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佛语云：生即是死，死即是生。说出了这世间万物的生衍循环，物质不灭的道理。那么，史是逝者，悟则是继者，悟还有更深一层的思，即是从逝者和今时里去悟理。

    我读史，最早是在小学三年级，那还是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
    帝王将相、文人侠士、才子佳人、幽魂怨客……跃然于纸上，令我心旷神怡，无比的向往。
    稍大一些时，老师说：鉴古而知今，历史这门课必修。于是在老师的指引下，我读完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郭沫若的《中国史略》。

    陈寅恪先生说“读史早知今日事”，读史，能看到不同时代里有不同演员来反复呈现同样的史实。今时，人类已进入太空的时代里，也不过是在重现过去的史事而已。啊，重演过去的历史？演什么样的历史，这个演出还要演多久！陈先生在他那个年代读史看史而得出了“读史早知今日事”的结论，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世界历史的演变证明了他不是在简单的重复过去了的历史，而是在不同程度的变化着，是向民主、自由、人性、文明的方向进步着，我坚信处在这个大世界中的任何人、任何民族、任何地域都违背不了这个进步的规律的。

    “读史使人明智？”还是知古而鉴今，我是不得由之的了，因为随年龄的日进，随读书的广博，我是越来越惶昏了，以至到如今我真的弄不清史书上记载的哪段是真哪段是假的了！从泛读通史到潜心于太平天国探讨、再到现代史，我为古老的中华大地在1840年迄今近一百七十年里的灾难而哭，我为那些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的仁人烈士而哭，更为这古老的民族失去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而哭！

    回想上世纪初，涌现了一大批伟人，他们是：力倡“立法、司法、行政、监督、教育”五权独立的先哲孙中山先生；最具民主思想、自释兵权解散军队的黄兴大元帅；为共和而生、为共和而死的蔡锷将军；“先定宪法，后举总统”，坚持推行法、美“责任内阁”民主治国的宋教仁；“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的章太炎；由君主立宪到坚定民主共和的与时俱进的梁启超；高呼着自由而生，高呼着自由而安详的溘然长逝的胡适；坚持“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方针办教育的蔡元培； 坚持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治学、一生“不降志，不辱身”的陈寅恪；“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罗隆基；……。然而，历史又是那么的无情，无论你是怎么的奋斗，怎么地构划美好的未来，历史总是演绎着一个又一个的悲剧！逝者已矣，来者可追，历史又演绎着一幕又一幕的正剧，推动着一群又一群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去博求、去献身……。

    历史如长河，无论两岸的风光怎样变幻，河中之水依然是河中之水。代代的古人最喜以史为鉴，其目的是欲打破历史的循环与轮回，以实现权力的更替。而上面的那些伟人同样也喜以史为鉴，但他们也同样的注重横向的借鉴，力图在专制、封闭的东方大地演绎出一遍五彩缤纷的万物竞自由的世界来，可到头来总是愿望归愿望，现实归现实，……！

    所以我读起史来，多落得个无奈惆怅，心际很难与时俱进，历史与现实媾和、权利与财富结合、文化为利益驱动、教育向金钱臣服……。惆怅之外，我便写下了这本《史悟录》，但愿能给人一点点思索。

                          第一辑

                    一、民主英雄——黄兴

    黄兴，原名轸（1874、10、25—1916、10、31），字廑午，号杞园，又号克强。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人。五岁从父读书，后入塾受业。
   
    1892年，黄兴应善化县试，落第。
    1893年，黄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
    1896年，黄兴中秀才。
    1898年，黄兴由城南书院以名诸生选调长沙湘水校经堂读书。再调武昌两湖书院。
    1899年，黄兴从武昌两湖书院肄业，读卢梭《民约论》等西人书，政治上同情维新、认同变法。10月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黄兴往日本考察教育。

    1900年夏，黄兴归国，参与唐才常、秦力山等人在长江流域组织的自立军起义；自立军散后回湖南谋办团练。黄兴有诗云：
    “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
     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

    1901年，黄兴全家入住长沙城北紫东园。
    1902年春，湖广总督张之洞选黄兴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10月任中国留日学生会馆评议员。12月参与杨毓麟等创办的《游学译编》杂志，译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鳩《法意》、穆勒《自由论》和《代议政治》等书，宣传民族、民主思想。继而与杨等组织“湖南编译社”。
    龙绂瑞说黄兴：“光绪庚子以后，国势阽危，留东人士咸思自奋。惟派别分歧，主张各异。先生则醉心卢梭《民约论》，力主根本改革”，推翻“专制政体”，“创建共和”，使中国“立于世界竞争之场”。

    1903年
    4月，黄兴参加留日学生声讨沙俄侵华大会，组织拒俄义勇队，旋义勇队改名学生军，再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
    5月，黄兴从弘文学院毕业，回国在武昌两湖书院演说激烈，被武昌知府梁鼎芬驱逐出湖北。黄兴将四千余册《革命军》和《猛回头》分发给军学各界。秋，黄兴回湖南长沙，任教明德学堂；在长沙小吴门正街创办“东文讲习所”，印发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反清书册。
    11月黄兴卖掉家业36亩田地、庄园和长沙一处房屋，用这钱与章士钊、宋教仁、陈天华、张继、章行严二十多人创立“华兴会”。华兴会对外称“华兴公司”，其切口是：“同心扑满，当面算清”。

    1904年
    2月15日，“华兴会”在明德学堂董龙璋的西园成立，大会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 的口号。
    黄兴和刘揆一到湘潭茶园铺会晤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商讨长沙起义计划。
    9月，黄兴在浏阳授马益福少将衔，发给枪支马匹。黄兴自为主帅，决定在十月西太后七十岁生日时发动武装起义。
    10月下旬，起义事泄漏，黄兴被通缉，遂逃亡日本。
    12月，黄兴与湘、滇、苏、豫、直隶等省留日学生组织革命同志会。

    1905年
    7月，经宫崎寅藏介绍，黄兴和孙中山会晤于凤乐园，共商华兴会和兴中会的联合事宜。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辅助总理。《中国同盟会总章》中宣称：“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
    9月，黄兴代表同盟会接收《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民报》，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是《民报》宗旨，张继、胡汉民、汪兆铭、朱执信、宋教仁、陈天华都是《民报》的编辑。
    10月，孙中山离开日本，黄兴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其间吸收秋谨、王用宾、阎锡山、姚宏业等人为同盟会员。
    12月，黄兴离日经香港到桂林，策动清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反正。

    1906年春，
    黄兴组建同盟会桂林分会，吸收了赵声、林虎、蔡锷等加入同盟会。
6月，黄兴赴新加坡，协助孙中山筹建同盟会南洋各埠分会。秋返回日本，派刘道一、蔡绍南等回湖南运动军队、重振会党，策划起义。
    12月，萍浏醴起义爆发，黄兴急派周震鳞、谭人凤回国策应。

    1907年
    2月，黄兴与孙中山、章炳麟等共同审定《革命方略》。讨论国旗图式时，孙中山议用青天白日旗，黄兴则认为图案近于日本太阳旗，当以一行政区为一星的十八星旗，最终同意孙中山的意见。
    3月，孙中山离日本，黄兴代理同盟会总理；与留日陆军学生组成“丈夫团”。
    6月，同盟会的张百祥、焦达峰、刘公等对孙中山“舍广义而取狭义，组织南路同盟为大本营，而于东京本部从不过问，殊不谓然”，另立“共进会”，以十八星旗作为会旗。孙武等随即加入，刘揆一也“极表赞成”。黄兴回到东京，对另树一帜大为不满，质问焦达峰：“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焦达峰解释说：并无别意，只期内地与边区同时举事，或可缩短革命时间。
    当孙、黄不在日本时，同盟会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所以在后来的武昌起义中，是以“共进会”为领导、打出的旗帜是十八星旗。
    夏，黄兴到越南河内，与孙中山共策南方起义。
    12月，黄兴发动指挥镇南关起义，失败后退回越南。

    1908年
    3月，黄兴再由越南入广西，组建“中华国民军南路军”。自任总司令，率领200余人在钦州、廉州、上思伐清，与2万清军激战数十回，5月败回河内。
    5月，孙中山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领导云南河口起义，均失败。
    7月，黄兴回日本成立大森体育会，意在培养军事干部。

    1909年
    5月，黄兴与胡汉民负责国内反清运动。
    秋黄兴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广州新军起义。
9—11月间，陶成章等起草《孙文罪状》，要求改选同盟会总理，陶成章在给李燮和等的信中说：“公函已交克强兄，惟彼一力袒护孙文，真不可解。……石屏在安南信孙文大言，亦为所迷。”“精卫为人，狡展异常，狭〔挟〕制克公，使其不发表此公函。章太炎已刊报告，不久当分布南洋各埠也。”另一信中又说：“克强既不肯发布公启，弟往向之索回，不肯归还。太炎传单出后，克强屡使人恐吓之，谓有人欲称足下以破坏团体之故也。”“克强函责太炎以晚节不终。”
    11月7日，黄兴写信给孙中山：
    “但只陶焕卿一人由南洋来东时，痛加诋诽于公，并携有在南洋充当教习诸人之公函（呈公罪状十四条），要求本部开会。弟拒绝之，将公函详细解释，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及为弟以大义所阻止，又无理欲攻击于弟，在携来之附函中，即有弟与公‘朋比为奸’之语，弟一概置之不理。……见弟不理，即运动章太炎在《日华新报》登一伪《民报》之检举状（切拔〔剪报〕附上一览），其卑劣无耻之手段，令人见之羞愤欲死。现在东京之非同盟会员者，亦痛骂之，此新闻一出，章太炎之名誉扫地矣。……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且有识者亦已责彼无余地也。总观陶、章前后之所为，势将无可调和，然在我等以大度包之，将亦不失众望，不知公之意若何也。美洲之函，想亦不出陶、章之所为，今已由弟函达各报，解释一切（函稿另纸抄上）。桀犬吠尧，不足诬也，我公当亦能海量涵之。至东京事，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毋以为念。”
    黄兴给美洲各埠中文报纸写信：
    “本处风闻孙君未抵美以前，有人自东京发函美洲各埠华字日报，对于孙君为种种排挤之词，用心险毒，殊为可愤……再者，南洋近二三同志对于孙君抱恶感情，不审事实，遽出于排击之举动，敝处及南洋分会已解释一切。”“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所以，同盟会元老胡汉民盛赞黄兴：“闻黄克强已有书致文岛各教员，痛为辩白，而陶归日本，要求开会讨论，黄君则拒绝不允。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盖吾人矢志革命，虽未尝依一人，而其人于全党有重大关系，抑且无丝毫之无负于党，如此而被诬被谤，则不容不为辩白护持。今在东京有黄克强兄，在南洋有公等，俱持正不阿，以伸公论，悠悠之口，将不久自息矣。”正是黄兴的大公无私和极力抵制终究避免了同盟会的分裂。

    1910年
    2月，黄兴往广州主持新军的起义，仓促失败。
    11月，黄兴与孙中山等在南洋槟榔屿（马来西亚）集会，会前黄兴递交《开国大谋》（上国父书）给孙中山，黄兴阐述了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计划，其中第一步就是发动三•二九广州起义。

    1911年年初，
    黄兴和赵声在香港成立起义总机关统筹部。
    4月27日（三月二十九），黄兴率敢死队攻两广督署，因力量悬殊而失败，事后收殓殉难者遗体72具，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黄兴在战斗前写下：“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以此当绝笔。”一纸寄孙中山，一纸寄为起义募捐的南洋华侨。战斗中黄兴右手断两指，经徐宗汉（后为黄兴夫人）护送到香港养伤。在美国的孙中山惊闻失败，但得知黄兴还活着时，他如释重负：“只要黄兴在，大事尤可为也！”
    在香港黄兴用左手写下《蝶恋花•哭黄花岗诸烈士》的词：
    “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
    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
    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
    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
    10月10日武昌首义，黄兴28日到武汉。
    11月3日，黎元洪向黄兴授战时总司令印、旗和剑。黄兴率民军在汉阳与清军交战，27日汉阳失陷前，他誓与汉阳共存亡，李书城等劝说：“军家胜负无常，今二十余省之响应而独立者，已三分有二，必能指日推倒满清，建立民国。故汉阳城暂时之得失，似已无足深忧。而公之一身，则关系大局，较汉阳尤重，万望留以有待。”强拉黄兴退出汉阳，“当江轮渡至中流时，公目睹汉阳城，忽急走船舷，纵身投水，使非副官长曾昭文与揆一追随左右，合力抱持之” 才未丧身长江。
    12月2日，黄兴指挥民军攻下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相继光复。4日，宋教仁、陈其美和独立各省留在上海的代表开会选举大元帅、副元帅，黄兴得十六票，当选大元帅，黎得十五票，为副，并议决以大元帅主持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7日，黄兴电辞就职，荐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说：“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启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抢先就职，将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29日，黄兴主持十七省都督府代表会议，组建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
    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任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筹划北伐。
    2月12日，清帝退位。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拟定将临时政府北迁，黄兴任南京留守主持裁撤南方各军的事务。
    6月，黄兴电辞留守职务。30日，黄兴在同盟会上海支部常会上强调要贯彻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
    7月17日，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成立，孙中山为长，黄兴为副会长。
    8月25日，同盟会在北京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九人任理事，孙中山为理事长。
    11月，黄兴任湖南大同矿务公司督办。
    12月，袁世凯委任黄兴为汉川铁路督办。

    1913年
    1月，黄兴就任汉川铁路督办，不久辞职。
    3月，袁世凯暗杀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黄兴就讨袁事与孙意见相左。
    4月26日，黄兴与孙中山联名通电全国请“严究主名，同伸公愤。”
    6月，黄兴在孙中山处领五万银元，回南方准备讨袁军事。
    7月，李烈钧在江西起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14日，黄兴由上海到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南京失陷后，黄兴被袁世凯悬赏缉拿，乃亡命日本。战前黄兴书涵徐宗汉请照顾儿女，自己当一死以报国，在南京危急时，黄兴的部下日夜守护，深恐他“悲愤自杀”。
在日本孙、黄在研究讨袁失败的原因上各持己见，各不相让。

