月21日,中央政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对“反革命罪犯”不再宽大,一律处以死刑、终身监禁和监禁。此后数月间,“镇反”运动进入了真正的“高潮”。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公安工作法规汇编》。
3楼
静待新篇,先生其勉之。
4楼
   2、1950年5月1日整党整风运动

    1949年10月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员人数急剧增加,抗日战争开始时,只有党员四万人左右;抗战结束党员人数达一百二十一万人。1949年底,统计数字为四百五十万人,。1950年6月3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共产党二十九周年前统计,党员人数已超过五百万,其中地方党员三百六十五万,部队党员约占一百二十万,其余属党中央直属机关和铁路系统。到1951年4月,我党基层组织有二十五万个支部,党员达五百八十万人。

    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和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全党结合总结工作,学习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全党,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以及少数党员干部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后相继发出《关于整党整干工作的指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等文件。

    5月24日,毛泽东在《关于指导全党整风运动问题给胡乔木的信》中指出,全党整风运动已成为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整风的重点是各级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要求全党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即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紧密结合各项工作任务“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中共全会决定在1950年的夏秋冬三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克服骄傲自满、贪图享受的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整风的方式是结合工作实际,自上而下地逐级召开整风会议,成立整风训练班,学习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计划年底整风运动结束。

    中央首先要求全体党员认真学习1933年2月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6月,中央规定毛泽东在党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是这次整风学习的首要文件。

    中央发现运动未达预期的效果,因为整风运动的重点放在解放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工作作风问题上,因而没有很好地解决全国执政后党内出现的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

    于是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用三年时间整顿党的基层组织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的决定。决定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普遍整顿,以解决党的基层组织中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纯洁党的队伍,健全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

    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报告。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制定党员八项标准,对全党进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

    这次整党直接针对党员的思想和党组织的整顿,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党员分四类:(1)具备党员条件的;(2)不完全具备条件的,或有严重问题,必须改造提高的;(3)不够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4)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

    整党方法是:集中训练干部,派工作组到基层组织,进行典型试验,取得经验,逐步推广。1954年春,整党运动结束。

    从1950年6月开始至1954年春结束的整党整风运动。到1953年6月止,运动中65万党员被清除出党,其中被开除出党的有23万8千名。

    资料参考

    《新华月报》1950年7月。

    《人民日报》1951年4月10日。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人民出版社。
5楼
    3、1951年电影《武训传》批判

    电影《武训传》1951年初上映,上映后,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意见。一认为“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一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种“缺乏思想性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武训不足为训”。

    毛泽东看后,要胡乔木组织几篇批评文章。《文艺报》第4卷第1期、第2期连续发表批评文章: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江华的《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等文章。5月16日《人民日报》转发杨耳的文章并加编者按,强调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赞扬是错误的,提出要批判“武训精神”。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毛泽东说电影《武训传》“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指出电影“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一些号称学好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强调“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资产阶级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社论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点名批评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和3本关于武训的书,点名批评48位作者。

    5月20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以毋庸置辩的口气发表评论:“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而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干部,还要作出适当的结论。”

    同日,《人民日报》在“党的生活”专栏刊登题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一文,号召“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者看过歌颂武训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凡是放映过《武训传》的各城市,那里的党组织都要有计划地领导对《武训传》的讨论,要把领导这一讨论当作一个严重的思想教育工作”。接着教育部、文化部电影局等有关部门用行政命令要求全国的下属单位开展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5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孙瑜《我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的公开检讨。5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袁水拍《读孙瑜先生检讨后的一点意见》:“我认为孙瑜先生的检讨是极不充分的,思想上还是混乱的。”《人民日报》相继续发表华君武、桑夫、胡绳、何家槐、范文澜等人的批判文章,刊载李士钊、郭沫若、夏衍的检讨文章。

    《人民日报》和文化部联合组织13人“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武训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调查,毛泽东夫人江青参与主持调查。《人民日报》7月23日至7月28日,连载毛泽东亲笔修改的四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贬武训、褒宋景诗:

    武训是从“一个流氓起家,尊从反动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那个时代“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

    一场全国性的批判《武训传》的政治运动开始了!这是建国后意识形态里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

    运动将武训行乞教育救国的行为而受到清朝政府的褒奖和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平民教育的理念,当成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必须彻底批判,从而树立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新秩序。

    1951年,重庆育才学校校长孙铭勋被定为西南地区“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孙铭勋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代表人物。工作组得出的结论:……孙铭勋是持着“教育至上”、“文化至上”的思想办教育的人,解放后孙铭勋在育才坚持的教育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并灌注着“武训精神”。

    11月28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登载《关于重庆育才中学“武训精神”影响及前校长孙铭勋思想的初步检查报道》长文说“……孙铭勋向人民政府提出要求,其中有‘请拨伪国防部———即前伪国防中学旧地全部地皮及房屋’,……补助150个工作人员及500名公费生的经费,要农场工厂用具、小汽车、大汽车、钢琴、提琴、收音机、电影机……孙铭勋的个人野心,在这里已充分暴露无遗了。”

    从理论批判到人身攻击,大大地震动了中国的教育界和文艺界。《武训传》的讨论就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大批判。《武训传》电影编导孙瑜愧疚之极地说:“是我害了武训!”批判持续一年多。这一批判严重地混淆了思想艺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著名编导孙瑜受到沉重打击,四十多人受到牵连。给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据统计,1950年,我国拍摄国产故事片29部,1951年仅有1部。1951年至1954年4年中,共拍摄16部。

