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

蔡元培（1868年—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1月11日（清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浙江绍兴城笔飞坊笔飞弄。
1872年，蔡元培入塾读书。
1877年，蔡元培父亲蔡光普病逝，在李申甫私塾继续读书，从李先生读“四书”、《诗经》、《尚书》、《周易》等书籍和学做八股文。
1879年，蔡元培寄居姨母家读书。
1880年，蔡元培和三弟到离家半里的探花桥秀才王子庄私塾里读书。
1883年，蔡元培入县学补诸生，中秀才。后在绍兴藏书家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校书，饱览群书。
1885年，蔡元培第一次到杭州应乡试。
1889年，蔡元培中举人。
1890年，蔡元培进京会试，会试告捷，但未参加殿试。
1892年，蔡元培到京补殿试，中二甲三十四名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
1894年，蔡元培授职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蔡元培始学西方文化。
1898年，蔡元培赞同康、梁的维的新变法，尤其敬佩谭嗣同。维新变法失败，蔡元培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起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9月弃官从教，回绍兴兴办教育，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提倡新学。
1900年，蔡元培囿于与妻子的感情不和，写了《夫妻公约》来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两人关系好转。夏，夫人王昭不幸病逝。
1901年，辛丑条约签定，蔡元培痛恨清朝的腐败无能，开始从事反清活动。到上海先任南洋公学教员，继创办爱国女校，自任校长；与蒋观云等人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夏，代理上海澄衷学堂校长。
1902年1月1日，蔡元培自夫人死后，来家提亲的人很多。蔡元培就在书房的墙壁上写下一张征婚启事：第一、不缠足的女性；第二、识字；第三、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得知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仲玉）所作时，强请朋友促成姻缘。元旦这天与学生黄仲玉在杭州举办婚礼。
1902年，蔡元培旅日结识大批留日反清志士。秋天回国在上海创立爱国学社，任总理。学社提倡“民权”，宣传“排满”。同时将学社学员实行军事训练以备军事的需要。在爱国学社其间，与社中教师轮流为《苏报》撰稿。
1903年，蔡元培参与创办《俄事警闻》报（后改名《警钟》日报），较详细地介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鼓吹革命救世。清政府下令立案侦讯，蔡元培避祸转走青岛、日本等地。
1904年1月，蔡元培发表小说《新年梦》，宣扬废除私有财产、废除婚姻的主张。冬，蔡元培与龚宝铨在上海建立反清组织“光复会”。蔡任会长。
辞官回乡、组织光复会、醉心于试制炸弹和组织暗杀团体，这些就是进士蔡元培离经背道的举动。
1905年，蔡元培在上海加入同盟会，并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主盟员。后又加入何海樵在上海组织的暗杀团，试制炸弹，谋图暗杀满清达官要员。
1907年5月，蔡元培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赴德国留学，在莱比锡大学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和文学诸学科。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留学期间教授唐绍仪的四个侄儿中文，获取留学费用。
四年留学期中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有影响的学术书籍。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后，接陈其美电报，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统，蔡元培任教育总长。
1月19日，蔡元培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主持制定《大学令》和《中学令》，校令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
2月，蔡元培邀请鲁迅到教育部任职。南北议和成，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蔡元培奉令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任，被袁世凯纵兵哗变所蒙蔽，3月3日发表文告，说明北上的经过和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总统职的申明。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内阁，蔡元培为教育总长。
7月，因为不满袁世凯的专权，唐绍仪内阁全体辞职。
蔡元培在教育部主持选定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沈恩孚词、沈彭年曲的《五旗共和歌》。）在任内主张采用西方的教育方式，实行男女同校，提出停止祀孔，废除读经，把千百年来铁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
蔡元培鉴于自己主张的不能实现，辞去教育总长职，前往德国莱比锡大学听学，仍到世界文明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1913年，国民党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为避免战端重启，蔡元是四处奔走调停。7月，护国战争打响，蔡元培发表檄文《敬告全过同胞》，要求袁世凯退位，和平解决南北争端。秋，蔡元培到法国从事著述，著有《哲学大观》、《石头记索引》等作品。
1915年6月，蔡元培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华法教育会”，组织帮助更多的中国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受益于这个组织，顺利在法国留学并发展其组织。
1916年冬，蔡元培由法国马赛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上任的第一次演讲，号召学生不要追求做官发财，要立志研究学问。他说“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抱定宗旨，二、砥砺德行，三、敬爱师长。强调学校要“筹集款项，多购新书”，“供学生之参考”。
蔡元培锐意革新，在学生中发起成立各种学会、研究会，故北京大学一时创办了《新潮杂志》、组织演讲团、举办校役夜班、开设民众夜校等各种务学团体，其新气象风靡北京市，一种超前于全国的新思潮在北大蔚然成风。
蔡元培说“教育部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于是在1920年招收旁听女生，暑假时正式招收女生，这是我国男女同校的始端。  
蔡元培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他提倡学术研究自由，主张各派教员无分新旧。新潮激进者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人，旧学深厚者如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人，都被蔡元培延揽到北大任教。他还邀请没有大学文凭的梁漱溟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聘请徐悲鸿为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
当时的北大里信仰五花八门，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虽主张不同，皆并存于校。
《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百家争鸣，隆极一时；学术广博、深邃，学风浓郁、强盛，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科学和民主，反对旧的思想礼教。他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好深刻的话，在今天尤为我们深思！
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帅，后来的几十年里依然是时代思潮的先锋，是民主运动的先锋，其“学术”成就也一直引领中国教育界，这都与蔡元培先生的努力分不开，即使再过去一千年，蔡先生的影响仍在！
蔡元培重视教育的思想来自中国传统，大学管理观念主要来自于西方。
蔡元培主持教育部召开的北京各高校代表会议上，讨论修改了大学规程，通过了在北大试行选科制的议案。
北大选科制：一半必修，一半选修，学业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选修科目可以跨系，文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
蔡元培在管理上主张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大推行后影响到全国，以至世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1917年，张勋进京复辟帝制，蔡元培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表示抗议。
1918年，蔡元培对林琴南在《大公报》上说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铜土语为文字”的谬论。义正词严地进行反驳，他强调北大“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是正确的、无可厚非的。
5月，北京冯国璋政府与日本商定“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蔡元培反对政府变相卖国，再次提交辞去北大校长呈文。
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蔡元培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上作《劳工神圣》的演讲，喊出“认识劳工的价值”前古未闻的口号，令中华大地颤栗。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响出“劳工神圣”的口号。
11月10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表达“囊括大典，网络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改革、管理理念和办学方针。
难得啊！九十年前就有人给我们指出了学是什么，教是什么，而今呢……？
据1918年北京大学的统计：217个教员中，90个教授，平均年龄30岁左右。对其中76人的统计是：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如胡适、刘半农等教授年仅二十六、七岁。蔡先生的胸襟和能力百年来无人可及。
1919年，蔡元培将北大原各学科门的名称改为系，设14个系，改学长为系主任。
“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各学校许多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蔡元培义愤填膺，多方交涉营救被捕学生；抗议政府再次提交辞呈。
5月10日蔡元培离京。13日，北京各校校长集体上交辞呈支持蔡元培。
6月，蔡元培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7月23日，随“五四”运动的深入，学生们全都不上课整天上街游行；对此现象蔡元培心急如焚，发表《告北大学生及全国学生书》，劝学生们不要久久纠缠政治问题，停止罢课，认真读书，以学报国。
9月，蔡元培返回北京大学。
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招收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名女生为北大文科旁听生。
4月，蔡元培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用洪水比喻新思想，猛兽比喻军阀，希望有人能“驯伏猛兽”，“疏导洪水”。
5月，聘李四光担任北大地质系教授，邀作家莎菲任北大文学教授。
8月，聘请鲁迅为北京大学讲师。秋季开学北大正式招收女生。
年底蔡元培到欧洲考察。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人合作建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在北京创办中法大学，蔡元培任校长。
1922年3月，蔡元培全力推行他思想、学术自由的理念。他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文中将政党与教育的利益区别概括为：
1、教育是要平衡发展人的个性和群性；而政党则要造成特殊的群性，为本党服务，抹杀受教育者的个性。
2、教育着眼于未来，效果在短期内表现不出来，所以讲“百年树人”；政党则是求近功的，往往只考虑眼前利益。
3、政党政治，政党掌管教育，必然影响教育方针政策的稳定和教育的成效。综其所述，教育必定要超脱于政党之外。
蔡元培制定教育经费独立、行政独立、独立于宗教外等等具体措施条款。
蔡元培在《努力周刊》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文中提出“好人政府”的主张，他主张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要当官、不求发财，形成一个独立的环境来监督政府的持政。
这是西方政治家们称为的社会第三政治势力监国的理念。这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良心，足以愧杀当今的“社会精英”！
1923年7月，黄仲玉二零年底去世，第二年蔡元培决定再结婚，上海爱国女校学生33岁未婚的周峻，对蔡元培深藏着敬佩和爱慕，他俩在苏州留园举行婚礼。婚后十天，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赴欧洲，周峻读西洋美术课，学成，她倾注自己的爱于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蔡元培在上题诗赞曰：“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洛殊科。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经孙中山提名，蔡元培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1926年1月，蔡元培在国外，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仍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2月回国。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蔡元培到江浙一带从事组织工作，任国民党浙江政治分会委员。
1927年3月24日上午8时许，南京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抢劫。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Dr. J. E. Williams，美国人）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遇害，其他英国法国日本侨民4人死亡。下午3时，英美军舰炮轰南京。有人认为事件是共产党挑衅所致，25日，程潜指认是共产党员较多的第2、第6军所为。
蔡元培等国民党人指责是“共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
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蔡元培担任大会主席，会议订立“清党原则”，组建“清党委员会”；通过“非常紧急处置案”，紧急处置各地的共产党员。
9日，蔡元培与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国共分裂，蔡元培支持蒋介石清党。
18日，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蔡元培到南京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先后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
1928年，蔡元培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代理司法部长、监察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1929年，蔡元培陆续辞去所兼各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不久携家眷离南京定居上海，“尽力于教育学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主张抗日，赞同国共合作一致对外。
1932年12月，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鲁迅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其间蔡元培曾以民权同盟的身份，设法营救被当局抓捕的许德珩、丁玲、朱宜权等人。
1933年初，蔡元培与陶行知、李公朴等人举行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1936年，蔡元培曾几度邀请和聘任鲁迅在他主持的部门中任职。
10月，鲁迅逝世，蔡元培与宋庆龄组织治丧委员会，亲为其执绋送殡。
1937年，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蔡元培从上海移居香港，原打算经桂林或昆明去大后方，因病没能走成。对国共再次合作事，蔡元培说：“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的大幸。”他期待全民族的团结抗日。
1938年，5月20日，蔡先生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演讲：“抗战时期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全民抗战之期，最要紧的，就是能互相爱护，互相扶持。”这也是他在香港去哦见唯一的一次演讲。
蔡元培为《鲁迅全集》作序，他尊鲁迅为“新文学的开山。”
1939年，蔡元培连续两年担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他为《大风》旬刊周年题诗纪念：
八千子弟死亡多，三杰徒夸良信何。眼见四方皆猛士，新编民族大风歌。
他7月19日的日记说：“养甫言：精卫、佛海均不认为中国文化之价值，以为中国决不能自立，不降俄，则降日；而彼等则以降日比降俄为较善。此真闻所未闻者。”
蔡元培泪眼模糊地当面劝说汪精卫。
12月7日，蔡元培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作会歌：
“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羸詘。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满江红》词调）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逝前口中还念叨：“道德救国，学术救国。”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蔡先生病故，国民政府教育部悼词称：“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发唁电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周恩来亦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蔡先生是教书匠，是近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先生教导学生的常法是：
“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就是说首先让学生独立思考，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到学生真的不懂时再去排惑解疑。这个最简单而起码的教学方法，对于今日的急功近利的填鸭试的应试教育是否有一点点嘲讽之意呢？
九十年前的老师和教学方法成为今天望而不及的方法，谁应当惭愧的！？
蔡元培在那么么个混乱的时期，提出教育改革、教育救国，并身体力行，他的“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完全人格教育和“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是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完全人格”是要以培养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新人目标。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美诸育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到今天过时了吗？没有，我们如今不是正缺少这种教育方试吗？！
蔡元培曾试图通过贫儿院的试验，逐步以学龄前儿童公共教育替代家庭教育，实现学前儿童公育的理想。他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实施学前儿童美育：胎教为美育的起点；婴儿及其母亲应生活在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中；幼稚园一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专题”，另一面充分利用其他课的美育，如“计算、说话要从排列上、音调上极富美感，不可枯燥的算法与语法。”这充分体现了蔡先生教育应从婴儿和儿童开始的观点。
蔡元培还把美育特别的提了出来：“与体智德并为，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已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他说：“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先生认为“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他的美育观实则是人性道德的教育，这是任何宗教及政党所不能替代的。
蔡元培先生始终恪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终生致力于教育制度的改革。蔡先生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招收的都是当时下层的弱势群体（借用当今的时髦用语）。
蔡元培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精神，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信念来行事，可以几辞北大校长而不失改革和发展中国大学教育之志；做北京大学校长不是他的真正志向，他的真正志向是要建立一所符合他的观念的大学。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蔡元培先生的教育独立与孙中山的五权分立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孙先生的五权分立是：立法、司法、行政、教育、监督独立于一人、一党之上。先生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经验，对中国的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蔡元培一生奔走于教育与革命之间，兼有多种身份，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亦是几届民国政府的高官，同时还是一位哲学家。然而，蔡元培首先是一位教育家，一位真正的教育家。

说点与本文无关的话：
时至今天，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当今学术腐败愈演愈烈，有人痛陈：“一个本已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中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一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中国青年报》2005、1、27）2004年6月29日《望东方周刊》刊登中国科学院发表《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咨询报告，抨击中国科学界存在“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盗名欺世”、“屈从权力”、“学术霸道”、“权学交易”、“心态浮躁”、“科研欺诈”等八项恶行，直指中国科学界“道德沦丧”。同时指出：“事实上，真正能够对科学道德问题进行审查惩处的机构寥寥无几，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的道德委员会更多只能提出建议和倡导。更有院士尖锐地指出，道德委员会的操作过程明显是暗箱操作。”
这就是中国教育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2011年风头正炽，尚不知何时能平息的教育、学术、科学界的腐败。

主要参考书目：
《蔡元培自述》，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
《蔡元培全集》1至7卷（高平叔编）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