    1914年
    2月，孙中山组中华革命党，党员入党时必须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必须按手脚指印。黄兴很不赞同这一做法，他认为：“无论维持国民党的名义或者另组新党，领袖非孙先生莫属。但是硬要在誓约上写明，这无异于服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搞革命；硬要在誓约上打指印，这等于犯罪的人写供词一样，两者都违背平等自由精神。至于党员入党之后，都是共患难同生死的革命同志，应该一律看待，而不应有‘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之分，更不应以所谓‘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享有权利不同相号召”。“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因此他拒绝出任中华革命党协理一职。
    6月27日，为反对袁世凱复辟帝制的事业，为利于孙中山组党，黄兴在寓所与孙中山话别，30日乘船离开日本赴美国。
    7月，黄兴在美国各地，大肆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揭露袁世凯的罪恶，积极为革命募捐。在旧金山，黄兴的一些拥护者要他另行组党。黄兴生气地说：“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
    9月，黄兴抵芝加哥力阻袁世凯的代表在美国的借款活动。
    11月11日，黄兴致函斥责日本政府的扶袁、侵华政策。
    孙、黄5、6月期间书信简录：
    5月29日孙中山信：“宋案发生之后，彼此主张已极端冲突。第二次失败后，兄仍不能见及弟所主张是合，兄所主张是错。……及今图第三次，弟欲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弟之号令。今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此弟所以敬佩而满足者也。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6月初黄兴信：“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先生由日归来，极为反对。”“弟自抵日以来，外察国势，内顾党情，鉴失败之主因，思方来之艰巨，以为此次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是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今吾党既握有此胜算，若从根本上做去，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尽披露于国民之前，庶吾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又宜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夫然后合吾党坚毅不拔之士，学识优秀之才，历百变而不渝者，组织干部，计划久远，分道进行，事有不统一者未之有也。若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数月来，弟之不能赞成先生者以此。……惟先生欲弟让先生为第三次之革命，以二年为期，如过期不成，即让弟独办，等语。弟窃思以后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以后请先生勿以此相要。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
    6月3日孙中山信：“然弟终以为欲建设一完善民国，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兄所建既异，不肯附从，以再图第三次之革命，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此后彼此可不谈公事，但私交上兄实为我良友，切勿以公事不投而间之也。”

    1915年2月，
    黄兴与李烈钧等联名通电全国，反对袁世凯独裁、反对日本的“二十一条”。
    秋，黄兴知蔡锷去西南发难，便命儿子黄一欧回国参加倒袁。黄一欧回忆说：“临行前，先君交我两封信：一致孙中山，谈到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一致在东京的张孝准，略告松坡先生来信情况及需要考虑解决的问题，嘱其速与松坡先生密取联系，相助进行。”
    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14日黄兴致电美国驻华公使表示反帝到底！25日云南独立，唐继尧电请黄兴来滇主持大计。黄兴在美洲为蔡锷云南讨袁护国军筹措军饷；26日黄兴在美《费城新闻》发表《辩奸论》，批驳袁世凯，呼吁美国朝野人士赞助中国的共和事业。

    1916年春，
    孙中山、蔡锷多次电催回国共商大计，黄兴作回国前的准备。
    5月20日，孙中山寄信黄兴，期以两人名义向日本借款买军械：“况兄与弟有十余年最深关系之历史，未尝一日相迕之感情，弟信兄爱过助我，无殊曩日。”自此黄兴与孙中山又是频繁通电，共商国事。
    6月1日，黄兴复电谭人凤，支持孙中山的《第二次讨袁宣言》。6日袁世凯死，9日黄兴致电黎元洪请恢复约法、召集国会、组织内阁、严惩帝制祸首。
    7月6日，黄兴回到上海，与孙中山“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互相过从，商谈国事，一如往昔，并无丝毫芥蒂”
    10月31日，黄兴因胃出血在上海去世，年仅42岁。
    孙中山悲痛欲绝，其单独署名、亲拟祭文发布发黄兴讣告：“维中华民国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大总统黎元洪，特遣王芝祥致祭于克强上将之灵前曰：呜呼！王纲解纽，海水横飞，国威不振，民命安归？天挺人豪，乘时而起，奋戈一麾，天日为靡。当其愤激，嚼齿皆空，云翻阵黑，血染波红。积二千年，专制余毒，一旦廓清，还归敦朴。江汉收功，金陵坐镇，文雅彬彬，施于有政。天不悔祸，国境再骚，四方豪杰，跂望旌麾。今者高宁，万邦咸喜，不有元勋，孰臻上理？方期举国，酬报丰功，云何疢疾，遽殒英雄。八表震惊，空巷走哭，矧在藐躬，夙同茵毂。抚今追昔，悲感百端，临风陨泪，绕室盘桓。牲帛椒浆，敬典毅魂，灵爽式昭，永护民国。呜呼哀哉！尚飨！”并亲自主持治丧活动。
   孙中山挽黄兴：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
    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
    蔡锷挽黄兴：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章炳麟挽黄兴：
    “谤满天下，泪满天下；创造共和，再造共和。”
    康有为挽黄兴、蔡锷：
    “十日死两贤，天下事事知矣；千钧系一发，后来者其念诸。”
    杨度挽黄兴：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自古困英雄。”
     吴恭亨挽黄兴：
    “革满清之命，为成功英雄；续革袁氏之命，为失败英雄；失败旋成功，算我公造因，众人食果；
    与专制同生，痛过去中国；不与共和同生，怅未来中国；未来将过去，付铜像表德，石柱铭勋。”
    黄兴墓曾广言联：
    “一代勋名昭国史；千秋浩气壮名山。”
    这些联语极其公正地总结了黄兴的一生品德、行为和功绩。
    1917年4月15日国葬黄兴于湖南长沙岳麓山小月亮坪。遗著有《黄克强先生全集》、《黄兴集》、《黄兴未刊电稿》、《黄克强先生书翰墨绩》等。

    纵观辛亥革命以来的所有政治家和政治领袖们，黄兴无疑是最具民主思想、最无个人私心的人！读黄兴赠汤增璧的对联：“立节可为千载道；成文自足一家言。”我们完全看到了黄兴的气节和胸怀。
    黄兴是实干家，在1905年到1910年的五年里，同盟会发动了九次武装起义，次次都是黄兴前线指挥，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置生死于不顾，擎大旗于先锋。无怪时人说“孙（中山）是一面旗，黄（兴）是一把剑”，将其与孙中山并称“孙黄”，黄兴确实当之无愧！
    黄兴淡薄名利，武昌起义成功，他被选为大元帅，却硬推给了黎元洪；他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又强推举了孙中山。大总统封黄兴为陆军上将，他呈文辞之：“大总统赐鉴。元年9月7日奉钧令授兴为陆军上将。闻命之下，愧悚莫名。……兴湘上书生，军旅之事本未尝学……十年以后，屡蹶屡起，中间亡命海外，虽不敢苟安旦夕，爱惜余生，然多败垂成，无功可纪。去岁武昌首举义旗，各省响应，卒致一体赞成，建设民国，时仅三月，兵不蔓延，而大局略定，皆出于我大总统救国之决心，与全国同胞之毅力。兴随诸君子后，强效驰驱，本国民分所应为，乃蒙宠以殊荣，侪之上将，则是不谙武学之身，滥竽军界……才同下驷，位忝冠军，时值种瓜，功非老将，倘竟被此荣名，恐无以励戎行而诏来兹也。况复河口督师，丧吾精锐，粤城苦战，失我良朋，以及历年各处相从起义，或运动革命，而身死妻离子散，久陷囹圄者，数且千百计。汉阳之役，舆尸多凶，皆为兴生平至痛之事，今独以侥幸残生，腼膺上赏，回念荒原白骨，冢且垒垒，创造共和，皆诸先烈之碧血所化。曾记日本社会党有歌云：‘彼大将胸间光辉灿烂之物，原非荣誉之金鸡勋章，乃为最可怜之兵卒骷髅’，今之上将头衔，何以异此！此则兴午夜扪心，诵一将功成万骨枯之句而悲不自胜者也。务恳我大总统俯鉴愚忱而重视名器，不可滥假，收回成命，使兴得为共和国民，免滋咎戾，实所感激，不胜屏营之至。”黄兴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理念：“我从事革命，时时本着至诚服从中山。”“中山大公无私，生平对同志厚道和气，这个手函措词严厉，其中必有原因。” “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建设共和新事业；铲除世界最强权。”黄兴以宽宏的胸怀和高贵的品格维护着孙中山的领袖地位，维护着国民党的团结，使孙中山能成大业。

    黄兴的为人、才干和功绩，已为当时天下人推崇，当个大元帅、大总统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何况一区区陆军上将！特别是黄兴自华兴会起，凡有战事他都任总指挥、战时总司令，每次起义都亲自策划，身临前敌，冲锋陷阵，勇敢异常，在日本留学的陆军士官生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黄郛、尹昌衡、温寿全、仇亮、陈之骥、王孝缜、袁华选等九十三人都是他发展加入同盟会的。根基如此之雄厚，他却从不为个人的名利、地位争，他对李贻燕等的讲话足见其其胸襟：“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他认为革命“不能有丝毫私意、私见、私利、私图”，并为自己取名“轸”，“就是前车既覆、来轸方輶的意思”。

    1911年汉阳督师时，黄兴已声名显赫，他的可见可闻的传奇经历和不屈不饶的奋斗精神赢得了天下人包括职业军人在内的普遍认同。孙中山从事革命时间更早，但他主要是个思想家、政治家、宣传鼓动家，他的影响在海外华侨中具多（这是筹款的最有利条件）。在民国初创时，人们看重的是践行，享有“笃实”盛誉的黄兴被顺理成章看成了领袖。而且辛亥武昌起义前后，孙中山回国前一直是黄兴主持处理同盟会会务；主持处理大部分国内的军政、民政事务，包括筹款、议和等等大事，黄兴的能力又确实显示了具备做领袖的各方面条件。当年黄兴大权在手，就连外国人也看到了，《泰晤士报》驻南京记者福来萨说“黄兴的地位相当于一身而兼六个总督”、“统治着大约四分之一的中国”。是的，凡通晓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军队的作用：有军队才有天下。黄兴是读着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考中秀才、保送留洋的知识分子，对这个“兵权即君权”的道理是最清楚不过的了，黄兴手握重兵，南军大多数高级将领都钦服于他，他完全能拥兵自重，与袁世凯分庭抗礼，或平分天下。黄兴是完美的理想主义者，在南京留守任上，他没有一丝一刻的犹豫就解散了南方的民军，还辞去了军职，自己连一个勤务兵都不留，这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这种高尚无私的品格，在人类历史上，华盛顿为第一，黄兴当为第二，再无人能与他们比肩了！他是他们那一代的革命领袖里最无私、最据民主意识的人，只可惜几千年的帝制太强大了。

    黄兴的民主思想比他的同时代人要高明得多，黄兴1912年回忆自己思想的形成时说：“对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久之，革命思想遂萌脑蒂中矣。”他盛赞卢梭关于权威和自由民主的论述：卢梭认为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而真正合法的权威只有一种，即建立在人们自由之上的权威。自由意味着民主，民主制度是惟一可以既建立权威又不丧失自由的制度，黄兴所追求的、所坚持的正是这样的民主制度。

    因此黄兴在总结讨袁失败的原因上与孙中山大相径庭：
    孙中山认为主要原因是“党员的不听话，自己不是真正的党魁”而致失败。
    黄兴则认为二次革命“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国民党只要总结经验教训，发扬光大“素来所抱之主义”，依靠本党骨干，团结“异党之有爱国心者”，“计画久远，分道进行”，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黄兴表示“主义所在，不敢变换手段以苟同”，坚持“平等自由主义”，反对袁世凯式的专制独裁。

    在治国问题上，黄兴说：
    “世界共和国以法、美为先河，今其社会皆嚣然不清，是政治革命后，必须社会革命也。苟实行民生主义，则溶政治、社会于一炉而革之。”他在美国考察后说：美国各州“恰与我国各省相类。”“地方分权制度，实适于中国国情。”他虽赞同政党政治，却反对谋国者以党为界限，他说：“士大夫误于党见，急争权力……国人今后当各存责任心，有责任心则纯以国家为前提而私见自泯。”党员要“以宏大心理，对待他党。”“要牺牲权利，担负职责，以巩固国家。”
    读黄兴1916年归国途中诗：“太平洋上一孤舟，饱载民权和自由，愧我旅中无长物，好风吹送返神州。” 亦可见他的思想深处是多么渴求民权和自由的。
    黄兴的功绩，章太炎说的“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是恰如其分的！

    再读几则中外人士评黄兴：
    当年的法国驻华公使康地说：“黄先生为中国四千年特色之人物，为亚洲开一革命成功最速之先声。敝国当日若有如黄先生其人者，何至革命至三次之多，演成流血漂杵之惨状！敝国将来译读中华民国革命史料，无不想望英风而崇拜不已。”
    英国《旁观者》北京通讯：“记者以为，袁世凯实为中国此时所需要的强人。记者更敢大胆推测，将来袁退出政界，黄兴将是最适宜的总统继任人选。”
    胡汉民说“雄健不可一世，而处世接物，则虚衷缜密……事无大小，辄曰‘慢慢细细’”。
    周震麟说“光明磊落，敝屣权势”，“是一个爱国血性男儿，平居沉默寡言，治学行事，脚踏实地，对待同志，披肝沥胆，因而能够得到一般同志的衷心爱戴”。
    章士钊自称弱冠以来交游遍天下，最易交的朋友就是黄兴。
    罗家伦说黄兴“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勋。但是他更是有中国文化根底的读书人，他是‘士’。这个士便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士。这个士也就是孟子所谓豪杰之士”。诚如是也！

    《黄兴致谭人凤》诗中豪士气概、英雄情怀不是真切而实在么！
    “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
    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年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
    呜呼！天不假时，终使英雄壮年早逝，留下无限的遗憾，孙中山说“今日中国不可无此人！”终就中国已再无此人了！悲切！
 
    我以《哀黄公克强》诗为本文的结束：                                                                 
    青山埋忠骨，数君最英雄，
    民主当先驱，民生倡大同，
    冲锋士卒前，豪气贯长虹，
    百战生民国，西行全孙公，
    黄翁多惨淡，无命变苍穹。


参考书籍：
《黄兴与中国革命》，薛君度著、杨慎之译。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黄兴集》，1981年中华书局。
《辛亥革命回忆录》，1962年中华书局。
《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
《忆黄兴》，1997溺爱岳麓书社出版社。
《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196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书—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谢谢版主们的缪赞，我心是有，才却平平，定当努力！

