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张澜
张澜（1872年4月—1955年2月），字表方，四川南充莲池乡人（今西充县）。从小随父亲张文倬（乡村塾师）读书。
1894年，张澜中秀才，不久补廪生。
1897年，张澜先后执教南充乡塾和广安紫荇书院。
1900年，父亲病故。
1902年，张澜入四川尊经书院读书。
1903年，张澜被选送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
1904年，在东京中华留日学生会上，张澜提出清慈禧太后退归深宫，还政光绪皇帝，被清政府驻日公使派人押送回国。回国后，先后担任四川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成都游学预备学堂训导长。
1906年，张澜创办南充民立丙等小学和南充端明女学。
1909年，南充地方推张澜出任四川咨政局议员，坚辞不就。他与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纶成为至交，经常参加立宪活动。
1911年6月，清政府将四川人民集资修建的川汉铁路路极抵押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借外债，激怒四川各阶层人民。张澜代表南充出席成都川汉铁路股东会，组成保路同志会。
8月，张澜被推为川汉铁路股东会副会长，领导保路运动。
9月，四川总督赵尔丰将其诱捕，囚禁“候旨听斩”。张澜斥责赵：“……断不能说四川人民争取自己的路权是非法。要是出尔反尔的路权从人民手中夺去出卖给外国，这简直是引狼入室，为害不浅！”
四川各县保路同志会群众十余万人围困成都。清派督办铁路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途中兵变杀端方，赵尔丰被迫释放张澜。
10月，武昌起义后，四川独立成立军政府，张澜担任军政府川北宣慰使。任职期间，他先后与地方人士创建南充县立中学校、南充实业学校，创办南充果山蚕业社，发展实业。
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在北京参加国会时，经蒲殿俊介绍加入进步党。6月，当选为进步党四川支部常务委员。
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国会。张澜离京回四川接任南充中学堂校长。
1915年，护国战争枪响，张澜联合川西、北驻防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以及大部武装民团，宣布南充独立，赶走袁世凯北洋军。
1916年，张澜担任嘉陵道尹，主持川北政务。他走马上任收编安置散兵游勇，肃清盗匪，惩治贪污，严禁鸦片，整饬社会风纪。
1917年11月，北洋政府任命张澜为四川省省长。
1918年初，熊克武纠集川、滇军赶走北洋军，主持四川军政。张澜离四川到北京。
1919年，五四运动中，张澜担任北京《晨报》执行董事，他支持新文化运动，鼓励和支持四川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1920年，张澜因母丧回四川。随后几年，他在南充兴办教育，联合各方人士成立南充自治筹备处和讲习所，创办《民治日报》，鼓吹地方自治。
1925年12月，刘湘成立成都大学，任命张澜为校长。采取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兼容并蓄方针，坚持用人唯才，提倡思想学术自由。他允许校内三派(共产主义者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三民主义者的健行社和国家主义者的惕社)同时存在，自由争鸣。在校内办《科学思想》杂志，宣扬科学与民主。
1927年，国民党统一四川，要求各学校进行党化教育。张澜在七月的布告中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之义之学说，而辙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党，违反学府性质，有失学者态度……”。
1928年，2月成都省立一中学生因校长杨廷铨压制学生运动，将其打死。16日凌晨，军警包围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师大附中等几所大专院校，逮捕各校师生一百余人。当日下午4时左右，不经审讯，在成都下莲池枪杀袁诗荛、李正恩、周尚明等师生十四人，震惊全川。惨案后，成都大学校长张澜主持将成都大学六位死难者葬于武侯祠南侧。同时张澜愤然向政府当局提交辞呈，经全校师生得挽留复职。
1930年下半年，张澜辞去成都大学校长职务回南充，从事中小学教育。
1931年，九•一八，日本攻占东北沈阳。张澜悲愤地写到：
“眼前百事尽悲观，薄酒孤斟强自宽。忽念方张华北寇，又令通宵寝难安。”
1934年，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成立安抚委员会，聘请张澜担任委员长。
1935年秋，张澜在成都与邵从恩等发起组织“四川省乡村建设期成会。”
1938年3月，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制订和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成立民国参政会。张澜被聘为中华民国国民参政员。
中国共产党中央于3月1日、3月25日，两次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要求巩固扩大各党派团结、健全民意机构、动员组织民众、扩大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善政治机构、组织抗战经济基础等意见。
1939年9月9日，针对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和令，中共参政员董必武联合其他党派的和无党派参政员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要求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严禁借口“异党”和思想问题，迫害人民。张澜和其他党派共同提出六个民主宪政提案，包括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等提案。
11月4日，张澜在成都邀请成都文化界人士召开民主宪政座谈会，张澜说：“目前宪政有两个主要问题：一为民国二十六年选出之国民大会代表，应否继续有效?二为民国二十五年颁布之宪法草案，因时过境迁，是否适用或应如何修改?”提议成立“成都宪政座谈会”，发起人从13人增加到25人。带动社会各界对宪政问题的关注。对国民政府1936年颁布的《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提出批驳，要求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选举能代表民众的国民大会代表。
11月中，各民主党派在宪政和抗战问题上意见一致，张澜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重庆正式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统一建国同志会简章》。其宗旨：“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统一，促成行动之团结。”
1940年12月6日，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因公开批评孔祥熙、宋子文的贪污问题被拘留。张澜在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提出《请政府恢复马寅初之职业自由以励直言而裨国政案》：