5、启蒙学者——严复

严复（1854.1.8—1921.10.27），初名传初，字几道；福建侯官县人，生于福州南台苍霞洲。入船政学堂读书时改名宗光，字又陵，登仕后更名为“复”，字几道。
祖父、父亲均为当地名医。1861到1862年，严复遵父命随五叔严厚甫读经书。十一岁拜同邑黄宗彝为师，通读四书五经和宋、明理学方面的知识。
1868年，严复父亲病逝，家贫，无力继续从师求学；冬，以第—名考入福建洋务派沈葆桢创办的马江船政学堂。
1871年，严复从船政学堂驾驶专业毕业，被派往建威、扬武等兵船上实习五年，先后到过新加坡、槟榔屿和日本等地，眼界大开。
1877年，严复是船政学堂的第一批留欧生，与刘步蟾、方伯谦、等人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英国抱穆士德大学，不久转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学习两年，大量涉猎西方政治学术理论，赞同达尔文进化论。
1878年， 严复与六位同学拜见驻英公使郭嵩焘。随郭参观巴黎天文台、下水道、罗浮宫、圣西尔陆军士官学校，凡尔赛议政院等。旁听英法院审判。
 1879年6月，严复从格林尼茨海军大学毕业。两江总督的沈葆楨聘用刚留学回国的严复任福建船政学堂教习。他在各报刊上相继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抨击封建专制，主张向西方学习。
1880年，沈葆楨死后，北洋大臣李鸿章调严复进北洋水师学堂，委为总教习，学堂总办道员吴仲翔不懂海军事务，学堂一应事务实际由严复主持。
1889年，严复经海军向朝廷保，以知府选用任学堂会办。
1890年，严复升为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初入北洋水师学堂时，雄心万丈，以为终能报国图强了；可是清内政固步自封，毫无进取之心。严复忧郁的说：“公事仍有人肘掣，不得自在施为。”留英的日本同学伊藤博文回国就被重用。日本兴起，轻而易举地占去大清藩属琉球群岛。严复更是悲哀：“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
他对李鸿章的洋务新政完全失望，李鸿章对严复“患其激烈，不之近也。”
严复谋求另辟新径，投资千元与王绶云合股开河南修武县煤矿。又想投入有好贤之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门下，去“冀或乘时建树。”
这期间严复深感 “出身不由科举，所言多不见重”，于是便去参加科考，结果是落第而归。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康有为等发起维新变法运动，严复积极赞同改良运动。他先后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抗击侵略。文中肯定西方文化的先进和优越，猛烈抨击儒家“旧学”， 批判“君权神授”的思想，提出“尊民贬君”，说这个观点才是民为重、君为轻的真正古训。文章中充满颂扬民主、自由、平等的激昂文字。
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在《国闻报》报上连续发表，试图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来唤起国人救亡图存、自强保。严复从“天有变”论证“道亦有变”说起，说社会就像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西方社会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体”、“用”不可割裂。倡导对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要一体学习。
1896年，严复创办天津俄文馆自任总办，这是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他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培养西学人才。捐款资助梁启超、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
1897年，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固守天津，以舆论活动为主，与康、梁在北京的政治活动作舆论上的遥相呼应。
1898年，维新变法前，严复上呈《上光绪皇帝万言书》，倡言维新变法。
9月14日，光绪帝召见严复，谈了三刻钟。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严复大悲写《哭林晚翠》。《国闻报》被封，严复已“一无可为”，于是“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
1898年到1911年的十三年里，严复先后译著出版了亚当•斯密《原富》、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名学》(前半部)、斯宾塞《群学肄言》、甄克思《社会通铨》、孟德思鸠《法意》、耶芳苏《名学浅说》等西方名著，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政治与法学理论以及社会学、逻辑学引入了中国。“严译八种”，此西学的传播，在清末的中国社会各领域里中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
一个奇怪的问题是：严复大量翻译引进西方哲学，与他的的政治立场，始终坚持帝制改良，反对以革命来改朝换代完全相悖。他始终认为必须实行君主立宪，施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中国才能真正的强盛。
严复这段时间里关于教育的著作有：
《西学通门径功用说》、《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论教育与国家的关系》等论述，这些文章均汇集在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严复集》。
1900年，京津义和团强盛，严复逃离天津迁居上海，从此脱离水师学堂。一到上海就加入唐才常的“中国议会”，被选为副会长，可他从不参加“会”的任何秘密活动；他在上海创办名学会，授课讲学。
1901年，严复应开平矿务局张冀邀，任天津开平矿务局事总办。
1902年，严复受聘京师大学堂编译书局，任译局总办。严复发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一文，提出构建“融会中西，兼备体用”的新文化体系设想。同时提出一个详细的学校教育制度的蓝图，对各级学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和要求，这个构想是中国教育界之首创。
1904年，严复辞去师大学堂编译书局总办回上海。
1905年，严复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出任第二任校长。初见孙中山，交谈很久。
1906年，严复应安徽巡抚恩铭之聘，出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
1907年初，严复辞安徽师范学堂监督职。
1908年，严复应学部聘，出任清朝学部“审定名辞馆”总纂。
1909年，清朝赐严复文科进士出身，派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期间他先后译《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书出版，这些文章的出版，奠定了严复是近代在中国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在从事翻译工作中，他始终坚持“信、达、雅”的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严复译《原富》的本意是告诉人民：
“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征税上严复提出“赋在有余”的原则：“国家责赋在民，必有道矣。国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岁之入，有以资口体、供事畜而有余，而后有以应国课。”不能把“养民之财”、“教民之财”和“赡疾病待赢老之资”作为征税对象。
1910年，清廷以严复是“硕学通儒”征为资政院议员。特授海军协统。
1911年，清政府授严复海军一等参谋官。严大儿子严璩从从四品升到二品。严家风光一时。
10月辛亥革命后，严复坚持认为：中国人的“识度不适于共和，”中国只适应帝制。
1912年，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聘严复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11月辞职。
1913年，袁世凯委任严复为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严复发起组织孔教会，主张君主立宪，思想上主张尊孔读经。
1914年，严复担任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和宪法起草委员。他写《民约评议》，批评卢梭的《民约论》，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1915年8月，杨度组织“筹安会”，劝袁世凯复帝制，登皇帝位。邀严复列名“筹安会”为发起人之一，有传说严复的名字是杨度代签的，严复被委任为筹安会理事，名声一落千长。
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和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天津。从此不再在北京的任何政府里任职，晚年全靠译书来维持生活。闲暇的日子便同友人通信和赋诗填词，来打发残余的日子。
1917年，张勋复辟，严复寄予赞赏和同情。
1918年，严复回到福州养病。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严复反对学生运动，指责蔡元培不识时务。他激烈地反对反对白话文运动，故而我国的史书上，称他“完全成了一个与历史潮流相背逆的复旧派。”回京后住进协和医院治病，家搬大阮府胡同，号“愈桦堂”自称“愈壄老人”。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福州郎官巷住宅去世，终年六十八岁。
严复著《严几道诗文钞》、《严复集》等书、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刑》、《严译名著丛刊》。

严复强烈的民族意识观和教育理念，至今看来，依然是熠熠生辉的。
严复在任北大校长前后，深深地担忧中国会丧失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因此，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倾注着深厚的情感和期望。
出于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忧虑，严复曾试图将京师大学堂的文科和经学合而为一，“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直到临终，他仍在遗嘱中称：“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足见他对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充满着坚定的信心和必然之信念。
严复是中国教育史上，提出德、智、体三要素，构建新的教育目标模式的第一人，是几千年来中国教育界的伟大创新者！他从西方的价值观和优胜劣汰的竞争中为中国的教育制定了沿引至今的教育模式。
他在《原强》一文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条件：
“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故而提出德、智、体的“三育论”：“《明民论》（斯宾塞）者，言教人之术也。《劝学篇》者，勉人治群学之书也。其教人也，以浚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
在德、智、体三育体系中，智育是基础。他认为中国所面临的愚、贫、弱的问题，“愚”是最基本的问题。“开民智”以治愚，以“鼓民力”、“新民德”，是自强、自立、图强的当务之急。
同时他反对旧的八股应试，认为旧的科考“适足以破坏人才”，其弊端有：一“锢智慧”：“今夫生人之计虑智识，其开也，必由粗以入精，由显以至奥，层累阶级，脚踏实地，而后能机虑通达，审辨是非。”二“坏心术”：科举试场作弊，入考场因袭成文，长期“习为剿窃诡随之事”，导致丧失“羞恶是非之心”。三“滋游手”：致士人成为衣食仰赖于社会的游民。因此他大声疾呼：“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
严复首先是一个爱国者，不管其政治主张是什么，他绝对是一心一意在谋求国家、民族的强盛。他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名学浅说》、《法意》等众多西方学术著作，是中国近代当之无愧的民智开启的一代宗师。真因为他亲眼看到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优于中国帝制，亲身感受了英国的强大国力，所以他认为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制度，他渴求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国家，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所以才不遗余力地把自己认为有用的理论和文章引入中国。
“教育救国”是严复最朴实、最根本的思想，其爱国情素当永为后世楷模！严复把西方的教育模式引入中国，是希望通过改革教育来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他主张多办学校，推崇“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让人人从小就读书受教育。
此外，严复特别重视妇女教育，对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他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 主张妇女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在那个年代里，这种标新立异的观点，只要有大智慧、大胆量、大学问的人才敢提出来的！而严复就是这个人。
严复立身行止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坚持一以贯之的原则。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的治学风格、独立思想影响一代中国人。
严复提倡西学，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他认为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曾经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严复被贬得一文不值，但无论怎样，历史就是历史，谁也不可能抹去它，总会有还原的一天。
严复努力、公正地探索寻找中西文化的契合点，切中时弊的提出自己了的主张和具体措施，他睁眼看世界、洋为中用的一切努力和行为，是强烈的爱国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无论在何时都值得崇敬和肯定，他的贡献当与中华民族绚丽辉煌的千古文化长存。

主要参考书目：
王籧常：《严几道年谱》。
《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
《民国人物传—中华民国史料丛稿》，中华书局。

6、平民教育家陶行知

陶行知（1891年10月——1946年），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人。原名文浚，后改名知行，再改名行知。陶行知六岁，塾师方庶咸秀才免费为其启蒙，八岁到万安镇经馆伴读；十一岁回家自学。
1906年，陶行知入歙县教会崇一学堂读书，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在“崇一学堂”，他立的座右铭是：
“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
1908年，陶行知考入杭州教会广济医学堂，当得知必须先加入教会才能到医院免费实习，毅然在入学三天后退学。
1909年，陶行知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博习馆（预科）。
1910年，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更名为“金陵大学”，陶行知从预科升入金陵大学文学系。在校期间他担任《金陵光》刊物中文版主笔。
1914年，陶行知大学毕业，他在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教育对人、对社会的作用，一语中的，发人深省！
陶行知获公费赴美留学，进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
1915年，陶行知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和政治，师从杜威。约翰•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陶行知获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证书。陶行知的志向是“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1917年8月，陶行知回国，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郭秉文聘，教授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史、教育心理等课程。（该校1921年改名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名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
1918年3月，陶行知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5月，任教育科主任。
1919年，陶行知与刘伯明等人组织南京学界联合筹备会，当选为会长。
2月，陶行知发表《教学合一》文，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其法不久为全国教育界采用。
4月，发表《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
7月，陶行知提出教育要“自新、常新、全新”和“自主、自立、自动”三新三自的主张。
1920年夏，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举办第一次暑期学校，这是中国高校有史以来的首次尝试。
1921年，陶行知辞去大学职务，与留美同学共同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并担任总干事。
11月陶行知参与全国教育联合会主持的“中国新学制” 文件起草工作。
1922年2月，陶行知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新教育》主编，在该刊物上发表了《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评学制草案标准》、《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等系列文章。
陶行知对“话的教育”解释简录：
“活的教育，正像鱼到水里鸟到树林里一样。”“活的教育、好像在春光之下，受到了滋养料似的，也就能一天进步似一天。”“我们讲活的教育、就要本着这世界潮流的趋向，朝着最新最活的方面去做。”“要用活的人去教活的人。”“要拿活的东西去教活的学生”等等。
1923年，陶行知与黄炎培等人组织“南京平民教育促进社”，主编《平民千字课本》，推广平民教育，以实践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因效果甚微，陶行知转向乡村教育。他说：“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陶行知立志要在有生之年：“‘在中国乡村’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倡建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1924年，陶行知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专职中华教育改进社工作。
1926年，陶行知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以此为乡村教育的纲领来倡导乡村教育。
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乡村教育联合研究会上宣读《我们的信条》，提出“生活教育”的理念。
这期间陶行知开设的讲座有：《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我们的信条》、《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试验乡村学校答客问》等等。明确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论。
1927年3月，陶行知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晓庄学校），自任校长。
招生广告词：
“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考试内容包括：种一天地，智慧测验、常识测验、写一篇作文和5分钟演讲。”广告最后申明：“少爷、小姐最好不要来。”
创校中陶行知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知行近在乡村师范工作，快乐地像活神仙一样。整日打赤脚，穿草鞋，自由得很。大前天我们造了个毛厕。前天自己做了个浴室，昨天又自己做了个厨房。明天晓庄学校行开学礼。”
后有土匪寄信到学校：“陶行知先生，弟兄们要回家，商借大洋三百，请将钱款放在村东的大树旁。”陶行知回信说：“我为穷人办学，大洋三百没有，请来晓庄读书，读书明理做好人。”
他定“教学做合一”为晓庄乡村师范校训，提出学生过“康健生活、劳动生活、科学生活、艺术生活、改造社会的生活。”
10月，陶行知在萧山创办“浙江省立乡村师范学校”。
陶行知初认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观念，是改革中国传统教育的良方。后他又说王阳明的学说脱离了社会实际，疏远了广大民众，于是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观点。
1929年，陶行知题诗：“人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勉励学生汪达之。克服困难安心在新安小学工作。
1930年春，南京晓庄师范师生游行抗议英商和记洋行殴打工人，正是蒋介石、冯玉祥酣战时，蒋介石认定晓庄事件是拥冯反蒋的行为，遂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的罪名关闭晓庄师范、通缉校长，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
1931年春，通缉令解除，陶行知回国，发起“科学下嫁”运动，在全民中进行科学普及。到上海创办“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等教学机构，推行“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方式。
同时陶行知担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
1932年，陶行知组织“生活教育社”。10月在上海宝山大场地区创办“山海工学团”普及教育。“工学团”儿童团员张健常为农友讲故事，被农友称为“小先生”。陶行知在1934年1月正式提出“小先生制”。
后又相继成立“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大力开展“即知即传”的教育运动。
1934年，陶行知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
7月，在《生活教育》半月刊上发表《行知行》一文，正名为“陶行知”：
“改名！我久有此意了。在二十三年前，我开始研究王学，信奉‘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七年前，我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正与阳明先生主张相反，那时即有顽皮学生为我改名，常称呼我为‘行知吾师’，我很乐意接受。我对于二十三年天天写、天天看、天天听的名字，难免有些恋恋不舍，但为求名实相符，我是不得不改了。”
11月11日，陶行知在山海工学团讨论会上做《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的发言，称：“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生活教育，是打倒吃人的教育。”他说传统教育是：一教学生自己吃自己。读死书，死读书；消灭了活力、创造力。二是教学生吃别人。只求升官发财。他要教学生“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他的新课程则是倡导“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提倡“生活教育”“教人做人，教人生活。”
1935年， “一二•九”运动后，陶行知参与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各界抗日联合会”、“国难教育社”等民众团体。组织为实践“生活教育学说”的流动学校“新安旅行团”。
1936年，陶行知担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4月下旬，他离开上海赴两广考察教育事项，在两广呆了一个多月，组织了“广西文化界救国会”。
7月，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11日，陶行知出席十月伦敦“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行前陶行知向《生活日报》记者说：此次出席会议“我特别注意的是向国际报告中国的现状、中国大众文化运动、救亡运动现阶段的实现，以及中国大众当前英勇奋斗的事迹”。
1936到1938年间，陶行知受“中华全国救国联合会”委托，作为“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并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
1938年8月，陶行知回国经香港，在港举办“中华业余学校”，号召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合川县草街子风凰山古圣寺创办育才学校，学生是保育院的难童，不收学费和生活费，因而经费非常困难。有人问陶行知“你何必背着石头过河呢？”陶说“我背的不是石头，是爱人”。陶行知心怀 “爱满天下”四字。
1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
1946年1月15日，陶行知创办重庆社会大学，办学宗旨是“在明民德，在亲民，旨在与人民幸福。”
4月，陶行知筹备将育才学校迁往上海和筹办上海社会大学。到上海后，他参加“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社会运动。
7月25日，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陶行知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
陶行知留下《中国教育改造》、《中国大众教育问题》、《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等等书籍。