旧老弟，宋朝亦有莫须有！九州政治总依旧，秦汉皇权不简单！这就是我读史的体会。能来长沙一聚吗，真的想你们了！

二、共和英雄——蔡锷

    蔡锷（1882、12、18——1916、11、8），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6岁入塾读书，13岁中秀才。
    1897年，蔡锷考入湖南时务学堂（该学堂是陈宝箴子陈三立协同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皮锡瑞等合办的），时务学堂是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湖南推行的新政之一，学堂聘请著名维新领袖梁启超为总教习。在四十名学生中蔡锷年龄最小的一个，在这里，他与誉满全国的梁启超一见倾心，从此声气相通，结成终生不渝的良师益友。

    1898年，戊戌百日维新变法失败，湖南时务学堂被解散。蔡锷往武昌投两湖书院，却因为是时务学堂的学生而被拒之门外。
    1899年夏，蔡锷转入上海南洋公学。
    此时梁启超在日本创立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寄信给蔡锷，蔡锷立即赴日本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在去日本前，蔡锷向袁世凯借了一千元做资费，（1916年12月14日，梁启超在上海蔡锷追悼会上说：戊戌变法后，蔡锷要到东京，他在“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到东京后以三百元为学费，其余均为交友及公益之用，而自己出来则步行，未尝坐过车子。”）
    该校教材“多用英法明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诸生由是高谈革命，多以卢梭、福绿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相期许。”蔡锷入学后深受影响，与刘百刚、吴禄贞创办“励志会”；后又加入唐才常的“自立军”。

    1900年，蔡锷回国参加唐才常在武汉的反清起义，事情泄露而失败，师友、同志多遇难。蔡锷因执行任务外出而幸免，回来后悲愤交加，改艮寅名为“锷”，立志“流血救民”，决定投笔从戎，以军事斗争作为救国的主要手段。他常以自己是湖南人，就应该承当救国图存的责任，他说：“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报国家而酬万民，御外侮而结团体，天下无形之实用，固有大于斯者乎？”
    1901年12月，梁先生认为蔡锷体质弱小，且才思敏捷，文章优美，实是大家之材，而军事从未涉猎，以文救国好。蔡锷不顾梁启超的强烈反对，他对老师说：“我不能做个第一流的军人，就不是您的学生。“
    蔡锷到日本入东京成城学校自费学习陆军，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军事知识，也在苦苦地寻求着救国之路。蔡锷与旅日湘人创立湖南编译社、游学编译社、设立留学会馆。他常说：“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皆惧亡国之民，皆惧为丧家之犬。”

    1902年2月，蔡锷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1、3、7、11号上发表《军国民篇》文，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是缘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低劣等原因，要变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他说：“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提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国魂是“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如同指南针、北斗星“日月不足喻其光明，海岳不足喻其伟大。”（《蔡松坡集》1984年版，)
    1903年7月，蔡锷入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实习；9月转为江南官费生；12月初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分在骑兵科。

    1904年10月，蔡锷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与蒋方震（全校第一名）、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 冬蔡锷回国，江西巡抚夏时之委任他为江西材官学堂监督。
    1905年2月，蔡锷应湖南巡抚端方之邀聘，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8月，蔡锷转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邀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随营学堂总理官。9月，兼巡抚部总参谋官。10月，兼广西测绘学堂堂长。

    1906年9月，清朝廷在河南举行新军秋操演习，蔡锷任中央评判官。
    1907年2月，蔡锷创办广西陆军小学自任总办。3月，兼广西兵备处会办，后改任参议官。11月，与黄兴会面计划镇南关起义事。
    1908年4月，蔡锷出任广西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2月，蔡锷任广西龙州讲武堂总办，后任监督兼办学兵营。是年里组织武德会。
    1910年7月，蔡锷任广西混成协协统，学兵营营长。11月，应云贵总督李经羲邀聘，先送母亲回湖南邵阳老家，然后独自赴云南。

    1911年初，蔡锷到达云南。
    夏，蔡锷写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蔡锷崇尚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是“扼要探本之论”。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蔡锷说“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同时，他提倡官兵间“和辑”相处，他特别喜欢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的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见《蔡松坡先生遗集》）。
    7月，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新军十九镇中有大批青年军官是同盟会员，他们在秘密地策划和组织反清斗争，对他们的活动，蔡锷保证：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辛亥革命回忆录》之《忆蔡锷》）。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6日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刘存厚邀蔡锷共同策划响应武昌起义。经19—28日的多次起义工作会议，大家一致推举蔡锷为起义总指挥。30日昆明重九起义爆发，蔡锷率军攻五华山云贵总督署，毙清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俘云贵总督李经羲。31日云南光复。
    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举为云南都督。11日，云南军都督府决定派兵援助四川。
    考察云南后，蔡锷认为“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他亲任主编，拟定了《五省边防计划》，计划指出：民国虽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计划草案共三编十章，对五省联合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集中，展开和作战，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读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

    1912年
    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2日，蔡锷给黎元洪的电文中称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也。要之，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他是在策动清庭与袁世凯反目，一早成共和大业。同时他又反对“株守议和”，主张“长驱北伐，直捣虏廷”。
    20日，蔡锷致电孙中山：“我军乘此朝愤，何敌不破？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持久，糜饷劳师[而]不问。”蔡锷下令云南军都督府所属人员减薪，自己率先将薪金从600两白银减至120两。
    26日，再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指责袁世凯想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来决定国体，“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他指出民国政府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惟有简率精兵，结连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
    蔡锷组织了云南北伐军，委任唐继尧为北伐军司令，发布《北伐誓师词》，中有“甘冒不韪，乃有袁贼”句，前锋从贵州直入湖南。
    27日统一共和党成立，蔡锷被推为总干事。
    2月12日，段祺瑞等北洋将领通电敦清帝退位，蔡锷仍致电黎元洪要高度警惕：“段祺瑞率军北上，促进共和，大局可望早定，甚为欣幸。惟闻段夙无种族思想，而与袁世凯关系甚深。此次忽然通款，自当推诚相与。然究竟有无别谋，亦宜密为筹备，免堕奸计，而误事机。”
    清帝退位，南北和议成功，蔡锷通电支持建都北京。
    3月6日，蔡锷给孙中山、袁世凯等人的电文说“若夫祛除私见，调和感情，袁公当优为之，似可无烦过计。”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25日，他电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称袁“闳才伟略，群望所归”。
    4月11日，蔡锷给上海各报馆的电文中也有“况袁公一代伟人，中外钦仰”语。他是真心拥护共和体制的，只要袁世凱能履行共和他就会支持袁。这与他一贯强国强军、抵御外患的理想有着深深的关系。
    6月7日，蔡锷第二次下令减薪，又是先把自己的薪金从120两减到60两。
    8月下旬，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蔡锷宣布退党，明确提出军人当奉行“不党主义。”

    1913年
    2月25日，国民党人宋教仁遭暗杀，蔡锷“痛切陈词，声与泪并，”通电谴责“卑劣”的手段，要求“务获主名，以维人道。”同时他又反对用兵，主张组织特别法庭，由法律解决，“勿挟成见，勿尚意气，勿凭势力而坏法纪，勿造言词而乱听闻”，尤其“严禁军人干预”，他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此正总统选举在即，“袁之将来当选与否，宜取决于全国人之同意，自有国会解决”，不能诉诸武力。
    当孙、黄起兵讨袁的决心已定时，5月17日，蔡锷还联合四川、贵州、广西四省都督通电反对战争：“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誓要捍卫艰难缔造的中华民国。
6月7日，蔡锷联合浙江、四川两省都督致电袁世凯和各省都督，主张以法律程序解决纷争，力劝动兵。6月中，黄兴派密使送蔡锷“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联，并约其举兵，蔡锷却劝黄兴不要轻动。据杨思义《蔡锷轶事》回忆：“黄兴派曾任宝靖招讨使的谭心休至滇，约蔡松坡起兵，松坡答曰：‘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袁势方张，此时未可轻动。’谭曰：‘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松坡冷笑曰：‘他如胆敢称帝，我将在西南也做起皇帝来。’谭讶其言，逼问此是何说？松坡正色曰：‘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谭闻其言，拂袖返沪，面报黄兴，并以此遍告同志。是时我亦在沪，曾亲闻其语。”
    7月24日，蔡锷给谭延闿电文中说：“我国自改革以后，元气大伤，至今疮痍未复，断不可有第二次之破坏。且某国幸灾乐祸，正利用我有内乱，以遂其侵略野心，凡我邦人，正宜戮力同心，以御外侮，……克强、协和此举，未免铤而走险，急不能择。”江西李烈钧、南京黄兴起兵讨袁。
    8月4日，蔡锷还通电说“讨袁”理由不成立，依民国《临时约法》，总统如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况选举总统在即，如袁没有当选，却不退位，再起兵也不迟。他认为二次革命是“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是“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应该“为国家稍留元气，并以免以暴易暴之讥”。川军第三师师长熊克武在重庆通电讨袁，蔡锷奉袁世凯令入川镇压，熊部退回云南。
    10月4日，蔡锷辞去云南都督职进京任陆军部编译处付总裁。梁启超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说：“民国三年春天，蔡公把都督辞掉回到北京。他辞都督并非有人逼着他辞，云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但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
    多么崇高的品德啊！无怪乎民国初著名记者陶菊隐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
    蔡锷到北京后任全国经界局督办，热心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十一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还不断上书袁世凯，希望建设一支强大得武装力量。
    11月，袁世凯强行解散国民党，以政治会议代替国会，蔡锷被派任为议员。

    1914年
    5月1日，《中华民国约法》颁布；蔡锷任参政院参政，修订《军事计划》一书。
    6月，袁世凯加蔡锷昭威将军名号。
    7月，蔡锷任陆海军大元帥统率办事处办事员。
    1915年
    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
    5月，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蔡锷在参政院演说，痛斥《二十一条》，要求政府予以拒绝。同时向袁世凯递交作战计划书。
蔡锷任全国经界局督办。
    7月，蔡锷为《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书作序。
    8月14日，杨度等组织“筹安会”，公开鼓吹帝制，接着“全国请愿联合会”、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应运而生，纷纷请求袁世凯称帝。
    8月15日，蔡锷到天津与梁启超密商：为争四万万人的人格，要拼命与袁世凯一搏，商定的具体步骤是：1、梁启超作文，旗帜鲜明地反袁，制造舆论，扩大影响，同时动用各方力量劝袁世凯停止帝制，以免干戈再起生灵涂炭；2、由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各方反袁势力，审时度势作军事讨袁的准备；3、梁、蔡师生关系为众所周知，为迷惑袁，梁、蔡打造成“分家的样子”。
    蔡锷表面上对帝制“虚于委蛇”， 25日，蔡锷约袁世凯心腹参谋次长唐在礼和在京高级军官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十二人举行赞成帝制的签名活动。蔡锷亲书“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的一行题款，带头签下“昭威将军蔡锷”六个字。随后，他又以经界局督办身份代表全局与陆军训练总监蒋雁行等8人呈请袁世凯“乾衷独断，迅予施行”。所以，后来蔡锷起兵讨袁时，袁世凯的部将指责蔡反复无常，蔡锷严正说：“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当时蔡锷已拟定了在云南发动军事讨袁的战略设想：“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并在为实现这个设想做了大量的秘密工作。
    9月底，蔡锷秘密派人送黄兴一封长信，说出自己返回西南发难的全盘计划。
    11月中旬，蔡锷离北京住进天津共立医院。
    22日，蔡锷从天津发《呈袁世凯文》：“现在假期已满，病仍未愈”，要求“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疗养”。袁批令：“着给假两月。”几天后，蔡锷再次呈文袁世凯：“惟有移住气候温暖地方，从容调养，庶医药可望奏功。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兹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再图报。”袁世凯又批准了蔡锷的请求：“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
    从两个呈文和袁世凯的批令看，蔡锷离京赴日本是比平静而从容的，并非象当今盛传的化装逃跑、被追杀等等的情节，历经了千辛万苦才脱离袁世凯魔爪的艺术夸张故事。
以极富感染的艺术来夸张或塑造历史和历史人物是最大的误人子弟啊！久而久之，假的成真的了，邪教就成真理了。
    12月初，蔡锷乘日本山东丸东渡日本。12日，袁世凯称帝，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蔡锷经香港、越南19日到昆明，21日、23日蔡锷给旧部的电称“袁氏诡诈阴险”、“袁氏叛逆”。在所有的宣言、文告中斥袁为叛逆、“国贼”、“谋杀凶犯”。
    24日蔡锷、戴戡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
    25日，云南通电独立，护国战争爆发。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方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在此期间，梁启超曾要蔡锷从唐继尧手里拿回都督权，以便施展。当蔡、唐商讨出征、留守人选时，梁又一再去电，建议唐出蔡留。蔡锷的许多部将，就连唐继尧也再三要蔡任都督，主持大局，蔡锷坚辞不受：“余此次来滇，协同举义，完全为讨袁、为救国，并非争权，亦非夺利，若果喧宾夺主，不论理论事实如何，总不足以示天下后世，更何以对滇中父老，深望蓂赓鉴此苦衷，无再固辞，并盼总揽全局，统一军政，勿存客气，不辞劳怨，独为其难，以赴事功。”
    于是蔡锷力举唐继尧留任都督镇守云南，自己率兵去冲锋陷阵了。