“在马寅初当时有慨于民困国贫，为感情所急，所言或不无过失，然安置偏方已逾一年，犹未获返，无怪忧时爱国之士，皆有多言不如默尔之戒惧。”“应请政府迅予恢复马寅初之职业自由，并使忧时爱国志士，闻而自励，皆愿竭忠献党，拾遗补阙，以襄助抗战建国之成功。”提出解决办法：“一、迅速恢复马寅初之职业自由，仍使担任大学教授。二、凡有忠直利国之言，政府应虚怀采纳，即有不合，亦应大度涵容，不宜辄加严谴，致绝忠谏之路。”
1941年 3月，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秘密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成立了中央领导机构，黄炎培任主席，张澜为执行委员。不久黄炎培辞职，张澜出任主席，他继任后力排众议，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纲领12条中涉及共产党的有关条文删除，缩减为10条。张澜任民盟主席十四年。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对国民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作为中国政坛上的第三党，张澜领导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被中国共产党赞称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
民盟作为在野政党对中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它是中国共产党最有力、最可靠的同盟军。
9月，“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创办《光明报》，10月10日，发布成立公告，提出十大政纲。
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作出实施宪政的决议，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批判国民党政府实行的“实施宪政”是骗局，是假民主﹑真独裁的。蒋介石读文章后劝他“不要上共产党的当！”
张澜数次在成都五所大学召开的会上演讲，他说，救国的意义有两点，一是坚持团结抗战不做亡国奴。一是救救“民国”，因现实不是民国而是“党国”。
延安1944年2月22日《解放日报》，以“参政员张澜著文抨击一党执政，要求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为题，对张澜文章作了详细介绍。
1944年9月，为扩大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张澜任主席。他提出民意必须自由反映，党争必须和平解决。他秘密吸收龙云、刘文辉、潘文华等云、康、川的军政首脑入盟，使民盟的经济和实力大增。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张澜在诗里饱含忧虑：
“连年血战驱饥卒，万里陆沉痛旧疆。且慢四强夸胜利，国家前路尚茫茫”。
8月28日，中共领袖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毛泽东曾三顾特园见张澜。
一顾时张澜提醒毛泽东，“蒋介石在唱鸿门宴”，“出尔反尔，居心叵测不能不防”。
8月30日，二顾特园，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宴请毛泽东。毛泽东一进门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回家来了。”“今天我们聚会于‘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席间，张澜向毛泽东祝酒，“会须一饮三百杯！”毛泽东举杯相邀，“且共欢此饮！”宴毕，毛泽东为主人题词“光明在望”。
9月2日，民盟中常委在“特园”午宴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毛泽东与张澜共商国是。
张澜进言：政权、军权对人民至关重要，“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净土！”建议说：要把谈判的成果公开出来，让人民来监督，让人民来推动。
中共的和谈举动得到民盟的全力支持。
10日，张澜致函蒋介石和毛泽东，提出“政治必须彻底民主”,军队应“采用全盘统筹”等建议。当晚，周恩来、王若飞向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通报10余日来国共两党谈判情况。15日，毛泽东再赴特园看张澜，就国共谈判、民盟和中共配合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民盟与中共达成谅解：约定双方提出重大政治主张前，事先彼此协商。
10月，张澜主持民盟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在会上提出民主团结，反对分裂内战。
11月中旬，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19日“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在重庆举行五百余人的反内战大会，呼吁和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倡议全国各地分别成立反内战联合会。12月，张澜致函国共两党，对团结、民主、军事、建设诸问题提出意见，吁请国共双方于1946年元旦停战。
国共谈判期间，张澜领导的民盟坚定地与共产党保持一致。
1946年，
1月，民盟首席代表张澜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他和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事先交换意见，采取一致步骤，使政协达成成五项协议。在政治协商会议里，他同共产党密切合作，激烈反对国民党在政协中的独大行为。
7月，民盟中委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
8月，张澜在成都主持追悼会，痛骂国民党、蒋介石。
11月，中国国民党、蒋介石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张澜坚决拒绝民盟参加“国民大会”，有力地配合了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斗争。
12日晚，滞留重庆的张澜打电话到南京民盟总部，指示民盟政协代表：“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慎重，绝不可稍有变动。”下午和晚上又两次打电话反复叮嘱。直到他看到民盟总部在报纸上发表“决不参加”的声明，才捻髯笑道：“我可以睡得着觉了。”
14日，民主同盟总部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各省市民盟广泛宣传总部决定和张澜指示，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
国共和谈时，张澜与毛泽东只经过几次交谈，就拜服毛泽东，他说：“我一身经历了几个朝代，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使我终于发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祖国、为人民谋福利的惟一政党。”
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反对国民党、蒋介石。
1947年，
1月，张澜在民盟上海中央一届二次全会上说：
“我们宁可长期不参加政府，而断不可一旦失去自己的立场。”
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