1951年10月到1953年间，教育部《人民教育》杂志改组，教育部党组书记主任委员钱俊瑞，主持《人民教育》先后刊载了十多篇批判陶行知的文章。钱俊瑞撰文批判说：
“为什么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当时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里面，因为人民已经取得了政权，人民教育事业就那样蓬蓬勃勃地开展呢？为什么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却偏偏要花这样多的精力在国民党地区办些显然无法开展的‘育才学校’之类的教育事业，甚至最后，日暮途穷，会找到武训这样一块朽木来做自己的招牌呢？”
“直到陶先生临终时，他的教育思想还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教育思想和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之间还存在着原则的差别。两者是属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的不同的东西。”“陶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的公式，就是一个片面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教育界重点批判陶行知脱离政治的单纯教育论：
“1916年，他从英国留学回国后，根本不谈政治，以一种‘超政治’的立场，单纯提倡改革教学方法的问题。‘五四’运动以后，陶先生仍然没有参加革命运动，而是南北奔走，提倡平民教育。正当1926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陶先生则是热衷于乡村教育……。后来由于有共产党在晓庄闹革命，晓庄学校（即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就在1930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晓庄的被封，虽然促成了陶先生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对立，但陶先生并没有从这里取得教训，依然是继续努力从事他那种‘超政治’的教育活动。1931年在民族资产阶级朋友的支持下，他又创办自然科学园，编辑儿童科学丛书，提倡科学下嫁运动（即科学大众化运动），企图以发展自然科学来使中国‘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陶行知的事业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
陶行知是“美国反动学者”杜威的忠实信徒，一贯不革命。“陶行知的教育学说完全是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是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在做上学’话的翻新。”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陶行知的‘行’，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因此陶行知的世界观、方法论“不仅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存有本质上的差别，而且是反马列主义的。”“因为陶行知人生指南是实用主义，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哲学，是专门用来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
这些批判都与1946年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赞其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说其“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客。”董必武称其为“当今一圣人”的颂扬大相径庭，实在令人费解。

泰戈尔称赞“陶行知不仅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教育家，也是一个勇敢的出色的反法西斯斗士。”
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说：“陶博士并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属于世界的。……在美国，大家都知道陶博士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个子不小不大，穿的白布长褂。黑框眼镜一付，芭蕉扇儿一把。调子有高有低，满口南京官话。”他吸收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一整套教育理论，并努力付诸实践。
陶行知力主“生活即教育，是把一个鸟放在林子里；教育即生活是把鸟放在笼子里”的观点：“生活教育是生活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因此可以说：“生活即教育”。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社会是生活的场所，就是教育的场所。“社会即学校”。有什么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教育。他反对没有生活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主张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为一体。
只有当“教育”成为“生活”真实时，教育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才是国家昌盛、民族振兴所迫切需要的。
啊！“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就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真谛，“真”是教育的根本，只有达到“真”的境界，才能继而追求“善”和“美”。“真”之于人就是“真诚”；于事就是尊重事实、尊重科学。那些批判真的无损于陶行知一丝一毫的光辉。
陶行知的思想和实践，代表近代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近代和现代里，“教育救国”是许多有胆有识的知识分子的梦想，陶行知无疑是最杰出的。
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探寻着中国教育新路。他不仅在理论上探索，又以“甘当骆驼”的精神努力践行平民教育，三十年如一日矢志不移，其精神人所共钦，世所共仰。
陶行知《民主教育之普及》等文章，提出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孔子提倡“有教无类”，首开平民教育之先河。近代出现的“当今圣人”，陶行知，也在努力践行平民教育，根据“生活教育”理论创办各类新型学校。
他们的教育理念和作为，在物欲横流，教育腐败的现在，当愧煞所有号称人民公仆的教育工作者。
陶行知故事一则：
有个男生用泥块砸班上的男生，陶行知发现制止后，令他放学时到校长室。放学后，男生到校长室。陶行知笑着掏出一颗糖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随后陶行知又掏出第二颗糖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陶行知掏出第三颗糖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男生感动了，流着泪喊道：“陶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陶行知满意地笑了，掏出第四颗糖递给他，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我没有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陶行知言摘录：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
“农不重师，则农必破产；工不重师，则工必粗陋；国民不重师，则国必不能富强；人类不重师，则世界不得太平。”
“手脑双全是创造教育的目的。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使手脑联盟。中国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手脑联盟，结果是手与脑的力量都可以大到不可思议。”
《手脑相长歌》：
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立脚点上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
“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
 “我们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不要静的书；要用的书，不要读的书。总起来说，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
“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
“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
“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每个人的本分。”
“健全人格须包括：一、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国家之本。二、人生所必需之知识技能 三、强健活泼之体格。四、优美和乐之感情。”
“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年谱稿》，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活教育》、《爱满天下》。

7、刘师培

刘师培（1884年—1919年），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为《春秋左氏传》作新疏，列名《清史稿》儒林传。刘师培“予束发受经，思述先业”，八岁学《周易》的变卦方法，十二岁读四书五经，遍览家藏图书，作《水仙花赋》、《凤仙花诗一百首》等。
1898年，刘师培父亲病故，家道中落，他“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
1901年，刘师培考取秀才。
1902年，刘师培江南乡试，中第十三名举人。
1903年，刘师培到北京会试未中。归途中停留上海，寻求教员职务。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爱国学社”的反满清志士，受到他们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一时兴起改名为刘光汉，表示“攘除清庭，光复汉族”的决心。
刘师培结婚后立即将妻子何震，送到上海进“爱国学社”读书。夫妇都激进，“被上海革命党人比作普鲁东和索菲亚”。
冬，刘师培以“光汉子”名发表《中国民族志》和《攘书》等文，论述异族入侵和各族融合的历史，说“夷夏之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倡民族革命。
1904年春，刘师培再赴开封会试。行前作《留别扬州人士书》，呼吁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
刘师培落第后回扬州发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一文，疾呼“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政府甘为公敌而不辞，于学生何尤？”“中国者，汉族人之中国也！叛汉族之人，即为叛中国之人；保汉族之人，即为存中国之人！”作《黄帝纪年论》一文，提出用黄帝纪年取代帝王年号。
秋，刘师培到上海与章太炎、蔡元培等一道进行反清活动，任《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编辑、主笔。为《中国白话报》撰稿，用通俗的语言宣传“排满革命”。写《中国民族志》、《攘书》、《中国民约精义》和《匪风集》等文章。他先后加入中国教育学会、光复会、同盟会、国学保存会等反清组织，参与行刺王之春的行动，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党人。
时刘师培已作《甲辰年自述诗》四十余种。中有《攘书》、《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论》、《教育普及议》等。
1905年春，《警钟日报》被查封，刘师培避居浙江平湖。半年后化名金少甫，到芜湖皖江中学和安徽公学等处教书。
1906年春，刘师培在安徽芜湖，除教学外，编辑出版了历史、文学、伦理、地理、经学等《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乡土历史教科书（江苏、安徽、江宁）》之类的书。
刘师培、陈独秀等人在安徽公学组织“岳王会”和“黄氏学校”，宣传反清，发展党人，培训杀手。
1907年春，应章太炎邀，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到东京担任《民报》编辑。认识了孙中山、黄兴等人，加入同盟会，参加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与章太炎等人发起成立亚洲和亲会，以“韦裔”、“豕韦之裔”笔名发表《普告汉人》、《悲佃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文章，宣传“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今日之讨满，乃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者也。”
夏，受日本社会党人北辉次郎等人的影响，转而热衷于无政府主义，刘师培夫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成立“农民疾苦调查会”；提倡“人类均力说”，“扫荡权力，不设政府，以田为公共之物，以资本为社会公产，使人人作工，人人劳动”；“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主张“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仅言无政府，则种族革命该于其中；仅言种族革命，决不足以该革命之全。”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平等观才是真正的平等观。
刘师培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和普鲁鲍特金的《面包掠夺》、托尔斯泰的《致中国人书》等文章，均刊登在《天义报》。
在日本，刘师培主编出版《天义》第16—19卷合册。
刘师培为《共产党宣言》作序称：
“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
迫于经济压力，年底刘师培派妻子何震与清两江总督端方洽谈，作《上端方书》，献“弭乱之策十条”，《书》中称：“谓居今之世，学崇实用，成编所载，用以施治，未必悉适于今。不知泰西各邦，学士大夫，敦崇考古，埃及残碑，希腊诗曲，均参互考验，遁相阐明，则察来之用，首恃藏往，若侈陈通今，罔知监古，本实先拨，用于何有？”
刘师培走向为清朝、为端方效命，组织齐民社，与章太炎决破了。
1908年2月中旬，刘师培夫妇回国入两江总督端方幕府。
1909年夏，刘师培在上海向端方密告浙江革命党人起义计划，致使革命党联络机关被破坏，同盟会员张恭被捕、起义失败。革命党王金发持枪直指刘师培，误杀了他的姻弟汪公权。
端方任刘师培为两江督辕文案兼两江师范教习。就办学事他向端方上书：“自外域之学输入中土，浅识之士，昧其实而震其名，既见彼学足以致富强，遂诮国学为无用。端倪虽微，隐忧实巨，道衰学敝”，中国学术“足俟百世而不惑”，希望设“两江存古学堂”，培训国学教员以振兴国学。
刘师培拜徐绍桢为师，研究天文历法。
1910年，1909年底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师培随调天津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职，后任参议官。
1911年9月，刘师培随端方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11月在资州，端方被革命军杀死，刘师培被拘捕。
先是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先与上海章太炎联名在《大共和日报》上刊登《求刘申叔通信》，称：
“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范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地方，尚望先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一旦得知刘师培下落，蔡元培立即以教育部名义致电四川，要求将刘护送来部，“以崇硕学”。（《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
同时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与人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希望对刘师培能“矜全曲为宽宥”，“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得以课生著书赎罪”。（《临时政府公报》第2号）
刘师培获救后到成都任国学院副院长，在四川国学校讲授《左传》、《说文解字》等课。与谢无量、吴虞等人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写《废旧历论》等文章。
1913年6月，刘师培与南下寻夫的何震会合，北上山西在友人南桂馨家当教师。经南推荐给阎锡山，被阎聘为高等顾问。
1914年，阎锡山荐刘师培给袁世凯，到北京就被委为公府咨议，刘师培感激万分，上书说“宠光曲被，损越滋虞，惟有仰竭涓埃，冀图称报。”
1915年8月，刘师培与杨度等发起成立“筹安会”，刘师培任理事；刘作《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等文说：“天生丞民，无主则乱，事勿稽古，无以承天。”鼓吹帝制。
10月袁世凯任刘师培为署理参政院参政；11月授刘“上大夫”。
1916年6月，洪宪帝制失败，刘师培流落天津，借住庙里十分狼狈。
1917年，经陈独秀推荐，“兼容并包”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聘刘师培为中国文学门（1919年改为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的指导教师、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刘师培讲授汉魏六朝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主要教义是《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文心雕龙讲录二种》等。
蔡元培说这时的刘师培，已“病疾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即《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等）甚为学生所欢迎”。
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也有不足之处，其文“物成而丽，交错发形；分动而明，刚柔判象。在物佥然，文亦由之。惟是捈欲通 ，紘埏实同。偶类齐音，中邦臻极。”读来如云山雾罩，很难体会他的真实的思想和意境，他喜欢用冷僻字，如“迅雷不及掩耳”语，通俗易懂，何苦要说成“疾雷无暇掩聪”，是不是有点故弄玄虚，让人啼笑皆非。
学生杨亮功说刘师培教学：“刘先生教我们于汉魏六朝文学中每人任选择一两家作专题研究。他认为研究任何一家文学必须了解其师承所自、时代背景及其个人身世。我所研究的是徐陵（孝穆）、庾信（子山）两家。有一时期我专致力于魏晋六朝文学，这也是受了刘先生的影响。刘先生在北大授课时肺病已到第三期，身体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欲倒，真是弱不禁风。他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照例是请假。”
冯友兰说：“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他的博学已无疑质疑的了！
1918年1月19日，刘师培加入蔡元培成立的北京大学进德会。
4月30日，刘师培以华丽的骈文祝贺北大建校二十年，其文《题词》在《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上发行。
6月1日与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一同当选为该会评议员。
新文化运动高涨之时，刘师培坚决反对新文化、白话文运动，“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准备复刊《国粹学报》和《国粹汇编》，来对抗《新青年》等新文刊。
1919年1月，刘师培与黄侃、朱希祖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地道的国粹派。刘师培总编《国故月刊》，他“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
11月20日，刘师培因病去世，年三十六岁。
12月3日，陈独秀出资，蔡元培主丧，在妙光阁殡、祭，有文章说“丧事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尽然如此，北大很多同仁和学生参与“共同料理丧事，将刘先生遗著检齐，送交北大图书馆保存”。
1920年3月，刘师培学生刘文典等人护灵柩归葬其故乡扬州。
刘师培身后萧条，妻子何震削发为尼。

刘师培在北京大学的三年里，因“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周作人曾说，与刘师培“同在国文系里任课，可是一直没有见过面；总计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说的文科教授会里，远远的望见他，那时大约他的肺病已经很是严重，所以身体瘦弱，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声音也很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其后也就没有再见到他了”
刘师培是中国近代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人。他宣称“破除国界种界，实行世界主义”，“实行共产制度”；引经据典来佐证他的信念：“儒道两家之学说主于放任，故中国之政治主放任而不主干涉……名曰有政府，实与无政府无异”；“实行无政府主义，以中国为最易，故世界各国无政府，当以中国为先”。其实他对于政治和政权始终是门外汉，他的国学才是他的最高成就。
刘师培为世俗、功名所累，也为那显赫的家世所累，刘师培自题说：“飞腾无术儒冠误，寂寞青溪处士家。”（《甲辰年自述》）这就是他的心态。
刘师培继承家学《左氏》，同时他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颇丰：
《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书随笔》、《国学发微》、《小学发微补》等，以及研究《左传》所著《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研究《周礼》所著《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古书疑义举例补》、《论文札记》等著作，后由南桂馨、钱玄同（作序）等搜集整理成《刘申叔先生遗书》，共七十四种（其中经学小学论著22种，学术文辞13种，群书校释24种，诗文集4种，读书札记5种，学校教科书6种）。
北大1998年百年校庆，出版的《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中，“文学卷”、“史学卷”、“哲学卷”都有刘师培的文章。其贡献可见一斑。
他主张以字音求字义，用古语明今言，用今言通古语，通过古文字结构探究中国的“人群进化”。他认为古代文词不可骤废，主张“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论文杂记》），这种观点，在今天的文学史、文学理论研究上也是可用和极有价值的。
钱玄同、蔡元培、冯自由、邹鲁等人谈刘师培时，都说他“杂而多变”。朱维铮在《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导言中称刘师培“善变”。确实刘师培的思想和行为“杂而多变”，从热心科举功名到反清排满，从信奉同盟会到热衷无政府主义，再投入清朝大员端方幕府，从“筹安会”理事到北大教授，从主编《民报》到《国故》月刊，始终在变，始终在寻求仕进之路。他醉心于浮世利祿，他的学问可以名垂千古，他的政治活动却是昙花一现，让人扼腕！他的悲剧当是万世读书人之戒！我读史，真的为他惋惜。
刘师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它是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典范”。北大的“文学史”课程，是从1903年开始的，《秦定大学堂章程》是京师大学堂开设“西国文学史”、“历代文章流别”等课程的先河。它是第一部借鉴、运用西方文学史著述体裁编撰的中国文学史。
刘师培在1905年就以《文章原始》、《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等文章中论起源、发展历程和不同地域的文学发展史，引用《罗马文学史》证明“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
刘师培认为国学应当“文学基于小学……编辑国文教科书，首明小学，以为析字之基，庶古代六书之教普及于国民，此则区区保存国学之意也。”
鲁迅1928年时说：“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指中国文学史一类），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太多。”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演讲中推荐：“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辑录这时代文学讲座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声明：“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详一点。”
钱玄同讲刘师培治学：“刘君著述之时间，凡十七年，始民元前九年癸卯，迄民国八年己未（1903—1919）。因前后见解之不同，可别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为后期。姑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
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中说：刘师培“幼慧，年十二即读毕四子书及五经。初习为试帖诗，一夜，月色皎然，讽诵之顷，恍然有悟，遂喜为诗赋，曾作《水仙花赋》；又穷一、二日之力，成风仙花诗一百首。其读他书，勤奋亦如是。博学强记，出语恒惊其长老”。又说：“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深为惋惜他的学识没有发挥出来。
当年章太炎评说刘师培：“常人患不读书，而申叔读书过多，记忆太繁，而悟性反少，……。”
刘师培的性格是复杂多变，但是是他的学术思想，特别是他治学的态度却是客观、严谨的，他涉猎广博、著述宏伟，还多有创见。适值新学广播，旧学之人能创立新义，富且精。尤为难的了！而且他的史学和文学论著，均具时代特色，形式和内容与旧学不同，这就更难得的了。所以他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才！