    1916年
    1月1日，云南护国军在昆明誓师，发布讨袁檄文。5日袁时凯令曹锟督帥各师，镇压云南。14日，蔡锷率护国军第一军约8000人入川，蔡锷的军事计划是出奇制胜攻占叙州（今宜宾）、泸州等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护国战争中，蔡锷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最为精彩的一战，其深远影响在天下呼应，直接导致了帝制的灭亡。蔡锷21日攻占叙州（今宜宾）。27日贵州通电独立。
    出兵前蔡锷向滇军将校说：“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在家书中也写到：“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真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壮烈。
    2月，护国军会攻泸州，激战延续到三月。
    3月15日，广西宣告独立。16日，蔡锷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攻纳溪侧；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佯攻纳溪正面，朱德，张煦两支队侧翼迂回兰田坝阻击泸州援敌，刘存厚师进逼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护国军全线反攻，连战皆捷，一路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蔡锷恐合江敌抄袭后路，于24日令各军撤回出发地。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蔡松坡先生遗集》之《致梁启超江电》）护国军在弱兵、饷弹两缺、后方无济的情况下，与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牵制了敌军主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进攻，推动了全国反帝运动的发展。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30日蔡锷在给唐继尧等人的电文中说：“（袁）其狡猾无耻，实堪痛恨”。提醒大家别轻信袁世凯。31日北洋军张敬尧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4月2日，蔡锷致电北京，要求袁世凯退位。6日广东独立；12日浙江独立。18日蔡锷坚决反对袁世凯继续做大总统，他在给政事堂统率办事处的复电中严正申明：“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袁世凯必须退出政治舞台。四月蔡锷的病已是很重了，他德自题联说了病情：“才若晨星，国如累棋，希合而支持，乃聚而歼绝；君等饮弹，我亦吞炭，与生也废弃，宁死也芬芳。”后来吴恭亨说：“吞炭自喻病喉失音。然三十六字，绝为沉痛，亦绝为呜咽。人亡之感，千百世下，读者尤生累欷。”
    5月8日，南方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国务院，唐继尧、岑春煊等七人为抚军长，蔡锷为抚军，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
    袁世凯表面要“先戢干戈，共图善后”，暗地里却在组织“征滇军”，计划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于湖北，重点进攻湘西，再以湘西为跳板从翼侧进攻滇黔，另外分兵一部进攻陕西，以策京师安全。张敬尧虽与护国军停火，也在暗里准备：以第8师主力分别从合江出先市、尧坝，向白节滩翼侧进攻，张敬尧亲率第7师主力由纳溪、茶堂子前出，向大州驿佯攻，钳制滇军主力，另以一部由二龙口，大渡口等处向大州驿侧后实施深远突击，直捣永宁，断绝滇军后路。
    对袁军的蠢蠢欲动，唐继尧主张以重兵先攻占四川省城，造成先声夺人之势，再由成都向川东南进军，策应泸纳。蔡锷却认为：“宁远一路，山川险阻，给养艰难，只宜出奇兵偏师为奇袭扰乱之用，临以重兵，甚属非宜。”在泸纳，“逆军现有两师，且较精悍。我军现只九营，激战之余，兵额大减，以言防守，尚足勉强支撑，以言进取，即增加两三支队亦无必胜之把握。”綦渝方向“逆军系第3师及第6师之各一旅，战斗力较弱，不难一战而破之。”因而主张：“叙泸方面宜主守”，“对湘亦宜暂取守势”，“綦渝方面则积极取攻势”，“以滇师举全力以出綦渝为当。”（《松坡军中遗墨》之《致唐继尧麻丑、麻申电》）蔡锷已制定了严谨的作战计划，袁世凯死了，其作战计划便束之高阁了。
    5月16日蔡锷在家书里总结护国战争：“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
    6月6日，袁世凯死，7日黎元洪继任民国大总统。9日蔡锷通电，提出“收束兵事、保固治安、维持财政” 等三项“善后要务。”24日北京政府委蔡锷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
    7月6日，蔡锷就任四川督军兼省长。29日蔡锷带病抵成都视事。
    8月7日，北京政府批准蔡锷请假治病。28日蔡锷抵上海，病情恶化立即东渡日本住进日本九洲帝国大学医学部福冈医院治疗。
    离四川前蔡锷留文惜别，其情感人至深：
    “锷履蜀土，凡七阅月矣。顾邦人诸友曾不我责，而又深情笃挚，…… 人孰无情，厚我如斯，锷知感矣。…… 乃者，视事浃旬，百政棼如，…… 目眩神摇，甚矣其惫。…… 去固负蜀，留且误蜀，与其误也宁负。锷行矣，幸谢邦人，勉佐后贤，共济艰难。锷也一苇东航，日日俯视江水，共证此心，虽谓锷犹未去蜀可也。（蔡锷•《告别蜀中父老文》）”
    11月8日，蔡锷在日本福冈病逝，年三十四岁。临终前口授电文，请好友蒋百里、石陶钧记录并代呈中央政府：
    1、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
    2、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3、在川阵亡将士及出力人员，恳饰罗、戴两君（四川的罗佩金、戴戡）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
    4、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1917年4月12日，蔡锷遗体由日本运回，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蔡锷举行国葬。青山有幸埋忠骨，岳麓山因黄兴、蔡锷的入居而万古生辉！
    孙中山挽蔡锷联：
    “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梁启超挽联写着：
    “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杨度挽蔡锷：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空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长沙岳麓山蔡锷墓庐联：
    “从头收拾了山河，一身尘土；正气磅礴在天地，万古日星。”
    “是真革命之先觉；乃敢特立而独行！”
    “一戎衣而天下定！微斯人吾谁与归？”
    “义不帝秦，间关万里；功在救国，俎豆千秋。”

    蔡锷一生追求共和，追求富国强兵，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中华民国胜过自己的生命。民国初他坚定的、真诚地支持、拥戴袁世凯，当时他认为，一个国家，当政体变更之际，亟须一个强有力的能人来主持中央政府，来领导统一和建设大业。拥兵自重，军阀割据只能毁了国家，所以他才弃军权、舍地位，欣然进京，想为天下督军作个榜样。
    蔡锷对袁世凯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他看清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后，就拒绝一切高官厚禄，义无反顾地竖起反袁大旗。这些都映出他克己奉公、国家利益致高无上的高贵品质。苏东坡说：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古今贤者，贵其真也。比之蔡锷尚差一头耳！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朱德说蔡锷“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蔡锷的作战思想是：“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故而他带兵大小战未有败绩。
    民国陶菊隐在《蒋百里先生传》中说：袁世凯“心目中的军事新人物，陆军总长一席以蔡松坡为最适宜……蔡在云南做都督，他自然放心不下，若内调为军政首长，使他楚材晋用，无直接兵权而负建军之责（强化他私人的武力），再派一名心腹做次长随时监视着他，那是再好也没有的……蔡的心理与百里的完全相同，建立国防是他们的第一义，无论内除国贼，外御强邻，必以练兵及训练军事人才为其起点。蔡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却有锐利的眼光和深刻的鉴别力，他何尝未看透袁所欲建立的只是为个人争权位的军队而非为国家御侮的武力呢，但是他很想将计就计，假手袁以完成现代化的国防。他认为家天下已非时代所许，新军人而施以精神教育，其思想及信仰必然和过去只知效忠个人的奴才式的军人不同，所以他很想吞下袁的香饵，进行其化私为公的建军工作。”

    蔡锷向来的主张和笃行是“军人不党”。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是一个国家利益至上的伟大的爱国者，一个现实责任感很强的军事家，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从他的《尚志》按语：“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无反顾，始能有济。果能拿定主见，百折不回，则千灾万难，不难迎刃而解。……”其爱国之情、救国之志是无比的热烈而坚定。
    关于蔡锷的的廉，有个传说：蔡锷在云南率领护法军讨袁后，袁世凯大怒，令湖南都督汤芗铭查抄蔡锷家产。一查才知道将军为官多年，邵阳老家贫寒得“实无财产可查封”。
蔡锷病逝后，他“尚欠债三四千金”。历史学家李剑农称：松坡“历岁治军南省。光复之初，开府滇中且二年，未尝为身谋。盖棺后室家萧然无长物，尤是为当世军人楷模。”他在云南都督任上时，两次带头降薪，降至到月薪60两白银，是当时政府里一个科长的薪金。
古人云“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而今是更上一层楼了！先有“高薪养廉”政策的制定者，后有众多的人民公仆观念的转变：十万毛毛雨，百万小意思，千万才上路，亿万真本事！以至年年反腐年年败，岁岁肃贪岁岁婪！这种人和例子已是遍地开花、漫天硕果了，我是见怪不怪了。
    想想先贤，当有愧色啊，是了，尚能想者还用我来饶舌吗？

    关于小凤仙的故事，据蔡锷长子蔡端回忆说，他的母亲潘夫人曾讲，有一次蔡锷陪家眷看戏，开场前指着包厢里一年轻女子对潘夫人说：她就是小凤仙。从这里可以看出：
    一、蔡锷看戏是和家人一起，而非与和小凤仙出双入对；二、蔡锷和小凤仙的交往并不背着家人。
    当时蔡锷将母亲和夫人送回原籍的理由是，潘夫人身怀六甲，想回娘家生育；母亲不习惯京城生活，要回乡下住。决不是那些电影、电视里说的与小凤仙形影不离、缠绵悱惻，还要在家里和大庭广众之下大吵大闹、自毁清誉，这些都是后人臆造出来的。还有就是拔高小凤仙，说她极具民主思想，坚决反对帝制，共同的理想追求，使她成为蔡将军的“知音”，帮助蔡锷成功逃出京城，以完成再造共和之伟业。其实蔡锷喉部染疾请去日本治疗，袁世凯很大度的给假三个月，批准蔡锷去日本养病（政府公报有记载）。蔡锷在云南起义后，小凤仙也安然无恙，不是电影《知音》中那样遭到关押，就蔡锷的为人，他决不会让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卷入复杂而危险的政治斗争的。事实上蔡锷处事极为稳妥，他智深勇沉、劲气内敛，明知袁世凯在暗中跟踪监视，就是不给他任何口实；虽在袁世凯的掌控之中，却让袁找不到一点进一步限制、拘禁他的理由。
 
    梁启超是他的老师，关系极深影响也最大。但他并不惟老师马首是瞻，进退行止都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他是梁启超的学生，而他在梁的心中，蔡锷是大忠、大智、大勇、大廉，是中国最优秀的男人、军人。蔡锷师从梁启超，终生敬之。蔡锷一开始追求的富国强兵，不受外侮，他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是求还政于开明的君主，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自立军失败，他悲愤更名以“流血救民”为己任了，投笔从戎走军事强国的路。
    新的民主思潮、新的共和理念来了，他可以说是大部或全部的接受了，他予以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就切切实实的体现在云南重九起义的迅速胜利上。他深知清朝帝制的病入膏肓、不可药救，帝制是人民和共和的死敌。民国初立，他将自己的全部理想和希望都寄于其中，他百倍的珍惜，也容不得任何人来破坏新生的共和民国，所以当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野心尚未暴露前，他一切都从维护民国的存在而努力，不想再起战端以贻祸人民，他希望袁世凯真能走共和之路。一旦知道了袁世凯是假共和真帝制，就势与其不共载天，尽生命的最后余力讨伐国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蔡锷短暂的一生，其最为壮伟的功业，
    一是：响应辛亥武昌推翻满清的起义，领导了昆明重九起义光复云南；
    二是：在东南孙中山和黄兴讨袁的二次革命完全失败而亡命日本时，断然发动讨袁护国军事行动，粉碎了袁世凯的皇帝梦，再造共和。
    在护国战争中，蔡锷带着重病指挥劣势的军队率先抗御着强大的北洋军，表现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其功足以标炳史册，这些能多多少少让后继者感到一丝丝的羞愧和不安吗！？
    呜呼！蔡锷为共和而生，为共和而死，英年早逝是国家的不幸，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却是他的大幸，他的万幸！


主要参考书目：
《蔡松坡集》、1984年版。
《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华书局1961年。
《忆蔡锷》、岳麓书院1997年。