    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的社论发表后,周恩来首先作了检讨。1952年周恩来在上海讲:“最近全国都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拍摄和放映《武训传》,我是点了头的。因此我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我已经向党中央作了检讨,今天我在这个大会上再一次检讨。”

    徐特立说:“武训所进行的教育是奴隶教育,是躺下来的教育,和我们今天的革命运动站起来的教育是尖锐对立的。……关于武训的讨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一个斗争。”

    最积极的当数郭沫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十天后的6月1日,郭沫若写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登在6月7日《人民日报》上。他说:“主要的原因是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而且把他孤立地看,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今天武训的本质被阐明了,武训活动当时的农民革命的史实也昭示了出来,便十足证明武训的落后、反动、甚至反革命了”;“武训的以身作则的奴化教育,事实上是比奴化教育本身,尤其值得诅咒”。

    《调查记》发表后,堂邑县委宣传部干部郝瑞琛写《我对武训与别人相反的认识》寄给《平原日报》,说了一通理由,最后说:“应以武训所处的历史范围,本身条件,以及对人民的贡献来肯定他。”平原省把郝瑞琛作为反面人物,《平原日报》编者按说:“今天像郝瑞琛这样的人却仍坚持认为‘武训是值得表扬赞誉与学习的’,只不过证明:他们坚持着反人民、反历史、反科学的立场而已。”堂邑县委会议开除郝瑞琛的党籍、工作,送回农村劳动。后来郝瑞琛说“连胸前的县委会证章也没收了,轰出县委会,第二天我就扛着被子回家了”,“一直到1980年10月给我平反。”

    (注:平原省和《平原日报》,1949年8月20日中共华北政府成立平原省,平原省辖新乡、安阳、湖西、菏泽、聊城、濮阳六个专区,辖56县、1矿区、5城关镇。中华人民共和国1952年11月15日撤销平原省建制,将新乡、安阳、濮阳3区划归河南省;菏泽、聊城、湖西3区划归山东省。)

    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为《武训传》撰写的社论,5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称全囯亿万军民欢呼《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重新发表,宣称“把《武训传》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一起抛进垃圾堆”。武训坟墓被掘,祠堂被毁,尸体遭挫骨扬灰。

    武训(1938-1898):山东堂邑人,乞讨30年,50岁以后陆续在堂邑柳林集、馆陶、临清办起了3所义学,收教无钱读书地贫民子弟。清末山东巡抚张曜曾奏准光绪帝给予“建坊施表”。 光绪帝颁“乐善好施”匾额,“赐黄马褂”,褒其为“义学正”。死后,其事迹“宣付史馆”, 编入《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六“孝义”一节。被尊为“义乞”、“乞圣”。《世界教育辞典》称其为“无声的教育家”。

    周拔夫《武训先生年谱》记载:

    “这年春季临清御史巷义学又告成立,四月初间,先生卧床临清御史巷义学内,他静静地躺在义学房檐下,不吃饭也不服药,每天只喝几口清水,虽然在病中,但一听到学生们读书的声音,脸上马上会现笑容,心里仿佛得到了无上的安慰。二十三日(1896年6月5日)正午,先生卒。先生面貌很丑,狭额宽颔,嘴唇扁皱,状似老妪,颜容极其慈祥和蔼,见者莫不愿和他接近。当时三县义塾师生听到这个噩耗,如晴天霹雳,都痛哭失声,遵从他的遗嘱,安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东壁外。”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

    对于武训,蒋介石曾亲写《武训先生传赞》:“以行乞之力,而创成德达才之业。以不学之身,而遗淑人寿世之泽。於戏先生!独行空前,仁孚义协,允无愧於坚苦卓绝。世之履厚席丰,而顽鄙自利者,宁不闻风而有立。”

    于右任题词:“人伦师表。”

    邵力子题词:“学不厌,诲不倦,孔子所以成为大圣人。武训先生虽未学,而必谓之已学,虽非直接施诲,而其为诲者实大,其不厌不倦,则犹与孔子无二致。吾人必须发扬孔武之精神,以学以诲,不厌不倦。”

    教育家陶行知说:“山东乞丐武训,开三个学堂”,“武训虽然死了,他的精神可是要活到千万年的。如果我们个个都有武训的精神,还怕国家不进步吗?”“每一个农友都做一个武训,每一个小朋友都做一个小武训。”“我们要想普及教育,必得学武训。”“中国要想造成一个好学的民族,需要一百万位武训先生,开办三百万所学校及读书处,平均每校每处普及一百五十人之教育,才能叫整个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家家读书,人人明理。大家活到老学到老,才能保证整个民族继续不断之进步。”

    从1942年起,陶行知几乎年年举办武训纪念会。1945年在重庆纪念武训诞辰107周年大会,到会1000多人。郭沫若、陶行知、邓初民、柳亚子、罗叔章等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到会宣讲。

    陶行知(1891-1946):近代著名教育家,1920年任“中华教育改进会”总干事,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46年病逝。中国共产党当时盛赞其:“……为人民的教育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1985年9月5日,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说:“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次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同日,新华社以发布之一讲话。《武训传》在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后平反。

    资料参考

    《开展〈武训传〉讨论,打倒“武训精神”》,山东人民出版社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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