《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刘申叔遗书》之《刘君申叔事略》蔡元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刘师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旧学之殿军新学之开山刘师培》文史知识1999(3)。
《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台北：洪范书店1988。

8、军事家——蒋百里

蒋百里（1882—1938）字方震，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浙江海宁人。蒋百里十三岁父亲病故，叔父蒋世一甚喜蒋百里的聪慧，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是可造之才，我愿教百里读书，不收‘束修’。”
蒋百里过目不忘，除了能熟背四书五经外，还熟记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古典小说。他十五岁挑灯夜读《普天忠愤集》，读到感慨时立下为国效命的誓言。
1898年，蒋百里中秀才。
1899年，蒋百里考入浙江杭州求是书院，政治上他赞同维新变法，学习上依旧刻苦。每天到双山学院读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致等书。
1900年春，蒋百里应桐乡县桥镇孙氏聘请做了塾师。
清明节里，蒋百里应对桐乡县令方雨亭限期个一月，制艺、诗赋、策论共三十个题目的考试，他按时交卷，洋洋洒洒写了数十万字。方雨亭取蒋百里为第一名，批语：“此真我中国之宝也！”破例发给奖金银币三十元，派人请蒋百里立即到桐乡县衙见面恳谈。
1901年，蒋百里得方雨亭等三人共同出资留学日本，经成城初级军事学堂，再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蟻屋書房《陸軍士官学校関係者》记：“蒋百里毕业获奖第一。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日本天皇赐刀（只奖第一名）当然归蒋方震。”
蒋百里获日本天皇颁赠的“神圣之剑”，这不仅使日本同学“为之惊讶”，更让中国留学生超过日本学生令校方深深“感到为难”和“尴尬”，决定“把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分隔开来”。
在日本军校中，大家称蒋百里、蔡锷、张孝准为“中国士官三杰”。
蒋百里在军校里编杂志、撰写文章，其文见解、文风均近一流。中国同学都赞他是“文武齐备的奇才”，甚赞他得天皇刀的事，蒋百里说：“什么天皇赐刀，在我看就是狗屁！要不是争第一为中国人长脸，谁要那破刀？”
蒋百里与蔡锷同年，两人志同道合，结成生死之交。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经蔡锷介绍，蒋百里认识梁启超并拜他为老师。梁启超十分赞赏蒋百里，蒋百里对梁启超执礼甚恭。
1902年，蒋百里当选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他组织“浙江同乡会”。
1903年2月，蒋百里创办《浙江潮》月刊，每期约八万字。鲁迅支持《浙江潮》，他的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发表在《浙江潮》；章太炎诗《狱中赠邹容》也在该刊登载。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宣扬“立宪”， 立宪尤须“新民”，“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相继写出《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鼓吹立宪，一时迷惑了不少人。
蒋百里用“飞生”名撰文《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在《浙江潮》上，文中反驳：“《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
他的文争是章太炎与梁启超论战的前奏。
有人问蒋百里：“梁任公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公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说：“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1906年，蒋百里应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聘，出任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筹建新军。经赵尔巽举荐蒋百里到德国学习军事。赵“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蒋百里在德国兴登堡（后任总统）军队里任连长，一次军事演习后，兴登堡元帅亲召他谈话。
1910年，蒋方震回国得京都禁卫军管带职，回沈阳“以二品顶戴任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蒋百里获知后，立即回到南方，出任浙江都督府参谋长。中华民国成立，蒋百里任陆军部高等顾问。
1912年，蒋百里获少将衔，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
6月18日晨，蒋百里站在军校尚武堂石阶上说：“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你们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说完掏出手枪朝自己胸部开了一枪。他事先写好遗书，称“仆之殉职，虽轻若鸿毛，而与军人之风气有关。”在给母亲的信里说：“为国尽忠，虽死无关重要，然于陆军前途及民国有益。”
蒋百里是因为“为国家培植军官改良军队之事，被（陆军部）军学司长魏宗翰、科长丁锦种种掣肘，目的未达”，气愤地回到学校，向全校同学讲明情况后拔枪自杀，冀望以一死来改变这种官僚习气；幸亏子弹未击中要害。伤愈后袁世凯委任他为总统府军事参议。
1916年，袁世凯称帝，蒋百里到广东，出任两广护国都司令部出师计划股主任，随蔡锷在四川对袁作战。袁世凯死后，蒋百里陪蔡锷去日本就医，蔡锷逝世，为其料理丧事。
1917年，蒋百里被黎元洪总统聘为总统府顾问。这段时间里他撰写了《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书。这些书出版后都成了军队中的教本。
1918年—1919年，蒋百里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归国后主持“读书俱乐部”、“共学社”等团体。成为梁启超的得力助手，外人称他为“智囊”。
1920年，蒋百里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参与浙江、湖南的省宪法起草，支持“联省自治”，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
9月，蒋百里主编的《改造》杂志，发行量和影响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
蒋百里的“省自治说”大受欢迎，他陆续写了《同一湖谈自治》、《联省自治制辨感》、《我的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怎样宣传？》等文章。
蒋百里在《欧洲文艺复兴史》“导言”里说：“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曰人之发见；二曰世界之发见。”梁启超说此书是“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这本《欧洲文艺复兴史》是在我国有关西方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
梁启超说此书“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
1921年，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十四个月内出了三版。《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梁竟写了五万字几近正文字数，他自觉“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得另作短序，短序称：前篇序文“因下笔不能自休，及成，则篇幅与原书埒。天下固无此序体，不得已宣告独立，名曰《清代学术概论》，别索百里为余序……故更为今序”。长序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倒过来请蒋百里作序。两文两序传为中国文化长河里的千古佳话。
1923年，蒋百里与胡适共同组织新月社。
1924年秋，东北奉系张作霖入关，蒋百里离北京定居上海。
1925年，蒋百里出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因为吴不“讨奉”而辞职，到上海投孙传芳。
1926年，蒋百里说服唐生智率湘军加入国民革命军。
1927年，中华民国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蒋百里受命访问日本。
1929年秋冬，唐生智欲起兵反蒋介石，密电问蒋百里意见。蒋百里劝他效清左宗棠向西北发展，唐没采纳，12月5日通电全国逼蒋“下野”。蒋介石令上海军警查抄唐生智驻沪总部。几天后查抄蒋百里家，搜出无线电台、密码本和一份致唐生智电报稿。蒋介石命上海派六名军警软禁蒋百里。
1930年元旦，上海市长张群劝蒋百里出国，蒋拒绝说：“我为什么要亡命？”门生刘文岛劝告说：“老师，目前你处境险恶，我看你还是出国安全”蒋百里怒说：“我没有刮地皮，没有钱出国！”刘文岛又说：“上海当局答应发给你路费五万元。”蒋百里说：“别人的钱我不要，我没有犯法，不会离开上海。看他蒋介石把我怎么办！”
1月6日唐生智兵败。一周后蒋百里被捕，监禁在杭州西湖蒋庄。不久转押南京军法处待审，与邓演达、居正同关一处。幸军政部次长陈仪以“拖”字法使军法会审延期举行。
蒋百里被捕后，一些国民党元老具呈保蒋百里，好友唐天如四方奔走，学生陈铭枢（“行政院代院长”兼京沪卫戍司令）等人出面保释蒋百里。
蒋百里好友徐志摩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此事一时轰动天下。
1931年，十二月中旬蒋百里获释。
1932年，蒋百里参与创办农商银行。
1933年，蒋百里奉蒋介石的命令考察日本，从日本回来，他向政府提出“鉴于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拟就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当局备战”的正告。
1935年，蒋介石聘蒋百里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在对日作战的战略上，蒋百里“提出在将来的抗日战争中‘开展广泛的游击战’”。
“七七事变”前，梁漱溟就听过蒋百里谈持久战：
“中国对日本，打不了，亦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你不相信，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见的，除非你是个‘短命鬼’”。
梁漱溟后来回忆说：那个时期“听过他这番议论的人很多，没有直接听到的人亦间接听到，几乎是传诵一时。然而不料想其后百里本人却竟未及亲见最后胜利而先逝，真是可惜得很！”
1936年春，蒋百里奉令赴欧美考察军事。归国后写《总动员纲要》、《世界军事之新趋势》等文，主张发展空军，以应抗战急需。“在中国，倡为空军独立的理论，以陆军出身的百里为第一人”。
年底，张学良、杨虎成发动西安“兵谏”，捉住蒋介石；蒋百里力劝双方沟通、缓和。蒋介石《西安半月记》里记载了蒋百里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记者陶菊隐说：“蒋百里的表面文章，在当时也是不可少的”。
1937年初，蒋百里奉命视察沿海国防；春末夏初陪中央财政顾问史丹法尼（意大利人）考察各地，谋求财政改革。夏应聘到庐山暑期训练班讲课。
蒋百里军事论著《国防论》出版，扉页上题：
“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国防论》中提出的主要策略是：
第一，持久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
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他提出要建设国防，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如何使国防设备费有益于国民生产的发展。我们太穷了，应当一个钱当两个钱用；二、如何能使学理与事实密切她沟通。现在不是空谈就是盲动，盲与空有相互的关系，愈空愈盲，愈盲愈空。
拟定建立民军组织大纲：一、建制之主义，以自卫为根本原则，绝对排斥侵略主义；二、编制之原则，军事区域之单位宜多，而各单位内之兵力宜少；三、建设之顺序以京汉铁路以西为总根据地，逐渐东进；以求设备完全。
《国防论》的影响远及海外，二战中，名将艾森豪威尔、巴顿等人曾多次引用蒋百里《国防论》的某些论断来阐述战局。
文史方面蒋百里写过《宋之外交》、《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文章，特别是《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大大地激励了四万万同胞的抗日斗志。
抗战全面爆发，蒋百里担任国防参议会（后改参政会）议员。不久，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使德国、意大利。
1938年春，蒋百里回国任军委会顾问，他在军事、外交上有颇多建议，经常撰写论文激励抗战。
1月，蒋百里在《大众报》上发表《速决与持久》一文，主要论点是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是一场持久的战争。
5月，蒋百里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
蒋百里是把近代西方军事理论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
其代表作《国防论》凝聚着他一生军事著作的精华：“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拖垮”。《国防论》“从当时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持久战的思想。认为面对强敌的侵略，只有避免过早的决战，逐步积聚力量，疲惫敌人，才是制胜的唯一方法。这些，对于当时的国防建设及随后进行的抗日战争是有积极意义的”。
蒋百里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文中写道：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寇）讲和。”此文在全中国被誉为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纸弹”。
黄炎培写诗赞此文：“……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10月，蒋介石请蒋百里正式当任陆军大学校长（原蒋介石兼）。蒋百里谦辞，仍以“代理”身份主持这个“例由最高军事当局兼任（校长）”的最高军事学府。
蒋百里去世前不久，到宜山向冯玉祥提出建议：
多修高等级公路，此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我军装备多靠外援，日本必定要切断我国国际交通线；我国内地没有橡胶资源，轮胎只能靠进口，所以多修公路，修好公路可以减少轮胎磨损，实际增强我国作战的后勤能力。
11月，蒋百里在迁校途中，病逝于广西宜山，终年五十六岁。
蒋百里夫人蒋左梅（日本籍），原名佐藤屋登，成亲后改名，只因为先生爱梅花。从此断绝了和日本的所有联系，她用中国传统文化、华语教育五个女儿，抗战中拔下头上的首饰捐助抗战事业，亲赴前线为中国的伤兵治疗服务。夫人晚年讲她这样做，因为她认为中国的战斗是正义的。
夫人1978年病逝，墓碑上篆刻的名字是“蒋佐梅”。
中华国民政府追赠蒋百里为陆军上将。

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蒋百里在十五年间共出丛书十六套、八十六种，名为《共学社丛书》，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学术丛书之一。
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翻译的许多俄罗斯文著，都收入《俄罗斯文学丛书》，也是由“共学社”出版的。
蒋百里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在《浙江潮》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连载，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深受读者喜爱。
1939年，蒋百里收藏的八千册军事书籍全部捐赠陆军大学。蒋百里一生著述大部收入《蒋百里先生全集》。
1947年，蒋百里生前好友陈仪等为其迁葬，起棺时竟然尸身不朽。
竺可桢抚棺大哭说：“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迁葬于西湖。
蒋百里好交友，罗素、郑振铎等都受过他的帮助；蒋纬国（曾经当过他的副官）、唐生智等人都与他友情深厚。
挽联挽诗几则：
章士钊《挽百里》诗：
“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
黄炎培先生挽蒋百里联：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邵力子先生挽联：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如果说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五月的《论持久战》一文，回答了“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这个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屈居西北贫瘠之地，人少枪少，毛泽东不可能从全国的角度来论战，他只能从中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以及悠久的历史来作理论上的推断：日本无法灭亡中国。
而蒋百里则是从中国的军事力量、人民的现实状况、全国的经济实际状况和具体的战略战术上全方位思考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蒋百里1935年写的《总动员纲要》、《世界军事之新趋势》等文章中，早“已提出在将来的抗日战争中‘开展广泛的游击战’”。
1937年初出版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他充满自信、肯定地回答了“中国怎么样打赢日本”这个问题，他提出：
一线在上海开战，二线在武汉一带作顽强抵抗，最后退入大西南作长期的抗击，终能最后打败日本的持久的战略战术。
蒋介石的抗日指挥思想，基本上是遵循蒋百里这一战略构想的。
蒋百里以空间换时间的理念，就是坚持持久抗日。坚持持久战，在中国，蒋百里的的确确是最早提出的第一人。
到了一九三八年，蒋百里的书和理念早已流传全国，深入人心。凡是坚持抗日的团体、政党以及拥有一定军权的人都在研究他的理论。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一九三八年是两党的蜜月期，蒋百里的书自然而然地发行到延安，所以，可以肯定说，毛泽东是读过蒋百里的书的。
在清末和中华民国的三十年里，蒋百里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军政首脑，聘为参谋长或顾问。
其主要原因是蒋百里“一生精心研究军事理论及世界军事状况”，是当代最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军史学家”、“军事战略家”、“兵学泰斗”。也缘于他的人品高尚。
在日本老一辈人中提起蒋百里，他们记得《国防论》和他的抗日战略理论。他们说：“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
第一次，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轻松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了，他的日本同学如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都是二战时日本陆军的主要将领。
第二次，日军完全按蒋百里的指挥，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
清末民初，中国的军事在逐渐摆脱旧的建军养兵卫国的模式，使军队走向现代化，无论是大臣还是军事学子，都做了大量的尝试和改革，而“中西军事思想交汇最突出的方面是，西方近代军事思想的主题内容——国防思想，经蔡锷、蒋百里的努力，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理论体系，从而使甲午战争后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达到了高峰”。
这项工作，蒋百里无疑是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代表。
当然，蔡锷的《军事计划》和蒋百里的《国防论》也同是“实现了向现代国防理论的过渡”。我借用了这句现代论文上的话来总结他们的军事思想，是跋高了还是不切实际，读者自去分析吧！


主要参考书：
《蒋百里传》，中华书局1985年。
《蒋百里轶事数则》，《文史资料选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
《军学奇才——蒋百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9、张孝淮

张孝淮，（1881—1925）字闰农（或韵农），号运隆，长沙县沙坪乡赖家屋场人。七岁入乡塾读书，十七岁时被王先谦请到家中任塾师教子女读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张孝准得到王先谦的资金赞助，东渡日本留学，初入日本东京成城（初级军事学堂）学校，毕业后进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班。
1905年，张孝淮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蒋方震（百里）、蔡锷被全校师生誉为“中国士官三杰”。
当时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
毕业时，日本伏见宫亲王临学校颁发毕业证书和奖励优秀学员，毕业典礼大会上，校长颁布的第一名是中国人蒋百里，于是蒋百里理所当然地拿走了日本天皇赐刀（每期毕业天皇仅颁一把刀），亲王心中极不快，校长接着宣读第二名，令亲王想不到的还是中国人蔡锷；亲王大为不满，校长恐慌了，先低头看名单，名单上的第三名还是中国人张孝淮，尴尬惶恐之余与亲王商量，觉得无法向天皇交待，便从后面名次里换上日本学生作第三名、第四名，结果张孝淮屈居第五！（载于日本蟻屋書房《陸軍士官学校関係者》。）
那个第三、四名的日本军人，后来都成了日本军界首领，侵华战争的元凶之一。第三名叫荒木贞夫，后为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第四名叫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后来任台湾总督，二二六事变的主谋。