三、宪政英雄——宋教仁

宋教仁（1882、4—1913、3），字遯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
1899年，宋教仁入漳江书院读书，尤喜政治、法律学科。
1903年春，宋教仁考入武昌普通中学堂，喜国事，常与同学大谈时政。同年，在留学日本的黄兴、陈天华回到长沙，与宋教仁初次相见，双方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三人日后是中华民族民主建制的领袖人物。
1904年春，宋教仁与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共建“华兴会”。夏，任武昌反清团体科学补习班文书。11月，华兴会起义失败，宋教仁逃亡日本；经湖北螺山时作诗曰：
“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一隅兮，事竟败于垂成；……皆神州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欲完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振扶天戈。”
1905年初，宋教仁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再入日本早稻田大学。6月与同学田桐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采用黄帝纪年以示与清庭绝裂。杂志第二期登载了《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遭日政府查封。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
中国同盟会将《二十世纪之支那》转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宋教仁任庶务干事兼撰述员。
1906年，宋教仁日记记载在这一年里，他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 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多种书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等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宪政理念。
1907年春夏间，宋教仁受令赴东北安东，联络占山为王的“马贼”，谋占奉天，失败后返回日本。在日本著《间岛问题》一书，论证间岛及延吉地区自周秦时就是中国领土。日本政府以五千金索购书稿；清政府凭此书在对日谈判中获小胜。（1907年秋，吴禄贞任延吉变务帮办，奉令处理日本侵占东北延吉属地龙峪、光霁峪等地，吴依宋书的论据提出《延吉变务报告书》，再据理力争，日本军队不得已退出占领地。军机大臣张之洞对此大为赞赏，力升吴为延吉边务督办。）
1910年（清宣统二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宋教仁提出将革命重心转移到长江中下游流域的三策：上策是中央革命，一举夺取北京，但太难不易做成；中策是长江各省同时举义，建立政府再行北伐定天下，这是有基础的；下策是在边缘地区起义，恐终难成大气。
东京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会议上，宋教仁提出“组织中部同盟会以谋长江革命。”年底，他从日本返抵上海，任于右任办的《民主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革命文章。
1911年
春，宋教仁从上海到香港参加黄花岗起义的筹备工作，时绝大多数的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文稿均出自他的手笔。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7月31日，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湖洲公学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任总务干事。他来往沪汉间，发展分会，筹款，购买武器弹药，进行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举措深得黄兴的支持和赞颂。
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宋教仁与黄兴同到武汉。
宋教仁与居正等人起草了《鄂州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进步意义的、第一部共和政体的宪法草案，草案中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明确规定三权分立国家政体的基本结构。
宋教仁在上海发表文章和通电，敦促各国政府对中国革命严守中立，正告他们“革命党之主义即声言在推翻恶政，出人民于水火之中”。
当时有日本人有意趁火打劫，宋教仁饬书日人：“湖北革命军之起也，各国皆守中立，盖以革命军既为公然之团体，且有一定之土地，非如是不足以明交涉权义之所接，非必左袒革命军也。乃独有日本则不然，谓革命军只可目为内乱，而不能认为交战团体。其大阪《每日新闻》、《报知新闻》等，且谓如保护租界等手段，只为消极的手段，今宜进而用积极的手段云云，其狡焉启思之心，可谓如见。吾不解日人何以独异于各国，眼中无国际法、无人道一至于是也。吾非谓日人之宜袒革命军也，第以革命军既已成为有组织，有人民之团体，则在国际法伤宜承认为交战团体，固无论其内乱与否。昔日本倒幕之际，官兵与幕府党战，欧洲一二国不尝认幕府为交战团体乎？此其性质亦为内乱，何日人之善忘耶？明明国际法上之惯例，而故意设辞违背，非别有心肠而何耶？至于乘人之乱，而用积极的手段，尤为无道已极。夫所谓积极手段者，非干涉之谓乎？吾人对此亦不暇问其合理与否，吾人惟记忆法国革命大历史。法国革命之际，不尝遭欧洲各国之干涉乎？而法人对之如何者？法国英雄拿破伦对之如何者？日人其不知之乎？今者吾友邦之英、美等国，皆深以维持均势现状为主义，固无连合干涉吾国内乱之虑。然日人苟不自重量者，则其视法兰西矣，日人其省之哉。夫日之所借口者，动以保护日人在长江流域利益为辞。夫外人在长江流域利益孰有过于英国者？美国岂居日本之次乎？然而英、美二国，不闻有乘间窥伺之举也。且英日同盟之再订，犹昨日事，非以维持均势为目的乎？今乃当吾内乱方兴之际，而公然与英、美异其步调，且背英日盟约，日人其将何以对天下耶？此岂果为日人之得策耶？吾愿同洲同种之东邻贤民政治家，对于此问题尚其再三深长思之也。”
随后宋教仁到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组工作。
1912年
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任法制院长，主持制定了多部法律。
在南北议和中，宋教仁是主张同袁世凯妥协的。
因为：一、军事力量上袁世凯控制着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7万多精兵，加上仍忠于清朝的禁卫军、新军，总兵力达14万多。南京临时政府的各色民军虽人数远多于北方，但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却远远逊于对方。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说：“南京军队隶编于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粤军不满万人……浙军将军，则素反对克强（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黄兴），不受命令……其他各部，乃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实难与北军抗衡。
二、经济上，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就捉襟见肘难以支撑了。而清帝国仍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还能借到外债，军费较充足。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维持政府所必需的经费，向国内外频频求援。他坦承：“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
各省虽独立，起义军、民团急剧增加，支出浩繁，自顾不暇，根本就无力支持中央政府，反之不断请求中央拨款。再加上关税收入被西方各国和俄日在“中立”的名义下冻结，临时政府是举步维艰。
3月，议和成，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因反对袁世凯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行为，辞去农林总长职。
7月21日，同盟会大会上宋教仁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
宋教仁游说在各政治团体和社会名流贤达里，以求组织一个大规模的政党，来实现政党内阁的构想。
孙中山、黄兴先后交出政权、军权，当任全国铁路督办，去实行实业救国。袁世凯却一步步的恢复帝制，面对这种情形，宋教仁加快改组同盟会、组建国民党的步伐，谋求在议会中以第一大党的实力，组成责任内阁来削弱袁世凯总统的权力，以防止个人独裁，使中国继续走共和的道路。他的活动无论是在什么时候看，在中国的历史上无疑是进步的。
宋教仁和与他持同一观点的国民党人，清晰地阐明了自己的主张：
1、民主、自由尚未实现：“天赋人权，无可避也。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
2、为了民主、共和制度，应知道“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所以应该“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或：“以人道主义及科学知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
3、以两党制和政党内阁推进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
宋教仁旨在造成两大党对峙的宪政格局，所以他坚持认为“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
8月25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政治团体组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被选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为理事，孙中山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
记者黄远庸说：“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钝初（宋教仁）一人主持……宋君居京既久，政治思想异于他人，实为国民党政界运动之中心。诸同盟会议员既亲附之，与之连名附于赞成改组之列，及改组事定，则国民党之议员，尤亲附之。”可见组建国民党是宋教仁所为，这充分显示了宋教仁的重大影响和团结全党的威望和能力。
10月，宋教仁南下广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慷慨激扬地申明自己与专制独裁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时各地选举大大的有利于国民党，宋教仁成为内阁总理，如果是竞选，宋教仁必定稳操胜券。
宋教仁“头脑明细，手段灵敏”，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宋教仁倔强进取的个性、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都令袁世凯十分惧怕，谭人凤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袁世凯对宋教仁“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谭人凤集》）袁世凯量体定做西装送他，许其出任总理……；还送他交通银行的五十万元支票，宋教仁却在离京南下前交赵秉钧退还袁世凯，留信说：“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宋教仁终不为所动，令袁世凯顿起杀心。
1913年
3月上旬，宋教仁刚到上海，接袁世凯“即日赴京，商决要政”急电。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与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握别，被袁世凯刺客射中，22日凌晨与世长辞，年仅三十一岁。中弹倒地后反复嘱黄克强等人：“倘我身死，诸公对国事务望勇往直前。”
宋教仁在弥留之际致电袁世凯：“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穷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宋教仁临终前，还在叮嘱身边的人提醒袁世凯“以共和为重”。
宋教仁以己君子之心来度一代枭雄袁世凯之心，始终不愿相信是袁世凯暗算了他。他那里知袁世凯代表着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任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这两者之间水火不相容，宋教仁到死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悲乎！
宋教仁推崇法、美的政党政治，更是对议会政治情有独钟，他主张“责任内阁”。认为：应当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凡是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这才是责任内阁制的精神。“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集》）宋教仁希望成立责任内阁，约束袁世凯专权。在国会开会前，他奔走在长江各省宣传演说，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体造舆论。
宋教仁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居正文集》）
南京临时政府时，初提名宋教仁为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没通过，改任法制院院长，有人鸣不平，他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居正文集》）他对胡汉民说：“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因为在武昌起义，因黄兴、宋教仁等知名革命党人都不在，起义的士兵从床底下拖出个清朝旧吏黎元洪来充当领袖，对民主政体是一窍不通，木已成舟宋教仁是后悔莫及，所以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有可靠的制度来限制 “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袁世凯之流的人，以保证不脱离共和的轨道。
宋教仁也认为：“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制亦不宜，谓宜折衷，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政治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当之道也。”“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职责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宋教仁集》：《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
宋教仁虑及到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国家，还没有长期深入人心的民主启蒙，任何一个当上总统的人都有可能走集权、甚至独裁的老路，那么责任内阁制就在制度上对最高权力进行约束。他的宪政思想是明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以多党制、议会制和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民主政体的国家。
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是对当时中国政治的理性总结和折衷，是科学的。如果宋的理想能切切实实的实行，是能重建中央与地方的新关系，也可以克服旧有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弊病，调动、利用地方的积极性，整合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主导力量。
宋教仁曾约梁启超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他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甚感契合，当即表示：国民党执政，愿为在野党在议会内监督执政党。得知宋教仁噩耗，梁启超痛惜不已。（《梁漱溟全集》）
宋教仁以他的鲜血染红了中华百年沧桑史，而今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透，他为此抛热血的思想也早已被满目繁华而淡忘，这是中国的悲哀，是全民族的悲哀！
宋教仁极具优良的政治人格，极具优良的品行操守，同时又极具理想主义，他是个“崭新的人”，具有深厚的中西文化根基；正因为他的书生气，所以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认识不足，对政客、军阀的本性认识不足，对中国国民的思想和社会现状也认识不足。才有这毫不设防的悲剧发生！
左舜生说：“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左舜生《黄兴评传》）此言不妄！在上海，陈其美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那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要他注意安全，他都认为是谣言。3月20日，他北上那天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血儿劝曰：“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险危，愿先生慎重防卫。”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坦坦荡荡，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其气慨虽荆柯也难越其左。
宋教仁在被暗杀前，始终强调“先定宪法，后举总统”，和袁世凯“先选总统”的主张针锋相对。宋教仁说：“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宪法应由国会制定，再有政府遵法行政；袁世凯则想绕过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另组“制宪委员会”。宪法之争，是宋教仁被暗杀的重要诱因，他也是中国“为宪法流血第一人”。
也有人批评宋教仁，蔡东藩说“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左舜生也说“再加上宋锋芒甚锐，政权欲也极强，当国会选举期间，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在各处演说，大逞雄辩，对袁政府多所指责”因此才遭人暗杀。这种说法我实难苟同，纵观民国初建时，中国几千年一脉相传的独裁帝制，岂能容宋教仁来把中国引上宪政的正常轨道，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国家！袁世凯不会容他，一切专制的政党和野心家也是断然不会容他的，所以他必死无疑，这是黑暗战胜了光明啊！
一九一三年二月四日，参、众两院复选，国民党获392席，占绝对多数。虽然这次议会选举有相当的局限性，因为选举资格的规定所限：凡有民国国籍须具备下列条件才能参加选举：1、当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2、有价值五百元以上的不动产；3、小学校以上毕业；4、相当于小学校以上毕业。（美国经过一百七十八年才实现了普选），所以只有不到10%的人参加了投票。但是民国初的这次选举是中国第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选举，是首次由选民自己投票选出国会两院议员。从1911年秋天到1913年初，从组织国民党到大选获胜，宋教仁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民主的春天。这个春天虽昙花一现，却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最后谈谈《临时约法》的产生，《临时约法》虽非宋教仁亲写，但他的宪政思想、智慧和思考是《临时约法》的主导。他在日本时曾对景梅九说：“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景梅九《罪案》）。因此在民国建立后，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宪政建设中。
史料记载：1912年1月28日参议院成立修改大纲“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宋教仁拟具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共分七章，都五十条，由孙大总统咨送参议院参考编订，此草案之要点有三：（一）列举人民之权利义务各条，惟关于权利，得依法律限制；（二）规定总统得单独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及与对外宣战、媾和，无须经参议院之同意，并得发布同法律之教令；（三）有‘临时大总统，除典试院、察吏院、审计院、平政院之官职及考试惩戒事项外，得制定文武官制官规’之条文，似略采五权宪法之意。惟参议院接受此草案后，仍主张自行起草，并于元月三十一日，即行完成审议，并于元月三十一日议决，将草案退回政府。该院旋组织编辑委员会，拟具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于二月七日提付院会讨论，至三月八日，即已完成审议、第二读会、第三读会之程序，即日公布，所经时间，不过三十二日。至三月十一日，又经临时大总统公布”
张晋藩《中国法律史》说：“1912年1月7日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主持下，参议议院召开制订约法会议，由革命党人、法制局局长宋教仁主稿，经过一个多月的起草和讨论，至3月8日三读通过，3月11孙中山签署公布。”
王世杰《比较宪法》称：“于是年十月初十开第一次会议，推谭人凤为议长；十二日议决先制定一种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组织大纲起草员；十三日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并即日由各省代表全体签名宣布。说者谓此项大纲，在表面上虽为雷奋等三人所起草，实则出自宋教仁之手。”
杨幼炯《近代中国法制史》载：“先是在临时约法草案未成立时，孙总统即向参议院提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请求讨论。参议院当恐受命政府，有损立法独立之尊严，主张自行起草，不肯接受。于元年一月三十一日议决，将原案退回政府。特于二月七日起，召集临时约法起草会议，名为编辑委员会，起草二次，由宋教仁主稿，会议历三十日，至三月八日全案告终。”
这些史料都证实了《临时约法》是宋教仁主稿的。
当时各界对《临时约法》的态度不一：“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召集同盟会议员讨论约法。法制局长宋教仁坚主中央集权制，秘书长胡汉民则主地方分权。孙中山对五权宪法未纳入约法，表示不满，谓‘非如此则不足以措国基巩固’；特别强调‘我今已说要定一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以表示我党国民革命之真意义所在，一以杜防盗憎主人者，与国民共弃之。’”（《孙中山年谱》）所以完成这个《临时约法》实属不易。
宋教仁死了，《临时约法》也死了，接下来是几十年的内战，即是在亡国亡种的危急关头，中国人也不会忘记以中国人的血来染红自己的顶戴。这是不是柏杨说的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呢？
宋教仁对理想追求之执著，为理想献生的崇高精神，还有从他身上所体现的政治责任感，这一切的一切即使过了千百年，都是熠熠生辉、不可磨灭的！
孙中山两联挽宋教仁：
“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三尺剑，万言书，美雨欧风志不磨，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数十年季子舌锋，效庄生索笔；
五丈原，一抔土，卧龙跃马今何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洒几滴苌弘血泪，向屈子招魂。”
黄兴挽联：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民主党人汤化龙挽联：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民主党人林长民的挽联中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之句。
宋教仁诗二首：
一、日出雪蹬滑，山枯林叶空。徐寻屈曲径，竟上最高峰。
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二、日落浦风急，天低野树昏。孤舟依浅渚，秋月照征人。
家国嗟何在，乾坤渺一身。夜阑不成寐，抚剑独怆神。


部分参考书目：
《中国近代史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
《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
《宋教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
《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清史人物列传》之《宋教仁传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
《辛亥革命在湖南论文集》《桃源渔父宋教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四、少年英雄——邹容

    邹容（1885年—1905年4月）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威丹），留学日本时改名为邹容。四川省巴县（今重庆渝中区）人。
    邹容6岁进私塾，12岁读完《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等书。
1897年，邹容奉父命随兄应巴县童子试，因为主考官出的题目生僻，邹容以罢考来抗议，后遭父亲笞责，然始终不改其志，他对父亲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愿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他讨厌经学的陈腐，鄙弃八股功名，喜读《天演论》、《时务报》等新学书刊，心里终是“非尧舜，薄周礼，无所避”。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邹容从父命入重庆经书书院，又因常侃侃议论时政，蔑视学校的旧规陋习而被书院开除出校。
    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邹容闻之悲愤异常，作诗曰：
    “赫赫谭君故，湘湖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以此抒发内心的悲惋和变革的志向。在重庆的日子里，邹容向日本人成田安辉、井户川辰三学习英语和日语，并大量阅读报刊接受“新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夏，邹容到成都参加官费留日考试，被录取，由于邹容思想新潮，主张革新，被四川总督奎俊以“聪颖而不端谨”为由，取消已录取得官费留学资格。9 月到上海，进江南制造局附设“广方言馆”补习日语。