11月，张澜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同时发表个人声明（张澜患有严重口吃症，不善言辞，不善社交，诸事多依仗善雄辩德罗隆基。《声明》出自罗隆基之手）：“余迫不得已，忍痛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决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
1948年1月，沈钧儒等人在香港恢复总部，民盟中央在香港公开申明：要“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
《中国民主同盟》是中国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最亲密合作的典范。民盟中央主席一职由沈钧儒、章伯钧轮流代理。张澜在上海为民盟筹措经费；冬张澜因病住进虹桥疗养院。
1949年，
元旦，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派张群、邵力子等人到上海，请在虹桥养病的张澜出面调停。
张澜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参加作调入。”予以拒绝。
张群出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临行前往医院向张澜“请教”，他劝张群“不要跟蒋介石跑了，要张群为四川人民作好事，不要自绝于人民。”
1月6日张澜在上海评蒋介石元旦文告，斥责蒋介石“并不真要和平”。
3月，张澜拒绝去台湾，被当局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由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接走。
6月，张澜到北平，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筹备工作。政协第一届会议在北京召开。张澜在一篇致词中连用四个“革命到底”。他称赞政协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一个人民大宪章一。”表示“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下，共同担负起实现这个纲领的责任”，“把纲领中每一个条文，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使它成为具体实行的事实。”
9月，民盟代表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等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澜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沈钧儒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澜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2月，民盟一届五中全会，张澜继任民盟中央主席。
l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土改法，张澜在政协一届二次全委会讲话：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彻底的革命”，号召“全体盟员和全国人民来拥护这个新的法案，使它能够圆满完成中国土地革命的任务。”
10月，庆祝国庆，张澜发表文章：“现在，我们是入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员，在政府中，我们担负了一部分责任。今后，我全体盟员自应以更坚强的信心，更整齐的步伐，与全国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一道，共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丽奋斗。”
195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年，民盟成立十年。张澜在庆祝党三十周年文章中说：“中国民主同盟今天只有十年历史，在这十年的革命运动中，倘使我们没有得到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我们也决不能保证我们不走上错路，保证我们能够做好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的任务。”
1952年，中央政府为张澜举行八十祝寿会，他在谢词中说：中国在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国家进步确是很快，国家进步愈快，年老人更需要好好学习，“l8岁的青年应该说学到老，我这个80岁的老人今天是老要学。”
1954年，张澜担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同年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张澜先生说“表老啊！你好，你的德很好，你是与日俱进”
9月，第一部宪法公布。张澜发表《为制定我国第一个人民宪法而努力》一文。他指出：“这个宪法草案，一方面是记录我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成果的丰碑，另一方面又是在我国建设繁荣幸福的新社会的蓝图”，号召“今后，中国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1955年2月9日，张澜在北京逝世。
着有《说仁说义》﹑《四勉一戒》和《墨子贵义》等。
张澜“四勉一戒” 座右铭：“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
张澜一生多次做官，最令人敬佩的是他清正廉洁，勤政为民，有川北圣人之称。他在做官期间，家贫如故，他的夫人他的母亲仍然住在农村，过着普通的农家生活。有人不信派人暗访，发现他家里一屋空空，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家人吃穿也极为简朴，于是非常感叹，川北圣人名不虚传！
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范朴斋说：“民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团体，所以别人以为张先生一定是一个手腕灵活的人，其实张先生的高明处在于直，巧妙处在于拙，就是因为这样，他就这样真地领导了民盟，而且领导得恰到好处。”
张澜逝世，中国共产党给予张澜高度的评价，毛泽东亲临吊唁。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致悼词说：张澜“始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前后，他始终反对蒋贼的投降阴谋，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战胜利后领导民盟“始终坚持团结，反对内战，不参加也不承认蒋介石自吹自擂的所谓‘国大’会议。这种态度直接保持了民盟在政治上的纯洁性，间接地支持了我们的解放战争，在政治上孤立和暴露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其意义非常重大。”说张澜：一是诚实无欺，从无虚伪，立场坚定，敢说敢为，敢于与反动势力做斗争；二是有远见，善于明辨是非，坚持正义。
悼词中盛赞张澜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张澜先生不朽”。
1955年2月15日，陈毅在上海民盟市委张澜追悼会上说：就党派关系上说，张澜是保持了民盟和共产党的紧密团结；就阶级关系上说，是保持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系；都是保证和加强了统一战线的巩固。
章诒和：《顺长江，水流残月》—泪祭罗隆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