1906年，张孝淮在东京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张孝淮回国后，应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之聘，入幕为参议；徐世昌重视他的才干，保送他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学习军事。
张孝淮精通日语，粗通德语、英语，这在留学生中是不多见的。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武昌起义前，张孝淮留学四年后回国。
1912年（民国元年）4月，南北议和成，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撤销，黄兴担任南京留守府留守，任命张孝淮为军务处处长。
当时在南京的各省、地方军队有十余万人，北京政府不发军需、军饷，留守府处境困难。张孝淮协助黄兴、李书城等人，制定各省军队和民军的驻防和解散计划，全力地执行。终于将各省原起义的正轨军缩编精简发回原省，将大多数民兵、民军解散；同时张孝淮将遣散部队中的优秀军官和精良武器集中组成第八师，该师后来成为讨伐袁世凯的劲旅。
为表彰张孝淮卓有成效的工作，黄兴联赠曰：
“唯有真才能血性，须从本色见英雄。”

1913年2月，南京留守府使命完成，黄兴去北京就职，推荐张孝淮回湖南担任军事厅厅长。张孝淮上任后，拟组建一支新形的家乡军队，却得不到湖南督谭延闿的支持，使计划无法实施。
3月，以旧军人易堂龄等人为首，反对张孝淮在军队中的改革，率少数巡防部队，围攻都督府。
5月，张孝淮囿于此事，愤而辞职，由程潜继任军事厅厅长。
7月初，张孝淮随黄兴到南京参加讨袁（世凯）战争。南京失陷，二次革命失败，黄兴等人流亡海外。张孝淮被通缉，携全家逃到日本。
不久，张孝淮加入李根源、彭允彝、程潜等人成立的“欧事研究会”，被推举为“欧事研究会”干事，在流亡期间一直进行着反袁活动。

1915年10月，黄兴得蔡锷“将回西南举旗倒袁”的密信后，立即嘱托张孝淮与蔡锷联系，共商在西南举旗讨袁事宜。
张孝淮从日本回国，在天津与蔡锷秘密会见，制定了蔡锷离京返回云南的全面计划。张孝淮先返日本，与石陶钧、杨源睿等人设法，使蔡锷到日本后，能顺利的避开新闻记者和袁世凯的密探。
蔡锷到达日本神户，将随身所带的重要文件、勋章交与张孝淮保管，蔡锷写了数封落款日期不同致北京各位高级军官的信，让张孝淮每到日本一地，就寄发一封，表示蔡锷仍在日本各地游历。因此蔡锷辗转潜回云南好多日后，袁世凯的高级将领还在汇报说：蔡锷现在在日本某某处。
张孝淮受黄兴委托，向日商借贷日币二百万元，作发动讨袁的军事费用。

1916年5月，滇、黔、桂、粤四省护国军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
张孝淮任军务院驻日委员，经办对日交涉的事宜。他说动日本政府，答应贷款日币三百万元给黄兴在浙练兵一个军。后接黄兴函，张孝淮即回上海商议讨袁事宜和与柏文蔚议定建军练兵的计划。
6月，袁世凯死，贷款和练兵的计划作罢。
1917年，张孝淮由上海回湖南，任湖南岸榷运（交通）局长。任职期间，张孝淮秉公办事，不任用私人；积极筹款支援湘军总司令程潜。
1924年，湖南发生大水灾，湖南省长赵恒惕聘张孝淮为水灾筹赈会坐办，专门负责受灾地区的救济事项。
年底，张孝淮奉命到北京购运芦盐。
1925年3月，张孝淮在北京，应章士钊邀宴，一时豪性大发，饮酒过量突发脑溢血，不久去世，终年四十四岁。

湖南长沙橘子洲头25号是张孝淮旧居，旧居为民国时的欧式建筑，现已破损严重。张孝淮已列入辛亥革命著名历史人物，计划重修张宅，局部复原张孝淮旧居陈设，其他房间作长沙辛亥革命史料陈列馆。

10、杨度

杨度（1874年—1931年），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十岁丧父，过继给伯父，大伯杨瑞生驻归德时招杨度和妹妹到府中。十六岁改名为度，字皙子。
1892年（光绪十八年）杨度中秀才。
1893年—1895年，杨度到顺天府甲午科、乙未科会举人试，落第。
会试期间逢公车上书，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回湖南后师从衡阳船山书院王闿运。1888年王闿运到杨家亲招杨度为学生，师生关系之亲密，可见王船山在《湘绮楼日记》中称杨度为“杨贤子”。
杨度醉心王闿运的帝王之术，与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时局的变化，杨度对新学产生了兴趣。
1898年，梁启超受聘长沙时务学堂，任总教习。杨度常去听课、讨论国事。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杨度瞒着王闿运自费留学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与黄兴同学。
杨度和留日同乡创办《游学译编》。日本高等师范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贬低清国人的言论，杨度便发表《支那教育》一文，登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予以驳斥。为筹办《游学译编》经费，杨度回国谒见张之洞。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杨度被保荐入北京参加特科进士考试，初录为一等第二名。后被怀疑是唐才常同党被除名，并遭通缉，杨度避走家乡。
杨度再赴日本东京进入弘文学院。秋，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
10月，杨度感“国事伤心不可知”，受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启迪，作《湖南少年歌》（录句）：
“我本湖南人，唱个湖南歌。中国于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当是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如果中国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国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惜，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
此歌发表在《新民丛报》上。传闻杨、梁“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
1904年，杨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读各国宪政；与汪精卫同学。在日本，蔡锷“与杨度最善”。
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领头请愿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收回路权；发表《粤汉铁路议》一文。
杨度回国提出官绅筹款自办铁路，得到张之洞的支持。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他的声望大增。
在东京，杨度曾与孙中山“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他虽不赞成孙的主张，还是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了孙黄合作。
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他拒绝参加，他说：
“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10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称清国人“放纵卑劣”，湘人陈天华愤然蹈海。总干事长杨度被人指责办事不力。
1906年，杨度替清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熊希龄等人写《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由此名声大震。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杨度在东京创立月刊《中国新报》，自任总编撰。他“不谈革命，只言宪政”，发表《金铁主义》等许多文章，宣传君主立宪，主张实行宪政。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
10月，杨度回国。
12月，湖南宪政公会成立，推杨度为会长，他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联络湖南名流联名上奏。
1908年春，杨度经袁世凯、张之洞保荐：“精通宪法，才堪大用”，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他在颐和园向皇族演说立宪精义，主张开设民选议院。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大多出自杨度之手。
1911年，清“皇族内阁” 成立，杨度任统计局局长。
杨度对袁世凯怀有知遇之感，私交颇深。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拒不草诏。
武昌首义后，杨度入袁府当幕僚。袁因他与孙中山、黄兴关系密切，又与汪精卫一起发起过“国事共济会”；袁便派他为代表之一负责南北调停。
1912年秋，黄兴在北京邀请杨度加入国民党，胡瑛等人亦再请他入党，他提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才可以考虑。
杨度请王闿运任国史馆馆长。
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度任参政院参政。
1915年4月，杨度向袁世凯呈献《君宪救国论》，该文在袁机关报《亚细亚报》上发表。《君宪救国论》分上、中、下三篇。托名虎公向客人阐述：
“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
上篇论证“欲求宪政，先求君主”，强调今日之中国，君主立宪制是过渡手段的必要与必然。
中篇抨击民国实行的共和与总统制的缺憾，预测如果中国的政制如此一意孤行，前景将“令人骇痛”。
下篇提出“假立宪，必成真革命”，批评清廷预备立宪的虚伪，认为必须遵行真正的君主立宪，“正当则国安，诚实则民信”。“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这篇论文被袁世凯赞许为“至理名言”。
同年，袁世凯封杨度为学部副大臣。杨度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六人组织“筹安会”，主张君主立宪，杨度任理事长。筹安会通电各省要求赞助，编写《国贼孙文》、《无耻黄兴》等小册子广为散发。
杨度邀请美国古德诺博士写《民主不适合于中国论》，支持袁世凯称帝。
有人呈文袁世凯请取缔“筹安会”，袁世凯说：“该会为积学之士所以研究国体者，苟不扰乱治安，政府未便干涉。”
亲题“旷代逸才”赐匾赐给杨度。
筹安会一出世，湖南人贺振雄和李诲就在《顺天时报》上发文，痛骂鼓吹帝制的“六君子”：
“窥若辈之倒行逆施，是直欲陷吾元首于不仁不义之中，非圣非贤之类，蹈拿破仑倾覆共和，追崇帝制之故辙，贻路易十六专制魔王流血国内之惨状，其用心之巧，藏毒之深，喻之卖国野贼，白狼枭匪，其计尤奸，其罪尤大。呜呼！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妖孽者谁？即发起筹安会之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诸贼也。”
接着，杨度等人遭到全国人的唾骂和声讨。
梁启超称杨度是“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
1916年，洪宪帝制遭到全国的激烈反对，杨度的筹安会无法生存了，便辞去参政一职，在辞呈中说：
“……世情翻覆，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毕士麦（德国铁血宰相，通译为俾斯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
6月，袁世凯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
杨度挽袁世凯联：“男儿报国争先死；圣主开基第一功。”
又写挽联为自己辩解：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黄兴与杨度虽政见不同，却能坦诚相待、相互尊重，黄兴病逝杨度题联：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纷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自古困英雄。”
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列第一。时杨度心灰意冷，遁入天津、青岛租界里闭门学佛，以“虎禅师”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躲避时老师王闿运去世，杨度无法往吊，寄挽联以托哀思：
“旷代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生平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蔡锷在遗嘱中说“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蔡锷临终前尚不忘为好友杨度说清，足见他俩友谊至深。
1917年，张勋复辟请杨度入京，他拒绝并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公电》，指出张勋、康有为“其误有四”，“度认公等所为，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所可痛者，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称“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他披发入山，学佛参禅，提出“无我主义”。
1918年，杨度被特赦回到北京。
1922年，广州陈炯明叛变，杨度受孙中山委托游说曹锟阻制吴佩孚援陈。孙中山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
杨度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1926年，杨度应张作霖邀出任北平教育总长。通过孙中山认识李大钊。
1927年，据说杨度古道热肠，在北京曾多方设法营救李大钊、成舍我。后为援助死者遗属，卖掉自己的一座四合院。
1928年，杨度寓居上海，以卖字画为生，做了杜月笙门下“清客”。
杜对杨很敬重，为杨度在法租界里买了小洋房。
时有小报批评杨度失去了读书人风骨，杨度反驳说：
“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清客而已。”
杨度为杜月笙写《杜氏家祠记》，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
“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1929年秋，据说杨度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只与周恩来单线联系。
1930年2月，杨度加入鲁迅、田汉等人组织的“自由大同盟，”和“中国互济会”等团体。
6月杨度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晚年准备撰写《中国通史》，做了许多准备，写好了大纲，却终是一纸空文。
1931年6月，杜月笙在浦东的家祠落成。
杨度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杜氏家祠记》，他请郑孝胥书写，作为两人的贺礼；同时还写了《杜氏家祠落成颂》。
杜月笙请杨度担任落成典礼文书处主任，他朝夕忙碌，事必躬亲；杜月笙知杨度鸦片瘾大，嘱人备一副烟具，一张烟榻，让他忙里偷闲好吸烟。
杨度有肺病、胃病，劳累病发两个多月后去世了。葬上海外国公墓。
杨度工书画，书法《张迁碑》，参北魏啤，用笔重，结体拙，真草篆隶，皆具功力。画著色梅花，观之古艳可喜。据说他在上海卖字时，钱化佛在上海办艺乘书画社，杨度常在社里酌酒清淡，酒后挥毫，恣肆超逸，尤多精品。杨度在该社举办的书画展中，他的作品不一会就被抢购一空。
杨度病中自题联：
“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挽孙中山：
“英雄作事无它，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杨度挽梁启超：
“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1904年杨度作词，沈心工作曲的歌《黄河》：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杨度《病中吟》诗：
“茶挡药臼伴吟身，世事苍茫白发新。
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
胸中兵甲连霄汉，眼底干戈接塞尘。
尚拟一魔筹建笔，书生襟抱本无根。”

杨度崇“帝王之学”，跟王闿运学的就是帝王之学。
王闿运治《春秋》专注权术的变通运用，认为“春秋则皆拨乱时务之要者也”。（《杨度日记》）王闿运把经术与“帝王之学”相沟通，使两者混为一体。王闿运对庄子也兴趣浓厚。他三十岁注《庄子•内篇》，“以庄子为入道之阶”，他的经学中注入庄禅理想以做“帝王之学”的补充，他认为什么时候都会有非常之人出现，所以要省时度势，文才经济卖与帝王家。
杨度虽对清王朝的衰落哀伤，却依然名士派头十足：
“遥想当日燕王、千金市骨，往事堪凭吊，世事空知学醉歌，日与屠儿相笑”，或吟：“落落川上意，悠悠百年愿，亦知道不行，未做扬波叹。”（《杨度日记》）杨度常“夜与王师纵谈彻晓，觉天下大事，确有把握”，“王师论古今材分不甚相远，胡文忠闻一知二，子贡之流非曾文正所及也，又谓午詒（夏寿田）似曾（国藩）而余似胡（林翼），非所敢望也，然合乎办事，知必有济”。（《杨度日记》）
杨度是想成为卧龙佐明君、成大业以流芳千古。
杨度认为法须囿于“礼”与“刑”：
“法家但知刑之为刑而不知礼乐之皆刑具也。”“孔子乃一大法家也，儒者守其文之昧其意，法家袭其意而失其要，道家知而而略其文。”（《杨度日记》）杨度分析日本强盛的原因是“其千年之国王有如赘”，“国制世禄，寒门永无功名之望，故上下积忧，乘势以倾幕府，幕府既倾，国王既得而患失，处士静极而思动，势必相与振作以抑强藩，不必西制，亦必强矣”。而中国与日本大不相同，“不知中国正患朝廷之过于尊远”，“余在京师闻康长素方兴国会，欲告以中国非日本化，以其人心在名利，非真救世，故未与言，未几果败，至今无能知其故者，悲哉！”“西洋各国，倡为人人有自主之权之说，夫人人有权则文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兄不能使弟，夫不能使妇，朋友不相为，至于人人无自主之权矣。”（《杨度日记》）
杨度最终得出“德治”与“法治”实际是一回事的结论，君王为上，民意也不可为。
杨度是清末国会请愿的首倡者，他认为君主立宪的三步是制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和召开国会，其中国会事至为重要：
“惟专心竭力以求国会之早成而已。既有国会，斯不患无宪法；且必有国会，而后能有程度较高之宪法。何以故？必有国会而后国民有提议宪法、承认宪法之机关，始可以国民之意思加入于宪法范围之内，乃可望宪法程度之高也”（《金铁主义说》）。所以他坚持推行民选议会来辅佐君王。
这观点老师王闿运批评说：“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谤议丛生，知贤者不惧。然不必也，无故自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
在民国初各种派系、政党纷争的局面下，杨度看好袁世凯，袁虽不十全，但是乱世中的非常人，值得辅佐的，是能让自己推行帝王之术和满腹经纶的唯一人选，所以他不遗余力地推崇袁世凯。
杨度又是一位过于自信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他坚持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才是使中国走上强国富民的道路，他不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执拗地坚持着自己的理念，他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这和那些利禄之徒是有根本区别的。
他认为君主、民主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关键在“宪”而不在“主”。英国的君主优于法国的民主，美国的民主优于德国的君主，所以孰优孰劣，不能一概而论。他才有“度认公等所为，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的无限悲伤！