    1902年春，邹容自费去日本，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大量阅读了西方思想家、哲学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及《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接受其“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思想。他广结革命志士，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他刚毅勇为，常争先讲演，陈述已见，号召人们反对腐朽的满清政府。其辞犀利悲壮，鲜与伦比，为公认的革命分子。
    在留日学界中，邹容与秋瑾是齐名的著名演说家。
    冬，上海《苏报》增辟 “学界风潮”专栏，发扬民主气氛，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其销路大拓。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初，《苏报》主持人陈范与爱国学社订约，由蔡元培、章太炎等轮流撰稿，它的销售量更是日益增长，影响也与日俱增。
    3月31日，邹容愤于清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迫害留学生的恶行，与五个同学一起痛打了他一顿，强剪了他的发辫，悬于留学生会馆正梁上，在傍大书：“禽兽姚文甫之辫”。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称邹容是犯上作乱，照会日本外务省索办邹容，为免遭迫害，邹容离开日本回到上海。
    邹容参照法、美自由平等学说，结合中国实际，开始编写通俗读物《革命军》。
    4 月，邹容就读于蔡元培主持的“上海爱国学社”。27日邹容在张园拒俄大会上强烈反对沙俄侵略中国东三省，签名加入拒俄义勇队。同时与保皇党的“国民议政会”针锋相对，就革命与改良的是非，邹容说：“总之，国民与政府主于对待之地者也。革命之权，国民操之，欲革命则竟革命；维新之权非国民操之，不操其权，而强聒于政府，亦终难躐此革命之一大阶段也。悲夫！放弃国民之天职，而率其四万万人之同胞，以仰以异种胡儿之鼻息，是又昌言维新者所挟以自豪乎？无量头颅无量血，即造成我新中国前途之资料，畏闻革命者，请先饮汝以一卮血酒，以壮君之胆，毋再饶舌，徒乱乃公意。”
    5月，邹容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希望“于学界成一绝大合法团体，鏖战于中国前途。”
    时学问文章誉满天下的章太炎（炳麟）在学社任教，邹容还不到二十岁，比章太炎小十六岁，他把章太炎当作自己的导师，遇疑难即请教，章太炎也非常欣赏邹容的才华志向、胆识超群，而亲昵地称邹容为“小弟”。章太炎邀约张继、章士钊、邹容四人结盟，相互激励。在章太炎的帮助下，邹容的民主革命思想日臻成熟，他奋笔疾书，5月底前完成《革命军》一书；撰成《革命军》时，与众同志饮酒诵读，并说：“我将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回上海付印。我为马前卒，诸君若有文章在此书之中，皆为马后卒而已。”邹容在书中写道：“海内之士，莘莘济济，鱼鱼雅雅，衣冠俎豆，充轫儒林，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吒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不若。”
    章炳麟为书作序。交上海大同书局录印，在上海出版发行。《革命军》单行本，“不及一月，数千册销行殆尽”，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强烈的反响。
    《革命军》两万多字，七章：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论。该书旗帜鲜明、通俗易懂地回答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提出“中华共和国”二十五政纲，系统地阐述了孙中山“建立民国”的设想。
    其中以“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独立之大义”为全书重点。邹容用西方社会变革时期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为指导思想，阐述了反对满清专制、进行社会民主变革的必要性，指出“革命”乃对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以及日常事物存善去恶、存美去丑、存良善而除腐败的过程，赞曰：“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立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应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男女老少都有“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的义务。他号召人民“摸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以华盛顿为榜样，高举卢梭等人追求的自由、民主旗帜，彻底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书的最后满怀激情地高呼“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革命军》一书，痛斥历代满清皇帝都是“独夫民贼”、“无赖之子”，慈禧更是“卖淫妇”，揭露所谓皇恩皇仁，不过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他还从满清王朝官制的腐败、刑审、官吏的贪酷，对知识分子、农民、海外华工、商人、士兵的政策及对外的一系列政策，揭露满清政府残酷的压迫和屠戮，认定革命必然会爆发。他怀着强烈的排满情绪，说革命独立之大义在于：“永脱满洲之羁绊，尽复所失之权利，而介于地球强国之间”，“全我天赋平等自由之位置”，“保我独立之大权”。他说革命“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革命军》一出版，《苏报》上又发表章炳麟的文章，详细介绍和称赞《革命军》是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
    6月，《苏报》和《革命军》，引得清廷惊恐万状，认定作者邹容和作序人章炳麟在“权天下人造反，”“尤非拿办不可”。批《革命军》“此书逆乱，从古所无”，急令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到上海查办革命党，俞明震在上海英租界当局的协同下，查封了爱国学社和《苏报》，将章炳麟捕入英租界监狱。邹容不忍章太炎一人承担责任，便自动投身巡捕房，说当与章炳麟共患难。在英阻界的法庭上，邹容大义凛然，据理力争令法官狼狈不堪，然而，英租界当局还是无理地判邹容徒刑两年，收监做苦役。
   
    1905年2月，邹容被羁押在上海提篮桥英租界监狱，租界监狱里的狱卒日日迫害中国“犯人”，每天做苦工，自己缝衣、烧饭，吃的是极差的饭食。一年多后，邹容不堪折磨，病倒狱中。同在狱中的章太炎数次要求为他诊治或为他购买药物，均遭到监狱方的无理拒绝。
    4月2日，邹容的病情已发展到十分危险的状况，英租界当局才同意保释出狱治疗。这时离刑满出狱的日期只有七十余天了！
    在保释的前一天，监狱送邹容到工部局所设的医院看病，医师给了邹容一包药，他回牢房后服下药就狂吐鲜血不止，4月3日夜半逝世于上海英租界华德路西牢，年仅二十岁。邹容临终前，作《绝命辞》，中有言“愿力能生千猛士”。
    邹容死后被毒致死的传闻极盛、极广，留日学生曾派张继来彻查此事。邹容死后，英租界工部局将邹容的尸体弃置于狱外的墙根下，后由《中外日报》馆收殓。4月5日，中国教育会在愚园召开邹容追悼会，五十余人出席。

    1906年，同邹容一起留日的刘三（刘季平）回国，冒险将停放在义庄的邹容灵柩，偷运回上海安葬在华泾镇自己家宅黄叶楼旁，其墓碑为蔡元培所题。
    1912年2月，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签署命令，追赠邹容为“大将军”， 崇祀宗烈祠。
    吴玉章诗赞曰：
    “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剪刀除辫人称快，铁槛捐躯世不平。风雨巴山遗恨远，至今人念大将军。”

    《革命军》定稿后，邹容在书前写了一篇自序，序末署名为“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这篇《革命军自序》刊登在《苏报》上。五、六月份，《苏报》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评论《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文章，为之推波助澜，加以声扬。五月十四日章士钊撰写的书评《介绍〈革命军〉》：“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主干，以仇满为用，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这篇短短百十来字是绝妙的书评，精要地介绍了《革命军》一书，使得人人争相先睹为快。《革命军》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特别是甩先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华共和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号角作用，它促进人们的觉悟，它为人们提出了明确的目的和建国模式，推动了双十举义，其功足以标炳史册。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了《革命军》一书对他的影响：1904年在上海梅溪小学念书时“有一天，王言君借来了一本邹容的革命军，我们几个人传观，都很受感动。借来的书是要还人的，所以我们到了晚上，等社监查夜过去之后，偷偷起来点著蜡烛，轮流钞了一本革命军。正在传钞革命军的少年，怎肯投到官厅去考试呢？”。

    之所以赞邹容为少年英雄，因为他十二岁时就敢直面士子们奉承唯恐不及的主宰学子命运的朝廷主考官；敢直斥盛行千年的八股科举制。十三岁时就敢于挑战以仕进为目的的书院的旧规陋习；敢于不顾一切地去追求新思想、新潮流，立下继承死难志士的事业，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十七岁独自留学日本，废寝忘食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理论，终在十八岁时写出撼动了两千年帝制根基的《革命军》！

    当迫害降临时，人的本能第一是避，第二是避，第三还是避，邹容则不然，本已安全脱身，却不愿看到同志、兄长独自承当灾祸，毅然决然地共赴国难。惜哉！千古难逢之奇才少年；伟哉！千古第一少年英雄。

    邹容短暂的一生，是以推翻满清王朝、革新中华为已任的一生，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一生。他的《革命军》一书，章炳麟先生称之为“义师先声”，章士钊誉之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革命军》可以称之为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宣传共和的不朽作品。这部书被誉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孙中山赞誉它为“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的作品。

“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
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
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
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
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
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
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
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
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
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革命军》语）

    一百多年前，中国满清之末，二十世纪之初，年仅十八岁的邹容，以非凡的胆略气魄高声呐喊，呼唤共和，大力宣传民主自由精神，鼓舞中华自立自强，勾划了共和建国的蓝图，这样的威武雄壮，这样的高瞻远瞩，纵然是岁月磋砣、日光荏苒，永远都无法掩盖它的思想光芒。

    我写这篇文章，并非只是为了纪念他一人而已，我要纪念的是那个早已走远了的时代，是那么一大批与邹容具有同样思想、品行的前贤，是那些大义凛然、前赴后继的志士们，是那些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勇士们，他们的民主和自由思想理念是可以贯穿于过去、今天和未来的，是必然贯穿于过去、今天和未来的。

    邹容自称是“革命军中马前卒”，他献身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共和国的目标和理想，他那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他博采新知、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男儿自有男儿性，不到民权誓不休”。这就是邹容的誓言！他的确是过河的马前卒，义无反顾，唯知进取，永不后退，他将永载中华史册，万古不朽！
这才真的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章太炎作诗《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餱。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和诗《狱中答西狩》：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主要参考书目：
《中国活民党史稿》之《邹容传略》，邹鲁编著。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书》，中华书局。
《邹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

史悟录还发否？这里没人看，太息！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别号光汉子；浙江绍兴东浦村人，他自幼秉性刚强，崇拜英雄豪杰。家营商业，富有资产。
    1882年，徐锡麟反抗父亲的守旧，到钱塘白云庵去做和尚，家人四处寻找，强行把他劝回家里。
    1893年，徐锡麟中秀才。
    1901年，绍兴知府熊起蟠聘徐锡麟为绍兴府学堂教师，任教几个月，教导有方其声誉鹊起，升任学堂副监督。
    时《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徐锡麟写《韩信登坛之对、诸葛亮草庐之谈、王朴平边之策论》一文：“当今外患猖狂，日盛一日，俄横于北，其势负隅不可改也；德肆于东，其兵强劲不可敌也；英、法并峙于西南，一据缅甸，以窥永昌，一据越南、以临蒙自，有挟而求不可击也，”接着又写了《问罗马为意大利所据，教皇权势已去，而中国教祸反剧，其故何在》：“自中外互市以来，门户洞辟，中国之利源，日流于外域，中人之膏血，日耗于外洋。”他在文中惊呼：“时至今日，内忧作矣，外患乘矣，人心动矣，社稷危矣。”“保国之要，则在御患。”
    徐锡麟在诗中说出了自己献身于民族的决定：
    “韩英居榜首，徐子落孙山，放下生花笔，同来闯玉关。”
    1903年，徐锡麟应乡试，考取副贡资格（举人的备取生）。同年到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游览了东京。
    适逢东京留学生抗议沙俄侵占我东三省，浙江同学会讨论营救因反清入狱的章炳麟，徐锡麟积极参加。在东京结识了陶成章、龚宝铨等人，此时他对科举仕进完全失去了兴趣，产生了强烈的反满清政府的思想。徐锡麟回到东浦后，创办了初级小学。又在绍兴创办书局，传播新译书报，宣传反清思想。
    1904年初，宁波天主教法人赵保禄以银币五百元向清当地政府强买绍兴大善寺，拟建造天主教堂，徐锡麟带病到大善寺，身裹棉被登台说：“教会势力掌握在外国侵略者手里，是一帖毒药，是一把杀人的刀，他们以护教为名，占广州，割九龙，租威海，据旅大。教会势力日盛一日，中国土地日少一日，长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又发动绍兴各商号联名上书官府，转递请政府外务部。终使当地政府被迫取消大善寺的出卖契约。
    徐锡麟到上海爱国女校访蔡元培，经陶成章介绍加入光复会。知陶成章与浙江会党关系密切，徐锡麟立即奔走在诸暨、嵊县、东阳和义乌间联络反清义士，他说：“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
    1905年，徐锡麟在绍兴创立体育会，招各校青年数百人，学习射击。9月，他说动省学务处要员：“要使国家强盛，就要实行征兵制。我这个大通学堂，设有体操专修科，学生毕业后，可以分发各方创办团练。这样，征兵就有了基础。”
    徐锡麟创办绍兴大通学堂自任监督。
    光复会力主以暗杀、暴动的手段来推翻清皇朝。徐锡麟随同陶成章等人，大量招收来自金华、处州、绍兴各府的会党成员，对他们强化反满教育和进行军事训练，为日后反清军事行动准备骨干。
    大通学堂规约：“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
    学校大厅悬一联：“十年教训，君于成军，溯数千年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多士修鳞养爪，毋忘寇盗满中原”。
    大通学堂同时是光复会的秘密联络机关。徐锡麟得富绅许仲卿资助，在上海购得枪五十支，子弹二万发，分运到绍兴，作武装起义用。
    徐锡麟介绍秋瑾加入了光复会。
    冬，徐锡麟偕妻子和陈伯平、马宗汉赴日本学习军事，徐因眼疾未能入校。
    1906年，在日本负责留学生事务的清朝官员王克敏觉察到徐锡麟、陶成章等人的反叛心，千方百计地阻挠他们入学。徐锡麟等在日本东奔西走，终未能进入任何军事学校。
徐锡麟回国到北京，用钱捐了个道员，被分配到安庆。经表叔俞廉三推荐，9月抵安庆见安徽巡抚恩铭。
    徐锡麟先任武备学校副总办、继任警察处会办。
    徐锡麟在去安庆前，到杭州白云庵与秋瑾会面，筹划在安徽、浙江两省同时起义的计划。拟以安庆为重点，绍兴为中枢，金华、处州等地同时发动。先占两省重镇，然后会兵攻取南京。徐锡麟负责安徽方面，秋瑾负责浙江方面。临别前徐锡麟慷慨地表示：“法国革命八十年战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
1907年，徐锡麟升任巡警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武备学校）监督。四月清明节那天，光复会浙、皖两省的首领在绍兴大禹陵秘密集会，会上决定建立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会上确定当年的7月8日，乘安庆巡警学堂学生毕业典礼的时机，由徐锡麟率领光复军占领安庆。秋瑾同时率光复军攻占杭州，然后两军会攻南京。会上众人喝鸡血酒盟誓：“为光复中华，揭竿起义，不怕牺牲，如有背叛，天地不容。”
    光复军把所属党众编为十六级，以“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诗中的“黄”字起，到“使”字止，共十六个字，代表着十六个等级。“黄”字为首领，代表徐锡麟，“祸”字为协领，代表秋瑾……。
    因上海光复会会员叶仰高叛变，在南京向清政府出卖了党人名单，徐锡麟迫不得已，匆匆忙忙把起义日期提前到七月六日，而这个决定他没有来得及通知秋瑾和其他参与此事的任何人。
    7月6日清晨，徐锡麟全身戎装，集合三百多名学生，发表了简短演说：“我此次来安庆，专为救国，并非为功名富贵到此，诸位也总不要忘了救国二字，行止坐卧，皆不可忘；如忘救国二字，便不成人格……我自到校以来，为日未久，与诸君相处，感情可谓和洽，我于救国二字，不敢自处于安全之地位，故有特别意见，再有特别办法，准备从今天开始实行；诸君当谅解我的用心，也务必请诸君帮助、辅佐，量力而行，这是我之所以仰望于诸君的。”他在暗示会有特别的行动，请大家帮忙。
    安徽巡抚恩铭和布政使、按察使以下各司官员按时进入第三进礼堂。徐锡麟立于阶上，马宗汉、陈伯平分立堂前两侧，把守左右甬道口。就在学生兵要向安徽巡抚恩铭行礼前，徐锡麟抢先向恩铭呈上花名册，大声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
    安徽巡抚恩铭一时惊愕，听到徐锡麟的信号，陈伯平上前向恩铭投出一枚炸弹，炸弹未爆炸。徐锡麟见状立即从靴统里拔出两支手枪，向恩铭射击，徐锡麟眼晴近视，唯恐不中，所以连连发射。恩铭身中七弹，当晚不治身亡。徐锡麟、马宗汉、陈伯平等人很快占领了军械所。而从会场逃走的清藩司冯煦、臬司毓朗迅速组织了军队，将他们包围在军械所内；陈伯平把大炮架在军械所后厅，装炮弹入膛，对徐锡麟说：“现在形势危急，用炮弹把抚台衙门炸掉，摧毁敌人机关，然后轰击北门城楼，打开城墙缺口。”徐锡麟知抚台衙门一带民房稠密，则说：“这样做与革命宗旨不符。我们即能成功，老百姓必然糜烂不堪。”坚决不让开炮。四小时的激战后，清兵伤亡一百多人，终于攻占了军械所。
    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
    清安徽藩司冯煦、臬司毓朗等官员连夜会审，毓朗喝令徐锡麟跪下，徐说：“你若慢走一步，即被击毙！”
    冯煦劈头就问徐锡麟：“恩抚待你不错，你为什么要杀他?”
    徐答：“恩铭待我好是私情，我杀恩铭是为公。”继之反问：“恩铭如何？”
毓朗抢道：“大人祇受了点儿轻伤，经医师诊治，已经痊愈，明天就亲自来审你了！“徐锡麟闻言脸色大变，神态登时萎靡下来，却不料毓朗又补了了一句：“尔知罪否？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徐闻语后大笑说：“然则恩铭死矣！恩铭死，我志偿！我志既偿，即碎我身为千万片，亦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
    冯煦逼问同党，徐锡麟应答：“革命党人多得很，惟安庆是我一人。”令其写供，徐执笔写下了这最后的文字：
    “为排满事，蓄志十几年。多方筹划，为我汉人复仇，故杀死满人恩铭后，欲杀端方、铁良、良弼等满贼，别无他故，灭尽满人为宗。”落款“光汉子徐锡麟。”并声明：“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
    审讯完，清吏给徐锡麟拍了一张照片。徐锡麟见状，说：“慢，脸上没有笑容，怎么留给后代？再拍一张。”
    清两江总督端方“恐有余党劫犯”，致电冯煦立即处死徐锡麟，剜心祭恩铭。
    恩铭当厅向徐锡麟宣读死刑的判决，徐锡麟听了哈哈大笑，说：
    “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我为重建中国，早置生死于度外，区区心肝，何屑顾得。要杀，要剁，请便。”态度极其从容镇定。
    冯煦在执行前，再次劝说：“徐锡麟，你只要交出光复会名单，可免你一死。”徐锡麟大笑：“可笑大人有眼无珠。告诉你，革命党人遍及中华，我四万万同胞必能振兴中华，图共和之幸福。”
    当晚，在安庆抚院东辕门外刑场，先把徐锡麟睾丸砸碎，然后剖腹将他心脏取出炒食下酒，最后斩首悬之，残酷至极闻所未闻也！终年34岁。
    徐锡麟《出塞》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主要参考书目：
《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民国人物传》（中华民国资料丛稿），中华书局1978年。

六、第一女英雄——秋瑾

    秋瑾（1877年11月—1907年7月15日），原名闺瑾，字璇卿，号竞雄，自号鉴湖女侠等。浙江绍兴人，生于福建厦门。父秋寿南曾任湖南郴州知州。
关于秋瑾诞生的确切年代：
    1981年，秋瑾的甥女、七十岁的王慰慈讲是秋瑾诞生在光绪元年，即1875年。她说问了秋瑾侄孙秋经武，秋经武说凡秋姓中人，其年庚、生辰八字都记入家谱，在浙江绍兴秋宅的客堂里，一直挂着从家谱上抄录的秋瑾忌日牌：“秋寿南长女，秋闰瑾，字璿卿，乙亥年十月十一日生辰（一八七五年阴历十月十一日），丁未年六月初六日讳忌，生肖属亥。”秋氏祖龛和杭州秋社供奉的秋瑾牌位上所记生卒年月，都与秋氏家谱和忌日牌记载相同。
    而湖南湘乡1916年太原堂木活字《上湘城南王氏四修族谱》的记载：王家十七世裔孙王廷钧“配秋氏，字瑾，寿南公女。清诰封夫人，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十月十一日卯时生，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六月初六辰时殁在浙江山阴县，葬西湖，有碑亭。子，沅德，出抚一半与子麒公为嗣。女，桂芳，待字。”

    秋瑾稍大即入家塾，念《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等，她爱读诗词、明清小说和笔记传奇。仰慕那些古今英雄豪杰，少年时就写了这样的诗句：“今古争传女状头，红颜谁说不封侯？”、“莫重男儿薄女儿，始信英雄亦有雌。”秋瑾十五岁，向精通武术的舅父和表兄学习刀剑棍棒。因她少年时读史书，练功习武，所以后来的文章里都说她“工诗文，好骑马击剑”。

    1890年，秋瑾父亲到湖南做官，随入湖南。
    1896年，秋瑾依父母之命，嫁湘潭富绅王黻臣子王廷钧。王比秋瑾小4岁，就读于岳麓书院，“生得面目俊秀，潇洒风流，颇有文名，获得父母欢心”。王黻臣与曾国藩是表兄弟。王廷钧是个纨绔子弟，虽读过书，却胸无大志，随波逐流，和秋瑾性情不合，“给她婚后生活带来了极大痛苦”，她在写给大哥的信中倾诉了心中的烦闷：“吾以为天下最苦最痛之无可千语者，惟妹耳……”，“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无受益，而反以终日之气恼伤脑筋”。
    秋，秋瑾第一次到神冲婆家，对着道喜的亲友朗诵自己的《杞入忧》诗：
“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借以排解烦闷和宣告自己的志向。

    1902年，王廷钧用钱买了个户部主事的京官，秋瑾随夫迁居北京。
    正是义和团消亡时，秋瑾目睹庚子国难的民族危机和朝廷的腐败无能，愤然赋诗：“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不愿“与世浮沉，碌碌而终”，常把头巾裹成战士的盔冠，渴望像花木兰那样，效命疆场；她作《宝刀歌》述怀：
    “汉家宫阙斜阳里，五千余年古国死。一睡沉沉数百年，大家不识做奴耻。……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
    秋瑾说：“人生处世，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她结识了古文大家吴汝纶侄女吴芝瑛。两人意气相投，共读新报、论新学，当时盛行于世的《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文章，对秋瑾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决意投身反清的斗争中去，她在《致王时泽书》中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秋瑾的《满江红》词里也表达了心忧天下的强烈情怀：
    “自由香，常思爇；家国恨，何时雪。劝吾侪今日，各宜努力，振拔须思安种类，繁华莫但夸衣玦，算弓鞋三寸太无为，宜改革。”

    1904年夏，秋瑾冲舍家在吴芝瑛的帮助下自筹款项，东渡日本。她的七律“钗环典质浮沦海，骨肉分离处玉门。”“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记述了东渡的遭遇和心情。
    秋瑾先入东京俊河台中国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后入“以促进中国现代女性奉行‘东洋女德’为己任”的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在东京，秋瑾和陈撷芬发起“共爱会”， 这是中国最早的妇女团体；随之又和刘道一、王时泽等十人组成“十人会”，两个“会”的宗旨都是反清。
    7月，秋瑾回国筹集学费和《白话报》经费，在夫家得到了一笔经费，离开家人后就公开声明脱离家庭关系。秋瑾是“自立志革命后，恐诛连家庭，故有脱离家庭之举，乃借以掩人耳目。”
    秋瑾在婆家要钱事，侄女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文中说：“我家原住湘乡荷叶神冲。我四五岁时，看见秋瑾婶母来我家，她每天在我母亲房里看书，不出大门。她在湘乡住了一个月，便回湘潭去了。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
    ，秋瑾创办《白话报》，以“鉴湖女侠秋瑾”名，发表《致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提倡男女平权，鼓动推翻清朝。不久秋瑾参加冯自由等人在横滨组织的“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此间她结识了光复会的陶成章和在日本留学的鲁迅。
    后经陶成章介绍，在上海爱国女校认识了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回绍兴在热诚小学又见到徐锡麟，经徐介绍加入光复会。

    1905年春，秋瑾复去日本，道经黄海赋诗曰：“万里乘云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气度、豪情当愧煞多少须眉！
    到东京经黄兴介绍见到了孙中山，在黄兴寓所宣誓加入同盟会：“联盟人浙江省会稽县人秋瑾，当天发誓：驱除达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比，任众处罚！”她发誓：“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入盟后秋馑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她在东京学习射击、炸药制造，准备回国后的武装暴动。
    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秋瑾力主全体罢学回国；在浙江同乡会上她愤怒地表示回国反清的决心，对质疑她回国动机的人，拔刀猛插在讲台上，厉声说：“如有人回到国家，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秋瑾在日本，是一个出色的宣传家和反清活动家，她“每际大会，……则抠衣登台，多所陈说。其词悲感激烈，荡人心魂。”日本友人服部夫人在《回忆秋瑾女士》中写初见秋馑的情景说：“事情很出于意外，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到底是男是女：苗条的身子稍向前弯，浓刻的黑发散乱地披着，一身洋式的男装。蓝色的鸭舌帽歪戴着，盖住了半只耳朵；身上穿着很不合身的半新半旧的普通男式西服，袖子过长……肥大的裤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胸前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脸色白得发青，大眼晴，高鼻梁、薄嘴唇。身材苗条，好一个潇洒的美男子。”
    秋瑾性情刚直、疾恶如仇，对醉生梦死的同乡同学，责之丝毫不留情面。以致后来遭胡道南（她曾当面骂胡为死人）告密，惨遭杀害。

    1906年初，秋瑾回国，回乡前留信王时泽：“君之志则在于忍辱以成其学，而吾则必不受辱以贻我祖国之羞；……吾回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未死之全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地。……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
    回国后秋瑾与易本羲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3月在湖州浔溪女学任教，暑假辞职到上海与陈伯平等挂牌“锐进学社”，以组织、策划江、浙一带会党，准备进行武装起义。9月秋瑾在上海虹口祥庆里试制炸药，虽炸伤手臂幸脱追捕。
    秋，上海《中国女报》创刊。秋瑾在发刊辞中疾呼：“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然则曷一念我中国之黑暗何如，我中国前途之危险何如，我中国女界之黑暗更何如，我女界前途之危险更何如，予念及此，予悄然悲！予抚然起！予乃奔走呼号于我同胞诸姊妹，于是而有中国女报之设。”秋瑾追求妇女解放的思想日益明确和坚定，她说：“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列担。”
    12月湖南革命党计划起义，秋瑾立回绍兴入徐锡麟创办的大通学堂，秋瑾以大通为据点，联络金华、诸暨、义乌等地会党首领作响应的准备，不料湖南起义失败，秋瑾不愿半途而废，仍积极准备起义。

    1907年春，秋瑾任大通学校督办，她仍以大通为中心，奔走于杭州、上海间，运动军队中官兵加入光复会。她把金华等处的会党按军队的编制组织起来，以“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顺序字营的光复军。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拟定檄文告示，商定了在十九日绍兴与安庆等各地同时举义的计划。
    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仓促起义，射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后的当晚慷慨就义。绍兴知府贵福得胡道南密告秋瑾，上报杭州省府，立即作好镇压的准备；12日，杭州学生得知清兵即往绍兴的消息，急告秋瑾；秋瑾在徐锡麟牺牲后写下绝命诗：“痛同胞之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13日晨，会党首领王金发劝秋馑速离绍兴，秋瑾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成功至少可以提早五年。牺牲我一人，可以介绍后来千百人的牺牲，不是我革命失败，而是我革命成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13日下午，清军入绍兴，秋瑾令大通学校的学生离校，秋瑾和留下的少数学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击毙清兵数人，学生死二人，秋瑾等六人被捕。秋瑾被捕后，清吏贵福经连夜审讯，严刑拷打，她始终只有斩钉截铁的一句话：“革命党的事就不必问。”贵福怕押久生变，报请浙江巡抚张曾敡批准，15日凌晨将秋瑾就地杀害于绍兴轩亭口下。
    行刑前秋瑾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七个大字表达了她忧国忧民，壮志未酬的悲愤心情。（清诗人陶澹如：“篱前黄菊未开花，寂寞清樽冷怀抱。秋风秋雨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
    行刑后，秋馑兄弟“慑于（清政府）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六六私乘》秋宗章）后来她的哥哥才把秋馑灵柩转寄存在严家潭。1908年初，好友徐白华和吴芝瑛等将秋瑾灵柩运至杭州，2月25日依秋瑾遗言“愿埋骨西泠”，葬于西湖孤山的西泠桥畔。1909年秋，清廷逼令迁墓，秋馑子王源德将墓迁葬湘潭昭山。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湖南人在长沙建立秋瑾烈土祠，经湘、浙两省商定，复葬西湖原墓地。秋瑾灵柩再从湖南运送到上海，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然后用火车护送到杭州，重新安葬在西泠桥下。