关于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是王冶秋1978年7月30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难忘的记忆》一文中批露出来的：说是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危时才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冶秋，“他（杨度）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这件事在七十年代以前只有几个人知道。（几个人？潘汉年已死，还有知情的人活着吗？文章中没有交代。）后来在在重新修订的《辞海》里，“杨度”名下的解就是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章一出，杨度瞬间成了英雄，成了无产阶级斗士。
我谈谈我的疑虑：纵观周恩来的一生，虽兢兢业业，也一生谨小慎微，他完全可以在建国之初时为杨度正名，那时的国家，是民主气氛最浓的新国家，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有宋庆龄（孙中山夫人）、李济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张澜（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黄炎培，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司法部部长史良、教育部部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等人。而周恩来则是当仁不让的政务院总理。这是为杨度正名的最好时期，还有是在1961年到1965年期间许多次的斟别平反中，也可以为杨度正名，为什么在那么好的时候都没有说，却在1975年四人帮炙手可热，批儒、批周公运动如火如荼，他自身难保的时候说了出来，不是盛传1976年11月15日下午，周恩来动手术室前让赵炜拿来笔纸，写下“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颖超代其签名字和日期（赵炜《西花厅岁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6）。他是深知政治斗争的残酷，再背一个为帝制余孽翻案的罪名吗？死后不单要进行全面的批判还会挫骨扬灰的。作为一身为谨慎的政治家，他清楚后果也不会最这样无谓的牺牲的。还有，杨度事的见证人仅那么一、二个，早死的早死，病危的病危，后来杨度的那些故事的来源于哪？该不都是億造的吧！
正如有人说杨度在“洪宪”破产后曾誓言“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问世事”，自号“虎禅师”开始学佛参禅，这也许正是古今文人名士的精神退路，“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赞杨度“顿根利器”，能觉今是而昨非，他的“顿悟”总令人将信将疑。同样他的入党也令人将信将疑。


《杨度集》，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
《杨度日记（1896—1900）》，北京市档案馆编，新华出版社。

第三辑

1、大师胡适

胡适（1891年12月—1962年2月），安徽绩溪上庄村人，在上海大东门外出生。原名胡嗣穈，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父胡传，母冯顺弟，父亲比母亲足足大了32岁，婚后两年生下胡适。胡适五岁开蒙，受过九年私塾教育，旧学基础深厚。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梁启超、严复思想的影响较大。
1893年2月，胡适随父母，从台南后迁台东。
1895年2月，中日战争爆发。8月，胡传病逝，胡适随母亲离台湾经上海回安徽绩溪，入家塾读书。在母亲的教育下过了九年，胡适回忆说：“如果我得的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1904年1月，胡适与江冬秀订婚。2月，随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学堂读书。喜读梁启超的《新民说》和邹容的《革命军》。
1905年，胡适进上海澄衷学堂，读严复译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书。
1906年夏—1907年，胡适考入中国公学读书。加入“竞业学会”，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小说、诗歌与文章。
1908年7月，胡适主编《竞业旬报》。9月转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1909年10月 中国公学解散，胡适失学失业。
1910年春，胡适到华童公学教国文，曾一度颓废放纵。
7月，胡适在许怡荪和其他亲友的资助下同二兄赴北京，参加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的考试，二哥为他用“胡适”名字报考，胡适的第一场古文考试，《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说》的策论，得了一百分。
考试共录取七十名，胡适第五十五名，与赵元任、竺可桢同学留美。从此“胡适”这个名字名满天下。
9月，胡适进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
胡适早年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他自传中谈《天演论》对自己的影响：
“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与血。”于是他正式改名为适，字适之。
1911年，
1月，胡适在《留美学生年报》上发表《非留学篇》一文，胡适认为：留学的目的是为了不留学；不能把留学当成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应学他人长处，补己之不足，为中国造新文明。文中谈到自己对国内高等教育的看法。
6月中旬，胡适参加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暑假集会，同几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加入基督教。7月，胡适被推举为赔款学生会中文书记。
1912年春，胡适转学美国康乃尔大学文理学院，因“对农科没兴趣。”胡适读书凭兴趣而为，常说：“教育方法首在鼓励儿童之兴趣，今乃摧残其兴趣，禁之罚之，不令发生，不可谓非千古之一大缪哉。”
转学造就了一代中国大师。
11月，胡适发起组织“政治研究会”。
12月，胡适代表康乃尔大学大同会，到费城参加世界大同总会，被选为宪法部干事。胡适脱离基督教，之后的好多年里他不断收集各种《圣经》的中文译本，“中国圣经学会”五十周年庆典时举办的“中文圣经版本展览会”上，胡适的收藏仅略少于该会本身的收藏。
1913年5月，胡适被推选为世界学生会会长。
1914年4月，胡适任康乃尔大学学生会哲学群学部部长。六月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九月任《学生英文月报》主笔之一。
11月，胡适对挚友韦莲司女士谈老子时，吟诵自己1908年的《秋柳》诗：“但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西风莫笑长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解释说诗是表达老子柔弱胜过刚强的哲理，老子主张“夫惟不争，故莫能与之争！”胡适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沫之能胜！”因此奉行不抵抗哲学。次年一月，胡适又告诉韦莲司，自己已经彻底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决定投身世界和平事业，成了较为极端的和平主义者。
胡适和韦莲司讨论无后主义，他结合中国古代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思想，认为培根的无后主义与中国的圣人老子、孔子一样都不依赖子孙传后，他说：“华盛顿无子，而美人尊为国父，则举国皆其子孙也。李白、杜甫、裴伦、邓耐生，其著作皆足传后。有后无后，何所损益乎？”
胡适笃信无后主义，他在2月24日给韦莲司的信中说：“生理上的后代是没有价值的。就如培根所说：一个没有后代的人才有最伟大的后代。……除了生理上动物性的功能外，人生应有一种更高尚的目标。”
1915年，
1月9日，胡适在康乃尔世界学生会十周年庆典上作“世界会之目的”的演说。时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消息传出，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昂，纷纷要求对日作战。胡适劝大家冷静，要从长远的未来考虑报国，当今的任务是认真读书。他在《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告留美同学书”阐明自己的观点。因此在留美学生中有“不抵抗主义的亲日分子”的恶名。
2月，学校的英文老师亚丹问胡适：中国有大学吗？
胡适无言以对，后在日记里写到：“吾他日能望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9月，胡适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从系主任杜威学习。在老师的影响下，胡适的思想又逐渐从“道义上的抵抗”转向国际仲裁主义。
1916年，胡适与国内的学者陈独秀、朱经农、梅光迪、任鸿、杨杏佛等讨论文化革命的问题，尝试着写白话诗。
胡适说在美国“我的思想受两个人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叫我不信任一切没有根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吧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
他把杜威的实验主义，即对一切知识都需要用根据来证明他的真理性的方法精髓溶入了一生的为人处事之中。
在后来的教书生涯中常说：“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一部小说同一部圣贤经传有同等的学问上的地位，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的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1917年，
1月，胡适在1月号的《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拉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序幕。后又相继发表白话诗《尝试集》、白话小说《一个问题》、白话戏剧《终身大事》等文章。
到1918年，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发表，白话运动得以迅猛发展。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文中说：白话文运动中“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胡适说鲁迅、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是古文学末期“最高的作品”。
胡适在费城演讲“美国如何能协助中国之发展”。
5月22日，胡适完成博士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通过哲学博士学位考试。
6月，胡适应蔡元培之聘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接替陈汉章讲中国哲学史。第一节课就让他的学生们目瞪口呆，几堂课后，顾颉刚对同学们说：
“他虽然没有伯弢（陈汉章）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
顾颉刚又请文学系的傅斯年来听课，傅斯年听课后说：
“这个人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
傅斯年、顾颉刚是北大学生中最具领导力、也是国学根基最深厚的学生。
胡适运用西方的逻辑知识来讲中国古代哲学的方法，启发了梁启超，他重新研究古哲学，很快就撰写了《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墨经校释》。
10月，胡适向教育部建议，将大学章程的分级制改为选科制，亲自拟定了具体的章程细节。教育部通过了他的提议。
12月，胡适任北大哲学研究所主任。
12月，胡适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完婚。江冬秀，大胡适一岁，小脚没有文化，母亲依家乡风俗为胡适定的亲。
胡适的爱情观和婚姻观有异于常人，婚后他为张慰慈扇面题字：
“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忍得住痛苦。”
他的诗：“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一个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文人，一个名动中外的大师，就在这极不相称的婚姻里，“借他人之酒，浇自己之块垒。”
难怪胡适一生喜为人牵红线，冰心、沈从文、徐志摩以及千家驹等等，他都以主婚人或证婚人的身份付出他独有的情感。
他也许是遵母命，也许是不忍离开结发妻子，也许是为儿子的成长，他一生压抑着自己的情感，在感情和婚姻道德的矛盾里厮守终生。
胡适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反对文言文，主张文学革命。提出文学的八个主张：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烂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话俗字。
胡适说我国文学有三大弊端：一是无病呻吟，二是模仿古人，三为言之无物。他要破这三种流弊，树起新文化理念。
他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说：以韵文言“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
“五四”时期，胡适发表新诗集《尝试集》。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不断发表其文化主张，大张旗鼓地煽动全国大小知识分子与芸芸众生，放弃古文改用白话文写作，为新文化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胡适的主张受到传统国学派的强烈反对，经学大师黄侃当着北大许多教授戏谑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自真心，如果真要推广，你的名字就不应该叫胡适之，应该叫‘往哪里出’才对。”
1918年，
6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提倡人个体的独立，批判旧的社会传统最大的罪恶，是扼杀人的个性。高呼：“须让个人有自由意志。”
7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贞操问题》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贞操问题，第一无道理的，便是替这个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风俗。”严厉批判女子守节、殉夫等传统恶习。8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节烈观》呼应。
8月，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我的儿子》诗：“儿子自己来了。……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偶然结果。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将来你长大了，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两个月后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批判“父为子纲”的传统孝道。在这些问题上两人相互欣赏又相互支持。
9月，胡适任北大英文学研究所主任。
10月，胡适担任北大评议员，这是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
11月，胡适到天津拜会梁启超。
1919年，
北大正式改用选科制和分系制。胡适向蔡元培提出仿效美国大学建制，实行各科教授会制度，建立民主治校的新体制等建议。
胡适支持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组织的团体“新潮社”，在他的操作下，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四百元的资助。胡适被聘为《新潮》杂志顾问。
2月，胡适离北大参加《新教育》编辑部工作；被选入国语统一筹备会。
5月，胡适在上海迎接美国老师杜威来华讲学。
胡适与蒋梦麟拜会孙中山，谈“知难行易”学。
6月，胡适接办《每周评论》。胡适和李大钊就“问题与主义”，爆发了论战。“五四”以后，李大钊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的胜利》等文章，宣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5月李大钊把新青年六卷五期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
胡适对此文不以为然，认为是“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
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婉转地批评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狗阿猫都能做的事，……。第二，着重外来进口的主义，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没有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作种种害人的事。”因此说这种社会革命能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35期撰文《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反驳，指出要解决问题必须谈主义，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先有马克思主义，然后才能一个个地解决其他社会问题。
胡适写《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批驳。
8月底，北洋政府查封《每周评论》，两人的论证就此终止。
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原因，他认为：
所有的主义和学理应用于研究，而不应当成绝对真理或终级教条；所有的主义和学理应看成是研究的资料，而不是顶礼膜拜的宗教信条；所有的主义和学理应是帮助人思想的工具，不能成为绝对真理来终止人的思考。主义变成抽象的名词后，就成了愚人的说教，骗人的口号。
10月，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一文，提议北大招收女旁听生，作正式招收女生的过渡，呼吁改革女子教育。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也。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良妻贤母以及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之人格。”回国后多次进行“女子问题”的演讲。
胡适参加教育部、北京大学举办的杜威六十岁寿辰庆典。
杜威在华期间，胡适全程陪同并担任翻译。
11月，胡适代理北大教务长。胡适和周作人、钱玄同、刘复等人就在大学里“采用西洋最通行的符号，斟酌中国文字的需要，变通一二种，加入一二种”，拟出“新式标点符号”，向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
胡适在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以“平等的眼光”研究中国先秦哲学，破除儒学“独尊”的地位。在《说儒》中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背负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之责，“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以仁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
胡适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
胡适认为“孔教不能适应时势需要”，“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
他批判儒家的“三纲五常”：“‘三纲五常’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胡适在讲荀子、韩非时说：“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科学哲学虽然都是应用的，但科学家与哲学家却须要能够超出眼前的速效小利，方才能够从根本上着力，打下高深学问的基础，预备将来更大更广的应用。”
这些朴实的话不正是显示自己的献身教育救国的坚强、热忱之心吗！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不到两个月就再版一次，四川熊克武写信给胡适说：“大著《中国上古哲学史》来川，购者争先，瞬息而罄。”不到三年时间里书再版七次。到1930年再版了十五次。此书风行海内，影响巨大，胡适个人的影响也随书扩展到全国。
蔡元培1924年在《五十年之中国哲学》一文中评论该书说：
“距今四年前，绩溪胡适把他在北京大学讲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刊布出来，算是第一部新的哲学史。胡氏以实验哲学的眼光，来叙述批评秦以前的哲学家，最注重的是各家的辩证法（即逻辑学），这正是从前读先秦哲学书者，所不注意的。而且他那全卷有系统的叙述，也是从没有的。”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称：这部书有“划时代意义”。
12月，胡适出任北大预算委员和聘任委员会委员、出版委员会委员长。
冬，胡适为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生李超写传记，胡适说：“我觉得替这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咧。”
胡适为李超短暂的生命和不幸的遭遇，一反往日的温和，强烈控诉“宗法社会”和“家长族长”的专横。
年内胡适著述：《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古哲学史前七章）（北大出版部1919年；此书未完）、译《短篇小说》第一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19年）。
1920年，
2月，教育部批准胡适等人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从此中国行文才开始使用标点符号。胡适参加新学制改革的起草、定稿工作。
4月，胡适在国语讲习所讲“国语文学史”。
5月，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脱离《新青年》。
7月，胡适、张慰慈、蒋梦麟、陶孟和、王徴、李大钊、高一涵七人在《争自由的宣言》上签名。《宣言》说：“……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历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
《宣言》要求：废除治安警察条例等法令，把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印刷出版发行、发表言论的自由还给人民；……。
《宣言》提出：“一、不得在宪法之外另立法律，限制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通讯的自由；二、确立《人身保护法》，使行政机关和警察机关不经法庭审判，不得擅自拘留或惩罚每一个公民；三、‘组织选举监督团’，杜绝选举中的舞弊现象。”
年底胡适请鲁迅兄弟删削他的《尝试集》（北大出版部1920年），鲁迅兄弟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意见都为胡适采纳。
1921年，
7月，胡适到上海，谢辞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职，荐王云五出任。下半年除在北大教学外，还在国语讲习所讲了八周“国语文学史”。
年中，胡适写出《红楼梦考证》一文，考证《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胡适的考证方法是“尽可能不用那些附会的法子，只跟据可靠的资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胡适得到许多学生的帮助，最得力的学生是俞平伯和顾颉刚。胡适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这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述传，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的化身，甄、贾两府就是曹家的影子。
胡适以确凿的史料作证据，列举了清康熙六次南巡，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四次接驾的事实。之后，胡适又相继写出《重印乾隆壬子红楼梦序》、《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等考证文章。
后来的红学家周策纵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一文，它不仅是红楼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而且也是中国文学研究划时代的作品。他说：“我刚大胆的说，直到今天，我们虽已发现了许多胡适不曾看到的版本，但整个评估起来，还没有一人超过胡适在《红楼梦》版本学方面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贡献。”这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为红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年内著《胡适文存》一集（北大出版部1921。1953、2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将《胡适文存》一至三集与 《胡适论学近著》合印为《胡适文存》出版。）
1922年，
2月，胡适被任中国教育改进社筹划全国教育经费委员会赔款部部员。
3月到天津南开大学讲学三周。
4月，胡适当选北大教务长、任英文学系主任。
5月，胡适主撰出版《努力周报》第一期。14日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宣言，与蔡元培、王宠惠等十六人联名签署后公开发表。
宣言提出建立“好政府”，以便向国内恶势力作战。好政府的标准是：一、充分运用政治机关为全社会谋福利；二、要充分容纳个人自由，爱护个性发展。由此可见，就必须有一个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
7月，胡适在济南讲“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
8月出席“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届年会。
9月，胡适主撰的《努力周报》之《增刊杂志》出版。
胡适出席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的学制会议并为宣言起草人之一。
10月，胡适到济南出席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1923年1月，胡适请假到杭州养病。任《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主任。
1924年，
6月，胡适筹备《现代评论》。
10月，胡适荐王国维为清华学校研究院院长。十月清华学校拟建立研究院，校长曹云祥欲请学问日进、地位和名声如日中天的胡适任院长，胡适坚辞，声明自己做不了院长，说：研究院“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曹云祥听取了胡适的意见，请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吴宓主持研究院的筹建，先后聘请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哈佛博士）、陈寅恪四大研究院导师。
胡适回国后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出版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对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评价极高。因此在《努力》杂志发表的《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一文中，把王国维和章太炎、罗振玉等并列。后受王国维启发写了《戴东原（戴震）的哲学》等文章。
胡适向清华推荐王国维，他要说服永远留着辫子、穿长袍马褂、固执的前朝遗老就职，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专程到天津搬出清逊帝溥仪和英人庄士敦。也难怪陈寅恪称赞到：“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
11月，胡适致书王正廷抗议冯玉祥驱逐清废帝溥仪出紫禁城，说：
“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光彩的事。”
12月，胡适主办《现代评论》第一期。
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文存二集》。
1925年，
1月，胡适任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书记。
3月，胡适被段祺瑞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委员。
5月，胡适任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兼财政委员会委员、索引委员会书记。
1926年，
2至7月，胡适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工作，访问上海、汉口、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
7月下旬至12月中旬，胡适到英国参加“中英庚款”会议。
12月胡适末到美国。
1927年，
1至4月，胡适在美国纽约、费城等地游历演讲。
1月24日，胡适到日本横滨，游历京都、奈良、大阪等处。
5月底，胡适回上海，与徐志摩创办新月书店。
6月，胡适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为帮助蒋梦麟重整北京大学，胡适、傅斯年等人从中基会里筹款一百万元，让蒋校长能大展拳脚。
7至12月，胡适在上海写作与讲学，出任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新月书店董事长及编辑委员会委员。
胡适著《戴东原的哲学》（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词选》（商务印书馆）。
1928年，
2月，胡适受聘上海东吴大学、光华大学，讲授哲学。
3月，胡适受聘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上任后即对学校进行了整顿，使学生从三百人猛增到一千三百余人；学生中的佼佼者有罗尔纲、吴健雄等人。
5月，胡适出席南京全国教育会议。
胡适著《白话文学史》上卷（上海新月书店）、《卢山游记》（新月书店）。
1929年，
1月，胡适出席杭州中华教育基金第三次常委会，辞去董事职。
3月，国民党下令全国奉行孙中山遗教，欲将全国的思想神圣化、绝对化、法律化，在全国开始“训政”，达到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政治目的。
胡适认为：这个命令既没有明确规定人权和自由的具体内容，又没有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因此它根本没有尊重人权的意思。
4月下旬，胡适在《新月》上发表《知难，行一不易》、《人权与约法》的文章，批评“中国社会缺乏人权、缺乏法治”。
他举例安徽大学刘文典因顶撞蒋介石被拘禁的事说：人民“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这就是人治。“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制定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至少也应当制定一部训政时期的约法，以保障人权，实行法治。”
梁实秋、罗隆基紧随其后在《新月》上发表文章声援胡适。
引发国民党各级组织的不满，他们在各大报刊上要求中央制裁胡适。
9月21日，国民党中央训练部致函国民政府，请政府饬令教育部对胡适发出严正警告。胡适对警告一笑置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宪法》一文，文中说：“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可信任的。”“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谈们不的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文章最后说“没有宪法或约法，就只能是专制。”
接着发表《知难行亦不易》，批评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指出这个学说“可以作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护身符。”
三篇文章的相继发表，国民党上海党部以“侮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罪要法办胡适，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离开上海。
6月，胡适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第五次年会上，复选为董事。
9月，胡适参观“西湖博览会”。
与梁实秋等合著《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
1930年，
4月10日，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写到：
“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7月，胡适出席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第六次年会，被聘为编译委员会委员长。
11月，胡适离上海迁居北京，回北大任职。校长蒋梦麟因经费短缺拒不到任，胡适和傅斯年设法争取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请来钱穆、汤用彤、梁秋实、闻一多等国内著名学者来校任教。
这年，二十九岁的罗尔纲从中国公学毕业后到胡适家里做家庭教师。
后来罗尔纲把在胡适家的经历，写成《师门五年记》一书，每当回忆老师时，他说：“适之师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让它发生变态的心理，……叫我一想起就感激得流起热泪来。”1945年罗尔纲在《师门辱教记》自序中说写此书的动因是：“我想起适之师以‘不苟且’三个字教我，使我终身感戴，受用不尽！我觉得我这一段故事，或许可以使青年人领会到一位当代大师那一条教人不苟且的教训，去做治学任事的信条吧。”
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文存》三集、《胡适文选》、《神会和尚遗集》校编；吴淞中国公学出版《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前九章（此本未续完）。
1931年 ，
1月，胡适出席上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五次常会；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时中国公学学生吴晗找胡适请求转入北大二年级，胡适说：入学考试是国家录取人才的大典，不得徇私。吴晗考试数学得零分，不能入北大。吴含又考清华，清华不考数学，才被录取。胡适取八十元让罗尔纲送吴晗作学膳费用，同时写信向清华负责人翁文灏、张子高推荐吴晗：“有一个吴春含，……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贫寒，……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惜人才如此！
3月，清华大学因校长人选，派三位学生找蒋介石请求委派胡适当校长，蒋介石说：“政府非不欲容纳学生意见，但先征周贻春未得同意，胡适系反党，不能派。”胡适闻之笑笑说：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
4月，胡适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六次执行财政联席会议。
11月，胡适写信给宋子文，请依据日本提出的五项原则与日本交涉东三省的善后问题。胡适任太平洋学会在华会议主席。
北大出版部出版《中国文学史选例》卷一、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淮南王书》。
1932年，
1月，胡适出席上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六次常会。
5月，胡适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合办的《独立评论》出版。
7月，胡适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八次年会。
夏，北大法学系毕业的千家驹通过吴晗请胡适介绍工作，胡适看了千家驹的文章后，介绍他到“中基会”下的一个社会调查所。所长陶孟和认为千家驹曾是北大学生会的头、有名的捣乱分子，还可能是共产党，不想接受。胡适说：“捣乱和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一个研究机关怕什么捣乱。”陶孟和便收下了他。1934年，胡适介绍千家驹到北大经济系任讲师。1936年，千家驹结婚请胡适当证婚人，典礼上胡适风趣地说：“千先生是北大有名的捣乱头儿，但看今天的婚礼却一点革命气息都没有，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要变成杨家驹了。”
11月下旬，胡适应武大校长王世杰邀请到武汉。
12月胡适在武汉大学讲学。
2日，蒋介石约见胡适，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来。……席上他请我注意研究两个问题：（1）中国教育制度如何改革？（2）学风应该如何整顿？我很不客气的对他说：教育制度并不坏，……。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划之可能，……此皆教育崩坏之真因，与制度无关。学风也是如此。校长不得人，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学风之坏不能归罪学生。”
胡适和蒋介石第二次见面送他一册《淮南王书》，说：“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道家兼收并蓄，但其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他是想影响蒋介石实行无为而治。
是年德国普鲁士科学院选胡适为通讯委员。
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说：
“建国固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一定要靠独裁专制。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绝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的专制。”在另一篇文章里甚至提出：“把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有他们去实验搞共产主义，如证明切实可行，其他各省可以仿效”的主张。
这些言论让蒋介石大伤脑筋。
北大出版部出版胡适著的《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十二讲）》。
1933年，
1月，胡适出席上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七次年会。
3月3日，胡适与丁文江、翁文灏致电蒋介石，要求他率军北上：“热河危急，绝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挽教，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13日，胡适赴保定见蒋介石。19日，胡适找何应钦、于学忠，策动中日停战谈判。
6月18日，胡适从上海起程赴美国。
7月，胡适在芝加哥演讲“中国文化的趋势”。月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九次年会聘他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
8至9月，胡适出席加拿大太平洋学会第五次大会，在加沙大学演讲。
10月初回国。
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四十自述（第一册）》、译《短篇小说》第二集。
1934年，
2月，胡适出席南京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董事年会。
4月，胡适寄信蒋介石劝他“明定自己的职责，不得越权侵官，用全力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
5月，胡适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第十次董事年会。
胡适为1933年5月，长城抗战中牺牲的傅作义部三百余人写碑文：
“中国健儿用他们的血，洗去了城下之盟的一部分耻辱……用他们的血染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
他在六月一日的日记中写下：“听努生说天津日本兵队的暴行，气得不得了，这种国家是不能存在天地间的。”
1935年，
1月，胡适接受香港大学法学名誉博士。在南宁、桂林等地演讲、游览。
4月，胡适参加上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十一次董事年会。
8月，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改革政制的大路》的文章，告诫蒋介石：“蒋先生应当认清他的‘官守’，明定他的权限，不可用最高长官的命令来干预他的‘官守’以外的政事。”
9月，胡适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
10月，胡适出席上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常会。
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南游杂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
1936年，
7月，胡适赴美国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
8月，胡适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演讲；11月初回国。
12月，胡适闻知西安事变，异常震惊，他严厉地谴责张学良：
“这祸真闯得不小，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同时又说从这事变中看到“独裁不可恃。”
1937年，
4月，胡适到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谈话会，会上胡适发表四点有关国防教育的意见：一、国防教育是常态教育；二、如果真需要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国家高于一切”；三、允许同等学历者报考；四、政府官员和党的势力不得干涉教育，以保证教育的独立。
在对日宣战的问题上，胡适主张不放弃争取和平的外交努力。
7月，卢沟桥事变后，举国群情激奋，胡适还在一片抗日的怒吼中，力主对日讲和。胡适辞去北大职务离开北京。
8月，蒋介石在中央召开的关于抗日问题的大会上，讥讽胡适与日讲和的主张。程潜也在会上指责胡适是汉奸，建言要逮捕胡适。
胡适仍被选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政员。自庐山谈话会后，胡适的立场转向抗日救国。
9至，胡适受蒋介石委派，以“非正式外交使节”的身份出使欧、美。
10月，胡适在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发表“处在危机中的中国对美国的期望”的演说，胡适批评美国的中立主义，十三分钟的讲话稿，播出后反响极大，许多人称胡适演讲“非常精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影响非同凡响。”胡适巡回演说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士等国，向各国人民介绍中国的抗战，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呼吁各国支持中国的抗战。
1938年，
1至7月，胡适仍在美国、加拿大各地演讲。
8月，胡适转去法国、瑞士等地演讲；其演讲内容依旧是呼吁支持中国。胡适行程一万一千里，影响是巨大的。他使欧美各国都知道了中国。
9月17日，胡适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美全权大使，他在日记里写到：
“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10月，胡适从欧洲抵华盛顿就职。经胡适的多方努力，为国民政府赢得美国首笔二千五百万美元贷款。不久又获得其他国家的五千万美元贷款。
1939年，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著《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1939）。