    1913年12月9日，孙中山到杭州亲祭秋瑾，题“巾帼英雄”匾，撰挽联：
    “江户矢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1916年8 月16日，孙中山、宋庆龄到杭州凭吊秋瑾，孙说：“光复以前，浙人之首先入同盟会者秋女士也。今秋女士不再生，而‘ 秋风秋雨愁煞人 ’之句，则传诵不忘。”1942年7月宋庆龄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文中称秋瑾烈士是“最崇高的革命烈士之一”。1979年8月宋庆龄在绍兴秋瑾纪念馆题词：“秋瑾工诗文，有‘秋风秋雨愁煞人’名句，能跨马携枪，曾东渡日本，志在革命，千秋万代传侠名。”

    1966年下半年，文革中，红卫兵把秋馑当“四旧”，强迁遗骸至杭州鸡笼山。直到1981年才复葬于原址岳飞墓旁、西泠印社前。
 
    秋瑾留下许多著作，她的诗文都以天下为己任，大义凛然，气势豪迈，文词高亢，今有一百二十多首诗，三十八首词，还有白话文章，谱的歌曲，编的弹词，都辑入《秋瑾集》里了。
    秋瑾的诗句：“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卢梭文笔波兰血，拚把头颅换凯歌”，“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等，其“尚气立节”、“特立独行”，留给后人的正是一种民族的气节和大无畏的精神。
    面对专制腐朽的社会，秋瑾满腔热血，一身正气。为正义奔走呼喊，置生死于度外，百折不饶，直到慷慨就义。她那种侠女的气概，就是正义女神的化身。更难能可贵的是她那忧民忧国的情怀，为独立共和，不惜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唤醒民众的视死如归的精神。一百年过去了，秋瑾依然是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在警视、启迪着后人：为民族、为民主我们该做些什么。
    秋瑾的一生是短暂的，宛如一颗耀眼的陨星，在漆黑的夜空中掠过，留下了永恒的绚丽和壮烈。在中国的史册上，无论用怎样光辉的字句去赞誉她都不过份。在一个麻木不仁的民族中，这才是民族的精英、民族的灵魂，民族的希望！


 主要参考书：
《秋瑾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
《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197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中译本。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书》，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史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

“红缨枪 第33楼

剑兰探春，人有投机气，文有投机气。风萧萧兮易水寒，安得荆轲而友之？”

在此论坛我感谢众多网友的鼓励，然对红缨枪的人生攻击表示愤慨，也为论坛表示遗憾。

 

七、蹈海英雄——陈天华

    陈天华（1875年—1905年），字星台，号思黄，又号过庭，湖南新化县人。幼年丧母，陈天华五岁跟父亲学识字，九岁能熟读《左传》。因为家境贫寒，经常提个篮子做小买卖，过着半流浪的生活。

    陈天华酷爱民间弹唱之词、小说，熟读《西游记》，《封神榜》等古书，而且“间尝摹拟，仿其文体作通俗小说，或山歌小调”。
    陈天华少年时在路旁亭柱上题联曰：“莫谓草庐无俊杰，须知山泽起英雄。”　　

    1896年，陈天华随父亲迁居新化县城，同族人陈御丞见他好学，就拿钱资助他入资江书院读书。
    陈天华把“书院里的一部二十四史，整日整夜，细心研读”，每当读到“奸佞乱朝，夷狄滑变，制度废弛”处，就禁不住掩卷长叹，心中有无限的忧虑。
    陈天华在《述志》作文中写道：“大丈夫立功绝域，决胜疆场，如班定远、岳武忠之流，吾闻其语，未见其人。至若运筹帷幄，赞划庙堂，定变法之权衡，操时政之损益，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不幸而布衣终老，名山著述，亦所愿也。至若徇时俗之所好，返素真之所行，与老学究争胜负于盈尺地，有死而已，不能为也。”“每读中西史志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泪横流。”“尤喜谈自由平等诸说。”他那为国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志向跃然于纸上。
    有文史里载说某县令惜陈天华的才，欲将女儿嫁给他为妻，陈婉言谢绝说：“国不安，吾不娶”，以致终身未娶。

    1898年，陈天华考入新化热心新学的邹沅帆办的“求实学堂“，受维新思想影响，倡办不缠足会，成为变法运动的积极拥护者。
    1900年春，陈天华考入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成绩名列前茅。陈天华受当时广泛传播的维新思想的影响极深。他的心中升腾起报国的志愿，在作文中写道：大丈夫当立功绝域，决胜疆场。
    1901年，陈天华听闻满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消息，悲痛万分，他咬破了手指，写血书寄往湖南各学堂，陈述世界上的亡国之痛和中国面临的巨大危险，号召同胞振作精神，共赴国难，推翻“洋人”。
    湖南巡抚赵尔巽，将陈天华的血书亲临各学堂宣读，并刊登在官报上；同时饬令各府、州、县开设武备讲习所为对外作战的准备。

    1902年底，陈天华由长宝道选送，参加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各道选拔留学日本和师范馆生的考试令，为省城师范馆录取，又被选为留日官费生。
    1903年初，陈天华入省城师范馆。3月，获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秋，陈天华深感祖国“主权失矣，利权去矣”，在日本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他在日本发布《敬告湖南人》公开信，信中号召民众拒俄救亡。
    陈天华“日作书报以警世”，先后撰写了《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揭露列强的侵略行为和清廷卖国的罪行，文章的影响巨大。
    《猛回头》一文开宗明义地发问：“大地沉沦几百秋，烽烟滚滚血横流。伤心细数当时事，同种何人雪耻仇?”此语真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该书初版印刷发行了五千部，不到数旬就销售一空。
    陈天华的《警世钟》，题目上标“最新新闻白话演说”八个字，署名“神州痛哭人著”。《警世钟》全书约二万三千字，三十个自然段。开篇的七言诗写到：“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万丈风潮大逼人，腥羶满地血如糜；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用白话文，以说唱形式出现，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在当时是移风易俗的壮举。“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是陈天华在《警世钟》书中名言。
    陈天华在《猛回头》、《警世钟》里，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国耻，驱外族，复我冠裳”；高呼“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痛斥清朝政府是“洋人朝廷”。认为“革命者救世救人之圣药也”，主张拿起武器，“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
在辛亥革命前期，他写了大量的宣传革命的作品，尤以《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最为著名。
    《狮子吼》是长篇小说，书只有八回，可惜未能完成。
    辛亥元勋谭人凤说：“陈天华小说动众。”

    宋教仁在《我之历史》里记述了此事：
    “（1906年）一月二十二日，巳初，至会馆与门番算代售《民报》帐。巳正，至东新译社方曾抟九，询陈星台遗文存者有几，遂得其《狮子吼》小说及所译《孙逸仙传》，余皆欲为之续竟其功者，遂持回。”宋教任得《狮子吼》的手稿后，在《民报》“小说”一栏里分期连载七期，从第二号至第九号，第六号未刊登。
    10月，沙俄入侵东北，陈天华“如痴如狂，如孤儿弱女之新丧考妣，奔走彷徨于故旧间，相见无一语，惟紧握友人手，潸然涕泪交横而已。”
    11月，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人在长沙筹备成立华兴会。陈天华闻讯后，在十二月初只身返回湖南，协助黄兴的活动。

    1904年2月，黄兴、陈天华等人在长沙成立反清团体“华兴会”。
    陈天华在《俚语日报》上发表反清文章，湖南官绅意欲逮捕陈。4月陈天华重返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7月，陈天华再次回到湖南，黄兴派其与姚宏业同往江西，游说巡防营统领廖名缙，响应长沙起义。8月，华兴会准备在长沙发动起义。中华民国《醴陵县志•大事记》记述了黄兴、陈天华在醴陵的活动：“9月24日，黄兴、陈天华等人在浏阳普迹市举行马福益的少将授衔仪式，刘揆一、陈天华等秘密与马福益及其属下龚春台、冯乃古等见面。”此次活动却因刘佐楫的叛变告密，致使起义流产，黄兴等人避走上海，陈天华由江西吉安转赴上海。11月7日，黄兴、陈天华与上海爱国协会会长杨毓麟等四十余人，共议在鄂、宁发动新的起义，又因万福华刺王之春事的牵连，黄兴、苏鹏、张继等十三人被捕，起义计划搁浅。面对多次挫败，陈天华是悲痛欲绝，拒绝出逃，他悲愤地说：“事不成，国灭种亡等死耳，何生为？”经大家的多方劝说，他才东行，年底再度到达日本东京，重人法政大学学习。

    1905年初，陈天华因反清活动的连连受挫，心情非常抑郁。经徐佛苏介绍结识了梁启超，陈天华也同意梁的主张“立宪”以救危亡，他发表《要求救亡意见书》，还准备回国去请愿，这件事遭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强烈反对才未成行。
    6月，陈天华参与宋教仁《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的编撰工作。
    7月30日，陈天华出席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成为最早的同盟会会员，并被推举为同盟会《同盟会总章程》起草会章的八成员之一；他参与制定了《军政府宣言》、《革命方略》等同盟会的早期重要文件。
    据宋教仁在《我的历史》中记述：“七月二十九日，巳正。至陈星台（陈天华）寓，邀星台同至黄庆午（黄兴）寓，商议对于孙逸仙（孙中山）之问题。先是，孙逸仙已晤庆午，欲联络湖南团体中人，庆午应之。而同人中有不欲者，故约于今日集议。既至，庆午先提议。星台则主以吾团体（华兴会）与之联合之说。”陈天华是主张各会党大联合的。
8月，《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陈天华任《民报》撰述员，在《民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中国革命史论》等名篇。
    他在《中国革命史论》文中疾呼：“国家是人人有份的，不可丝毫不管”；“大夫立功绝域，决胜疆场”；“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又相继在《民报》上发表《最近政见之评决》、《中国革命史论》，《狮子吼》等文章，逐渐成为同盟会里的最出色的、第一宣传鼓动家。被党内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
    陈天华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文中说：
    “使中国而改共和也，当兴立兴，当革立革，雷厉风行，毫无假借。”他认为建立共和，必须以革命手段。可见陈天华的思想是实行共和的政治主张。
    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也呼吁把中国“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孙中山在《与陈天华等的谈话》记录中说：“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从此定矣。”

    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规则有三条主要内容：
    第一、中国留学生要在清政府驻日公使和日本学堂登记，留学生的活动、行止都要登记；第二、同国内给朋友的一切通信都必须登记；第三、不准住别的地方，只能住留学生学校宿舍。
    这个限制留学生人生自由的规定，激怒了很多留日学生，但对採取什么样的抗议行动时，留学生中出现了意见相左、争吵不休的僵持局面；一派是以秋瑾和宋教仁为首，主张全体罢学回国；一派是以汪兆铭（精卫）和胡汉民为首，主张忍辱负重、继续求学。两派争吵激烈到水火不相融，造成了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们纷纷辞职的局面。
    12月7日，日本《朝日新闻》撰文说：“清国学生过于狭义解释省文，此亦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行为所致，他们的团结力量亦甚为薄弱。”
    陈天华读了报上的这篇文章，更是悲愤交加，痛不欲生；他失望、彷徨，陷入了要用什么样的举动，才能唤醒这些清朝里的留学精英们的迷惘里，思索了种种方式，最后他选择了死！以自己的生命来抗议日本和警醒留日学子。12月7日深夜，陈天华留下了近三千字的《绝命辞》，鼓励人们“去绝非行，共讲爱国，坚持斗争，誓死救国。”激励留学生“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留下一信：《致留日学生总会诸干事书》，要求他们坚持斗争。（黄兴在清点他遗物时才发现了遗书，12月25日，黄兴为《绝命书》作跋。）
    8日清晨，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时年三十一岁。其作品编辑成《陈天华集》。
    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民族的脊梁”！

    陈天华的死，如巨石投水，激起万丈波澜。噩耗传来，举国震动！
    第二天，人们将陈天华遗体运回横滨，留日学生云集会馆举行追悼大会。大会上宣读陈天华《绝命辞》，数百听众泣不成声，会场上是哭声一片。
    香港郑贯一在杏花楼也为陈天华举行追悼大会，参加吊唁的群众有一千余人。1906年3月27日，留日学生姚宏业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受到清朝当局的阻挠，愤懑难平，也效法陈天华，投上海黄浦江自杀。
    陈天华死后，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慑于留日学生的反抗和日本各界舆论的压力，宣布延期执行，不久又宣布暂行中止，最后是不了了之，“不取消之取消”了。　
    1906年5月29日（农历闰四月初七），陈天华灵柩经黄兴、禹之谟等人承办运回长沙，长沙各界不顾清朝官方的阻挠，全城各校师生纷纷参加，队伍由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河，送葬队伍绵延十余里，达数万人之多，时“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为陈天华公葬于岳麓山。
    1912年3月6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孙中山批准给陈天华、杨毓麟等烈士建立专祠，刻文褒扬。
    陈天华的作用和功绩，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
    “所著咸用白话文或通俗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册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革命军》，有过之无不及。……就中以《猛回头》、《警世钟》二种为效力至伟。”日本的《大坂每日新闻》载《东报论中国革命党之历史》中说：“而彼等自此遂专于出版物鼓吹排满主义，故虽东京，发刊此种杂志之数不下十余种，就中最有功于革命者为四川邹容、湖南之陈天华两人，故当时可称为革命文学之最盛时代也。”
    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陈天华死了，他以死报国，因为他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其一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只要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就愿意以身相殉。我不以为是日本的“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和《朝日新闻》的文章促使他去如此选择悲壮的死，而是留日学生中的“放纵卑劣”和“团结力量亦甚为薄弱”，是国人的冷漠，是中国人——我们的同胞，促使了陈天华的死。


部分参考书：
《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
《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
《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