1940年3月，胡适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
1941年，
1月，胡适应邀参加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连任就职典礼。胡适与罗斯福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学，在一次宴会上，主办方将胡适的座位安排在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的中间，美报人评论说：“近代各国派驻美国大使得到美国朝野敬重的大概只有英国的布莱斯勋爵和胡适博士。”
12月，胡适因劳累过度并发心脏病，在国内的妻子江冬秀连发电报说，要替他去找蒋介石辞职，胡适回信说：“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孙都得做奴隶。”
1942年9月，国民政府在征得胡适的同意后，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胡适在美国的工作，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五十年回忆录》里说：胡适“很会和美国人打交道，这是他成为中国联系美国公众的一位告急人物。”卸职后的胡适移居纽约，潜心从事学术研究。
1943年1月，胡适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1944年9月，胡适应哈佛大学聘请前往讲学。
1945年4月，
胡适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
7月，胡适致电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表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争取民主、消除内战、实现多党政治的愿望。
秋，胡适为齐白石编年谱，齐白石《自状略》中具名“时年八十岁”（即1861年），胡适进行了仔细的考证，得到齐白石的同乡、好友黎锦熙的帮助，终于考证出齐白石是出生于1863年。原来是齐白石在长沙算命，算命先生说齐七十五岁大限将至，齐白石便在七十五岁那年把年龄改成七十七岁，跳过了七十五。
11月胡适出席伦敦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参与制订宪章。
1946年，
 7月底，胡适回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一个月里胡适召开了十六次会议，研究北大的建制问题，北大在保留文、理、法三个学院的基础上，增开医、农、工三个学院，变成一个完整的大学。
开学典礼上，胡适说：“……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我希望学校里没有党派，即使有，也如同有各种不同的宗教思想一样，大家有信仰自由，但切不可毁了学校，不要毁了这个再过多少年不容易重建的学术机关。”
胡适出席南京国民政府年底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会上被推举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委员，整理颁行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胡适满心欢喜，他说：“一个政党抓住政权二十多年了，现在自己宣布取消一党专政，……世界‘政党’有绝不同的两类，一是英、美、西欧的政党，一是三十年来苏俄、德、意的少数专制统治大多数的党。国民党自一九二四年以来的组织是学后者的。但孙中山究竟是受英、美政制影响最深的人，所以他虽然采用苏俄党制，终不肯承认一党专制是最后境界。”他天真的以为宪法的问世，是可以稳定一个国家的整体，“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
1947年春，
胡适向政府建议以北大物理系为基础，集中全国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者，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发展国防工业。
蒋介石改组政府，委托傅斯年、王世杰劝说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长。傅斯年认为“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而已，反劝胡适不要参加政府。二月，胡适信告王世杰：“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考试院长绝不敢就，国府委员也绝不必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我不愿意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坚决“不入政府，则更能为政府助力”。
8月，胡适在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十年高等教育发展计划”。
9月，胡适公开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以求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却因政治局势的变化，他的计划付诸流水了！
12月胡适主编《申报•文史》周刊。
年底，蒋介石再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也遭婉拒。
1948年，
1月，胡适写信给李宗仁，对他竞选副总统的决定表示敬佩。
3月29日，蒋介石派王世杰转话：“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参加总统竞选。胡适说：“我实无此勇气。”胡适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组院士。
4月，胡适出任“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
9月下旬，蒋介石宴请胡适，席间蒋大谈币制改革的成功，胡适却说：这是“新政策崩溃的一个大原因。”
胡适被选为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电台发表专门请胡适留下的播词，劝他莫随蒋介石去台湾，留下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平静的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随之乘蒋介石专机离开北平。
10月底，胡适直接向蒋介石提出十条意见，其中有：“必须认错，必须虚心”；“‘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等等。
11月，胡适在台北发行出版《自由中国》创刊号。
胡适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文中说：
“基本权利是自由，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精髓。”还说自由主义包括“和平改革”，一是和平转移政权；二是立法，一步步改革、一步步进步。要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是和平改革的唯一基础。
12月中，胡适飞抵南京，在蒋介石官邸度过五十八岁的生日。有人劝胡适“替政府再做些外援的工作。”胡适听了很不高兴的说：
“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
年内胡适致力《水经注》的考证，北大出版部出版《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台北自由中国社出版《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六艺书局出版《胡适的时论》一集、商务印书馆出版黎锦熙、邓广铭的《齐白石年谱》。
1949年1月至3月，胡适奔走于南京和台湾间。4月，旅居美国。
1950年，
 3月初，胡适出席华盛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被推为干事长。
5月被普林斯敦大学聘为为期两年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9月到任。
9月22日，向往新中国自愿留在大陆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在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
“胡适自绝于人民，从今日起与之彻底脱离父子关系。”
胡思杜死于195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右运动，自1949年后胡适就再也没见到过那背叛自已的儿子，也没得到过他的任何消息，在晚年的遗嘱里还给胡思杜留了一份遗产。
1951年，
5月31日，胡适向蒋介石进言：倘使“国民党自由分化，分化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才能形成台湾多党民主政治的新局面。他劝蒋介石“先辞去国民党总裁”，依照宪法中的有关条例再去竞选总统。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胡适与罗尔纲合校编的《台湾纪录两种》（即其父胡铁花遗著《台湾日记》、《台湾禀启存稿》。）
《自由中国》半月刊登出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遭到军事当局的干预，胡适在美国公开宣布辞去该刊发行人头衔，以示抗议。
中国大陆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批判胡适运动。他留在大陆的同事和学生几乎全部都对他口诛笔伐，纷纷声明自己与胡适没有任何关系。
1952年2月，
胡适被联合国文教组织聘为“世界人类科学文化编辑委员会”委员。
11月19日，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
几天后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茶话会上发言中强调：
“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
他号召“单单在宪法上有保障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不够的，我们还需努力争取。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言论自由，纵使宪法赋予我们这种权利，我们也是不一定会得到的。”
他希望“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利用一切机会争取言论自由，是胡适最大的特点。
12月，胡适在立法院欢迎会上呼吁：“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建立合法的批评政府，合法的反对政府，合法的制裁政府”的机制。他公开、直接地向蒋介石呼吁，实行多党民主政体，呼吁自由、法制，反对独裁专制。
1953年，
1月16日，蒋介石为胡适饯行，席间胡适尖锐地批评台湾没有言论自由。他当天在日记里写下：“我说，台湾今日始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岛内无一人敢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敢批评蒋总统。所谓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止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
17日胡适经日本返回美国。
1954年，
2月18日，胡适回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任“临时主席”，向蒋介石递送总统当选证书。
在台湾期间他重申“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的愿望。
4月，胡适离台赴美；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5年，胡适在美国各地讲学。
秋，胡适发布“中国现阶段下不需要任何政党的组织”、“政党的存在，政党的作风，甚至政党的观念，都是和自由主义相抵触的”等一系列言论。
1956年10月，
胡适撰文《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文中说：“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
文章的最后奉劝蒋介石“按宪法实践没有行政权的总统制。”
胡适的言行终于让当局忍无可忍了，台湾由蒋经国主持，掀起了在各领域、全面的批判胡适“毒素思想”的大规模运动。
蒋经国气氛地说：“真想派架飞机将胡适空投大陆，让中共把他批臭。”
一时呈现出海峡两岸共批胡适的奇观。
1957年9月，胡适代表中华民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大陆大鸣大放运动中，北京政府派人对身在美国的胡适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先生的思想。”
胡适听后大笑说：“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11月，胡适同意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1958年，
4月，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回到台北定居。
在院长就职仪式上，蒋介石总统表扬胡适没留在大陆的行为，体现了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胡适反驳说：
“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被共产党清算，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为道德。他们清算我，是我在大陆上，在中国青年的思想上、脑筋里留下了许多毒素。……”他还说：“共产党要清算胡适，便是胡适在几十年来提倡科学方法”，这个科学方法的要点是“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
刚下飞机，有记者问胡适有关组建反对党的事，胡适答：对政治不感兴趣和不了解情况，宣称研究院“应该走学术的路。”。
胡适呼吁以全台湾的社会力量来建立一个独立的学术环境，重申他早在北大时就提出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的四点措施。
再向政府递交《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要草案》。
9月，胡适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二十九次年会”。
1959年，
2月，胡适出任台湾“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
台湾行政院批准胡适的草案，颁布《国家长期发展科学纲领》。
3月，胡适把在1948年写的《容忍与自由》发表在《自由中国》上，文中提到他在会见康奈尔大学老师布尔时老师说的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认为：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自由需相互容忍，不管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都不是容忍，都是摧残自由。
7月，胡适出席夏威夷大学第三次东西方哲学会议，接受夏威夷大学人文博士学位。
9月，胡适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次年会。
11月，胡适主持“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和第三届评议会第六次会议。15日胡适向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转达自己的意见：
第一，在明年的国民大会上，宪法将受到真正的考验；第二，为国家的前途，希望蒋总统为大家树立一个合法而和平地转移政权的风范；第三，盼望蒋总统能公开表示不担任下届总统；第四，所谓‘劝进’，是对党和老百姓的一种侮辱。
1960年，
7月，胡适赴西雅图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
9月，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罪逮捕《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雷震因联络其他政党推行“选举改进”），胡适在国外电告陈诚：
“政府此举不甚明智”，一，国内外舆论一定会认为“政府畏惧并摧残反对党运动”；二，政府必将承当摧毁言论自由的恶名；……。
胡适要求政府通过司法程序，不应用军事法庭。
下旬，胡适对外国记者盛赞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做出的牺牲精神，实在可佩可嘉，对得起自己、朋友，也对得起国家。”
11月18日，胡适回台湾后见蒋介石，谈起雷震时说自己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后知台湾军事法庭判雷震十年徒刑的结论，胡适甚为震惊，连呼：“大失望，大失望！”
12月17日，胡适虚年七十，蒋介石写了个大大的寿字，在官邸摆下寿宴贺其生诞日。
南港中央研究院出版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台北自印本出版胡适编撰的《乾隆甲戌重评石头记（影印）》。
1961年，
2月10日，胡适日记中写道：
“这里下面引的（指《徵信新闻》）六言诗，也有好几个错字。那是一九三八年作的。……我有一张照片，（陈）光甫说，‘你在照片上写几个字纪念吧！’我就写了这四句诗。一直到了一九四七年在南京选举总统那年，陈孝威要我写字，我因为这首诗只有二十四个字，就写了给他。……当时共产党把这首诗作为过河卒子‘胡适卖身给蒋介石’的话，大大地攻击我。这首诗变成我最出名的诗了。”
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
1962年，
2月24日，胡适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在会上说：
“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我挨了四十年骂，从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争国家的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的起来的！”
这最后的演说，竟是胡适的绝唱！
下午在“欢迎新院士酒会”上，胡适对从美国来台的吴健雄夫妇说：
“我常对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这一件事，我认为平生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酒会上他过于兴奋，酒和过多的话语，使年过七十的老人，心脏病猝发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胡适一生共得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
胡适留下的主要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尝试集》（1920）、《胡适文存》（1921）、《胡适文存二集》（1924）、《胡适文存三集》（1930）、《戴东赢的哲学》（1927）、《白话文学史》（1928）、《胡适文选》（1930）、《胡适论学近著》（1935）、《四十自述》（1933）、《藏晖室札记》（1939）、《胡适日记》（1933）、《齐白石年谱》(与黎锦熙、邓广铭合编，1949)，《先秦名学史》（1922）等。从1919年起，翻译了都德、莫伯桑、契柯夫等人的短篇小说（先后编辑为两集《短篇小说》出版），拜仑诗《哀希腊》、易卜生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

1962年3月2日，国民党中央成立以副总统陈诚为首一百零三人的胡适治丧委员会，成员除蒋介石外党政军、学术界的全部首脑人物。
台北的“北大同学会”挽联：
“生为学术，死为学术，自古大儒能有几？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至今国士已无双。”
蒋介石挽联：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中正敬挽”
三月一日，台北胡适公祭典礼，瞻仰遗容的人一天里来了三万多；下午出殡，十里长途中，三十多万人自发恭送胡适。
“由灵车起步处迤逦到松江路口，几乎道旁每一寸土地都是凭悼胡博士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贵贱贫富，大家的表情都是一样的沉重哀痛。”台湾《联合报》记者姚凤磐在《哀乐声里灵车过》一文中的描述。
于右任书写墓碑：“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之墓”。
胡适墓碑上的题文：“这是胡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胡适轶事：
一、胡适和章士钊两人都以文章立世，胡适小章士钊十岁，在美国时曾翻译法国都德的作品邮寄给《甲寅杂志》，章士钊刊登并亲笔回信。胡适后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鼓吹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向文言文宣战。那时章士钊著文批判白话文和新文学，在酒后饭余闲聊时都在攻击白话文，矛头当然直指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但终不影响胡、章的友谊。
数年后，两人在北京相遇，合影并各题诗附后。
章诗：“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诗：“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他们“不攻即不驳”，“相亲不相鄙”，是为文人之楷模。
二、胡适与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1936年11月为出版鲁迅全集奔走的许广平等人，希望商务印书馆出版，许寿裳托马裕藻（马幼渔）找胡适。胡适很干脆的答应愿意帮忙。1937年3月30日许寿裳写信给许广平：
“与商务馆商印全集事，马幼渔兄已与胡适之面洽，胡适表示愿意帮忙。惟问及其中有无版权曾经售出事，马一时不便作肯定语，裳告马决无此事，想马已转告胡矣。商务回音，俟后再告。”5月3日致信许广平建议：“昨与幼渔兄谈及，渠谓大先生与胡适并无恶感，胡此番表示极愿帮忙，似可请其为委员，未知弟意以为如何？希示及。”许广平请许寿裳先征询胡适意见。
5月17日许寿裳复信许广平：“胡适之为委员事已得其同意。拟请弟直接致胡一函（其地址为北平后门内米粮库四号），说明得马幼渔、许季茀信，知先生已允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表示谢意，并请其鼎力帮忙，全集事与商务馆接洽事经过如何？亦可提到。”
5月21日许广平致信胡适说：“昨奉马幼渔、许季茀两先生函，知先生已允为‘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将来会务进行，得先生领导指引，俾收良效，盍胜感幸。”“环顾国内，以绍介全国文化最早，能力最大的商务印书馆，最为适当。闻马、许两先生，曾请先生鼎力设法，已蒙先生慨予俯允，如能有成，受赐者当非一人”，最后请求：“伏乞便中草下数行，示以商务接洽情况，以慰翘盼，无任感荷之至！”
6月7日许寿裳寄函许广平，附胡适写给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的信。许寿裳信中说：“胡适之来绍介函，特奉上，请阅毕转至王云五，或先送蔡（元培）先生，请其亦作一函介绍。双管齐下，较为有力，未知尊意如何？胡君并允直接另致云五一信，日内即可寄出。”
三天后，许广平拜会王云五，许广平备忘录：“六月九日收到许先生信，附适之先生致王云五函”。许广平把洽谈情况函告胡适：“六月九日奉到马、许两位先生转来先生亲笔致王云五先生函，尝于十一日到商务印书馆拜谒，王先生捧诵尊函后，即表示极愿尽力……得先生鼎力促成，将使全集能得早日呈现于读者之前，嘉惠士林，裨益文化，真所谓功德无量。惟先生实利赖之。岂徒私人歌颂铭佩而已。”
三、胡适与陶行知同岁、同乡、同学，同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1935年4月7日《独立评论》载胡适新诗《飞行小赞》：
“看尽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守百千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
诗发表后陈子展说：“像《飞行小赞》那样的诗，似乎可说是一条新路。”又说：“新路是只接受了旧诗词的影响，或者说从诗词蜕化出来，好像蚕已经变成了蛾。即如《飞行小赞》一诗，它的音节好像辛稼轩的一阙小令，却又不像有意模仿出来的”。
陶行知写《另一看法》反讥：“流尽工农汗，还流泪不息。天上不须半日，地上千万滴！辛辛苦苦造飞机，无法上天嬉。让你看山看水，这事倒稀奇。”有人说：“把末尾句改为‘让你看山看水，还要吹牛皮’”。陶行知高兴地说：“这一改，把胡诗人描写得格外活跃。”后来陶行知坐了飞机，再写《飞行有感》讥讽胡适说：“我也‘凌云无碍’，看了一个大概。一块块的田地是谁种？一座座的屋子是谁盖？除了山和水，问是谁造的世界？”
当时上海某报刊登《两个安徽佬》文说了此事。1962年2月，台湾文坛旧话重提，《民族晚报》登《老乡诗战》的文章。胡适看了此文，平静地笑着对儿子胡颂平说：“你看陶知行的诗，可见他这个人一点幽默都没有。”

1954年，大陆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后，乘势开展批判胡适的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胡适成了“实用主义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是威胁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中共中央成立专门的领导班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具体领导下，出版《胡适思想批判》八辑约二百万字，其他出版社发行批判胡适专著三十本，总计达三百万多字。
胡适耐心、认真地读完了大陆出版的全部批判文章，针对这种由最高权力者策划领导的“批判”，胡适看成是自己学术思想和人生信仰的成功，他对人说：“这些谩骂的文字，也同时使我感到愉快和兴奋，因为……我个人四十年来的努力，……毕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这种毒素对于马克思主义好比瘟疫，还发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
1958年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时，蒋介石上台讲话：
“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我觉得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民主加科学加伦理，才能有一个平衡发展。”
胡适却上台把蒋介石的话痛批了一顿：“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民主，提高知识改善生活需要科学，至于伦理，是随时代而变动的，决不可能跟民主科学相提并论。”

胡适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高呼着自由而生，高呼着自由而安详的溘然长逝。台湾胡适纪念馆主任黄克武说：“胡适一生都在矛盾之中，他个性非常和缓，从来不主张激烈的变革，而主张渐进式地改革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激烈地尝试全盘推翻中国传统。他一生都在这样的拉扯中，渐进和激进。”胡适的一生，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祭文里说的最为贴切：
“你在几十年的论战中，也只有一种不改不移的观念。你最敬重中国古代的圣人，但你最不爱浮夸遥远的光荣。你也最看重中国近代的革命与进步，但你又最深知我们民族累积的弱点。……你要国人践孔子”知耻近乎勇“的铬盐，你是和首创民国的中山先生一样，要唤起这个知识、道德‘都睡了觉’的民族。……”
胡适学识渊博，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他创造了许多的第一：他第一个提倡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出了天下第一本白话文诗集《尝试集》；第一个治中国哲学史，写成《哲学史大纲》；第一个创作百花散文、戏剧，写出中国第一部白话散文戏剧《终身大事》；第一个把小说作学术研究对象，对明清小说进行了考证和研究。开“红学”之先；他第一个对历史上的王昭君，从爱国和民族和睦的立场来描述。他早期写了《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他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两个领域里都首开一代新风，且考证又是那麽的一丝不苟，其业绩和功勋光照千秋！
可贵的是胡适恪守“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的原则；坚持“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作书不可学时髦”的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治学精神；一代大师之学问人品实为万代之楷模。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胡适虽名动天下，他却交友广泛，无论是学者还是市井平民，他都是坦诚相待。1959年后胡适与在台北卖烧饼的江苏人袁瓞的真挚友谊已传为千古佳话。胡适一生与数千人有来往，难怪傅斯年说的“我的朋友胡适之”会盛传于当世，成为人群社会中的一句时髦而光彩的话。
胡适以领导“新文化”见称于世，他严守母命与妻子江冬秀不离不弃，故而有“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的民国之佳话。
他倡导男女平等的先驱，以笑话的形式将女子“三从四德”中的四德改为：“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体现了胡适作为“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具体事例。
我认为，胡适一生，无论是在政治上、学术上、还是在自己的感情上，他都是理性处之，不极端、不激烈、求证据、说道理，而且从不越雷池一步；他同时也是无欲无求，无怨无恨。这也许就是他常说的：自己“信心太小了，不敢……”的缘故，其为人的低调、大度、豁达也许在他那个年代里的大师群里胡适当时首屈一指得了。
胡适始终是以“士以天下为己任”，他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先导和启蒙者，是“脊梁”，是“良心”。
胡适对所有中国人的影响，正像西方哲人康德的说的话：“你可以不同意他，但是你绕不开他”。

部分参考书：
《胡适研究丛录》 《李敖大全集—胡适研究》
《走上政坛的文化大师：胡适等人的政界交往和婚姻》
《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
《胡适—我的朋友胡适之》，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
《我与胡适先生》，漓江出版社2005年6月。
《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
《几度飘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